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论文

我国民法学界对合同内涵存在三种理解,分别将合同理解为民事合同、债法上的合同、债权合同。其实将合同理解为债法上的合同或理解为债权合同均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不同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单独制定了合同法,并在第2条对合同给出了立法定义。依该条规定,我国民事法律中的合同就是指民事合同,该规定不仅消解了传统民法理论的缺陷,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论文 篇1：

居民储蓄对人身保险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2000年-2012年的年度数据，运用滞后变量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人身保险业发展不足背景下，研究储蓄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得出，从短期来看，收入有限性使二者之间替代效应凸显，储蓄对人身保险需求呈现负面影响，然而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将使收入效应的效用越来越显著，二者呈现协同发展状态。

【关键词】储蓄；人身保险；需求；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居民人均收入也不断增长。人们保险意识也越来越强，不仅为规避风险，更为实现财富的合理配置，人身保险潜在需求巨大。但当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等指标仍处较低水平，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保险业发展，使潜在需求转为现实需要。人身保险作为保险重要组成部分，兼具保障、储蓄、投资等多重功能，其中储蓄特征更为突出，由此在人们当期收入有限条件下，人身保险与储蓄必会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从另一方面来说，伴随人们收入和储蓄增加，保费收入也会增加，收入效应将使两者呈现同方向变化。而现实背景下，储蓄对于居民购买保险抉择影响到底如何仍需从实证角度出发，运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分析。

一、背景

1.中国储蓄水平

在我国，储蓄一直是居民对资产最传统、最重要的处置方式，我国储蓄率一直维持较高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中国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13年9月，我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国家。同时，我国也是目前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居民储蓄率已超过5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2.中国人身保险业发展现状

自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以来，我国保险业也经历高速发展阶段，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表现为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不足。我国人均人身险保费2013年仅为110美元，人身险保费占GDP比重仅为1.6%，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6美元、1.9%；更为甚者，我国人身险的保险密度、深度也远低于与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因此，我国人身保险业的发展前景良好、潜在需求巨大。

二、理论分析

马歇尔将寿险就视作一种储蓄的方式。马歇尔认为，人们购买寿险保单是为了对“家庭情感”进行储蓄。虽然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保险产品在个人理财规划中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保险产品是一种二元化的理财产品，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理财需求。保险产品包括传统保障型产品和新型投资型产品两种，传统保障型产品通过消除生老病死等人身风险对家庭带来的经济损失，发挥其经济保障功能，从而确保家庭财务上的稳定性。而新型投资型产品不仅为个人提供保障服务，还可以通过个人直接参与公司管理的投资活动的方式，实现个人资产的增值。第二，保险产品能通过独特的税收减免政策，充分发挥其理财成本优势。例如我国税法规定：寿险产品给付的身故保险金免征受益人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第三，保险产品具有融资的附属功能。长期寿险产品，保险合同中一般都约定了保单贷款条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急需资金而又不愿终止保险保障的情形下，可以以保险单向保险人申请质押贷款，以简便的程序迅速解决现金流短缺问题。第四，长期的年金保险产品，有助于实现生命周期内财富的跨期配置，实现个人消费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最优水平，同时可以为长寿风险提供充分的养老融资安排。根据国际经验，寿险的发展，或者说是公众对寿险的需求，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呈现出规律性变化。

1.替代效应

1977年，莫菲特在单期模型假定条件下证明出，当个人风险厌恶且绝对风险厌恶递减，保险与储蓄存在替代效应。Dionne和Eeckhoudt（1984）延续莫菲特的研究思路，在同一个框架下讨论最优保费、储蓄和保险决策，他们研究表明无风险资产投资是保险购买的替代。

“人的生命价值”理念很早就被用来解释人寿保险经济学原理，并被视作人寿保险理论基础。休伯纳认为人的生命的經济价值源于人们经济劳动力收入能力的资本化货币价值。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指出，人身风险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两部分，既直接增加了医疗支出，又间接导致了劳动供给减少，从而导致收入损失，即均可用货币价值进行度量。由此，关于对保险与储蓄关系的分析适用于分析人身保险与储蓄的关系。

在上述基础上，再加上人身保险理财工具属性与储蓄功能冲突，短期来看，居民收入有限性使二者间必然存在替代效应，居民储蓄的增加将导致保险需求的降低。

2.收入效应

莫森（1968）研究表明，只有在损失远超保费且绝对风险厌恶系数递减条件下，人们对保险需求才会随财富增加而降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保险需求随财富增加而增多，或不受影响。

马斯洛研究表明人们总是从追求低层次需要满足开始，逐步提高需要满足的层次。低层次需要是基本需要，也是迫切的需要。保险作为一种管理风险的办法，满足了人们的安全需要。人们在满足了基础生理需要后，会开始关注高层次需要。因此，满足安全需要的心理诉求会驱动人身保险需求不断增加，而这是建立在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分析，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财富水平不断提高，人身保险需求也会增加，即收入效应主导使储蓄和人身保险呈现同方向变动，储蓄增长对人身保险需求呈现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与数据

由理论分析可看出，储蓄对人身保险需求影响，从短期来看替代效应占主导，从长期来看收入效应主导。在此基础下，本文以人身保费收入体现居民人身保险需求（PI），以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体现居民储蓄水平（S），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体现居民收入水平（G）。本文收集了2000年—2012年相关年度数据，人身保险保费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设计

经过理论分析，考虑储蓄对保险需求影响的复杂性，建立关于储蓄S和人身保险保费PI的分布滞后期模型。同时为粗略考察居民收入水平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建立了PI和G（GDP） 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变量下标t表示当期，t-i中的i表示滞后i期。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运用了EViews5.0对数据进行分析。估计滞后模型所用方法为阿尔蒙法，采用5期滞后和2次多项式进行估计。对简单一元线性回归问题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下表：

模型1 的回归结果良好，R2值高达0.992，F值为174.58，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模型设定可以得出，回归出的系数为弹性系数，即储蓄增加对人身保险保费增长的弹性作用。当期LnS的系数为0.27，这一结果看似与理论分析部分得出的短期替代效应主导的结论相悖，然而呈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因为随时间流逝，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二者必呈现随时间变化而递增的趋势，使两者关系呈现正相关状态，这是从长期来看收入效应凸显的后果。除此外，证明这一点的还有LnSt-4 和LnSt-5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后者的系数为2.79，远高于当期与滞后一到四期的系数值，这表明储蓄每增长1%，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其5年后保费因此增长2.79%。这说明人们意识到，储蓄并非规划一生财富的唯一途径，人身保险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模型2回归结果也证明了这点。对模型2估计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nG的系数显著为正，为1.29，GDP增长有力地影响了人身保费的增长，这是收入效应有力表现。我国人身保险获得快速发展，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有密切联系。

从短期来看，滞后一期至滞后三期的LnSt-1、 LnSt-2和LnSt-3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由于人们收入水平有限，储蓄与人身保险之间替代效应明显，并深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人们仍会以储蓄替代购买人身保险，储蓄增长将使人身保险需求呈减少态势。

总之，从我国来看，购买人身保险仍需建立在一定生活水平基础上，当人们拥有更多收入，满足了一定消费、储蓄水平后，才有更大动力选择其他方式规划未来生活，人们通过投保人身保险平滑未来消费、应对各种风险还仅是处理额外增加部分收入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更倾向以最稳妥方式（必要的消费、储蓄） 来安排当期收入，而没有动力或实力通过保险规划未来。

五、结论

人身保险与储蓄都是人们应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稳定收入有效方式，因此，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本文利用滞后变量模型研究了2000 年—2012 年储蓄对于人身保险需求影响。可得出，短期来看，基于有限收入水平和传统消费观念，人们更倾向用储蓄替代人身保险，用储蓄方式应对未来各种风险发生和维持固有消费水平，储蓄对于人身保险需求呈负面影响。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增加和对保险认识不断提升，人们对人身保险需求会不断增加，保险作为规划一生财富的另一有效途径会逐渐被人们所关注，收入效应使人身保险与储蓄协同发展。

总之，人们对保险需求仍以一定收入水平为基础，与经济社会發展水平紧密相连。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同的是商业人身保险不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它遵循市场经济公平交易原则，消费者须付出一定成本才能获得相应保障。没有购买能力就谈不上人身保险需求。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总体人身保险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从微观角度说，个人人身保险需求与个人经济收入水平紧密联系。因此，经济社会越发达，人身保险需求越旺盛，而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人身保险业也将得到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华林，林宝清. 保险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2]Moffet Denis. Optimal Deductible and Consumption Theory[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1977.

[3]孙祁祥，孙金勇. 保险需求因素分析——简论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05）.

[4]卓志. 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J]. 保险研究，2001（05）.

[5]王琪，王寒. 个人保险、消费和储蓄决策[J]. 保险研究，2009（05）.

[6]魏华林，李金辉. 人寿保险需求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02）.

作者简介：

王晓宇（1993-），女，安徽芜湖人，研究生在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研究方向：保险实务；冯晓彤（1991-），女，汉族，山西省太原市，研究生在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研究方向：保险实务。

作者：王晓宇 冯晓彤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论文 篇2：

合同的内涵及合同法的地位新探

我国民法学界对合同内涵存在三种理解,分别将合同理解为民事合同、债法上的合同、债权合同。其实将合同理解为债法上的合同或理解为债权合同均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不同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单独制定了合同法,并在第2条对合同给出了立法定义。依该条规定,我国民事法律中的合同就是指民事合同,该规定不仅消解了传统民法理论的缺陷,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此相应,我国合同法的地位已远远不同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不是债法的一个部分,而是民法的独立组成部分,与债没有必然的联系;合同法是调整行为的法律,是动态法,由此而与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静态法相区分。

[关键词]合同;合同法;民法

匡爱民(1957—),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民族法;李小华(1967—),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合同法。(北京100081)

合同是民事法律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对合同予以了定义,但在理论上却并未因这些立法规定而统一,学者们对合同的内涵存在不同理解并进而对合同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有不同理解。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解,以求教大方。

一、学界对合同内涵的理解

如何理解我国民事法律中合同的内涵,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 :

(一)广义的合同

这种观点认为,合同是指平等主体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换言之,合同就是指民事合同。[1]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如行政合同,不是合同;当然,它既包括身份合同,也包括财产合同。此种学说是多年前由张俊浩先生首先提出的。张先生在对民法通则分析后认为:我国《民法通则》虽将合同置于“债权”一节,但所下的定义却是广义合同的定义;但就《民法通则》“债权”一节对合同规定的其他条文来看,该定义又是定位于债权合同的;对债权以外的合同,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其他相关的法规,都鲜有规定。由此可以断言,我国民法调整的合同是广义合同,债权合同以外的物权合同、身份权合同等均可适用《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也可准用法律对债权合同的规定。[2]合同法从第四次审议稿开始直至通过都采用此观点。②

(二)狭义的合同

这种观点认为民法理论所说的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3]那些不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变动的合意如自愿结婚、离婚等在我国法律中均不称为合同,发生物权变动的合同也不属于合同。谢怀先生曾结合民法通则的规定做了详细分析。他认为,《民法通则》第85条给合同下的定义是:“合同是当事人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这个定义是有语病的,如果合同是设立“民事关系”的协议,那么,结婚和收养是不是设立“民事关系”,是不是合同?协议离婚是不是终止“民事关系”,是不是合同?我国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不承认所谓广义的合同(包括亲属法上的合同,如结婚、收养等)。我国继承法中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也不名为合同。我国与前苏联也不同。前苏联的民法不包括婚姻法,其调整对象以财产关系为主,所以前苏联的著作中可以说:“民法合同是……确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我国民法既然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我国的“民事关系”当然就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因此,我国对合同下定义就不能笼统地说它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好在我国《民法通则》第85条是规定在“债权”一节中,第84条又规定合同是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根据,所以我们在解释第84条时,完全可以对之作“限制解释”,就是把这一条中的“民事关系”解释为债权债务关系。这样就弥补了理论上的缺点。[4]合同法的专家建议稿、试拟稿、征求意见稿均采此观点 ③ 。但关于此种合同的称谓有人称之为“债权法上的合同”[5];有人则称之为“债权合同”[6]。无疑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前者更为妥当,下文从之。

(三)最狭义的合同

这种观点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即仅指那些引起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合同,而不包括引起债的变更和消灭的合同。这个意义上的合同我们可称之为“债权合同” ④。

该三种合同概念构成逻辑上的包含关系。

二、学界对合同内涵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

上述三种理解表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结合传统民法理论,我们却发现其中至少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一)与债权法上的合同(狭义的合同)对应,理论上必定有知识产权法上的合同(即引起知识产权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合同)、人身权合同(即引起人身权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合同)等,但民法理论却认为引起知识产权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合同(比如技术转让合同)、引起人身权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合同(如肖像权使用合同) ⑤ 均是债法中的合同,属债法调整的范围。这就存在矛盾!更为重要的矛盾还在于民法理论对债权让与合同的认识:本来由于债权让与合同可以导致债权从一个主体转移至另一个主体,即可以引起债权变更(主体变更),所以债权让与合同应该是债法上的合同,但民法理论又因为该合同能直接导致权利的变动,认为债权让与合同是处分行为(或称处分行为中的准物权行为)而不是债法上的合同。[7]

(二)与债权合同(最狭义的合同)概念对应,理论上应该存在物权合同(引起物权发生的合同)、知识产权合同(引起知识产权发生的合同)等类型的合同,但民法理论又不做如此理解。就此处的物权合同(引起物权发生的合同)而言,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理论中,我们根本就不认为存在与债权合同(最狭义的合同)相应的物权合同,仍然是将此种引起物权发生的合同如土地使用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归入债权合同中。[8]同样,民法理论也不认可存在与债权合同(最狭义的合同)并立的知识产权合同(引起知识产权发生的合同),而是将之归入债权合同中。理论上前后不一致!

(三)债权合同(最狭义的合同)这一概念的成立是基于债权是财产权这一理论分析的结果,因此,如果某一合同产生的是非财产权法律关系,那么此种合同就不应该属于债权合同。但在民法理论中,这一点又未能贯穿到底。我们可通过和解合同来分析。所谓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防止争执发生的合同。[9]在民法理论中,和解合同被认为是债权合同。⑥现假设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一方要求另一方登报公开赔礼道歉,此时我们就会发现该合同没有财产的内容,其产生的法律关系不是财产权关系。依民法理论,不能产生财产关系的合同当然就不是债权合同,所以此时的和解合同就不是债权合同。一方面说是债权合同,另一方面又说不是债权合同,这里显然存在矛盾!

上述这些缺陷是根本性的,与民法理论不相容,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理解。

三、对我国民事法律中合同内涵的重新认识

本文认为,比较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合同”就是民事合同(就是前文提及的广义的合同),即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协议。合同是最为常见的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是一种以数个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的行为。合同的后果是通过当事人的意志在当事人间产生法律关系。至于该后果是物权变动的后果还是债权变动的后果或是别的什么权利变动的后果,本质上是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的,这也是私法自治这一核心理念的当然要求。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在民事法律的范围内,合同必定就是“债法上的合同”或者就是“债权合同”。合同这种行为既可以引起物权变动,也可以引起知识产权、人身权等民事权利的变动。我们不能一谈到合同就将之与债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区分所谓的“债法上的合同”或“债权合同”这样一些看似合适,实则与民法理论不相容的似是而非的概念。一旦理论上将合同理解为民事合同,前文指出的民法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就自然而然消解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这种对合同内涵的新认识还有如下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这种理解与我国《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相吻合。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显然,本条所指的合同就是民事合同。

另一方面,这种理解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知道,在民事活动中,合同的种类非常繁多,关于合同的立法也很多,除了合同法外,还有物权法(有关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土地使用权合同、地役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的规定)、保险法(有关人身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等的规定)、专利法(有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等的规定)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法律均未对合同的一般性问题作出规定,只规定了其作为该种合同的特殊内容。因此,如果当事人就合同的一般性问题发生了争议该如何处理呢?此时,本文的理解就有极重要的实践意义。比如,当双方就抵押合同的订立发生争议时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按传统理论理解,首先我们要解决该合同的性质问题,从而决定如何适用法律。考虑到该合同导致的是物权的变动(抵押权的设立),因此该合同应属于物权法上的合同,而不是债法上的合同或债权合同。若合同法的合同是指债法上的合同或债权合同,此时该合同就自然不能适用合同法。而规定抵押合同的法律有担保法、物权法,但它们均无关于抵押合同订立的详细规则。这样一来岂不是无法可依吗?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土地使用权合同、地役权合同、质押合同等物权法中的合同中,也存在于保险法中的人身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中,当然也存在于专利法中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中。反之,若按本文的理解,民事法律中的合同就是民事合同,当然都由合同法调整,因此不管是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合同、地役权合同等产生物权变动的合同,还是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所谓产生债权变动的合同,或是肖像权使用合同、专利转让合同等产生其他民事权利变动的合同,都是民事合同,都受相同的行为规则即合同法调整,这样就不存在如本文前面所述的各种理解中存在的困境。这也是我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的当然含义。

四、我国民事法律中合同法的地位

与上述理解相应,既然合同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协议,即合同就是“民事合同”,因此合同的法律后果既可能产生物权的变动,也可能产生知识产权、人身权等权利的变动,我们就再也不能想当然地把合同法与债法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合同法看作债法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说,合同法就是调整民事合同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⑦同时,由于合同是协议,即合同是行为,那么合同法就是行为法,合同法就是关于民事法律事实的立法,准确地说,就是关于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的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的行为的法。如此一来,合同法也就与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等不同,合同法是从行为着眼的立法,而物权法等是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着眼的立法。那么在做这种理解之后,合同法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世界可划分为作为类的人与人之外的其他事物即外部客观世界两类。其中作为类的人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外部世界依与具体个体的关系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非由该主体创造且独立于该主体存在的外部世界。它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如土地、森林、太阳等绝对外在于任何人的外部客观世界;另一类是由其他主体创造的如房子、车子等以物质形态表现的和不以物质形态表现的智力成果等构成的外部客观世界。另一部分是由该特定主体创造的外部世界,也就是前一部分中的第二类。这样一来,我们可将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及相应的法律图示如下(见图1):⑧

我们对图1简单说明如下:

调整(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为人(从而与外部世界相区分)及该人之所以为该人(从而使得人和人相区分)的法律就是人格权法;调整(个体的)人与(个体的)人之间不以财产为媒介形成的关系的法律就是身份法,典型的如婚姻法;在调整人与外部世界的法律中,调整人与前述第一类外部世界及第二类中以物质形态表现的外部世界(图中表示为先在于特定个体的部分)关系的法律就是物权法,如房子的所有权等⑨;调整人与前述第二类中以智力成果表现的外部世界(图中表示为由特定个体创造的部分)关系的法律就是知识产权法。以上这些关系都是归属性关系,属静态的关系,这些法都是静态法。

当外在的物(图中表示为先在于特定个体的部分)、智力成果(图中表示为由特定个体创造的部分)等要发生移转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交易关系而发生移转,另一个是通过非交易关系而移转。交易关系是通过当事人的合意而发生的,就是合同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律就是合同法。通过非交易关系而发生移转的主要方式就是继承,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就是继承法。相比前面说过的静态法而言,它们调整的对象是财产的变动,是动态关系,属动态法。因此,在我国,合同法就是与人格权法、身份权法(婚姻家庭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继承法等并列的民法部门,是民法中的动态法。⑩

注释:

①若从整个法律制度的层面看,还有一个最广义的合同。这种观点认为,合同是指以确定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协议,或者说,合同是指可以发生任何法律效果的合意。除民法上的合同以外,还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际条约等。(应松年:《行政合同不可忽视》,载《法制日报》1997年6月9日第一版)最广义合同概念实际上包含了所有法律部门中的合同。(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② 1999年1月的合同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样规定的理由是:“有的委员、部门和专家提出,鉴于对债权债务关系一词容易产生不同理解,对合同法调整范围的表述还是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好。……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该条修改为,‘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并最终成了合同法第2条的条文。参见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③1995年1月的专家建议草案第2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1995年7月13日的试拟稿第2条:“合同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1996年6月7日的试拟稿第2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1997年5月14日的征求意见稿第2条与1996年6月7日的试拟稿第2条相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

④在前苏联及传统民法理论中,债权合同都是仅指引起债的发生的合同,不包括引起债的变更和消灭的合同。

⑤依《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身份合同如婚姻等也是合同,只是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已。

⑥我国台湾民法作为债法各论中的契约就有和解契约。

⑦这种理解也是与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一致的。这种理解的关键就是突破了传统大陆法系对民法中债的理解。事实上传统大陆法系对债的理解已经存在很多困惑。伴随我国加快民法典的立法步伐,我国在对侵权法的理解中已经突破了传统大陆法系的见解,不再认为侵权法是债法的范畴,而是独立的民法部门。关于此问题参见拙文:《民事义务的一种新分类及其意义》,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7页。

⑧严格说来,此图还有欠缺,就是未将侵权法标出,但就本文意旨而言,该图已足以说明问题。

⑨在人与第一类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有些并不由法律调整,如人与太阳的关系,有些则由法律调整,如阳光与人的关系就由物权法中的相邻关系来调整,即所谓的采光权。

⑩当上述这些关系遭到他人破坏时,侵权法就开始起作用了,因而侵权法就是保护法或救济法。在违反合同关系时,作为合同法组成部分的违约责任制度当然也可以调整,但当第三人侵害该合同关系时就得由侵权法来调整,构成所谓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合同的概念与合同法的规范对象[A].王利明.法学前沿(第2辑)[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 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 谢怀.正确阐述《民法通则》以建立我国的民法学[A].载林亨元.民法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5] (苏)坚金,布拉图斯.苏维埃民法(第二册)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6] 佟柔,赵中孚,郑立.民法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7] 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 崔建远.物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 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匡爱民 李小华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论文 篇3：

寿险保单现金价值权属探析

【摘要】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寿险保单现金价值权属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造成在许多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分析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关系及行为，得出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应归属于被保险人。

【关键词】保单 现金价值 权属

一、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中的法律地位分析

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可见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仅仅具有缴费的义务，不享有合同带来的收益和权利；而被保险人，其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在保险合同中，他是相对于保险人的另一方当事人中的主要权利载体，对保险合同带来的收益有最终决定权。

第十二条第一款：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三十一条：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1）本人；（2）配偶、子女、父母；（3）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4）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在我国现代社会关系当中，一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投保人为其家庭成员投保时，可以视为得到家庭成员的默许，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也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第三十四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通过两条规定可以看出，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的最终决定权体现的更为明显。

第三十九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虽然投保人可以指定或变更收益人，但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可见在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指定和变更上，被保险人拥有更大的决定权。

第三十八条：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这一条规定保护了投保人不继续缴纳保费的权利，与赠与的非强制性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作为相对于保险人的另一方当事人，被保险人处于主要地位，而投保人处于次要地位，因此保单现金价值应归于处于主要地位的被保险人。

二、寿险保单的“赠与性”分析

我们来看看我国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

我国民法规定：公民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的权利，赠与也是处分权之一。合同法规定：赠与是种合同关系，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行为。其法律特征是：（1）赠与是一种合意，是双方的法律行为；（2）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3）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

由以上我國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赠与”需要赠与人和受赠人的同意，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也需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缴付保费后，在实际上对寿险保单中的相关利益没有实际支配权，而被保险人在寿险保单订立后实际支配着保单的相关利益。投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指定更改受益人，这也可以看成是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一种附有条件的赠与。保险法的第三十八条：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投保人的“赠与人”的法律地位，即在赠与财产转移前，赠与可以撤销，在保险实务中表现为，保险合同订立后，投保人可以不续交保费，即不继续对投保人进行赠与。

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法律关系上和赠与人和被赠与人有及其相似之处，或者说，本质上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购买人身保险就是对被保险人的一种赠与行为，在被保险人同意后，这种赠与则生效。因此投保人作为赠与人不是寿险保单现金价值的所有者，被保险人作为受赠人应该享有寿险保单现金价值，对保单现金价值具有支配权。

三、人寿保险合同的目的分析

人身保险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被保险人的人身提供保障，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给付保险金条件发生时给付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保险金，当投保人既不是受益人也不是被保险人时无权享有保险合同的权益；而一旦保单现金价值归投保人所有，有可能造成投保人在某种情况下解除保险合同套取保单现金价值，从而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这违背了人身保险合同设立的初衷。因此，从这点来看，保单现金价值也应该归被保险人所有而不是投保人所有。

四、总结及建议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寿险保单现金价值不是归投保人所有，而是应归被保险人所有，这样更能更大程度上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建议在保险法中明确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归被保险人所有，以减少法律纠纷，最大程度地保障被保险人利益。

参考文献

[1]徐学鹿，羊焕发.保险法[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2]周玉华.最新保险法法理精义与实例解析[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3]左稚华，张念.人身保险保险单现金价值权属问题研究[J].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

作者简介：张春红（1982-），男，汉族，湖南邵阳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研究方向：保险。

（编辑：张慧）

作者：张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