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本文旨在探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在增进“民心相通”战略的重要意义与应用思考。[关键词]丝绸之路音乐文化;民心相通;意义;应用思考近年来，学者们对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持续升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音乐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音乐文化研究论文 篇1：

音乐文化研究的音乐学人才培养之我见

音乐学专业下的音乐文化学

艺术学已成为当下大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学科门类，其下音乐舞蹈学为一级学科，音乐学为二级学科概念。它涵盖了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以及音乐创作理论等多种学科类型，每一类都需学理、学术支持，或称都要有学术之展开。因此，作为学术研究可针对的音乐学类下所有层面，这是广义的音乐学。当音乐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完成本科学习进入到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知识趋于深入，这为其走向社会所从事的职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音乐学教育从专业音乐院校发端，这是狭义的音乐学概念，主要指专门以音乐学理论为研究方向的学科。它突出理论学习而非技巧技能用于创作与表演的出色展示。换言之，这个学科的学生在对音乐的演奏、演唱以及创作的过程（音乐本体之上应用技法理论架构）有基本把握的前提下更重学理认知，强调语言表述与逻辑思维、思辨的能力。作为音乐技巧与技能（或称音乐表演）为专业方向的学习，在技艺的基础上首重形象思维，但作为理论研究方向则是要把握音乐形象思维的前提下侧重逻辑思维，否则便不是一名合格的音乐学系毕业生。

既然学科门类为艺术学，专业音乐院校或是师范大学以及综合性大学音乐系科的学生其所学专业当然是“艺术”，这是很明确的认知。我们的音乐教育体制基本沿袭欧美专业音乐教学模式，音乐被定位为美育范畴，有专门群体创造并承载音乐形态以供社会欣赏、审美、娱乐等诸种功能的需求。社会既有对音乐形态创造的教育，也有以音乐形态对社会人群实施审美的教育，重点在音乐的创造以及从审美和心理学视角进行把握，重音乐艺术自身发展，如此形成学术思维定势，这是对音乐艺术的审视。所谓音乐学是诸种音乐形态创造、承载与审美之学，既有音乐学依此进行课程设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学术理念不断出现，这既有外来因素，也有文化自觉。人们发现，既往沿袭或称效法的音乐学（这里侧重狭义）教学模式并非唯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世界各国音乐院校名录》一书的翻译工作，书中介绍美国大学培养专业演奏、演唱和创作人才更多在专门音乐院校，招收的研究生多与音乐创作和表演关系密切，但作为音乐学专业教育还有另外一种途径。美国近两千所大学中有一千四百余所大学设置音乐学专业，而音乐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多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导实施培养。从相关课程设置来看，综合性大学音乐学专业的本科阶段都要掌握一门音乐表演技艺，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比专业音乐院校比重要大，这显然不是以创作和表演为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综合性大学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强化了理论学习与研究的学科意义，实际上是将音乐学明确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以理论研究为重的学科建制，这样的建制是要借助于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术优势。当然，综合性大学也有侧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研究生教育，但教育的目的多为社会多层面的音乐教育培养师资，不是为舞台表演所专设。

有这样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即音乐学界所推崇学术方法论代表人物多来自综合性大学的音乐系科。以民族音乐学为例，这是文化人类学与音乐学的有机结合。文化人类学作为学术方法论重在把握当下社会中活态的文化事项，这其中当然也涵盖了音乐。也就是说，文化人类学既可作为独立的学术论域，又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支撑。在这种意义上，诸种艺术门类都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方法论或称学术理念进行相关学术探讨，如此产生所谓艺术人类学、美术人类学、戏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舞蹈人类学等学科。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与人类学结合音乐学界对其命名却是为民族音乐学，依在下看来其实就是音乐人类学的意义（虽然也有声称差异者）。

作为一个世纪以来成为显学的文化人类学与以上这些艺术门类组成的“新学科”，基本都在综合性大学相关系科中产生，如此方显学术的交叉与整体性，而这些学科所研究的领域恰恰不是各自艺术门类的专业院校以技巧技能为重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这是对人类社会中被认定为艺术的形态从文化视角进行整体解读的意义。

以上是以民族音乐学为例。其实研究音乐学的方法论常与时俱进，随着学术进步总会有新的理念和方法论不断被创造出来。当然，专业音乐院校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同样可以运用这些方法论。但所谓术业专攻各有侧重，欧美专业音乐院校的学者更多围绕艺术的意义展开，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也多有选择，更何况这些专业方向自身也有研究不完的选题以成为自己的特色（中国的音乐学专业设置之初是在专业音乐院校，因此在侧重艺术本体研究的同时有扩展的意义）。而综合性大学中每个学科都会有系统性的方法论，学者们在各自领域不断耕耘创造的同时又吸纳互融已然成为趋势，这给学科交叉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音乐文化学的研究亦不可或阙。

所谓音乐文化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大背景中与音乐相关的诸种事项（当然涵盖对音乐本体的认知，对创作、表演自身的研究以及从艺术、审美、欣赏视角加以把握）。我们看到，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担当绝非仅是审美与欣赏，而呈现多功能为用的意义。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多种功用仅以艺术视角显有不足。要认识多功能为用的意义，显然不是以音乐创作和表演为重的专业音乐院校关注的重心，需要研究者学术视野的开阔、知识结构的调整与知识面的拓展，这些恰恰是综合性大学的研究优势所在。所以说，作为以理论研究为重的音乐学专业（特别是研究生层次，涵盖硕士生与博士生）以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显现更为全面的意义。音乐学当然不能离开音乐自身，但仅就音乐自身研究显然不是综合性大学音乐学教学的整体意义。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国音乐学专业现状

多年前我著文探讨了中国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设置情况，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培养模式以创作和表演人才为中心，以致在音乐学院里有这样的话语“音乐学、音乐学，搞不了音乐的才去学”。如此认知乃培养模式所决定。在这样的理念下，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系更多围绕创作与表演的相关研究展开（这是欧洲专业音乐的培养模式）。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陆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乃至理工科大学中的音乐院系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些院校设置音乐院系的初衷各异）。师范院校当然首先是为中小学和社会音乐教育培养师资，但也自觉不自觉地向专业音乐院校培养模式看齐；其他类型的院校既有以艺术表演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也有以活跃学校文艺生活为目的者，多数在培养模式上有向专业音乐院校靠拢的趋势。这表现在压缩史论课程和文化课的空间，学生的活动范围多在音乐院系之内。作为师资培养同样需要高水平奏唱以及音乐创作的基本技法，研究生阶段也需要对教育模式进行深层把握，这种模式无可厚非，然而这些院校所设置的音乐学专业却少有办出自己特色的。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能够依音乐文化理念为培养模式（重在研究生教育）者可谓凤毛麟角，不用说本科生、即便是研究生也很少跨系、跨专业选修，只是在本学科中“打滚”，这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综合性大学办音乐学专业的意义。应该明确的是，师范大学也属综合性大学，利用好则显现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优势。学生自身缺乏学科交叉意识尚情有可原，关键是教育者应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应鼓励或以制度的方式约束学生很好地利用这种学科优势。

音乐学专业首先应是理论专业，作为二级学科泛化意义上的音乐学不是本文所要论证的。我们需要音乐创作与表演型研究的专门人才，即便是在侧重理论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也有作为艺术的类型和作为文化的类型，这两种都有需要（作为艺术类型也应适当增加文化课程的内容，毕竟艺术修养不可或阙）。我们不必将这两种类型搞得形如泾渭，但至少在培养模式J：有所区分，明确有以音乐文化为研究方向的类型，这恰恰是综合性大学（涵盖师范大学）更具学术和学科优势者。以音乐文化为研究方向的音乐学专业怎样设置课程应该认真考量。在下以为，首先要明确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之关系，研究各有侧重，使学生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也只有在明确的前提下方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学习。音乐文化应该成为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如此我们的讨论更具现实意义。

音乐学的多视角与知识结构调整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音乐学科以音乐艺术为认知，其并无不妥，这里只不过强调要在这样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所谓拓展则是要跳出既有的学科思维定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以及音乐在社会生活中多种功能性意义上把握。音乐是独立的门类艺术，更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不仅仅是音乐厅和相关场馆中的存在，如何认知音乐之存在是我们应该辨析的问题。如果认同音乐作为文化的有机构成，我们就应以这样的视角来把握和辨析其内涵，如此研究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呢？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如何拓展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多种音乐学术刊物设置了音乐学新学科理念的专栏，时常刊登一些新学科介绍，诸如音乐社会学、音乐民族学、音乐民俗学、音乐地理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符号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声学等等，这些是为学科的意义。除此之外在哲学层面则不断有新的理念引领学术潮流，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符号学等等，它们又多被认定为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从音乐学视角，这些无论学科还是“主义”多是既有学科理念与音乐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就传统学科来讲，所谓一史一论，史即为纵向、历时性脉络，而论则更多从横向、共时角度展开。将音乐学与学科和“主义”结合其实就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视角和切入点，毕竟从这些视角对音乐文化进行整体研究会更加有意义，它丰富了对音乐文化的整体认知。如果仅仅从艺术视角看音乐，可能产生不了这些理论，若从文化角度认知音乐，则可见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多样性，无论史还是论的建构都彰显其丰富性内涵，这是对史论深层挖掘的意义。由此可见，诸多学科之于音乐文化学研究意义重大。应该明确，各个学科自身都是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为学界逐步认知，在认知过程中形成论域与方法论的规定性。既然是为独立学科并对音乐学整体研究有益，既然学界已将这些学科的研究理念用于音乐学研究，在互融过程中形成新的学科理念，这就是多学科交叉的意义。这种交叉性新学科既可独立存在，又丰富和充实了史论学科的内涵。我们应深入把握这些学科既有方法论及其自身拓展的意义，如此与音乐学相结合方能真正有效。更进一步讲，专业音乐院校中显然没有各学科都配备相关教师的必要，这就是我们说音乐学专业应设置在综合性大学的意义所在。研究音乐文化，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应该将课业分为三类：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非音乐专业课（这一点我已经在注②的《思考》一文有所辨析），前提是在综合性大学中这种跨系选课从制度规定性上成为常态。就我本人的体会讲来，虽然我们可以借助已经形成的交叉学科以把握诸种学术理念，但我更倾向于从各学科的原点以行把握，从本义上认知并再考虑学科交叉的演进（形成交叉学科之后的发展），会更有实效。

如果确立了音乐文化的整体理念，我们就要看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功用（即功能和作用）。如果仅认知音乐为艺术，则更多从音乐本体以及立美与审美的视角，缺失或称弱化他种视角；当我们认定音乐是为文化的有机构成，把握音乐在社会生活中多层次为用，除了以上层面，当然就要从多视角观察其与社会的多重关系以及发展脉络。这也就是我们所把握的音乐之礼乐与俗乐双重作用，音乐在社会中具有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的意义所在。

讲音乐文化似乎是在强调社会人群对音乐的附加性意义，然而音乐也是人类创造的，就是人类社会对音乐附加性意义的认知，方使音乐的功能性更强，更具丰富性，如此也促进了音乐形态自身的发展。换言之，有用才会发展，是社会赋予的多种功能性促进了音乐自身发展，并在发展中融入区域人群的特殊观照从而使得音乐具有区域特色，这也就是何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的高峰期诸子百家都对“乐”显示出极大兴趣的理由所在。何以孔子有礼、乐、射、御、书、数之学科类分，何以将乐与礼并置，何以哲学界说两周总会讲到礼乐文明，说模式也好，说仪式为用也罢，毕竟这是乐承载的意义，这些都值得考量。

乐与人类社会伴生，从起源阶段人类便赋予其太多的“意义”，诸如巫术起源说、异性求爱说、模仿自然说、劳动起源说，多是从具体功用中产生，之后在表达人类思想情感、审美的理念上将音乐形态划分出多种类型。依在下看来，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类型便是礼乐类型和俗乐类型，在每一种类型之下又呈多样式、多风格。产生这两大类型当然受制于多种功能性为用理念，可以说这多功能性为用的理念左右了音乐的发展，并为各自类型的音乐形态和用乐方式打上了鲜明的印记，把握这些则可认知中国音乐文化的特色所在。

所谓礼乐类型，是与礼制/礼俗仪式相须固化为用的用乐类型。乐作为人类社会表达情感的特殊形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人类社会有仪式性用乐诉求，礼乐形态由此而确立。需要明确的是，仪式用乐诉求在形成观念并加以固化之后，可以规范、拓展、增减仪式用乐的品类，却是一以贯之地存在，不会消解，毕竟这形成了用乐的模式，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在认同的前提下，从国家意义上以制度规范，形成不同类型的仪式用乐样态。礼制的类型不同，诸如吉、嘉、军、宾、凶，情感表达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不同的仪式用乐风格，这是仪式用乐情感表达的丰富性意义，即如崇敬、庄重、肃穆、威仪、豪迈、哀婉、欢悦等等。仪式用乐同样可以表达人类丰富的情感，只不过这种用乐形态与仪式相须，更多用于群体性场合。所谓俗乐类型，是日常生活中非仪式性表达的用乐形态。这些形态既可用于山野，亦可用于花前月下，更可用于殿堂庭院，总之，一切非仪式性场合的用乐形态都可以纳入这种类型，因此具有广泛性，体现出人类以乐表达情感的多样性。我们看到，用乐由仪式以为区隔，但并非所有的乐都是这样泾渭分明。比如说，隋文帝赋予礼乐中的雅乐为国乐意义，这国乐——雅乐只能用于特定的仪式场合，而且是国家最高礼制仪式类型中为用，这样的乐与一般百姓无缘，在这种意义上，雅乐具“纯正性”意义；而有些仪式有时会将一些俗乐的东西拿来用于仪式之中，在这种“混淆”的意义上使人难以辨析其究竟是礼是俗，这种状况常常是对于一些礼俗仪式为用（民间）的场合如此。

既然有这么多的场合为用，乐在这些仪式和非仪式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值得探究。我们应把握这些仪式和非仪式场合的深层内涵，这便是多功能、多仪式类型为用的意义。再有，仪式场合从国家层面上是为制度规定性，因而我们要梳理制度的意义，以及承载这些制度下用乐的乐人管理和实施的机构，这又是制度学的范畴（一个大的学科概念，涵盖音乐形态自身所形成的制度）。我们当然还要把握制度规定性的意义上乐之存在，这里有乐队组合、音乐形态等，还要有音乐本体中心特征（律调谱器）的把握。在民间礼俗中亦有仪式性用乐需求，其与国家礼制仪式用乐有怎样的关系，其乐是否有相通、相同与相异，同异之间有怎样的互动，礼俗是否亦有制度的意味，其内在的文化信息都值得辨析。

从另外一个视角，无论礼乐和俗乐，都可以声乐和器乐形态划分。至于声乐形态，除了旋律意义外我们当然要从语言可及的内容上以行把握，诸如其词格、句式等，它涉及语言学和方言学等诸多层面；至于器乐也是如此，其调式、调性、旋法，其乐队组合的类型性等，都要深层辨析。还应关注的是，在中国记载用乐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要把握这些，则需掌握古汉语及至训诂学、目录学、校雠学、音韵学、文献学、方言学等多方面的基础知识，否则面对古文献我们便无从下手，或称难以把握文献的准确含义。即便从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等视角与音乐相接，同样也要对这些学科的基本论域和方法论进行实质性把握，而非仅是表层意义，如若不然，又怎么能够声称运用了这些学科的方法呢？

将这些进行辨析之后我们会发现，研究音乐文化的确不是泛泛而谈，也不是“两张皮”式地所谓研究，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以为支撑。以上这些学科是进行音乐文化研究所应侧重者。还应考量自然科学与音乐学研究的关系，诸如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对音乐形态进行研究，这又是很大的一片开阔地。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将这些尽习，至少应根据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去调整知识结构，明确这一点则显现出综合大学的优势所在。再有，既然这些多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是否可以将其交由这些学科以行研究呢？显然不是这样，毕竟他们没有对音乐本体有基本把握，由此也缺失音乐的视角，在这种意义上音乐文化之研究显然不是这些学科所能够代替的。

以音乐文化研究为方向的音乐学人才培养

把握了音乐学专业以音乐文化为研究方向的内涵和应具备的知识结构，我们对综合性大学培养这种学术人才的优势也进行了辨析。综合性大学具备多学科优势，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相关课程。当然，大学应注重开放性，取消学科壁垒，积极鼓励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相关课程；要培养学生积极调整知识结构的自觉意识。至于当下已经形成的专业音乐院校的培养模式又该如何呢？在下以为，中国当下所形成的模式有其历史因素（即在音乐学专业创始阶段建立在专业音乐院校之中），我们需要这种培养模式，但中国音乐学的教学与研究模式应该两样类型齐备，从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的双重视角对中国音乐形态自身以及历史和现状乃至发展进行综合性研究。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学教学也有拓展。在20世纪末，诸如中央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在探索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就是与某些综合性大学积极沟通，或联合培养，或承认相关学校的学分，鼓励学生跨校选课。这种举措既从基础知识人手、又为研究的专业知识调整打下坚实基础，为学生知识结构的拓展创造有利条件。数十年来，这些专业音乐院校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因此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进行有效调整至关重要。如果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整，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同样可以从事音乐文化的相关研究，这当然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诸如在硕士与博士研究生阶段要求学生必须有非音乐专业课的相关学分，具体科目或经充分讨论，或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商讨后做出选择，并报请教务部门批准实施。

以西方专业音乐为参照系的中国音乐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重在从音乐艺术层面进行辨析。我们当然可以循此来建立中国的音乐艺术史，但我们应该看到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多种功能性存在，认知多种社会形态中音乐存在的深层内涵，考量“乐”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存在，既辨析音乐自身又对其在文化整体中的意义全面认知。这是我们认定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明确这种认定，我们音乐学的研究成果方能够与大学术界接轨。诸如音乐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宗教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从学术的意义上讲，我们与大学术界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只不过是从音乐的视角切入，在整体把握音乐在民俗、社会、宗教等场合所肩负的作用与意义的同时，还要对其中的音乐形态进行系统性研究，并认知何以在这些场合会有音乐存在，音乐在这些场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等。有意思的是，在以音乐艺术为视角的相关研究中，常常将音乐形态单独抽取出来加以辨析，诸如研究者在实地考察时更多将音乐艺人所承载的音乐记录下来做相关的音乐分析，却不去考量这些音乐形态何以会在民俗、礼俗、社会、宗教等场合存在，如果不在这些场合中为用，失去了文化认同，艺人们失去了民间礼俗、生活来源等多种支撑的意义，这些音乐形态是否还能够活态承载与延续都值得考量。换言之，这也就是从这些学术视角把握音乐形态存在的意义所在。

所谓学术特别是学科的意义都有主观性因素在其中，如果能够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就要看研究者在面对具体研究对象时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有怎样的视角和学术视野。并非所有研究对象都要将这些视角过滤一遍，但要将研究引向深入，就要看研究者在面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时怎样合理地使用学术方法，而这些学术方法和视角的采用，就要看研究者自身是否有学术敏感的把握了。俗语云：想到了方可以去做。如果想不到，就谈不上去做。当然，即便想到了却由于知识结构难以驾驭，同样也很难做到。

产生以上认知也许与我自身的体验有关。我在《学术理念养成与探索的意义》中谈到大学毕业之后在山东昌潍师专因讲授“中国音乐史”课程感受知识储备不足，因而到中文系旁听古汉语、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在进入厦门大学读研时又相对系统地选修中文系、人类学系、哲学系相关课程（几乎拿到超出学位要求一倍学分的经历）；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博又去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选修相关课程。知识结构一直在调整，知识面也随之拓宽，在这种多学科学术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理念的吸收、碰撞中，学术视野打开，研究也会随之深入。这是我在相关研究领域从经验与教训中所有的体会。如此，我们的研究方能够真正与大学术界产生学术对话，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言自语，关键是我们通过调整搭建起与大学术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发出属于音乐学界的声音。

我们欣喜地看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学术界越来越多地从音乐艺术的研究拓展到了音乐文化研究，因而具整体意义。中国音乐学术界已经把握住了音乐学的发展趋势，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趋势在于学术的拓展意义——并非是否定既有，而是拓展。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即便是从艺术视角以及审美视角，拓展之后也会彰显其丰富性内涵，音乐学研究会对既有的研究领域有深化和促动。我们的音乐学研究需要双管齐下，既有艺术视角，又有文化视角，在这种双重或多重视角下，我们的研究方能真正引向深入。还应明确的是，西方音乐学也并非是一种视角，诸如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社会学、音乐民俗学等多种学科恰恰是西方音乐学界已经走出的路。在这种意义上，方法论应该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以此去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殊内涵，而不是套用某些理论亦步亦趋。将中国音乐学的学问做好，方能够为世界音乐文化提供中国样本。以音乐文化为重的研究人才究竟应该怎样培养，或许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

作者：项阳

音乐文化研究论文 篇2：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中的意义与应用思考

[摘 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本文旨在探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在增进 “民心相通”战略的重要意义与应用思考。

[关键词]丝绸之路音乐文化;民心相通;意义;应用思考

近年来，学者们对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持续升温。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学者们大多汇聚研究视角于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南北丝绸之路的音乐本体研究及对比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事项史学研究、乐舞文化形态、史料研究、音乐图像学角度敦煌壁画、乐谱研究、乐器传承及流变等。随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历史悠久又默然不语的古丝绸之路重焕生机、光芒万里，全面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新时期。尽管，音乐学界已经普遍关注到礼乐的“和”与“仁”，重视“乐与政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社会功能与政治解读，而通过对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历史回顾，结合当下存见的音乐、文化交往现状，进而上升至顶层设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意义与功用的研究却寥若晨星。

一、“一带一路”建设重在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百花齐放

作为具有全局高度的重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的重点在于加强“五通”工作，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与多国领导人就过去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探索、经验、效果进行深入探讨，在双边文件、政策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道路的规划建设、国际合作交流、贸易往来、项目设计投入建设、资金环境放宽与优化等方面，各国均给与中国政府以高度认同。同时，中国政府在推动教育、文化、体育、人才、科技、宗教方面制定的政策保障与具体举措，在增进民心相通这项基础性工程中收效显著。

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文明交流互鉴是古丝绸之路留下的精神财富，民心相通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探讨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旅游、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我们愿积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参与到合作中来，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1]因此，民心相通在本质上来说，是国家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地域国际合作的社会根基，是各国各民族间增进友谊、互信互敬的有力保障。

二、“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中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

在2018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报告》中，民心相通政策推动部分主要收录了以环境保护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学技术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共青团中央、国家汉办、中国法学会、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国家部委，在生态环境治理、“影视桥工程”、深化科技人文、体育、宗教文化、人才交流、汉语传播、增进法制共识、人道合作方面的基本情况概述、取得成果及未来构想，以及地方政府在落实政策中务实推进的具体举措。民心相通学术研究部分则主要收录了集陕西、黑龙江、新疆等省区以及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学者、智库研究员、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从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人文交流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在对外传播与公共外交中媒体合作、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形象塑造，机制与组织中智库联盟建设等，重在以详实的案例、数据分析、深入的学理阐述，将民心相通工作的进展与未来发展咨政建言、启民传意。我们看到各级部委、地方政府、高校学者、智库研究员在民心相通的工作推进行之有序，成果斐然。同时我们期待音乐学界也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在民心相通工作中可预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功能。

（一）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是文化互鉴的载体，增进民心相通

项阳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出，音乐史学研究应当从九个方面“接通”，应关注音乐的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的影响，进而对中国音乐文化史理解认知，注重中国音乐文化“小传统”与“大传统”的联系与相互作用，通过对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并通过“制度-乐人-本体”进行全面综合的理念认知并传统、田野、历史的接通。[2]

而在“当下与历史、传统与现代、文献与活态、宫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中原与边地、中国与周边、宗教与世俗、个案与整体”视域下的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承载了千百年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互通交融。在这条古老的线路上，不同的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文化传统、政治律法、气候地理影响并生发了沿线各国万彩斑斓的文化生态与音乐形态。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景观的成像，在不同地域、民族、民众间穿梭流通，求同存异、彼此吸纳、尊重互賞。在历史的积淀下，形成传统仪式、尊礼、礼乐，并在全球化语境下，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运用音乐的语言，跨越语言的瓶颈，促进沿线各国文化共识，加深理解，增进民心相通。

（二）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以情感人”，助力民心相通

在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研究当中，丝绸之路历经了“信仰之路、变革之路、和睦之路、黄金之路、帝国之路、危机之路、战争之路……”的历史变革，新的丝绸之路在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做出的巨大投入下着眼未来、重振复兴。[3]

不仅于此，丝绸之路更是一条闪烁着音乐光晕的艺术之路。音乐的独特魅力，之于千百年传承对于文化的延续与保留，之于民族精神的传习与继承，之于文化交融的贯通与弘扬。回顾龟兹乐的发展历史，随着古丝绸之路的贯通，中国的中原文化、印度、波斯、古希腊、古罗马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在此交汇，促成龟兹乐高度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固然我们无法在今天听到古老的龟兹乐的音响，然而从周吉教授创作的《龟兹古韵》中，我们似乎可以近距离的触摸历史的温度，观赏到隋唐盛世的迤逦奢华，感受到和声交织的立体丰盈，品味到曲调旋律的民风族趣，聆听到调式调性的游离交错……我们读懂的是历史的穿越与共情的震撼，读不尽的更是传统文化的神韵、文化认同的感动与文化交流的深意。

尽管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形式、传统音乐形式，但伴随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愿景与希冀，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越来越多的承载担当起书写人类历史的繁荣发展与为文化交流的蓬勃兴盛增辉的重任。她饱含丰沛的真情，以激荡人心的力量与包容和谐的特质，在沿线各国、各民族间搭建了沟通情感与心灵的桥梁，助力民众心心相印、心心相通。

（三）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夯实民心相通

音乐起源于原始巫术、生产劳动、求偶、自然界的模仿，同样音乐具有传播知识、记载历史、抒发情感、宣传教化等实际功用。何晓兵教授认为“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人际交往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同时也是特定社会组织赖以构成和维系的心理要件之一。所谓“文化认同”，是将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如族群共同拥有的图腾观念、血缘观念、伦理观念等，作为维系族群内部凝聚力的纽带，借此把一群有资格互相求助的人紧密联结在一起。”[4]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作为沿线各国各民族间由古到今深厚积淀的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文化软实力”，令各国人民、各民族同胞深切感受到音乐艺术的魅力，更有助于提升沿线各国间文化认同感，增进国家、民族的团结和谐，以文化交流带动政治、经济等差异化消解，以民心相通助力互联互通。

三、“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中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的应用思考

（一）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智库建设应用

无论政府学界还是民间智库的重要功能在于“资政启民”，在民心相通工作中，智库往往可以通过学者、媒体进行多角度、多途径的学理深厚、直抒胸臆、深入浅出的发声，从而有效发挥引导沟通、扩大影响、潜移默化、启迪明智的促进民心相通的作用。

对于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智库可以开展内容生动、主题多元、形式丰富的主题研讨、学术交流活动，为民心相通增进共识、荟聚思想、凝结方策、建言启民。联合沿线国家地区、政府、院校、科研机构、各类智库开展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跨国界的音乐课题研究、专题研讨会，搭建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平台。凭借音乐专业研究，为政府制定文化、外交政策咨政建言，通过智库平台推介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最新成果，在促进民心相通的基础上提供智力支持，帮助政府民众之间、沿线各国之间达成广泛交流与共识。

（二）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之专业音乐院校教育途径

专业音乐院校拥有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师资力量与教学硬件配套，具备探索尝试及主动开展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的有利条件，旨在通过教育的方式积极推动文化外交，推动教育资源的引进与输出，共建丝绸之路音乐教育体系，深化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与文化认同。

我们有必要逐步建立并完善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科学的教育教学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审美认知标准、大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目标，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文化历史的、实践的、分类性的进行梳理、整合，借助艺术的力量，通过艺术家、教育工作者、莘莘学子的传播、学习、交流，加深国家间、民族间、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例如，扩大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教育交流，通力合作，增进彼此师资、留学生“引进来走出去”的学术交流与互动;建立丝绸之路音乐研究人才培养基地、活态教学基地等实践教学中心的交流与合作;与沿线国家合作设立留学机制、师资互访、人才培养、国际化办学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艺术交流活动，在沿线国家间定期举办丝绸之路音乐节;根据历史故事、传说编排或复排经典艺术作品、艺术题材音乐剧、话剧，在沿线国家进行演出进行文化交流互访。推动人文交流活动的同时，增进沿线各国互信和理解，沟通民心。

（三）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应在“中国乐派”研究指导下开展实践

中国音乐学院王黎光院长认为， “中国乐派”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交流，在建设过程中，以更为“兼容并包”的心态容纳世界优秀文化，博采众家之长。建设“中国乐派”更存在于润物细无声的音乐教育之中。中国音乐学院“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的办学理念，立足中国国学，以华夏国学为底蕴，提升艺术教育的层次与水平。实现国际化的办学战略目标，全面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激发能够走向世界的音乐作品，从而更深层的文化思考，承接起更重要的历史担当。[5]

如何在“中国乐派”研究指导下开展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的实践，笔者认为需要将历史积淀存在与当下活态现状有效整合，把握微观个案研究中，不脱离国家在场的宏观视野，共识层面的传统音乐活态现状与历史层面的历史动态相融通。同时需要注重学术界多学科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的借鉴吸收，如文献、考古、民俗，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关照，对多民族，多地域，多种文化的个性融合考量。把握研究方向不能脱离专业理论，更不能脱离实践应用。

鉴于此，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应从根本上遵从“中国乐派”建立初衷，充分认识并重视其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人文交流的重大作用，着力提升“中国乐派”在沿线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通过遴选一批优秀的音乐家、理论家组织策划主题展演、举办形式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推广活动，讲好中国音乐故事，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唱响中国音乐之声。肩负联通丝路各国热爱音乐、传习音乐的民众之历史重任，履行在思想观念上、行为情感上加强交流与互通的民心相通之时代使命。

结 语

加大智库建设的应用、专业音乐院校的教育途径以及“中国乐派”的有效实践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沿线国家幅员辽阔、文化多元、风格迥异的特殊性。音乐作为文化传播表达的独特载体，以其独有的方式推进人文交流、推动教育合作、巩固和平友谊、彰显中国风范，长远看来在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未来，将逐步扩大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因此，通过对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可以使沿线各国人民跨越地域局限、回顾历史与经验、拓展未來与认识、冲破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制约，发自内心的真切感悟到音乐史的深蕴、音乐文化的价值、存在与影响。

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国家战略布局下，文化部已于2016年12月正式颁布《“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强调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合作进入到机制化发展阶段。“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 已于 2017年10月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牵头成立，令人欣喜的是丝绸之路沿线上35个国家的129个艺术节和机构都已加入该联盟组织。通过这些促进人文交流、文化互通的切实有效的政策路径的施行与落地，将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影响、巩固、夯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民意、社会基础。

注释：

[1]郭业洲.“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01）：01.

[2]项  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12）：24.

[3][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72.

[4]何晓兵.中国民歌的多元文化功能[J].中国音乐，2018（06）：39—40.

[5]王黎光.兼容并包借鉴创新——建设“中国乐派”系列思考[J].中国音乐，2018（01）：05—06.

（责任编辑：崔晓光）

作者：郭婧

音乐文化研究论文 篇3：

河西走廊裕固族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对河西走廊裕固族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搜集、整理，针对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评述，同时对各种仪式音乐，如成人仪式音乐、婚礼仪式音乐，丧葬仪式音乐，宗教祭祀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可以参考的综述性资料。

【关键词】 裕固族；仪式音乐；综述

裕固族主要居住在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位于张掖市的南部，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北麓，整个区域横跨河西五市。河西走廊裕固族人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裕固族牧民以帐篷为家。河西走廊的裕固族气候大部属高寒山地半干旱气候，气候特点是冬春季长而冷，夏秋季短而凉爽。

裕固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回鹘，明朝后，河西走廊的回鹘分支和蒙古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当时称“撒里畏兀”，现在称为“尧（yao）呼儿”。裕固族的仪式音乐中，体现了当地人们的风俗民情，涉及了当地人民的历史信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河西走廊裕固族的仪式音乐文化丰富多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河西走廊的裕固族仪式音乐主要分为成人仪式音乐；婚嫁仪式音乐；丧葬仪式音乐；宗教仪式音乐几种。

一、成人仪式音乐文化研究

在董丽娜的《甘肃省肃南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和缪自锋《裕固族剃头仪式及其文化内涵》中写到：“成人仪式就是裕固族人给孩子第一次剃头祝寿。它代表着父母长辈对孩子们的祝福、希望与期盼。剃头的时间，因地区不同，有满月、三个月、周岁、三岁等区别”。届时要举行较隆重的仪式。论文中都提到了成人仪式音乐的发展过程以及仪式音乐中歌词。

当然有关成人仪式音乐的研究还有很多论文，比如缪自锋写的另一篇《裕固族文化仪式研究》中也提到了成人仪式的过程，不过因其主要写文化仪式研究，并未插入曲谱，对音乐的研究不是很充足。但是值得学习的是在董丽娜的《甘肃省肃南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文中，作者深入到实地去考察并记录，对仪式的过程讲解做了时刻表，资料对比等，对成人仪式音乐描述的非常详尽，还拍摄了很多有关仪式音乐的珍贵照片，作者对当地的仪式音乐现场记谱还做了调性和演唱等方面的分析，总之作者对成人仪式音乐的文化内涵分析还是很透彻的，参考的资料几乎涉及了裕固族音乐研究的全部论文以及书刊，并且做了简单的综述。这对后人研究河西走廊裕固族音乐收集了很多宝贵的现实资料。对于音乐类研究最详尽的当属杜亚雄先生，他写的《裕固族民歌的音乐特色》《裕固族民歌发展一例》《裕固族东部地区民歌研究—兼论东部裕固族人的族源》等。

二、婚嫁仪式音乐研究

在人生礼仪中，作为缔结男女婚姻关系的契约和标志夫妻家庭生活开端的婚礼，“是一种最能体现人们生活价值观的典型仪式活动，历来受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高度 重视。

人生迈入成年，头一件大事就是恋爱、结婚。在孔繁昕的《初探裕固族自治县婚礼歌的音乐特点》中对婚礼的过程以及裕固族婚礼歌的特点做了相应的介绍，关于礼仪文化方面的文章，如白玲、张晓武的《肃南裕固族婚嫁礼仪文化探析》、缪自锋《裕固族的婚嫁仪式及其文化内涵》等，都提到了裕固族仪式文化内涵，但对与裕固族仪式音乐的描写一般只提到了歌词，曲谱和图片缺失。相对来说对裕固族仪式音乐的描写不够详细。

三、丧葬仪式音乐研究

在缪自锋的《裕固族文化仪式研究》中写到：“丧葬，俗称‘送终’‘办丧事’等，古人把它当作是‘凶礼’之一。各民族中，活人料理死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各自形成了固定的安葬习俗，主要有土葬、火葬、悬棺葬、岩洞葬、树葬、天葬、水葬、塔葬等。火葬主要盛行于裕固族西部地区。天葬主要流行在裕固族东部地区，除少数有一定地位的人可以火葬外，一般人都要天葬。土葬主要流行在靠近汉族农业区的黄泥堡地区和肃南县前滩乡地区。裕固族葬礼仪式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是裕固族价值观念、信仰文化等精神文化的缩影”。目前对于裕固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我搜集到的就只有缪自锋这一篇文章。但鉴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够把宗教音乐挖掘出来。然而，探索裕固族音乐，遗漏了宗教部分，是很不完整的。

四、宗教仪式音乐

裕固族的先民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个别信有基督教等；明代以后，主要信仰为格鲁派藏传佛教。它对裕固族人的生活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在董丽娜的《甘肃省肃南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文中提到“裕固族先民最早信仰有日月山火、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以狼、白马、天鹅、鹰、鹿为图腾。”裕固族认为“汗点格尔”可以避免灾难，保一年平安吉祥。因此每年要举行盛大的敬奉仪式，一般每年两次。在董丽娜的文章中对宗教仪式的描写比较充分，但对于音乐的研究没有提到。

对于裕固族丧葬仪式和宗教仪式的仪式过程叙述的文章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在裕固族的丧葬仪式和宗教仪式的譜例和图片就比较少了，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补充，而不是重复性做大家已经做过的研究。

作者：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