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解释原则论文

摘要：合理期待本身作为新型保险合同的一种解释原则，能够促进我国保险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且能够缓解社会风险的相关功能，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提醒了普遍的实用。本文主要围绕保险法中的合理期待原则展开分析和论述，首先介绍合理期待原则的起源，然后分析合理期待原则的概念和内涵，最后提出合理期待原则的相关争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保险合同解释原则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保险合同解释原则论文 篇1：

保险合同解释问题探讨

摘 要 我国保险合同解释在立法方面和司法实践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立法作出规定的情况下，保险合同的解释水平及其状况，关键取决于人民法院以及仲裁机关的职务行为。

关键词 保险合同 解释 现状

一、在立法方面，关于保险合同解释问题，我国保险法第31条只规定了“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以及将疑义利益归于表意弱势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保险合同属于有名合同，保险法归属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因而保险法中没有规定时，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适用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而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合同解释并无明文规定，只给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公平合理、诚实信用、不得违法以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由此，我国在立法上对于保险合同的解释作了兜底式的规定。即从保险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结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有：（l）文义解释原则，就是按照合同词语的字面的正常含义来解释保险合同。（2）真实意图解释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订阅的真意。（3）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原则。（4）批注优于正文，后加的批注优于先加的批注的解释原则。一般而言，批注是为了适应不同投保人的需要而对拟定的保险条款作出的修订。根据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批注的效力应优于正文；而且后加的批注优于先前的批注。（5）对于合同的疏漏按有关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给予补充。（6）如果疏漏的条款没有规定的，则依据商业惯例、国际惯例、公平原则等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二、在司法实践方面，保险合同的解释水平及其状况，关键取决于人民法院以及仲裁机关的职务行为。法官或者仲裁员的专业水平如何，对于保险合同解释结果的公正性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在法无明文规定，法官或仲裁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时，从当前我国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工作来看，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第一，对保险合同解释的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表现在审判、仲裁实践中，就是对应当给予解释的保险合同的达容，无所解释或胡乱解释，造成错判，难以服人。应该注意到：司法判决的做出与执行，从根本上讲应当是依法审理案件的产物，必须要以理服人，合同解释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判决、裁决内容的公正，关系合同纠纷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国家司法职能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方面，对判决书尚无判决理由的说明要求。这就使得法官或者仲裁员在对于合同的解释缺乏外在的规则约束。如果缺乏判决理由，使法官或仲裁员的判断推理过程不能外在化，纯粹为其内在的意思目的，则不仅仅是进一步弱化我国初步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的功能，也使得法官或者仲裁员自身产生滥用审判权力成为可能。在英美法以及德国法院系统，都需要公布审判理由和案件推理过程，并将其视为抵制法官刚腹自用和枉法裁判的有力武器。所以不仅需要温和的道德操守约束，而且需要通过外在硬性的规则和程度设置，使法官无以为恶，制度可以迫使人不得不做个好人。

第二，简单地确认缺少主要条款或主要条款不明确的保险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缺少主要条款或主要条款不明的保险合同大量存在，但其中大多数出自于订约双方的疏忽，是可以按照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的内容加以确定，或根据法律的规定，交易习惯加以补充，或协助当事人对合同加以修订，补充完善，以有利于当事人实现其合同目的。在实际的生活中，创设法律关系的合同行为是大量存在的，让所有的合同订立过程都按照严密真实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目标去草拟的话，现实将变得举步维艰，没有半点的效率可言。可以说实际上，合同都是双方最大程度一致的产物，如果严格按照合同条款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来要求的话，那么法院将真的成为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的制造机器。

第三，单纯以保险合同文本的书面含义来解释保险合同，很少从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当事人的真意出发来解释保险合同。目前，我国不少法官或仲裁员热衷于绝对忠实合同约定内容的审理原则，不根据具体情况，从维护当事人利益出发，修正或补充不合理或遗漏的合同条款。他们的理由是：“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订什么内容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法院只有合同审理案件的权利，没有为他们修补的义务；按书面约定的内容审理案件，下达判决，是有理有据的。”以此为指导的结果，往往导致表面上的公平合理，实质上的不公平、不合理这种“法官必须凭当事人自己制定的书面文件来确定其意思，法官不得脱离书面文件取探求当事人的真意”的形式主义解释规则，类同于19世纪英美法坚持的“法院不能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立场。但进入20世纪后，英美法越来越多地援引通情达理之人（理性人）的标准，以双方当事人默示条款、交易过程或交易惯例来补充、修正当事人的意思。

由于语言本身只是表达人们思想意思的却并不完美的符号，任何人都不应该完全受语言文字的驱使或左右。法官或仲裁员不应只是玩弄法条、诉讼请求和证据等材料简单综合的累加，而应从立法的精神和当事人的真意出发，以求公平解释合同。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446.

[2]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I川[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13-214.

（作者单位：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

作者：樊丽朵

保险合同解释原则论文 篇2：

试论保险法中的合理期待原则

摘 要：合理期待本身作为新型保险合同的一种解释原则，能够促进我国保险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且能够缓解社会风险的相关功能，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提醒了普遍的实用。本文主要围绕保险法中的合理期待原则展开分析和论述，首先介绍合理期待原则的起源，然后分析合理期待原则的概念和内涵，最后提出合理期待原则的相关争议。

关键词：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发展内涵;有效途径

在保险法中规定了合理期待的这一原则，能够确定保险合同双方的一些权利义务关系，并且能够明确相关的责任和义务，避免出现缺失的现象，同时合理期待原则已经被许多的国家和地区所认可，并且成为了一种全新的保险合同解释原则，从而推进了和保险行业的自我革命，因此应该充分的了解合理期待原则的概念，并且深入的了解其发展历程，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合理期待原则的应有作用，全面推进保险法的应用。

一、合理期待原则的发展历程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不断增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现状，人们也需要分担保险来抵御相关的损失，因此保险行业取得了快速稳定的发展。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对各市的风险进行评估，必须要推进保险合同向技术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而通过建立格式化的保险合同能够较好的抵御风险，全面降低交易的成本。所以这已经成为保险合同的一种常规形态。

在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一些格式化的保险合同，而缺乏对合同条款的发言权所，所以保险合同本身具有格式化、专业化和复合化等相关的特点。在签订保险合同的过程当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在保险核心发展的过程当中，格式化保险合同的订立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这样就使得保险行业高度发展的一些先进国家产生了合理期待的原则。

合理期待原则主要是指使得被保险人能够熟知保单中的相关责任和额外的条款，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剥夺被保险人持有除外责任不会是保险交易主要目的落空的一些合理期待。

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也对合理期待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主要是为了满足被保险人的一种合理期待。具体而言，言合理期待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保险合同条款是明确的不支持被保险人有所期待。第二是保险合同双方可以就保险合同条款的一些解释问题存在争议和不一致的现象。第三则是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一方的期待是客观合理的。

这三个特征从合理期待原则的概念区分，使用前提以及实质判断标准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判定。当保险合同双方对合同的条款解释产生了分歧时，那么可以适用合理期待原则，但是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二、合理期待原则的相关争议分析

合理期待原则诞生之后，对其也颇有争议，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理期待原则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在对保险合同争议条款的解释中适用合理期待的原则，这样不仅能够符合正义的要求，另外也能够全面平衡被保险人以及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合理期待原则的重要目标就是制约保险人的合同优势地位，另外能够矫正当事人的缔约失衡问题。尤其是保险合同中具有一些典型的复合性。一旦保险合同签订之后，投保人不能够进行更改，所以合同表面是双方订立，并且能够符合双方意愿的。但是实际上投保人却不能够真正的理解合同的条款，并且不能够对合同条款的内容进行制约，所以合理期待原则在事后矫正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但是也能够实现缔约的自由和法律的公平正义。

第二，合理期待原则能够有效的应对保险人利用合同优势的问题。通过合理期待的原则能够有效的防止保险人滥用合同优势地位的问题，能够使得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真实，也能够彻底的揭露保险合同中的一些条文、条款。但是在长远发展角度而言，这样会造成消费群体的消费意愿不断下降，并且造成保险交易量不断下降，进而制约到保险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合理期待原则能够更好的对危险进行分散。保险的重要目标就是防止风险，通过制定合理期待的原则，能够充分发挥风险控制的重要作用，能够使得保险进一步化解社会的风险以及危险因素。总之合理期待原则能够更好的分散一些社会的风险，保护保险消费者的一些合法权益是科学确定合理期待原则的有效标准。

当下对于合理期待原则颇有争议，为了充分发挥合理期待原则的重要作用，应该坚持一下三个原则：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位阶问题。适用位阶主要是指在进行合理期待原则应用时，应该坚持最后出场的原则，一旦对保险合同的条款进行解释或者是对合同条款有争议时，可以运用合理期待的原则进行调整。

其次，合理期待原则应该应用在格式合同或者是保险合同等其他的格式条款之中。合理期待原則应用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合同，而应该进一步扩大合同条纹的应用范围。不管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都要保证和尊重，被保险人存在客观期待的相关标准和原则。才能够在一定维护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并且确保目标受益人能够对合同条款有所期待。

最后，法官应该对合理期待原则进行实质性的判断。来进行合理期待原则应用时，法官们应该进一步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一些实质标准，能够秉承客观公正合理的原则，来判断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否合理。这种合理性是否客观，通过多方考虑、认真的判断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合理期待。而合理期待原则只能是作为法官衡量的一个因素，不能够绝对的排除一些其他的原则。在今后的保险法应用时，一方面要对合理期待原则进行应用，另外也要慎重应用，千万不可以过度应用，否则会影响到保险法内容的权威性，但是“法外不可忽略人情”，应该应用合理的期待原则。

三、总结

在保险法中存在着合理期待这一原则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具体内容，当下对于合理期待原则仍有一些的争议，比如在对保险合同争议条款的解释中使用合同期待原则，另外合同期待原则能够有效的应对保险人滥用合同优势地位的相关问题，同时合理期待原则能够对存在的危险进行有效的分散。因此应该科学合理的确定合理期待原则的相关标准，才能实现合理期待原则的应用，实现我国保险行业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民全，魏宇昕.论保险法中的合理期待原则[J].经济研究导刊，2018，No.366（16）：192-194.

[2]丁子琴.关于保险法中合理期待原则的思考[J].知识经济，2018（7）：46-47.

[3]张方舟.保险法中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与局限[J].法制博览，2017（27）：86-87.

作者简介：

韩爽，女，汉族，北京人，研究方向：经济法、公司法、保险法。

作者：韩爽

保险合同解释原则论文 篇3：

论格式条款之解释

摘 要：格式条款减化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也剥夺了相对人主要是广大消费者平等协商的权利，使合同公平原则受到极大挑战。对格式条款解释的性质探讨、主体的界定、对象的明确以及具体规则的阐述，有助于使交易天平重新平衡。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应坚持客观、公平、诚实信用总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地保护相对人主要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主义。

关键词：格式条款；解释；规则

作者简介：邢培泉(1962—)，男，河南杞县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与民商法学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08—10

一、关于格式条款解释性质的辨析

关于格式条款解释的性质，我们首先要讨论格式条款解释是法律解释还是合同解释。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是企业自立之法，是一种交易制度或规范，应采用与解释法规相类似的方法，即法律解释。也有学者主张，格式条款的解释应依据法律行为或契约的解释原则，须顾及各个交易当事人的具体意见探求各当事人的真意，考虑当事人对于约定条款的理解，进行合同解释。学界的通说认为，不能因为格式条款与一般合同条款有所不同而否认格式条款的合同性质，格式条款解释应该划入合同解释的范畴。

既然认为格式条款解释为合同解释，那么与合同解释性质的认定相似，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以及如果解释错误，是否可以提起上诉，学者们之间的认识也很不一致。合同解释的性质，大陆法上有三种学说：一是“事实问题说”。事实说认为，证书文字的解释是法律问题，除此之外的合同解释均为对事实的确定，因此，合同解释是事实问题。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多持此说。依事实问题说，当事人使用的语言、文字，采取的行动，周围的情形，当事人的经济或社会目的，何种交易习惯等，都是事实问题，均应依证据确定此种事实并得出解释结果。二是“法律问题说”。法律说认为，合同解释不是对事实的确定，而是运用解释规则，对事实进行法律判断和价值判断，并且对合同的解释，关系到诉讼上的争执是否妥当，涉及到法律适用是否妥当、判决有无违背法律规定等，因而是法律问题。目前，法律说是多数说，三是“折衷说”。折衷说主张将合同的解释分为两类：一类是就合同意思表示的事实的客观性进行判定，是事实问题；另一类是对合同意思表示的法律价值作出判断，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救济，是法律问题。英美法系在理论上认为，合同是明确当事人赋予合同的合理意思，因此是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但在审判职能划分上，陪审团负责审理事实，法官则负责对法律的审理，上诉法院一般只就后者进行复审。有趣的是，陪审团是事实问题的审理者，但书面合同的阐释及推定却在法官的专有管辖范围内，这经常被称为“法律问题”。笔者对此的看法是：一般的合同解释首先是事实问题，在事实问题的基础上也存在法律问题。对于格式条款而言，兼具合同条款与规范条款双重性质的特点，决定了其在解释性质上与普通合同相比，更应当属于法律问题。而且格式条款多是由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起草，产生不公平条款的可能性较大，其解释要遵循某些特定的规则，以谋求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故其法律问题的色彩较一般合同更为浓烈一些。

二、格式条款解释主体和对象的界定

格式条款解释的主体问题，是指格式条款应当由谁进行解释，这也存在较大争议，并由此形成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广义说认为，格式条款解释的主体不仅包括法院、仲裁机关，还包括当事人本身及其他人。狭义说认为，格式条款解释的主体仅限于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和仲裁机构。合同解释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合同内容归于明确、具体，使当事人间的纠纷得以公平合理解决。因此，在合同解释实践中，当事人间在不发生合同争议或虽有争议但已协商解决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解释，是没有法律价值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赖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诉讼参与人的解释，也无法实现合同解释的目的。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解释，只能是在处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作的权威性说明。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惟有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才为合同解释的主体，而格式合同作为合同之特殊形式，自然其解释主体亦为法院或仲裁机构。

明确格式合同解释之主体惟有法院或仲裁机构，而排斥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其他主体，实际上是对格式合同相对人请求司法救济权的保护。眼下，商家往往在各种格式合同中订有类似“最终解释权归本商家”的条款，若承认商家为法律上格式合同解释之主体，再基于以上意思自治使商家解释享有“最终”性，即消费者不得再就条款争议寻求其他解释，包括法官和仲裁员的可能赋予的救济性解释，那消费者就等于说已经失去了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因此，应当否认商家为格式合同解释的主体，商家没有格式条款的解释权，更不用说通过意思自治赋予商家解释权最终性。

关于合同解释的对象，从本质上讲其只能是意思表不。在合同中，该意思表示表现为合同条款，合同条款之外的材料只是解释合同所使用的手段或素材。具体到格式合同条款解释的对象，笔者认为，是当事人表示的外部的共同客观意思。格式条款解释首先是当事人的共同表示意思，如果该种意思不能确定，应依一般使用者合理的期望来解释，而不能仅以当事人或与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的人对合同的理解来解释格式条款，因为格式条款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人，在探求当事人的共同意思时，自然不能以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同等资格的人的理解作为对格式条款解释的基础。

三、格式条款解释具有的特殊性

在基本性质上，格式条款仍属于合同条款，因此对格式条款的解释，一般而言仍然应当适用普通合同解释的规则，但应以与合同解释的目的不相违背为限。并且要特别强调的是，格式条款与普通合同的条款不同，它不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的合意，而是由经营者一方制定提供的，所以不能与一般法律行为进行同一解释。

格式合同从外观上看也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但格式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却是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的，相对人根本没有参与，而只有被动的接受。如果对格式条款的解释仍然适用普通合同解释中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各项原则，无异于帮助条款制定人确定条款内容。所以，为使格式条款的解释能对当事人双方产生公平的效果，并且在特定情形下更有利于相对人，在探求当事人真意时，应当较普通合同的解释更加注意解释的客观性，运用客观合理的标准，而不是从条款制定人的角度来寻求条款的含义，即“一般条款的解释，原则上适用普通契约之解决方法，即应探求当事人真意不得拘泥于言词文字。不过，由于条款系营业所有人一方所制定，

故所谓当事人原意云者事实上仅指营业所有人一方之意思而已，为顾及他方相对人之利益，应注重客观之妥当性。”

正因为在格式条款的形成过程中，顾客事实上对于格式条款的内容是毫无影响力，主观上对条款内容也只能持漠然态度。因此，在解释格式条款以探求当事人真意时，顾客的意思没有任何意义，这就使格式条款与普通合同的解释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在格式条款的解释中，重要的不仅在于对合同当事人个人的意义，更在于对条款内容的社会意义的探究，这是因为格式条款是制定者为了与大多数不特定的相对人订立合同时而预先制定的，其适用范围具有广泛性。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格式合同中，相对人都是大量潜在的订约人中的分子。为使格式条款的解释能够对广大潜在订约者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就应当摒弃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个别意思表示，更多地注重解释的客观意义。因此，“在对于定型化契约为之法之解释时，实不能如往昔一般，仍严格囿于‘当事人真意之探求’，反而似应以大多数消费者利益之尊重为前提，依照当时存在之一般人正常、合理的观点去追求法律上之公平正义，具体言之，就某一特定之定型化契约为法之解释时，其所应探讨之主要内容应是，为该定型化之契约对象之所有消费者共通利益之确保，以及就企业之利益所应加以考虑之企业经营之合理性与合目的性”。格式条款解释目的上所采的客观理解标准，恰恰符合了在契约社会化的背景之下合同解释理论的变革。

四、格式条款解释应当适用的具体规则

第一，通常理解标准解释。即“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里所谓通常理解，应指合同当事人之通常理解，但这里的合同当事人只能强调为合同相对人而不能为条款拟定人，且通常理解标准也并非仅以作为特定合同相对人的单个主体的理解为尺度，而应以此类格式条款适用范围内的相对人群体的一般的、合理的、正常的理解为标准。此解释规则，是合同解释客观原则、统一原则的具体化。合同解释的客观原则，是指探求当事人真意时，应依客观表示的规范意义而定。在格式合同解释中，客观原则演化为两项下位原则，即解释资料客观化原则和法益衡量原则。这里的通常理解标准规则，是前一下位原则的体现，即当事人除有特别约定外，对于合同缔结时的特殊环境及当事人的特殊意思表示，不应列入解释的考虑因素，而应依该合同类型的一般共同真意，作为解释依据。所谓的共同真意，乃指该类合同类型上的一般消费者对附合合同所能理解的意义。然而，“合同解释毕竟以个性化为本制裁特征，因而对格式合同条款之统一解释也只能是指以该条款所预定适用的特定或不特定某地域或某职业团体的平均的、合理的理解可能性为基础进行解释。”这一原则要求，对格式合同相对人群体中有特殊地位、知识、技能的人，仍应适用一般理解的解释，惟此才能真正实现格式条款的保障交易迅捷安全进行的优势。

第二，个别约定优先或非格式条款优先采用的解释规则。所谓个别约定，即当事人双方就其合同内容经个别协商后所作出的具体约定。由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一方为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约而预先拟定的合同条款，故在性质上属于一般的、通用的合同内容。如果双方当事人就他们之间的个别合同经协商后，就合同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达成了约定，应当首先尊重当事人的特别意思，优先适用个别约定条款。此源于法律解释原则的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其他国家立法也多采用此规则，如德国《一般交易条件法》第4条规定：“个别商议条款具有此一般契约条款优先的效力。”我国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14条规定：“定型化约中之一般条款抵触非一般条款之约定者，其抵触部分无效。”因格式条款由使用人一方预先拟定，非格式条款则需经当事人双方协商共同制定，更能体现双方当事人的真意，故其效力理应优于格式条款效力。但需注意，如格式条款比非格式条款更有利于相对人，相对人却不知情而进行个别协商时，应考虑格式条款效力优先。这正如劳动法中的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个别协商的内容其标准不应低于该用人单位集体合同中的相应标准，惟此才能更有利于相对人。当然，合同中的非格式条款虽然具有优先效力，但仍应考虑合同文本的上下文进行解释，而且在可能范围内应与格式条款配合解释，以此才符合合同订立的目的。

第三，条款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使用人的解释。即“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关于合同解释，罗马法以来主要有三种特别解释规则：一为误载不害真意，二为言行不一的矛盾行为不予尊重，三为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条款制定人的解释。可见本规则乃源于罗马法上的“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条款制定人之解释”的法谚。对此解释规则，后世各国的判例学说多予承继。如德国《一般交易条件法》第5条规定：“一般契约条款之内容有疑义时，由条款利用者承受其不利益。”我国合同法也是如此规定，据此进行解释才真正符合诚信和公平的基本理念。关于合同解释，我国学者多认为有偿合同应按双方都比较公平的含义解释。毫无疑问，格式合同均为有偿合同，但对其解释却强调不利于条款制定人，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对制定人不公，实则不然。所谓有偿合同应按双方都比较公平的含义解释中的合同，应基于当事人双方充分的契约自由才强调双方的公平。然格式合同中条款制定人享有完全的意思自由，而相对人则只能附从，其契约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此仍按对双方都比较公平的原则解释格式条款，其结果必然是条款制定人的权利过分得到保障。因此采“不利于条款制作人”的解释规则恰恰是公平地分配了风险、义务，最终对双方当事人均公平。此规则也是合同客观解释原则的第二个下位原则即法益衡量原则的具体运用。

司法实践中各国虽较多采用此规则，但仍多持审慎态度。如德国关于保险合同的判例认为，合同条款含义不明，应为利于投保人而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但这种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必须基于投保人全体的诚实信用和交易习惯进行解释也能得到有利解释。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有利于消费者之解释不能漫无标准，应受以下条件限制：一是附合合同由企业而非第三公正人拟定；二是有疑义的合同并显著违法，而且依有利于合同生效之原则，该解释不影响合同基本效力。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因我国的格式合同条款目前为止均为企业一方单独拟定，而非出自公正第三人，这样，我国关于“不利于条款制定人”的解释规则在适用时应受上述第二个标准的限制即可。

总之，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应坚持客观、公平、诚实信用总的指导思想，并具体运用上述三个规则，严格限制条款制作人的权限，以尽可能地保护相对人主要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邢培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