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研究论文

2022-04-16

叶松荣教授《断裂与失衡》（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研究的是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一是10—40年代末无调性音乐、十二音体系、多调性音乐、噪音音乐、音丛、音色旋律、微分音音乐、整体序列音乐；二是五六十年代偶然音乐、点描音乐、电子音乐、计算机音乐、音色音乐）“新音乐”的创作。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西方音乐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西方音乐研究论文篇1：

开放多元的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之路

近百年中，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的资料、观念及体系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现今的业界学者和学子们，基于前人的成果和成就，仍不断地在历史反思中寻找中国西方音乐学科发展的空间与途径，力图突出本国特色的同时关照国际学术前沿，从而使中国未来的西方音乐学科建设能够更加趋于深化与完整，并达到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学术高度。

西方音乐学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历经十载岁月，今年又迎来了第四届年会的召开。2013年9月22日至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会会员及参会代表近两百余人相聚于沈阳音乐学院，展开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大会围绕“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这一中心议题，共设四个子议题：1.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历史、特色与前瞻；2.中西音乐比较：方法与途径；3.当代西方音乐学术研究的走向与反思；4.瓦格纳、威尔第专题研究。本届年会共提交论文127篇（实际发言者104人），论文内容总体表现出冷静与审视的特点，无论对旧论题的再议、新命题的提出，还是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展望与反思，学者和学子们以自身深厚的学识和学养展示出了高水准的专业阐释。

如何展开中国视野下的西方音乐研究成为本届年会热论的议题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与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就“中国视野”的解读与认识进行了交锋式的讨论，叶松荣从“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内容实质、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实践探索、对个体研究行为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以中国视角去观照、解读西方音乐，比之用西方人的视角，也许能获得新的认识和收获。孙国忠在《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一文中则认为，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的提法并不科学，因为“中国视野”这样的抽象概念剥离了学者个性体现与研究实践展示的密切关系。进而言之，只有以中国学者个体存在为表征的独特的学术贡献才有可能传递表明中国学者身份的具体声音，而不可能有所谓的带有国别符号并具群体选择指向的抽象性“视野”。在大会自由讨论中，于润洋、杨燕迪、余志刚、王晡、姚亚平、李兴梧、李秀军、汪申申、刘经树、高拂晓等学者也就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发言。大家普遍认为，目前我们所做的西方音乐研究对于国内而言意义重大，但从文化背景差异角度而论，我们进行的西方音乐研究目前在国际上可能并不占优，但正因如此，把握从主体意识出发，注重研究的原创性，展现中国学者研究特色，进入“国际视野”则更需提倡。

对当代西方音乐研究学术前沿的关注是本届年会的另一重要议题。目前国内学者已不局限于单纯地呈现前沿性西学成果的内容本体，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进一步的深度思考与释义形成方法论、学科概念和研究走向等方面的启示。本届年会中，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与周耀群这三位学者针对西学文献的发言阐释较具代表性。杨燕迪近年来一直从事美国钢琴家、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的专著《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汉译工作，通过研读该书多年，深信这部西学专著不仅对理解古典风格的运作机制和三位重要作曲家风格有重大贡献，而且对整体意义上的音乐分析和批评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参考价值。他认为，音乐文字描写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的音乐敏感性、历史修养厚度、文字功力以及理性概括力，而这些却并不是能够靠单纯的“方法”所能解决的，因而，耐心的积累和用心的体验和学习仍然是不二法门。刘经树的发言内容为《音声缭绕无言词——论有解说的音乐与独立音乐》，他指出德奥作曲家无论创作独立音乐、有解说的音乐、音乐戏剧还是世界观音乐，他们都完全有权力事后发表或隐藏解说。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古典一浪漫时期音乐的实质，而且符号学理论可以对音乐的意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刘经树的发言中虽未以某部具体西学成果举例，但他多年所从事的德文翻译工作使其在解读德国音乐历史现象时有较强的说服力。周耀群以《作曲家的两个世界》为题发言，他较为细致地解读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一书，该书以社会学的方式解读了莫扎特这位独特命运的杰出作曲家，为了建立他的分析理论，埃利亚斯提出了“工匠艺术”和“艺术家艺术”这两个概念，并提出了艺术家两个世界的构想。周耀群认为音乐社会学双结构的观念有助于厘清和扩展这种两个世界的理论，并可能作为可行性方法论用以解读众多西方作曲家。近些年来，国内的西方音乐学者们投入了较多精力通过编译来引介优秀的专业性西学成果，如《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西方音乐史》、《欧洲中世纪音乐》、《西方音乐》、《古典音乐：海顿、莫扎特与贝多芬的时代》等。从当今学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引介西学前沿成果已成为从业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支持，引介过程缩短与扩展引介内容将指日可待。另外，具备高水平外语阅读能力的学者队伍正日益壮大，较多专业研究者均可通过西学文献的直接阅读、分析、理解和阐释来完成相应研究，或通过直接参与国际会议快速获取前沿性学术动态，这都对改善国内研究现状有较大帮助，对提高选题质量、缩小与学术前沿之间的差距以及减少研究中所产生的误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届年会展现出学术平等的良好氛围，年轻一辈学人与资深专家共同畅论，营造出勃勃生机且开放的学术论坛氛围，较多青年学者均提出较为创新且具前沿性价值的选题，如刘小龙的《西方音乐话题史：探索新方向》；贾抒冰的《论当今西方音乐史领域的几个核心问题》；宋方方的《女性音乐史的特点及新史学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影响》；陈新坤的《音乐诠释学：愿景、历史与方法》i杨健的《作为表演实践的音乐与作为学术研究的表演》；班丽霞的《“音乐厅博物馆”现象及相关理论述评》；杨婧的《“晚期风格”在西方音乐学界——兼谈传统风格史的艺术史地位以及理论困境》；伍维曦的《中世纪盛期教会音乐活动中的文人性因素——以彼得·阿贝拉德、瓦尔特·德·夏迪永和莱奥南为例》；孙红杰的《古代西方音乐记谱法的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西方音乐学研究的意义》；江松洁的《作为家用乐器的钢琴：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研究（1830-1970）》；徐志博的《20世纪西方音乐中声音素材的扩张——“音材料”→“音响材料”》：李昂的《试论音乐心理学关照下的现代音乐接受——以笔者本人（月光下的彼埃罗）三阶段“倾听”分析为例》等。

以西方音乐史各断代为对象的发言选题虽然数量不多，但选题视角均较为新颖。如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奇科尼亚的两首庆典经文歌《哦，帕杜瓦，闪耀的星》和《让我们赞美彼特罗·马切洛》，通过解析作品对奇科尼亚的音乐风格做进～步的总结。英国巴洛克音乐专家、中央音乐学院访问教授彼得-奥索普（Peter Allsop）以其著作《科雷利：我们时代的新奥菲欧》其中的一个章节而展开。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徐德论述了肖邦前奏曲0p.28原作版的历史渊源，近距离审视原作版各细节，而后提出原作版在演奏出版和理论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星海音乐学院黄蕾对勃拉姆斯《四首庄严的歌》中最后两首的关联性进行解析，以此挖掘作曲家的宗教信仰和音乐美学思想。中央音乐学院何宽钊从个人主义的泛滥与有限性的拒斥、灵韵的衰退与震惊的凸显和形式主义倾向等方面来阐述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在20世纪西方和声中的张力和冲突。这些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可窥见国内对西方音乐通史所展开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各代表运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地研究视角，较多选题从研究方法上兼顾传统与现代，融汇中西观念，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

2013年是19世纪西方音乐史两位重要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与威尔第（1813-1901）的诞辰200周年，故本届年会专设了“瓦格纳与威尔第专题研究”这一议题，起到对该研究领域进行总结、反思和开拓创新的作用。共有27位代表进行了主题发言，主要涉及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尔》、《游吟诗人》、《茶花女》、《奥赛罗》、《法尔斯塔夫》等重点作品的新角度解读。此外，来自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瓦兹索伊（Nicholas Vazsonyi）的主题发言《瓦格纳品牌的发布与推广：（纽伦堡的名歌手）》给国内学者带来新的瓦格纳研究视角。来自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音乐学家、戏剧史学家慕根（Anno Mungen）以《2013瓦格纳年：地方视角与全球视野》为题发言，他聚焦于2013年，即瓦格纳诞辰200周年之际的庆祝活动，通过世界各地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表明瓦格纳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而以作为个案的瓦格纳为标志，引发“是否存在或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身份”的思考。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强调理解音乐应把音乐现象置于文化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有感于科尔曼的理论发表了关于批评音乐学的学科设想；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提出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中的“复体裁”现象；星海音乐学院黄虹对西方器乐体裁的形式与内涵进行了音乐学角度解析；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何平通过对美国音乐研究的阶段成果梳理、展望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前景。总体来看，各位专家学者本着客观、严肃、冷静、审视的学术态度，对西方音乐的国内现状、西学前沿和各史学专题等方面展开了开放性、多元化的研究。

短短几天的交流，充分印证了国内的西方音乐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往届会议相比，本届年会所体现出的特点是：一、研究成果选题丰富，视野开阔；二、研究者队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三、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各类方法和视角更加多元；四、研究成果的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虽然本届年会已落下帷幕，但西方音乐学会走过历程中所承载的几代学人的治学精神，屹然犹如一面旗帜，将引领我们走出具有开创意义的道路。随着本届会议的成功举行，我们对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的未来发展和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未来走向与建设都充满了乐观期待。

梁雪菲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荣英涛）

作者：梁雪菲

西方音乐研究论文篇2：

西方音乐研究多一种思维方式：“中国视野”

叶松荣教授《断裂与失衡》（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研究的是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一是10—40年代末无调性音乐、十二音体系、多调性音乐、噪音音乐、音丛、音色旋律、微分音音乐、整体序列音乐；二是五六十年代偶然音乐、点描音乐、电子音乐、计算机音乐、音色音乐） “新音乐”的创作。他论述六个问题：1.创新理念的构建与缺失；2.作曲新技法的频繁更替；3.大多作品弱化民族特性的现象；4.创新效果与大众审美需求的失衡；5.表现形式的“失度”；6.“新音乐”创新的本质。这六个问题表现出著者力求对西方音乐研究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的追求”。这一构想早在他《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人民音乐》1997年第10期）和《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就已提出：“中国学者用西方的方法研究西方音乐很难被西方认同，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音乐，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应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这个追求可贵、可喜、可贺，我们对西方音乐的研究毋须“言必称希腊”，要实现“师而法之，比而齐之，驾而上之”的最终目的，呈现出中国音乐学者的远大眼光与博大胸怀。

一、几点所思所想

笔者以为该著有三点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1.该著引用了九十多部论著、六十多位作曲家的作品来论证他的观点，可谓有理有据，可成一家之见。著者引用了33条谱例来表述无调性、十二音体系、多调性、噪音音乐、音色音乐、音色旋律、音丛、微分音音乐等各个流派的音乐形态，给读者以直观的视觉，谱文结合，读来上口。

2.该著既论析了 “新音乐”调性崩溃、旋律破碎、平衡丧失到了畸形的地步，十二音体系让听众连续接受十二个不同的音高，使听觉没有记忆整个音响所需的时间与基点，同时也看到一些“新音乐”作品在表现特定内容时采用“新音乐”技法的合理性，这种辩证思维是研究者必备的理论素养。如他在评述潘德列斯基的《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时，在时块1—9段全乐队用十个声部交叉错综地进入，每个声部都用本组的最高极限音并以ff力度奏出，给人以强烈的官能刺激的恐怖感；在时块10—17段，看到作曲家使用了小橄榄型、短扩张型、大扩张型、收缩型、长扩张型、密集微分音等多种技法，造成奇异的音响，让听众震撼和战栗；在时块18—25段，看到作曲家先后依次插入五个“扇形织体”的声部，与时块26—62段颗粒状、非线性的“点描织体”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时块62至全曲结束，作曲家用52件弦乐器构成52个声部，以“微分音块”持续30秒，力度由fff减到ppp，使人想到肉体的软弱无力而消亡。著者既肯定作品在“时值运用、配器色彩、音响素材以及演奏法、记谱法等的创新”（第130—133页），也批评了这部作品在表现原子弹恐怖的同时，没有明确表达反法西斯联盟为了结束“二战”，为了消灭发动“二战”的日本军国主义毅然决然地投掷原子弹，这个真理不可抹杀！“受难者的挽歌”是日本统治者造成的，否则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世界无真理可言！

3.音乐是激情的艺术，饱含着作曲家的哲学思想，而“新音乐”却为技法而技法、为手段而手段、为形式而形式，把激情艺术的音乐变成了数学思维，背离了人类对内容情感的审美需求。于润洋先生说：“西方先锋派音乐，是西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结下的一颗‘苦果’”，“中国现代音乐不应走西方现代音乐的这条路。”著者也说：不要“盲目追随西方现代音乐发展的道路”，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以中国的视野“走向现代”（第163、166页）。这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巴甫洛夫在《条件反射演讲录》中说：“任何形态的物质之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存在，都同样有赖于自身内部诸因素之间及其复合体与外界之间的平衡”（中国社科出版社1968年版第224页）。传统文化就是音乐“内部诸因素”及其“复合体与外界之间平衡”的视野与根据，“新音乐”就缺乏这个生命力而“闻者盖寡”。

二、何谓“断裂”“失衡”“中国人视野”

该著定名“断裂与失衡”，何谓“断裂”？指“新音乐”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何谓“失衡”？指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失衡，外延式与内涵式发展的失衡，“新音乐”创新效果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失衡，有序与无序、无序与有序、刺耳与悦耳、连贯与破碎的失衡。何谓“中国人视野”？就是“从思想基础到价值判断”“从审美情趣到思辩构造”，就是中国的哲学观、审美观。简言之，你身上流着炎、黄的血脉，你脑中用着道家“有”“无”的统一（“有无相生”）、事物的“对立”“转化”（“祸兮”“福兮”）的思维思考，用着儒家政治上的“为政以德”、道德上的“仁”学、待人处事的“忠恕”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人文，用的语言是秦始皇规范的语法、文字是殷商早期甲骨文构造的方块字，你看世界、看事物怎么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中国的土地呢？！钢琴家傅聪说：多年来他之所以能在钢琴家林立的欧洲站住脚，能为欧洲的观众所喜爱，就是他从小读唐诗宋词，读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他说：“肖邦就好像是我的命运、我的天生气质，就好象肖邦就是我。我弹他的音乐，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很自然地在说我自己的话。”“我弹德彪西的时候，我觉得感情最放松，因为，他音乐的根是东方的文化，他的美学是东方的东西”。傅聪还把莫差特比作李白，舒伯特比作陶渊明，肖邦比作李后主，说：“肖邦他就象李后主的词，那是生死之痛，家国之恨”（《与傅聪谈音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5—129页）。在这里我们明白了：傅聪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在自己的音乐里，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解读、来表达西方音乐家的作品，为自己在欧洲站住了脚跟，同时给欧洲人以崭新的感受，发展了欧洲的钢琴艺术，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傅聪的“中国人视野”。

当然，著者在《断裂与失衡》中，也不仅仅只是以中国人的哲学观、历史观、审美观、价值观去审视西方音乐，他同时也结合西方的历史学、哲学、文化生态学、美学、音乐形态学、文化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为视域，形成了“中西视域的互动与融合”。在此，著者打破了中西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彰显“我”与他者的平等对话，以促进一种理论视域辩证思维的成熟，其意义不容忽视。

这里让我回忆一段2007年在美国生活时所了解到的美国作曲家是如何在传统音乐的根上来探索创新的。

中国乐器随着移民而播向美国，美国作曲家把它用在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器乐、声乐、歌舞剧、影视音乐等各种体裁和题材的作品中，显现着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中西交融的魅力，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探索音乐创作的新路，这与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方交响乐队来创作中国乐曲的思路是一样的。他们除了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哲学观点、音乐思想、逻辑思维、语言思维等不同外，把中国乐器作为工具、手段来表达感情，来探索新路，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正如美国作曲家迈克尔·席德里·蒂姆森所说：“运用这些乐器，引出我的美国文化”，这才是他们的思想精髓。美国作曲家劳·哈里森（Lou Harrison）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运用中国的乐器探索他的新作，直到80高龄还以中国琵琶与西洋乐队创作了《琵琶协奏曲》；普林斯顿大学作曲教授弗兰西斯·怀特（Frances White）以笛子、二胡、琵琶和古筝创作了《听海浪的一刻》；寇蒂斯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大卫·罗德（David Loed）用笛子、二胡、琵琶创作了三重奏《慕秋》；出生在加拿大、毕业于茱丽亚音乐学院的威威安·福格（Vivian Fung）创作了二胡曲《影子》《弦乐四重奏》，她的音乐还融入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就是美国前卫音乐活跃人物威斯里安（Wesleyan）大学作曲教授安东尼·布拉克斯同（Anthony Braxton）也把中国乐器用在他的“新音乐”中。他们以或中或西的艺术观为指导，融汇中西方的艺术风格，并用中西方的创作技法与体裁，促使中西艺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他们有的立足于“西”借鉴于“中”，或反之。他们虽然是美国作曲家，也同样遇到如何立足“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问题。

王国伟《东西方文化碰撞交响》一文介绍说：美国作曲家之所以运用中国乐器来创作，其原因很多，其中与郑小慧女士于1984年创建的“长风”中乐团的努力分不开的。“长风”中乐团不断地委约中外作曲家创作，每年举办“长风奖”国际中国民族器乐作曲比赛，20年来已首演了67位作曲家的111首新作，为此，他们获得美国作曲家、作家、出版家协会和美国室内乐协会的表彰，嘉奖该团“独特的东西方音乐结合的节目以及不断委约作曲家创作”。笔者点赞：这个非西方音乐团体首次在美国的主流专业音乐圈所获得的奖项，他们的工作促使美国作曲家以中国民族乐器为探索“新音乐”的手段，走出创作新路，他们的努力为中国民族音乐在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庆可贺，可表可书。以下论析的五位作曲家在美国都是成果累累、声望甚高的音乐家。

1.保罗·路迪（Paul Rudy）创作的《幻想曲》

路迪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995年后他在美国音乐节和音乐学校担任扩音音乐表演系的主任。他说：“当我第一次听到二胡，那声音和技巧，让我想到德克萨斯的摇摆舞小提琴、蓝草小提琴、爱尔兰小提琴及西方古典小提琴，想到柴科夫斯基和布拉姆斯。我创作的这首《幻想曲》中，用电脑来模仿‘实’的音响世界，让人感到犹如是真实的演奏者的乐队。所以，这首作品的幻想风格和音响世界，从多方面的来源，用电脑完全合并在一起，再以真实的二胡演奏，来引发出实质上幻想的拉弦乐器”。这首作品是多种风格的混合物，他从刘天华的传统音乐开始，引出爱尔兰、蒙古、美国德克萨斯以及西方古典拉弦乐器的传统音乐；他以电脑采集的二胡音响作为原声发展成电子音响与独奏的二胡配合，混为一体。音乐时而委婉，时而轻快，时而粗犷，时而飘逸，乐曲最后在每分钟170拍的律动中由独奏二胡奏出美国西部牛仔的旋律，二胡的马蹄声、嘶鸣声与电子音响交织在一起，乐曲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该曲由二胡演奏家王国伟在以后各种场合的演出中都获得了“满堂彩”。作品的成功使保罗·路迪倍受鼓舞，之后他又创作了《木、风、水、土——为笛子、二胡、扬琴与电子打击乐音响》。

2.詹姆士·莫伯利（James Mobberley）创作的《纪念品》

詹姆士曾先后担任过克利夫兰音乐学院、威伯斯特（Webster）大学和密苏里·康萨斯城（missouri Kansas City）大学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1991年又担任康萨城交响乐团、康萨城现代乐团的驻团作曲，并荣获哥根哈尔作曲奖、罗马作曲奖等。他用笛子、二胡、琵琶、古筝和打击乐写的《纪念品》是由九首小曲组成，第一首《日月潭的烟灰缸》（五重奏）；第二首《平湖行舟》（四重奏）；第三首《卡西亚巴的微笑》（二胡和持续音）；第四首《笑脸大胖菩萨》（四重奏）；第五首《蟋蟀罐》（四重奏）；第六首《上一万个菩萨的路》（五重奏）；第七首《一手弹》（笛子和持续长音）；第八首《启德机场的夜晚》（琵琶独奏）；第九首《回归》（五重奏——终曲）。从乐曲每段的标题和各具特色的乐器组合中可看出作曲家不同寻常的构思，也看出作曲家不仅对中国的乐器，也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甚至哲学都有相当的体验与理解。詹姆士·莫伯利在他父亲影响下，从小就接触了许多东方的文化艺术，参观了不少东方博物馆，听了日本、泰国等亚洲的一些宫廷音乐，去过台湾、香港，并长期研究佛教禅宗。《纪念品》在长风中乐团的“新音乐首演音乐会”中演出后，获得了赞誉有加的好评，给中外听众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3.迈克尔·席德里·蒂姆森（Michael Sidney Timpson）创作的《Chasin Bill》迈克尔为笛子、二胡、琵琶、扬琴、古琴和大阮创作了《Chasin Bill》

评论家王国伟说：这首曲子“好像是作曲家用中国乐器来说他自己的话”。这首作品对美国和中国听众来说似乎既熟悉又陌生，美国听众熟悉它的音乐语汇，陌生他的音色；中国听众了解它的乐器，对这些乐器在作曲家笔下发出的音响感到陌生。为什么？因为他是用象征中国文化的中国乐器来表现美国的文化，笛子、二胡奏出了爵士风格旋律，弹拨乐器的节奏摇摆跳动。我想用作曲家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作曲家说：“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听了中国传统的丝竹乐队。当运用这些乐器，其音色自然引发出他们的中国文化，而听后引出我的美国文化。尽管这个作品运用的一些手法来自欧洲的古典传统，但我构成的和声和节奏，来源于美国的爵士和嘻哈街舞（hip—hop）。中间发展的结构，我也运用另一个美国音乐的特色，就像流行D. J.集合持续的舞曲播放和混声那样来构造音乐。”

迈克尔·席德里·蒂姆森在美国的密西根大学随美国著名作曲家、作曲教授威廉姆·阿尔伯特（William Albright）学习，并与他的同学、台湾女作曲家结为夫妇。他先后在美国康萨斯田纳西大学（Tennessee）和南弗罗里达州大学担任音乐理论和作曲的副教授。王国伟先生评论说：“这首《Chasin Bill》为中国的民族器乐提供了一首犹如‘人面狮身’式的独特作品。”

4.杰森·考·黄（Jason Kao Hwang）创作的《内部的迁移》

杰森是一个生在美国、长在美国，黑头发、黑眼睛但却不懂中国话的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作曲家，他时常反思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试图从美国文化出发思考中国的移民文化，他的许多作品都展示了这个主题。这类华人在美国被称为“ABC”。他自1998年担任长风中乐团专职作曲家后创作了多部作品，《内部的迁移》（Interior Migrations）是其中的一部，它采用中西混合乐队，他选用二胡、中提琴、琵琶、低音单簧管四件乐器，以它们各自的音色和特性，以四个声部旋律的走向与重叠、交叉与综合，来显示它们的冲撞、平衡和相融，以反映移民从自己的文化融入新文化的过程。杰森的创作，在理性上，时时自觉地弘扬中国文化的传统；在感性上，时时不自觉地显露出美国文化的熏陶。杰森的作品正是这类“ABC”内心生活的真实映照。

5.卡特·伯威尔（Carter Burwell）创作的《魔鬼的英豪》

卡特是一位电影作曲家，虽然才50出头却已是一位73部有成就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由他作曲的电影《Fargo》曾获奥斯卡奖。《魔鬼英豪》（The Coreupter）是一部美国摄制的影片，他在配乐中运用了二胡和笛子，并作为主要乐器贯穿整部电影，以此来刻画影片中人物的情绪变化和深层感情，特别是当主人翁殉职时二胡的独奏沁人心脾、颤人心弦，突出了影片的悲壮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二胡、笛子悠长的旋律，配以摇滚强烈的节奏，犹如中国戏曲中的紧拉慢唱，极富特色。王国伟评论说：“这样的音乐，让人说不清是西方音乐？还是中国音乐？抑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

以上是美国作曲家用中国乐器来表达他们美国生活的创作实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叶松荣教授积极倡导“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中西视域的互动与融合”，这对于在西方学术的压倒性优势下，中国人文学术严重缺乏学术自信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突破口。但，要使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视野”这一理论走向成熟，除了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学术环境，甚至诸多坎坷，叶松荣教授的理论追求是一个发端。笔者相信虽然“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孙星群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金兆钧）

作者：孙星群

西方音乐研究论文篇3：

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西方早期音乐研究综述

＼[摘要＼]音乐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呈现之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定性研究与文章综述相结合，文章以《音乐艺术》期刊中西方早期音乐文章为对象综述定性研究方法的概况。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音乐艺术》；定性研究；早期音乐；综述

＼[作者简介＼]蔡莹莹（1989—），女，广东湛江人，武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524000）一

本文是音乐学专业的《音乐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学习成果的展现以及笔者的一些思考。国内的各大专业音乐院校在音乐学专业上的成果有目共睹，从各大学术讨论会、音乐期刊以及学术著作的出版中可以见得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专业在国内的音乐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音乐生活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从音乐爱好者订阅《爱乐》等期刊，到专业音乐期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研究》与《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等的订阅来看音乐学在国内的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音乐学这门学科或者专业的定义过去与现在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学校把所有的音乐都统称为音乐学，简单理解为与音乐有关的所有学科。然而音乐学（musicology）在许多的音乐学者看来这是一门理性的研究活动，从研究作曲家、作品、音乐表演和音乐风格中获得的一种审美的体验感知。（有关于音乐学的相关定义已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在此不再赘述）音乐学正是以这样的“知”持续在各大专业音乐院校和音乐生活中坚守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一名音乐学者，从《音乐学研究方法》课程中学习了笔者认为有趣的知识和技巧，因此，笔者以本文作为对课程结课的展示。

定性研究方法是社會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常常是相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而言的。“定量研究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量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速度、程度以及构成事物的共同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等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1]。英语“qualitative research”或”qualitative study” 指的是定性研究，又可以称为“质的研究”。关于定性研究的定义，有学者的观点是：“所谓定性研究，就是对于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其中一个特点是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2]”在音乐学领域，“定性研究方法是对音乐事项的质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所谓音乐事项的质，是指这一音乐事项区别于另一音乐事项的依据。[3]”这是音乐学各学科一般都有的研究方法之一。根据《音乐学研究方法》这一课程和参考资料，研究方法中除了定性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定量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每一个均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如定量方法有状态定量，关系定量，空间定量和时间定量。定性研究方法同样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识别属性，要素分析，结构整合，价值判断和原因分析。诚然，在学术研究中，方法的运用并不是单一的，规定化的，每一种方法的运用都有它的优点和局限性。例如，定量研究方法就较难以得出中国的大学生对西方音乐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等等，定量研究涉及到对于事物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知时，就显得有些不足。但是，方法论之间的运用是灵活的，定量研究的进行首先是要定性研究，即定量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或者定性研究的进行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如《中国与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比较》[4]等等。

在音乐学领域，采用某种研究方法的文献综述并不多见。对此，笔者将文献的内容、范围、时间的限定是：西方早期音乐的研究；1979-2014年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因此，有必要对于西方早期音乐的定义做一定的解释，以及对于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限定做出笔者带有“偏向性“的见解。

西方早期音乐（early music），指的是1750年之前的早期音乐。此概念的形成是在19世纪，当今学界普遍将其定义为“巴赫之前的西方古代音乐”[5]。当然对此的定义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姚亚平老师在其文章中认为：“欧洲早期音乐大致上是指1600年之前的欧洲音乐。或者前调性时期的欧洲音乐。[6]”国内更有学者将西方早期音乐解释为：古典主义之前的早期音乐。甚至有些学者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的解释，即指古希腊、古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巴洛克早期的音乐上的广义理解；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上的狭义解释[7]。在此，笔者综合西方音乐史上的具有权威的工具书的基础上采用贾抒冰老师的观点。有关于早期音乐研究的文章在国内已有一定的数量，在这个方面也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综述[8]。但对于像笔者这样的就某一研究方法为题的西方早期音乐研究的综述并不多见（上段已经阐述），所以笔者认为以这样的主题作为一篇文章仍然有着存在的意义，这也是《音乐学研究方法》课程的结课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也是锻炼作为研究生的研究技术必经之路。

本文之所以会选择《音乐艺术》这样的期刊作为综述论文的范围原因有：其一，《音乐艺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它的第一期就是在1979年11月面世的，至今已有将近37年的历史了。如此有意义的成果，一方面它可以反映音乐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作为学者阐述观点的平台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学术研究期刊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9]。其二，《音乐艺术》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学报，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发展的一个可观的标志之一，是实在的证明。

在此，笔者需要解释为何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早期音乐研究的综述这个选题。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从1979-2014年《音乐艺术》上发表的早期音乐研究的文章中无独有偶全部都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此外，《音乐艺术》这样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学术期刊上有关于早期音乐研究这个领域的文章竟然不足20篇，确切的数字是19篇，在1979-2014年的2674篇文章上，早期音乐研究知识占了不到百分之零点七。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关的学者注意到这个现象同时也找到了相关的原因余志刚老师在《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中指出有两点：一，欧洲古代音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宗教音乐，但过去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这一领域的介绍和研究被视为禁区。二，对音乐史具有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学习那些不常演唱或演奏的“老古董”是没有用的；在《关于中国的早期音乐研究》中，作者同样也提出了两点：一，由于历史研究的局限性所致，距离现今的时间长远。二，研究者自身还未具有触及历史深处的诸种能力，从语言、文化、思维与艺术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摸索的状态。。所以，笔者希望这篇综述可以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尽到微薄之力，同时也可以对定性研究的几种类型结合文章的分析可以对他人学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及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个方面。

二

为了有更加精确的了解，笔者将在《音乐艺术》从1979-2014年发表的有关西方早期音乐研究的文章做一列表。

上述的16篇文章中均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但是所采用的类型、角度和范围的不同使得这些文章在我国的西方早期音乐的研究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涉及到此，需要说明的是定性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对上述的文章进行分类以及将其中的文章结合研究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1识别属性型

所谓识别属性，就是分辨事物有哪种或者哪些特征。音乐研究中的识别属性有：探讨音乐本体的结构形态；探讨音乐本体的文化内涵；探讨音乐家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特征；探讨音乐表演技法特征。[10]

据上述的定义可以对表一的文章进行归纳，序号2、5、8、13、14、可以归入这一类。当然对于此类型，不是上述的16篇文章都有可能论及到，但可以举出典型之作进行一定的解释。如探讨音乐本体的结构形态的有：钱亦平老师的《从<愤怒的日子>中看中世纪的词乐结构》。这部作品阐释了人们熟悉的西方早期音乐中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并从大范围到小范围，最后重点论述了词乐的结构。从《愤怒的日子》（末日经）中作者一方面剖析了继叙咏的结构形态特点有：其一，多节的歌词。如在《赞美复活节的殉道者》中有6或7个分节，《愤怒的日子》中有20个分节。其二，中部的诗节成对。即中间成对的音节不仅在音节数量、轻重音格律上相同，在旋律上也是采用一样的。这当然不包括第一个单诗节和结束的诗节。其三，音节式谱曲。即一音对一词。其四，每两个诗节采用不同的旋律，即中間的每对旋律都不同。其五，每一分节的旋律终止式基本是相仿的或相同的。另一方面从诗节、押韵、旋律上对《愤怒的日子》的结构定义，并以此引出中世纪词乐的结构特点，即旋律与诗节的结构、韵脚有重要的关系，其音乐结构可以说是受诗节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探讨音乐本体的文化内涵的有：伍维曦老师的《<圣母弥撒>的情感内涵与中世纪晚期的圣母崇拜》。作者将音乐本体，以及本体之外的艺术史与这部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代环境和时代意识相联系，不仅表现了这部在西方音乐史上的首部完整的弥撒套曲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剖析了作者的思想观念。从研究构思上层层分析，既得出作者创作这首作品的动机，即“马肖自己在晚年为自己和兄弟的永生之路奉献的纪念”，以此结合当时的文化内涵，即对圣母崇拜的社会普遍心理，以及马肖的世俗音乐创作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引出马肖的思想观念，即被宗教净化的情感追求和圣母情节开始在其作品中产生。

2要素分析型

所谓要素分析就是对构成音乐事项的各部分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系统论认为要素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基本构件是什么、有哪些。[11]

据上述定义，可以举《16世纪意大利牧歌早期创作之典范——浅析阿卡代尔特<洁白温柔的天鹅>的音乐特征》为例。作者在浅析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意大利牧歌的早期代表人物阿卡代尔特的这首牧歌时，所采用的研究法鲜明地体现出要素分析的特点，即“有哪些”。论及音乐特征，作者分别从这首牧歌的歌词意义传达和音乐为这词义的呈现所采用的手法中进行分析，具体的要素有：其一，音乐对诗歌词义的强调。由于牧歌的创作一方面可能会受到其诗行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作曲者又有着表达诗歌中的意义和情感的迫切。所以，作者在分析时，特别强调了阿卡代尔特为了词义的表达在结构上做了一些让步的手法，或者说摆脱了诗行的结构束缚，甚至使用了“声部搭接手法” 声部搭接手法：某一或几个声部在其他声部结束一个乐句的同时开始一个新的乐句，从而形成声部间的交叠，以此便形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一往直前的音乐进行效果。。其二，“绘词法”的使用。这种手法在整个文艺复兴乃至巴洛克早期都还流行，其意思便是采用音乐的手法对歌词的词义进行象征性描绘。其三，和弦式与模仿复调织体的结合运用。此文中，作者对于《洁白温柔的天鹅》的分析是“通过将三和弦式的主调化织体同起伏、流畅的复调织体相映衬，运用声部组合上的变化，使音乐具有细腻而丰厚动人的表情意义”。其四，和声及终止式特征。在这方面，作者对其解释为“主调化织体与对位因素结合，调式与调性相混合”的手法使得这首作品具有这样的特征。

综合上述的要素分析，可见这四种要素是构成《洁白而温柔的天鹅》这首牧歌的特征，并对每一个特征都进行了谱例的证明。

3结构整合型

所谓结构整合，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确定的关系。在这方面有：关于音乐本体诸要素的结构整合；关于音乐本体与相关文化事项诸要素的结构整合；关于音乐文化诸要素的结构整合。[12]

结构整合型是以要素分析为基础，并在其基础上分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上述三种特点或区别在于分析关系的对象不同。结合表一的文章，属于这一结构整合型的可以勉强将《欧洲“古艺术”时期的经文歌》纳入其中。何用“勉强”两字，因为这篇文章的篇名中没有显示出“结构”二字。当然篇名并不是体现研究方法的标志，但是在文章中，作者主要分析了经文歌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历程，其中涉及到有关的文化要素，不是主要方面。所以，在1979年至2014年的《音乐艺术》中早期音乐研究的文章中没有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结构整合类型中的关于音乐本体诸要素的结构整合。但是，文章《哥特式音乐》可以归入音乐与文化诸要素相关的结构整合型中。此外，在音乐文化诸要素的结构整合中可以从表一中找到，如修海林老师的《中世纪神学氛围中的音乐思想》《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思潮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十七世纪唯理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以《中世纪神学氛围中的音乐思想》为例，作者论述了中世纪的音乐思想的一些特征，即作为教会奴仆的祭坛音乐极其音乐观、“来自神明的理式”的音乐美、神学领域中由“数”论出发的音乐观、音乐的情感作用与教义的冲突。作者在强调这四个特征时精确地用一段话给概括了：“神学家由数与秩序的关系以及理智的把握来看待音乐，将音乐拿为教会的奴婢，但是音乐毕竟以其力量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神父们很难将音乐的自由精神与情感力量禁锢在祭坛的锁链上。因此，音乐的情感作用和教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4价值判断型

所谓价值判断，就是在音乐研究中将对象置于各种关系中进行考察，然后解释它在其中所具有的功能或作用。在这方面有：关于音乐作品中各类音乐语言要素的价值判断；关于某种音乐或某种音乐作品的影响与辐射功能价值判断；关于文化环境对某种音乐产生影响的价值判断。[13]

按照这样的定义，表一中的文章中的《罗勒：第二实践的先驱》属于某种音乐或某种音乐作品的影响与辐射功能价值判断。因为文章中作者围绕这罗勒的牧歌创作对于牧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后世作曲家具有深刻的影響，比如蒙特威尔第提出的“第二实践”。诚然，作者在分析的过程中引用了罗勒的三首作品来指出罗勒创作中的特殊之处，如“从功能性的和声音响到色彩性的半音变化进行”等等。此外，《西方音乐前调性时期音高组织思维研究——序论》也可算在这种类型中。虽然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某部音乐作品为具体对象，但是作者说明了其文章是以音乐分析和音乐史学的原则和已有成果，以音乐文本为对象进行分析前调性时期音高组织思维方式，并最终对这样的一些模式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了一定的阐释。

文章《“新艺术”时期的音乐观念、音乐受众和音乐家生存方式》既可以归于文化环境对音乐产生影响的价值判断，也可以归于某种音乐的影响与辐射功能价值判断。文章以“新艺术”时期的音乐为对象，阐释了当时14世纪左右的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对音乐的创作形式产生了影响，即当时的经济基础（庄园经济）等各方面的变化使得人们的对于音乐的需求以及音乐自身发展也产生了变化。同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也对“新艺术”时期音乐在整个西方音乐的历史地位的界定上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作用。

5原因分析型

“原因分析就是弄清楚某种音乐史实或当下某种音乐现象形成的原因。”[14]

文章《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印刷盛行的背后》应该可以表明原因分析的特点。因为此文不仅讲述了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印刷的发展过程，也分析了音乐印刷之所以能够盛行的原因，之所以能够对欧洲社会音乐生活结构性产生变化的原因。作者对于原因的分析有：其一，不仅指出了有当时教会的引导和需求、教会在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影响下使教会音乐的传播在更大的范围上有优势。其二，音乐印刷传播过程还造就了欧洲艺术音乐事业的发展。因为音乐印刷在当时除了运用于日常的宗教和社交生活之外，还可以对音乐作品的保存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三，在传播交流的过程中对音乐的标准规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当然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的。其四，在扩大音乐传播范围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消费人群，以至于公众的需求也开始对音乐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言，虽然对于1979年至2014年《音乐艺术》期刊的早期音乐研究中的文章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综述，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上述的研究方法又可以混合使用，并没有一致性的标准，或者单一的模式。例如，文章《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印刷盛行的背后》既有原因的分析，也有探讨了音乐印刷盛行背后的历史意义。所以它也涉及了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在里面。再如，表一中的《“新艺术”时期的音乐观念、音乐受众和音乐家的生存方式》，一方面分析“新艺术”时期的有这样音乐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运用了价值判断，即此时期的音乐环境对音乐技术上的反映等等。再如《哥特式音乐》既有文化要素与音乐之间的结构整合，又有价值判断方法，即文化环境对复调音乐产生影响。最后文章《西方“新艺术风格”与15世纪上半叶多声音乐理论与实践》可说是采用研究方法的混合型，因为既有价值的判断，又有要素的分析，同时还有识别属性。所以研究方法在实践中是多元化的，上述的归类仅仅作为一种对于研究方法与早期音乐研究的一种综述。

三

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西方早期音乐研究的综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学者们对于西方早期音乐研究的关注还不够或者说早期音乐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正如前文所言的，早期音乐研究在整个音乐学领域中的比例之小有待扩大。所以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综述的整体把握上可以给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或启发作用。从综述的这样研究方式上，其一方面是作为研究生必须掌握的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西方早期音乐研究乃至整个西方音乐研究的综述在国内也不多见，可以进行综述方面的训练。最后，在音乐学领域中某种研究方法的文献综述研究确实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新见解“，这样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对于1979年-2014年国内核心期刊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定量研究或者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核心期刊有关于巴赫研究的综述等等，都是有着一定锻炼价值和参考意义的问题。诚然，在国内对于西方音乐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原材料的收集、方法论运用、最新的研究成果等等，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上同样是有不足的。一是对于范围的规划上仅仅以《音乐艺术》为界限，对于综述性的文章来说确实是小。二是对于早期音乐研究的综述上，这样不足20篇的文章，这在量上难有说服力说明早期音乐研究的不足。三是对于音乐学研究方法的把握上有待于进步，笔者还没有做到运用自如的程度，所以对于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相结合上难免有不足之处，望读者能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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