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合法性论文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众对自身保障的要求也提高了不少。保险作为转嫁风险最主要的手段，成为当下不少人选择的保障方式。如今，保险日益渗透我们的生活，然而对保险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纠纷样本一：保险“陷阱”，究竟陷住了谁？代为亲属，特别是代为年老、病弱的亲属购买保险，在现实生活中十分普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合法性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合法性论文 篇1：

从法律角度浅谈保险合同

[摘要] 从经济角度上说，保险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并体现了一定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通过合同的订立来确立的。保险是专门对不确定的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风险是否发生，何时发生，其损失程度如何，均具有较大的随机性。保险的这一特性要求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在确定的法律或契约关系约束下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倘若不具备在法律上或合同上规定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保险经济关系则难以成立。因此，订立合同是保险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它是保险经济关系成立的法律保证。该文从保险合同的性质、保险合同与格式合同的关系、无效保险合同的情形和产生的法律后果方面论述保险合同。

[关键词] 保险合同 格式合同 无效合同

1 保险合同的性质

1.1 保险合同的形式

据《保险法》 “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至此，法律明确保险合同为要式合同，这样的规定是有其合理依据的：保险作为处理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保障投保人的生活稳定和安全可靠，对社会起到一种平衡器的作用，所以，投保人对事关自己财产或人身利益的保险行为应尽注意义务，而保险人作为标准合同的制作方，从双方权利义务确定到保险金赔付都始终负有更大的责任，作为双方保险法律关系承载的形式——保险合同，应尽量避免非要式合同所带来的种种纠纷（如在实践中证据的难于认定、诉讼的不经济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式合同是保险合同的唯一选择。

单从平衡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来看，如果一味追求证据的认定、诉讼的经济，而忽视事实上的保险合同的存在，显然有损被保险人的利益，实际上有很多保险事故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前已经发生，而投保人已经交纳了保险费，构成事实上的合同。

那么如果承认保险合同的形式的相对性，将书面形式仅仅视为合同成立的一个证据，并赋予其具有最高的强制执行力，无疑将有助于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实现。因此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采用该形式。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如果采用了书面形式，当事人就有依据取得法律的保护，可以就该合同强制执行；如果未采用书面形式，则证明当事人放弃了取得法律保护的机会，自愿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没有必要干涉当事人的自由选择。

1.2 保险合同的双务性

《保险法》第14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说明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双务合同，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义务与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义务（即承诺危险负担转移的义务），应当同时履行。

作为双务合同，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交付保险费和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是它们的各自义务，双方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未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的请求。也就是我国《合同法》第66条所规定的：“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未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的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保险合同作为双务合同也存在着两个方向相反的义务，即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和保险人对投保人（包括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义务，该两项义务是互为对价，存在着同时履行的关联性。只要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没有相反的约定，双方的义务是应同时履行的。

保险合同就每一单独合同看，无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其双方当事的义务似乎是不等价的，但就某一保险合同的总体看，保险费的总额与保险人赔付的金额加经营费用是大致相同的，保险费是依据风险概率和大数法则厘定的。

投保人有危险忧虑，愿意付出少许代价，即愿意付出一定保险费买到一个安全，而保险人则基于保险经营企业的性质，收受保险费，愿意作出承受“危险负担转移”的允诺。当发生允诺中的保险责任时，给予相应的补偿费，从而使得投保人与保险人对价关系得以维持。但是，若当事人之间另无约定，保险人的承受危险负担转移的责任应自收到投保人的保险费时开始。否则，投保人没有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没有允诺承担危险负担转移，也就不需要进行赔偿。

2 保险合同与格式条款

《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自从《合同法》明确规定格式条款以来，保险合同就被认定为典型的格式条款性质的合同。其实保险条款与格式条款是交叉关系，保险条款并非都是格式条款，保险条款与格式条款既有“交集”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这是由保险条款和格式条款的性质决定的。

保险条款与格式条款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二者的特征看，二者具有的共同特征：（1）单方事先确定性。二者都是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的，制定方往往为提供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公共事业或企业。（2）不可变更性。二者都是为了重复适用而拟定的，在缔约时，一般是机械地适用该条款，不因相对人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第二，从二者的制订目的看，在一般情况下，二者都是为了重复使用而由一方单独制定的，是适应简化缔约程序愿望，节约缔约成本的需要而生。但简化缔约程序，重复使用不是二者的本质特征。

第三，从二者立法意旨看，二者都体现了对弱势一方的保护。

如格式条款提供者一方的充分说明义务:《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其他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法律规定:《保险法》第15、16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保险合同另有约定之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而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这是在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方面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规定。《保险法》第60条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这就是说，一旦投保人认为投保时没有完全理解保险合同内容，致使保险合同与所希望的保险保障不符合，或感觉自身经济能力不能满足保险费用的交纳，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保险合同，而保险公司不能强制要求投保人继续交纳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能够采取的救济措施:《合同法》第54条规定：对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对一方以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这就是说，当投保人、被保险人认为订立保险合同时受到了误导而错误的签字，或认为保险合同的约定明显不公平，或被人利用自己对保险合同和法律的缺乏了解而签订的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有权在一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不合理的合同条款进行修改、变更，或直接撤销保险合同。

3 保险合同的无效情形及后果

3.1 保险合同的无效情形

保险合同的无效，是指合同虽然已经订立，但国家不予承认和保护，没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在保险活动中，有时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但因其在主体、内容或订立程序等多方面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致使其不受国家法律的承认与保护、保险合同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自始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保险合同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转移风险，保险人收取保费，并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这显然是合乎法律规范的，保险合同本质上是为合法目的服务的。保险合同的合法性是指保险合同必须涉及合法的保险标的。例如，承保非法获得或违禁走私物品的保险合同无效，承保责任明显违反公共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可能产生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错误行为后果的保险合同无效。

在财产保险里，如果投保人不是所投保财产的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其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当自始无效。如某甲拿某乙的车辆投保机动车辆险，由于主体不合格，该保险合同无效。

在人身保险里，如《保险法》第56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但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除外。”言外之意，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中，其主体限于父母，而且是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否则，其他任何主体签订的死亡保险合同均无效。

同时保险合同是合同中的一种，因此，我国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均适用“（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二种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也应当是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

3.2 无效保险合同的后果

保险合同的无效而导致的法律后果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给集体、第三人。”

参考文献

[1] 唐运祥. 保险经纪理论与实务[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作者：郑宇蕙

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合法性论文 篇2：

保险纠纷面面观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众对自身保障的要求也提高了不少。保险作为转嫁风险最主要的手段，成为当下不少人选择的保障方式。如今，保险日益渗透我们的生活，然而对保险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

纠纷样本一：保险“陷阱”，究竟陷住了谁？

代为亲属，特别是代为年老、病弱的亲属购买保险，在现实生活中十分普遍。为促成保险合同成立，代理人在为投保人投保时故意隐瞒投保人的病情，保险公司明知投保人不到场，且投保人的签名不是投保人本人签名，仍促成“买卖”，此种情况，在实践中屡有发生。签订保险合同时，彼此留下了一个“陷阱”。理赔时，双方自然要发生纠纷，最终失损的却是“诚信”。

江苏省南通市民徐天翔曾因“脑出血、脑梗死”住院治疗，病愈出院后的当年，徐天翔的女儿为徐天翔购买重大疾病身故、身体高度残疾险的康宁终身保险。购买保险时，手续均由徐天翔的女儿徐玉梅代为办理。对于投保单及客户声明书，保险公司业务员未告之须由投保人徐天翔本人签名，仍同意徐玉梅代为签上了“徐天翔”的名字。而徐玉梅在签投保单时，在投保单“关于被保险人过去10年内是否患有脑出血、脑梗死”一栏中填写了“否”。嗣后，徐天翔按照保险单的约定交纳了保险费。

然而，在保险期限内，徐天翔因脑出血，医治无效死亡。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徐天翔的儿子徐玉斌便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可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徐天翔在投保时隐瞒其在保险前已患有脑梗死、脑出血的事实，未向保险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保险法或保险合同，保险人都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等为由，一纸拒赔通知书拒绝了理赔的请求。拿到拒赔通知书后，徐天翔的家属张雪琴、徐玉斌、徐玉梅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损失48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投保人应当告知而未如实告知被保险人徐天翔患有“脑出血、脑梗死”的病史的事实，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康宁终身保险是以重大疾病身故、身体高度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保险单上投保人为徐天翔，但签名并非徐天翔本人所写，依照法律规定，该保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人寿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对投保人的身份未审核，故其对保险合同无效存在缔约过失，应返还保险费及利息。

温馨提示：

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前，该原则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所做出的询问，还应如实告知保险人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情况。但是，保险人亦应遵循诚信原则，因为保险人作为保险业的经营者，其对诚信原则内涵的理解及对违反该原则的法律后果的熟知程度要远胜于投保人。

在订立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就其可能不承担保险责任，以及有关订立保险合同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将会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各种情况和情形详加说明，使投保人知晓有关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以便投保人自主地作出选择。

纠纷样本二：医保外用药不赔，“霸王条款”不能“称霸”

为控制医疗保险药品费用的支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限定了药品的使用范围。据此，便有保险公司将基本医疗保险限定的药品的使用范围移作己用，制定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条款，由此引发的纠纷在保险纠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江苏省南京市人吴玉涛是一名拖拉机驾驶员，为拖拉机投保了交强险及机动车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在保险责任期间，吴玉涛驾驶拖拉机不慎将仲为群撞伤。交警部门认定吴玉涛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仲为群因胸肋、腿部多处骨折，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才康复回家。这期间，吴玉涛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出院后，仲为群以保险公司、吴玉涛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在吴玉涛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仲为群111075元，吴玉涛赔偿仲为群55923.68元。

赔偿之后，吴玉涛想起他支付的抢救医疗费2402.30元忘了在诉讼中提起，加之因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而未获理赔的损失有垫付的医疗费14500元、其他赔偿款55923.68元，合计72825.98元并没有获得理赔，他庆幸自己投保了商业保险，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上述保险金。

保险公司提出，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该条规定的含义，简言之就是“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通过对仲为群药费的审核，发现医保外用药费用为4080.20元，根据合同的约定，这笔医保外用药费用就不应理赔，应由吴玉涛本人埋单。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保险制度。旨在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为了控制医疗保险药品费用的支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限定了药品的使用范围。而涉案保险合同是一份商业性的保险合同，保险人收取的保费金额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对于加入保险的利益期待也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如果按照南京保险公司“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就明显降低了南京保险公司的风险，减少了南京保险公司的义务，限制了吴玉涛的权利。南京保险公司按照商业性保险收取保费，却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理赔，有违诚信。故对南京保险公司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不予支持。法院最终判决南京保险公司给付吴玉涛保险理赔款58260.78元。

温馨提示：

此案的判决首次从法律上就保险公司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限定的药品的使用范围作为保险事故医疗费理赔的基准，设定“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部分责任免除条款的法律效力作出了司法认定，从而否定了“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霸王条款的合法性，填补了法律空白，贴近了法律真髓，树立了裁判样板。本案判决生效后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官方刊物《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将该判例作为典范刊出，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使司法判决归于统一。

纠纷样本三：虚假告知虽违约，立足程序“反败为胜”

在保险合同的履行中，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注重的往往是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对程序往往并不注重，由此就有可能逆转的法律后果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江苏省南通市民段国良的女儿段兰妮上大三时，因患有慢性活动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等疾病，在西安市某医院住院40天，虽然控制了病情，终因无法根治，只得出院。十分有孝心的段兰妮知道自己来日不长，决定买一份保险，给父母留下一份生活保障。于是，段兰妮向保险公司投保了《健康福星增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为“至终身”，交费方式为年交，身故受益人填写为“法定”。

在投保书所附“健康告知”页中，“您是否曾患有下列疾病或因下列疾病而接受检查或治疗？”一栏内列有各类疾病的详细询问表，并在相应疾病后面列有方框，以供勾选“是”或“否”。其中第7条载明“肝炎、肝炎病毒携带者……”，段兰妮在所有的疾病选项后均手工勾选了“否”。 在“声明”栏内载明：在投保书中的所有陈述和告知均完整、真实。如有隐瞒或日后发现与事实不符，即使保险单签发，贵公司仍可依法解除本保险合同，不负赔偿与给付责任。段兰妮在该声明栏下方签字。

合同签订后，保险公司出具了保险单，其中健康福星增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0万元，保险期至终身。2012年10月11日，段兰妮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原发性肝癌。2012年10月30日，段兰妮将自己投保的那份重大疾病保险受益人变更为自己的父亲段国良，并由保险公司出具保险批单。2012年11月4日，段兰妮因肝癌死亡。段兰妮去世后，段国良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经审查，发现段兰妮系因原发性肝癌伴两肺转移死亡，怀疑投保人段兰妮在投保时，有隐瞒病情的嫌疑，便着手展开调查，获取了段兰妮在西安市某医院的住院病案、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单等材料，显示段兰妮曾因患慢性活动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等疾病住院治疗，遂于2012年12月25日根据调查材料，发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段兰妮故意不如实告知为由，决定不予给付保险合同项下对应保险金，同时解除保单项上所有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遭到拒赔后，段国良于2013年9月27日来到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一纸民事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段兰妮在投保时就被保险人代表小田发现其曾患有“慢性活动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事实但未向保险公司尽到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根据在案事实，保险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该载明的内容可以确认，从2012年12月25日起保险公司就应当知道有解除事由，但保险公司在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未行使该解除权，且自合同成立之日起已超过两年，其解除权已消灭。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未被解除的情况下，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段国良保险金的责任。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全额给付保险金。

温馨提示：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故保险人未在法定期内解除合同，丧失保险合同解除权。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纠纷样本四：叫板保险 “铁规”，“涉水免责”不“万能”

汽车保险，在整个保险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由于汽车具有高速、危险、易损的特点，极易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故，为此，保险公司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制定了一些条款来免除自己的责任。

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公司的老总钱仲平，为他所有的一辆雷克萨斯轿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率等险种，保险期限一年。合同载明：保险车辆因遭水淹或因涉水行驶致使发动机损坏导致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2011年6月18日上午，常州地区处于持续暴雨状态，常州市气象台为此还发布了暴雨预警信号。可是，因有公事在身，钱仲平驾驶雷克萨斯轿车外出。9时25分左右，钱仲平驾驶车辆在常州市奔牛机场附近经过一涵洞时，因天降大雨，涵洞内有积水，车辆在经过涵洞后发生熄火，停在上坡位置。

随即，钱仲平向保险公司报案，称车辆损坏。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接到报案，立即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后认为系涉水行驶致发动机损坏，当场表示，被保险车辆涉水行驶致发动机损坏，因车辆未购买附加险“涉水行驶损失险”，属于免责事由，发动机的维修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钱仲平认为，车辆涉水后造成的损失，主要就是发动机毁损的损失，合同将涉水造成车辆发动机的损失单独排除在外，增设所谓的“涉水行驶损失险”作为附加险，作为车辆发动机因涉水毁损赔偿的先决条件，属于“霸王条款”，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有失公平。因此，在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后，钱仲平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保险公司提出，实践中，类似涉水导致发动机损坏这样的二次损失，各大保险公司在车损险里都是不予理赔的，这已成为保险行业的惯例，故不予理赔。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发动机作为车辆不可缺少的部件，其所受损失亦应视为保险车辆损失的一部分。保险车辆虽然存在涉水行驶的情况，但是由行驶途中暴雨所致，不可能一旦天降暴雨所有机动车即刻全部停驶，造成保险车辆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是暴雨，保险公司应对相关损失予以赔付。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支付车辆修理费68000元。

温馨提示：

查阅我国主要保险公司的车辆保险合同文本，发现合同中确实都有“涉水免责”的规定，“涉水免责”已形成保险行业惯例。在合同中也明确载明，如车辆在天气状况良好、不下雨的情况下由于驾驶人员操作失误或故意涉水，保险公司可以援引保险条款拒绝理赔；如果保险车辆是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导致路面积水的情况下涉水行驶，事实上不可能一旦天降暴雨所有机动车即刻全部停驶，故暴雨中涉水造成保险车辆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是暴雨，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对相关损失予以赔付。

（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作者：史友兴

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合法性论文 篇3：

新保险法实施会增加保费吗

2009年10月1日，众人瞩目的新保险法终于正式实行。

寿险2年抗辩期

整个新保险法提高了对投保人的利益保护，加强了保险人的义务责任，大大增加了未来保险合同执行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新增了不可抗辩条款，而最新的司法解释又给其赋予了更大的优势。对于10月1日后新签署的保险合同，直接可以遵循不可抗辩条款，即2年为可抗辩期，保险公司有权根据条件(例如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解除合同，但过了2年后。保险公司就不能以此原因解除合同。10月1日之前签署的保险合同，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从10月1日期开始计算2年的可抗辩期，在该2年内里保险公司可以依照旧法，例如仅有一般过失就可以解除合同，一旦超过2年后，投保人依然享受不可抗辩条款的保护。这样一来就保护了大量以前签署的旧保单的效力，实现了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权利对等。以上变化主要受益者为人身保险，特别是长期人寿保险和重疾险。

在签订保险合同和核赔环节上，新保险法加强了保险人(即保险公司)的义务，要求必须明确说明各项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如果没有明确说明或特别提示，该条款不产生效用，不能以印在保险合同上就当作是说明过。在投保时，新保险法提供了“临时合同”这样一个特殊机制，可提供临时保障来保护这个特殊时期，直到保险公司表示是否承保为止。

在保险合同执行中间，新增了对保险标的转让的明确说明，要求保险公司在接到通知时，必须在30天内决定是否依照合同约定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这样就为机动车过户等经常性问题提供了操作指导。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规定了在处理理赔时，保险公司需将所需资料一次性通知索赔人，且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核定：10天内支付或3天内拒赔。这样就避免了保险人故意拖沓理赔，导致理赔困难等情况。

保费上调利大于弊

各保险公司提高了保险费率，对于投资型的保险产品来说，相差不大，但对于保障型保险，特别是长期寿险和重疾险来说，保费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上调，核保更加严格。同时各大保险公司纷纷收回在架产品，重新进行升级换代，很多以往产品下架。

虽然保费有所增加，但从根本上来看，新法为投保人提供了更大的利益保障，保险人的权利削弱，义务增强。特别是不可抗辩条款对于长期保险，如长期寿险和重疾险等险种的投保人非常有利，能从法律上保障合同有效执行。新的保险产品可以让投保人买个放心和安心。此外，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召回产品，重新升级换代，不仅仅增加了新保险法的相关条款，更是一次大洗盘，几乎每家公司的产品都有了更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保障疾病范围的提高，保险合同的更人性设计等，都为现在的投保人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功能。

链接

10月1日起实施的新保险法在4个方面进行了重要修改：突出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突出科学发展，完善保险经营规则，突出防范化解风险，强化保险监管，突出法律责任，明确处罚措施。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要求，以新保险法实施为契机，大力推进依法经营和依法监管。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要按照新保险法的要求，尽快修改完善保险产品开发流程与产品条款，突出保险条款内容的公平性和合法性，要着力解决市场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于理赔难，要进一步规范理赔的程序和时限，提高理赔效率。

此外，要做好信访投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的管控责任。同时，要加强信息披露，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逐步建立保险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的被保险人利益保护机制。

作者：奥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