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必要性论文

【摘要】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15～2019年季度财务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对产权性质、行业特征及地区特征进行异质性检验。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必要性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必要性论文 篇1：

我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特点及策略研究

摘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风险与挑战。为此，需要从中国经济运行的最优运行模式出发，结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特点，探讨其发展趋势与特征。

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改革特点;改革策略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已成为一种“常态”。企业管理模式、改革策略等都未能取得有效的突破，导致了我国企业管理模式滞后。因此，要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研究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对策。目的是促进我国的经济利益发展，使我国的商业模式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特点

（一）企业战略调整

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断调整现代企业发展方向，虽然我国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核心竞争力、资产规模等方面较发达国家先进企业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在国企改革过程中，需要加强引进高新技术、信息技术，实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战略性调整，激发其潜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实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是让国企在改革中能够增加竞争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打造符合现代化企业、能够培养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

（二）企业内部改革

国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制度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其结构要素主要有四类：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管理体制和制度、管理技术、领导体制和政策制定。此外，国有企业在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地指导与规划，导致国有企业内部结构要素缺失，因此需要剔除内部管理制度中的不完善部分，提高国有企业的办公效率和核心竞争力。改革内容如图1所示。

（三）对外资的有效利用

事实上，利用外资可以降低国有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因此，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优化引进资金的方式，优化资金结构，优化重组结构。通过优化传统资产管理模式，改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确保国有企业平稳运行。其中，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健康发展为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决定性作用，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环境。

三、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策略

（一）不断增加技术投入，为国企保值

当前最有利于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工作是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利用科技价值改善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保障国有企业的实际价值，为国企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先决条件。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下，各种产业、资金的转移远远比不上技术投入对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因此，作为国有企业管理者，需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及时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动力。

（二）开拓资金投资市场，增加投资收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国有资产的评估定价机制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的监督存在薄弱环节，使得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引入非国有资本过程中都可能存在非国有资产被高估或者国有资本被低估的现象，且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信息的弱势方无法开展有效监督，导致国有资产面临流失风险。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可以有效降低国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因此，在国企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可以适当放宽招商投资标准，有效构建资金链，为国企引进资金。如图2所示。

其次，在投资方面，公司的现金流量增长主要通过开源节流来解决，以主营收入为主要现金流来源，当公司出现财务困难的时候，首先要改变销售策略，销售有创意的产品，控制销售成本，增加利润，利用连锁店和网络的优势销售各种商品，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其次，要加大研发力度，把握市场趋势，培育主力品牌来增加销量;此外，母子公司还可以剥离不良资产，或者处置盈利不佳的子公司，这样既能减轻子公司的亏损负担，又能改变子公司的经营模式，实现盈利，从而使国企的市场化改革更加顺利。

（三）提前计划好国企职员的安置工作

市场化改革完成后，需要对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和调整，人力资源调动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在管理人才培养方面，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只有不断提供激励，才能提高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在实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通过信息化技术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效率，通过信息化技术加强各部门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效整合和利用信息资源，使绩效考核指标更符合员工心理需求。对不同岗位员工的贡献进行奖励，优化绩效考核体系，改变传统的员工怠工现象，通过多种形式的绩效考核，不断提高员工的能力意识，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结构，确保国企改革顺利实现。

（四）人本思想融入于企业管理体系

一是从“管企业”为主向的理念向“管资本”理念转变，牢牢牵住国企市场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的“牛鼻子”，准确把握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职责定位，依规依法开展国有资本运作，进行“权责利”关系统一的有效管理，实现定位清晰、职责明确的架构，最終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二是从“垂直管理”模式向“合作共赢”模式转变，双方以资本融合为纽带，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

（五）提高防控意识

建立健全合理的评估定价机制，选聘评估机构，发挥各类中介机构在评估过程中的公允作用，防止国有资产被低估，非国有资产被高估等，降低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建立健全产权监管制度，规范产权管理行为，发挥产权市场作用，助力经济发展。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目前处于局部区域化，为了使获取国企市场化改革信息更加畅通，更好地参与产权信息的交流，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使得双方公平公正地开展产权交易，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四、国企改革的下一步：方向调整与路径选择

（一）正确认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

国有企业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主体，需要正确看待国有资本的“进退”，更需要把维护人民共同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核心，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以国民经济的命脉为核心。而在21世纪，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国有企业的变革需要关注经济的各个领域，把资本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上。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需要严格落实“有进有退、有为必为”的行为准则，重新界定国有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推动资源工程和生态环境工程，为国民经济的优化奠定良好基础。

（二）调整方向：国企分类改革

国企分类改革主要分为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公益性国企主要负责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民生保障工程建设，不断加大对电力和水资源的投资力度，确保人民生活质量。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则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这两方面的划分，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效果，进而提高国有企业整体经济效益。在这些行业的发展和运行过程中，国家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为了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国家一般都会对国有企业的产品定价进行限制，并对企业的亏损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准确地划分公益性国有企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出现垄断现象，从而严重侵蚀社会福利，同时政府补贴的出现也会影响市场调节，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注重市场手段的融入，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国企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国企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选择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改革路径，以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其次，加强政府对公益企业的监管，尤其是对公益企业的价格、成本、服务标准等，防止公益型国有企业因垄断而损害社会福利;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更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1.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需要根据市场变化不断完善，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除此之外，国企改革还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各个层级经营者的权利及义务进行规范化管理，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进而为国企经营的稳定性奠定良好基础。2.目前，国有企业仍然享有资金来源、市场准入等政策上的优势。为此，需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切实实行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对国有企业来说，继续强调“保值增值”、“做大做强”的目标，提倡全民福利最大化;需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利用市场化手段分配资源，提高市场公平性，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为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明确改革方向，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结构，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本文着重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征、优化路径及今后的选择与调整方向，以期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李鹿.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特点及策略探究[J].中外企业家，2020（12）：112.

[2]陈少晖，廖添土.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调适与路径选择[J].浙江学刊，2013（01）：162-170.

[3]冯永晟.理解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市場化与制度背景[J].财经智库，2016，1（05）：22-50+141-142.

[4]余东华.中国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6（16）：17-30.

[5]王绛.国企薪酬机制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J].企业观察家，2019（10）：98-101.

（作者单位：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作者：陈小漫

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必要性论文 篇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

【摘要】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15 ～ 2019年季度财务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并对产权性质、行业特征及地区特征进行异质性检验。 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轻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重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大。 由此， 企业在战略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 主动预防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力争实现转危为机; 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政策接档不及时、政策之间效应重叠或消减等问题， 增强政策跨周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资本结构;稳杠杆;产权性质;行业特征;地区特征

一、引言

202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表明“稳杠杆”成为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发展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从微观层面来看， “稳杠杆”实质上意味着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调整， 如何落实好企业资本结构的持续优化是扎实推进“稳杠杆”政策的微观基础。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逐步进入“新常态”， 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也愈加复杂。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客观上要求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 与此同时， 我国经济仍需保持中高速发展以应对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现实难题。 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促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探索性纠偏”的特征， 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速提升， 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调整形成约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会引起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预期的改变， 促使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与内部融资动机发生相应变化。 一方面， 信贷机构的放款决策会更为谨慎， 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 管理层会更倾向于延迟投资， 企业融资意愿降低。 而且，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 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很大程度上源于政策空间的释放。 由此， 认识和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在“稳杠杆”政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拟从企业资本结构静态研究框架入手， 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以及产权性质、行业特征、地区特征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力图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微观企业资本结构选择方面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为宏观不确定性因素向微观层面的传导作用提供新时期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

企业资本结构选择有赖于资金供需双方的影响。 从资金需求来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使得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经营成本提升， 从而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 导致企业融资需求下降[1]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促使企业管理层的市场预期模糊化， 企业更倾向于短期投资， 使得长期投资规模缩减[2] 。 此外， 由于投资存在不可逆性， 管理层出于谨慎考虑会推迟当前投资决策， 导致外部经营扩张和融资行为更加趋于保守[3] 。 为了避免债务违约引发的破产风险， 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还有可能会提高现金储备， 以应对不确定性环境下出现的流动性紧张[4] 。

从资金供给来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企业经营压力增大， 会使得银行贷款违约风险提高， 信贷风险管理成本提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时， 银行对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的判断难度加大， 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 为了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 银行会通过提高授信门槛、延长授信审批周期及收缩信贷规模等方式， 保证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 由此， 银行信贷供给的收缩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债务融资规模缩减， 可能带来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

在股权融资方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时， 资本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情况的判断难度加大， 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使得理性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推动企业权益融资成本上升。 谨慎的投资者会更加倾向于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金融产品， 当股票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下降时， 市场价格会存在下行调整的风险， 依据市场择时理论， 股价下降会进一步削弱企业进行权益融资的动机。

我国企业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本身就较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带来的缩减幅度会显著小于债务融资， 由此可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会带来债务融资增量和股权融资增量的萎缩， 而由于股权融资规模相对有限， 故债务融资调整的规模和弹性更大， 使得企業资产负债率会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而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

（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

近年来， 我国内外部经济环境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现出较大波动， 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转变， 在新形势下检验产权性质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作用具有新的意义。 现有文献考察了以往年份资本结构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之间出现分化的现象[5] ， 并基于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背景提出了产权性质差异带来分化的原因， 如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政府隐性担保[6] 、政府信用背书优势[7] 。

我国企业整体负债水平偏高， 其中国有企业的债务和来源于公共部门的债务占据绝大部分， 形成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杠杆率二元分化的格局[8] 。 我国国有企业长久以来在市场准入、信贷审批以及政府项目承接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再加上政府信用背书和预算软约束， 使得国有企业存在以高杠杆拉动规模扩张的原始冲动。 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较少受到金融市场的青睐， 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去杠杆”政策虽然直接作用于风险聚集的金融行业与政府融资平台， 但其波及范围较广， 尤其是政策敏感度较高的国有企业更是受到了较大影响。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的背景下， 回溯整个“去杠杆”调控期间产权性质对企业资本结构变化的异质性影响， 符合当前的形势需要。

国有企业的产权优势， 叠加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 与“去杠杆”政策存在反向作用力， 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带来了降低杠杆的势能， 使得资本结构原始平衡被打破。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产权性质对企业资本结构变化产生异质性影响，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幅度更大。

（三）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以资产配置特征差异为依据， 将研究对象划分为重资产行业和轻资产行业， 以此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行业异质性特征。 所谓轻资产模式， 是指企业拥有和控制少量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 实现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创造较大产出的商业模式， 具体表现为企业仅持有核心资产， 如人力资源、研发设计团队等， 而将制造加工、建造安装等产业流程委托给其他企业。 与此相对应， 重资产模式是指企业持有大量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本利润产出水平较低， 在业务模式上较多采用一体化、内部化运作， 较少采用外包合作方式， 强调产权控制和规模发展。

将资产配置特征延伸到资本结构上来看， 不难发现：轻资产企业持有的核心资产存在高流动性和高回报率的特点， 更容易吸引权益资本和短期债务资金; 而重资产企业持有大量的有形资产， 抵押、质押能力较强， 在获取长期债务融资方面更具优势。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 轻资产行业由于其资金周转效率较高、资金投入规模较小、资本结构有机构成相对较为稳定， 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相对较小; 而重资产行业资金周转效率较低、资金投入规模较大， 需要依靠规模扩张提升盈利空间， 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 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大。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行业特征对企业资本结构变化产生异质性影响， 相比于轻资产行业企业， 重资产行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幅度更大。

（四）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发展水平， 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带来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效率、融资渠道的差异。 在高度市场化的东部地区， 企业融资渠道更为多元， 融资效率更高， 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更加充分， 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更为充足; 在市场化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企业融资渠道受阻情况更为严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调控力更强。

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 高度市场化地区的企业得益于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 能够通过丰富多样的金融服务或金融创新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 使得企业资本结构处于相对合理的區间[9] ; 中度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甚至存在较大的融资约束， 所面对的融资环境更易受到政策影响， 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大。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地区特征对企业资本结构变化产生异质性影响， 相较于高度市场化地区， 中度市场化地区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幅度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 本文在借鉴赵冬青等[10] 、陆正飞等[11] 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levi，t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资本结构， 用上市公司i第t期的资产负债率来衡量; epu为核心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 macros表示宏观层面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 用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率来衡量; controls为控制变量， 包括行业层面控制变量行业杠杆均值（medlev）， 以及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prof）、有形资产率（fix）、资产流动性（liqu）、经营能力（t_ass）; quarter表示季度虚拟变量; εi，t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作为企业资本结构的代理变量。 原因在于， 我国企业商业信用占比和滚动式短期借款占比较高， 商业信用实质上履行了部分融资职能， 滚动循环式短期借款发挥了长期借贷的功效， 而两者未纳入长期债权资本的严格定义之中。 资产负债率不仅包括有息债务， 还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商业信用融资形成的无息债务， 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上市公司不同资金来源的比例构成。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由Baker等[12] 构建， 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披露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来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经验研究发现， 该指标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时变性， 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3] 。 考虑到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与宏观控制变量及上市公司微观决策相关， 为了避免这种相关性所引起的内生影响， 本文采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检验。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采用了以下控制变量：①公司规模（size）。 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规模较大的公司往往拥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 预期公司规模与企业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②盈利能力（prof）。 以总资产净利润率表示， 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意味着公司自身能够创造稳定的现金流， 保留更多的盈余资金， 从而拥有更强的内部融资能力， 而更少依赖于外部融资， 故预期盈利能力与企业资本结构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③有形资产率（fix）。 以固定资产与存货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 有形资产率反映了企业债务融资过程中的抵押、质押能力， 对企业融资规模和融资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 故预期有形资产率与企业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④资产流动性（liqu）。 资产流动性以流动比率表示， 反映了企业资产短期变现的能力， 是商业银行等信贷机构放贷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指标， 企业资产流动性较好意味着获取外部融资尤其是债务融资的能力较强， 故预期资产流动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存在正向关系。 ⑤经营能力（t_ass）。 以总资产周转率来表示， 经营能力强的企业一方面会加速企业规模扩张刺激融资需求， 另一方面会提升企业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从而形成资金回流， 故预期经营能力与企业资本结构存在负向关系。 ⑥行业杠杆均值（medlev）。 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差异性， 不同行业企业的经营模式、资产状况及盈利周期均不尽相同， 导致其资本结构选择存在较大的差异。 故采用行业杠杆均值控制行业差异。 ⑦经济增长（gdp）。 与企业外部融资获取能力密切相关， 故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率控制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具体变量定义与说明如表1所示。

（三）样本选取与分析

本文使用A股上市公司2015年第1季度 ～ 2019年第4季度的财务数据， 并遵照以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①剔除ST类和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②剔除数据异常和缺失的上市公司; ③剔除样本观测值不足30的上市公司。 此外，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 参考以往文献对连续性解释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并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模型的估计和处理。 基于上述原则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整理后， 最终得到3230家A股上市公司53727条观测数据。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础回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静态资本结构的影响

为了保证实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本文对主回归方程可能出现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进行了Wald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 模型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实证模型在5%的水平上存在组内自相关， 且存在强烈的组间异方差问题。 可能的原因包括：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与经济增长（gdp）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但难以找到与其完全不相关的我国宏观经济变量来替代gdp; ②模型中仅包含了主要的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有可能与未在模型中予以识别的因素相互作用， 而这些因素包含在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之中， 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相关。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的影响，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变量进行处理， 且运用广义矩估计（GMM）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础回归。 由于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存在一定关联性， 故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满足工具变量既存在外生性又具有相关性的要求， 因此， 本文分别采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

如表2回归结果显示， 模型中设定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均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且符号基本与预期相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意味着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企业会降低自身的负债水平， 假设1由此得到验证。 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两个工具变量分别替代核心解释变量（epu）进行基础回归， 因此， 有必要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不可识别检验结果强烈拒绝了原假设， 说明工具变量恰好识别， 且两个工具变量均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条件。 采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行弱工具变量檢验， 结果显示系数与两步最优GMM检验系数非常接近， 印证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检验的必要性， 因此，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_gl）是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合理工具变量， 模型GMM估计结果稳健有效。 观察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epu_gl和epu_us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回归系数保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表明以工具变量剔除内生性影响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特征

1. 产权性质。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多种产权属性， 为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资本结构的差异， 本文引入表示产权性质的虚拟变量soe。 首先将产权性质虚拟变量及其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 再按产权性质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同样采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工具变量， 并运用广义矩估计对模型进行同步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3与表4。

如表3所示， 将产权性质虚拟变量纳入主回归模型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出现了差异。 研究发现， 伴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幅度更大， 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 国有企业出于政策敏感性和经营稳健性会缩减投资规模、降低融资需求， 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随之降低。 相比之下， 非国有企业对经济政策变化相对不敏感， 其经营决策更加依赖于市场需求的变化， 由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非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相对更小。

表4展示了分组回归结果， 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负向影响更大。 此外， 在经济增速下行时期， 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更为显著， 而国有企业受益于逆周期调控措施财务杠杆存在刚性。 国有企业经营能力对其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而非国有企业经营能力对其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说明国有企业在债务融资过程中因其产权性质优势而具有较小的融资约束， 而非国有企业更多依赖于自身经营能力来提升外部融资吸引力， 其经营能力对于获取债务融资具有重要作用。

2. 行业特征。 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具有差异化的经营特征和运营模式， 从行业特征角度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影响更加贴近现实。 非流动资产是企业进行债务融资的重要依托， 非流动资产占比越高表明企业可用于抵押、质押的资产越充足， 获取外部融资的自由度相对越大。 基于非流动资产比重差异对企业外部融资能力的不同影响， 本文依据不同行业非流动资产占比差异将行业划分为重资产行业和轻资产行业， 引入行业特征虚拟变量heavy_asset。 首先将行业特征虚拟变量及其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 再按行业特征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同样采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工具变量， 并运用广义矩估计对模型进行同步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5与表6。

如表5所示， 回归模型纳入行业特征虚拟变量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产生了差异。 行业特征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说明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的行业其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可撬动的杠杆率更高， 与理论预期相符。 而行业特征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一方面重资产企业具有较强的外部融资能力， 但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较大， 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会促使其降低资产负债率， 以规避财务风险。 行业特征分组回归结果呈现于表6， 与表5所示的回归结果相一致， 重资产企业分组模型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轻资产企业， 印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重资产行业企业资本结构的负向影响更大。

3. 地区特征。 为了考察以市场化程度差异为基础的地区特征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构建市场化程度虚拟变量作为行业特征指标， 回归结果见表7。 分组后主回归结果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均显著， 说明按照市场化程度高低的分组基本有效。 相对于中度市场化地区， 高度市场化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 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小， 符合理论预期。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是监测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方面， 具体表现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与金融行业竞争的市场化。 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融资渠道更加多元， 企业融资行为决策更加灵活， 外部融资的政策依赖性和敏感性更低， 因此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小。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遵循以下思路进行稳健性检验：①主回归采用Baker等[12] 以香港《南华早报》为依据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鉴于香港纸质媒体与内地媒体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避免因指标构建差异造成实证回归结果的不准确， 本文将Yun Huang等[13] 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十份中国内地媒体为基础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_cm）作为替代变量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与主回归基本一致。 ②主回归采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资本结构， 为了检验实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选取有形资产负债率（lev1）和有形资产带息债务比（lev2）进行稳健性检验。 有形资产负债率剔除了无形资产和商誉的弱偿债属性， 有形资产带息债务比更好地反映了企业主动负债能力， 采用上述两个指标替代资产负债率， 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真实的杠杆水平。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 无论是用有形资产负债率（lev1）或有形资产带息债务比（lev2）来衡量企业资本结构， 实证分析结论均保持不变。 ③本文在主回归模型中对部分控制变量进行替换， 将宏观层面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替换为货币供应量M2的自然对数（ln_m2）; 将行业层面控制变量行业杠杆均值（medlev）替换为行业有形资产率均值（medlev1）; 将有形资产率（fix）的定义从固定资产净值、存货净值之和与总资产的比例， 替换为非流动资产与总资产之比; 将资产流动性（liqu）替换为速动资产比率（liqu1）。 控制变量的定义改变后， 变量相应的回归系数有所变化， 但总体差异不大， 所有系数的取值符号保持一致， 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回归模型构建和实证结果是相对可靠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5 ～ 2019年季度财务数据为样本， 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轻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重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大。 本文的研究结果印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会引起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心理随之发生变化， 具体表现为市场预期模糊化、风险规避偏好增强。 资金供给方在上述决策心理驱动下的资金投放行为趋于保守， 资金需求方的投融资行为更加谨慎。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预期的改变，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带来交易摩擦强度提升。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 国有持股和行政干预会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而市场化的产权配置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会削弱其负面冲击。

为了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企业在战略层面应采取主动应对措施：一是从财务战略的角度来看， 企业制定财务战略应当满足新要求、适应新变化， 同时也应当充分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已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以及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 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同样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资本结构优化路径的选择要结合企业总体的财务战略， 既要对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中长期行业发展走势进行预判， 又要把握当下的发展机遇， 既要考虑企业以往资本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形成的已有路径， 又要结合当下与未来融资环境的新变化而不断调整， 在兼顾与过去的连续性和与未来的可持续性的过程中向最优均衡目标趋近。 二是企业应密切关注外部形势变化， 并及时灵活调整应对策略， 这在客观上要求企业提高自身财务柔性。 财务柔性是指企业及时获取或调用财务资源的能力。 当企业面临不确定性冲击时， 财务柔性强的企业能够及时筹措或调用财务资源， 避免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 并更好地利用不确定性所帶来的发展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三是为了防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带来的融资环境恶化， 企业可以通过锁定远期利率、设置债转股条款等方式提高原有债务融资渠道的稳健性， 也可以通过处置闲置资产、改变股利政策、灵活支付条件及节约开支等方式提升企业现金储备， 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流动性紧缩。 企业要积极应对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并从中把握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机遇， 为企业自身发展提供充足的战略调整空间， 同时也为突发性事件提供安全缓冲， 以使企业安全地渡过危机， 应将被动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转化为主动接受， 从而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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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丹彤

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必要性论文 篇3：

国企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薪酬体系改革探究

[摘 要]完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物质基础和重要政治精神基础，在更好地促进和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中一直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现阶段，薪酬改革已经成为国企转型升级的重大课题，对改革国企的薪酬体系对于稳定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探讨是必要的。基于此，文章从全球经济背景下国企面临的挑战、薪酬体系改革的重要性两个方面阐述了国企薪酬体系改革的重要意义;基于国企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薪酬体系现状，从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吸引力不足等方面梳理了国企薪酬体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国企转型升级背景下薪酬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改革、构建更为科学的业绩考核机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建立竞争力与公平性兼顾的薪酬体系、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五个方面就国企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薪酬体系改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国企;转型升级;薪酬体系改革

[DOI]10.13939/j.cnki.zgsc.2021.08.089

现阶段，国企利用强大的资源和资金优势，销售、利润、资产都有了大幅度快速增长。但应该注意到这一切都是以国有企业负债规模扩充为主要基础，以产能的过剩问题为主要代价，导致现阶段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

1 国企转型薪酬改革的必要性

1.1 全球经济背景下国企面临的挑战

2020年4月，中央发布相关文件提出，要加强要素之间的流通，增强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过去国企的垄断式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的发展，再加上国企的财务杠杆普遍超高，企业负担较重，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体制的改革成为了当务之急。国企薪酬改革既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又要兼顾市场化与行政化的融合。随着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的挑战已经越来越多。全球经济背景下国企要从内部强化竞争意识，加大对外开放，明智进行全球化布局;全球经济背景下国企要提升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模式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越发显露出来，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企薪酬作为内部激励的重要组成，已经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薪酬体系改革的重要性

我国人力资源企业绩效管理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研究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现代人力资源企业薪酬制度，包括企业组织与架构、定岗与定编、岗位与测评、考核与评价、薪酬与绩效等各个环节的绩效管理总体设计，理顺人力资源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的有效规范化管理和科学化配置，为尽快实现人力资源劳动关系双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生存与发展的企业营造一个良好氛围。薪酬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是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科学高效的资源薪酬管理体系建设可以极大程度增强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的效能。薪酬管理是人力资源企业用以有效吸引、保留和利用激励优秀员工的各种绩效报酬管理方式之一。

1.3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改革过程中的特殊性

由于地方区域的国有企业不仅承担着自身的经济效益相关义务，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贯彻相关政策执行的义务，也就是其经营特点同时具有效益性和政策性的特点。这种双重特性就决定了地方国企很难具备高效的利润率，其员工积极性势必难以调动。

2 国企薪酬体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国企薪酬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发挥人才资本的积极效应，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的进步和发展。良好运用新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给企业的经济效益帶来积极的影响，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工要素价格不断提高，反映出我国更需要集中资源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因此，下文将会着重分析我国地方区域国企目前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平均主义思想仍然存在

现阶段在部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中，还一定程度的受到平均主义管理思想的影响和约束。由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滞后，岗位工作分析、岗位价值评估工作不足，冗员现象严重，考核流于形式、走过场。个别国有企业薪酬管理过程中薪酬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过于重视公平性，无法有效调动薪酬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对于企业内部与生产经营活动息息相关的核心岗位，以及关键员工的薪酬水平与私营企业相比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存在潜在的人才流失风险。由于现阶段在部分国有企业薪酬实际水平与部分员工实际价值工作业绩不相符合，导致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并形成人浮于事，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局面。有的国企福利优势逐渐缩小或消失，随着近几年效益的下滑，间接减少了收入，从而缺乏吸引力。

2.2 职位工资不能正确反映价值

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激发员工的劳动热情、增强企业的活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在国有企业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职位工资不能正确反映职位价值的问题。现阶段，部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岗位职责不清以及岗位说明书不规范，造成一些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主要依据经验判断，简单指派目标，薪酬制度缺乏公平性和针对性。在部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内部较为明确的侧记制度的存在，职位晋升已经成为薪酬提升的主要途径，导致同级别岗位之间薪酬水平与绩效之间无必然联系，进而导致员工消极懈怠，在工作中效率不高，或引发优秀员工的流失。

2.3 薪酬设计不尽合理

一方面， 现阶段在部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中，传统的薪酬所实行的基本是“低工资、多种福利”的低工资政策，在这种低工资制度下，为了更好地使低工资社会福利能对其生活事业发展起到促进和保障的作用， 现阶段在部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中职工承担了多种社会福利和生活保障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为了充分确保企业全体职工对工作的劳动积极性，体现薪酬与水平的制度要求更多平衡。一些国有企业缩小了其薪酬与实际收入差距，从而逐渐形成一般专业技术职位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实际收入水平普遍高于职工进入劳动力资本市场的水平，而关键、重要技术职位职工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职工进入劳动力资本市场实际水平;另一方面， 现阶段在部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中传统薪酬制度中职工增加薪酬的主要途径是晋级，绩效体现的价值稍弱。资历、学历、职称对薪金具有较大影响。

3 国企薪酬改革管理创新的建议

3.1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结合产权机制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切具体措施的制度基础，地方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根本上要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前提。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地方国企的组织工作，公开、透明的引入社会资本，在保证国有产权具备相应实力的前提下，真正有效的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的落地。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现阶段在部分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国有控股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可以引进多类社会资本，比如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同时根据国企行业的性质选择合适的股权配比，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推进。

3.2 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新形势下，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国有企业对于市场变动的灵活、针对社会公众的社会服务的输出型作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要进一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调剂人才资源的基础上和使用包括国有企业市场化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市场化人力资源。同时要进一步瞄准资本市场化薪酬以及职业经理人差异化薪酬两个抓手持续发力，在改革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遵循人才市场化选择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通过市场调节人力资源选择过程中的资源配置，进一步实现薪酬市场化、合同化、差异化的变革要求，国有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开展和持续研究对企业内部经理一级实行组合选择多、匹配度高、适应性强、契合性高的薪酬体系改革，进而提升薪酬体系对于人才的激励作用，进一步调动国有企业关键岗位人才和潜质人才扎根工作的积极性和创新求变的进取心。

3.3 构建更为科学的业绩考核机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有针对性地对经营业绩考核机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进行调整。通过政策指导的形式进一步对国有企业内部业绩考核机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进行科学的指导。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内部要将国际先进考核标准和行业考核标准进行广泛的借鉴，并应用于国有企业内部业绩考核和关键指标的建立、绩效考核针对性设置和考核结果针对性核定的具体实施流程之中，进而改进薪酬体系管理、绩效考核管理、优化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推动国有企业内部活力和组织活力，实现国有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构建更为科学的业绩考核机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离不开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因此应针对性地创新和完善企业薪酬管理负责人管理体系，针对薪酬体系负责人工作开展实际情况给予充分的激励和肯定，以鼓励他们探索更为科学和市场化的创新型薪酬、绩效管理激励体系，形成国有企业内部薪酬体系建设的良性循环。此外，积极借鉴当前国际薪酬管理先进经验 ，发挥国有上市公司自身优势，通过股权激励、分红激励等手段，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对于核心人才的激励作用。

3.4 建立竞争力与公平性兼顾的薪酬体系

建立竞争力与公平性兼顾的薪酬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国有企业要针对性地完善面向市场的薪酬标准，提升在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保留和吸引关键行业、核心岗位的吸引力，最终实现有效的人才激励和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薪酬管理要及时调整和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要建立基于国有企业战略目标、部门及分公司目标、各具体岗位目标的层级制薪酬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绩效考核关键指标和绩效考核组织、实施与反馈程序，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内部各个岗位和各组织以及分公司之间绩效考核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的激励作用。通过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以及对应的绩效薪资发放标准进一步实现国有企业的内部公平，以期提升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5 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

国有企业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按劳分配的制度，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的劳动激励作用，突显出以国有企业员工岗位的劳动贡献程度为依据、以国有企业员工劳动表现为指标的机制，合理地确定国有企业内部员工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要参照同行业市场平均薪资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国有企业当前的经济效益和未来企业战略，通过新型国有企业各级集体董事会和民主协商等形式合理地研究国有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岗位的薪酬水平。同时，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完善法律保障健全制度建设。具体而言要针对当前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和我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实际趋势，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法律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和劳动者基本合法权益的合理保障。

4 总结

新时代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靠政府的行政权力而不是产品质量为竞争力的企业，这就促使企业不断改革薪酬体系，更加重视人才的力量，合理地将人才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文章在分析国有企业薪酬体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结合产权机制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改革、构建更为科学的业绩考核机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建立竞争力与公平性兼顾的薪酬体系、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五点建议，这对于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薪酬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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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