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模糊的保险合同论文

摘要：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具备附和性的合同，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专业术语使得在发生保险合同纠纷时，被保险人处于不利地位。随着保险纠纷的不断增加，传统的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往往无法使用。于是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基顿大法官提出了“合理期待原则”作为在发生保险合同纠纷时对合同的解释原则。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语义模糊的保险合同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语义模糊的保险合同论文 篇1：

浅析我国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

摘 要：在保险实践中，经常发生因保险合同语义含混而引起的争议，对此，我国《保险法》确立了争议处理的不利解释原则。本文先由一个案例引出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进而探讨不利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阐述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最后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方法。

关键词：保险合同；争议；不利解释原则

2004年6月28日，袁某投保了人寿保险附加意外伤害险。同年8月26日袁某在某地工作时，右手不慎受伤，据法医鉴定，袁某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残废。袁某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附件《保险公司伤残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与《保险公司人身意外伤害残疾程度给付标准》关于中指、无名指、食指“残缺”的规定，请求赔偿27000元。保险公司认为，从袁某“残缺”程度看，还没有完全丧失部分功能。按有关规定，只能赔付4000元，袁某不服，起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并没有向袁某解释“残缺”的具体含义，导致双方对这两个字的含义的理解发生了分歧。根据保险法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袁某的解释符合规定，保险公司应赔偿袁某保险金27000元[1]。

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保险合同的订立一般采用格式条款，即保险人为了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投保人协商的条款①[2]。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只能作出是否投保的意思表示，一般没有修改其中某项合同条款的权利。即使有必要增减或变更内容，通常也只能引用保险人事先准备好的附加条款或附属保单，而不能完全按照投保人的意思作出修改。

保险合同订立后，可能会因种种原因引起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及其关系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而引发争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提交仲裁机关或法院进行裁决或判决。仲裁机关或法院依照常用方式或法律规定的方式，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予以确定或者说明的过程，称之为保险合同的解释[3]。

一、我国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一）不利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我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可以看出，在我国的保险实践中，法律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在解释文件时，如果文件语言含混，含混之处应当作出对文件提供者不利的解释，即合同文件由哪方提供，哪方就是不利解释结果的承担者[4]。本文旨在探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因此把投保人作为保单提供者的情况排除在外。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有以下几方面：

1.附和合同理论。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一般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投保人只能作出是否接受的意思表示，而不能就合同条款与保险人进行协商。保险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是信息优势方；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居于被动地位，是信息劣势方。在此情况下，法院或仲裁机构如果严格按照保险合同条款判决，或作出对保险人有利的解释，都是对“公正”的亵渎。因此，本着公平、公正的要求，对保险人作出不利解释。

2.保险合同本身的性质理论。保险行业是高度技术化的行业，保险合同本身充满专业性很强的语言，保险术语以及法律、医学、气象、建筑等各行各业的专业术语和词汇令一般人难以完全理解，在客观上赋予保险人优势地位。此外，保险合同条款本身就具有模糊性，这可能来源于起草者的故意或过失，即使起草者无过错，不同的保单持有者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地点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起草者，就应当承担因合同条款模糊而产生的责任，在解释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

3.保护弱者理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5]。不仅表现在双方的交易地位不对等上，还表现在二者承担风险的能力悬殊很大。保险人作为经营风险的机构，其承担风险的能力毋庸置疑，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风险的能力甚弱。如若解释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利，则可能会导致其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破坏一个家庭。从公共政策上来讲，法官或仲裁员倾向于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

（二）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

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对保险合同争议作出解释时，首先要明确使用“不利解释”的目的是对争议作出公正、合理的解释，以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在实践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由保险人制定的格式条款。不利解释原则仅适用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及其关系人对格式条款所用文字在理解上产生争议的情况。当所用文字语义不清、产生歧义或有两种以上解释时，适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本文开头的案例就是因“残缺”一词的含义模糊而引发合同当事人双方争议，法院依据不利解释原则而作出被保险人胜诉的判决。当然，并不是只要当事人双方产生争议就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在某些保险纠纷中，不排除一些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背诚信原则，为谋取私利而故意作出不合理的解释，此种情况则不能再采用不利解释。

关于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指出，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强制性保险条款不属于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保险合同当事人对其内容发生争议时，对保险人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保险人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示范性保险条款决定使用或者经过变更使用的，应当视为保险人自行制定的条款，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对条款内容发生争议且尽其他解释原则的情况下，对保险人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保险人自行制定的保险合同条款，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对条款内容发生争议且尽其他解释原则的情况下，对保险人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的个别保险合同的特殊条款，不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对保险人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2.技术性术语。技术性术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投保人难以真正理解，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就此引发争议时是否适用不利解释，我国保险法对此尚未明确规定。但就英、美法系来看，技术性术语的解释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技术性术语分为具有法律含义的术语（如盗窃、战争等）和具有其他技术含义的术语（如洪水、暴风等）。对于前者，法院或仲裁机构一般援引法典对其进行解释；对于后者一般按照其技术性含义进行解释。在对技术性术语进行解释时，要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如果从上下文推断的意思和该术语的技术性含义不同，则应按照上下文的意思进行解释。

3.其他需注意事项。当保险合同的语言文字语义清晰、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图明确以及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已有规定时，尽管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存在争议，不能运用“不利解释原则”。同样，若保险合同存在文意不清的条款，但经当事人的解释而被排除了，也没有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余地。若当事人的意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证，也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以排除当事人的明示意图。

此外，新《保险法》中规定按照“通常理解”解释合同条款，并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解释。此处的“通常理解”可理解为“按保险合同的有关词句、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6]。此处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主要是指“一般人”，即具有“正常的具有理解能力”但不具备或只是略懂保险知识的人。当此类人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情况采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原则是合理的，是出于对弱者的保护。但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是“一般人”，而是保险行业的专业人士，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所具备的知识足以了解保险合同条款真实含义，则在同保险人产生争议时是否仍适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原则，我国保险法并无相关规定。笔者认为针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类型，保险法或司法部门应作以细分，以防具备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故意利用法律的漏洞而谋求私利。如果这种情况下仍适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原则，就会违背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

二、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方法

一般认为，“不利解释原则”仅为解决保险合同条款争议提供了一种原则，它本身并未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保险合同的内容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解释保险合同条款时，应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这就要通过对当事人的意图解释，揭示保险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所谓意图解释，是指在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通过判断合同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共同意图，以阐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意图解释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方法实现。

（一）语义解释

语义解释又称文义解释，是指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用语的文义及其唯一、特定或者通常使用方式，以阐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进行文义解释需注意：

1.对保险合同条款中的文字，应按照其通常含义进行解释，而不能局限于保险合同用语的哲学或者科学上的含义。

2.保险合同用语应按照其字面意思或自然语义进行解释，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作其他解释。

3.对保险专业术语、法律术语及其他专业术语，可以依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行业惯例等进行解释[7]。

（二）上下文解释

保险合同所使用的术语，其含义往往受上下文的约束，发生争议时，应当通过保险合同条款的上下文进行合理斟酌，以确定其含义并推断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图。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合同中出现的同一个词句，前后的解释应当相同。

（三）补充解释

补充解释，是指运用保险合同所用文字以外的评价手段，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欠缺所作出的能够反映当事人意图的解释。通常借助法律、习惯、当事人的行为等因素，以务实、合理和公正的态度来解释保险合同。补充解释保险合同应注意：

1.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律解释保险合同。

2.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借助法律的任意规范、保险人或其代理人的行为或交易过程、商业习惯、国际惯例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平原则等，对保险合同有欠缺的内容作出补充解释[8]。

另外，关于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还有合理期待的原则，即当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9]。此处的“期待”必须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期待不予保护。目前，合理期待原则在美国得到广泛适用，我国法律规定对保险合同的解释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不管用哪种解释原则，其目的都是探究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及其关系人的真实意图，以保证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保护合同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案例应用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59.

[2]张俊岩.保险法——热点问题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59.

[3]许崇苗，李利.中国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8：466-468.

[4]Bryan A.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 Edition[M]. West Group,2004.

[5]樊启荣.保险合同“疑义利益”之解释[J].法商研究，2002（4）.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R].2003.

[7]孙蓉.保险学原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50.

[8]万峰.寿险合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81.

[9]陈百灵.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J].法律适用，2004（7）.

作者：吴伟岐 庞楠楠

语义模糊的保险合同论文 篇2：

保险合同中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性分析

摘 要：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具备附和性的合同，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专业术语使得在发生保险合同纠纷时，被保险人处于不利地位。随着保险纠纷的不断增加，传统的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往往无法使用。于是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基顿大法官提出了“合理期待原则”作为在发生保险合同纠纷时对合同的解释原则。

关键词：合理期待原则；格式条款；疑义解释原则

一、 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发展及定义

（一） 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合同是作为具备平等协商与议价能力的合同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后的结果。随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大量标准化合同的使用，市场中签订的保险合同大多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好的内容固定的格式化条款。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几乎只能挑选由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化条款而不能与保险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协商保险合同内容。因此保险人对合同的解释就占有优势，而对投保人不利，违背了合同的平等原则。由此有必要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加以规定来解决这个现象。

这一规则最早是由英国著名法官Stormon·Darling勋爵于1896年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是“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主要是站在被保险人的利益解释保险合同，应符合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1952年，合同法学者Karl Llewellyn教授提出在法院审阅标准化合同时，应当具体分析处于合同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对合同的合理期待是什么，并且提出当投保人在购买保险合同后有权利且应当得到所期望的权利与义务，而不应该过多的考虑保险单当中的除外规定。到20世纪中期，“合理期待”学说再次被学术业界所倡导。在美国保险法判例上，“合理期待”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1947年的“garnet案”中。

在该案例中，投保人已经向保险人支付了投保的寿险费用，保险代理人在向被保险人的出具的“附条件保费收据”约定：“被保险人须经健康体检合格并经保险人核保及批单后，本保险合同随即成立。”被保险人在经过体检后却尚未经保险人核保和批单就不幸去世。保险人辩称，附条件收据的意思是清楚的，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只有在经保险人批单后才产生法律拘束力。原告请求法官采用疑义条款解释原则判决本案，但罗伯特·基顿（ robert·keeton） 法官却坚持认为本案并不具备疑义条款解释原则的基础。法庭本质上是应用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原则作为本案判决的基础，这就是合理期待法则。

（二） 合理期待原则的定义

合理期待原则，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由保险人所提供的保险保障产生客观上的合理期待，这时则无论保险人是否以除外责任而将这种合理期待从保险合同中排除在外，法院都应该优先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理期待的一种合同解释原则。法院应当保护并重视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的客观合理期待，即便保单中标准且意思明确的条款术语并不支持这些期待。这也就是说，即使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已经明确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此种期待，只要期待是客观且合理的，法院就应当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此种期待。由此，合理期待原则是对传统的解释原则一次重大突破。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并无歧义时，法官仍然可以按照合理期待原则做出与保险合同条款不符的解释。合理期待原则的应用并不以保险条款的歧义为前提。

二、 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性分析

（一） 合理期待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分析

保险人与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缺乏“最大诚信原则”的观念。在实际保险业务中，大量保险合同纠纷都来自于保险人与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履行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由于保险的四大原则之一是最大诚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便贯穿了订立保险合同的始终。但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晚、大众对于保险产品和内容的了解尚浅，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投保人和保险人均有可能产生违背最大诚信原则的行为。保险人为了增加保险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知名度、提高公司经营利润而不愿主动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代理人则往往希望个人业绩提高，因此在对投保人解释保险产品时只对对投保人有利的内容进行详细说明与解释，而对于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利的内容则模糊带过。投保人则是希望保险产品能为自己带来最的的效用与利益，因此有可能对某些事实隐瞒。

保险人在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合同时存在不公正的现象。例如保险人利用专业术语使得调侃不通俗易懂，内容复杂且附有除外责任。投保人往往对保险条款中的专业术语不懂，因此需要保险代理人对合同内容进行口头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的理解上就相对于保险人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即使法官也需要对保险合同中的条款进行仔细阅读才能理解。例如从合同主体条款上，保险人应当对保险事故负有赔偿义务，但保险合同中的附加条款或除外责任往往对保险事故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排除某些保险责任。此外格式条款通常被保险人安排在保险相关内容的地方而非集中说明表述，使得投保人在阅读保险条款时产生一定的困难。

最后，保险业作为当今社会三大金融产业之一，其经济补偿、社会管理和资金融通的功能对于社会的平衡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之当今社会上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数量增多，保险业的良好运行更加重要。据sigma杂志统计，2013年共发生了308起灾害事件，包括150起自然灾害和158起人为灾难，26，000人在灾害中丧生或失踪。而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总额高达1，400亿美元，保险损失约为450亿美元。因此，更加要做到规范保险业的经营，补充保险条款的解释以完善后续保险业务的运行。

（二） 合理期待原则适用的限制分析

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在保险业界引起了一场诸如修改保单语言、重新拟定保险合同、加强从业人员素质的变革，对保险行业的格式化条款与合同起到了一种事先规制的作用。但由于法院在审判时需要法官发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对合理期待原则适用不当或者过度适用，可能对保险市场的运行与效率产生一定损害。因此在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使其能够真正发挥该原则应有的效用。

第一，合理期待原则仅仅在格式条款合同中使用而不能出现在经过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后订立的合同中。在现实生活中，保险合同的订立通常是采用事先拟定好的格式条款进行签订，这些格式条款均由保险人制定，投保人只有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的权利，并没有更改保险合同的权利，因此保险合同并不是在保险人与投保人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更多的情况下体现了保险人的意志。但如果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而产生的条款或合同，则该部分不能适用合理期待原则。

第二，在适用原则方面，应在穷尽其他法律解释方法后仍不能解决合同纠纷的情况下予以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并不是一般的合同解释原则，不应当优先使用解释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首先考虑传统的解释原则，例如文意解释、目的解释等，且应参照当地的习惯或者惯例，例如日期在习惯上采用阳历记法而非阴历记法。除此之外，如果遇到合同中条款语义不明，含糊不清而当事人的意图无法明确辨析时，则使用合理期待原则。

第三，采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制定的合同条款时，则不应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法律或行政法规进行明确规定的条款，在制定或进行审批时已经考虑到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不用通过其他的规则也能保证合同条款自身的公正性。此种情况下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发生纠纷时，也不能适用合理期待原则，而应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进行解释。（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利；许崇苗.论在我国保险法上确立合理期待原则[J]保险研究，2011

[2] 陈百灵.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J]法律适用，2004

[3] 何骧.合理期待原则对我国保险立法的借鉴意义——从疑义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嬗变切入[J]河北法学，2013，9

作者：孙巧巧

语义模糊的保险合同论文 篇3：

格式化保险条款解释之考察

摘要：新《保险法》实施已经一年多，围绕格式化保险条款的应用依旧争议频现，如《李志尚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文章尝试以格式化保险条款为起点，简析条款理解分歧原因，比较新旧保险法中的条文样本，考察其中的蕴含条款不利解释原则，以期对格式化保险条款的相应实践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格式化保险条款；解释原则；解释类型；不利解释原则

一、问题提出

保险制度的意义在于汇集力量以形成危险承担共同体，于投保人在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标的发生危险时，分散、消化风险并最终获得经济补偿。保险合同就是力量汇集的纽带，而保险条款则构成了保险合同。事实上保险合同中极大部分的条款都是格式化的，给保险商事合同带来了便利和高效。同时由于语言材料本身的语义晦涩、模糊、歧义等现象，又杂糅进保险行业本身的专业性，导致极大多数的投保人既无法从保险的专业角度，也难从一般语义角度来准确理解条款中的专业语词。所导致的经常情形是，对格式化保险条款的理解分歧被订约时的表面合意所掩盖，在履约过程中，尤其在保险标的发生危险后，理赔时的争议与龃龉无可避免。以《李志尚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为例：原告李志尚起诉称：其拥有一辆浙KG1173号重型普通货车从事货运经营。2005年8月原告向被告投保了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20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以及机动车损失险等险种，保险期限为2005年8月5日0时起至2006年8月4日24时止。2006年4月29日，罗泽生驾驶赣C71663号重型厢式货车从台州驶往长沙，0时31分，行驶至甬金高速公路往金华方向100公里+300米处与因车辆故障而占用慢车道停车的浙KG1173号货车及在硬路肩内修车的姜炼平和姚道友发生碰撞，造成姜炼平和姚道友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原告李志尚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告提出理赔，并提交了全部理赔材料，但是被告却于2007年10月16日书面通知原告：被告只负责该事故车损赔偿。李志尚认为，原、被告之间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姚道友在车下修车时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应属于“第三者”，被告理应按“第三者责任险”给予赔付，但被告却无理拒赔。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公司则认为：原告损失不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原告的损失是基于其雇佣的驾驶员姚道友在从事原告安排的驾驶车辆行为过程当中，遭受其他车辆的碰撞而受伤以后形成的损失。事故发生时姚道友是驾驶员，其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中下车修理车辆的行为本身就是驾驶行为，所以姚道友的身份对其驾驶的车辆而言不应该视为是第三者，不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被告不应承担原告基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

如此一来，保险制度就如空中楼阁镜中月，看上去很美，实际毫无价值可言。难道不能通过双方协商、妥协、合意达成意思自治条款来替代格式化保险条款吗？无论从提高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还是顺应保险业大规模、专业性的发展方面；亦或是持续经营的需要层面来看，格式化保险条款必然成为保险合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具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它反映了现代化生产经营活动的高速度、低耗费、高效益的特点，体现了专业分工严明的科学性和复杂性。

二、应该怎样解释格式化条款——考察条款不利解释原则

（一）条款不利解释原则及其在原《保险法》中的缺陷

除了条款解释的表示主义基本原则外，保险法中常常使用不利解释原则。格式化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又称“疑义解释原则”，此种解释原则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在保险合同中，是指当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保险合同的条款有争议时，对保险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条款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确立或采用此规则。反观经2002年修正的原《保险法》第31条之规定，不难发现其最大的立法缺陷就在于，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解释”——即不利于保险人的“条款不利解释原则”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未加限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机关适用原《保险法》解释保险条款时的断章取义和过度偏激。只要在保险合同争议中，当事人双方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一律依据原《保险法》第31条“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解释”的规定，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以及最终裁判。这样的裁判，通常都会被人们不假思索地称之为“依法裁判”。原《保险法》第31条中此立法缺陷的存在，以及“依法裁判”的迷思，不仅直接导致一些涉及保险条款解释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发生错误裁判，而且还使得上述错误裁判结论很难被发现。在司法实践中，上述错误裁判结论一但经最初一级裁判机构作出，通常就很难得到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仲裁撤销程序的纠正，以致保险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

（二）适用前提条件

新《保险法》出台后，第30条对原《保险法》第31条作了大幅度修订，对保险合同的解释明确规定为：“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此规定非常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也有利于保险人。但是本条规定最明显缺陷就是没有对“通常理解”有合理界定的相关解释。也许只能这样判断——根据前述，理解的偏差主要出现在三个层面：语言材料本身的语义晦涩、模糊、歧义造成通常理解的差异；语境、体系、专业性与非专业性带来的理解差异；商业惯例、历史性因素带来的理解差异。按照新保险法30条的规定，在第一个理解差异层面，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不然，当事人不得不根据立法主旨结合保险条款的具体情况来得出解决方式。进而言之，不利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也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更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运用，以对格式化保险条款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在保险合同内容有争议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但是，不利解释原则应当以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基础，并只能运用于保险合同所用文字语义不清或者有多种含义（统称为歧义）的情形下。当保险合同的语言文字语义清晰、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图明确以及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已有规定时，尽管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存在争议，也不能运用不利解释原则。

（三）适用范围

市场经济的深化使社会分层愈加剧烈，至少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从谈判能力或议价能力强弱的角度大致分为两类：议价弱者与议价强者。议价弱者以一般意义上的个体投保人、被保险人为主；议价强者往往是经济上强势的商业团体法人或组织，并对保险业务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即至少拥有相应的专业从业人员甚至内设机构。基于这两类主体的投保行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抗辩与支持。从美国来看，支持抗辩意见的法官认为，尽管保险人没有对免责条款作出解释，面对这种有经验的保单持有人，在购买之前就已经清楚地看出来了，所以不适用有利解释原则。有的法官甚至认为，有经验的保单持有人的经纪人或者其他代理人参与了保单的协商，即使没有参与起草也不能适用有利解释原则。赞同支持意见的则认为，虽然作为保单持有人的大公司在购买保险时无疑会讨价还价，可能有一些要价还十分具有力度，但是他们与普通消费者之间的区别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他们和普通消费者一样，都不可能自己起草保单，而是使用保险人提供的合同文本。代表大公司利益的代理人和经济人，其职权也只是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购买或者选择保单背书上的合同利益。实际上，从功能主义面上来看，不利解释原则的产生，是因为实践中出现太多被专业格式化条款侵害利益的、在经济能力和专业能力上处于弱势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格式化保险条款的相对人一方，一旦有了从事保险的专业人员甚至内设机构、深谙保险业务的律师、保险经纪人的加入，双方议价能力、意思自治能力的天平开始逐渐平衡。在近年来的保险实践中，除了由保险人拟定的大量的格式保险合同外，为了适应投保人的特殊需要，一些保险公司也出现了手写保单。由此观之，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从遵循市场主体意思自治的角度而言，应当范围有所缩小，更倾向于议价弱者；至少，在此原则使用时，要充分考量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议价能力因素。因此，建议新保险法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时可以参考如下因素：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否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否为一法人，且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议价能力是否不相上下；缔约过程是否有保险经纪人或专业律师参与等，以作为法庭裁判重要的酌定因素。

在《李志尚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法院从通常理解着手，又充分考虑了当事双方的议价能力，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对伤者姚道友是否是第三者的理解，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最终判决李志尚胜诉。

参考文献：

1、王利民.合同法研究(第一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三民书局,1985.

3、任以顺.论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兼论新保险法第三十条之修订价值[J].保险研究,2009(12).

4、Machael R Knox.Insurance Contract：Rule of Construction,Judicial,Consumerism and Coverage[J].1985(135).

5、徐卫东.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唐欣，西南大学；杨阳，西南政法大学）

作者：唐 欣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