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主改革思考论文

摘要：目前，国内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广泛存在且在中国社会越来越备受瞩目。本次实证研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视角，对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引发原因与应对措施进行探讨，并就刑修九中所涉及对于此类犯罪的法律处罚及效果展开探讨和预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法民主改革思考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司法民主改革思考论文 篇1：

民主改革进程下当代大学生的定位

一、大学生的重要社会地位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历史的责任。青年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幻想。任何有远见的民族，都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在中国，大学生又是青年中文化水平较高、政治基础较好的群体，他们的政治素质、政治信仰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影响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处于大学时期，是人生发展的特殊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关键时期。中国民主改革进程下，怎样处理好理想与现实、权利与义务、个人与集体、竞争与合作、自由与纪律、友谊与爱情、学习与工作的关系，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怎样的人生追求才有价值等人生课题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二、我国的民主改革进程中司法体制的瓶颈

我国的民主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这一伟大目标实践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我国的司法体制方面来看，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的概括为：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一直以来，我国的司法体制存在不足和问题是众多法律学者关心研究的。现今对社会的看法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漠不关心的。二是关心批判的。而批判的又可分为三种：一是无能为力发发牢骚。二是持批判态度，一旦成为政府职员便不再坚持以往观点。三是有那个条件可以进行一定的改变，最后发现在改变现实的过程中自身已被改变。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特定的结构原理，用图像来表示，就像一枚石头扔进宁静的池塘，泛起一圈圈涟漪：涟漪外形酷似一圈圈同心圆，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向外推，向外扩散。这个同心圆图式有三个要点：（1）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外在的别人、有形的团体或国家为中心；（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均等，有亲疏之分。越是靠近中心，越是亲近；越是远离圆心，关系越疏远；（3）个人与每一圈上亲疏不同的人际关系，都有特定的伦理规范和各自不同的相处之道，方式规则各不相同。这一现实情况下，我国民主改革阻力太多，压力太大，动力不足。法律学者极容易让人觉得批判性太强、建设性不足。哪怕一些关于司法体制的建议做法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然而，在西方国家有效实施的制度移植到我国的过程中要么成为一纸空文，要么被人情关系的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内涵。从上到下，肯定有各个阶层的人会看到现今司法体制的弊端，然而在面对现实中的“国情”始终是无法进行改变的。对比国外的司法制度，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各个方面呈现着本不该存在的“特殊性”。以至于有人戏称“中国的公检法应该是魏蜀吴的关系，现在却变成刘关张了”。基于社会现实，将国外的的司法做法加以改变应用于我国会不会缺少其发展的土壤？法律人渴望有所改变的司法体制，是不是应该转变在于创新出适应中国制度社会的法律体制？借鉴别国的做法在中国似乎总是难以实施。

民主的发展是必然的，中国的现状则需要一定稳定持久的政治环境。一旦着手解决一些问题，势必对时局造成影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三、民主改革过程中，大学生的历史责任

如此我国的民主改革下我们大学生是不是只能作为“看客”，等待着其到来？显然不是。其实对问题的认识，对问题前因后果的深入思考，随时关注问题就是对问题本身的一种解决方式。时代呼唤人才，希望寄于青年。中国民主改革进程需要大学生的参与，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大学生为之奋斗。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明确成才目标：德是人才素质的灵魂，智是人才素质的基本内容、体是人才素质的基础、美是人才素质的综合体现。塑造出当代大学生的崭新形象：理想远大，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善于创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知行统一，脚踏实地。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就向全国大学生明确指出："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你们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一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将在你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你们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学到什么样的知识，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于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关系重大。”胡锦涛主席在清华百年校庆上也说道：“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党和人民对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在内的全国青年寄予厚望。在这里，我想给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和全国青年学生提３点希望。第一，希望同学们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希望同学们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希望同学们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国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提供了创造精彩人生的广阔舞台。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作为大学生应该大有作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让我们紧紧携起手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共同为我国民主改革，为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奋斗、奋斗、再奋斗！

参考文献

[1] 朱小萍、刘若斐 . 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仰现状研究[J].上海

[2]胡锦涛. 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对策研究.2012(5)

作者简介：董沛（1994-），男，汉族，重庆市，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方向：国际法。

（责任编辑：刘影）

作者：董沛

司法民主改革思考论文 篇2：

甘孜州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

摘 要：目前，国内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广泛存在且在中国社会越来越备受瞩目。本次实证研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视角，对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引发原因与应对措施进行探讨，并就刑修九中所涉及对于此类犯罪的法律处罚及效果展开探讨和预测。首先是对收买妇女儿童罪现状分析，再就甘孜藏族自治州一较典型案例进行探讨，最后结合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该类犯罪的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并对其效果进行预测，就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提出建议。在此将结合现有关于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学术成果和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此类犯罪的相关条文，对甘孜藏族自治州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引发原因以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刑法修正案九；甘孜州

以拐卖妇女儿童谋取非法利益之行为乃法理与情理所不容。在很多西方国家，收买妇女儿童犯罪亦经过了几大学派多年研究。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所侵害之法益即“法律保护的利益”，在德国，保护理论经黑格尔学派的推动和维也纳学派的展开后，由李斯特等确立了法益保护理论。对妇女儿童犯罪所侵害之法益和该犯罪之构成都有着与我国相差较大的研究。

国内有关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现象并不罕见，相对应之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本文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视角，在笔者走访甘孜获取相关信息后，以实地概况为基础浅析甘孜州拐卖妇女儿童现状，探讨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诱因，并对症下药地研究出解决与预防机制。以期妇女儿童利益得到更成熟完善的保障。结合甘孜藏族自治州收买妇女儿童现象与我国刑法维权对社会、个人的价值进行说明，指出维权的不足及其原因，鼓励推进从源头维权的落实。

一、甘孜州收买妇女儿童现状浅析

从社会现状看，西南藏区甘孜州作为四川省地级自治州，因地理、人文等各方因素影响，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受各地倡导的男女平等影响，藏区曾有的女权较重逐步演变为形式上的男女平等。甘孜州妇女地位在形式上虽相对平等，实质却可从男主外、女主内现象看出差异。实地考察发现，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更多的是辅助性角色。经济基础乃上层建筑，获取经济基础的男性掌握着更大的家庭决策权。道孚县主要经济来源为汽车货运费；德格县因临近西藏，其土著人主要以虫草、菌类等为生，其他多个县大都以牧区牦牛为经济来源。此类劳作尤其是汽运主要由男子完成，妇女对所得财物支配权较弱，男尊女卑在家庭中有所体现。此种基调下妇女权益保护力度相对较弱。

法律制度方面，虽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但上层人士仍有着传统优势。如，在自治州的大部分县，纠纷解决亦由传统解决机制为主，即如1956年张正明在《甘孜藏区社会形态的初步考察》中所述“有些案件由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上层人士调解”[1][p.410]。色达县政府曾在1957年允许青洛等12位上层人士组织解决民间纠纷。[2][p.189]虽然1956年民主改革时，相关法规明确废止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废除封建特权，但传统解决机制对当下甘孜藏族自治州法律纠纷解决方式仍有着较大影响。

根深于本区域的传统习俗致使法律制度约束力相对较弱。一方面传统地承袭了男主女辅的观念，降低了女性在生活中应有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未完全被法律取代，妇女儿童依法应有的权利无法得到应有保障。如，部分婚姻关系的确立不以婚姻登記机關纸质证书为要件，甚至在一些县存在兄弟共妻现象。妇女权益未得到相应保护，相应的婚姻败局中儿童的权益亦更难得以妥善保障。

二、相关案例及其引发的思考

2009年5月6日，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的麦拉（化名）为毕业于青海某大学的大学生，犯罪分子石某红、张某忠、石某明等假冒公安部工作人员，以带其游玩为名，在西宁皇忠饭店门口趁麦拉处于酒醉状态，哄骗上车后强行给其带上手铐，带至甘谷县，倒卖给丁某元，随后丁某元将其贩卖给古坡乡下店子村一村民为妻。6月26日，麦拉被警方解救。此案中的麦拉仅为“6·15”系列拐卖妇女案件中受害妇女之一，本系列案中所涉众多妇女为何能如此顺利被连环买卖？

（一）从施害者分析

本案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为惯犯，在甘孜等地出台“高压打拐”下依然连续作案，一方面可见其对法律无视，亦可见法律的打击力度并不理想。收买者地处重男轻女思想等落后因素导致男女失衡的偏远山区，在刑九未颁布前此类“罪犯”因无需承担犯罪成本，极易接受被拐卖妇女。

（二）从受害者分析

甘孜州德格县的麦拉缺乏戒备，其成长环境对此类拐骗了解较少。在醉酒状态下妇女的弱势特征更明显，独处极易受侵。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拐卖与收买在法律打压下依然不断侵犯着妇女人身权。

三、刑九相关条文影响之预期

刑法修正案九将对不阻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返回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犯罪分子的“可以不追究责任”的规定依次改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和“可以从轻处罚”。更大力度的追责将对甘孜州乃至全国拐卖与收买妇女儿童犯罪起到更好的遏制作用。诚然，因其只是从加重处罚层面入手，也有诸多不足。

（一）刑九相关条文的正面影响

将收买行为入罪在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中都加大了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力度。从收买的源头打击犯罪，将大大减少此类案件数量。各地区如甘孜州部分地区存在的大龄待娶且传统地认为收买妇女不入罪男子将因考虑犯罪成本而逐量放弃收买。拐卖者亦会因需求降低而收敛。

（二）刑九相关条文的不足

法益保护对象方面，虽将强了对妇女儿童保护力度，但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平等的受法律保护，但年满14的男性、两性人的保护被本条排除在外。司法实践中，以非法拘禁罪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法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3]在此类犯罪的加重情节方面仍有争议未明文解决，如收买人迫使妇女卖淫是否需要拐卖者“明知”。否定说者认为，不以“明知”为条件。[4]肯定说者则认为，拐卖人应当明知收买人将迫使该妇女卖淫而仍决定将其出卖。[5]笔者支持后者。

（三）相关建议的提出

综合上述分析，在法律保护力度日趋完善下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等相对发展较缓地区应更重视妇女儿童法律知识的普及[6]，让犯罪对象被拐骗性降低。同时发展经济文化，尽量消除女婴歧视，降低成年妇女外嫁率，从源头减少买妻需求。在宗教与遵医冲突中，因传统“传经”等迷信行为导致的弱势体质的妇女儿童致死率应在正确指导下降低。

参考文献：

[1]秦和平.西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秦和平，冉琳闻.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大事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刘宪权：《论我国惩治拐卖人口犯罪的刑法完善》，载《法学》，2003年5期.

[4]林亚刚：《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法律科学》，1994 年第1期，第83页.

[5]陈兴良：《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366 页.

[6]何恒攀.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事政策.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131）.

作者简介：

罗炬，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律（非法学）硕士研究生，学号：150351012782。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6ZYXS60。

作者：罗炬

司法民主改革思考论文 篇3：

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美国广播公司(ABC)在近期一档新闻节目《The Year According to Twitter》中透露，每天约有2.5亿条消息(tweets)产生，涉及范围十分广泛。2011年8月16日，两名“脸谱”(Facebook)用户因在“伦敦骚乱”中通过社交网络呼吁民众参与暴力劫掠，分别被判处四年监禁。

这个事件让人们看到，社交媒体在社会变革与运动中扮演了助推器的角色。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在许多方面没有可比性，这给各国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出了一个大难题——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社会化、交互式的媒体

社交媒体支持用户创造大量的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成为内容扩散的典型方式。社交媒体以一种无所不在的便利性与不受阻碍的可扩展性，正在全球各地不同程度地改变着政府、媒体、机构、个人及彼此相互间的社会关系，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民主改革进程。

网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更新与进化，局部离散而随机，整体却愈发高度整合，碎片化正是解构与重构之间重要的过渡状态。今天的社交媒体将为日后人类创造高智能化的、全球化的知识系统打下最重要的基础，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存在的丰富性与意义所在，并重新观察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启蒙与社会认同。经验证明，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认同，有必要接受对这些文化的某些改变。

Facebook与IWF的协作

讨论社交媒体的监管，离不开现存的网络监督与自律的基础。互联网发展初期，各国的网络管理方式大概可分为两种：一是政府主导，通过立法、司法以及技术过滤进行管理；二是行业自律。在法律框架之下，遵从网络行业制度，进行自律规范。我国目前的网络行业管理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规制反映出的是缺少对于技术趋势的理解，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这是一种传统的、被动式的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一代媒体技术的发展，也无法满足新一代年轻人主动寻找信息和使用新兴媒介的要求。

2010年2月，知名社交网络Facebook正式加入英国IWF(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即互联网自律协会，又称互联网观察基金会)。这代表着社交媒体网站与全球化的行业监管机构IWF正式建立合作关系，这是社交媒体在自我管理与行业自律机构协同管理方面进行的全新实践。事实上，在加入IWF之前，Facebook已在内部建立相应的自律机构。2009年12月，Facebook创建安全咨询委员会(SAB，Safety Advisory Board)。Facebook通过这种方式收集更多的反馈，与各个安全组织的配合协作更加密切与成熟。SAB首要任务是监督Facebook的帮助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资源库，内容涉及特定受众，如家长、教师与青少年。

由于建立在UGC的内容模式之上，社交媒体网站通常对于版权保护与个人隐私更为敏感。Facebook与IWF“热线”(hotline)服务密切合作，以加强其自身对“网络滥用”情况的报告机制，同时利用IWF的丰富资源和专业知识，为Facebook日益增长的用户数据库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护。Facebook欧洲公共政策主管Richard Allan曾表示，“我们始终相信，建立安全的网络环境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工业、政策制定者、执法者、家长以及教育者密切合作。”这对于社交媒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为了真正实现IWF对行业的自律和规范，其独立性需要得到充分保证。这种独立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人员构成与资金来源。该基金会独立董事会中的大多数会员均为非企业成员，董事会与市场和资本力量保持距离。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行业的无偿捐献，有部分资金来源于欧盟资助。

IWF合作伙伴众多，包括互联网行业、执法机构、政府、国际伙伴，最终建立起以IWF为核心的互联网行业自律体系。目前IWF已拥有的100多个成员中，不仅包括内容服务提供商、过滤公司、搜索服务提供商、商业联盟、支持基金会工作的财政部门，还包括网络运营商、移动运营商以及社会网络。

IWF的不足

2011年8月“伦敦骚乱”的发生，特别是社交网站在其中“被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体现出IWF的不足之处。一是发生突发事件时，网络管理主体缺位。政府主管部门并不直接监管网络，IWF管理力度不足。二是规范强制力不足。英国互联网行业性规范《R3安全网络协议》强制力较弱，对有害信息是依靠用户自行选择是否浏览；违法内容及举报热线的处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认定，容易导致处理迟缓。

因此，在不断改善我国对互联网，特别是对社交媒体的管理模式过程中，既要改变以往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严格管控模式，又不能一味模仿欧美国家行业自律为主的模式，要结合我国国情和网络发展现状积极探索。规制制定部门必须深刻理解社会化媒体活动的多维影响，在一致的社会媒体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动态平衡的信息沟通系统，从而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开放，更加适于协作发展。

许多大公司的营销高管一直质疑社交媒体的广告效果，认为大多数人创造的内容并无商业价值，社交媒体的盈利模式依然不清晰，这或许是个好事情。在商人们想清楚之前，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功能，或许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更长久地保持下去。

作者：李建刚 王璨 沈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