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定位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国际商贸合同是进行对外经贸活动的必经环节，其中的商务合同中英文译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从商务合同的文本特征出发，对商务合同的翻译程序和翻译准则进行了论述，旨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商务合同的翻译质量。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保险合同定位问题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保险合同定位问题分析论文 篇1：

论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法律角色定位

[摘要]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一直以来备受到各国立法者的关注。金融消费者作为金融市场的基础，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纠纷能否公正、高效地解决密切相关，并影响着金融消费者对整个金融业的信心。因而，定位于独立、易获得、高效、公平合理、“一站式”解决金融纠纷的金融申诉专员机构颇受关注。文章将英国金融申诉专员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法律角色定位问题，以期对我国构建金融申诉专员制度的提供相关参考。

[关键词]金融申诉专员；角色定位；启示

世界范围内，根据法律规定设立的，将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方式融为统一整体，便于金融消费者获得，能够独立、高效、公平合理处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金融纠纷的机构，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这种机构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称谓，其中以英国的金融申诉专员制度最为典型，影响也最为广泛。由于我国未建立相关的机构，笔者借鉴英国的金融申诉专员服务公司(Financial OmbudsmanService Limited，FOS)，将此种金融领域内，具有该种特殊程序设计的替代性解决纠纷机构称为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笔者认为，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能够在许多国家设立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金融消费者对于快捷、易进入、低成本、公平合理解决纠纷方式的需求；另一方面来源于金融机构本身需要一种机构能够独立、高效、专业、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方式，来处理自身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金融纠纷，从而提高金融消费者对自身的满意度，维护自身声誉，提高在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

一、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法律角色定位

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将独立性(independence)、易获得性(accessibihty)、高效性(efficiency)、公平合理性(fair and reasonable)作为其机构设立以及程序设计的指导原则，整个机构的程序设计和实际运行都是为了实现这些指导原则，以期使金融消费纠纷能够以替代性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得到圆满解决。

1　独立性。金融申诉专员机构本身不是政府部门，不是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也不是金融机构的自律组织。在法律地位上，区别于金融监管机构和消费者保护机构；在处理金融纠纷的程序上，不受金融监管机构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干扰。由于金融监管机构“监管俘获”等问题的存在，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与金融监管者相独立有利于树立其中立、公正的形象，从而吸引金融消费者将金融纠纷交由该机构解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由于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相独立，既不制定监管标准，也不监管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即使金融机构有违反监管要求的行为，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也没有进行处罚的权力，也不会将金融机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报告给金融监管机构，仅仅是对金融纠纷进行处理。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对因金融纠纷的解决引起金融监管行为的顾虑，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进行合作的意愿。

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独立性意味着其中立性。为了保证独立于政府部门，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法律形式一般是受保证的有限责任公司(Companylimited by guarantee)，如英国的FOS，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金融申诉专员机构都采取类似的法人形式；在经费来源上，出于机构是公司而非政府部门、公司的工作人员亦非政府雇员的考虑，政府并不对金融申诉专员服务公司拨款资助，而是来自所管辖的金融机构所上缴的年费以及机构在审理案件时金融机构缴纳的个案审理费。同时，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中受理、调解以及裁决金融纠纷的工作人员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保证整个金融纠纷的处理在独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环境中进行。

虽然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相独立，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联系与互动。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能够提供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措施的数据，以便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分析与调整，并更加有效地监管金融市场。当金融监管机构接受的案件既涉及监管问题又有金钱纠纷时，其只对有关监管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与处罚，同时告知当事人将金钱方面的纠纷提交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如果上述案件先提交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其只处理金钱纠纷。除非案件表明金融机构的行为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金融申诉专员才会告知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会着手进行相关调查，当其认为会产生系统性问题时，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应将相关纠纷的资料交由监管者，同时暂停对纠纷的处理，待金融监管机构作进一步的调查与处理。比如英国的“广泛影响”(Wider Implications，WI)程序，就是为了解决金融监管者与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之间对重大影响问题上的配合问题。在2009年5月雷曼兄弟结构性产品问题上，金融监管局与FOS就根据WI程序，由金融监管局先行调查相关监管问题。

2　易获得性。易获得性要求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对金融消费者是开放的、友好的，金融申诉专员机构需要对自身信息通过通俗、适当的方式向广大金融消费者进行宣传，使金融消费者了解机构的职责、处理案件程序等内容。

首先，使金融消费者可以对范围广泛的纠纷通过多样化的渠道进行咨询和投诉。一般受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金融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强制性地受到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管辖，金融消费者向金融申诉专员机构投诉，不需要事先的协议，只需要被投诉机构事先在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管辖之下即可。投诉、咨询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话、信件、网络等其他贴近金融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方式都可以进行咨询或者投诉，大大提高了将金融纠纷提交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可能性。其次，由于金融申诉专员机构提供的金融纠纷处理服务对金融消费者是免费或者收取很少一部分费用，同时在处理纠纷的程序上根据案情采取简便灵活的程序，使得金融消费者以低成本获得纠纷公平合理的解决。

易获得性表现在金融申诉专员的裁决对金融机构有单方面的约束性。由于法律要求金融机构需为金融申诉专员的会员，而金融申诉专员的章程规定其裁决对于金融机构有单方面的约束性，可以认为金融机构成为会员时已经自愿遵守单方面约束性的规定。如果裁决对金融机构不具有单方面约束性，就意味着裁决对金融消费者的不确定性，这会影响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解决纠纷的效果，影响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信心。

3　金融纠纷能否高效地解决影响着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纠纷处理结果的满意程度。对金融机构来说，高效解决金融纠纷也同样重要，因为存在于金融行业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和机会成本要大大高于其他行业，一场悬而未决的纠纷有时候对金融机构的影响甚至比一场失利的纠纷还要大。高效性意味着纠纷的快速处理。金融申诉专员机构通过对人员进行常规性、专业性的培训提高人员处理案件的效率，通过相对简便灵活的案件受理及处理程序，以及非正式程序与正式程序相结合等方式

来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

在程序上，保持金融申诉专员机构通过适当的结构设立与程序安排，将金融机构内部纠纷解决、协调、调解、仲裁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融合，使诸多纠纷解决方式相互联系与影响，共同构成整体的系统性的结构体系，从而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英国FOS为例，其处理纠纷程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金融机构内部处理阶段、纠纷受理阶段、调解阶段和裁决阶段。各程序之间具有连续性，调解阶段、纠纷受理阶段、金融机构内部处理阶段都受到裁决阶段的影响，是FOS能够有效、快捷解决纠纷原因所在，具体体现在：(1)95％的案件都是在调节之下双方自愿解决。调解解决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成功率，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与之后的裁决阶段相联系。首先，调解员作出的决定与申诉员作出的决定相似，因为调解员是由申诉员训练、在个案上调解员会向申诉员征求意见、不时地向申诉员学习以及使用申诉员的决定来进行调解案件。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来说，即使将案件提交到申诉员阶段，其结果与调解员的调解意见也相似，而且会增加双方的成本。其次，在调解阶段的文件也会进入申诉阶段，同时如果是金融机构不同意调解而要求将案件进入申诉阶段时，要求其书面解释原因，以便申诉员判断其这样做是因为合理的原因还是仅仅是程序上的考虑。如果是在大量相似案件中滥用程序的话，FOS会将信息提交给FSA。因此，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除非是因为合理的理由将案件提交到申诉阶段，否则一般都会接受调解决定的。(2)在案件受理阶段阶段与调解、裁决阶段阶段的联系。一旦案件由该阶段进入下一阶段，金融机构将支付案件费用。这种设计不仅给FOS提供经费，而且激励金融机构在该阶段解决纠纷。(3)在金融机构内部处理阶段阶段。FOS章程规定，在由FOS解决纠纷之前，金融消费者必须先将案件交由金融机构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解决。同时，金融机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案件的相关文件将会是FOS评价案件的根据，因此金融机构需要认真对待内部机制的纠纷解决。首先，不适当的内部纠纷解决将会在FOS解决案件时对金融机构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如果金融机构在内部纠纷解决方面有长时间的不当行为，FOS会将相关信息转告金融监管局，由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采取监管行为。其中，金融监管局将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项监管要求。

4　公平合理处理纠纷是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公信力的支柱。为了保证其能够公正合理处理案件，通过保证机构的独立性，确保机构不受其他机构制约；通过保证裁决人员的独立性，确保其在裁决纠纷时不受其他的干涉；给予机构充分的经费保障，维持机构良好运行，确保其与其他机构无利益牵连。同时，为了能够高效处理案件，在效率与公平方面有一定的权衡，即其在调解或者裁定纠纷时适用的标准有一定的特殊性。法律上没有要求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处理纠纷完全的一致性，也没有遵循先例的要求。因此，在全盘考虑案情之后，根据处理案件当时的法律法规、政策、监管和市场状况，以及纠纷的实际情况等因素作出其认为较为公平合理的裁定。但是其作出裁决需要考虑相关法律、监管规则、指引与标准、行业惯例的规定。同时如果裁决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需要对该问题进行解释。

二、对我国建立金融申诉专员制度的启示

2005年起，在上海、安徽、山东等地开始试点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2007年4月，中国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原来的基础上将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推广到全国。可见，我国已经开始对新形式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特别是在保险合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虽然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将其定位于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便捷的纠纷解决渠道，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既可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又能降低其索赔或投诉成本；但是实际上，由于该处理机构是由保险协会设立，行业协会作为行业性的自治组织，必然对机构的中立性产生影响。保险公司自愿加入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即使加入该机制，由于缺乏强制性，保险公司也可以对纠纷的处理不予理睬。由于对该程序具体内容未有规范性的规定予以规范和引导，地区间相关机构缺乏交流，导致有些地区没有规范的受理和处理程序严重影响高效、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

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已将“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写入了银行业监管的目标中。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业的信心，建立类似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也许是一种选择。通过国外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角色定位问题的考察，对我国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整个制度的设立具有以下启示：

1　金融服务法作为处理金融纠纷的基本法应加紧订立。对金融服务中双方的权利义务、金融机构的监管义务、金融机构的责任等在金融服务法中应予以详细的规定。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作为处理金融纠纷的场所，其要具体适用、考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金融服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是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处理金融纠纷的基础与前提。

2　从宏观角度上，应将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视为维护我国金融消费者对于金融业信心的法定机构之一。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如在金融服务法当中，明确规定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法定地位，赋予管辖金融纠纷的权力，使其设立具有合法性；赋予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裁决的强制力，从而保证其有效解决金融纠纷。

3　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作为一项外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予以设立的，其任务只是独立、中立地解决纠纷。我国设立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必须要特别重视其独立性问题，注意机构本身与金融机构、“一行三会”以及金融行业协会相独立。要特别重视工作人员的独立性问题，要求调解人员以及仲裁人员为全职专业人员等措施保证其公平合理的处理金融纠纷，维护其解决金融纠纷的权威性地位。但是要充分利用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处于解决金融纠纷的“一线”位置，建立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机制，从而利用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获得的有关金融纠纷以及金融市场的信息，从而采取适当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的系统性稳定。但是由于我国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因此分业设立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还是设立混合型的金融申诉专员机构也是设立该种机构需要考虑的问题。

4　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设立需符合金融纠纷的特点。这需要金融申诉专员机构是一个易获得、高效、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构。在构建我国金融申诉专员机构或其他类似该机构的制度上，包括法人形式、资金来源、收费标准、管辖范围、纠纷处理程序、裁决效力等方面要围绕着金融申诉专员机构的角色定位。考察各项具体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申诉专员机构发挥其角色，是否切实独立、高效、易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金融纠纷，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业的信心。

[责任编辑：清泉]

作者：孔健

保险合同定位问题分析论文 篇2：

浅谈商务合同翻译

[摘要] 国际商贸合同是进行对外经贸活动的必经环节，其中的商务合同中英文译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从商务合同的文本特征出发，对商务合同的翻译程序和翻译准则进行了论述，旨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商务合同的翻译质量。

[关键词] 商务合同 文本特征 翻译程序 翻译准则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我国经济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种形式的涉外经济活动与日俱增，加入WTO更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在各方面都面临着一场全新的、彻底的革命。随着与外商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起草、谈判、签订各种国际商贸合同成为必经环节，国际商贸合同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劳动就业合同、工程建筑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投招标合同、信贷合同、租赁合同、外贸合同、购销合同、保险合同等。其中，商务合同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商务合同是当事人双方所凭借的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定文本，因此商务活动也对商务合同文本的翻译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商务合同文本特征概述

商务合同的文本特征可以总括为如下三方面：条理性、规范性和专业性。其一，条理性。合同文体的基本体式即为纲目、条款和细则，因此条理性是译文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条理性主要体现在语言体式上，为了求得行文和语言上的条分缕析、条理清晰，商务合同的条款在句式结构上往往大同小异，目地就是为了保持其结构上的一致性。其二，规范性。由于商务合同是双方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定书面依据，因此它的措辞都要求运用庄严体语言或正式文体。只有经双方同意后，才能对语言文字进行变动或修饰，不允许文字上的随意性。其三，专业性。商务合同的专业性极强，涉及到金融、商贸、关税、海关、商品、保险、仓储、物流、商品检验、法律等多项领域，一个商业合同即为多种领域专业知识的复合文本。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吸纳、整合新知识的过程。商务合同文本特征的这些基本特点就决定了商务翻译过程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进行。

二、 商务合同的翻译程序

英文合同的翻译要求的是忠实(Faithfulness)、准确(Accuracy）、完整（Completeness）、规范（Expressiveness）。考虑到英文合同规范单一的篇章结构，它的翻译过程也和文学以及其他文体的翻译过程不尽相同，可以将其概括为：分析→理解→表达→校正。

1.分析

要充分理解合同文本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合同的体裁和种类进行。不同的体裁和种类都有各自不同的章法可遵循。英文合同种类繁多，常见的有以下几大类：经营类合同、服务类合同、文化类合同、金融类合同、知识产权类合同、加工类合同、房地产类合同、租赁类合同、劳动类合同、旅游类合同、运输类合同以及技术类合同等。只有在了解合同种类、吃透条款内涵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译文的质量。

2.理解

翻译前要读懂原文, 这是任何译者都需要首先做到的，但在翻译合同时尤其要强调这一点，原因在于这是做好合同翻译的首要条件，合同语言不象文学语言那么有丰富的趣味性，看合同文件是件十分枯燥、乏味的事，句子长、术语多，理解上又颇费功夫，因此，读懂合同原文这一步骤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要读懂原文需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理解合同文件中的规约用语

英语中某些副词如“here”及“where”在经济合同中往往当作前缀，与另一个词构成规约用语。以这种方法构成的词主要有：hereafter, hereby, herein, hereof, hereto hereunder, hereupon, herewith, hereinbefore, hereinafter; thereafter, thereby, therein, thereinafter, therein，before, thereon, thereof, thereunder, thereupon, therewith; whereas, whereby, wherein, whereof, whereon, etc这些词汇的共同特点就是使文体更具庄重感，同时意义固定，能将复杂的含义集中到一个简洁的表达里，在合同文件中运用这些词，可以避免重复，误解和歧义，使行文准确、简洁。在翻译商务合同时，只要能正确处理这些规约用语，对其做出明确解释之后，就可扫清拦路虎，将翻译顺畅进行下去。

(2)读懂合同文件中的句子结构

合同文件中的英文句子具有结构严谨、句式较长的特点，这是为了使表达的内容准确、严密、清楚、易解（无歧意）而特别设定的句式。其中主要是状语的定位问题，主句的状语和从句的状语都有较为固定的位置，目的就是为了不与定语相混淆。合同文件中的英语句子的状语有其自己的规则，其位置与基础英语中的频度副词（如often, sometime, never等）的位置相同，一般放在助动词之后，行为动词之前。合同文件中也常用复合句，从句中的状语与主句中的状语也应各有其位，不能互相混淆，以免造成合同双方争议。因此从句中的状语通常都锁定在从句之内，状语一般开门见山，放在从句连接词(when, if 等)之后。面对复杂的句式结构，唯有认真研究，掌握其中的规律，才能在中译英和英译中的合同翻译中得心应手。

3.表达

表达也就是产出，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经过了前面分析和理解之后，在此译者要把译文用目的语表达出来。能否成功表达直接决定着翻译的质量，但能否表达成功又受多种因素制约：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翻译技巧、翻译手法和风格等。在合同翻译中决不能草率行事，提笔就译。首要的就是选词。词语是构成合同文本的基本单位，是英译合同文件的基础。对合同文书中的一些重要词语要正确理解，彻底吃透原文，对所选词语仔细推敲。在表达上要注意的几个容易出现的问题：词义理解片面；用法搭配不当；语体不尽一致；表述不合逻辑。

4.校正

“校正”是翻译活动的最后一关，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把关。在校正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是细节，如合同中的重要条款、细节部分和容易被忽略的细微之处；是否有漏译或错译等等。比如关于货币的支付形式，就需仔细加以说明是美元、港币或人民币等，以免在按条款结算时因货币不明而导致法律纠纷。

三、 商务合同的翻译准则

目前，对英文商务合同的翻译还是人们较少涉猎的领域。虽然商务合同的译法也受到种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以及语境的影响，但总的来看，商务合同不像其他的文学体裁一样，在体裁、风格、语体、以及手段和格调上那么复杂。由于其特殊的生成过程和使用环境，英文商务合同的语篇较为单一，信息结构是描述性的，不能掺杂感情色彩。因此，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须在“信、达、雅”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国际商务合同的语言特点和形式要求，坚持忠实准确（Faithfulness and Accuracy）、完整规范（Completeness and Expressiveness）达意通畅（Expressiveness and Smoothness）的标准。

1.忠实准确（Faithfulness and Accuracy）

商务合同翻译要把忠实、准确放在第一位，这是其功能性和目的性所决定的。基于几十年运作，商务合同已形成自身的行业化、工业化的统一标准，在翻译过程中不能随心所欲的套用格式。商务合同是合作双方维护自己权益的合法文本，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译文不够准确的话，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2.完整规范（Completeness and Expressiveness）

国际贸易英文合同是国际商务的重要文件之一，属法律类应用文体。合同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形成了完整、规范的整体格调，所以翻译时要特别注意译文的规范性和完整性。英汉合同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主要体现在格式、用词、术语和表述等方面。

3.达意通畅（Expressiveness and Smoothness）

在国际商务合同翻译中，译者往往注重译文的“忠实”性和“准确”性，而忽视了表达上的通顺流畅；注重“完整”性和“规范”性，而忽视了语法和句子在结构上的一致性。为了求得文体风格上的一致和谐统一，语法和句子在结构上的通顺和一致是非常必要的。要达到通顺，就得遵守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合乎语言文字的表达要求。

总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活动日益频繁，商务合同翻译已经成为对外商务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也对商务合同的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必须要了解商务合同的特点,掌握商务合同翻译的基本准则,才能出色的完成工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傅伟良:英文合同寫作指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胡庚申:国际商务合同起草与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3]刘法公:实用文体翻译·商贸汉英翻译的原则探索[J].中国翻译，2000，1

[4]廖瑛莫再树:国际商务英语语言与翻译研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5]朱庆华:涉外经贸实务[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郑霄雁　宋颖洁

保险合同定位问题分析论文 篇3：

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定位与制度构想

摘要：大规模侵权是造成多人人身财产利益损害的侵权行为，基于赔偿基金制度所具有的维护社会稳定、节约社会成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精神等社会价值，可以将其作为大规模侵权风险救济的主要管理手段，明确赔偿基金的法律地位和设立宗旨，建立信托式赔偿基金的管理模式，在基金筹集、管理、支付等方面逐步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关键词：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价值定位；角色定位；制度构建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享受高度文明与现代化科技成果的同时，亦在饱受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不断频发的大规模损害，如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上海“11·15”火灾事件等等，在造成众多受害人人身、财产利益损失的同时，亦给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并对传统侵权救济制度带来冲击。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救济制度，落实对受害人的安抚与救济，稳定事发地的社会经济秩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旨在从赔偿基金制度的角度分析探讨大规模侵权损害的救济，以期抛砖引玉，为我国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制度的构建奉献绵薄之力。

一、大规模侵权及其法律特征

大规模侵权，顾名思义，是指造成众多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权益损失的侵权行为。德国学者冯·巴尔（Christian von Bar）教授在其著作《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一书中明确指出，大规模侵权并非法律概念，而是涉及大量受害人的权利和法益的损害事实。美国侵权法中将大规模侵权称为“mass torts”。《布莱克法律词典》（第八版）将其解释为造成多人损害的民事不法行为。我国学者将大规模侵权解释为“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事由，如瑕疵产品，给大量的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笔者认为，大规模侵权作为一个学术术语，首先意味着造成了多人损害的事实发生，同时该损害事实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行为人据此应承担侵权责任，而“大规模”仅是对此种侵权行为造成后果的一种描述而已。因此，大规模侵权具有侵权行为的一般特征，但与一般的个体侵权相比，大规模侵权又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受害者人数众多，且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数量无法计算。所谓“大规模侵权”，即造成大量受害人人身或财产利益损失的侵权行为。而受害人数目达到何种标准才算是大规模侵权，目前并无统一认识。美国研究者对美国发生的50组不同的大规模侵权案件进行了统计和归纳后，认为100件以上的案件就可以构成大规模侵权。我国学者张新宝认为，大规模侵权的被侵权人至少是数十人，而不是数人。笔者认为，构成大规模侵权首先一定是造成了众多受害人损失，但不能因此认定，只要造成多人损失的侵权行为即为大规模侵权，即大规模侵权不仅仅只是受害人的数量问题。另外，在某些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受害人的数量在短时期内并不能准确计算清楚，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引发的大规模侵权中，因污染环境而给受害人带来的人身、财产利益损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逐渐显现出来，进而才能确定受害人的准确数量。

其二，损害后果具有复杂性。由于大规模侵权涉及大量受害人合法利益的损失，因此其损害后果较之普通的个体侵权而言极具复杂性，这首先表现在损害后果认定上的困难，即在涉及人身利益损害时，囿于各受害人的自身特质或体质的不同，致使在具体个案中要确定具体受害人的具体损失成为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其次，由于某些大规模侵权损害具有潜伏性和隐蔽性，从而导致受害人数量上的不确定性与损害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而使损害后果的认定极具复杂性。

其三，侵害客体的双重性。如前所述，大规模侵权首先属于侵权行为，侵害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体利益，即公民个人的人身及财产利益，这是大规模侵权对于私人利益的侵害；但大规模侵权在造成受害人人身及财产利益损害的同时，还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即一起大规模侵权事件往往会演变成公共事件，不但会影响事发地的社会经济秩序，还会影响公共情绪，造成民众的心理恐慌，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全与稳定。

其四，侵权主体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大规模侵权主体的有限性与大规模侵权发生的领域有关，一般而言，大规模侵权易发生在产品责任领域、环境污染责任领域、工矿事故责任领域等，受此影响，承担大规模侵权责任的主体亦往往限于上述各类责任主体。大规模侵权主体的不确定性，是指施加侵权行为的主体往往不易认定或难以明确，如在产品缺陷的大规模侵权中，生产同类缺陷产品的可能有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究竟受害人之损害由哪一家企业产品所致，往往难以确定，从而导致诉讼救济的困难。这种不确定性进而会导致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和受害人举证责任的不能，致使受害人很难借助于诉讼途径获得救助。

二、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价值定位

正是因为大规模侵权所具有的上述种种特殊性，使得传统侵权法的单一赔偿制度捉襟见肘，众多受害人的受损利益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因此，在传统侵权责任救济之外，其他救助方式包括政府出资救助、社会捐助、责任保险等纷纷被引入到大规模侵权损害的风险管理与救济之中，而将赔偿基金制度引入到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亦成为当下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探讨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价值定位，就是要明确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风险救助中的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把握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角色定位。对此，笔者试从以下三点分析：

首先，赔偿基金的设立能够及时有效地救助受害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受害一方一般为分布广泛、组织松散、比较弱势的个人，而囿于大规模侵权本身所具有的损害后果的难以认定以及损害分布范围广泛的特点，受害人很难通过普通诉讼途径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即便是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诉讼后，其所得到的赔偿亦可能不足以弥补其因延误救助而带来的更深的伤害，所谓“迟到的正义非正义”，用在此极为恰当；当社会上众多受害人因一起大规模侵权而得不到及时救助时，必然会引起公共情绪的恐慌与愤怒，进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将赔偿基金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引入到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则可以在第一时间为受害人的人身伤害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与保障，平复公共情绪，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次，赔偿基金的设立可以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减轻政府负担。如前所述，大规模侵权首先属于侵权责任法规范的范畴，因此，对加害人责任的追究首先应是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而由于大规模侵权所具有的受害人众多、损害后果严重、因果关系复杂等特点，决定了受害人为此要付出巨大的诉讼成本，法院要为此承担巨大的工作量，这些无疑都将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的支出。至于政府在大规模侵权事件中主动承担赔偿者，固然对于受害人利益的赔付以及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意义，但政府自身财力毕竟有限，若每一次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都要由政府出面进行赔付来平息事端，不但从法理上无法解析政府承担责任的依据，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无限制扩大，从而增加政府执政成本与管理社会的负担。大规模赔偿基金作为一种长效机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避免诉讼成本的支出，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对于受害人而言，其可以不通过诉讼程序，而直接借助于赔偿基金制度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对于政府而言，由于此类引发公共事件的大规模侵权损害已经纳入到统一的赔偿基金制度中，政府只需在基金的设立和管理上加以正确引导和支持，即可以从复杂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中解脱出来。

最后，赔偿基金的设立可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的设立，并未否定传统侵权法对受害人损失的补偿功能与惩治加害人的效用。对于受害人而言，其既可以选择通过诉讼途径来追究责任人赔偿其损失，亦可以借助于赔偿基金实现对其受损利益的补救；对于加害企业来说，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巨大，其在承担赔付责任的同时亦会面临倒闭困境，借助于赔偿基金制度，即可将原本应由企业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化为一种社会责任，将损失分散至社会，避免其破产；作为基金一方来说，则可以在企业具有偿还能力后再向其进行追偿。至此，因赔偿基金制度的存在，使各方利益关系都得到协调平衡，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三、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角色定位

上述关于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价值定位的探讨，只是从正面回答了该制度纳入到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可行性问题，至于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究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地位如何，以及与传统侵权责任救济制度之间有何关系，与责任保险、政府帮扶等其他救济方式之间如何协调等等问题，则涉及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将赔偿基金与上述各种救济方式进行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角色定位。

首先，与侵权责任救济的滞后性、困难性相比，赔偿基金具有及时性、有效性，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损失弥补方式。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就是救济受害人，弥补其受损利益。对于普通的个体侵权而言，此目标比较容易实现，但在大规模侵权中，受害人所受损失的足额赔偿却囿于种种原因而难以落实。这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侵权损害的救济具有滞后性。依照侵权责任法理论，受害人若要追究加害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通常要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对发生大规模侵权后急需医疗救助的众多受害人来说，显然不现实。而借助于赔偿基金的帮助，则可以避免这种损害救济的滞后性，使受害人迅速获得医疗救治和生活保障。二是侵权损害的认定具有不确定性。依照侵权责任法理论，损害的明确是判定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而如前所述，大规模侵权的显著特征是损害的认定极具复杂性，因此很难依传统侵权规则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范围，而赔偿基金的设立则不受此条件限制，其可以为未来可能发现的被侵权人损害尤其是潜伏性的人身损害提供救济途径和财力资源。三是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不确定性。囿于大规模侵权自身特性所限，其因果关系的认定极其复杂，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隐蔽性、缓释性或潜伏性的损害，即使采取最先进的科学论证，也很难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受害人无法通过侵权责任法获取救济。而将赔偿基金制度纳入到损害救济中，则不受此约束。因为赔偿基金是立足于社会公平理念，以社会各方利益平衡作为出发点的一种基金赔偿，无需因果关系的证明或是推定，只需依据社会公平正义精神即可以获得适当的损害救济补偿。因此，对于受害人而言，在其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追究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选择通过赔偿基金实现对其受损利益的救济和保障。

其次，与责任保险制度相比，赔偿基金具有全面性与保障性，是一种适于操作的损失补救方式。

责任保险是由投保人（即大规模侵权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于大规模侵权损害发生时由保险人向受害人承担赔付责任的一种救济方式。责任保险有强制险与任意险之分，前者保险人承担的是一种法定责任，即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大规模侵权损害事实）即要承担保险责任；后者保险人承担的是一种约定责任，只有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才承担责任。将责任保险运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对于防范大规模侵权事故的发生、分散和化解大规模侵权损失、增加受害人救济的可能性，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我国目前在大规模侵权损害事故频发的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领域实行的仍然是任意保险的立法模式，实践中企业为了减少经营成本而很少主动购买责任险，即便是参加了责任保险的企业，囿于责任保险适用的法定事由，即通常仅限于因不可抗力、意外事故等不可预见的风险引发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付，在可预见的大规模侵权损害发生时，尤其是在恶意的大规模侵权损害中，试图通过责任保险制度去化解、分散侵权企业风险承担的目的亦当然落空。另外，依据责任保险与侵权责任的依附关系，责任保险的存在是以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存在赔偿责任为前提基础的，无投保人的赔偿责任即没有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而如前所述，大规模侵权通常具有侵权人不确定性的特点，当出现大规模侵权人不明的情形时，保险人的赔付责任自然亦无法落实。由此可见，责任保险制度在发挥救助大规模侵权损害中的受害人的功能时存在着上述种种局限性，而这些局限可以借助于赔偿基金的构建予以克服。具体言之，赔偿基金无需以侵权责任的构成为适用前提，无论是对于故意侵权还是过失侵权，甚或是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导致的大规模损害，赔偿基金都可以基于其设立宗旨给予受害人及时有效的损失赔偿。

最后，与政府承担的临时救助相比，赔偿基金具有稳定性、长效性，是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损失补救方式。

政府帮扶是指政府用财政资金为侵权事故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属提供现金补偿的一种救济方式。考察我国近年发生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赔偿问题，无论是“重庆开县井喷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还是“上海‘11.15’火灾事件”，受害人并不是通过诉讼途径获得赔偿，而是由政府出面用财政资金为侵权企业承担了一定范围的赔偿责任。固然，政府的帮扶对于受害人的及时救助和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意义，但若每一起大规模事件都由政府出面买单，不但会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其本身亦会使大规模侵权损害的责任主体遭受质疑，且政府的救助受制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同样的侵害事件因地区政府财政能力的不同受害人所获得的救济亦会有很大差异，这必然有违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理念。况且，政府的出面买单，通常只是针对一时的偶发事故而言，并未形成制度化。而随着大规模侵权事故的频发，对其救济不应是一事一办的应急解决模式，而应该采用规范的制度化的解决方式，从救济资金的筹集支付、救济对象的认定、救济的实施等等都应规范化、制度化。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借助于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的设立来达到，并使其形成一种长效机制，确保对大规模侵权受害人的救济更具实效，亦避免了政府在行政中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知，与其他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方式相比，赔偿基金具有更加及时有效、稳定充分、且易于操作的优势，它既弥补了传统侵权法在面对大规模侵权损害时的种种局限，又能够避免责任保险对大规模侵权损害承保范围有限的不足，特别是在形成一个长效机制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下，既能够减轻政府的财政支出、避免政府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又能充分有效地救济受害人，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的平衡、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因此，基于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所具有的上述种种优越性，应将其作为大规模侵权风险救济的主要管理手段，建立以赔偿基金为主导地位，以责任保险、政府帮扶为支撑的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体系。

四、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制度构想

各国理论与实务界亦普遍认同赔偿基金是适应性最强的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并且在诸如“‘9·11’事件赔偿”“BP公司石油泄露事故”等国际性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已经成功实践。我国在“三鹿奶粉事件”的善后处理中也设立了针对患儿的医疗赔偿基金，尽管其运行状况还有疑问，但其救济思路则是值得肯定的，且也符合了国际上的发展潮流。另外，我国相关立法规定，如《证券法》第134、135条有关证券投资者保护资金与交易风险准备基金的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有关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规定等，都为我们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一套规范化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奠定了实在法基础。结合赔偿基金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角色定位，本文试从以下几点来探讨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的制度构想：

（一）赔偿基金的设立宗旨及其法律地位

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是指专项用于救济和赔偿大规模侵权事件的被侵权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基金。其设立宗旨是为了及时有效救助大规模侵权中的受害人，弥补传统侵权法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不足，保障受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与医疗救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作为专门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中救助受害人人身、财产利益损失的基金，从传统民法的角度看，该基金属于“财产的集合体”，是具有法人性质的社会组织体。传统民法根据法人设立基础的不同，将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其中，财团法人是以筹集的财产为成立基础，并以财产筹集目的为活动依据的法人，如各种基金会、私立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在传统民法中都属于财团法人。显然，作为财产集合体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具有“财团法人”的一般属性，是以公益为目的的独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到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的实体与程序之中。即在实体上，赔偿基金可以充当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一方主体，直接以基金名义向受害人给付基金赔偿；而在程序上，赔偿基金可以充当诉讼当事人向侵权企业进行追偿。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民法中并没有关于财团法人的规定，而是将法人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企业法人与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因此，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赔偿基金应当属于以公益为目的的“社会团体法人”，基金的设立应遵从有关社会团体法人设立的相关规定。

（二）赔偿基金的设立模式

关于赔偿基金的设立，目前可以参考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性基金，一种是信托式基金。前者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的发展，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征收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基金。后者是指按照信托原理，赔偿基金作为受托人，接受作为委托人的大规模生产经营者或潜在的侵权企业所交付的财产，为救济受益人（即被侵权人）在大规模侵权中的受损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对该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的一种基金。无论是政府性基金还是信托式基金，均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诉讼救济途径。对于政府性基金，由于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故具有设立简便、管理容易、操作简单的优势，但其弊端在于，政府并非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却要在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后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法理依据无从解释，更不能进一步解释政府性基金何以能部分或全部替代民事诉讼救济途径；且随着大规模侵权事故的频发，采取此种模式设立基金必然会导致政府的疲于应付，亦不利于受害人的及时救助。

至于后者，即信托式基金模式，尽管在设立、启动以及运作等方面较之政府性基金要困难很多，但却是我国未来可以选择的一种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模式，一方面，采取此种基金模式，可以从法理上清晰解读在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后，何以赔偿基金能够全部或部分取代民事诉讼救济途径，因为，依照信托原理，受托人（基金）在信托法律关系中作为受托财产的“名义所有权人”，其有义务在受托事由（即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后向受益人（被侵权人）移交财产所有权，而受益人（被侵权人）亦有权利向受托人（基金）要求移交受托财产，即在信托基金模式下，被侵权人可以以其作为受益人的收益权实现其在侵权损害关系中所享有的损失赔偿请求权，这种赔偿权在信托关系中即表现为受益人（受害人）的收益权，即索赔权。这就从法理上解释了原本并无直接法律关系的被侵权人和基金之间何以会产生赔偿关系，从而为受害人对基金的损害赔偿救济权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信托式基金模式在我国已有《信托法》作为实体法依据，按照《信托法》的规定，委托人、受托人（基金）以及受益人彼此之间各自独立，作为委托人的大规模生产经营者或潜在的侵权企业，将自己的部分财产交付基金（即受托人），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在发生大规模侵权后，受害人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受托人即基金基于此目的对该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这符合信托设立的形式要件和目的要件，信托基金因此可以独立以“社会团体法人”的身份遵照《信托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基金规则进行运作。由此可见，按照信托基金模式救助大规模侵权受害人，既能够从法理上清晰解释侵权人、受害人以及基金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又能够实现赔偿基金的设立目的，及时有效地救助受害人，避免侵权企业因承担赔偿责任而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三）赔偿基金的资金筹集

资金筹集问题应是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设计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该制度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着此种救济方式的成功与否。一般来说，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筹集可以从以下三个渠道进行：

其一，企业的自我缴费，即企业按照一定标准定期向赔偿基金缴纳一定费用，这是赔偿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大规模生产经营者作为第一责任人，由其出资设立对受害人损害救济的赔偿基金既符合信托式基金模式的法理要求，也符合《公司法》要求企业负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要求。为了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企业的这种缴费可以包括其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税费，如在环境侵权领域排污者缴纳的排污费、污染税，在产品侵权领域产品生产者缴纳的各种税费等，但必须明确的是，上述各种费用依靠国家的强制手段收取，本身属于国家税收来源的一部分，作为赔偿基金制度物质保证的只能是其中按一定比例组成的部分款项，该部分款项可以经由国家税务机关汇总后再统一划归至赔偿基金，在发生大规模侵权时，可以将该部分基金的支付视作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提前垫付，并因此会部分或全部地抵消其侵权赔偿责任。

其二，政府拨款，即政府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每年有计划地给予赔偿基金一定额度的拨款或是为应对突发事件而临时给予赔偿基金一定额度的拨款。政府拨款主要有两部分组成：第一，专门拨款。依据我国《预算法》第32条之规定，各级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应当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以便用以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大规模侵权事故很容易演变成一场公共事件，具有难以预见性和灾难性，因此，有必要从预备费中支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给赔偿基金以备不患；第二，紧急拨款。这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应对大规模侵权突发事件而对赔偿基金进行的财政预算外的支出，该部分的资金具有显著救急垫付的性质，在面对损害巨大、影响广泛并有损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规模侵权事件时，财政预算的专项拨款已不足以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时，可以追加紧急拨款来救济受害人。

其三，社会捐赠和募集，社会捐赠是大规模侵权当事人以外的、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捐款。与捐赠的单一和随意性相比，社会募集基金的渠道比较广泛，如可以通过慈善机构直接募集，或者向社会发行彩票、通过政府发行专门债券等进行筹集。除了以上三个渠道筹集基金外，笔者认为，为了解决基金自身的运作和存续问题，应该有限制地允许基金管理组织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投资从而获得收益，从基金的内部挖潜壮大基金救助筹码，以缓解政府以及侵权人面对大规模侵权的压力。

（四）赔偿基金的管理与支出

1 赔偿基金的管理 依据信托基金原理，赔偿基金作为受托人，其根本任务即是对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忠实履行作为受托人的管理义务，即发生大规模侵权后能够及时有效地向受害人发放赔偿款项，积极协调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关系，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避免双方矛盾恶化影响社会稳定，在资金不足时积极筹集资金以救助受害人，努力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另外，作为赔偿基金本身而言，其自身具有独立于出资人、受害人的主体地位，属于社会团体法人，在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后，赔偿基金是以其自身财产独立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赔偿基金的运作与管理都应该符合法人治理模式，即内设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赔偿基金的决策机构应当由出资人代表组成，即企业代表、政府部门代表或社会代表组成的基金委员会，由他们作为基金的最高权力机关，对有关赔偿基金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赔偿基金的执行机构负责基金的日常事务和执行基金的决策，具体组成人员应由基金委员会选择、任命，一般说来，执行机构的成员亦可以称之为基金管理人员，可以由固定人员与非固定人员两部分组成，前者负责基金日常的运作与管理，诸如向社会筹集基金，对基金的申请进行认定和发放等等，此类人员可以由基金向社会招聘组成；后者应是在发生大规模侵权后，由基金直接聘任的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从事有关大规模侵权事由的调查、取证、损失核算、救济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基金监督机构应由政府审计部门和来自各企业或社会的代表组成，监督基金的日常运营以及基金的发放、筹集等等。

2 赔偿基金的支出 赔偿基金的支出一定要遵循基金设立目的，赔偿款应当及时迅速地发放给受害人，发放数额和比例的确定要与基金的筹集情况、受害人的急需程度相适应，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优先救济受害人人身损害。具体言之，赔偿基金的支出要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赔偿基金的对象一定要明确。赔偿基金的目的是及时有效救助受害人，因此，对于需要及时予以医疗救治的或是无法通过普通民事救济手段获得救济的受害人（如加害人不明或加害人虽然明确，但支付能力不足或没有支付能力），都应纳入到基金救助对象中，但加害人参加了责任保险的，受害人可以通过责任保险获得救济的则可以不列入基金赔偿对象中。

其二，赔偿基金的范围要明确具体。赔偿基金是否应对受害人的所有损失都要予以救济？受害火的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失，前者是指因侵害财产权而造成的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后者是指因侵害生命、健康、身体权而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涉及医疗费、护理费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若造成受害人残疾的，还应涉及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残疾损害赔偿金；若造成死亡的，还应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

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各种大规模侵权损害的赔偿基金制度，使各类大规模侵权中的受害人只要符合赔偿基金的申请条件，即能获得基金赔偿固然是最理想的目标，但鉴于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基本属于空白，相关配套制度体系的构建还在研究中，特别是如何确保资金的充分、可靠以及良好运行，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因此，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赔偿基金的范围应当限制在人身损害的赔偿上，因财产损失不具有急迫性，可以暂时不纳入赔偿基金范畴，待将来赔偿基金制度成熟后再引入。另外，鉴于赔偿基金的设立宗旨，对于损害救济并不十分迫切的大规模侵权，如侵害隐私权的网络大规模侵权，可以不需要将其纳入到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范畴。对于已经有专门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的大规模侵权类别，比如空难事故，因为运营主体较少且有可靠的保险赔付制度支撑，亦无须纳入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保障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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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霍丽]

作者：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