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论文

摘要：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制理结构重构已成为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在梳理公司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并提出了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着力点。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论文 篇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思考

[摘 要]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已全面展开，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其重要选择。战略投资者分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境内战略投 资者。本文通过分析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利弊，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要充分利用好民间资本，即境内 战略投资。

[关键词]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战略投资者

[作者简介] 张 军，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商业管理；

范树青，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江西 南昌 330200)

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必经之路。其中，战略投资者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境外战略投资者，一种是境内战略投资者，笔者以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应慎之又慎，应以引入境内战略投资者为主要发展方向。

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

1.资本金不充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近年来，经过政府注资、引资与股票市场IPO的大规模募资后，交行、建行、中行的总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2%，也只不过略微超过银监会监管要求8%的最低线而已。低双数位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这些大型银行来说并不太高，从银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需要出发，应该说刚好达到一个审慎适当的水平。况且这12%还不包括农行，农行在四大行里资本充足率是最低的。

香港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高达16%，新加坡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4%，在OECD国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也是在10%以上。按照国际标准衡量，12%这一代表了中国银行业的最高资本充足率并非过高。

2.盈利水平较低。以人均利润来作比较，国有商业银行与国外银行有天壤之别的差距。在美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依次是花旗集团、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集团和第一银行公司，其人均利润分别是50130美元、47070美元、82280美元、50380美元；在法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是农业信贷集团、巴黎国民银行、兴业银行和国民互助信贷银行，人均利润分别是43730美元、33180美元、34270美元、26250美元。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人均利润分别是740美元、180美元、2100美元和3150美元。可见，赢利水平低是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大问题。

3.国有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机制依然存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虽已起步，但现状不容乐观。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70%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乃至中资银行竞争力差距的根本原因，它限制了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升。尽管这些年我国政府先后对国有商业银行系统采取了三次重要的重组措施，旨在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提高资本充足率，可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国有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还有赖于其经营机制的转变和公司治理的提升。

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利益分析

1.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制度保障。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缺陷，例如，董事会制度不健全，董事会未能真正履行决策和监督职责；董事会与管理层的职责缺乏严格界定，董事会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没有建立完善、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和审计稽核制度，“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等。从理论上讲外资参资入股中资银行后，董事会的履职和专业性将会得到明显加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境外战略投资者通常会派驻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行使股东和董事的权利，对管理层形成有效制约。

2.能够进一步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比如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而进行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这就要求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这就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也正好促使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发展。

3.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成功募资上市。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投资前通过调查，了解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投资价值及潜在的投资风险，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程度和公信力，增进了市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了解，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开募股过程中的股票营销。由于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很高的市场声誉，其入股增强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和信心，客观上对国有商业银行起到了信用增级的作用，提升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形象，这为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较理想的新股发行定价并顺利实现境外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风险分析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风险集中在国家金融安全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外资银行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逐渐熟悉并带走国内最优质的市场或客户，而将风险较高的客户留给中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掌握了中国最主要的公私客户资源和大量优秀的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创值能力的核心因素。并且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巨大的销售网络，其网点遍布全国城乡，这些网点大多占据了各商业中心的黄金地段。外资银行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逐渐熟悉并带走国内最优质的市场或客户，这无异于引狼入室。 花旗银行开拓中国市场的手段就很耐人寻味。它一边在华开办自己的业务，一边积极入股中资银行，它是在花钱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吗?其所有参股对象之间其实也是竞争对手。

从国际经验看，外资银行进入一国后，获取盈利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争取高端客户。在华外资银行一直以来都将大企业客户和高端客户作为重点的服务对象，此类客户不仅是对银行利润贡献最高，也是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互相竞逐的焦点区域。外资银行通过其母行可以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方便快捷的全球金融服务，并为高端客户量身定制收益率较高的理财方案，分流相当一部分中资银行的高端客户。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投资入股中资银行，这些银行不但拥有较为优良的资产，而且掌握着中国最好的银行客户资源并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通过参股(甚至控股)与合作，外资银行就可能向这些优质客户销售中资银行不能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投资银行服务、现金管理等。结果是，竞争能力弱于外资银行的中资银行则可能需要更多面对风险较高的客户或盈利空间较小的业务。

2.外资股权合作只是手段，获利才是目的。除优质客户流失会冲击民族银行业外，外资将来还可能会釜底抽薪。所有资本都是逐利的，外资进入中国看好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出现低谷，外资极有可能选择大规模退出，这对“不经济”的中国经济而言，岂不是雪上加霜?银行中外股东日后还可能出现控股权之争。相关法规规定，单个外国投资者参股国内银行的比例上限为20%，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股权集中在汇金公司，因此，外资还不是最大股东，话语权有限。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不再集中在汇金公司手中，股权一旦分散，外资机构很可能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另外，我国不少大银行在境外上市，其股价变动很难预测，我们缺乏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控制力。

作者：张　军　范树青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论文 篇2：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产权改革与经营绩效分析

摘要：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制理结构重构已成为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在梳理公司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并提出了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着力点。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产权改革；经营技效

完善公司治理、规范所有者、经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分配关系是推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鉴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认真研究产权改革与经营绩效、国有产权经营方式、外部信息披露等焦点问题，构建明晰的产权管理关系，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市场约束，已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优化的必然选择。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司治理就是提供一种组织框架和制度安排，使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得以合理配置，借以协调公司各大相关利益主体(股东、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实现公司的共同经济利益。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是在创造实现公司共同价值的凝聚力的过程中，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文化。

为深入把握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内涵，我们可以从公司治理结构的狭义和广义角度人手来分析该定义。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公司治理视为一种内部治理体制，主要通过股东、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机构设置，明确各机构的权责分配，达到三者间约束与权力制衡的目的；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除了内部治理之外，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收益分配与激励约束机制、财务制度、企业战略发展决策管理系统、企业文化和一切与企业高层管理控制有关的其他制度，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相关法律框架及公司法规、证券法规、会计制度和金融环境、金融体系等。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司利益，进而满足股东的长期利益为目标、而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多依赖于公司外部市场的间接调节，即以公司股票价格和证券市场的收购机制等形式，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

综合以上分析，公司治理正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二、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

在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已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与国外商业银行比较，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主要有：

(一)产权主体“虚置”，缺乏明确的委托人

国有商业银行又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实际上是抽象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国家对产权相关职责的行使要借助于各级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来实现，于是国有所有权演变为政府部门所有权。而政府部门又没有专门行使相关产权关系的机制，于是造成产权主体的“虚置”。产权界定的不明确，占有、使有、支配和收益等各种权责利边界不清的产权制度，会导致各经济当事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权责利不清，难以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另外，尽管国家已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来统一履行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职责，但国有金融资产的出资人仍未明确。最终由谁来承担国有金融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职责，仍是一个悬念。

(二)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目标异化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唯一出资人，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实体代表国家行使对国有银行产权的相关职责，银行管理者是在政府的授权下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政府会将其所追求的目标纳入到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函数中，使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发生异化。为了使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与政府所期望的目标相一致，政府往往借助于超经济权力，以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干预其经营活动，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多元化，由此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差的深层次根源。

(三)经营者激励机制扭曲

国有银行的行长作为经营者，对银行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这种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相称使银行行长可能会利用有限的控制权为自己谋求隐性收入。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所拥有的控制权不足以对员工实施充分的激励，银行员工的努力程度便受到了限制。

在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经营控制权，而激励机制扭曲与监督约束机制弱化的条件下，银行内部在追求短期利益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导致银行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营效率的丧失及信贷风险的加大。

(四)缺乏有效率的银行家选择机制

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中，银行家科学的决策和高超的运作能力是商业银行控制风险和增加盈利的重要保障。就我国来看，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高级经营管理者的任免权，国有商业银行的重要岗位人选都由政府委派。政府官员拥有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选择的实际投票权，但在法律上却不是剩余索取者，因而政府官员的投票权为廉价的投票权，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最优的经营者。另外，政府委派官员与银行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职业化的银行家应具备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素质和决策的能力。银行家的经营行为会受到董事会以及外部市场的评价判断，生存竞争的需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会促使其对所经营的银行尽职尽力，并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政府委派官员往往以职位升迁与政治权力的获取作为其目标，其结果必导致银行经营效率的低下。

(五)外部治理环境不佳

1，监管当局的监管手段落后。由于存款人的分散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存款人实际上无法对银行的经营施以监督。监管机构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存款人作为特别重要的利益主体的缺位问题。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还仅停留在事后监管和报表监管层面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理念还相当落后。这会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相应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2，信息披露力度不够。长期以来，我国的国有银行基本没有建立有效的外部信息披露制度，在这方面，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为满足新的《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5月发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中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提出了明确的规范的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力度仍然不够。国有商业银行应从公司治理要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更加主动地披露信息，提高披露质量。

三、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的着力点分析

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要解决委托代理的效率问题，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

作者：李小亭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论文 篇3：

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与效率：国外经验研究及启示

内容摘要　关于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与效率的关系，田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在国外被普遍接受的结论。本文以其中代表性的著作Clarke、Cull和Shirlev(205)为切入点，通过对他们提出的三个命题的辨怔分析(包括证真和证伪)，得出对我国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有益的启示。基本观点是：(1)战略投资者不等于外国投资者；(2)“外资换效率”的改革模式需要审慎对待；(3)引进国内资本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然方向；(4)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要条件。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当前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关键词　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内资；外资

作者简介：黄树青，男，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天津300222

一、关于发展中国家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三个命题^[1]

在金融学权威杂志《Joum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5年一期关于银行私有化的专题论文集中，^①三个主编之中的两位，George R．C．Qarke和Robert Cull与Mary M．Shirley合作(Clarke、Cull和shirley，2005)，基于整个论文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欧转轨国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进程中效率变化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对相关国家改革进程和成效的分析可用表1概括)归纳出关于发展中国家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方式与效率关系的若干命题，其中三个命题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进程高度契合，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①

命题一：向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股权仍然相对集中)要比向私人公开发售股份(股权分散)效率改进更为显著。

对转轨国家非金融部门的研究表明，国有股权退出的同时，股权集中于战略投资者手中要比分散化的股权更有利于效率的改进。这可以从大量关于公司治理的文献中得到解释：信息不对称往往给经理人制造为自己谋利的机会，经理人可能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公司利润和所有者权益。这种情况在股权分散时尤为突出。面对相对较高的监督成本，小股东具有较强的“搭便车”的激励。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信息机制不健全、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甚至是基本缺失，小股东“搭便车”的激励更强，最终导致有效监管的供给不足。而战略投资者拥有较大比例股权，具有较强的对经理人实施监督的激励，从而成为监督经理人的重要力量。下表中我们看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效率获得明显改善的国家，都采取了向战略投资者转让股权的方式。

显然，在Clarke、Cull和Shirley(2005)看来，这一命题即使是对于发达国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仍然成立。他们提到，澳大利亚是一个例外。澳大利亚国民银行通过分散股权非国有化后，其许多反映业绩的财务指标超过了其它私有银行，股价表现也一路走强。Clarke、Cull和Shirley(2005)认为，这表明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并非不能带来效率的明显改进，只不过是必须以发达的股票市场和信息机制为必要条件。而这恰恰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

命题二：允许外资银行参与会促进效率的改进。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核心是对银行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重新安排。这其中，对所有权结构的选择，特别是选择外资还是内资至关重要。由于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受到的激励不同，选择外资和选择内资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结构大多是“银行为基础”的，银行业在经济体系中居于战略地位。这既是导致这些国家银行业国有比例较高的原因，也决定了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中，政府并不情愿让银行体系落入外国人手中。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外国银行进入能够促进竞争、改进效率，并推动东道国当局对银行业制度框架的改革。所以，允许外资参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最终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

在上表中可以看到，在捷克和墨西哥第一轮国有银行非国有化中，政府禁止或是策略性阻止外国投资者的参与，结果银行效率未见改进。^②在随后的第二轮国有银行非国有化进程中，对外资的限制被取消，随着外资的进入，银行效率得到改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介入促进了一个更加稳定和高效的银行部门的形成。

命题三：在竞争环境下银行的非国有化更容易成功，而且会进一步促进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体系的形成。

对于银行业来说，过度竞争会导致较大的风险。理论上银行部门的竞争会刺激银行家过度冒险，这种情况在银行业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或者由于存在存款保险弱化了存款者对银行进行监督的激励时尤为突出(Akerlof and Romer，1993)。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表明，阻止新的竞争者进人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对竞争的限制同样会对银行部门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很难准确评估竞争对非国有化后银行绩效的影响，墨西哥第一轮国有银行非国有化的进程表明，使新进入者拥有垄断地位是有害的，尽管银行被出售给战略投资者，但由于新的战略投资者仍保持垄断地位，银行的效率并未改善。此外，Black et al．(2000)对前苏联国家国有银行非国有化的研究发现：如果国有产权被相对集中的内部管理权和产权结构所代替，非国有化带来的效率改进是十分有限的。

二、国外经验研究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启示

Clarke、Cull和Shirley(2005)关于发展中国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三个命题的文章，是作为对整本论文集的总结出现在该论文集中的。它的理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鼓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全盘西化、全面向外国资本开放，其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三个命题对我们的价值。

(一)战略投资者不等于外国投资者

Clarke、Gull和Shirley将战略投资者的参与和外资银行的参与对于发展中国家银行效率的影响作为两个命题(以上命题一和命题二)分别提出，这本身就表明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战略投资者不等于外国投资者，更不等于外资银行。反之，外资银行、外国资本并不是战略投资者存在的唯一形式，战略投资者还可能以国内资本形式存在。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

我们暂且承认命题一、命题二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引进外资银行参与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会促进银行效率改进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外资银行是战略投资者，而战略投资者并不一定是外资银行的逻辑关系必然会导致对外资银行人股或控股后商业银行效率改进的现象产生两种判断：(1)效率的改进是因为引入了外资银行；(2)效率的改进仅仅是因为或者至少部分是因为引入的外资银行是一个战略投资者。两种不同判断具有不同的政策导向。如果后者成立的话，引进外资银行对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和效率改进的正面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而其负面影响会相对变得更为突出。由此，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将更倾向于选择战略投资者，包括

国内战略投资者。

(二)“外资换效率”的产权改革模式需要慎重对待

理论上，关于吸收外资银行进入是否是促进东道国商业银行效率改进的有效途径一直存在争议。实证中，正反两方面例证都能够见到。这里我们围绕以上命题一、命题二再次进行逻辑分析。假设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引起商业银行效率改进的直接原因，^④那么，Clarke、Cull和Shirley提到的国别案例仍然不足为鉴。

原因很简单。本文注意到，Clarke、Cull和Shirley所提供的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后效率提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银行改革过程具有一个隐含的共性条件，那就是这些国家所谓的吸引外资进人，就是将国有银行绝大部分股份或者全部股份卖给外资银行。比如，目前除个别国家外，几乎每个欧洲转型国家最大三家银行都掌握在外资手中。^[2]而Clarke、Cull和Shirley文章中特别提到的三个转轨国家，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截至2004年底，银行业总资产中外资所占比例已分别达84％、76％和65％。^⑤很明显，无论效率是否改进，此时的商业银行已不再是国有银行，也不是本国商业银行，而是彻头彻尾的外资商业银行了。因此，以上述国家为例推出“允许外资银行参与会促进本国银行效率改进”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此时的外资银行早已不是“参与”这么简单。更严密的命题应该是“外资绝对控制发展中国家原国有银行，或将其完全收购后，该银行的效率会获得改进”。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延伸得出的命题是，“在发展中国家，外资商业银行要比国有银行更有效率”。

(三)放松管制、引进国内资本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必然方向

以上分析实际上使我们置身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需要外资的参与，且仅仅是需要外资的“参与”；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吸引外资部分参股原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由于国有股权仍然占多数，国有银行在治理机制上的根本缺陷并未真正解决，外资股权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积极性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商业银行的效率很难得到根本改进提高。这样，我国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约束：(1)我们需要外资银行在公司治理和商业银行管理技术上的优势；(2)我们不能把民族银行业拱手送给外资；(3)如果国有股权在商业银行股权中的垄断地位不变，公司治理机制很难真正改变；(4)与零散股权相比，我们更需要战略投资者的投资。现阶段我国银行业产权改革的解只有一个：在已经引入外资银行的情况下继续引进新的、非外资的战略投资者，也就是引入国内资本参与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基于产权改革的目的，国内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非国有性质的。

通过国内资本的引入，既对国有股权进行有力的制衡，又可以避免国内银行业落人外资之手。一旦形成国有股权、外资股权和国内非国有股权相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外资银行也会更有积极性和能力改变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而且，为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的积极作用以及考虑到国内资本缺乏管理银行的经验，在我国非国有资本进入国内银行的初期，可以采取“抓紧股权、放手管理权给外资”的方式。比如，在济南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中，民营企业力诺集团在持股15％成为第一大股东两年后才在董事会中获得一个席位，而外国投资者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人股11％后马上在董事会中获得席位。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内外资受到不公平待遇。^⑥其实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发挥外资所长正是现阶段国内商业银行引进外资之后的首要目标，只要内资控制住股权，就永远不会被歧视。

(四)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重要外部条件

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导致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必然要求一个市场化的流通机制。Clarke、Cull和Shirley对澳大利亚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案例的分析得出分散化股权结构发挥治理作用必须以发达的股票市场和信息机制为必要条件的结论。其实，即使对于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集中的股权结构，一个高效的股权流动机制也是必须的制度环境之一。因此，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健全资本的流通及其保护机制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

三、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产权多元化改革并非完全消除商业银行的国有股权

尽管理论分析和实践发展都证明，实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多元化、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股权比例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然选择。但如前文所述，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股权持有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博弈的结果而非起点。^[3]因此，国有股权的普遍存在必然有其根据所在。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参股商业银行的理由中至少有一个对我国而言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迅速开放、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保持国家对金融部门一定程度的控制对于保持金融稳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

正是基于对稳定性的考虑，即使国有股权下降甚至完全退出是必要的，这种下降或退出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直到目前为止，支持我国银行体系稳定运行的根本因素依然是国家信用。^[4]应该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早已“在技术上破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低下，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甚至于连自身资产规模都理不清楚，个别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还发生了挤兑甚至最终破产。但是，从现实角度观察，到目前为止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生的危机都由国家埋单并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发生的银行危机都是局部的、偶发性的和小规模的。

如果我们承认国有产权内含的政府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逻辑起点，那么我们也应同时承认，产权改革本身同样意味着政府对银行保护程度(包括信用保护)的下降。而在问题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我国银行业的开放度在不断加强，外来冲击会越来越频繁和巨大。在当前我国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法规体系、监管框架、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危机救助机制都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如果国有产权在短时间内急速退出，一旦由于储户信心不足、经济波动或是其它原因引发银行业的连锁反应，银行危机很可能是全局性的、大规模的。到那时，政府即使想施以援手，恐怕也会力不从心。

(三)对内资开放是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银行的产权多元化改革需要吸收不同性质的资本参与，既包括来自国外的资本也包括来自国内民营企业甚至个人的投资。而当前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侧重于对国外资本的吸收，对国内资本的入股则相当谨慎甚至排斥。银行业产权改革

作者：黄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