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回顾论文

2022-04-20

摘要：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今后国企改革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体制，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基本完善，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回顾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有企业改革回顾论文篇1：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与展望

摘要：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改革开放之后，国企改革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改革探索、改革形成、创新发展和深化发展四个阶段。总体上看，国企改革是在不断“试错”和“摸着石头过河”基础上向前发展的。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优化国有资本的战略布局，朝着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Mixed Ownership Economy Reform;Reform Process

一、前言

我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用了近七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这期间在农村实行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不同组织形式下的劳动生产。在城市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合营、和平赎买等方式逐渐建立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并在生产资料上实行统一管理和按劳分配。这些从根本上加快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逐渐消灭了剥削[1]。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基本实现了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城市基本实现了国营和地方国营两类全民所有制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都按国家要求统一调配，形成了一套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计划调控机制。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基本占有形式，而这两种公有制占有方式的实现又从经济基础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出了内生规定，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经济的统一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国有企业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最为典型的经济要素，它的运行机制和发展历程成为我国1949年至1978年近三十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缩影。在这段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有企業发挥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我国从一个工业技术较为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渐走向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的现代国家。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创新动力不足、生产积极性不高、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市场所需，造成了严重的供需矛盾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和物质需求得不到有效保障。为解决国有企业发展难题，党和政府从1978年之后开始研究制定相应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总结改革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时期（1978—1992）、改革形成时期（1992—2002）、创新推动时期（2002—2012）和深化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国有企业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逐渐建立了清晰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相应的体制机制也在逐渐完善。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将继续朝着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以公平正义为根本原则的目标迈进，不断促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转型升级，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使之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发挥好引领和带动作用，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二、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国内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出现了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现象，导致了物价水平居高不下，购买力下降，消费水平处于低位。人民群众的生活在这期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方是官僚资本的强制垄断，一方又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受战争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政策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业生产水平远低于战前，工业技术和生产条件也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党和政府意识到，要想挽救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由此，中国持续近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拉开序幕，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在钢铁冶炼、军事安全、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实现了较快突破，并且取得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农业发展水平不足，工业生产效率还不高，逐渐暴露出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端，比如：生产出的产品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所需，员工生产积极性不高，技术和研发实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2]。这些问题的积累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大锅饭”现象，虽然贫富差距缩小了，但造社会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1.改革探索时期（1978—1992）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导向的逐步确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在1978年至1992年，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措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中“统购统销”和“国有国营”模式下突出的问题。改革的根本方向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员工积极性为重点，实行了政企分开和放权让利。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简称《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可以看出《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纠正了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计划经济应该是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自觉运用商品的价值规律为市场运行服务。党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在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之后，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作出了调整，突破了以往“国营国销”的单一模式，逐渐允许国企拥有自主经营权和管理权。

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为了调动国有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调整地方地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等等。这些举措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使员工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并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在初步探索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但是，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还不够充分;现代企业制度体系不够健全;控制人“目光短视”，企业没有形成长效发展机制等。另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套政策出台，私营资本逐渐加入经济建设之中，国企的竞争力和市场空间被进一步被压缩，增长动力显著放缓，部分国企陷入了亏损境地。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政策和提高国际市场的产品竞争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从根本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2.改革形成时期（1992—200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也逐渐明晰。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前行。在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调整国有经济的整体布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简称《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4]。至此，国有企业的改革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条件的改革转变为依托市场经济为基础性条件的改革。相应的，为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变，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建立了更加明晰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机制，同时在“权责”方面也留给了市场更多的空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举措，通过股份制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重要的国有企业由国家控股，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非关键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则鼓励实现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5]。通过股份制改革的实施，利用“抓大放小”的手段，使国家卸掉了一部分发展“包袱”，有效引导了部分中小国有企业逐渐退出非重点竞争性市场领域，将国有资本主要集中于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点企业。国有资本的减量发展与存量优化，使部分国有企业在三年内实现了扭亏为盈，为国有企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在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过程中，通过股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问题更加明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营造了市场空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其中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政府部门出现了“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状况，同时也滋生了腐败问题，助长了寻租空间。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国企高管非法行权，将巨额国有资产通过隐性途径转移到自己手中，制约了分配正义，危害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3.创新推动时期（2002—2012）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多層次、宽领域的对开放格局正式建立，全球贸易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模式之后，为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因素，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的改革速度总体放缓，从以所有权为主体的制度性改革，开始转向以内部治理为主要目标的体制机制改革。这一时期，为应对“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国务院于2003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开始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同时，在国企内部要求依法设立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经理层等[6]，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打下了相应的体制机制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7]。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朝着建立现代股份制企业的方向迈进，形成权责明晰、运行高效、结构合理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200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8]，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开始转向理顺“责权利”关系。该法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合规管理和国有企业权责关系的明晰，更加完善了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改善了国企的治理水平，提高了国企的市场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为国有企业下一步的深化改革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改革本质出发点在于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以期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改革中，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了更加科学、高效、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框架，为国有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但是，由于部分国有企业在过去承担了较重的社会责任，其所需负担的工资、退休金、医疗等开支越来越多，如果经营不善，相应的政策性负担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预算软约束，影响企业作为法人主体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4.深化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动能显著放缓，相应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也在稳步推进。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提供了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以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特点。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9]，要求改革發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发展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10]。此论述，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有制经济关系认识的新突破，并且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给了全新的定位，指出：“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9]至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同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家充分鼓励非公有资本和国有资本交叉持股，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推出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和职能划分，从以更加公平和清晰的视角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层化科学管理[11]。2016年2月，国资委发布国有企业“十项改革试点”落实计划，改革试点内容包括探索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多类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举措[12]。这些举措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国有企业的股权进入资本市场进行交易，推动了国有企业股权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形成，为国有企业的股权治理和资本运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总之，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完善股权治理结构和资产管理体制为目标，有效推动了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化和公开化，为我国资本市场构建多层次的股权流转提供了制度保障，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国有资本的股权结构优化和市场化运作，有利于吸引非公有资本的进入，对国有资本起到补充作用，为国家减轻投资负担，使国家能够集中资金对重点项目进行建设，以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三、国有企业改革展望

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能够发现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一直紧紧围绕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来进行。从承包经营到分权让利，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本质都是为了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13]。现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还远未结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与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国企改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邃的理论品格，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3]。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谁”的问题，而这个“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在于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同心聚力、把稳航向，朝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总目标的方向迈进。在改革中要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减小贫富差距，促进国有资本在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继续确保国有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突出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和智能制造水平，发挥国有企业在资源整合和集约发展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强国有资本防范重大风险的能力。在社会发展中，国有企业应充分彰显社会责任担当，在精准扶贫、绿色发展、公益救助等方面发挥出示范作用，为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的战略布局

国有资本的优化布局是适应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国有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13]。当前，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布局仍存在不合理现象，同质化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尤为突出，在发展中容易造成单一品类商品产能过剩和低附加值生产。至此，需要国有企业带头引领，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举措，进一步实行企业并购重组和资本优化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合理配置。根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11]，未来将加快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利用融资、转让、并购等市场化资本运作手段，引入更多的非公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之中，形成优势互补、产业相关、共享发展的企业重组格局。同时，还应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运行模式，探索政府、市场、企业三方的协同发展模式，打通各类阻碍经济要素自由流通的行政壁垒，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国有企业走向世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开始尝试放开外资参与国有资本的运作和管理的限制，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以更加开放的形式赴海外上市。国有资本的开放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者进入，有利于带来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形成更加科学的资本监管体系，从而优化提升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另外，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实施载体，通过吸收海外优质资源，能够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中，与国外其他企业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态势，共同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后，国有企业的发展应牢牢坚持对“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探索新的政策空间与市场化运作机制，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参与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之中，通过外资持股、戰略投资、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国际化的公司治理之中。这种国际化的推进，将有利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实施，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以促进国有企业治理效能和水平的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部分发达国家实施“逆全球化”策略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在对外发展中还应积极承担起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艰巨任务，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实现对外开放，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探索出新的市场空间和利润增长点，提高引领力和竞争力，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松奇. 国企改革的实践历程及待解决问题（上）[J]. 银行家，2018（06）：4-5.

[2] 薛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 2018.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EB/OL].（1984-10-20）[2020-3-2].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378/4429522.html.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EB/OL].（1993-11-14）[2020-3-2].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395/4441750.html.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1999-9-22）[2020-3-2].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093/5175/20010428/454976.html.

[6] 王松奇. 国企改革的实践历程及待解决问题（下）[J]. 银行家， 2018（07）：4-5.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7，466（21）：3-22.

[8]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EB/OL].（2008-10-28）[2020-3-2].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8-12/25/content_1474740.htm.

[9]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3-25.

[1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J].求是，2013（22）：3-18.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EB/OL].（2015-9-13）[2020-3-2].http：//www.gov.cn/zhengce/2015-09/13/content_2930377.htm.

[1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青年报：国企十项改革试点推出[EB/OL].（2016-2-29）[2020-3-2].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39/c2821627/content.html.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作者：范城恺

国有企业改革回顾论文篇2：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思考

关键字：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

作者简介：谢新雷：（1975-）男，山东菏泽人，山东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邢菲：（1978-）女，山东菏泽人，山东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今后国企改革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体制，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基本完善，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一

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第二阶段是1993年起到现在，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

1978年前，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权利过于集中的严重缺陷。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应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确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形式，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在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企业领导体制上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7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刺激地方政府、企业员工和经营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国有企业的盈利意识和发展意识，为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初步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仍居主导地位，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受指令性计划的控制，因而这一改革对解决国有企业生机与活力问题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又登上了新台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使企业成为具有“四自”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实践中，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以及股份制试点，探索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1986年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经营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使企业初步完成了从面向计划到面向市场的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大大刺激了国有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一方面承包过程中政企不分，另一方面承包制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承包制为方向，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实行制度创新。

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四自”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较好地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还进一步确立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国有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问题也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2002年11月，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上，十六大提出建立出资人制度。并于2003年成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促进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使现代企业制度趋于健全。2007年开始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之后,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的配套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加强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阶段。

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和制度创新，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也不断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并且站稳了脚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名单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349户，占69.8%；实现年营业收人14.9万亿元，占500强企业收入的85.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249家，占49.8%，实现营业收人5.09万亿元，占66.7%。2006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07家，占61.4%，实现营业收人6.59万亿元，占87.4%。1这些数据显示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我们要冷静地看到，国有企业改革仍然面临一些改革攻坚任务，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今后深化国企改革，完善新的体制，需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是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从战略上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质量，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五大以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通过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了一批国有中小企业，关闭破产了一批扭亏无望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但当前国有企业数量仍然太多，达10万个左右，主要是地方中小企业太多，它们仍然大量活动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很难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需要继续进行资产重组等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央企业资产重组任务也未完成。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到2007年，已有95家中央企业进行了47次重组，企业数已从l96家减少到150家。2今后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就要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把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放开搞活;到2008年，长期积累的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任务基本完成;到2010年，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和重组至80—100户。

2、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现代企业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营方式，也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户数已过半，占70%左右，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尚未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特别是中央企业，目前150家中央企业中，只有10家左右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其余都是国有独资，中央企业下属子公司的股份制改制面2002年只占30.4%，2006年提高到64.2%，按照2006年数字，还有1/3左右没有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目前，中央企业中有宝钢集团、神华集团等19家企业按照《公司法》开展了董事会试点，成立了国有独资公司，聘请了60多位独立董事。即使这样，还要进一步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股份制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可见，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加快速度推进改革。

3、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并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党的十七大又一次重申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现代产权制度不仅对于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而且，它还作用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和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作用于产权交易市场的培育，作用于法制建设的完善。它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实际需要出发，其内涵之丰富，又大大突破国企改革领域，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对接、相适应。也就是说，相对于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带实质性；相对于整个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又比现代企业制度更具深刻性，更接近或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

4、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垄断行业主要分布在国有经济最集中、控制力最强的领域，垄断企业几乎都是中央大型骨干企业和国有支柱性企业。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并支持企业通过转让股权，增资扩股等形式吸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新的市场主体，促进股权多元化和制度创新。同时加强企业的监管力度，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垄断行业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必须同政府的监管和社会的监督相结合，既要保证在安全、环保、普遍服务等方面的监管，又要加强对价格的监管，包括实行价格听证制度等，以维护公众的正当权益。目前公众普遍对一些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畸高、并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构筑较高的进入壁垒、还有严重的收费高服务差效率低等问题存在着很大的意见，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引进和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这方面的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

5、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十六大明确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针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不仅组建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还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与此相配套的规章，《国有资产法》也已开始于2007年12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进一步强化了出资人监管，在财务监督和风险控制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开展了国有独资公司建立董事会试点工作，并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代理人队伍，深化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规范了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避免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今后，国资委主要履行出资人职责，尽可能减少不属于出资人该做的工作，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形成真正的董，经，监三者制衡格局。

改革历时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改革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破难阶段。让我们在十七大政策的指引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紧密结合我国不同改革发展阶段的实际国情，把握方向，规范改制，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不失时机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保证国有企业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大企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经济要参》，2007年第72期

[2]李荣融：《五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光明日报》，2008年3月26日

作者：谢新雷　邢　菲

国有企业改革回顾论文篇3：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回顾

内容提要:由于没有目标和时间表，28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了“游击战”和“马拉松”。产权改革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误区”;减员增效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雷区”;健全治理结构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却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盲区”。本文认为，只有将“政企分离”作为突破口，在企业内部狠抓治理结构建设，在企业外部营造公平竞争氛围，才能使压力转化为动力，迫使国有企业改变经营方式，成长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产权改革;政企分离;治理结构;竞争

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历时28年，但其“老大难”问题并未有效解决，效率低下仍是国有企业的软肋之一。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国有企业亏损额达到1 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1]。为此，对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对于深化改革､改善中国经济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28年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多于收获

国有企业改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国家将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引入以搞活国有企业为重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依照侧重点其过程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第二阶段是1983~1986年，“利改税”，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第三阶段是1987~1993年，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促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第四阶段是1993~1997年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五阶段是1997年以后的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第六阶段是2000年前后的产权改革，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缺失问题，核心是股份合作制。前前后后还出台过破“三铁”､优化组合､债转股､停息挂账､贷改投､年薪制､管理层收购､职务消费货币化､买断工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主辅分离､并购重组､打包､分拆上市､养老金统筹等名目繁多的辅助性措施。可以说，28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步调就像钟摆一刻没有停顿过。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生产从听命于计划转向听命于市场;企业间从吃大锅饭转向奖优罚劣;报酬分配从平均主义转向按劳付酬;经营作风从官商转向服务消费者。但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缺失､企业办社会､效率低下､企业家未职业化等实质问题一个也没能解决[2]。为什么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经过了28年却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原因在于我们事先没有规划和目标，改革成了“马拉松”和“游击战”。张维迎教授认为:“现在改革已20多年了，最初在1978年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政府预期用5年的时间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但到80年代中期又预计90年代初改革要完成了，后来又拖到了90年代中期，现在已是2003年，国有企业改革仍然还没有完成?究竟还要持续多长时间，目前还不清楚。”[3]因此，我们尚不能断言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何等成就，只能说我们仍走在改革的路上。

如果说曾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的所有权同国有资产经营权划分开。事实上，国有企业的产权本来就是清晰的，所谓国有就是国家即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主体。真正的问题也许是:由于国家的概念太大，不够具体，加之体制性因素作祟(如政出多门､多头领导､责任不落实等等)，“国有”成了“无人所有”，那是另一码事(如何将产权人格化的问题)。也正是这种“国有=无人所有”的看似合理的假说，后来大行其道，成为挤兑和肢解国有产权(主张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从搞活到改造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突破体制界限，走向国资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改革政策配套性不强，“孤军深入”难见成效;二是政策缺乏连贯性，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三是缺乏制约和纠偏措施，常常“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四是操作细则不详，各地以“领悟能力”尽情发挥(如沿海地区的“用足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五是多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味”。比如，放权本想为企业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结果许多企业家却借此更加独断专行;承包制诱发经理人短期行为;国退民进成了“一卖了之”;薪酬管制下国有企业领导热衷于“穷庙富方丈”，而推行MBO却成了“空手套白狼”;产权改革畸变为私有化改革;等等。一言以蔽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国有企业领导者心照不宣的博弈规则。

国有企业改革的阴暗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国资贱卖，即国有资产流失;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整垮”了[4]。

2．国有企业问题的实质:政企难以分开

国有企业主要有四大弊端:一是经营目标多元化——中国的国有企业诞生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中，它是国家对经济发展加以调节与控制的产物，并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的一部分而存在，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受托者”，其行为目标与市场体制下的企业不同，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中国国有企业“企业办社会”的由来。许多国有企业具有国家属性，要服从国家总体的､多元的目标，把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纠正市场偏向､维护社会公平､保证充分就业､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置于首位，盈利则是第二位的，有些企业甚至不追求盈利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须以盈利为根本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国有企业领导多由政府任命，其身份仍然属于“官员”，所以其薪酬待遇同政府机构完全一样:讲身份､论级别､工资管制。这与按劳取酬的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结果要么“你不按劳付酬，我就按酬付劳”，要么寻租和机会主义盛行。高额的在职消费和获取控制权收益成为国有企业领导保障心理平衡的砝码[5]。长此以往，“功在无过，过在无为”成为多数国有企业领导“绩效”的写照。三是决策缺乏自主性——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政府所有或代理，所以国有企业往往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在财产处置､人事安排､重大决策方面拥有决定权。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自主权被剥夺，自主性被弱化。而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及自身的条件自主决策､快速反应，惟有如此，才能占尽先机，赢得主动。四是财务约束软化——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指出，来自政府的父爱主义在国有企业中难以完全消除，这不仅因为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和企业目标上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因为企业决策和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受国家的支配和影响，所以，国家理所当然要对企业的经营后果负有一定责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增长靠银行贷款支撑，而银行贷款发放又靠居民储蓄维持。但由于运行的低效率和大量资产流失，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呆账滥账，相当一部分流进了个人腰包。预算约束的软化意味着企业在亏损或资金紧张时容易得到国家的补贴和支持。这不仅会使企业市场行为扭曲，抑制其竞争力的生成，而且破坏了市场公平原则[6]。

上述弊端的实质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缺乏效益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干预，与国家司法上的所有权毫无关系。国家干预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官僚化，官僚化企业不可能产生竞争力，”因此“国有企业当前的问题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如何程度地分离，而是所有权如何脱离公共权力，企业如何摆脱权力机关。”前苏联社科院民法学者A．B．维涅吉克托夫1940年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机关》一文中指出，国有工业企业(主体)不是企业中任何一项财物的所有者，却对国家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三项权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财产转交的基础上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出成百上千个国家机关，将国家财产的个别部分交由这些国家机关管理，国家既是政权的主体，又是财产权的主体，政权与所有权能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7]。

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其对市场经济环境“水土不服”。对此，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从制度方面来说，国有企业在制度上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包括归属不明的剩余所有权，即高的代理费用(病根在于财产权利的私人化与财产责任的公有化)，这些制度性的缺陷使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根本无法与非国有企业竞争。”

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认为，国有企业20年改革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生产方式。一个基本事实是，国有企业职工并没有同国企即生产资料相分离，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和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职工(包括厂长经理们)其实还是和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正是由于劳动者隶属并依赖于生产资料和政府，政府必须对国企和职工进行保护和补贴。如果不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开，不管这些国企怎么改，都必须由政府继续给予各种明的或暗的保护与补贴。新加坡有500多家国有企业，只有3家控股公司管理，每家10多个人。只有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才能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一旦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就是厂长经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升迁或者去留就由其经营业绩决定，而不再取决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国家也不再提供保护补贴或者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只有这样政企才能真正分开，企业才能完全独立自主[8]。

3．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欲速则不达

1997年十五大吹响“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全国各中心城市相继表示“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

经济学界开始对产权的研究，一般认为始于科斯(R．H．Coase)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科斯在该文中指出，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产权的明确化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起着关键作用[9]。至于产权的定义，西方经济学界各执其词，即使在产权学派内部。阿尔钦(A． A． Alchain)在其《产权:一个经典注释》中将产权理解为财产所有权，并对私有产权作了论述。德姆塞茨(H•Demsetz)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书中通过对比印第安人土地财产权的变迁来说明这一问题[10]。总的来看，他们对产权的论述都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的含义，而且最终将产权归结为所谓私有产权的效率最优性。诺斯(D．C．North)认为没有产权就没有效率，产权主体的明晰化是最重要的[11]。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产权指财产所有权，广义产权是指在私人产权的基础上，对既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经过比较研究，产权论者认为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产权更为明晰，竞争优势更明显。主要表现为:⑴就委托——代理关系而言，政府干预往往着眼于社会利益，而民营企业的股东最关心企业经营目标。⑵民营企业属自然人所有制，委托人真正承担风险和享受收益，所以有动力去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行为。⑶民营企业的代理关系比较简单，而国有企业存在多级委托，委托链条过长(全体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投资或控股公司——国有企业董事会——国企负责人)，实际代理效果弱化，同时代理成本上升。⑷民营企业的监督者既拥有全部资产又承担全部风险，因而与代理人合谋寻租的可能性被限制在最低水平上，经营过程更有效率[12]。

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当中，国家股东有着区别于国家(最终所有者)利益的相对独立的利益，同时这些机构以国家所有者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因而其领导人就有可能利用他们掌握的控制权来谋求自身的或小集团的利益，形成我国上市公司在政府干预下的股东主权治理模式。其结果使得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行政干预的痕迹过重，政企难以有效分离，内部监控也会因为政府行为的引入和实施的随意性而变得不稳定，并使各方的制衡失去平衡，并使所有者治理和行政性管理混淆不清[13]。

上世纪90年代畅销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指出:“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中国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如同军阀时代必须抓牢一支重要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按照“经营者产权论”者的说法，亏损连年的国有企业只要划出一部分作为“经营者产权”，重新进行股份制改制，企业即可扭亏为盈，资产就能快速增值。但西方大企业总裁几乎没有一个是本企业的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为了少出资就能做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部分政企领导伙同私企老板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从账面上使国有资产缩水，达到其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更有甚者直接以所谓的“零资产”形式把国有企业送掉。詹姆斯•麦格雷戈指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美国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支付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金融风潮､30年代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时代､50年代的第一辆车，第一套房子，第一套时髦服装，第一次大学教育，第一次全家度假的中产阶级消费时代，甚至还有类似60年代的社会动荡时期的某些方面[14]。美国“中国通”龙安志认为，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至上､不讲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状态。对此，政府必须予以正视。

20多年过去了，英国和俄罗斯的私有化结果显示，凡私有化企业如属竞争性行业，其效率多有明显提高;凡处于非竞争性行业(如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业)，其效率提高不明显，有的甚至还有下降。所以，产权问题并非制约国有企业效率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在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竞争失败并非命中注定[15]。

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产权重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却并没有给企业从根本上创造出一条生路。决定企业“生”与“死”的是由企业产品决定的企业绩效，也就是说，企业只有通过产品在市场上竞争，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保持一定的利润率，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而企业如何才能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则与企业治理机制有关。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为改变财产权利与财产责任相分离而进行的产权重组只是为企业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要提高竞争力，改变自身的治理机制更是关键因素[16]。

“两权分离”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是行不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17]。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大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

产权改革论者主张直接从产权入手，似乎触到了国有企业的要害部位，其实并非如此。从逻辑上讲理顺国家与企业关系始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但难点并不必然是重点和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应当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当今，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作为代理人的国企领导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政府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其统治义理性的最大化。所谓义理性，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它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和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18]。而企业领导则希望借助对国有资产的代理，实现本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

4．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内部治理与外部竞争

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一是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二是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4．1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企业最基本的组织特征。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史莱佛(Shleifer)和维什尼(Vishny)认为，公司治理“是研究如何保证公司的出资人可以获得他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研究出资人怎样可以使经理将资本收益的一部分作为红利返还给他们，研究怎样可以保证经理不吞掉他们所提供的资金､不将资金投资于坏项目。一句话，公司治理就是要解决出资者应该怎样控制经理，以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9]。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及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20]。

公司治理是一个制度形成与演进的过程，不是“天生的”。其重要性在于:一可最大化地激励投资者并使投资升值，同时使无效的“寻权”活动最小化;二可最小化事后讨价还价的无效率;三可最小化治理风险。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最适合该公司发展､能促成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治理架构[21]。良好的治理结构本身就是对投资者做出的一种承诺。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治理结构失衡､董事会有名无实以及由此形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首先，没有确立董事会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三个机构的关系上，究竟是层层隶属关系，还是彼此相互制约关系，这是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国外，董事会处于经营管理的中心位置。我国《公司法》将股东大会规定为权力机构，并选举和更换董事，董事会和监事会从属于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这一立法模式本身没错，但其成功必须建立在股东大会名副其实以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职权正确划定的基础之上。然而，《公司法》并没有设计出一种崭新的机制确保我国的股东大会可以避免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趋势，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职权的划分含混不清:或者互相重叠;或者干脆剥夺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或者限制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再就对监事会的规定来看，由于没有像德国那样赋予监事会对董事的任免权，没有创设监事会履行职责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有效制约措施，因而监事会从制度设计上就成立一种“摆设”。造成董事会经营管理权弱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经理阶层职权的膨胀，而膨胀的根源在于“法定化”。《公司法》第119条规定，股份公司应设经理，并列举了经理的8项职权，这种立法在国际公司立法中是极为少见的，因为经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属于经营管理人员，他应履行什么样的职责取决于董事会的授权，而不应由法律加以规定。从法理上说，只有董事会才是公司经营管理的主体，并由其行使经营管理权，对内管理业务，对外代表公司，经理作为董事会聘任的管理者，只能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履行对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具体操作。经理职权法定化引发的后果表现在，由于经理的职权董事会不能行使，不可避免地造成董事会职权空心化，使经理层在生产经营管理中享有比董事会更具体､更广泛的权利。即便经理有不合规的行为，董事会也处于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

其次，法定代表人大权独揽，无所不能。表现为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一人担任､董事长可以兼任公司总经理，使得董事会的权利､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集中于法定代表人一身。这种设计为个人独断专行､侵占公司资产和利益､损害股东权益大开方便之门。照理说，我国董事会的权利并不大，但通过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职位的设置，董事长将董事会的权利和经理层的权利集于一身，从而形成一种非常大的权利。特别是《公司法》第120条还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行使董事会的部分权力，这等于说董事长在一定情况下就是董事会，导致董事会家长制，董事长就是家长。在冠以现代公司制度的股份公司中，董事长仍然拥有传统国有企业的厂长那样的大权让人费解，而此等状况(体制超前机制滞后)在国外也不具有普遍性[22]。

4．2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国企效率低下的另一原因是缺乏客观的效率评判标准，而这一标准只能产生于公平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会形成企业间的平均成本和平均利润，优者生存。

转型国家能否有效推进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握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赋予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基于信用的委托——代理制度的有效性。前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所特有的，在一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会出现。较极端的做法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让企业所有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剥夺政府作为出资人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权利。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渐进的以政企分开为主线的管理体制改革，没有采取极端的所有制改革。后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国家都普遍存在，只是相对而言，转型国家的信用体系建设和职业经理阶层的形成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而基于信用的委托——代理制度更容易出问题[23]。

事实上，通过实施产权变革以提高企业效率的改革存在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市场竞争。只有在竞争条件下，变革产权关系才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效益;竞争越充分，变革产权对提高效益的作用越大，而企业治理结构则是联结市场竞争与企业效率的中间环节。产权变革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企业的治理机制。完善的治理结构可以产生高效率，而低效率往往反映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产权变换只是改善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市场竞争才是推动和保证治理结构得以改善的充分条件，也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充分条件。产权变换并不一定给企业带来危机感，而市场竞争必然给失去垄断保护的国有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超产权论”继承和丰富了市场竞争理论，强调竞争是企业机制改善和效率提高的根本保证条件。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竞争激励。认为由竞争引发的激励是除了利润激励之外的隐含激励，它来自三个动力源:⑴信息比较动力。认为人们在比较的压力下会改善他们的行为。⑵生存动力。认为引入竞争就引入了生存动力。⑶信誉动力。认为有时人们为了信誉，即使没有利润激励，也要把事情办好。二是竞争激发。认为竞争激发与企业是否私有无关，其来自三种因素:⑴企业之间的利益对抗。认为企业之间应当存在利益对抗。⑵短期内的违约利益。认为企业短期的违约利益可以超过长期的合作利益。⑶企业间的非对称性。三是竞争发展。认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市场份额的变化与效益的相关程度就越高，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企业才是最优质的。四是竞争信息的完善性。认为通过比较竞争产生的信息可以使企业所有者或其代理人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此外，超产权论还把信息理论引入企业治理之中，极大地扩充了企业治理理论。特别值得借鉴的是，超产权理论比较了自然人企业与公有企业模式孰优孰劣的经济条件，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引入竞争以及在竞争条件下改善自身的治理结构[24]。

5．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萨缪尔森(P．A． Samuelson)曾要求经济学家有“热切的心情､冷静的头脑”。制定经济进程的最佳路径需要冷静的头脑，它可以客观地评估不同方法的成本和收益，尽人类最大可能保持分析的独立性，不受一厢情愿的空想干扰[25]。国有企业不是“恐龙”，也不是“洪水猛兽”，其定位是弥补市场缺陷，实现社会目标。尽管从长远看国有企业不可能一直主导市场，但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国有企业将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存在。在新世纪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仍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仍是摆在我国政府和理论工作者面前“一盘未下完的棋”。

启示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不变，但思路要变。现代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如果不进行制度改革，后发优势就可能变成后发劣势。但也应看到，形式固然重要，但内容更为重要。当今世界有诸多社会主义流派，我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因此不能搞“形式主义”，也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须知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

启示二: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孤军深入”，也没有“捷径”可言。国外的实践也证明，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要素必须协调一致，如企业经营状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银行体系的状态等。反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其中不乏浮躁､投机和急于求成的心态:产权改革“本想引来天使，却招来了魔鬼”，实际上将国企改革引入了“误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本应是国企改革的重点，结果却成了改革的“盲区”;而在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条件下大搞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则将国企改革引入了“雷区”。只有将“政企分离”作为突破口，才能使外在压力转化成内在动力，加快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蜕变，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启示三: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统御作用。尽管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大致相同;我国当前的经济形态仍属于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尤其在国企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央政府应统筹规划，制定具有前瞻性､透明性以及可操作性的改革方略，规范国有企业改革行为，逐步扭转地方政府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提高经济改革的效率。

启示四:国有企业改革应设定时间表。国有企业改革不是“马拉松”，并非“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如何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再造国有企业，应设定时间表，有序推进。

此外，为了方便研究和逻辑顺畅，建议政府在提法上将“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对应;将“民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对应;将“私有企业”与“公有企业”对应。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仲大军．国企的问题与出路[J]．中外管理导报．2000，(10)．

[3]冯戈．专家谈国企改革:漫长的等待漫长的尾声[N]．国际金融报，2003-12-19．

[4]张文魁．国企改革方向要不要变．1994-2006中国期刊网．国企改革出路何在． http://www．cnki．net

[5]文炳洲，虞青松．薪酬管制､在职消费与控制权收益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06，(6)．

[6]杨欢亮．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新探[J]．烟台大学学报，1998，(1)．

[7][前苏]A．B．维涅吉克托夫．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M]．莫斯科俄文版，1948:317-318．

[8]曹兼容．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和正确方向．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http://www．dajun．com，2005-3-23．

[9]Coase，R．H．，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Ⅲ，Oct．，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