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精选8篇）

篇1：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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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摘 要】当下，除较大规模的企业或较为成熟的大企业外，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同样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有着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但是，受我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下，现有的许多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本文将主要围绕现有的法律制度的缺失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衍生出的企业信用缺失现象展开讨论。

【关键词】法律制度；信用缺失；有效措施

许多国内外的经济法律制度学家普遍认为，经济法律制度变迁发生的实质上是打破旧的经济法律制度，从而建立新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经济法律制的过程。进一步顺应经济法律制度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新制度需求的产生。受我国特有的国情和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限制，我国部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输在了起跑线上，发展培育起步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晚，很多与中小企业发展有关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建立，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分散，并且缺乏较强的操作性，发展非常不完善。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也导致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现象极为普遍。这就需要在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推出行之有效的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快立法，加快建立健全适合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的步伐，积极引导和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在经济轨道上的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的手段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目前较为普遍、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我国中小企业现有的法律制度的现状

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区分是相对大型企业而言的。开始于2003年，我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所称的中小企业，我国正式出台的与之有关的企业立法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调整企业关系的立法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从2000年到2009年间，我国政府先后共颁布了400多个单行法律法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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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2000年颁布了《供于鼓励和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主要为了激励社会和民间进行投资，充分发挥政府对风脸投资的导向作用；2004年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法》，主要是为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证；2005年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主要是为风险投资企业政策提供扶持的方式；2009年颁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针对发行条件、发行程序、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拟创业板上市业的作出了相关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表面上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调整的对象，但同时均适用于中小企业。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现有的企业制度已经无法与企业发展的进程相互适应，随之出现了许多不适应之处，此时，也就需要把一些不合适、不利于发展的的法律法规及时的进行淘汰更换，及时作出整改，完善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法律法规。从根本上来说，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是法律制度大环境，主要包括社会宏观制度大环境和企业内部的微观制度环境。21世纪的竞争既不再是技术上的竞争，也不再是人才的竞争，准确的说应该是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有利竞争。因为法律制度环境的短缺对我国企业来说将是一块无法回避的短板，同时是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也无法像其他问题那样，通过其他方式作出弥补。

二、法律制度的缺失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

伴随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向前迈进，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表现最明显，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为此，本文除重点分析造成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的原因外，还将阐述信用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危害，在此基础上，从而进一步提出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现象较突出

“诚信”一词既起源于古文，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新的话题出现。从古至今，我国商界就一直将“诚信”视作为人与人之间经济交流的首要基本条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当下，对于重新强调诚信尤其是企业的诚信，主要是由于“诚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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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因我国市场经济尚处在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阶段，依然存在很多法律经济制度不完善的部分，之所以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成为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和中小企业自身缺少一种强有力的抵抗风险的能力。分析我国中小企业造成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目前，在中国现存的经济活动中，中小企业的信用缺失现象极其普遍且非常严重。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逐一表现在商业、生产、营销、金融和财务等其他的方面。导致企业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分为内外两方面，外因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政府法律制度规定上的因素导致；内因则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造成。纵观全局，若要针对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进行治理，则应该从整体和部分两方面开始进行整改。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特别是融资信用的缺失和会计信息的信用缺失已经给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也进一步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蕴藏了潜在的危机。

2.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所引发的诚信危机。我国中小企业日益对商业往来中的诚信原则加以重视，目前，市场经济主要分为分部分：法制、诚信和信用经济，健全的的诚信制度是市场经济保持稳步运行的保障，是企业间达成商业交往的首要因素。在现实的企业经营活动中，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尚未设置一系列完备的诚信机制，尤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面上，存在严重的诚信缺失的现象，由于企业间信用的缺失的已经突显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对各中小企业的经营已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同时也扰乱了市场正常运转的经济秩序，中小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面对这个严峻的挑战。究其诚信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有关诚信制度的立法和有关的法律制度关于信用缺失行为方面的监管，尚存在很多法律制度的漏洞，而且我国的法律制度一向对惩治方面不强调严厉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旧体制并未对中小企业的产权做出清晰而明确的定义，同时，各中小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的建设方面也较为滞后。正因如此，一些不公正、不平等的不良竞争的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我国一向推崇的企业的诚信原则。此外，由于我国当前的企业法律制度缺少一套统一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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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此类现象发生的最终结果，则会直接加剧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诚信危机。在此基础上，由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对诚信原则形成一份正确、充分的认识，若要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和竞争行为，仅仅只能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自律意识来规范。诚信危机已经在我国当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中蔓延开来，并像病毒一样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诚信缺失问题，需认识到解决信用缺失的首要前提和关键点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机制。最后，若想建立一种和谐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氛围，必须依赖已经成文的法律诚信制度，加大监管我国各中小企业的经营行为，才能更好的壮大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诚信的建设对于化解诚信危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公司内外部的关系处于不确定

的状态

由于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的规定非常的简单，一旦公司设立了瑕疵则会致使公司内外部的关系均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将直接侵害交易相对人与善意股东的的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到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秩序。同时，从法理上来看，我国的《公司法》的总目标旨在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并赋予了利益相关人启动消灭公司人格程序的权利，并剔除瑕疵设立的公司或尽早补正公司设立的瑕疵，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安全和经济秩序；但是，从制度经济学上来看，公司瑕疵的设立却片面的肯定了主义与否定主义的制度成本。将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和制度环境结合起来看，我认为肯定瑕疵设立公司的法人格，这样企业的法律效益则会更好，而对于一般的设立瑕疵，则应给予公司设立人瑕疵补正的机会，以维持公司法人格的延续。从而才会进一步使得公司瑕疵在实践中得以正确的使用，以维护公司相对人与善意股东的的合法权益。

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国内外法律制度的对比，我们发现，在国外，大部分的已制定的法律制度，更关注的是制度是否符合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具有针对性，以及是否具有灵活的可操作性；而反观我国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则缺少明确性、不够灵活，且可操作性也不够强，最重要的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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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适应我国现有经济发展的现状。此外，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属于政府引进性制度的一种。我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来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进行贷款。但是，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整合，像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农村信用社等的关闭和合并，使得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因此，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进一步中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完善信用担保的法律制度。此外，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信用缺失，也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一套完备的相关法律制度，将整个社会的信用信息加入到信用制度体系当中。因此，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制度，可以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更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当下，我国的企业法律制度缺失情况较为严重，急需建设健全一套完备的企业法律制度体系。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各类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与其他大企业一样，对振兴中国经济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具有其他大企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而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盈利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代言人，我国中小企业的存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我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行政权力和法律制度等多重支持进行的一系列调控的对象。而推动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形成需要很多因素的构成，在最初这些法律制度是以基本的政策而出现加以实施的，只有在条件成熟后，应当将这些基本的政策上升为国家出台的法律制度。同时，这些支持一方面将我国政府提供的政策进行制度化和法律化，另一方面还大力推动和完善了许多立法部门的法律服务意识。

综合分析我国经济法律体制改革的制度，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并不是个例，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的很多制度都是逐步进行完善整改的。但我国中小企业需要迅速建立健全一系列商业诚信体制，以此来更好更快的适应当今社会的经济生活，将我国中小企业的经济价值取向和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取向合二为一，这是企业面对国内外激烈竞争态势的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企业经济最大化的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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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绘.企业诚信与和谐社会[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

[2]刘珊珊.论企业的社会责任[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6）

[3]李志清.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之价值分析[J].宜春学院学报.2011（7）

[4]段凡.和谐社会建构的法权逻辑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1

[5]郭磊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研究[D].西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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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论文摘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由于社会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和价值观的嬗变等原因，导致离婚的因素增多，离婚率逐年上升。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引导，解决。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婚姻自由；婚姻调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也对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稳固提出新的挑战。据有关方面统计，因物质诱惑、道德滑波、感情异变等诸多因素，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到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基于以上原因，深入研究离婚高发的深层次原因，认真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法律措施与方法，以家庭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以单体和谐促进整体和谐。

一、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

我国《婚姻法》第二章第五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自由”，同时在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至四十二条也规定了“离婚自由”。就离婚来说，有些是合理，合法的，但有些从情理上看是不便提倡的。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提出了一个艰巨的问题。从诱发离婚的案例研究，其因索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夫妻双方因矛盾纠纷导致感情破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离婚案件日益增多。由于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的原因，使家庭变成发泄郁闷的战场。夫妻双方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因家庭琐事长期吵闹、冷战、敌视对方、矛盾纠纷升级、感情破裂后导致离婚的案件时有发生。如婚前婚后财产的隐匿，婚外情的存在，以及隐形的家庭暴力，和一些不良嗜好引起的纠纷。

(二)普遍偏低的文化水平

虽然教育体制逐年改革，但是在有些地区的整体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是落后的，加之对知识的渴求度及认识度上的不到位，即构成了文化低层次人群。这些低层次文化人群组成家庭后，感情是比较脆弱的，夫妻双方互谅互让难度大，感情交流粗放，心里沟通简单，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缺失，在认识事物本质上有缺陷，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最终结果就是离婚。

(三)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引发离婚

因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的本土原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频繁发生。拐骗拐卖妇女儿童成为离婚案件的一个首要因素。对于拐骗而形成婚姻来说本身就是违法的。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已形成了地下网络，因家庭成员一时对孩子看管不到位使其被拐卖，被拐被骗后夫妻双方互相埋怨引发离婚。还有多数家庭因孩子丢失所寻无果而夫妻感情破裂。可见，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恶劣行径的法律后果及社会影响的严重性。

(四)家庭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近年来的思想意识的开放，年轻一代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意识相当淡薄，因闪婚、骗婚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屡屡发生，爱情已不再是结婚的重要组成元素。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矛盾重重，夫妻间缺乏信任，自私自利，是导致年轻一代离婚的主要因素。因为感情破裂而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尤为突出，更甚者会引发命案。因为对婚姻的极度不负责任，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律界对现行经济条件下婚姻问题的思考。

二、离婚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以上现象可以分析得出，导致离婚因素是多方面的，行为隐蔽，问题严重，后果难以预料。～是它有害家庭，给夫妻双方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二是有害于双方老人健康。三是有害于双方子女教育。四是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带来诸多方面的不稳定。

父母离婚后，给子女留下了阴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缺乏责任感，视孩子为累赘，不尽抚养教育之责。由于子女长期得不到家庭温暖与关爱，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念模糊．情感受到压抑，容易产生自卑、冷漠、绝望、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而从因果上去分析父母离婚可能直接导致子女违法犯罪，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不良因素。特别是子女没有了父母的关爱，长期缺乏情感教育，其结果形成了未成年子女的情感缺失，情感受到了压抑，自卑积累后思想感情发生一定变化，会有一个从良好到一般再到颓废的演变过程，后果是违法犯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有过错一方在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该自我醒悟，自我感悟，自我进行教育。既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又崇尚社会主义美德，应该从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人手，从导致离婚的后果上加以分析推理，从维护家庭、社会稳定的要求出发，在法律上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确保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妥善处理家庭矛盾和纠纷，正确处理家庭婚姻关系，应该采取各项综合性法律措施。

(一)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由专家圃组成调研组进行调研论证，制定可行性《婚姻法》教育施行办法，由司法职能部门实施。地方成立《婚姻法》教育常设管理机构。贯彻好全国统一的教育规划，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任职。配备好必要的学习设施场所，这是减少离婚率，确保家庭婚姻稳定，减少家庭矛盾纠纷的一项软环境措施．等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增强全民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使《婚姻法》普及化。

(二)成立专门的婚后婚姻家庭学校

建议在《婚姻法》第三章第十五条中增加关于“婚后夫妻双方到家庭婚姻学校接受教育”内容。建立学校，学校由司法、教育、民政、妇联、青联等部门共同管理。成立专门的家庭婚姻学校常设管理机构管理学校。同时，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育规划，制定统一的教学内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学。聘用建立合格的专兼职高素质教师队伍。凡夫妻双方一律到家庭婚姻学校定期接受教育，学习合格者发给毕业证学习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创办家庭婚姻学校的经验，这个婚姻家庭学校，学员均来自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的当事人。通过集中受理，现身说法，对夫妻双方进行法制、伦理、道德、后果教育，帮助其提高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截止2008年lO月这个区共有1842个离婚案件当事人经过到家庭婚姻学校学习，共有358对

夫妻重归于好认识到了夫妻感情的伤害后果，对子女教育的伤害后果，对双方老人的伤害后果，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后果，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可借鉴性作用。有利于营造教育子女的良好环境，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地方成立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专门调解机构

一般说来，夫妻双方离婚起诉到法院，在判离前都由法院事前进行调解，双方协议离婚到民政部门办理的，在办理前由民政部门做事前调解，对解决家庭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成立专门的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调解机构。双方可以在诉讼前或协议前由专门的调解机构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这样针对性强，效果显著。调解机构最好设在城镇的社区下延到居委会，在农村设在村民委员会、乡镇。调解不成的诉至法院，还可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减免一定的资源浪费。

(四)市场

从刑事，民事，行政角度，坚决取缔诱发家庭离婚的色情场所，坚决从快从严治理传销组织，净化严查精神污染的文化产品，坚决取缔非法婚介组织，以合法的手段对影响家庭婚姻的征婚诈骗虚假宣传广告进行治理，取缔各样翻新的公开和隐蔽的地下赌场，同时把拐骗妇女儿童案件作为影响家庭婚姻的重点进行治理，加大法律惩治力度。除此之外还应在《婚姻法》中加入“因以下事由导致离婚，如赌博，嫖娼，以及婚外情等，除正常家庭纠纷外，可以要求过错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五)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正因此，新修订的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并在第46条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情节尚未达到“重婚”、“与人非法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我国在法律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所以《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严重冲击。无过错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委托他人对配偶进行调查，所以，婚姻调查公司也逐步兴起，而随之弓I发的法律问题也在民法方面考验着立法者。基于对无过错方的保护的原因，确认婚姻调查的合法性势在必行。婚姻调查的存在是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所有过程的实施都要求遵循一定的规定原则。婚姻关系本身是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单位，和谐的婚姻关系会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不和谐导致的问题会影响很多方面，所以婚姻调查的存在也是抵制不法婚姻存在的前提。在《婚姻法》中加入婚姻调查的合法性内容，如确认“婚内隐私权的调查范围、方式”，“业务员有通知被调查人的进行调查的义务”等内容，即要保护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调查者的知情权。而对于“婚前调查”，建议将“恋爱关系”确认成“准婚姻关系”纳入到《婚姻法》中来确保婚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预防不法婚姻弓l发的离婚案件。

篇3：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笔者认为, 这是在现实传播环境下, 也就是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受众时代中, 对于中国电视媒介特性的发现, 更是中国电视未来的发展趋势, 而这种发展实际是一个向电视实质不断回归的过程——电视既要表现深刻, 又需传达通俗;既是以利益取向为逻辑起点的商业经营机构, 又是价值守望为基础的公共意见表达场所。

然而就在电视商品属性回归, 电视经营运作产业化、集团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 有人便这样认为:电视必须要通俗化和无限适应大众需求, 这样才会获得收视率, 而收视率就变相意味着电视的广告和商业利润。于是, 电视的商业化、同质化、庸俗化、贵族化倾向也愈演愈烈。有些收视率高的电视剧便受到众多电视台的追捧, 甚至出现了数十家省级电视台同播一部电视剧的“电视奇观”, 而这些电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又是比较低劣的;另外, 游戏娱乐类节目被大量地“克隆”, 在黄金时段里, 屏幕上更是大呼小叫, 争相搞笑;电视节目的“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聊天风”、“猜奖风”也是你方吹罢我登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电视以复制和通俗化与社会融为一体, 使艺术丧失掉固有的批判与反省力量, 降低了人类文化的标准。虽然麦克卢汉指出电视意味着新的通感时代来临, 但并不代表一意地浅俗化, 自觉地走向无意义的空虚或单纯的娱乐。笔者认为, 这样似乎才更加符合其传播与媒介的本意。

因而, 在电视商品属性发现与不断运用的同时, 考虑如何将电视规律与市场规律融合便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正基于此, 在现实传播语境之中, 笔者认为需要对上面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地思考和辨析, 需要立足现实与历史, 对这些媒介特性的异化给予重新的审视与批判。电视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表现在已下几方面。

1 电视节目的商业化

随着“收视率”、“销售量”等大量市场营销术语不断引入电视文化产品生产之中, 商业化便似乎一下子成了中国电视的“洪水猛兽”。在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播放中, 常常插入广告而使电视剧的完整性受损;电视节目录制中的现场观众明显的企业色彩和广告效应;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在地方台转播中被打上本地的滚动小广告;所谓的公共频道并没能成为公众意见的表达空间, 广告商们却大肆地“攻城掠地”, 新闻话筒反而被他们牢牢地操纵在手中。

但在这里, 笔者要特别说明的是:商业化本身并不“可怕”, 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实现商业化路径的混杂。这就像人们追求幸福和财富本身是天然合理的, 然而, 聚集财富和实现幸福的途径是否合法便成为实现终极目标的底线和保证, 这才是所要讨论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为商业频道或是节目的营销商, 如湖南卫视对“超女”极力的商业炒作, 现场煽情并利用事先与评委串谋, 为比赛制造噱头, 以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和广告收入便无可厚非;然而, 关系民生的公共频道或节目制作者, 如央视新闻频道就要求必须不受任何商业利益的影响和阻碍, 一直要保持其中立、客观的立场, 以保证广大受众的知情权为根本前提, 为其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提供有效的平台和渠道, 而并非单纯的商业效应。

然而, 在中国电视商品属性被进一步认可和大力投入实践的现实传播环境下, 电视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 但上面所提出的实现途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于是, 当下便造成了一种“如果把我们的电视台作为公共台, 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公共电视台;反之, 如果将其作为商业台, 那么又将是世界上最差的商业电视台”的尴尬局面。

正如著名电视人杨澜曾经所言:“到底是不是做文化就一定得在商业上失败?为做文化就非要献身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后来多走了几个国家我却意外发现, 事情并不都像我在国内讲的那么悲观, 国外恰恰就有很多既做高品味电视文化, 又在商业运作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美国电视的历史频道, 它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甚至远远超过了很多综合频道。所以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就真的一点没有这种节目的市场和观众需求, 而事情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是我们没有找对路径。”笔者个人认为, 这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其实就主要集中在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商业化, 其关键又在于如何处理商业台与公共台, 电视节目的生产商、播放商、营销商以及服务商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不是现实媒介环境中只要赚到钱就万事大吉的简单商业化运作。

2 电视节目的同质化

当下, 很多电视台为了能够吸引广告商的眼球, 以获取更多商业利润, 便千方百计地提高节目收视率。于是, 纷纷打出特色节目的底牌, 拼抢独家新闻, 大搞节目创新, 在节目样式的翻新上大做文章。然而, 在其自身节目研发水平落后, 节目创新人才队伍极其匮乏的状况下, 便选择了别人的“免费快餐”, 从港台地区或国外直接“克隆”、“移植”节目形态。

这使得一时间国内的电视谈话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等节目形态在屏幕上颇为盛行。例如, 节假日黄金时段的《玫瑰之约》, 不过是台湾的《雅嘉非常男女》在此岸市场的翻版;而收视率颇高的《开心辞典》则是国外的《百万富翁》的“克隆”产物;而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也同样是美国《偶像》节目的照搬。随着这些“克隆”节目的火爆成功, 《相约星期六》、《幸运52》、《超级大赢家》、《梦想中国》、《非常6+1》以及各类脱口秀等大量类似节目迅速跟进。

微观上, 这些游戏娱乐类节目使得节目形态上出现了同质化趋向;从宏观上而言, 更使得整体电视传媒环境出现了同质化, 娱乐铺天盖地, 搞笑、搞恶成为家常便饭, 媒体正悄然被一种浮躁和粗俗气氛所包围;如果再将其放大到全球媒体语境中来看, 我们的电视并没有培育出纯粹的本土媒体文化, 以抵抗西方的媒体文化, 因而便不可能以本土的肥皂剧来冲销《达拉斯》这类肥皂剧的影响,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以比《达拉斯》更《达拉斯》的电视剧来取代前者, 而不可能依照民族原有文化特点来制作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肥皂剧”。另外, 作为电视传播另一极的广大受众, 在本质上最终不会失去自我, 尽管他们可能会在外来文化及其具体的电视传播形态和样式面前表现出短暂的接受热情, 但中国电视观众的情感体验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 他们对电视盲目追随和模仿外来文化的举措不可能产生终极的认同。如此一方面极力模仿, 另一方面却极力抵制, 这种文化上的矛盾与断层, 便造成了一种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

另一方面, 中国一直延续采用着“四级办电视”的经营运作体制模式, 这造成国内电视发展中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 导致了重复投入, 使得大量同质化节目出现, 同样内容、同样题材从省台一直做到县台, 一个电视节目可能占有了所有播出资源。如此无谓重复, 不仅增加了支出成本, 更造成了电视节目的品位低下和很大程度上电视资源的浪费。而且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 相互瓜分观众群, 加之“散”、“乱”无法整合优势资源, 最终致使覆盖效益降低。

3 电视节目的贵族化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谈到, “电视媒体的家用属性决定电视是‘平民化的’, 而不是‘贵族化的’, 电视对象是‘大众的’, 而不是‘精英的’。”然而, 广告收入作为电视的重要利益来源, 广告主所关心的并不完全在于所投放广告的电视节目以及时长, 而是其所能影响受众的消费能力, 于是很多节目便将目标受众定位在经济收入水平和消费投资能力相对较高的人群上, 而在数量上相对占优势的普通劳动者和农村受众, 则相对缺失了这种吸引力。

于是, 从电视节目叙述对象和叙述方式这两个层面而言, 仍旧存在着贵族化倾向。普通人群, 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被无意识地边缘化, 他们充其量只被作为叙述的对象, 而无法成为叙述的主体, 很少去关注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其形象总是被按照电视节目的自我标准随意“塑造”。例如, 很多报道只不过是借用农村题材在为城市居民提供娱乐信息, 告诉他们选择怎样的方式到农村休闲;某些甚至还带有看热闹和嘲讽的意味;再如类似“城乡孩子手拉手”的报道, 完全是以一种城市居民的视角, 居高临下地表达一点情感上的抚慰, 用城市孩子的捐助行为完全遮蔽了农村儿童的现实窘态和他们的发言权利, 自始至终都是以捐助者作为报道“主角”。

一夜成为富翁、抽中百万大奖、别墅豪宅、香车美女……, 这些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 在引起观众最初的一种新奇后,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巨大的隔膜感。但要特别说明的是, 平民化并不是意味着就是以展现农舍院落的破败、下岗职工的艰辛让人肃然起敬。正像以描述普通人酸甜苦辣透视着电视的心灵关怀一样, 对高消费一隅中发生的一切, 电视应当表现出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倾向。

另外, 从叙述方式来看, 我们应该更多从关注事件本身转向关注生活的流程, 进而落脚到对普通人的关怀, 彰显一种人文情感。无论是报道重大新闻事件, 还是宣传改革建设成就;无论是关注政治、经济政策, 还是进行新闻舆论监督, 少一些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和领导报告式的宣传腔调, 更多地以一种普通人的, 而非英雄的视角, 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注上。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关注人的尊严, 关注人的情感, 关注人的权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的电视工作者们就一直在努力进行着对电视媒介特性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 其源动力在于媒体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所带来的受众观念的改变。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 受众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文化、娱乐需求决定着电视产业属性的发现与实践;受众的文化习惯和接受心理决定着电视媒介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 全球通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最新成果也给电视媒介特性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影响, 一方面给我们以帮助, 推动我们发展与进步;但另一方面, 也给我们以冲击, 让我们陷入某些误区而迷失方向。

的确,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新闻观念和报道方式,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国的根本制度并没有改变。中国所实行的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的执政党”。与之相连的是“新闻传媒的基本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它依然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它依然必须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 认识中国电视传媒面临的舆论环境, 认识广大受众的价值取向和承受心理。这是我们所有新闻改革都不能离开的框架和背景。

参考文献

[1]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2]丁柏铨著.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3]童兵.童兵自选集——新闻科学:观察与思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4]童兵.罗以澄自选集——新闻求索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5]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篇4：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关键词：企业审计;法律制度;措施

自从我国在1983年成立国家审计部署至今，国家各级部门、相关立法机关和各级政府也逐步颁布了一系列的内部审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促使国家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实行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完善内部审计法律体系。

1、我国企业审计法规存在的问题

1.1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对国有企业和有关单位的内部审计的相关法律条文时。国家审计主要依据《审计法》对相关的国家机关、军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审计。而社会审计主要是依据《注册会计师法》，经过相关人员的委托对被审计的单位进行审计。而内部审计没有专门的类似法律条文，审计署4号令针对于部门的规章。使我国在审计监督体系三大板块中存在立法层次的不同。

1.2在《公司法》中没有专门的内部审计规定。内部审计是一个公司治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审计界和事务界的共识。然而，在我国《公司法》中只有三处提到了审计，分别是63条、165条和170条，而这些都是关于会计师务所审计的，完全没有提及到内部审计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是导致公司在内部审计中地位低，定位不明确，治理较差的主要原因。

1.3在颁布的4号审计署令中沿袭了《审计法》的监督主导型的定位，条文中要求在内部审计是“真实、合法和效益审计”，在我国《内部审计基本准则》（2003）中内部审计被认定是“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审计”，这个审计比审计署4号令定义的内容更加广泛，很接近国际内部审计协会的要求。

1.4现在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我国在内部审计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够全面，缺乏实际操作性。对于内部审计来说《审计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审计法》主要是针对与国家审计工作进行制定的法律，没有专门的条文来规范内部审计。《审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内部审计必须接受国际审计的监督。二是在指导和监督上没有实施的细则，操作难以进行。在《审计法》中审计署对每一个内部审计机构都具有“指导和监督”的权利。

1.5部门的执行能力不强，实施能力差，规章力度不够。审计署在颁布的4号令中第三条规定每个单位都可以配备总审计师。但由于该项在管理中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和处理条款，致使我国现在很多企业部门和国有企业没有设立总审计师。在我国内部审计法律制度中大多数是指导性的，部分情况下是使用“可以”、“应该”、等字眼，比如：4号令里的第八条审计经费中提到“应当列入财务预算，由本单位予以保证。”

2、完善我国内部审计法规的改善措施

2.1在我国制定并颁布《内部审计法》就有观点认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审计获得如此空前的地位，主要原因归功于美国《萨班斯法案》。我国内部审计差异性较大水平不同，审计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我国没有明确的内部审计法律和规范的条文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国现在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针对于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内部审计工作作出全面的法律界定。《内部审计法》应包括以下较为全面的内容：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审计委员会;总审计师制度;内部审计组织的建立;内部审计组织的职能;内部审计师;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的权限;内部审计工作方法;内部审计报告;内部审计的保密规定。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内部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2.2在《内部审计法》出台后，《审计法》中的有关内部审计的相关规定及条款要加以修改、删除，这是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的关系，加强内部审计的企业性和独立性。

2.3要修改《公司法》，在原来没有的条款的基础上增加相关的内部审计条款，内部审计部门不同于其他声场和销售部门，他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治理关系到公司系统稳定的运行与发展，关系到有关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因此，必须修改《公司法》加以约束，增加相关章节。

2.4根据我国发展前景完善内部审计法律体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目前内部审计法规很多，但都不够完善缺乏内部审计总的指引方向，内部审计法规中互相之间不够协调，缺乏统一性。《在内部审计法》出台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内部审计法上都做了逐步的调整和撤销，各事业单位也依照相关法律体系自行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和整理，凡是不符合规定的条款一律整改。

3、结束语

我国应尽快在现有审计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环境审计进行立法扩权，制定环境审计工作细则，使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有法可依，让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在我国真正建立与开展起来。另外，也要对环境审计的结果进行公布公开，对企业提供的虚假信息等问题要严厉查处，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增强环境保护的科学性、环保项目的社会效益，使我国环境审计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陈美君. 论国有企业审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2011（7）

[2]张爱民，郭坤.美国政府环境审计准则评述[J].中国审计.2010（2）.

[3]邱玉红，邱改红，戴红霞.中美环境审计比较研究[J].审计专栏.2011（8）.

篇5：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发布时间：2011-7-19信息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法律制度；政策扶持

论文摘要：中小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具有大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对政府有效承担社会经济职能不可或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经济细胞。小企业的发展促进法律的完善，法律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保证。运用法律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措施。据此，本文以美国与日本为倒对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

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的培育起步较晚，发展还很不完善。部分有关的政策法律分散且操作性不强。需要在建设过程中不断推出系列政策措施，加快立法，建立健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以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1中小企业的界定

我国中小型企业也是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的。2003年我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所称的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增加就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经营规模属于中小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根据企业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耗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2中小企业的作用

2006年，我国中小企业数已经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纳税金额占全国的50.2％；吸纳75％的城镇就业人口和75％以上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小企业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6％，研发的新产品占全国的82％。在我国的出口总额中约占60％。中小企业在、兢山、、产值、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举足重轻，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3立法现状

3.1我国企业的立法现状。我国有关企业立法始于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调整企业关系的立法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先后颁布400多个单行法律法规。例如：2000年颁布的供于鼓励和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鼓励社会和民间投资，充分发挥政府对风脸投资的导向作用；2004年《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剁共有力的法律保证；2005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给予风险投资企业政策扶持的方式；200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对拟创业板上市业的发行条件、发行程序、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虽然这些法律法规主要以国有企业为调整对象，但也基本上都适用于中小、尽管我国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在实践中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改革全面深人开展．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职能的改革，中小企业的立法现状与经济发脆有不适应之处，这就需要把一些不合时寅的法律法规喧及时淘汰，不断调整、改革、完善成适应形势需要的新法律法规。

3．2国外中小企业法律政策。

3．2．1美国。美国政府近30年时间的持续发展，在不同阶段出台相应的法律，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小企业立法体系。例如：早在1953年《小企业法案》确立了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鼓励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风险资金的投资公司，向中小企业

提供地贷款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1983《小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法》使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实现法制化；1995年《小企业贷款法》为满足中小企业贷款的需要提供法制保证；1996年，《小企业项目改进法》；1999年《小企业投资中心技术改进法》。以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陆续出台对于我国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借鉴。

3．22日本。日本是中小企业立法比较完善的国家，目前，在日本中小企业立法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例如：1948年《中小企业厅设置法》形成全国性的中小企业行政组织网络；1950年《中小企业信用保险法》确立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角色和方式：1953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融资立法体系，专门向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贷款；1956年《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促进中小企业的设备改善；1963年《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为中小企业的现代化提供资金保证；1999年《中小企业经营革新支援法》给予中小企业资金补助。在日本，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问题几乎都在中小企业立法中得到解决。日本的中小企业立法促进了国家的产业政策更加完善，使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4以它国为借鉴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

借鉴国外的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阶段性、灵活性和诱导性等特点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及其法律调整的现状和要求在以下几方面对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与政府扶持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4．l法律方面如下。

4．1．1中小企业融资法律制度。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属于政府引进性制度。政府曾企图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但许多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整合如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农村信用社等的关闭和合并，使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尤待改造，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

4．1．2完善信用担保法律制度。我国信用体系直接表现为信用缺失，包括整个社会缺少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管理等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国家新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一直没有出台，致使实践中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一些重要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4．1．3完善财政与税收扶持法律制度。财政扶持政策主要应体现在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财政税收政策规对巾小企业的支持并非对某一项目进行支持。针对我国现行的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规制的分散、冲突等问题，应当完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制度。

4．2政策方面如：

4．2．1中小企业人才保障的政策。高级管理技术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稀缺的要素。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是中小企业政策的重要任务。我国的中小企业人才保障的政策中应当设置提供技术管理方面的培训，建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4．2．2完善技术创新服务政策。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套完整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政策法规体系，尤其是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推广，以及政府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中小企业项目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4．2．3中小企业市场拓展政策。中小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对市场的拓展和守护比轼艰难，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拓展市场空间，包括明确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市场范围，促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竞争，拓展海外投资市场和贸易市场，划定向中小企业进行政府采购的范围和份额。

结束语

篇6：论当下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童江霞

摘要：当代中国，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必须长期执行的任务。近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党十七大上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被提上议程。

关键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30年，从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1978年到1986年。这期间主要是改革过分集中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建立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一些具体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开始进入全面深化改革。

一、必要性

1、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迫切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只有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才能更好地为科学发展选干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

2、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迫切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日益迫切。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3、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增强我国政治制度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干部制度竞争力是国家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竞争中赢得主动，就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培养造就高素质领导人才提供制度保证。

4、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解决干部工作中突出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而解决当前干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吏治清明，关键在改革，希望在改革，根本出路在改革。

二、指导原则

1、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与得失的根本标准。

2、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同时，适应新的情况积极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坚持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扩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参与和监督。

3、必须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以素质论人才，重实绩用干部。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实现领导班子成员新老交替制度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4、必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通过加强立法和健全制度不断巩固改革成果，引导和推动改革逐步深入。

三、基本目标

要建立起一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

1、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2、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效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

3、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

4、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5、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

四、重要举措

1、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

（1）要合理确定参加民主推荐人员范围。

（2）要全面分析民主推荐结果。，（3）要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

（4）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方式，重点规范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提名行为。

（5）要严肃查处拉票等违纪行为。

2、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1）完善考察标准。

（2）优化考察办法。

（3）强化考察结果运用。

3、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

（1）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力度。

（2）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

（3）提高竞争性选拔干部的质量。

4、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

（1）要加强理论培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头脑，加强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2）要加强能力培训，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

（3）要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的理念。

（4）要坚持开放竞争，统筹优化干部培训资源。

（5）要改进学风。要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治学，整治不良学风，强化学员管理、教学管理，严格校规校纪，营造良好学习秩序和氛围。

5、完善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培养选拔制度，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

（1）坚持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实践锻炼的培养方针。

（2）扎实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3）探索建立上级党政机关从基层一线遴选干部制度。

（4）推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6、坚持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1）加强对关键岗位干部的重点管理。

（2）严格干部日常管理监督。

（3）切实解决干部调整难处理难的问题。

（4）完善干部激励保障制度。

7、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完善干部交流制度。

（1）围绕促进科学发展，大力推进地区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

（2）加大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交流力度。

（3）积极推进机关中层干部的交流轮岗。

（4）疏通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交流渠道，研究制定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干部交流实施办法。

8、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1）要加大从源头上防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力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严重违规用人问题立项督促检查制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

（2）要强化公开监督，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把选拔任用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作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

（3）要严肃查处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用铁的纪律保证选人用人风清气正。

总结：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而现在有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有些低能低效，也有些以权谋私，群众意见很大。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党脱离群众、丧失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同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始终保持改革的锐气和勇气；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改革、鼓励创新；要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要让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做改革的引导者、推进者、驾驭者。从而保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能够稳妥的进行，保证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快速健康的发展。

篇7：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来源： 作者： 日期：08-12-07

关键词： 诉讼第三人/辅助参加/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内容提要： 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民事诉讼法都对诉讼第三人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相比之下，大陆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第三人制度却规定的极为简略，制度设臵上存在很多缺陷，尤其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应该完善。在诉讼诈害时，应该允许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分解为准独立第三人和辅助参加人。

诉讼第三人制度，也称诉讼参加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诉讼参加是指以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为目的，第三人参加到他人已经开始的诉讼中去的一种诉讼行为。这一制度的设立打破了传统的“两造”诉讼的格局，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准确全面地查明案件事实，同时也为了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参加到系属中的诉讼中来，成为诉讼当事人。尽管不同国家的第三人制度存在着差异，但所体现的则是共同的诉讼规律或要求，即以同一诉讼程序合并审理与本案有一定关联的案件或法律关系，以便于法院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查明案件事实和彻底解决纠纷，并避免法院对相关联的两个案件做出矛盾判决[1].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事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由于制度规定的极为简略，特别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批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与大陆的法律制度不同，具体到民事诉讼制度也不相同。本文拟通过比较研究两岸四地的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加强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法律交流，同时对大陆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香港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香港法律制度属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有着关于诉讼第三人的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不同，在英美法中，只有原告和被告之分，不同的法律关系可通过诉的合并、反诉及其他追加之诉等方式救济[2].因此，香港法律中并没有专门的诉讼第三人的规定，但《香港高等法院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规定了第三方被告程序和第三人加入制度，该两项制度与大陆法系的诉讼第三人制度相类似。根据《规则》第16号命令的规定，第三方被告程序是指，主诉的被告可能对第三方有一项与主诉的原告的诉讼相联系的或是与原告申请的救济基本上相同的救济请求权，在此情形下，主诉的被告能对第三方提起诉讼并由此形成的程序。[3]该程序的效力是把第三方作为主诉被告的被告，对主诉被告可能对原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补偿或分担[4].第三方可依被告将该第三方追加到诉讼中的相同理由，将第四方引入诉讼，其目的是由第四方对第三方可能对被告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补偿或分担。第三方被告程序设立之目的在于给抗辩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更加充分的寻求保护的机会，它类似于大陆法系的辅助参加制度。第三人加入制度是由《规则》第15号命令第6条规则予以规定的，是指法院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应申请或主动将诉讼外的第三人引入诉讼中，使其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任何本应已被加入有关诉讼成为一方当事人的人，或任何有必要到法庭以确保有关诉讼中的所有争议事项有效、完全地予以裁定或判决的人；二是任何与诉讼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之间可能存有任何问题或争议的人，而该问题或争议是由该诉讼中所请求的任何救济或补救所致、或是与之有关的，且法庭认为就该问题或争议在该人与该一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就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之间一并作裁定，是公正适宜的。第三人介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法院根据案情的判断主动将第三人引入到诉讼中；二是第三人申请加入到诉讼中，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而且《规则》规定，除非第三人同意，不得将第三人加入诉讼成为原告。所以，通常情况下，第三人加入诉讼成为被告一方。

二、台湾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台湾地区法律制度隶属大陆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把诉讼第三人制度称为诉讼参加制度，包括主参加、辅助参加、共同诉讼参加三种类型。其中主参加诉讼相当于大陆地区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但台湾民事诉讼法将其规定在共同诉讼一节中，认为其属于特别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该法第54条规定：“就他人间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于第一审或第二审本诉讼系属中，以其当事人两造为共同被告，向本诉讼系属之法院起诉：

一、对其诉讼标的全部或一部，为自己有所请求者；

二、主张因其诉讼之结果，自己之权利将被侵害者。”台湾民事诉讼法认为主参加人必定是以本诉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在性质上属于共同诉讼，故在立法体例上将“主参加诉讼”归于“共同诉讼”。台湾民事诉讼法第58条对辅助参加做出界定，即“就两造之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为辅助一造起见，于该诉讼系属中，得为参加。参加，得与上诉、抗告或其他诉讼行为，合并为之。”在辅助参加中，参加人可以辅助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参加人必须按其参加时的诉讼程度实施诉讼行为，其行为不得与被辅助参加人的行为相抵触，[5]凡依参加时之诉讼形态，被辅助参加人已不得为之诉讼行为，参加人亦不得为之，但参加人实施被辅助参加人未为的行为不构成抵触；参加人不得为被辅助参加人提起再审之诉或申请再审；参加人不得实施变更诉讼标的以及不利于被辅助参加人的行为；参加人的行为出于辅助被参加人目的以外的，其行为不发生效力，但不得因此而驳回其参加[6].从诉讼参加的效力来看，参加人必须受本诉判决的拘束，对其所辅助之当事人不得主张本诉讼判决不当；在被参加人败诉后，另行对参加人提起相关诉讼时，参加人不得再争执前诉之判断。但台湾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例外情况“参加人因参加时诉讼之程度或因该当事人之行为，不能用攻击或防御方法，或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用参加人所不知之攻击或防御方法者”，此时，参加人可主张本诉判决不当，对其没有约束力。共同诉讼参加，是指诉讼标的对于参加人及其所辅助之当事人必须合一确定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其不加入为共同诉讼人，而仅参加诉讼。共同诉讼参加人的内部关系准用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内部关系的规定。同时，依照诉讼参加的性质，凡参加人所不得实施之诉讼行为，如放弃、认诺、撤回、和解、诉之变更、追加、提起反诉等，共同诉讼参加人也不得实施[7].三、澳门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澳门地区的法律制度也属于大陆法系。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设专门一节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将第三人参加诉讼分为主参加、辅助参加以及对立参加三类；每种类型的参加又分自发参加和诱发参加两种情形，其中自发参加是指第三人主动参加到本诉中，诱发参加是指由本诉当事人召唤而参加到系属中的诉讼中。澳门民事诉讼法中的主参加制度不同于台湾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主参加，而类似于台湾地区的共同诉讼参加制度，是指第三人对于案件中的诉讼标的具有与原告或者被告相同的利益，因而以主当事人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情形。[8]参加人自其参加之时起享有主当事人的所有权利。[9]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召唤有权参加有关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联同其本人或对方当事人一同参加诉讼。[10]辅助参加人在诉讼中不具有主当事人的身份，是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有关辅助参加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及诉讼判决对参加人的效力等都与台湾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类似。对立参加相当于大陆地区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是指参加人与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利益都对抗，而参加到诉讼中来，以主当事人的身份以本诉的原告和被告作为共同被告提出独立的诉讼主张。除参加人可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外，澳门民事诉讼法典非常富有特色地规定了本诉被告可以传唤第三人以主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具体是指，如被告愿意满足原告的主张，但知悉第三人声称具有与原告之权利不相容之权利的，可以在答辩期届满前，申请传唤该第三人，以便其提出自身独立的主张。[11]第三人经传唤未提出其主张时，除有例外规定，法院按原告的请求对被告做出判决，该判决对该第三人具有确定力。[12]经本诉被告传唤而参加诉讼的对立参加人，在诉讼中具有被告地位。[13]

四、比较分析大陆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与香港、台湾及澳门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不同，大陆地区《民事诉讼法》中仅以第56条一个条文对诉讼第三人予以规定，规定得极为简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诉讼系属中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全部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而提起诉讼的第三人，其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原告，享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本诉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可以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具有独立当事人的地位，只是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只有在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才有权上诉。现通过将大陆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与其他三个地区的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揭示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对策。

（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与大陆地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相对应，台湾民事诉讼法中称为主参加，澳门民事诉讼法中称为对立参加，香港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与之相对应，但其《规则》所规定的第三人加入制度可以涵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情形。四个地区关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规定基本类似，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不同。大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仅限于对本诉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全部有独立的请求权；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参加人的参加依据包括第三人对本诉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全部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第三人主张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其权利；澳门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以对立参加方式参加诉讼的依据是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一部或全部相对立；香港《规则》中的第三人加入制度主要是以一次性解决纠纷为目的，除了第三人对本诉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情形外，应该包括第三人主张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其合法权益时，法院可以允许该第三人加入到诉讼中，使其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二是参加诉讼的方式不同。大陆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澳门民事诉讼法规定除第三人自发参加诉讼外，本诉的被告可以召唤第三人参加诉讼；香港《规则》规定了第三人加入诉讼的方式包括法院主动将第三人引入诉讼和第三人申请加入诉讼。

现代司法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尽可能地通过一个诉讼解决更多的纠纷，提高诉讼效益。显然，在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即出现诉讼诈害情形时，允许案外第三人以独立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一方面加大了法律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也契合了这一发展趋势。另外，民事诉讼法应赋予诉讼诈害情形下的第三人独立参加诉讼的权利的理由，还有以下两个方面：（1）防止诉讼诈害行为的发生。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本诉原告与被告相互串通，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转移财产、恶意侵害第三人债权的行为。例如，甲向乙主张请求给付一定金额欠款的诉讼，只要丙认为“因其诉讼之结果自己之权利将受侵害”，他就有权提起主参加之诉，请求确认甲、乙之间不存在该债权。丙提起这样的诉讼动机是防止甲、乙共谋提起诉讼，侵害自己的债权。甲对乙的债权越多，对丙越不利[14].这种情况下，允许第三人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参加到本诉中来，可以充分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遏制虚假诉讼、恶意诉讼行为。（2）除允许该种情形下第三人以独立参加诉讼的方式参加系属中的诉讼外，没有其他方法能给予第三人以更有效的保护。在民事诉讼法中，只有诉讼参加制度允许诉讼外的第三人参加到系属中的诉讼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在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时，此时该第三人的利益与本诉当事人的利益是相冲突的，不符合辅助参加的要件。另外，对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制度，即在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之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而向执行法院提出的异议[15]，由于执行程序中的异议权属于事后救济，不能给予受侵害的案外第三人以及时的保护。所以，建议允许第三人在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其合法权益时，提起防止诈害之诉，及时保护第三人的利益，遏制当事人滥用诉权。

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问题上，除该第三人主动参加诉讼外，是否承认法院有权主动将第三人引入诉讼或者由诉讼当事人将第三人引入诉讼，需要进一步分析。如上所述，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其提起的诉讼中处于原告的地位，享有原告的一切诉讼权利，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而基于处分原则，是否提起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迫当事人起诉；法院更要严格执行不告不理原则，不得主动将案外人作为原告引入诉讼。从这个角度讲，不应允许法院主动或由诉讼当事人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引入诉讼。然而，澳门民事诉讼法规定，由本诉被告传唤而参加诉讼的对立参加人在诉讼中具有被告地位；香港《规则》也规定，除非第三人以书面等方式明确表示同意，不得将第三人加入到诉讼中，使其成为原告一方。可见，澳门和香港地区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由被告或法院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引入诉讼时，该第三人在诉讼中一般具有被告地位，因而不会对当事人的起诉权造成侵害。而且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毕竟不同于原告直接向法院起诉，它是在本诉已系属于法院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到该诉讼中，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第三人自身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彻底地解决纠纷。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法院在审理本诉的过程中，发现诉讼外第三人将来还会提起诉讼，涉及本诉讼的权利义务关系，认为最好将该第三人引入该程序，一起加以解决，但该第三人并不知晓进入本诉。此时若承认法院可以发动职权通知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或由本诉当事人通知该第三人参加诉讼，则有利于扩大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就相关之纠纷在本诉讼中一起解决。但其弊端则是会拖延本诉讼当事人之间纷争的解决，不利于本诉当事人权利的及时确定和实现，当事人及第三人有时甚至会利用这一制度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所以，若是承认可由本诉当事人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则必须赋予法院相当之权力对此进行审查，判断是否存在拖延诉讼的可能；在法院主动依职权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时，更是扩张了法院的职权。扩张法院职权的理论前提是假设法官会慎重、适当地行使职权，是建立在对法官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的。[16]而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法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职业道德水平尚有待提高，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还不宜允许法院依职权主动通知或由本诉当事人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大陆地区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批评，问题主要集中在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权利与其承担的义务不一致。台湾和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辅助参加制度、香港民事诉讼法中的第三方被告程序制度，与大陆地区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相类似。但香港的第三方被告程序，第三方在该诉讼中的地位等同于被告，享有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从这点来讲，其与大陆法系的辅助参加制度是不一样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台湾、澳门民事诉讼法中的辅助参加人相似，在诉讼中起着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作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且从参诉的根据来看也都是基于其与本诉的诉讼结果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在诉讼中他们各自的诉讼地位以及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不一样的，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参加人与其辅助的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判决对参加人的效力上[17].台湾、澳门民事诉讼法上的辅助参加人自始至终都是以一方当事人的辅助者这一角色出现的，其与所辅助的该方当事人之间不可能出现对立关系，而且法律上也明确规定辅助参加人可辅助一方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但其诉讼行为不得与其辅助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相抵触。因此，辅助参加人在忠实于其辅助一方当事人的前提下，享有与当事人基本相一致的诉讼权利，而且不得判决该参加人承担责任，这一点在台湾、澳门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这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推出的应有结论——在民事诉讼中不得判决非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而大陆地区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不总是与其辅助的一方当事人利益一致，在判决参加人承担民事责任时，参加人就与其辅助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对立，基于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辅助参加人”。也正因为如此，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人是不享有完全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除非其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18].然而，只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才享有当事人权利这一规定，违背了“不诉者不判”的原理。判决某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该人是诉讼的当事人，享有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充分采用了攻击或防御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必须对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进行改进。可以借鉴香港的第三方被告程序和台湾、澳门地区的辅助参加制度，将现行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本诉的被告以起诉的方式，将第三人引入诉讼，以分担或补偿本诉被告可能对本诉原告承担的责任。此时形成两个相关联的诉讼，本诉原、被告之间的诉讼和本诉被告与第三方之间的诉讼，在后诉中，第三人处于被告地位，享有被告的一切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法院可以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有学者称，这种意义上的第三人是准独立第三人[19].另一部分，在分解出准独立第三人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保留它的原有含义。辅助参加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如果人民法院在第三人参加诉讼伊始就不打算让其承担民事责任，而仅仅是为了让该第三人知悉本案情况，以便让其同一方当事人（主要是被告）一起抗辩和反驳原告的请求，就可在诉讼中通知该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法院不得判决该第三人承担责任，并不会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第三人所辅助的本诉一方当事人向第三人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时，该第三人不得对被辅助人主张本诉判决对其无拘束力，此即辅助参加的效力。第三人辅助参加的作用就在于对第三人产生“参加的效力”。本诉当事人一方若希望本诉判决在他与该第三人之间产生约束力，就有义务进行“诉讼告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被法院通知参加或被本诉当事人一方为诉讼告知后，被告知者拒不参加的，仍产生参加的效力。同时，第三人可主动申请参加系属中的诉讼，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辅助参加”的第三人是名副其实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他只能站在所辅助的主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虽然辅助参加人可提供证据，但所提出的主张和抗辩不得同被辅助人相冲突，他不能请求撤诉，也不能请求和解，同时也无上诉权。注释：

[1]江伟，单国军。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2）： 74.[2]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C ] / /司法改革评论：第3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70.[3]参见《规则》第16号令第1条规则（1）的规定。

[4]汤维健。香港民事诉讼法[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107569页。

[17]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63

[18]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63

篇8：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要素之一, 具有稀缺性、公共性。社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不可避免地要征收土地。土地征收制度是国家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按照法定程序, 强制性取得他人的土地且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他人的土地所有权因此而消灭的制度。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 就整体而言, 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但是, 受制于传统体制、经济发展、立法模式等因素, 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

1. 在土地征收的目的上, 现行法律存在明显的矛盾。

由于征收土地隐含着对土地所有人财产权的剥夺, 各国通常都将“公共利益需要”确定为征收土地的前提。我国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均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但是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国有土地;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土地管理法与宪法明显不一致, 客观上扩大了土地征收的范围。它等于另行确认, 只要单位和个人搞建设, 均可申请国家征收农民的土地, 无需考虑这项建设是否为了公共利益。

2. 在土地征收补偿上, 现行法律有失公平和公正。

按照现行法律, 国家征用农民耕地的, 按被征用耕地原用途给予补偿, 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助费。其中, 前两项的补偿标准分别为该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和4~6倍, 两者总和不得超过该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以东部地区为例, 每亩耕地年产值约800元, 每亩耕地补偿费用约8000~12800元, 显然, 这种补偿标准是过低的。更让农民难以接受的是, 土地补偿费归村集体所有, 安置补助费属安置单位, 真正落到农民手中的只有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数额极少。如果以土地出让成本价为1计算, 农民只能得到其中5%~10%,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得到25%~30%, 60%~70%为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拿走。

3. 在土地征收程序上, 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 难以操

作。现行法律虽不缺乏土地征收的程序性规定, 但许多规定过于原则, 给具体操作带来困难。如《征用土地公告办法》规定:“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的, 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这里仅规定了权利人享有提出意见、要求听证的权利, 至于如何真正实现这些权利, 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如何处理农民提出的意见、听证会如何召开, 现行法律缺乏详细规定。

4.在土地征收监督管理上, 现行法律规定得过于粗糙。土

地管理法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土地管理法不是土地征收的专项法律, 仅有上述两条规定涉及土地征收监督管理, 且过于简单、原则, 难以取得实效, 造成土地征收事前监督形同虚设, 事后监督乏力, 某些地区土地违法现象泛滥, 监督管理失控。

5.在土地征收立法上, 地区之间差异较大, 缺少统一规

定。目前, 我国涉及土地征收的法律文件数量众多, 许多地方政府还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一些关于土地征收的法律文件, 如《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各种法律文件出自不同的立法主体, 角度各异、内容有别, 难以统一。尤其表现在地区之间, 立法的差异性较大。对于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规定, 某些方面甚至存在明显的冲突。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重构

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缺陷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既有经济体制的原因, 又有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影响。从立法的角度分析, 应当尽快修改、完善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加快制定统一的“土地征收法”。

1.明确土地征收的公益性, 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和范围。土

地征收立法必须坚持公共利益原则, 立法机关应当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界定。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 可借鉴美国联邦法院的意见:“国库利益、政府利益或纯粹的公共利益是不充分的。确切地说, 必须具有具体的、可以实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 具体而言, 必须体现为具体的公共使用。所谓公共使用, 既包括代表公共利益主体的直接使用行为, 如国防建设、军事设施等, 也包括具体的公共利益用途, 征收行为的后果是增进社会成员的福利, 如教育、卫生、环保等。”可见, 公共利益应当是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在对公共利益进行概括规定的基础上, 法律还应当明确列举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各种公共事业, 如:国防建设;交通、水利、能源等市政工程建设;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具有公益性的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其它由政府兴办的公益性事业项目建设。

2.坚持以民为本, 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补偿制度。我国的土地征收立法应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补偿原则。在土地定价方式上, 应改变由政府定价的不合理做法, 引入市场机制, 让市场来决定被征收土地的价格。在补偿范围上, 征地补偿不仅要包括农民的直接经济损失, 还要包括农民的间接经济损失和附带经济损失, 并充分考虑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具体而言, 土地征收补偿应包括被征土地原用途的土地价值、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地上附着物价值、土地征收造成的不便于利用残余地的收益损失、被征地农民一定时期的失业损失费和就业培训费等。在补偿方式上应实现多样化, 在传统的货币补偿、劳动力安置的基础上, 开辟新的补偿途径, 如农业生产安置、入股分红安置、重新就业安置、异地移民安置等。在此基础上, 还可考虑设立“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对一部分失去耕地后所获得的土地收入不能满足生活保障需要的农民进行援助, 以期达到充分保障农民利益的目的。

3. 细化土地征收程序, 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立法机关应尽快设置土地征收合法性认定程序, 由法定机构对公益性建设项目征地进行审查, 确认其是否属于“公共利益”需要。应设立土地征收前协议价购程序, 除国防建设等紧急事项外, 负责征地的政府部门应与被征地农民协商以价购方式取得土地。只有在无法达成价购协议的情况下, 政府才可依法强制征收农民的土地。还应完善土地征收听证程序, 明确听证申请是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权利, 并对听证的申请方式、审查批准的时限、听证的主要环节、听证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听证结论的法律效力等作出详细规定。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 境外投资者认为我国政府作出的决定与加入WTO时的承诺相违背时, 可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 法院可撤销这些决定。因此, 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 应建立对征地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 群众认为征地不公平不合理, 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还应建立征地仲裁制度, 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4. 完善土地征收监督管理规定, 有效遏制土地违法现象

发生。立法机关应尽快充实、完善土地征收监督管理规定, 在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土地征收监督管理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责任方式等。根据我国土地征收违法活动多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参杂其中的实际情况, 立法机关应当强化土地征收行政问责制, 加大问责力度。同时, 法律应规定骗取征地批准手续案件中非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在事后监督上, 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土地买回制度。只要用地单位未按照公共利益进行相应的开发建设, 被征用土地就失去了公益目的的依托,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也就不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通过买回权制度对原土地所有人的“私益”进行相应维护。法律应明确规定, 如果被征地闲置超过一定期限, 由政府收回土地发还给原土地所有人, 并可根据土地闲置的具体情况对用地单位予以处罚。

5. 加快土地征收统一立法, 完善土地征收法律体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