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理念论文

近年来，政治话语对司法改革的全面主导、政治口号直接作为司法政策、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反复重申、司法人民性的过度强调、调解优先政策的持续强化、律师整风运动的开展、政府和司法机关对律师敌意的上升等，反映了司法理念的保守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在不断加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司法改革理念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司法改革理念论文 篇1：

司法改革背景下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理念转变和措施应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蹄疾步稳，取得全方位成就，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基本到位，司法责任得到有效落实，新型办案机制有效形成[1]。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地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应当积极转变监督理念，创新监督思维，在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前提下，探索适应新形势下的监督方式和措施，推动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司法行为更加规范、司法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实现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全面转型升级。

一、由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无论作为监督者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是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区：一是监督干预论，认为司法改革明确提出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独立行使，地方人大监督有干预司法独立之嫌；二是监督越位论，认为国家和省一级法官惩戒委员会、检察官惩戒委员会陆续建立，司法人员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倒逼自我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也很明确，无须人大监督；三是监督无用论，认为人大只能进行原则性、宏观性监督，对司法机关办案情况缺乏整体的深入了解，监督流于形式。

在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人大司法监督不仅正当且十分必要：一是法理上的正当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宪法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监督法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两院”的具体方式。二是推进司法改革的需要。司法改革的重心在于还权于法官、检察官，同时也强调“需要同步研究健全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机制”，人大监督无疑是最主要、最核心的环节，其权威性和法律效力是最强的。三是司法现状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案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地方人大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大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强司法监督更能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推动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

地方人大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监督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主动监督意识，切实担负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要明确人大司法监督与司法独立并不矛盾，人大监督司法的价值取向是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从法理上讲，与司法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要找到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点，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督促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又要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不影响司法机关具体办案；要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既要体现人大监督工作的效能，又要支持司法机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对司法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障碍协调帮助解决。

二、由闭塞型监督向知情型监督转变

知情是监督的基础。由于司法工作的专业性、程序性和一定程度的保密性，过去地方人大往往对同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特别是一些属于监督范围的重大事项不掌握不了解，影响了监督工作的开展。人大司法监督要取得成效，必须解决与司法机关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能最大限度地、最为及时地获知和掌握司法机关的各种信息的常态化机制，实现监督与被监督的良性互动。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建立司法监督信息平台，对司法工作进行动态、实时、在线监督，不少地方人大已经作出有益尝试。2014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设立了司法案件监督系统，加强对案件程序监督，促使司法机关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水平[2]。2017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率先建成全国首个司法工作联网监督系统，经过不断调试完善，目前系统下设市监察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广州仲裁委七个子模块，其中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子模块下包括业务统计数据、案件程序性信息、执行案件信息、法律文书信息、涉法涉诉信访信息、司法公开信息和司法人员履职信息七大业务模块，基本涵盖了司法工作各个方面[3]。系统集网上报送、数据采集、图形展示、智能分析和信息智能推送等功能于一体，大大增强了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精准度，值得各地学习和借鉴。

三、由柔性监督向刚柔并济的监督转变

监督法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可以采取听取审议法院、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组织进行特定问题的调查、审议和决定撤职案七种监督方式。实践中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柔性监督手段运用的最多，近年来专题询问也得到探索运用，如2014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工作情況进行专题询问，2017年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围绕“增强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开展专题询问。司法规范性文件是否要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一直存在争议，安徽、山东、重庆以及新疆等地区省级人大已将同级司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至于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实践之中则鲜有运用。

地方人大应以本次司法改革为契机，充分运用法定监督手段，将“柔”性监督升级为刚柔并济的监督。一是注重提高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柔性监督方式的监督实效。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形成的审议意见，要建立跟踪督办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制度，执法检查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发力、一抓到底，直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开展律师法执法检查时采取先调研收集问题，带着问题“清单”对照检查的方式，明察暗访相结合，综合运用座谈、抽查卷宗、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推动了律师会见、调查取证难题的解决；对《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行联动工作的决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连续几年持续发力，推动了执行查控网络建设、拒执罪办理统一共识，执法检查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二是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深入推进法律监督。地方“两院”虽无制定司法解释的权限，但可以根据司法需要制定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对司法工作均会产生影响，应当将此类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三是对问题集中、关系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硬骨头”，要敢于启动刚性监督方式，如对确有证据的违法违纪行为、明显的违反程序、失职渎职和判决不公行为可以进行质询[4]。四是要促进不同监督方式的综合运用，对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情况，可以适时运用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刚性手段，形成良好的刚柔并济的监督习惯。

四、由对事的监督向人事并重的监督转变

长期以来，顾忌到党管干部的原则，人大司法监督往往重对事轻对人，对所任命的法官、检察官履职情况缺乏监督。但是公正司法的能力水平与司法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有很大关系，监督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身上。这就需要人大在司法监督理念上作出重大改变：要抓住“人”这个根本因素，协同对人对事的监督，健全对司法工作人员监督机制。本次司法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员额制，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归其位、各尽其责，这也使得人大监督司法人员对象更明确。

近年来，地方人大积极探索改进法官、检察官任免方式，通过完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拟任职发言、常委会组成人员表决、颁发任命书和向宪法宣誓制度，加强了对被任命人员的监督。然而，任后监督却一直处于“真空”状态。健全对司法人员有效监督机制，不能只把住“入口”，更要关注任后的履职监督，把人大监督贯穿于履职的全过程。笔者总结地方人大探索任后监督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形成流程化、常态化监督格局。目前浙江省的大部分市、县和湖南、山东、江苏、河北、广东、山西、安徽等省的部分市、县人大常委会都开展了“两官”履职评议工作。各地人大采取的最普遍的模式就是常委会评议模式，具体步骤包括：制订履职评议工作方案，做好宣传动员，确定被评议对象；成立履职评议工作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集体讨论撰写调研报告，提出评议建议；被评议对象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述职，进行满意度测评和评议；评议意见和测评情况整改落实，提交整改情况报告。可以说，“两官”履职评议将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可行性强、容易推广的特点，在各地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监督成效。二是组织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庭审。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庭审，对法官、检察官的庭审礼仪、庭审纪律和作风、是否遵守法定程序、庭审能力进行综合评议，有利于促进法官检察官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办案水平，助推庭审公正。徐州市“千名代表听百案”活动自2008年开始，经过十年的实践，已经成为深化司法监督、拓宽代表履职渠道的重要举措和常态工作，为推动司法公正、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建立司法人员履职信息档案。湖南省衡陽市人大常委会2015年就开始建立司法工作人员执法信息档案，构建执法信息平台，按照基础资料、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单位评价、社会反响几个方面建立档案，作为任命和监督审判员、检察员的依据[5]。前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司法工作联网监督系统事实上也涵盖了法官、检察官履职信息，此举将人大监督与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合力。

五、由禁止个案监督向正确的案件监督转变

监督法出台后，人大的个案监督方式基本叫停。一些地方人大在实践中因为担心监督“越权”，不愿接触到具体案件，然而个案是司法工作的载体，脱离了具体案件，司法监督就成了无源之水。如何既确保司法独立又充分发挥人大司法监督力量？笔者认为，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无法避开案件的监督，根据地方组织法规定，人大受理人民群众对“一府两院”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现行体制下地方人大依然承担接待和办理涉法涉诉信访的工作，在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前提下，人大可以对程序违法案件、同案不同判案件进行监督。各地人大探索的类案监督和办案质量评查报告制度也是当下地方人大可以采取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

做好类案监督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在《监督法辅导讲座》一书中提出了“类案监督”概念，认为开展对“两院”的工作评议也可以说是类案监督，有利于更好地处理人大常委会监督与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地方人大在坚持依法监督、事后监督，不代行检察权、审判权的原则下，可以灵活运用法定的监督形式加强对司法类案的监督。类案监督的目的应当是就同类型案件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督促司法机关整改，保障和促进司法公正。对此，湖南省娄底市人大常委会每年从社会热点、涉诉信访、社会大局中选择2至3个议题进行类案监督，如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刑事案件开展类案监督，发现和解决带有共性、普遍性等司法机制上的问题，寓支持于监督中，促进了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公正司法[6]。

建立办案质量评查报告制度。福建省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6年10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决定》第八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加强办案质量评查工作，并及时向常务委员会提交评查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办案质量评查情况报告前，内务司法委员会应当就评查情况报告的有关事项组织调查研究，可以指定评查，或者采取调卷抽查的方式组织专业人员对已办结案件进行评查，形成调查报告提交常务委员会供审议时参考。这一做法在不干涉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前提下开辟了案件监督新路径，堪为推广。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1/content_2030821.htm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1/content_2030494.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9月10日。

[2]谢丽辉：《司法案件监督系统，让司法更“阳光”》，载《人民之友》2017年第5期。

[3]2018年6月，徐州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学习考察司法工作联网监督先进经验，资料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提供。

[4]黄晓辉、杨彬：《人大质询法院之规范》，载《法学》2014年第12期。

[5]储贻燕、 杜丰：《做实人大司法监督的衡阳探索》，载《法制与社会》2017年7月（下）。

[6]卢鸿福、吕许灵：《类案监督为人大监督打开“一扇窗”》，载《人民之友》201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

作者：付静

司法改革理念论文 篇2：

2010年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

近年来，政治话语对司法改革的全面主导、政治口号直接作为司法政策、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反复重申、司法人民性的过度强调、调解优先政策的持续强化、律师整风运动的开展、政府和司法机关对律师敌意的上升等，反映了司法理念的保守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在不断加强。尽管改革规划和实践显示，司法现代化仍然是改革的大方向，但较之于上一轮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司法现代化改革，新一轮司法改革显得更为保守、对政治的回应更为积极主动，导致民众和学者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而对民众对司法改革的迫切要求，政法机关强调司法改革应立足国情，强调改革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要求考虑礼会的理解力和承受力，正确选择改革方式和时机，把握改革力度和节奏。司法改革攻坚，“坚”在何妙处?“坚”，集中体现于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因此，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当采取去政治化的技术和策略，实现司法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同时，鉴于司法可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司法改革也适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之一。当然，从根本而言，司法改革的深化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推进司法改革，具有广阔的空间。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底线外，几乎所有的问题在理论上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技术问题予以考虑和完善。

作者：徐昕 黄艳好 卢菜荣

司法改革理念论文 篇3：

司法改革经验、挑战与突破微观

【摘要】广东作为中央确立的司法改革六大试点省市之一，成功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广东司法改革试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暴露出中国司法改革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司法改革亟待从在法治框架下贯彻党的领导、坚持法治化路径、构建司法分层制、摈弃对法官的行政化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性突破。

【关键词】党的领导 司法改革 广东试点 司法分层制 行政化考核

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是为维护法治的统一，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司法改革更迫切需要顶层设计。然而，任何改革都存在风险，为了降低和分散风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决定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个省市先行试点。2014年5月～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广东司法改革试点进行了全面调研，梳理和总结试点经验，并对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进行归纳和追问，抽象出司法改革一般规律，最终实现由支离的、感性的地方试点向整齐、理性的顶层设计的转变。

广东司法改革：经验与启示

广东在佛山、顺德、珠海的横琴、深圳的盐田和福田等地的司法机关开展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改革。广东司法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引领，良好的法治环境助推，整体推进、配套有力，毗邻港澳，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兼容并蓄。

宽松的政治环境引领。在中国，任何一项事业离开党的领导，均无法顺利开展。广东的司法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动，得益于广东各级党委对司法改革践行者的重视、信任和支持。广东省委在《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中提出，“加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保障机制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广东司法改革不仅得到广东省委的支持，有些司法改革方案甚至直接源于当地党委的倡议。例如，深圳福田区法院的审判长负责制改革思路源于地方党委的司法调研，并被福田区党委列为建设法治城区的重大改革创新项目。

良好的法治环境助推。当全国许多地方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纲，将法治定位于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时候，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广东，执政者已经深刻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不举，则经济不兴。广东历届省委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把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摆在同等地位、同步推进。首先，构建依法治省的广东模式。与其他地方将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放在省委或司法行政部门不同，广东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在法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常设机构放在人大，形成了依法治省广东模式。其次，谋划法治广东建设蓝图。2011年，广东省委在《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中提出了法治广东建设的总体目标，即到2015年，“初步建成地方立法完善、执法严格高效、司法公正权威、法治氛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省”。为实现司法公正权威的法治目标，广东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作为法治广东建设的任务之一，这为广东能够顺利推动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按照法治框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运用法律手段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已成为广东省各级各届领导干部的共识。

司法改革整体推进、配套得力。司法改革中除了省级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由于需要在省一级统一推进，需要进行大量的调研和周密的方案设计，暂时还未启动之外，广东省对其他三项改革是整体部署和推进，并且配套制度完善。例如，盐田区法院的司法改革实现了三个一体推进：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与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改革一体推进;制定改革总体方案与制定各项管理制度一体推进;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与司法责任制改革一体推进。2014年4月，盐田区法院出台了包括《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总体规定》、《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管理办法》在内的11项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配套制度。

毗邻港澳，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兼容并蓄。中国司法改革虽然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司法现实，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人类共有的司法规律还是应该遵循，司法改革应该保持开放的姿态，对域外先进的司法理念与制度也应该有所参考和借鉴。受地缘因素影响，广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呈外向型，当通过改革寻求一种新的体制框架时，自然会放眼港澳、东南亚，甚至英美德法等国家。广东司法改革的设计者一方面充分调研法治国情，找出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积极从海外取经，寻求改革的方向。例如，珠海横琴法院在组建之前，改革方案设计者考察了澳门和台湾，借鉴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构造，为司法人员分类改革找到了法官精英化的道路，决定赋予专职法官很高地位和薪酬。

广东试点透视和聚焦司法改革深层次问题

人大在司法改革中缺位。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许多改革方案的出台事先要经过人大代表的广泛论证，事后的落实也离不开人大代表的监督，并且一些经过试点检验可行的改革措施也需要人大出台制度加以固化。尽管广东省委领导具有很强的依法执政意识，深刻认识到了人大在依法治省以及各项改革中的主导作用，但是，人大在司法改革中作用有限，从盐田法院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到福田法院、佛山中院的审判长负责制再到横琴法院的取消审判庭的机构设置，改革的设计师不是聚集广泛民意的人大，而是改革的对象司法机关自己。司法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司法，而现阶段改革的对象成为改革的推动者，这种对象与主体错位的改革模式制约了司法改革的进程与深度。另外，现阶段司法改革主要靠地方党委或法院出台规范性文件加以推进，随着领导的职位更迭或者注意力转移，改革的方向会飘忽不定，也会影响到处于改革风头浪尖的司法人员对司法改革的信心。广东司法改革中人大缺位的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并且不仅仅是司法改革，中国目前所推进的各种改革，如机构改革等，都很难寻觅到人大的影子。没有人大的主导和参与，中国的改革距离习近平提出的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的要求相去甚远。

司法改革透明度和民主化不足。改革，既有对陈规大刀阔斧的革新，也有对未来方向性的试探，因此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谨慎。广东的司法改革频频见诸于报端，但具体的方案设计，改革者以尚处于试验阶段回避公开。不仅广东的司法改革，全国层面的司法改革也透着神秘感，公众只能从知情人士的解读中获悉只鳞片爪，很难窥见《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全貌。改革是一项公共事业，一旦失败要由全社会买单，因此绝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行业的私事，不应该任由少数人闭门造车，改革草案应向社会公开，充分吸收专家学者、实务部门以及普通公众的意见。

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改革缺乏共识。与其他试点省份一样，广东省级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迟迟没有启动，主要原因是该项改革本身争议很大，尚无定论。首先，该项改革的初衷是去地方化，然而省级仍然属于地方，由省级统一管理，司法权仍受制于地方。其次，司法机关内部对去地方化也存在不同认识，不少法官并不愿意脱离地方，归属地方可以得到地方各种资源的支持。再次，人财物统一收归省级统管，是归属省高院管理还是归属省级人大机关管理，目前仍有不同的认识。例如法官遴选委员会，是设置在省高院还是设置在省人大机关，目前没有统一认识。最后，司法去地方化有进一步改变上下级法院指导关系之虞。目前，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业务指导关系，因案件请示制度和考核制度的存在而变成实质上的领导关系，将省级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则会进一步加剧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依附关系。

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方案

广东司法改革试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暴露和透视出中国司法改革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司法改革顶层设计必须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性突破。

在法治框架下贯彻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领导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各项事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司法改革涉及国家权力配置和国家治理理念与方式的转变，党的领导非但不能弱化，还要强化。

在法治框架下贯彻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要将党关于司法改革的决策制度化，二是党委不得干预具体案件审判。为了可持续推动司法改革，必须将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加以制度化，通过人大立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全民的意志。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主要立足于确定改革的方向性和原则性问题，为司法改革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是不得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改革的方向是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意味着不要党的领导。党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与体现和彰显民意的法律是一致的，立法就是人大将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全体人民意志的过程，因此审判服从法律即是服从党的领导，两者是统一的。为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实现司法改革法治化。要使司法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运行，就必须保证司法改革的“合宪性”，司法改革没有法律为后盾，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考虑到司法改革是一项关系法治全局的系统工程，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司法改革的法律，内容大致应当包括司法改革的目标、司法改革的步骤、司法改革的原则、司法改革的内容、司法改革中各机关的权利与义务，以确保整个司法改革有法可依。要确立人大在司法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设立一个专门的司法改革委员会，全面负责司法改革工作。

完善审级制度，构建司法分层制。司法改革去地方化的同时，为防止上下级法院指导关系异化为领导关系，应完善明确四级法院的职能定位，完善审级制度，构建司法分层制。司法分层制是指以初审、上诉和终审的审级职能为中心，围绕着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私人目的与公共目的之间关系的协调，对一般管辖权法院进行了明确的职能划分，确保通过诉讼实现解决纠纷和维护法律秩序的制度目标。域外法院体制的设置呈“金字塔”型，作为塔顶的最高法院发挥着制定政策和服务于公共目的功能，而“越靠近塔基的法院在直接解决纠纷和服务于私人目的方面的功能越强”①。法院的职能分层制，一方面能够整合现有的司法资源使上下级法院形成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法官的职业化，另一方面契合了司法的金字塔结构，能够兼顾私权保护与法律统一适用的双重目的。②我国法院的职能分层不明显，以行政诉讼管辖为例，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管辖制度设计时，并未凸显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在审查对象上的区别，司法审查由基层人民法院而非直接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管辖法院的级别较低，为了抵御地方行政干预，最高人民法院鼓励有些地方试点集中管辖和交叉管辖，甚至提出要建立行政法院。然而集中管辖、交叉管辖和建立行政法院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要实现行政诉讼案件的公正审理，一方面要致力于坚持审判独立的司法改革而非建立行政法院，另一方面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审级制”的要求，构建法院职能分层制。

摈弃对法官的行政化考核机制，建立正确的法官考核机制。法官司掌审判权，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归属，攸关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甚至生命权，因此对法官业务和职业道德的考核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法官面临着各种考核，有来自当地对法院的法治评估考核，也有来自上级法院和本级法院组织的审判质效考核。这些考核固然可以起到监督和督促法官工作的作用，但是过多的行政性考核会加重法官额外的负担，法官除了审判案件之外，大量的精力用于应对考核。有些考核指标的设置不科学，有的本身导向性不明确，有的则会导致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异化。例如一审案件上诉率，上诉权是当事人法定的权利，当事人行使该上诉权并不意味着一审案件裁判有问题，设置这样的指标本身的导向性并不明确。还有二审改判率，设置这样的考核指标的本意是督促一审法官审慎行使审判权，避免二审改判，但是二审改判的原因很多，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一审法官的审判质量有问题。这样的指标会使考核陷入唯数字论，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一审法院在作出一审判决前为了降低二审时改判或发回重审的风险，往往会请示上级法院;二是也会增加二审法官的顾虑，二审法官在改判时会考虑到一审法官因考核所承受的压力轻易不愿改判。无论哪一种结果都背离设置审级制度的初衷，对审判独立也是一种伤害。此外，考核制度的存在还是法院内部裁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本末倒置的一个原因，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名义上是为审判一线部门和法官服务，但却凭借考核打分紧紧牵住审判一线部门和法官的“牛鼻子”，审判人员为了提高考核分数和名次，不得不仰人鼻息，在日常工作中轻易不敢得罪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

审判有自身的司法规律，如果沿用行政化手段对法官进行绩效考核，在考核指挥棒的引导下，会扭曲审判逻辑，损害司法规律，因此，应摈弃行政化的考核模式，建立正确的法官考核机制。目前之所以存在对法官的多重考核，一个出发点是基于对行使审判权的法官不信任，包括对其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双重不信任，当然这种不信任与现有法官队伍素质欠佳有直接关系。但是，按照司法逻辑，法官之所以被定位为法律的最终裁判者，其拥有天然的权威，享受社会普遍的尊重和信任，即所谓“总统是靠不住的”、“法官却值得信赖”，否则，审判权独立运行的逻辑就不存在了。“法官值得信赖”的配套制度离不开两个委员会，即法官遴选委员会和法官惩戒委员。法官遴选委员会按照严苛的程序，选任出值得信赖的法官，并赋予其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法官惩戒委员会则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甚至淘汰不值得信赖的法官。两个委员会把好“准入”和“退出”两个关口，中间环节则借助司法公开，让司法权行使的全过程公开透明，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实现对审判权独立运行的监督，确保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最终赢得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②肖建国：“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制度的重构”，《法律适用》，2007年第6期。

责编 / 许国荣（实习）

作者：王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