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文化思考论文

M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法学学者的热情鼓吹与倡导之下，也在中国法律实践界的大力推动之下，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20多年来，司法不仅逐渐凸显为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司法改革也成为中国社会公众所特别期待的焦点主题，甚至经常性地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司法改革文化思考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司法改革文化思考论文 篇1：

探索司法责任监督制约机制

目前上海各项司法改革正按照预定部署方案，紧锣密鼓、如火如荼，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检察员，笔者对于司法改革也有些思考和认识。

对于司法改革既要有信心，又要有耐心。司法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渐进式的改革，司法机关采取的一些改革举措，效果究竟如何，需要边摸索、边观察、边试验、边调整，既要有攻克万难的信心，又需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那份耐心，那种寄希望于司法改革短期内就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司法公正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

司法责任制既要落实，也需探索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司法机关及其人员逐渐独立行使职权后，必然的配套措施就是司法责任的强化与落实。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中，不能只关注、强调或注重司法职权的独立与强化，不能仅仅追求司法人员利益和保障的配套跟进，如检察改革既要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充分尊重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还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在检察官负责制基础上的案件质量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探索在有利于维护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前提下的有效监督制约办法，保证在改革进程中办案质量不受到影响，发挥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确保司法公平正义。因为司法改革的真正归结点是让每一位人民群众都感受到我国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司法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借助司法改革促进价值日益多元的社会整合。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既需要高度重视借鉴其他国家司法制度的有益经验，更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阶段性发展特征，尽最大可能地把司法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与经济、社会、民众价值观等可承受程度协调、统一起来，促使整个社会价值观向崇尚遵守法律规则、崇尚法治上融合。考虑到我国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还极不平衡的国情，这也是司法改革最终全面推开实现艰难跨越的关键，所以上海司法改革必须强调“可复制、可推广”，这需要改革设计者的能力、决心与智慧。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处处长）

作者：曹苏明

司法改革文化思考论文 篇2：

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反思

M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法学学者的热情鼓吹与倡导之下，也在中国法律实践界的大力推动之下，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20多年来，司法不仅逐渐凸显为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司法改革也成为中国社会公众所特别期待的焦点主题，甚至经常性地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说得严重一点，如今的中国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及其改革的效果几乎是普遍地失望！这从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公众舆论对司法的消极评价以及涉诉信访的长期居高不下中完全可以得到说明。可以说，20多年来的司法改革带给中国社会的基本上是一张社会公众难以真正充饥的“画饼”！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不能不严肃而认真地反思：新时期中国的司法改革究竟怎么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这张“画饼”究竟是怎样造就的？面向未来的中国司法改革又应该怎样？

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画饼”的制作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公众对于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及其积极效果的美好期待，转化成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社会氛围与民意基础，构成了中国司法改革的社会动力，也是中国司法改革能够持续20多年的极大的支持条件。但公众的期待也好民意也罢，氛围也好动力也罢，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法学学者的论证直接相关，这些论证基于以美国等法治发达社会的西方司法模式为样板和标准来改造中国司法，从而使之能够发挥出类似西方社会中的司法功能和作用。换句话说，中国法学学者从始至终都在有意识地制造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的各种神话，而恰恰是这一系列的神话，为当代中国社会制作了一张似乎“香喷喷”的美丽“画饼”。

神话之一：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极大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与宪政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经过自1986年以来的全民普法教育，应该说新时期的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和提高，其提高的幅度与速度大大超过各级党政官员的责任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高幅度与速度，而且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可能远比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还要大！但我们很多法学学者和法律人都坚信，通过司法改革，对中国的现行司法架构进行兴利除弊，肯定能够提高中国司法活动的效率，肯定能够满足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公众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所产生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

神话之二：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多元利益群体的多元利益需求不断增加，各种社会矛盾不仅频繁发生而且矛盾的深度与烈度也在不断加深加重，尤其在全社会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现实境况下，尽管社会公众对所谓公平正义的寻求有畸形和片面的成分，但整个社会凡事以公平正义为目的、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主张法律解纷，而传统的一些诸如调解等非法律的纠纷解决方式很难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公众纷纷寻求司法救济并对司法给予特别的偏好，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相信通过对司法进行改革，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及其活动的方方面面，司法确实能够不辱使命地为社会公众和整个社会带来不折不扣的公平与正义。

神话之三：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实现和谐司法。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政治实践主张以来，我国司法部门也立刻跟进，提出了“司法和谐”，要求司法活动务必做到“案结事了”，不仅使社会关系得到修复，而且使社会秩序得到维护，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先后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在“和谐司法”的名义之下，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一再强调并大力推行“和谐诉讼”， 甚至一些人还总结出从“人民司法”到“专政司法”到“公正司法”到“独立司法”再到“为民司法”而最后到“和谐司法”，这是对司法本质更为深刻而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于是，和谐司法不仅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自身活动的自我定位，也自然成为中国司法改革设定的重要目标。同时，由于和谐社会理念的社会宣传得到的效应，也由于和谐司法的社会宣传、政治宣传与法律宣传及其实践要求所造成的社会效应，和谐司法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主流社会话语之一，自然也成为中国社会广大公众对于中国司法改革及其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热切期待。

神话之四：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实现司法独立。其实，中國的法学学者自鼓动司法改革之时起，就有一个极其显见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在中国实现或者真正确立起司法独立的体制机制。而其考量的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法治发达社会，都建立并始终运行着司法独立的制度。中国的法学学者渴望通过司法改革在中国确立起司法独立的制度，从而排除包括执政党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各级各类党政官员等对司法活动的非法干扰，也有效地消除司法活动中破坏法制统一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时，在司法独立的目标设计中，也包括使从事司法活动的法律人成为真正的法律职业人，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真正守护者的社会身份与角色定位。而且，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中国司法改革诉求还隐含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考量，那就是，司法独立与否与法治能否真正建立起来直接相关，因此，司法独立被视为法治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国法学界和法律实践界把司法独立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大希冀。

神话之五：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推动中国全面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可以说，尽管中国法学学者和法律实践人士在司法改革初期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多从司法本身的法律功能角度出发来思考、认识和设计司法改革的策略与方案，但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法学界开始普遍地产生了一种精神亢奋的躁动情绪，大家对于司法改革可能带来的附加价值特别地给予了很大的期待，希望通过司法改革来带动或者说推动中国全面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正因为如此，法学学者也往往把中国的司法改革看做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风向标。

恰恰是中国法学学者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制造出来的上述种种神话，为新时期的中国制作了一张看起来很美的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梦幻“画饼”。在这张画饼上，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司法独立三个方面构成了其基本的骨架，特别是司法独立，它不仅被确定为求得司法公正、获得司法效率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更是在后来被法学学术界和法律实践界认定为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全部努力的核心与关键，可以说，中国法学学术界对中国司法的真正独立地位与状态的渴盼与希求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更有必要冷静而客观地直面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的真实状况，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的素颜

实事求是地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法学学术界对于司法改革的热望对我国司法实践部门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在不同时期先后发布了正式的司法改革“纲要”或者“规划”，以指导全国法院系统或者检察系统的司法改革。在此，我们先撇开检察机关的司法改革不谈，仅就法院系统的司法改革而论，1999年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分析这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际内容，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的真实境况与面貌。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确定的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立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管理体制；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些总体目标又进一步具体化为，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为重点而又符合审判工作特点与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人民法院内设机构的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法官队伍建设、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监督机制建设以及对法院的组织体系、干部管理体制、经费管理体制改革等内容。人民法院的“一五”改革强调坚持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所确定的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执行机构，完善执行程序，优化执行环境，进一步解决‘执行难’；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和审判机构，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改革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制度，为人民法院履行审判职责提供充分支持和服务；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保持司法廉洁；不断推进人民法院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为了保障这些目标与任务的达成，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制统一、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权威，坚持公正司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又借鉴国外司法改革的有益成果。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所确定的主要改革任务和目标在于：“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队伍建设，改革经费保障体制，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其所提出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坚持统筹协调、始终坚持依法推进改革、始终坚持遵循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

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上述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可知，尽管中国法学学者对于新时期中国的司法改革热情颇高、期待很大，但似乎情感遮蔽理性的成分更多，而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整个法院系统对于司法改革还是相对比较理性和实事求是的。

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极大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吗？最高人民法院用有关具体受案范围的规范性文件明确地将相当一部分法律争讼与社会利益纠纷，排除在了通过法律诉讼由人民法院加以解决的范围之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一般法理来讲，这的确非同寻常，而且实在难以获得法律职业人和社会公众的认同。作为社会中解决纠纷的最后的权威手段，我们的人民法院居然自己宣布要有选择地进行法律裁判解纷；但这的确又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和决定。人民法院非常清楚，从任何角度来看，它确实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百分之百地去解决提交到它面前的全部争讼。

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绝对不能高估。我们应该很清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司法与司法改革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情况并不是那么令人乐观。

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实现和谐司法吗？我们得承认，和谐社会永远都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但在逻辑和事实上，其现实的实现都始终是打了折扣的，绝对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而就司法的本质而言，所谓“案结事了”的矛盾化解于无形、纠纷解决于无痕的主观臆想，就案件当事人而言，绝对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在情感上、思维上和行动上达到的幻象。让我们来想想下面的情况：每年度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開的时候，尽管各级人民法院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拜访相关人大代表，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宴请沟通感情，力求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高票获得代表通过，但人民代表在很多时候并不买账，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各级人大会议上的通过率并不高；同时，这些年来，尽管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以“战役”和“运动”的方式来消解居高不下的涉诉信访，但至今似乎效果也不明显。和谐司法的效果究竟如何，难道不是很明显了吗？

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实现司法独立吗？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推动中国全面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吗？其实，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是非常清醒和理性的，其只在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了要“进一步完善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从那时到现在的所有改革纲要根本就没有提过“司法独立”，也从来就没有提过通过司法改革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当其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广度和深度的时候，司法本身始终是处于弱势的，司法改革本身很难自我提升并产生良好效果。相反，在作为其基础和前置条件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没有实现的时候，具有上述法律神话意境预设的司法改革是无法真正成功的，其种种措施和方案也不过是水月镜花。

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前景

到目前为止，中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法学学术界对司法改革的期待过高，以致很难面对现实的司法境况，并因此而显得焦虑和不安；而中国司法实践界也对自身的法律权威与社会权威、法律实践操控能力，以及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法律与司法需求的能力也过分乐观，以致应接不暇而疲于在政治、法律、社会三个方面艰难周旋，尴尬不已。

如今看来，中国法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的种种期待与激情确需回归理性，中国司法界也有必要不再那么热衷于政治与社会的喧嚣鼓噪而回归司法的本质。这是我们重新面对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前景的最为基础性的认识。

首先，法学学术界也好，司法实践界也好，必须清楚并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层面上来，那就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司法官员、司法活动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能力来真正满足社会公众的法律与司法需求。法学学者也好，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也好，必须有真正的勇气承认中国司法本身存在的权威缺失与能力不足，必须承认其实力的有限性。而中国的司法与司法改革应该低调进行，走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司法机制的技术改造之路。在这里，我们必须不断地深思，美国司法的权威的树立与能力和实力的真正提升，也是在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不断努力，才最终由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在联邦最高法院马布里诉麦迪森（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通过宪法司法化途径才得以奠基而发展起来的。欲速不达的道理，在思考中国的司法改革问题上需要加以特别考量。

其次，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司法机关本身以及司法官员——包括法官和检察官——从客观事实来看也还没有类似所谓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那样强烈而自觉的“独立意识”。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在精神上就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的自我认知与自我的社会身份定位，也就是说我国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在精神生存层面根本就没有“独立”的观念与自我意识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从其生存发展的政治环境与伦理道德环境来看，实际上也没有动力并且不希望将自身凸出于整个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之中，成为众矢之的；再一方面，中国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实际上也已经从最初的因为法学学者们的宣传鼓动所引致的整个社会对司法机关实现最终的法律公平与正义所寄予的厚望的自我满足中清醒了过来。这些年来司法工作的现实境况实实在在地给了我国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以真实的教训，那就是在现时代的中国，我国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对于最终的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中国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对于所谓“司法独立”已经非常清醒和理性。所以，我认为，在我国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本身在精神上缺乏独立的生存意识与社会身份认知的情况下，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司法改革诉求是没有任何前途和出路的。我个人坚持认为，就新时期的中国司法改革的未来前景而言，司法机关与司法官员的精神独立意识与自我的社会身份认同比司法独立的任何物质性的制度设施建构更为重要和关键。

再次，坦率地说，如果一个作为其支撑背景和基础条件的大前提不存在的话，新时期的中国司法改革本身没有任何前景可言，而这个大前提就是中国的法治。尽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宣布了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也确实在这条道路上走着了，但其步伐还相当的蹒跚，甚至很是令人担忧。

所以，无论就中国的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就中国的法治而论，对于中国法学学术界和包括司法在内的中国法律实践界来说，目前和今后最为重要的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任务就是，用精炼而严谨的逻辑论证和来源于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经验教训来说明，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法治，只有真正实行法治，才可能规范而稳妥地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宪政的渐进发展，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才可能真正实现全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只有真正实行法治，才能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提供既符合历史事實与客观逻辑，又兼顾中国国情与全球化时代诉求，还充分融合人类文明共同价值观念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总之，新时期中国司法与司法改革的真正前景，在实质上取决于执政党是否真正坚定不移地实行真正的法治，是否坚定不移地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是否坚定不移地坚持塑造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

作者为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作者：姚建宗

司法改革文化思考论文 篇3：

将司法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毫无疑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综合配套体制改革将成为我国司法改革工作的重点。本文将在回顾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司法改革成就的基础上，阐释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义和特点，并对改革的重点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

一、司法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來

2014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此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48个司法改革文件，其中主要围绕以加快实施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为首的四项基础性、制度性改革措施。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在立案登记制改革、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等领域有重要突破。截至2017年7月，最高院出台司法改革文件137件，开展4轮集中督察。最高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2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或结项；检察改革规划提出的91项具体改革举措，82项已出台改革意见或结项。

（一）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针对以往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没有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的问题，“两高”按照以案定额、总量控制、省级统筹的原则，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原则。其中，全国法院系统从原来的21万余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实现了85%以上法院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检察机关也围绕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和完善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先后在全国多地分为三批展开试点。在此基础上，今后的改革将主要围绕科学规划法官、检察官员额，实行员额浮动机制，建立法官、检察官退出机制等措施继续深化改革。

（二）司法责任制

“两高”分别公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了审判组织权限和法官、检察官的职责，初步制定了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力清单。“两高”开始逐步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并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就法官、检察官违法办案责任做出专业认定。

（三）司法人员职业保障

“两高”实行员额制后，法官、检察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实行按期晋升和择优选任相结合的晋升机制。此举有效打通了广大司法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增强了司法人员的职业尊荣感，调动了司法人员的积极性，有效激发了改革内生动力。此外，出台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实施办法，并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试图在维护法官独立性与人身财产安全，及时提供救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逐步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着力构建更加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的新型管理体制。目前法院系统已完成21个省（区、市）省以下法院编制统一管理，中级、基层法院院长已实现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13个省（区、市）已在辖区内实行财物省级统管改革。吉林、湖北、广东、安徽等16个省份检察系统也实现省级财物统一管理。

二、综合配套：新时代的司法改革

如前所述，前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以加快实施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基础性、制度性改革措施为主。目前，司法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完成了“四梁八柱”的主体框架，司法公信力普遍建立。但相关的综合配套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辅助框架，和司法改革主体工程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十九大提出的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作为司改的第二阶段，应主要围绕改革的精细化、协同化，促使司法体制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是指在以加快实施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为首的四项基础性、制度性改革措施的基础上，推进司法综合配套机制精细化、协同化的改革，它是对“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落实与贯彻，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提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义

首先，指明现阶段司法改革所处的阶段。这一论断标志着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提出的司法改革目标的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成，下一阶段更需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实现“精装修”。

其次，明确下一阶段司法改革所依靠的基本方法。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综合性、配套性的改革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综合配套改革中的系统化、协同化思维，不仅强调司法改革措施本身之间的系统和协同，更强调司法改革与其他领域之间的系统和协同；不仅强调改革方案的系统和协同，更强调在改革落实过程中的系统和协同。

再次，强调下一阶段司法改革的重心。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应当围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展开，这将成为下一阶段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司法责任制被誉为司法改革的“牛鼻子”，把握好司法责任制就把握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司法责任制符合司法运行规律，能够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也能对法官职业化，精英化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符合权力制约的原则。

最后，彰显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党的十九大把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指明了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权来源于人民，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综合配套改革，要充分体现司法改革服务于人民的目标。

（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特点

1.具体化、精细化

具体化和精细化强调把司法改革措施细化到具体制度，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查漏补缺，这要求政策制定者仔细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做到精益求精。以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改革为例，司法改革所制定的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只是宏观、基础性的措施，然而职业保障改革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仍需要建立配套措施加以完善。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地方法院普遍建立了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在综合配套改革阶段，对于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应该设计怎样的权限范围和运行机制，从更加具体化、精细化的角度来实现司法改革的成果。

2.系统化、协同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司法改革是一项整体工程，任何一项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当注意各项制度的系统化、协同化问题。

所谓系统化，是指在制定司法改革政策时，应当对各种政策进行集中、通盘的考虑；协同化则是强调各种改革措施之间应当相互协调，两者统一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信力的提高。综合配套改革中的系统化、协同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司法改革措施本身之间的系统和协同；第二，司法改革与其他领域之间的系统和协同，如司法改革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协调，司法改革与现代科技的协同；第三，改革落实过程中的系统和协同。如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功能的受限，不仅仅是运行机制缺乏精细化和具体化，还受制于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目标的难以落实，并显示出民众法律意识欠缺、司法公信力不足的现实。因此，解决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的问题，不仅仅要从职业保障本身出发，更要凸显其与其他司法改革措施相结合，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相结合。

3.深入性

十八大以来，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任务已经形成本轮司法改革的基本框架。综合配套改革是在围绕四项基础性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深化改革。它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已经形成一定稳固共识的前提下，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深入性强调两点内容：第一，司法體制改革不能停留在表面，应当进入“深水区”继续探索；第二，司法体制改革应体现连贯性的特征，应在原有的司法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三、精细协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展望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是在以责任制为中心的前提下面向未来，通过精细化、协同化的方式落实与贯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因此，为真正实现司法改革目标，综合配套改革首先需要激发省级以下司法改革的自主性，调动司法机关改革的积极性；其次，应当深化科技的应用，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效率来缓解员额制与立案登记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提高司法人员工作的幸福感和尊严感；最后，通过进一步完善冤假错案防止和纠错机制，以此作为突破口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

（一）激发省级以下司法改革的自主性

司法“行政化”“地方化”一直是我国司法系统饱受诟病的问题。为实现去行政化，本轮司法改革尤其强调改革的自上而下推进，从总改革目标的提出，到选择试点，甚至试点城市的工作方案，都是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核通过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央也一再强调顶层设计在改革中的重要位置。当然，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方式，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如何平衡“去行政化”的改革与行政化的改革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建议，在综合配套改革阶段要着力激发高级人民法院以下各层级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并不是要否定本次司法改革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模式，而且强调在坚持中央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的前提下，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差距较大的现实，在制定某些具体改革措施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赋予基层法院更多的选择空间。以员额制为例，中央规定不同地区法官员额制比例从最低的30%到39%不等，可是这一比例的合理性至今仍待论证。我国各地法院办案量差距巨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高达300多件，而全国法官平均办案量大概在50件左右。很难想象在办案量差距如此大的现实面前，法官员额制比例却仅有不到9%的差距。同时，由于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是最需要司法改革机关，通过激发这两级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自主性，可以让这些法院的法官的呼声能够更迅速，更准确的被政策制定者掌握，避免行政化中信息传递失灵的产生。使得在下一步完善员额制的改革中所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司法规律。

（二）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助力司法改革

现代科技的应用为司法改革提供了极大便利，“两高”在本轮司法改革中也积极探索“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的建设，目前已经在“一张网”办公办案、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和便民化诉讼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全国首家杭州互联网法院已于2017年8月18日在杭州设立。该法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行在线提取证据、在线解决纠纷，专门针对互联网案件的特点，积极探索涉互联网案件新型审理模式。

通过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到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可以加强司法信息化建设、提升司法辅助工作现代化水平等，切实提高司法效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各种案件如潮水一般涌入法院，给法官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压力。虽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提高了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但是在短时间内还是难以改变“案多人少”的现实。人工智能在标准化、重复化的程式性工作面前，展现了巨大的优势。通过这些现代科技的运用，可以帮助法官在基本的法条检索、阅读卷宗上节约大量的时间。

另一方面通过现代科技的运用，可以增强具有相似情节案件裁判的统一性，避免裁判结果的两极化，同时加大司法改革成果的宣传、增强司法裁判的公开和透明，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前，确实存在因为法官工作能力的不足和司法腐败而造成的“同案不同判”从而影响司法的公信力的现象。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检索判例，总结出同一类案件应当考虑的非法定情节，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相似案例做出等量判决的可能性。此外，通过互联网、“云”等技术可以使公民更便捷地观看到庭审，从而增加裁判的透明度，让公民可以真正地参与到每个案件中，有效地形成监督，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以上海为例，2017年7月11日，上海司法系统成功研发全国首个“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该系统可以同时服务于公检法三机关：从公安的侦查阶段开始，通过这套系统的语音转换系统，电脑会把各种笔录和犯罪嫌疑人口供自动生成文本，而且提供相应的证据标准和规则作为指引；在审查起诉阶段，该系统通过分析技术，实现了对案件人物关系、时间关系、地点行踪、作案工具的来源和去向，甚至能形成了完整的案发全景图；检察官结合专业知识判断各个待证事项下的证据是否可以采信，进而判断整个案件事实是否达到了法定起诉标准。十九大后，经中央批准，上海更进一步，率先在全国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而新技术在司法系统的运用也是下一阶段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但司法者不会自动、无偿地去运送正义。司法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司法工作人员，而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则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和依托。本轮司法改革中省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司法工作人员职业保障等改革难度较大，这部分改革尚未全面落地落实。且立案登记制和员额制的实施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现象。虽然法官的办案效率有大幅提升，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法官超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这一问题必将更加凸显。加强司法职业人员保障的首要内容是工作人员安全保障。一般来说，安全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等要素。基于此，在下一阶段司法改革中，司法工作人员职业保障应当着重在完善保障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的制度措施，探索建立依法履职免责制度，健全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受到侵害的保障救济机制。

所谓依法履职免责制度，是指在特定的案件中，根据法律的规定，对那些依法履行职责所产生的错案的司法行为不予追究，免其相应责任的制度。依法履職免责制度与错案终身追责制并不矛盾，依法履职免责制度侧重于回答什么是错案，应当对哪些案件进行追究；而错案终身追责制则侧重于错案应当如何追究，有哪些承担责任的方式，应当如何承担责任，两者统一于司法工作人员错案责任的实现。什么是错案尚无统一界定，在很多案件中，“错案”的产生并不源于法官主观上的徇私枉法，而是受制于当事人表达和举证能力，加之我国目前的错案追究制度往往重结果而轻主观，造成追究错案同时也会造成新的错案，这极大地打击了司法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因此，通过建立依法履职免责制度有助于调动司法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此外，建立依法履职免责制度有助于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如前文所述，从正面回答什么是错案，应当追究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时之间难以完成，而建立依法履职免责制度却可以从反面回答什么样的案件不应该追究法官的责任，从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四）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

司法公信力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通过防止、纠正冤假错案，应当是一个提升司法公信力最有效的切入点。同时，要认识到，尽管冤假错案的发生，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不可避，但正视、反思冤假错案，并把它当作司法改革的动力和资源，可以让司法系统从错误中反思，从错误中提升办案能力。

在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阶段，对于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应主要围绕尊重并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加强冤假错案的司法公开和完善对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制度三方面开展工作。

冤假错案的产生与律师无法充分发挥起辩护作用有很大关系，而一些广受社会关注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有相当一部分也与律师的积极介入有关。辩护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有效防止刑讯逼供，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只有通过律师在诉讼中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才能在法庭上形成诉讼的对抗关系。重视法律的法律意见，重视律师的辩护，是实现非法证据排除，防止冤假错案的前提。

司法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相契合，落实司法公开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一方面，公民有权知悉司法事项，尤其对于万众瞩目的冤假错案，通过司法公开，可以让人民了解司法活动；另一方面，公众有权利监督司法机关活动，司法机关也有义务去接受来自公民的监督。同时，社会监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司法机关的公信度也会因此公开而提高。

国家赔偿制度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是对刑事错案受害者权益的补救。但是，基于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等原因，许多冤假错案案受害者往往更愿意通过上访非常规方式寻求补偿，而这些补偿方式有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此外，目前国家赔偿机制存在着索赔困难、标准较低、程序僵化等问题。因此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赔偿机制解决司法赔偿问题，提高国家赔偿标准并多元化赔偿标准，对防止刑事错案受害人遭遇二次伤害、保障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

结语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是对“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延续和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很多地区前一阶段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果并没有完全落实生效。在综合配套改革阶段，应当在坚持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基础性、制度性改革措施的前提下，用精细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方法来完善改革方案，落实改革计划，将司法改革进行到底，让人民群众切实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张万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