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司法改革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而此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已经勾画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初步轮廓。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改革总目标，关键在于尊重司法思维和司法规律。
第一篇：司法改革论文范文
促进司法改革 实现司法独立
摘 要：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我国法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我国目前的司法独立现状却亟需改观。从司法独立的涵义着手，通过分析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途径，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方法。
关键词：司法独立;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司法改革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不仅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的保障。司法过程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正义的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能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能行使这项职权，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呢?
1 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独立的基本含义在于：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或审判权，法院、法官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判决，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讲，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内容：①法院或司法机关独立设置。②司法专属司法机关。③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④法院、法官独立审判，其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
总的来说，司法独立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机构设置上，司法机关独立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可以说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被称为“技术性的司法规则。”
2 现阶段我国司法独立的障碍
在我国，司法独立已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并且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发生纠纷行使诉权时，要求有公正的司法裁判，如果司法不能独立，就会失去公正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稳固;二是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要求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的中立性，才能在司法程序中不偏不倚地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目前我国司法独立原则实现程度与国际社会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存在很多问题，如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权的地方化、法官素质不高、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归纳起来，影响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2.1 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外部因素
(1)执政党的干预。首先，我国宪法和我们党的党章的规定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却发现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直接插手干预法院具体的审判工作的问题时有发生。司法机关基本上受命于党委，成为党委的附属产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权掌握党委手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更有甚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打批条，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需要，事实上这种“以党代审”的做法导致的部分办案不公，反而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为导致腐败的诱因之一。尽管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直接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敏感”、“重要” 案件的处理大多还是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这种做法严重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2)地方政府的干预。建国以来，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虽几经变动，但我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还是走行政区划的老路子，审判工作与司法工作不分，司法工作行政化现象极为明显：①司法机关依行政区划设置，与行政机关一一对应。这种层层设置的方式显然是模仿行政机关建制的，明显缺乏对司法工作特殊性的考虑。②对司法人员按行政干部进行管理，与行政机关相对应。③工作方式上实行层层把关的首长负责制和请示汇报等行政方式，明显不利于司法工作按法定程序进行。如此以来，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难以得到切实保证。以至于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和执行难现象。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中，因其事关当地政府的财源，而法院经费又是地方财政提供的，法院受自身利益的诱惑和国家权力的影响难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由于审判的事实不独立，人事、财政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形成了一大堆“关系案”、“人情案”。
2.2 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内部因素
首先是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是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旦遇到了疑难、复杂问题，以请示法律问题为由与上级法院商量裁判结论，向上级法院请示，而受案法院也是来者不拒。更有甚者，直接指示下级如何裁判等。上下级法院这种不正常沟通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下级法院丧失了独立性，本应由自己审理的案件逐级请示，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积月累，造成了诉讼效益价值严重下降，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破坏了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级法院做出的决定，下级法院必须遵照执行，这样就使得当事人本想通过上诉改变不利于自己审判结果的愿望落空，在事实上导致了“一审终审”，无形之中可能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样，这与我国的“二级终审”制度是相违背的。
其次是委员会与办案法官的关系。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庭，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未形成明确的职责范围。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做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结果使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具体说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由独任庭审判还是由合议庭审理，一旦审判委员会做出决定都必须无条件予以执行，其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审判委员会并未参加合议庭，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及举证情况，只是依据审判长的报告就对案件做出判决或裁定，这样一旦有所谓“重大”、“疑难”案件需要审判委员会参与其中，庭审往往就会成为走过场，真正参与审判法官没有决定权，而实际决定权却掌握在庭外的审委会手中。以致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这显然与我国奉行的“庭审中心主义”和我国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更破坏了司法独立性。
3 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3.1 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
通过改变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天系，使司法权真正脱离行政权的束缚，从而具有真正独立的地位。首先，改革现行法院设置。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打破过去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按照优化配置和使用司法资源的原则更新设置法院模式。其次，改革法院人事管理体制.实行法院系统内部的人事任免制度，使其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实行内部的垂直领导。最后，改革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将目前地方政府负担司法机关财政改由全国人大立法，由国库拨款，并由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
3.2 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体制
从各级法院内部来讲.尽量消除法院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强化法官个人的独立地位，赋予各级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平等地位。首先，应当废除法院的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他们对案件的审批，其实就是损害了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独立性，是内部不独立的具体表现。其次，应当废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我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它们有权讨论决定重大或疑难案件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审判委员会所拥有的这种权力，明显地削弱了司法独立原则。废除它们讨论决定案件的权力，必然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 从上级法院的关系上看，应当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权力限定在严格范围内，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进行直接具体的指导，甚至干涉下级法院的工作。下级法院也要保障自身的独立地位，独立地开展工作。
3.3 建立法官职业化制度
法官个人的素质对于司法独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法官素质提高了，才能为司法独立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障。建国以来，我国没有充分重视建立法官职业制度，把法官作为政法干部，忽视了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素质。法院的人员来源广泛，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法官队伍并没有按照一种特殊职业的要求来培养和管理，缺乏职业化要求的选任、教育和管理的手段及方法，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司法独立的实现。因此，大力提高法官素质，以建立法官司职业制为中心，对法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首先，要从宪法上确保法官保障制度，重点是确保法官职务的稳固性和待遇制度。为提高法官抵制非法干预，免却公正执法而可能产生的后顾之忧，法官职业应有稳定性，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轻易改变，除法官因违法或身体原因丧失行为能力等除外;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利益的诱惑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司法过程中的贪赃枉法现象的出现，对法官的生活待遇给予制度的保障是必要的。其次，实行严格的录用制度。一是严格的法官选任资格：全日制大学本科法律专业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必须经过上岗前的培训，以此控制法官的非正常来源，提高法官这一职业的从业门槛。二是逐级遴选、严格用人制度：担任法院从基层法院开始，上级法院对法官须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优秀律师和高素质的法律专门人才中选任。改变现行的用人制度，保护高素质的法官，防止出现劣胜优汰的反常现象。
在当今大多数法治国家里，司法公正都被视为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最终屏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而司法改革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法改革的三大目标包括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司法效率，其中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司法独立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才能实现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杨书军.困扰中国司法独立的几个因素[J].怀化学院学报.2006，(11).
[2]杨雨.关于司法独立的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5).
作者：周田甜
第二篇：司法改革贵在尊重司法运行规律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而此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已经勾画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初步轮廓。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改革总目标，关键在于尊重司法思维和司法规律。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思维 司法规律
当前司法改革面临的问题
司法改革是搞科学，必须尊重司法权的特征和规律。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裁判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独立性、统一性、终极性的特点。这条规律是客观的、普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就是这么一个常识，很多人还不能充分理解和接受。实践中，很多时候改革会走样，忘记了出发的地点。因此，要以司法规律为尺度，对当前各类司法创新展开检讨，不符合司法规律的，要坚决予以革除。具体而言，当前应当警惕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以下几种倾向：
首先，司法改革的“偏方”不能当成“主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地方竞争”色彩，实践中呈现了一些零散、盲目和不协调的特点。仔细观察和分析这场地方司法创新的“竞标赛”，我们发现，支撑改革的逻辑不是司法规律和法律思维，而是政治逻辑和政绩驱动。譬如，一些地方盲目追求高调解率，不惜土法上马，搞了许多复古的制度创新;一些地方为了破解涉法涉诉上访，搞领导大接访运动，结果把许多陈年旧案又翻出来，引来更多的上访;一些地方不切实际地搞错案终身追究制、一票否决制，束缚了法官依法审理、依法判决的手脚，导致法官群体形成了“能不判则不判”的思维定势。司法改革中出现的这些误把“偏方”、“辅药”、“配药”当“主药”的做法，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司法改革是搞科学，要遵循司法规律，不能相信“偏方治大病”那一套。
其次，司法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司法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通盘考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基本制度定型的情况下，局部的小修小补，无可指摘。但在一些核心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东打一个补丁，西打一个补丁的策略，不仅找不准病灶，还可能因为胡乱用药，扰乱了最终诊断。仍以涉法涉诉信访为例，病根在于对司法的最终性缺乏深刻理解，没有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却开出“大接访”的药方，结果事与愿违，纠纷不但没解决，大量纠纷又死灰复燃涌入法院、检察院。由于老百姓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和路径依赖，重新推动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和几年前相比，不是更容易而是更难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司法改革可以“先易后难”，但不能不讲司法思维和司法方式，人为地制造新的难题。
再次，司法改革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从司法权的性质看，它是一种国家权力，具有全国统一性;但是从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看，它又和地方人大、地方财政密切关联。司法改革既是中央的事，也是地方的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当前，从中央角度来看，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承载着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强化司法权中央事权属性的双重目标。之所以选择这种分阶段的改革策略，而没有一步到位彻底实现司法权的国家化，政策制定者的解释是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在改革的动力机制上，中央和地方的表现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当改革来临了，一些基层法官反而喜忧参半、犹豫不决。因此，如果不解决这一动力缺陷，司法改革的进度将大打折扣。
最后，司法改革的共识仍需凝聚。司法改革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司法改革的共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中央与地方、精英与大众、司法机关内部，司法改革的共识都还很脆弱，这也是当前司法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例如，前几年关于司法民主化和职业化的争论，并没有增进多少社会共识;法官为什么应当比普通公务员拿更高的工资，也是一个远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再比如，人民法院“一五”、“二五”改革纲要曾设想把法院财政和地方政府分开，后来没有推行下去，主要原因竟然是法院自己不想分开。司法改革的偏向进一步阻碍了司法改革共识的形成。过去几年司法领域的一些做法，动摇了刚刚形成的关于司法改革的一些脆弱共识，让许多法官无所适从，导致一些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瞬间破裂。然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回归常识，回归司法规律，因为只有普遍的司法规律才是最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改革不可能孤立地来看待，它必须放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来考虑，也必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照着看。十八届三中《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就决定了司法改革不能孤立进行，必须同整个依法治国新局面相适应。当前，新一轮司法改革应当在前三轮司法改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妨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正确界定司法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厘清司法机关的相互关系。
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是：政治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基础和保障，司法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它们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背景下看司法改革。司法权是一种中央事权，承担着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因此，“去地方化”的大方向不用怀疑，需要讨论的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的问题。第二，通过立法破除司法中央化的体制性障碍。我国《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确立了地方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的分级选举结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司法制度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因此，彻底调整必然涉及修改宪法和法律，调整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再比如，是否建立行政法院，依据《宪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也需要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等。第三，司法改革还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党的领导和保障司机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
司法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是另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从表面上看，司法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似乎并不相干，但实际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具体而言，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制度竞争和制度能力角度看，法院和行政机关同为法律决策机构，二者之间在劳动力、资源、最终决策权等方面都存在竞争关系。因此，专门法院的设置应当随着行政管理专业化而适时调整。新近设立环境保护法庭、知识产权法院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二，从经费来源上，司法改革也需要人事、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套。譬如，推动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意味着需要在省一级设置统一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并由省级财政统筹支出。第三，从管辖上来看，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也必须与行政区划、法官任命相衔接。
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第三个因素。《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前述四个机关简称“公检法司”。正如学者韩大元所言，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关系是我国宪政体制中的基本问题，涉及到司法职权配置、司法程序运行和司法独立等基本制度。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其核心在于调整司法职权配置，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促进司法独立。具体而言，“互相制约”是三机关相互关系的核心价值要求。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角度出发，在价值理念上，应坚持效率服从于公平、配合服从于制约;在工作程序上，应坚持侦查服从于起诉、起诉服从于审判。①
理顺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的关系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因此，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在宪法框架内进行，尊重司法思维和司法规律，理顺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并在宪法这一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稳步推进。
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指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新形势下，党的领导方式应当从“下游”—司法过程转向“上游”—立法过程。因为，从本质上讲，司法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裁决纠纷。党对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的领导是一个整体，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之后，司法机关执行宪法和法律，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的关键之举就是避免干预个案，保证法院、检察院等独立行使司法权。因此，破除僵化思维、保障司法独立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治理手段的一次伟大转变，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有利于在党和政府之间构筑一道政治防火墙。
改革政法委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关系是理顺党和司法关系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基层政法委干预个案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的审判独立与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这显然与政法委成立的初衷不相符。党委政法委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工作方式也必须随着党的领导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今后一个时期，应当进一步明确党委政法委的职能定位，重点定位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解决事关政法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尤其应当理顺党委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关系，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支持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②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还应当进一步理顺纪委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诚如一位基层检察官所言，我国时下的纪委反腐体制及其双规制度有其现实合理性，纪委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不容否认。但是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视角考量，这种体制和运行机制势必需要进行法治化改革。为此，应进一步明确纪委办案与检察机关办案在程序上的次序、差别与界限。
司法改革的四个“毫不动摇”
司法有它自己运行的规律，司法改革、司法创新不能违背司法规律行事。司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都必须按照司法权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展开。依法治国也离不开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笔者认为，司法改革应当坚持四个“毫不动摇”，即司法独立、司法职业化、司法国家化、司法去行政化。
坚持司法独立毫不动摇。司法是解决纠纷、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其独立地位必须得到保障。法院独立审判决不是要割断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是否定依法独立审判与接受监督相结合，而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司法规律，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只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法官才能真正以公正和超然的姿态来处理社会纠纷，也才能真正做出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裁决。同样地，改革和建立纪检监察、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当前在查处腐败案件中出现的立案难、侦查难、取证案、公诉难等问题，关键原因在于中央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执法权力无法直达地方。因此，很有必要改革现行的平行领导体制，完善派驻纪检专员制度，建立纪检监察、检察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体制，至少也要上收一级。这样才能避免现行体制下“既任免干部又查处干部”带来的包庇纵容、通风报信、重罪轻罚等问题。
坚持司法职业化毫不动摇。法官、检察官这两个职位具有职业化和精英化的特质，尤其是法官，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亦然。坚持法官、检察官专业化、精英化，不等于不考虑民意，而是要实现司法工作专业性与坚持群众路线相结合。因此，法官、检察官的选任应当更加注重专业素养和道德素养的要求，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干。法官、检察官的职位是精英岗位，需要精英人才方能胜任，并需要高报酬以吸引人才和保证其廉洁。不能把法官、检察官混同于普通公务员。
坚持司法国家化毫不动摇。《宪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为避免“地方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并进而成为地方利益的附庸，法院的国家化必不可少。法院的国家化事关国家主权的完整和法制的统一，也事关法院自身的权威和法治国家建设，不可等闲视之。改革现行的各级法院按行政区域设置，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产生的体制，统一收归中央，推进管辖区合并，按照人民的司法需求供给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回应公民需要。在经费管理上，改革现行的由相应的同级地方财政拨给的体制，由中央财政统一预算。建立司法财政保障机制，由中央财政专项直接确定，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解决基层司法机关的经费保障问题，从而打破司法经费由地方保障的格局，逐步化解司法的地方化难题。
坚持司法去行政化毫不动摇。去行政化改革的关键是消除司法机关的行政化色彩，摆正司法系统内法官、检察官与行政性领导的关系，真正实现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只对法律负责。司法的特性在于审判独立，在于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所谓的“法官枉法，院长辞职”，所谓的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就案件的请示汇报，所谓的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层层审批等等，都是不符合司法自身规律的，是应当通过司法改革尽快革除的。
【注释】
①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②孟建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求是》，2013年第4期。
责编 / 王坤娜
作者：沈开举 郑磊
第三篇：中国司法改革述评
摘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对中国的司法改革的成绩与不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对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提出了建议。文章指出，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在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中深化司法改革，司法独立不是主张脱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制约，而是只有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合法正当监督，方能有效保证司法独立;坚持整体推进与逐步改革相结合。在保持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进度大体同步的前提下，鼓励司法改革适当超前，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文章认为，中国司法改革应当树立大司法观，司法改革的目标要明确，司法改革应遵循依法行事的基本思路;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改革我国司法管理体制;同时，尽快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司法改革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关键词：司法改革; 公正; 民主; 文明
作者简介：肖君拥(1973-)，男，湖南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宪法学研究;黄宝印(1966-)，男，满族，辽宁北齐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分析
任何改革的意愿与行动都有其现实或潜在的社会背景。20多年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司法机关及其活动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人们对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期待与要求越来越高，司法改革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建国初期形成、在改革开放后有所发展的司法体系与司法制度，已适应不了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际，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不少问题和弊端。在1995年以前，司法改革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尤其集中在法院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方面，结果促成了刑事诉讼法1996年的重大修改。1997年后，我国才开始关注宏观的司法体制方面的改革，对司法制度与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改革和创新。
要了解我国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必须在认识上完整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司法改革问题的凸现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出现的结果[1](P2-5)”，。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人们对社会公正的需求变得强烈起来。加之由于对外开放带来民众视野的开拓，权利意识、诉讼意识开始养成;由于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管理方式上进行的重大调整和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被打破，“契约”代替了“身份”，法律规则逐渐代替了行政命令。司法机关和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司法机关日益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机构。第二，司法改革是强化而不是削弱司法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社会的纠纷和冲突也就会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原来很多由行政机关控制和解决的企业经济纠纷，可能改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在诉讼的数量上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提出了挑战，而且在工作绩效与方式上对司法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强化司法功能。第三，司法改革是我国加大法律实施力度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立法日趋完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是，法律实施方面却不够令人满意，不改善司法工作，不严格实施法律，必然会影响公民对法律的信心，无法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第四，现行司法体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铲除司法腐败的任务要靠司法改革来完成。现行司法体制虽一直处于不断改革之中，但与社会公众的期待仍然有较大距离。此外，司法腐败已成为我国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为从源头上杜绝司法腐败行为，迫切需要进行司法改革。
二、 中国司法改革的成绩与不足
(一)司法改革已取得的主要成就
1.司法改革“公正”与“效率”主旋律的确定。过去我国对司法的性质与功能定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刀把子’)，是实现党和国家政策目标的手段”，其任务是“运用司法程序，惩治犯罪，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当时，司法审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判案要考虑、服务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形势，犯罪与量刑甚至要考虑当事人的阶级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司法工作的定位开始发生转变。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法院院长会议上，决定在案件审判中，家庭出身不再作为定案的根据。同年，中央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在其后8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开始出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等提法。90年代，“严肃执法，确保司法公正”成为我国司法机关进行改革的常见口号。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为贯彻这一任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颁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0年，结合检察工作改革的形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随着这些文件的出台，我国司法改革的近期目标和指导思想变得明确，改革的手段更趋理性。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司法改革确立了追求“公正”与“效率”的改革取向。
最近一年以来，全国基层司法机关的改革势头非常踊跃，据对《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等专业新闻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围绕“公正”和“效率”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北京朝阳区法院设立了咨询法官制度，北京市各派出法庭试行上网对判决书进行电子盖章，北京市检察机关在丰台区试点“立体公诉”制度，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推出“刑侦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北京市等基层人民法院推行的“诉讼风险告知”制度，上海市徐汇区法院首推的“量刑答辩(量刑请求权)"制度，天津市人民法院新近推出的“判例指导”制度，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浙江省杭州市萧山法院试行的“网上审判”制度,山东淄博城郊检察院的“服刑人员可随时约见检察官”制度，山东德州、福建宁德法院推行“判前评断”制度，四川、河南等省检察机关实行的“主办检察官”制，海口法院、郑州市上街区法院推行的“小额法庭”、“小额法官”制度，湖南省地方法院开始推行“邮件立案”、“现场立案”制度，洛阳市涧西区、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实行“法官判后语”制度，江苏南通中院推行的“学习型法院" 建设，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试行办案零口供规则，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搜查住所实行“未成年人避开”制，武汉市黄陂检察院内部设立“迟到席"，广东省南海法院推行 “一页判决书”的规定，广东省各级法院实行的“先执行后收执行费"制度，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施行的“诉辩交易" 制度，深圳中院开始叫停“无限申诉”，等等。对于这些措施，各方评价不一，但是，毋庸置疑，基层司法机关的改革实践为我国的整体司法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尝试。
2.审判制度改革。我国各级法院在完善审判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有：(1)加强法院的内部机构建设。1999年6月，隶属交通部门达15年之久的六家海事法院转制交接;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庭的设置进行重大改革，决定设立四个民事审判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这使得各级法院的审判庭设置更趋规范，运转更趋高效。为强化裁判结果实现能力，各级法院加强了执行体制改革与执行能力建设。1999年8月，最高法院提出，要实行各高级法院对本辖区执行工作统一管理和协调的新体制。执行庭(局)在全国法院普遍设立，对打破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有效克服执行难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2001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执结率达到84.8%，比1992年提高了7.4%，实现了重大跨越①。(2)审判方式的改革。最大的改革当属自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颁行后人民法院的审判方式由“职权主义”转变为“当事人主义”。法官不再在庭审中起主导角色，维护控诉方和辩护方的程序权利，在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等平等进行控辩程序中，以相对消极方式客观地审查证据，做出公允裁判。我国民事审判方式也相应进行了改革，1998年7月，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改进庭审方式，主张要落实“公开审判、公正审理”;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以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使法官从繁琐的调查取证中解脱出来，摆脱了“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尴尬局面，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增加了庭审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将过去由法官询问当事人的做法改为由当事人自己陈述，使当事人有证摆在庭上，有理讲在庭上，较好地维护了人民法院的形象。(3)审判组织改革。长期以来，审判工作中沿袭下来的层层审批、逐级把关的行政化模式，有损司法公正。为纠正过去在实际运行中过于行政化的倾向，最高法院1999年8月决定将寿光法院“大立案"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截止至2002年，全国绝大多数法院不但普遍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制度，还认真执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强化合议庭的作用，合议庭开始有权对普通案件做出裁决。此外，各级法院开始试行案件的独审法官制度，山东青岛中院实行的“主审法官”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典型。(4)审判队伍的建设。各级法院结合新的工作实践需要对法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1995年《法官法》开始颁行，2000年8月，《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条例》公布，以规范审判长的选任来改善和优化我国法官队伍建设。(5)证据制度改革。为明确举证时限要求、规范证据交换和当庭质证程序、细化配置举证责任、排除非法证据，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大证据规则的出台，标志着人民法院在证据制度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除此之外，最近几年来我国法院还仿效国外在着装方面由军警式制服换成了法官袍，2002年起法院庭审时开始使用法槌。
3.检察制度改革。近年来，检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检察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检察工作围绕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积极创新机制，规范执法，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其中较为显著的有：(1)统一侦查指挥以形成整体作战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部署，迄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均已设立了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及其办公室。该机构在强化对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侦查工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健全职务犯罪案件异地代为取证、协助办案机制等诸多方面已初步显现出生机与活力。广东、广西等不少省区通过指挥中心，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多个下级检察院，成功查处了多起跨地区的大案要案，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充分显示了整体作战的优势。(2)试行主诉办案制度。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所推行的各项业务改革措施中最先开展的，从2000年1月起，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决定全面推行这一制度。到2001年底，全国已有2729个检察院选任主诉检察官9022名①。主诉检察官承办了大量案件，分片负责联系公安机关警区，工作得到加强，促进了办案质量的提高。实践证明，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工作环节多、权责不分、错案难究的落后状态，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推动了检察制度的人事改革。(3)加快公诉制度改革以提高诉讼效率。近几年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化审理，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运用多媒体示证系统等。(4)加强侦查监督，改革审查逮捕方式。2000年9月，高检院将审查批捕厅正式更名为侦查监督厅。此后，各级检察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上。两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不仅积极探索引导侦查监督的工作创新，在“严打"整治等专项斗争中与同级公安机关联手有力地打击了各类犯罪外，还开展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试行取消阅卷笔录，将逮捕案件审查报告和逮捕案件审批表合并为制作《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强化了对证据的分析和说明，增强《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说理性。(5)实行科技强检战略。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积极运用已建成的专线网、计算机局域网进行信息发布、电子信息的传递、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等检察业务的日常管理工作;利用网络进行案件动态管理，实现侦查指挥协调、案件材料的网上传递，积极运用多媒体示证;利用互联网开展网上举报、网上法制宣传、电子检务公开、网上申诉和检察长网上接待群众等多项网络应用的尝试。(6)建立专家咨询制度。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增强了检察机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充分发挥专家的知识优势、提高检察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推进检察改革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目前，全国各省市检察机关大都已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小组)的决策“智囊”机构。
4.以建立国家司法考试为中心的法律职业改革。为实现司法公正，我国已开始着手建立一支业务精通、公正清廉、作风优良的司法队伍。1995年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并颁布《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法官、检察官的职务序列。与之相配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制定了一系列保证法官、检察官全面素质的措施。2001年6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法官法》、《检察官法》进行了修正，提高了司法专业人员任职的“门槛"，规定从事法律职业的学历要求，确定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完善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程序。2002年3月，首次中国大法官会议和首次中国大检察官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我国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开始启动。随后，我国首次统一司法考试成功举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改变了过去按照公务员管理模式管理司法人员的做法，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5.“公开”的改革。我国的审判公开改革在近年已取得重大进展。1998年6月，北京一中院率先宣布，凡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可凭有效证件进入该院旁听任何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1999年3月和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先后对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和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进行庭审直播。庭审直播无疑会推动裁判的公正性，本身就是很好的法制宣传教育。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除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公开进行，审判过程全部公开，并允许媒体负责地对审判过程做出报道。公开审判的主要内容包括证据公开，辩论公开，判决理由公开，法院不仅要依法宣判，而且要公开判决理由。在最高法院的推动下，公开审判迅速在全国得以铺开。
在人民法院推行公开审判的同时，一场取名为“阳光工程促公正”的检务公开改革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得以积极展开。此外，其它有关司法系统也结合本部门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相继实行了“公开”改革，在工作中形成信息公开制度化。如：公安机关在推行“警务公开”，监狱推行“狱务公开”，等等。“公开”，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其他司法制度的改革。近年来，我国司法改革在证据制度、司法行政制度、劳动教养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等方面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都有新举措，如：新证据制度、司法救助制度已率先在法院审判工作中实行并不断规范;司法部决定深化公证改革试行主办公证员负责制，实行法律援助制度;公安机关对刑侦、车管、户口、出入境管理等工作做出重大改革;等等。司法改革不断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司法工作面临的新环境，司法工作逐步实现与WTO、国际人权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书的标准或要求相对接。
(二)司法改革的若干不足
1.司法改革面临整体合理性的问题。中国法治建设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目前的司法改革属于法治环节的改革，这种改革的许多措施和内容对于建构法治国家具有明显价值，但由于法治的有些要素改革缺乏统筹部署与规划协调，加之其他一些有关政治体制和观念认识的原因，在法制要素的结合部位，如审判权与检察权因权力配置关系构成的结合部位、法律监督与司法独立的疆界等，就可能出现法治要素改革具有局部合理性而缺乏整体合理性的问题。
2.司法改革面临的实际困难很大。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司法的独立性，但全社会对处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间的和谐关系缺乏成熟的共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司法机关在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而我国的法院以及检察机关在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中仍处在相当边缘化的地位。还有，与社会对司法改革的热情期待相比，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对相关知识的积累准备显得不够充足，需要稳妥、科学的改革理论以及积极的实践探索，以降低改革成本。
3.司法的权威维护和司法公正的保障仍有待加强。我国司法审判实行二审终审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章的有关规定，二审终结审理完毕的案件完全可能多次提起再审。这种使已经终审了的案件的合法性时刻受到质疑并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再审制度极大地动摇了司法权威。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存在外部监督无序、内部监督不力的状况。一种既维护当事人正当的申诉权、又维护法院的既判力和国家的司法权威的新体制尚处于探索过程中。另外，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现象有所遏制，但形势仍十分严峻。
三、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展望
1.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司法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使司法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随着十六大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司法改革必定会迈出更大的步伐。一方面，在司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的形势下，司法改革相对国家其他政治体制改革，最为迫切，收益最大，风险也最小，因而它完全有可能走在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前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司法体制在许多情况下与国家的其他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不可能是急风暴雨似的改革，只能循序渐进。
2.中央与地方互动的司法改革局面将继续保持。即改革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自上而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会继续出台本系统的改革纲要和方针，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也会加强对司法改革问题的关注和协调。这种改革由于带有全局性，因而将是比较慎重和稳妥的。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各地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会继续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各自的范围内程度不同地推出改革措施，推动司法改革。这种改革在有的地方可能步子会迈得更快些。
3.司法审查制度建设将加快。宪法是一切法律的上位法，依法治国首要的是要依宪治国。但我国长期以来，在起草、制定和颁布各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政策文件时，很少认真研究其内容是否与宪法精神相符，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把依法治国庸俗化，把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内容随便塞进所谓的法规和文件，而司法实践中宪法也缺乏可诉性，对于违背宪法的立法和文件，对于各种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老百姓无法提起违宪诉讼，国家也缺少相应的机构来受理和裁决。在这方面，2001年著名的“齐玉苓案”开了个好头，被认为“创造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例"。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已经势在必然。今后，对司法审查的消极认识也将逐步改变，该制度的既有局限性将被克服，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宪)性、抽象行政行为、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等终将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公益诉讼制度也终将被论证和实践。
四、对深化司法改革的几点建议
1.司法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第一，司法改革应牢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要加强和改善中共党的领导。要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还要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第二，坚持在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中深化司法改革，司法独立不是主张脱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制约，而是只有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合法正当监督方能有效保证司法独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国情。第三，坚持整体推进与逐步改革相结合。在保持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进度大体同步的前提下，鼓励司法改革适当超前，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
2.司法改革应当树立大司法观，司法改革的目标要明确。理想的司法权，独立、有力是前提，文明、负责是要求，权威、能动是关键，公正、高效是价值取向。新的司法体制设计，应在新的政治体制设计框架内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既能保证司法活动的高度独立自主，又能使司法的权能受到有效的控制和制约;要既能满足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又兼顾中国实际国情与世界时代潮流;既使司法机关内部的建设和制度设计趋于合理，又能对各种妨碍和影响司法公正的外部因素加以充分考虑。司法工作与司法改革要坚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司法)文明建设的大局。为此，我国的司法改革不应局限于法院、检察院的改革，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将具有治安处罚、劳动教养等实体处罚权的各级公安机关，将与司法工作密切相连的各级政法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等都纳入我国司法改革的视野，合理确定其权力边界。目前，司法改革多限于法院、检察院各自的系统内部，且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3.司法改革应遵循依法行事的基本思路。我国20多年的许多改革事业大都缘起基层，国家的中央司法机关要尊重和保护地方进行司法改革的热情，司法改革只要不违背现代宪政精神，允许和鼓励创新。但是，在当下的司法改革中，各地纷纷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有的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零口供规则，有的法院对本应判处在监狱内服刑的青少年犯，不予判处，而罚其做一定的社区劳动(即国外刑法中的社区刑)，有的公安机关要求缓刑犯每周做一定时间的义务工，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总的来说，其出发点是积极的，但也给人以违法的印象，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于法无据，甚至是逆法而行。如果中央司法机关默许了这种违法行为、认为司法改革可以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那该如何来树立法律的权威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对此，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司法改革不能脱离法治思维，应遵循依法行事的思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在发挥司法改革的能动性时，应符合总的司法改革精神，对于一些涉及敏感问题的改革，应当事先报经上级批准。
4.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改革我国司法管理体制。由于司法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因此，应当有一个领导机构。在我国司法改革进行的十余年时间里，并没有类似的机构承担起这个责任，致使司法改革长期以来缺乏总体的规划与部署。为改变目前存在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消除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的不当干预，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与人事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应予独立，经费开支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此外，关于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近年来实行的“两规”措施的存废讨论，也应纳入司法领导与管理体制的整体改革之中。关于司法的人事制度改革，对司法人员的管理与任免，应严格执行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对司法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实行司法助理制度，严格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认真把好司法人员的“入口关”和“出口关”，巩固和发展司法人员人事制度改革的既有成果。另外，要明确司法权力的分工。没有分工或分工不明的权力只会导致腐败、专制与混乱无序，司法权的配置也是如此。必须严格界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保证司法权的合宪行使。司法权的内部分工如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之间以及审判权之下立案权、审理判断权、执行权之间等都必须相对明确、合理。不同种类司法权力注意同步推行改革，这样才能保障司法权依法有效运行。
5.积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司法改革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已加入了WTO，签署或批准了联合国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筑。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司法改革不仅有各种机遇，更面临严峻挑战，譬如，加强司法的国际协作、建设符合国际惯例的司法审查制度等。认真冷静地分析、评估和预测全球化可能带给我国司法改革的影响，很有现实意义。全国司法机关必须面对实际，做好充分的知识、物质和技术准备，肩负向人民负责的使命，迎接挑战。
注:
①数据来源：中国法院网 /司法动态 /党的十五大以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8日。
①数据来源：《检察日报》2001年12月31日。
参考文献
[1]信春鹰.21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权力[A].公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康敬奎]
A Review of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XIAO Jun-yong, HUANG Bao-ying
(1.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102;
2. College of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430072)
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 justice; democracy; civilization
作者：肖君拥 黄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