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1952年9月，为解决各级司法机关中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问题，江西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掀起了司法改革运动。经过3个月的深入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在江西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受历史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对江西司法系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司法改革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司法改革研究论文 篇1：

晚清民国司法改革研究综述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主要分为研究制度史为主的传统方法和运用司法档案的新方法。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有助于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司法改革。

关键词：晚清民国 司法改革 方法

晚清民国时期是一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司法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时期。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司法改革，学界内研究成果颇丰。综合来看，可以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研究制度史为主的传统法律史，另一类是广泛运用地方司法档案的“新法律史”。下文将分别介绍这两类研究成果。

一、晚清民国司法改革的研究

针对民国时期法律制度的研究是法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少法律史方面的著作都对民国时期的司法改革有所体及，如张晋藩的《中国法制通史》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公丕祥主编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熊先觉的《中国司法制度简史》 ；左为民的《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 ；夏锦文的《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等等。然而这些著作都是以宏观的视角看待这一时期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对民国时期的司法改革进行分时段分地区的更为细致的研究。如张文举的《民国初期（1912年-1927年）审判独立制度探析》就将目光投向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制度改革。该文介绍了审判独立思想传入中国后，北洋政府推行审判独立的具体行动及失败原因。

而毕连芳则通过《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北京政府时期司法官考绩制度初探》、《北京政府时期司法官惩戒制度略论》等文从选拔、考绩、奖惩等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司法官群体给予了关注。

李军在《民国时期审判独立制度探析》一文中认为，南京政府时期进行的司法改革有着比北洋政府时期更周密详细的计划，也进行了更多的有益探索，但影响着北洋政府推行审判独立制度的几个因素依旧制约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改革。除了旧有因素，司法党化这个新出现的现象也严重危害到了司法独立。另外，在一些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领事裁判权对审判独立的影响也比较严重。

梁敏捷的《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司法改革》则是将目光转向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司法改革。这一时期出现了公设辩护人、推行公证等新的制度。在机构设置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战时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罪名和判案方式。

除此之外，冯大庆、黄燕群、莫汝坤、王丽、谢水顺等人以不同时期的湖北、广东、广西的地方司法制度为切入点，著有多篇论文，试图揭示出司法近代化对当地司法实践的影响。由于篇幅的原因，无法一一叙述。

这些论著，丰富了对民国司法改革的研究，然而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比如关注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民国中前期，对南京国民政府三十年代中叶大举进行司法改革之后的司法制度变化关注较少，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推行司法改革而在全国广泛设立的地方法院鲜有论著提及。

二、“新法律史”的研究

“新法律史”这一概念来源于以曾经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的黄宗智教授为代表的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们将司法档案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法律史的方方面面，使得对司法的研究“不再仅仅依赖于文化精英单方面的代为发言，先前无数籍籍无名的下层民氓也不同程度地开口说话。中国法律的面貌也因此逐渐向原本多向度的历史实践复原。”

这种以司法档案为研究材料的“新法律史”研究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被介绍进入国内以来，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加上近几十年来各地档案的逐渐开放，越来越多可供研究的档案被发掘出来。法律史的研究者们根据这些档案加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四川司法档案研究、河北高等法院档案研究、甘肃高等法院档案研究、龙泉司法档案研究等。

付海晏的《变动社会中的法律秩序——1929-1949年鄂东民事诉讼案例研究》就是一篇运用司法档案进行司法研究的论著，此书与冯大庆的《民国时期湖北司法研究（1912-1937年）》及黄燕群的《1927-1937年湖北省县级司法体制改革初探》两文在研究对象上有相似和重合之处，不同的是付海晏的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司法档案作为分析材料。因而不仅仅是从制度上，更从地方的实践上对这一时期鄂东的司法秩序加以解析。使得论点更有说服力，文章的内容也更为饱满。

《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则是以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对象的一篇文章，尹伟琴从多达1733卷、77.8万页的龙泉档案中选取数十份具有代表性的祭田案件判决书，通过实证和法理的分析，揭示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在引用依据的多样性，既有依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的，也有遵循传统司法习惯的。这体现了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为代表的外来法系和传统民事习惯的冲突与磨合。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调整与重构——以对“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土地纠纷类案件的分析为中心》一文中运用了河北高等法院的司法档案。该档案多达10余万卷，是不亚于四川司法档案的宝贵资源。把增强通过分析其中的土地纠纷类案件证明了虽然当时华北地区政局动荡，社会极其不稳定，然而法院的判决在重构土地秩序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除了以上所举论著，以司法档案为研究材料的“新法律史”研究在近十年来还有很多其他文章，由于篇幅的原因，在此文中无法一一论及。通过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司法档案在进行法律史研究上的重大作用，以司法档案为切入点的研究会提供与以往研究绝不相同的观察角度，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基层法院是如何受到地方社会及传统司法习惯影响的。

由于这种研究方法传入大陆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很多地方以司法档案为材料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被使用的档案只涉及四川、浙江、河北等少数几个地方，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这两种研究方法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是对晚清民国司法改革研究的有益探索。綜合的运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对这一时期的司法改革进行一个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法律出版社，2005.

[2]付海晏.变动社会中的法律秩序——1929-1949年鄂东民事诉讼案例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何凡

司法改革研究论文 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西司法改革运动研究

[摘要]1952年9月，为解决各级司法机关中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问题，江西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掀起了司法改革运动。经过3个月的深入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在江西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受历史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对江西司法系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江西 司法改革

1952年8月至1953年2月在全国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司法改革运动以后，新中国的司法体制和司法传统得以最终确立，并對以后的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2年8月13日召开的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史良的《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史良指出，全国各级法院“总体情况虽然还好，但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主要是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还在横行，法院干部中旧司法人员比例很高，贪污腐败分子为非作歹……因此，必须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彻底改造与整顿’”[1]。江西在行政区域划分上属于中南区，该区于1952年8月15日召开政法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司法改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正确进行司法改革工作的指示》。9月，江西司法改革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一、江西司法改革运动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稳定社会秩序与重建司法的需要，江西省留用了部分旧司法人员，而且在司法人员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不低。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1952年9月3日的统计，全省司法人员中旧司法人员占干部总数36.13%[2]，远高于江西所属中南区的平均数24.6%[3]。同时，留用的旧司法人员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了一些严重问题。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解放前曾是军统特务或“三青团”、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的成员；另一方面，有的在解放后的司法工作中有贪赃枉法、危害群众等违法行为。在工作中很多旧司法人员仍然以国民党“六法全书”为办案依据，没有群众观点，缺乏运用群众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导致孤立判案、坐堂问案、拖拉成风。依据程度不同，全省司法机关被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组织上基本纯洁，思想、作风上存在着旧法观点，需要批判思想，划清界限，使其巩固和提高。其二是组织上不纯，并存在严重的旧法观点与旧法作风，须要彻底加以整顿和改造。其三是，全部烂掉了的，须要彻底打碎，重新建设。全省96个人民法院，属于第一类的占50%左右，属于第二类的占46%强，属于第三类的占3%左右[2]。

二、江西司法改革运动的成效

从江西各地开展司法改革的力度来看，大多数地区都能认真执行司法改革计划，也有极少数县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导致司法改革开展不彻底[4]。然而就整体而言，司法改革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和要求，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第一，整顿了人民法院组织，纯洁了司法队伍。经过组织整顿，旧司法人员与一般旧人员仅占全省司法人员总数的6.4%[5]。各级司法机构在组织上焕然一新。

第二，基本上划清了新旧法律的界限，批判了国民党的旧“六法全书”，扭转了旧法思想和旧法作风，明确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与法律观的中心地位，确立了党对人民司法的绝对领导。在运动之初，部分干部存在各种模糊思想，例如“有的老干部认为法院还纯洁，没有什么可以改；有的新干部认为自己没有在伪法院蹲过，没有学过‘六法’，不是改革对象，表示漠不关心；在旧司法人员中，考虑个人的是，主要怕法办，怕失业，怕与群众见面”[6]。运动过后，新旧司法人员不良作风也基本得到纠正，开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运用群众路线从事审判工作。有不少干部感动地说：“司法改革运动救了我，要不然，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也将变为旧法思想旧法观点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运动”[7]。

第三，清理积案，纠正冤假错案，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在运动中联系实际进行内部检查刑、民案件达十一万件以上，约占全省三年来普通刑民总收案数百分之七十二以上。通过查卷工作，发现大小问题（包括拖拉、积压、作风恶劣等在内）一三九九八起，约占查卷总数百分之十三弱。”[5]发动群众方面，“全省共召开大小会议二五一四七次，直接受到司法改革教育的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四百余万人，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在程度上来说，城市中比乡村中做得好。在这一运动中，共收到群众书面及口头检举和意见一五七〇一件，除查无着落与对其他机关的意见一四〇〇件，其中一三九六五件已分别进行了适当处理，正在调查处理中的尚有三三六件”[5]。

第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弘扬了社会正气，团结了人民群众，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司法改革运动前，残存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和不法分子由于受到部分旧司法人员的包庇，有些未受到人民法院应有的制裁。在运动中，经过法院内部检查和群众检举，许多此类案件被揭发出来，都严肃地进行了审理或改判工作。“如汉奸江洪涛案原在省院旧司法人员甘圻道歪曲事实下，宽纵地只予判处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这次翻了案，改判了死刑。余江县恶霸地主周瑞林，司法改革前尚逍遥法外，这次经群众检举后，已予逮捕，判处徒刑十五年。”[5]

三、江西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局限

江西司法改革运动在社会剧烈转型的复杂背景下，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在批判旧法律与旧司法人员的过程中出现了绝对化的倾向，在工作方法上出现片面性，对司法工作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1.全盘否定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突出法律的阶级性，忽视法律的社会性。作为司法改革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8]p152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司法改革运动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所有法律都视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全部予以废除，这显然忽视了法律本身所固有的社会功能或特性。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阶级性“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9]p268。然而，法律的阶级性并不代表法律的一切。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0]p538这就是法律的社会性，不仅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社会主义也需要。“六法全书”虽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法律，但也是无数法学家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中包含了许多基本法学理念，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江西司法改革运动中，这些基本理念也无一例外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奉行這一理念的一些旧司法人员也难以逃脱被清理的命运。在废除旧法以后，相关新法律迟迟未出台，导致二者的承接中出现了一段长期的空白。

2.突出了司法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忽视了专业素质和文化水平，这种用人标准导致了江西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长期偏低。司法改革运动将绝大多数旧司法人员清理出江西省各级法院以后，从工、农、青、妇等人民团体和退伍军人中抽调一部分积极分子以充实各级法院，并使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充任法院骨干，担任审判工作。然而，“司法工作，不是简单的工作，一定对于学识经验都有很丰富的准备，才能不负民众所托。所以，从来对于司法人员的限制很严，就其教育过程来讲：学法律的比学政治经济的年限往往要长，比如政经系三年可以毕业，而法律系非有四年不可，这是因为法律是一种更细密的学科，潦草从事，是不能得到何种成绩的，而毕业后，还须经过法官考试，及格，然后再派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候补，若干年后，方能补得一个正式法官”[11]。

江西省在司法改革运动初期，预见到了将会出现大量旧司法人员离职而产生的人员缺乏问题，所以也从省内各机关团体中抽调了52人参加由中南区开办的政法学院速成班，对学员的选拔主要有两个条件：“（一）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在三反中没有问题，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性别不限。（二）一般须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如系工农干部须识字在一千五百字以上，能阅读简单文件，并能写简单书信者。”[12]在这里，政治素质被摆在首位，对于文化水平要求则非常低，学习时间也只有6个月，学员学习司法知识的效果可想而知。在实际工作中，审判人员遇到疑难案件，如果无法凭借专业水平解决，则极易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案，因而在司法改革运动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定数量冤假错案的现象就毫不奇怪了。

3.混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概念，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司法审判，忽视了司法审判的运行程序与规则。在司法工作中依靠群众路线办理案件的源头是陕甘宁边区的“马锡武审判方式”，其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办案，服务群众。新中国成立初期，阶级斗争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依靠群众路线开展司法工作可以有效地消弭许多隐藏于城乡角落的不稳定因素。然而，群众路线并不等同于群众运动，前者可以成为司法工作的有益补充，后者极易导致司法工作发生偏差。

从长期的革命实践看，广大群众在党号召的各项社会动员中显示出巨大的能量，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的渐次胜利，群众运动已经成为新中国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洪流一般涌向社会各领域，司法也在其裹挟之中。江西司法改革运动以后，大量来自各机关团体的积极分子进入各级司法机关，他们是组织发动群众的行家里手，对司法工作又比较陌生，易在工作中对群众运动产生依赖，因而导致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司法审判的结果出现。

司法工作本有自己的特定方法，无论处理何种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则进行。只有司法人员才可依法行使职权，进行侦察、取证、搜查或拘押，即使是依靠群众路线办案，也是将其作为参考，而最终的各项司法权仍在法院。然而，当法院工作遭遇到外部火辣的群众运动时，最终的结局是前者不可避免地被后者所淹没。从短期看，群众运动进入司法审判的后果极易导致审判偏差；从长远看，群众运动逐渐演变为“群众专攻”，不仅背离了本就粗糙的司法程序，甚至连原本属于法院专有的各项司法权力都一度被群众团体所共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群众团体都可以私自搜查私人住宅，任意拘押嫌疑人员，强迫嫌疑人员检查交代，发动群众进行批斗，甚至公然殴打公民而逍遥法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团体甚至强行接管部分行政机构与事业单位，攫取其权力，行使其职能，使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因此，在肯定江西司法改革运动取得巨大成效的前提下，我们也要对其消极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再重申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各项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司法工作的专业化也重新回到国家的视野。2014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当代的司法发展进程提供了正确的指引，也预示着我国将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参考文献：

[1]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2-08-23.

[2]关于全省司法改革计划[B].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号X035-2-651.

[3]中南区司法工作改革方案[B].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号X035-2-650.

[4]南昌县司法改革不重视发动群众形成法院少数人学习“运动”[N].江西日报，1952-11-15.

[5]江西省司法改革委员会关于全省司法改革运动基本总结报告[B].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号X035-2-651.

[6]省司法改革委员会总结司法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N].江西日报，1952-10-19.

[7]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报告[B].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号X035-2-651.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关于边区司法的几点意见[N].解放日报，1941-11-15.

[12]江西省人民政府通知[B].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号X002-1-073.

责任编辑/梁发明

作者：熊小欣

司法改革研究论文 篇3：

新形势下广西司法改革和司法公信力研究

摘 要：广西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力有所提高。但是，司法改革本身以及司法公信力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可从深化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改善工作作风、补齐案多人少和执行难短板、优化司法运行外部环境入手，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为营造团结和谐的广西社会生态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司法改革；内部建设；外部环境

团结和谐的社会生态的营造，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活动和过程来实现。法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或者说，法律控制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控制模式[1]，运用法律治理社会，不仅可以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生态，还可以巩固团结和谐的社会局面。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法治的重要环节，它蕴藏着社会治理的丰富资源，具有社会治理的特殊意义[2]，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和保障，因此，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生态，必须关注司法，司法不能缺场。

一、新形势下广西司法改革的进展和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加剧转型，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多发频发。这些多发的社会问题和纠纷，必须通过多元社会治理化解。在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处理等途径未能得到有效化解的情况下，最后都涌向司法。2011年广西各级法院共办结各类案件23万件，2016年则猛增至46万件。司法案件数量猛增足以证明这一点。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需求，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司法改革，通过司法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生态。

（一）广西司法改革概况

1.关于四项司法改革。根据中央部署，广西法院、检察院紧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制定司法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主要统筹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和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三项改革，自治区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尚未统筹推进。2016年广西司法改革的重点是推进落实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中的法官检察官员额改革。首先，司改方案將司法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确定相应占比为39%、46%和15%；其次，根据司改方案，成立检察官法官遴选委员会，采取考试、考核的方式，选出入额法官检察官。法官检察官员额改革过程中，统筹考虑案件数量、人员素质、城乡差异等情况，并适当向基层倾斜。

2.关于其他司法改革。除了四项司改外，广西法院检察院还推行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监督员制度、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执行体制机制等改革。就司法公开而言，广西法院坚持阳光司法、广西检察院坚持阳光检务；就人民陪审员、监督员制度改革来说，检察院全面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新选任人民监督员690名，将查办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法院则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新选任523名人民陪审员，并进行培训和宣誓，提高一审案件陪审率。

（二）广西司法改革成果

1.首批法官检察官入额。经过考试、考核等严格的遴选程序，选出入额法官检察官，再经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审核通过，随后宣誓就任。全区首批入额法官4 331名，入额占比为33.8%；检察官2 604名首批入额，入额占比为31.2%，均未超过司改确定的39%的控制线。入额法官检察官的知识、年龄结构明显优化，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2.司法公信力提高。只有通过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社会和公众才会信赖司法。司法公信力既是过程，又是结果，是司法与公众之间的信用与信任互动进而达到动态平衡的结果，其核心是司法对公众的信用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司法是否有信用的直接后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即司法的公信力程度的大小[3]。司法公信力不仅事关司法权威能否确立，而且事关司法能否保障和支撑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可预期性。2011年以来，广西司法机关大力推进旨在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司法改革。通过深化司法改革，广西司法公信力有所提高。这一点从广西两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可以看出。因为，法院工作报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赞成率是司法公信力主要衡量指标之一[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区“两会”的通过率由2008年的79.22%提高到2012年的92.45%[5]，2013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为95%，2014年以95.13%的通过率再创历年新高，2015年的通过率略有下降，为93.05%，2016年的通过率为95.99%。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连续5年以超过93%的高赞成率获得通过[6]，其中，2015年通过率为93.65%，2016年为96%，2017年为94.48%。

二、广西司法改革和司法公信力面临的问题

广西大力推行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力有所提升，但是，无论是司法改革本身还是司法公信力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对此，广西司法机关领导坦言，要切实解决法院案多人少、司法公信力不高等问题，解决作风不严不实的问题[7]。

（一）司法改革问题

1.入额法官检察官压力大。以执行法官为例。一方面，执行案件激增。2011年全区法院执结案件2.64万件，占全部案件数1/10，2016年的执结案件数是2011年的4倍，共10.4万件，占全部案件数超过1/5。另一方面，执行法官力量不足。一是全区法官人数近五年来仅略有增长，整体上呈现出案多人少的矛盾；二是由于基层法院工资福利待遇较低以及物质条件较差，部分基层法官流失，进一步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三是法官员额制改革后，执行人员入额比例较低，部分法院执行局仅有一人（三江县法院）、二人（柳州市城中区法院）入额，且部分执行法官入额后调往其他业务庭办案，基层执行法官力量补充不足，全区多数法院的执行人员配备未达到15%的规定比例要求，案多人少矛盾将更加突出。

2.司法人员待遇偏低。整体而言，原来法院检察院司法人员的工资不高。司法人员分类改革后，大幅提高入额法官检察官工资的政策层层打折。据了解，入额法官增加的人员经费在基层仅仅是法官原有工资结构的前两部分即基本工资和职务工资的50%，以法官牵头加助理加书记员的办案组为例，其中20%作为入额法官增加的工资，30%作为绩效工资由办案组成员分享。

3.司法人员队伍不稳定。一方面，工作量增加、责任加大但工资待遇没增加多少致使部分优秀司法人员离开法院检察院；另一方面，未入额的法官检察官将作为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参与工作，无权从事法官检察官工作，他们难免产生心理波动、思想不稳定，行动消极怠慢。

4.司法辅助人员难招聘。司法辅助人员已成为法院检察院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晋升空间有限、工资福利待遇偏低等原因，司法辅助人员难招，部分基层法院检察院存在空编现象。

（二）广西司法公信力问题

1.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信访不信法”问题突出。2014年全区法院全年处理来信来访13 384件（人）次，中央巡视组和自治区教育实践活动办交办信访案件648件；2016年全区法院处理涉诉信访突出案件441件，化解重大疑难信访案件729件；全区检察院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受理信访案件数、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人数有所下降，但仍高位运行。

2.部分群众“惧讼”“厌讼”。本来，司法具有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但是，部分群众认为“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执行更是难上加难”，存在“惧讼”“厌讼”现象。

3.部分群众对司法人员不信任，案件请托现象大量存在。即使纠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很多当事人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件一进门，两头都托人”，特别担心诉讼相对方请托案件，不是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是通过“托关系、走后门”，出现了屡遭抨击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4.不理性对待司法机关、司法人员。部分群众对司法人员存在不问缘由的不信任，部分群众则是有缘由或者所谓缘由的不信任，如认为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执法不公、司法判决不公，存在辱骂、袭击甚至杀害司法人员，藐视法庭，无理缠诉、上诉、申诉的情况。广西2010年梧州市六名法官被泼硫酸、2017年陆川县退休法官被杀害等就是例证。

5.拒不执行司法判决，存在执行难的难题。对于生效司法判决特别是民事判决，当事人千方百计逃避执行、拖延执行甚至拒不执行、暴力抗拒执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部分是由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认同、不配合，部分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自身原因，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未能说服当事人，让其心悦诚服地自觉履行。

三、提升广西司法公信力和满意度的对策

（一）深化司法改革，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满意度注入动力

1.协同、整体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第一，建议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与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等行政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进。第二，建议自治区党委、政府在2016年重点推进法官检察官员额改革的基础上，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举措，全面实质推动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改革以及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改革、自治区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司法责任制等配套改革跟进落实。

2.激发司法人员分类改革和职业保障改革活力，确保司法人员队伍稳定。第一，在完成首批入额法官检察官改革的基础上，尽快兑现入额法官检察官的高薪政策，且确保在基层落实不变形、不走样，使入额法官检察官拥有物质保障，让入额法官检察官分享改革实惠，他们在感觉工作量增加、责任加大的同时也感受到工资实质性大幅增加，并逐步完善精神保障和社会、法律等职业保护；第二，同时开展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职责、职业待遇等改革，相应提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工资待遇水平；第三，科学设计司法人员薪酬体系，按入额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个系列，考虑案件数量、案件繁简程度、城乡差异、交通条件、整体贡献等因素，设计相应系数的阶梯式工资待遇；第四，与高校签订定向培养司法辅助人员的协议，确保司法辅助人员有充足的来源和蓬勃的活力，并相应提高司法辅助人员的工作待遇，通过定向培养和职业保障确保司法辅助人員队伍的稳定。

3.发挥自治区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活力，完善审判权、检察权运行机制。一方面改革司法地方化，改革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管理体制，阻断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检察院司法工作的干预，改变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过度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的现况；确保司法机关工作的经费保障，特别是加大司法人员队伍工资福利待遇和司法工作装备配备的投入力度；将司法救助款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增加司法救助款的投入，探索扩大司法救助资金的来源，加大对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赡养抚养、刑事附带民事等诉讼中的特困群体的司法救助力度。另一方面淡化司法行政化，进一步规范审（检）委会、院（检察）长、庭（局）长的关系，规范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关系。

4.释放司法责任制改革活力，推动入额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制落实。从建立选任制度、完善继续教育制度、完善惩戒制度、改革管理制度、提高司法能力和推进职业道德建设六个方面，努力打造过硬的入额法官检察官队伍。入额法官、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独立办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诉讼程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受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干预，居中裁判，公正判决，并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由于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基础，司法责任制的推行必将牵动其他各项改革的开展，进而释放整个司法改革的活力。

（二）规范司法行为，切实把执行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1.整治司法不规范现象。全面整治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的消极司法、选择性司法、乱司法、司法不廉、作风不正、有令不行等现象，切实练好司法机关内功，促进司法工作作风根本转变。

2.以信息化为支撑，以司法公开为核心，推进司法行为规范化建设。法院系统要紧紧依托审判流程信息平台、裁判文书信息平台、执行信息网络平台和庭审公开信息平台，全面深化从立案到执行的全程阳光司法；检察院依托信息化手段，全面推进以案件信息公开为核心的检务公开，进一步提高司法透明度。案件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以及评判的过程要公开；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针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将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条文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法律文书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司法公开既可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可以填堵暗箱操作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3.健全和强化司法监督体系。法院检察院要自觉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社会、媒体和当事人对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运行过程、结果的监督，建立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方位司法工作监督体系。

（三）改善工作作风，塑造司法机关良好新形象

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和制约司法权行使为核心，全面构建廉政风险防控体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加强对司法人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强化审判、检察作风监督管理，针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审判、检察作风问题，反映属实的，限期整改；强化对纪律禁令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有关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等规定；加强案件查处工作，以“零容忍”的态度，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

（四）补齐案多人少和执行难短板，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

1.一是积极探索尝试，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一方面，争取通过增加编制总量，彻底解决案多人少矛盾。在统筹编制总量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压缩行政编制、用以增加司法编制的方式，帮助法院、检察院解决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机构、人员编制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在不能有效增加编制总量的情况下，第一，通过整合撤并职能交叉重叠、业务相近的内设机构和提级管辖、集中管辖，努力节省司法机构编制资源；第二，建立与案件数量相匹配的动态人员增补机制，考虑由区高院、区检察院在全区法院、检察院系统内统一调配，简化跨层级组织任命程序；第三，全区法院、检察院系统应全面推行案件繁简分流，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

2.强化创新驱动，破解执行难问题。为了打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从2016年5月到2018年5月，用两年时间基本解决广西执行难问题这一攻坚战，一要强化党的领导；二是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三是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四是强化执行联动，特别是协调公安机关、工信部门给予法院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重点推动国土、住房、金融、保险等部门与法院網络查控体系的对接；五是灵活运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执行措施，大力适用拘留、拒执罪等强制执行措施，强力推进执行工作。

（五）优化司法运行外部环境，构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合力

一要进一步理顺司法机关与党委、人大、政府的关系；二要进一步规范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三要进一步完善司法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机制。在司法与民众互动方面，深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与民众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的互动，特别注重探索建立裁判援引公序良俗的机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优化司法环境是外部保证，努力营造维护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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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