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院司改領导小组组长崔亚东。司法体制改革关系到“中国梦”，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权益，因此无疑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当然，也是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篇1：
角色定位与职能作用：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摘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作用，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应当积极开展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法律补给和意见建议，并为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机制尚不健全以及保障措施不足等问题。地方人大应当提高监督认识、增加监督途径、改进监督方式、强化监督保障，以确保司法体制改革能在合法的框架内依法有序进行。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地方人大；监督；制度供给；保障措施
基金项目：国家检察官学院2016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民事调解检察监督实践问题研究”（GJY2016D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度一般项目“西方‘立案登记’模式与中国民事诉讼受案程序改革研究”（15BFX064）。
作者简介：范卫国（1986- ），男，山东巨野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重庆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诉讼法学、检察实务；王婷婷（1987- ），女，江西莲花人，西南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法学、财税法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同时，报告要求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此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5年4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绘就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因而，在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不仅关系到普通民众的期待能否得以全面回应，也关系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运行。
一、地方人大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基本职能
（一）制定出台司法体制改革法律制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当前背景下，要使司法改革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要使司法改革始终沿着法治的轨道推进，作为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大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律供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和保障。事实上，早在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根据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及时作出了推动和引领司法改革两项立法决定，分别为《关于授权最高法、最高检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速裁程序试点决定》）和《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决定》）。其中，《速裁程序试点决定》明确规定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沈阳、南京、武汉等18个大城市中开展，试点期限为两年。根据该决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等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试点地区法院和检察院在执法办案中，可进一步简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诉讼程序。
《速裁程序试点决定》及《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决定》的提出，不仅在优化司法资源和提升司法效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我国授权立法由此进入司法领域。多年来，学界对于最高法和最高检无立法权而屡次以“司法解释”等形式续造法律颇有意见，其核心原因就在于：从性质上看，“两高”的这种行为侵害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力。[1]因此，此次“两个决定”的出台为今后“两高”获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开展相关的法律工作提供了指引。鉴于司法体制改革具有体系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在今后司法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地方各级人大应更加积极地参与或者授权相应机关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立法，对法律职务如何任免、工作经费如何配置等改革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从而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充分的法律指引，确保司法体制改革依法有序进行。
（二）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相应工作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从本质上来看，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不合时宜的司法体制进行革新，是对我国司法权力配置进行合理调整的过程。”[2]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在适用过程中同样存在滥用的情况。因此，针对目前各级司法机关存在的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严重以及司法腐败现象大量存在等问题，两院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事实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也决定了司法为民应当是司法改革以及司法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以司法民主性来抗衡对司法的不当干预，以维护司法的公信力才是司法改革的主要方向。”[3]因此，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就应当是司法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并积极征询民众意见和吸纳法律专家学者等人士共同参与的过程。广泛吸纳公众和专家参与，认真听取民众呼声和专家建议，也是我国建立既具有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又具有司法规律的司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实践中，有些地方人大已经组织人大代表召开司法体制改革专题工作会，为司法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例如，2014年9月，为了让市人大代表更好地了解司法改革试点工作，上海市人大内司委和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组织召开了关于上海市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市人大代表专题培训会，包括近50名上海市人大代表和17个区县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负责人等参加了此次专题培训。[4]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司法体制改革，并结合自身的意愿以及行业、专业背景为司法改革献计献策，能够确保司法改革过程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司法规律、符合人民意愿。下一步工作中，全国人大及地方地方人大应当继续为司法改革提供指导工作意见，共同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依法顺畅开展贡献智慧。
（三）保障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理论上看，司法机关作为司法权力的执行者和司法工作的参与者，在了解司法体制弊病、熟悉改革重点难点等方面有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司法机关“自导自演式”的司法体制改革也会产生自我驱动不足、部门利益倾向等不利于司法体制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机关自身主导司法改革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掣肘，出现改革难以推进甚至偏离既定改革目标的情况。就此而言，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机关，应当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提供外部环境保障，努力消除掣肘司法体制改革推进的内外干扰因素。具体而言：第一，减少法检机关内部干预司法改革的情况。省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统一管理，虽然有利于地方司法机关摆脱地方政府的非法干预，但同时也会因“垂直式”的管理体制为上级司法机关干预下级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提供契机，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司法不公。就此而言，省以下地方人大积极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有助于监督和支持地方同级司法机关依法开展司法工作，避免“司法内部集权”造成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第二，排除外界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干扰。实践证明，地方人大依法监督司法体制改革既是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能的体现，也是对地方司法体制改革的支持和帮助。我国实行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分层司法体制，虽然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但鉴于司法机关分布于各个地方的现实情况，司法工作很难与地方政府及事业单位等没有任何联系，外界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干预可能会因此减少但绝不会完全去除，因此，我国司法机关的现实处境需要地方人大积极介入司法体制改革，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消除外部制约因素。第三，及时向上级人大反映司法改革成效及问题。当前，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推进落实阶段，各地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事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试点，实践中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效果以及其中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因此，地方人大要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主要内容、阶段任务等，对本地司法改革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和适时评估。只有全面掌握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部门、单位及司法干警的困惑、真实想法，并将材料及时整理上报上级人大，才能为上级人大及相关部门及时推广相关经验和完善相关制度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二、当前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存在认识误区
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通过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下设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司法改革事项，在实际执行中，最高法、最高检等司法机关是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主体。这种现象造成部分地方人大对参与司法改革工作存在以下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干预”改革。部分地方人大代表认为，本轮司法改革是中央领导下的法检两家自主推进的改革，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地方化”。因此，在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保持克制和谦抑，充分尊重法检两家开展的改革试点工作，而不应过多干预。第二，认为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主要起保障作用。部分人大代表认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破除实践中存在的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腐败等现象，因此，改革就意味着对原有体制的突破，在此过程中，地方人大的主要职能在于为司法体制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呼吁解决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而不是对司法改革提出监督意见。第三，认为人大没有能力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部分人大代表认为，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专业的系统工程，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及人大工作人员大多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执法办案工作经验，因此，即便人大积极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在宏观层面提出建议，而无法对司法体制改革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监督，监督的成效也难以保障。
（二）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力度不足
目前，尽管各地方人大均参加了当地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但在参与方式上还存在较为单一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地方人大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形式过于单一。虽然《监督法》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等七种监督方式，但实践中，地方人大监督司法机关的主要形式为专题审议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及专项工作报告。囿于单次监督时间短、监督事项专业性较强以及“一听二看”式的监督形式等限制，虽然地方人大能够在听取汇报、参与座谈后对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有一定了解，但这些直观印象难以让人大代表形成具体而系统的认识，监督效果往往是看到的成绩和困难多、发现的问题和缺点少，不利于代表全面了解司法体制改革的详细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第二，地方人大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方式具有“滞后性”。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司法体制改革制度设计是否科学、过程推进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司法体制改革成效。目前，地方人大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为“事后监督”，即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而对于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和过程推进等事前和中间环节介入不足，而如果等到司法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或者出现某些问题才介入监督，不仅会加大监督成本，而且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改革后续工作的推进。
（三）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保障不足
对于“两院”主导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人大应当围绕哪些内容进行监督、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监督，监督应达到什么标准，以及如果监督不作为或监督不力将承担何种责任等，法律无具体规定，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致使人大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始终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监督工作保障措施存在不足。
首先，监督制度供给不够充分。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涉及法官、检察官的选任与任免、司法责任制以及人财物的管理等诸多事项。尤其是人财物的管理问题不仅涉及到司法机关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还关系到改革之后人大如何监督司法的问题。然而，目前无论是率先出台的《上海改革方案》，还是各地陆续出台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其中虽然涉及了人大参与司法人员的遴选和任免等事项，但对如何遴选和任免等事项基本上是由法院、检察院自行制定规则，人大在此过程中起到的是“配合”而非“监督”作用，而这种法检系统“自导自演”推进改革的模式不仅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更重要的是一旦方案的制定者未能忠实地履行规则制定职责，而是利用立法权力谋取私利，将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从而造成“立法腐败”现象。[5]
其次，监督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人事、财政以及体制等多方面的内容，然而在具体的监督工作中，地方人大应当围绕哪些事项、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监督以及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置等问题法律均未明确规定。实践中，各地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呈现出监督事项“宏观化”、监督形式“程式化”、监督内容“模糊化”以及监督手段“柔性化”等问题，显然，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规范化开展，也使得监督工作呈现出“虚化”现象。
最后，监督力量配置较为薄弱。司法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更需要监督人员对司法工作、司法规律和司法体制具有专业性认知，同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人大工作人员在监督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还应当熟悉国家政策方针、具备较强政治素养。但目前地方人大工作人员在开展司法体制改革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监督力量薄弱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专业人员缺乏。在人大代表中，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较少，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更少。二是人大代表中绝大多数未从事过司法工作，在“两院”司法监督工作中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影响监督的专业性。[6]因此，人大在监督司法工作中必然会存在“业余监督者”去监督“专业被监督者”的尴尬现实。
三、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完善路径
（一）提高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
在我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权力是宪法赋予的，地方人大开展法律监督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原理的具体体现，也是代议制逻辑下实现人民主权的重要形式。[7]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既能够为司法体制改革完成既定目标提供保障，同时也可避免司法机关突破改革要求扩大自身权力，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摒弃不愿监督、难以监督的观念，更加积极地介入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之中。事实上，根据《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权力的载体与平台，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即“一府两院”由相应的地方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因此，对于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而言，为防止法检两家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改革认识不足、改革方式错位以及改革效果不力等情况，地方人大应当同步研究健全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框架意见》明确试点地区省级统管人财物的改革路径，并强调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使得地方各级政府与法检两家的关系面临重新调整，法检两家内部各类人员的配置面临各种矛盾和阻力，亟需地方人大同步介入其中。正如学者所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人大对于监督事项的选择是“一针见血”还是“隔靴搔痒”，直接决定监督工作的效果。[8]地方人大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一方面应当对司法体制改革是否在既定的框架内依法开展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努力排除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难题，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增加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途径
首先，对司法体制改革知情是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前提。为确保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依法顺利履行监督改革的职责，切实避免“走马观花式”监督，建议省级人大与同级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建立工作联席工作机制，搭建司法体制改革信息共享平台，从而打破制约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实现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和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同步进行。
其次，加速制定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在合法的框架内运行，而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更要恪守依法监督的要求。要在《实施意见》等司法体制改革框架意见的基础上，不断制定完善有关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工作细则，进一步明确、细化司法体制改革监督的监督对象、监督形式、监督程序以及监督效力等，确保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更加合法、有序进行。
再次，扩大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范围。长期以来，法检两院在贯彻执行法律过程中，制订了一些便于司法操作的规范性文件，有些甚至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例如，上海、重庆等地检察机关针对酒驾现象制订了具体的入罪标准，即当犯罪嫌疑人的酒精含量达到具体数值时方符合入罪条件，而且如果犯罪嫌疑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一定的数值区间，即便符合入罪条件检察机关也可作出微罪不起诉决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虽然为实践操作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引，但其制定主体是否恰当、相关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尚存疑问，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监督范畴，即：要求法检两家在制定出台相关司法体制改革的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及时向同级人大报送备查，由同级人大对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进行审核确认。
最后，坚持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全程监督。所谓全程监督，就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具体而言：事前监督，就是通过与当地政法委、法院、检察院等召开联席工作会议，对各项司法改革的目标任务、具体内容、工作方式以及责任主体等内容进行明确，确保司法体制改革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事中监督，就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对当地司法体制改革及时跟进，通过听取报告、开展座谈、实地调研、参与庭审以及向法检干警、专家学者、社会民众等进行问卷调查等形式，准确发现司法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科学评估司法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即时向法院检察院提出针对性的监督建议；事后监督，主要体现在对怠于开展司法体制改革、违法进行改革以及借改革之名侵犯法检干警、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纠正问责，确保司法体制改革在法治轨道内严格落实。
（三）改进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式
第一，监督工作应当更加全面化和系统化。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及长期的监督实践，地方人大监督司法的基本形式是在年度人代会期间听取法检两院的工作报告，并就报告中的相关问题向法检两院领导进行询问和质询。表面上看，这种监督形式基本做到了面面俱到，但实际上由于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而代表参与监督的时间相对有限，其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司法工作中的具体实践问题进行监督。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中，地方人大在坚持做好审议年度工作报告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法检两院专项改革工作的监督检查，同时，对于涉及改革重大事项及关键环节的事项，法检两院应当向同级人大进行通报，以便人大安排相关人员参与相关工作的监督。
第二，监督工作应当更加民主化和公开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积极依靠民众履行监督职责。事实上，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动力也是因为民众对部分司法工作存在不满，因此，作为行使具体监督职权的地方人大代表应当强化与当地群众的联络，积极深入机关、单位、企业、学校、村镇、社区等，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确保监督意见真正体现民意、顺应民心。在开展监督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工作中，也可以邀请相关社会民众、新闻媒体等共同参与监督，在积极行使监督职权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以监督之名干预司法权力正常运行”的情形。
第三，监督工作应当更加规范化和程序化。其中，所谓监督工作的程序化，是指人大在监督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监督法》等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工作，确保监督时机准确、方式得当、效果突出；而所谓的监督工作规范化，是指对于人大开展司法体制改革监督的具体工作，包括监督开展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监督事项以及相关监督意见等，都应当有相应的台账记录，并在监督工作开展后进行归档备查，以确保监督工作依法规范开展。
第四，监督形式应当更加多样化和新颖化。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司法责任制是重中之重，为推动相关改革路径的落实，应当积极探索与司法责任制相匹配的各种监督方式。一方面，对于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旁听庭审等常用监督形式，应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做深做实，防止走过场。另一方面，对于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提出和审议决定撤职案等专项监督手段，则要善于适时运用，提升人大监督权威。
（四）强化地方人大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的保障
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是人民群众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重要途径，为有效发挥人大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监督作用，确保监督工作取得实效，应当强化地方人大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工作保障。
第一，要组建或扩充专业性的监督队伍。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要求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的人员应当具有较为扎实的法律知识、管理知识等综合性知识。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有效监督的前提就是监督人员具有更高、更专业的业务素质。然而，目前人大代表的职业、身份较为多元，虽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多元化的意见，但其专业性显然与履行监督职责存在明显的差距。为弥补人大代表在专业知识上的欠缺，建议组建“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熟悉司法工作的学者、专家、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为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意见和建议，并协助人大审核法检两家报送的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等。
第二，设置专门的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机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事项多，人员广，专业强，监督工作任务艰巨。然而，当前各地方人大普遍没有设置专门性的司法体制改革监督机构，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的人员同时还负责相关文件的起草、会议的安排等事务性工作，对司法工作的了解和接触都相对有限，这使得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为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建议设置专门性的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机构，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开展监督活动。
第三，加强对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鉴于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需要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实务经验，地方人大应当对参与该项工作的人员给予充分重视，并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讲座、工作人员内部交流以及与高校、科研院所、司法实务部门双向交流等形式，为地方人大工作人员提升法律素养和监督素能尽可能地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多种机会，以此增强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科学性、全面性、准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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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炼.论司法去地方化改革与人大的司法监督[J].社科纵横，2015，（6）.
[4]刘金鹏.面对“两院”的司法改革人大的监督不可或缺——专访市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沈志先[J].上海人大，2015，（5）.
[5]高松林，范卫国.从改革引擎到规范对象：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路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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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大元.地方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合理界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1）.
[8]杨子强.论人大监督司法的功能结构与模式兼容[J].政治与法律，2013，（5）.
【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范卫国 王婷婷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篇2：
司法体制改革的上海样本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院司改領导小组组长崔亚东。
司法体制改革关系到“中国梦”，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权益，因此无疑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当然，也是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2014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帷幕。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的7个省（市）中，上海的方案是最早获批的，较之其他试点地区早了近半年，而且是唯一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亲自审议批准的方案。
上海司改的重要使命与特殊意义不言而喻。经过一年的努力，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人员分类管理、司法公开等十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正在全市转入全面推开阶段。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7月23日至7月24日，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在上海召开。
一年来围绕上海的这轮改革，全国舆论予以了高度关注，“啃硬骨头”的上海司改，检验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对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进会”在上海的召开，意味着对上海司改经验的总结与肯定。
《新民周刊》专访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院司改领导小组组长崔亚东。在访谈中，对司法领域存在的诟病以及“破冰”改革遇到的难点，崔亚东毫不避讳，对上海经验，他也是毫不吝啬，一一道来，言谈中，充满着对改革的自信。
面对的都是“硬骨头”
《新民周刊》：作为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践行者，您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有着怎样的理解？
崔亚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我的理解——一是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二是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都对司法体制改革作了深刻的阐述，并指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三是司法体制改革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本质要求;四是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五是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这轮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司法领域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等深层次、关键性问题，许多是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高效、廉洁。因此，这次司法体制改革最全面、最深刻、力度最大。
《新民周刊》：从您的角度看，法院工作中存在哪些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崔亚东：我国的司法制度总体上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的。但在司法活动中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审判权力运行中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层层请示汇报、领导审核把关等行政化问题;办案主体权责不明、权责不统一，导致“合而不议、参而不审”，责任追究难落实。又如：人权保障制度不健全;司法公开、透明不够，司法权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司法作风不正，“六难三案”问题时有发生;司法人员管理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管理，缺乏符合司法规律的具有法官职业特点的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不利于提高专业素质，保障办案质量。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公平正义的实现，影响到司法的公信力。
解决这些问题，就迫切需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2015年5月30日，上海三级法院首批法官入额考试举行。摄影/ 陆添骏
改革方案历经34稿修改
《新民周刊》：如您所述，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负有重要使命，这也正是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被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上海是如何定位并推进这项工作的？
崔亚东：上海市委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高度重视。韩正书记指出：“司法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要解决上海的问题，要始终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试点工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试点和成果能不能可复制、可推广。”
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强调：“上海这次司法改革是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样板，上海现代化的经验是要为全国提供经验。”
上海市政法委姜平书记指出上海承担的是中央试点任务，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要勇于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破冰探路，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上海法院作为改革试点，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按照中央、市委、最高院的决策部署，确定了顶层设计、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先易后难、强化责任、依法稳妥、点面结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各项改革试点工作的进程。
在这里，我愿意和你分享几组数据——
因为上海是先行试点，无经验可循，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司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为找准问题，把握方向，我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召开了70余场座谈会，广泛听取内、外意见建议，梳理出100多个问题，形成了7份专题报告，确保改革方案接地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为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我们开展人员调查摸底测算，共形成了28份人员情况分析表，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制定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方案和过渡期政策奠定坚实基础;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历经34稿，最终形成了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使这个《方案》符合中央的改革部署，符合司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法院的院情。
今年2月9日，韩正书记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调研时指出：“上海的司法體制改革，法院已扎实、稳妥地走出了第一步”，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新民周刊》：“啃硬骨头”的上海司改取得了十个方面的阶段性成效，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当数“坚持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推进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为保障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这项改革直指以往存在的诟病，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上，上海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视察上海高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崔亚东：完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孟建柱同志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从司法机关内部做起，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起。要紧紧抓住司法责任制这个关键，扎扎实实地抓好司法改革各项任务的落实。”周强院长指出：“要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原则，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解决审判权运行中的行政化问题。”
我们的主要做法：
一是以审判权为核心，建立完善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我们制定了审判人员“权力清单”，规范案件分配、独任制、合议庭运行、裁判文书签发等审判规则，明确院、庭长不得对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签发;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用法律，合议庭评议时有重大分歧的案件进行研究讨论，为解决合议庭分歧和法律适用等难题提供参考意见;进一步明确三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职能定位，依法规范、缩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实施类案指导、统一法律适用等宏观指导职能。
二是以权责统一为原则，建立完善了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由裁判者负责”。我们制定了《关于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规定》，即审判人员“责任清单”，明确区分法官违法审判和审判瑕疵及应承担的责任，法官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从而解决合议庭“合而不议”、“参而不审”，权责不明、责任追究难落实等问题。
三是以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为保障，健全完善了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不等于不要“监督”，“去行政化”不等于“去审判管理”。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则会带来法律适用不统一、案件审理质效不高，甚至会产生新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为此，我们制定了有关院、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职责规定，从程序事项审批、宏观指导、审判质效及重大、敏感案件的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院、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职责和方式，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四是以保障审判权高效公正廉洁行使为目标，建立完善司法廉洁监督机制。制定了《案件廉政回访制度》，建立了“上海法院廉政风险环节监督提示系统”。2014年全市法院共发放廉政监督卡22.75万件，案件廉政回访6966件次;风险提示系统累计发现并提示1258次;严格落实有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和司法人员过问案件的《责任追究规定》，建立了审执全程录音录像系统、案件干预登记系统。通过对立案、分案、开庭、结案、执行等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全程录音录像，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了案件管理全程可视、办案操作全程留痕。我们严格落实《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健全完善了《法官任职回避制度》和“一方退出”机制，目前上海法院配偶和子女是律师的101名法官已经按规定全部实行一方退出。
《新民周刊》：这些改革举措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如何？
崔亚东：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改革，长期以来存在的审判分离、权责不明、层层审批、请示汇报等行政化问题正在得到解决，“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正在得到落实，我们确定的构建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为保障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有效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目标基本实现。
数据最具有说服力，这里我们列举几组数据——
改革后，院、庭长不再审核签发裁判文书，先行试点法院直接由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比例均达到99.9%，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比例仅占0.1%。法官办案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办案质效进一步提高。今年上半年，先行试点法院二审改判发回率6.49%，同比下降了0.93%。
改革促进了审判工作，司法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015年上半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9.93万件，审结28.0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5.8%和11.3%。面对案件大幅上升，全市法院司法质效稳步提升，审限内结案率为99.13%， 92.1%的案件经一审即服判息诉，经二审后的服判息诉率为99%。
信访投诉量持续下降。2015年上半年涉诉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0%;12368投诉热线接到的投诉量，2014年上半年日均为5.14件，2015年上半年为0.5件，同比下降了90.27%。
据2015年3月最高院通报，上海法院案件质量综合指数（公正、效率、效果）居全国法院前列。
改革牵住了“牛鼻子”
《新民周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上海法院又是如何牵住“牛鼻子”，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
崔亚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地阐明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是中央确定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五项任务之一，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员额制管理。这是这次改革的“硬骨头”、“难点”，是一场自我革命。我们的主要做法：
一是探索建立了符合司法规律和职业特点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制定了《上海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并确立了33%、52%、15%的员额比例，实行员额制管理。
二是探索建立了符合司法规律和职业特点的法官选拔任用制度。制定了《上海法院法官遴选办法（试行）》，高院成立了“法官遴选（惩戒）工作办公室”。提高法官的准入门槛和选拔条件，明确法官今后主要从法官助理中选拔，高、中院的法官从基层法院择优遴选，建立从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中公开选拔法官的制度。2011年至2014年，我们从普通律师中招录法官共计43人，占同期招录人数的2.4%。今年5月，上海高院首次启动在优秀律师中选任高级法官，已有1名律师被初选为三级高级法官。
三是探索建立了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晋升制度。制定了《上海法院法官等级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明确法官等级晋升采用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的方式，突破行政职级限制。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也能晋升成为高级法官。
四是探索建立了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配合相关部门，制定了《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职业保障方案》，将法官薪酬标准与法官等级挂钩，目前实施方案正在制定中。
五是探索建立了法官日常考核机制，破除入额终身制。这是我们这次改革中的一个制度创新，制定了《法官岗位考核管理办法》，建立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和法官业绩档案，对入额法官实行年度综合考核，包括办案质效、履职情况、司法廉洁等，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法官将退出员额，破除了一次入额、终身入额，能进不能出的难题。
动了自己的“奶酪”
《新民周刊》：改革前，上海法院实有法官比例56%，要降到33%的员额，意味着有700余名法官不能入额，这个减法如何去做？
崔亚东：所以我前面已说过，这是一场动自己“奶酪”的革命，也是这次司改最大的难点之一。我们不怕困难，敢于担当，于今年初在先行试点法院推动，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4月28日在全市推开。
一是我们确定了法官员额配置原则。明确“倾斜一线”、“岗额适配”、“以案定额”的员额配置原则，将法官员额向刑事、民事、行政等审判部门倾斜，除审判业务部门外，综合部门不配备法官员额。
二是确定了人员分类定岗的实施原则。明确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考核考试、差额择优四项原则。明确审判员入额采取“以考核为主，考试为辅，择优确认”;助审员入额采取“以考核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择优遴选”的办法。设计了双向选择、资格审查、业绩考核、入额考试、审委会面试、遴选（惩戒）委投票表决、公示等九个程序性步骤。
三是严格把好入额人员的素质关。把入额人员的实际审判能力和办案业绩作为入额遴选的主要内容。
四是严格控制员额使用。我们严格按照市政法委、最高院关于严格控制员额使用，不一次性用完的要求，先行试点法院首批入额法官员额比例控制在27.6%，预计全部完成后，比例控制在32%以内，留有余额补充新法官。同时，我们严格领导干部入额标准，明确领导干部入额必须履行审判职责，承担司法责任。综合部门领导干部不得入额。目前，全市法院人员分类定岗已基本完成，已上报市遴选委待审，预计员额将控制在25.89%以内。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实行员额制管理，涉及到法院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需要全体干警的理解和支持。法官是改革的主体，因此，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在形成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上狠下功夫。充分调动广大法官及法院干警理解、参与、支持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改革发生冲突时，如何正确对待，以改革大局为重，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在这次改革设计中，我们取消了助理审判员，增设了法官助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助理审判员是法官，而法官助理是司法辅助人员。2013年8月，上海三级法官已经有206名书记员按照规定通过了助理审判员考试，完成预备法官培训，按计划将于2014年9月任命为助理审判员，改革开始后，这批同志不再被任命助理审判员，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经过解释答疑与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些同志都深刻认识到司改的重大意义，均能以改革大局为重，正确对待个人得失，支持服从改革，为改革做出贡献。他们均被任命为首批法官助理，并在新设置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4年9月5日，上海法院任命第一批231名法官助理。摄影/ 孟招祥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显成效
《新民周刊》：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在法院运行中的实际效果如何？
崔亚东：上海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首批任务基本完成，在全院干警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做到了四个确保——确保法官入额公平公正，确保高素质法官进入法官员额，确保改革期间队伍的平稳过渡，确保改革期间法官队伍不断层。法院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员混岗、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审判效率不高、審判人员职务晋升不畅等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分类科学、结构合理、权责明晰、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具有上海法院特色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具体效果体现在——
一是审判人员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一线审判力量增加。改革后，虽然法官员额只有33%，但由于85%的审判资源被配置到办案一线，审判一线的法官实际人数比改革前增加了18.5%。
二是优化法官队伍结构，促进职业化、专业化。入额法官平均年龄下降了3岁，45岁以下中青年骨干比例提高了4.1%，硕士以上学历的比例提高了4%，平均从事司法工作18.1年，法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提升。
三是审判辅助人员的比例增加，提升了工作效率。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配比从改革前倒置的1：0.75，实现了正比的1：1.5，促进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先行试点法院法官人均办案数121件（全市平均83件），同比上升38%。
四是院、庭长办案大幅上升，减轻了基层法官的压力。改革后，院、庭长不再审核签发裁判文书，有更多精力集中于案件裁判，参与办案数大幅增长。先行试点法院院、庭长直接办案2014年同比上升39.51%;2015年同比上升52.38%。
实行员额制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
十大平台助升司法公信力
《新民周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否提高了。
崔亚东：是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韩正书记明确要求要建设“阳光司法，透明法院”。提升司法公信力，首先是要公正司法，依法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时，推进司法公开，提高法院工作的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们以此为目标，紧紧抓住上海高院被最高院确定为全国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改革试点单位的有利契机，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的理念，贯彻“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六难三案”等突出问题为重点，积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打造“阳光司法、透明法院”，以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升司法公信力。
我们自我加压、敢于碰硬，在建立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基础上，打造了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等具有上海法院特色的十大司法公开服务平台，并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审判流程公开平台——积极推进庭审公开，截至2015年5月底，累计庭审直播4273件，其中2014年日均直播3.4件。
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制定《上海法院关于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实施细则》，实现了依法可以公开的生效判决书全部上网，截至2015年5月底，累计上网文书86万余篇。
2014年11月，上海高院新建成的信息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摄影/陆添骏
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为申请执行人实时了解执行进度、执行结果等情况提供便利。2014年以来，累计公开执行节点信息36万条、执行查控信息1257万余条，网上曝光约13万名被执行人。
12368诉讼服务平台——2014年1月启用以来，共提供诉讼服务85万次，其中案件查询占56.7%、法律咨询占25.39%、联系法官占16.22%、信访投诉占1.55%，群众满意率达99%，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投诉率明显下降。
律师服务平台——自2015年1月正式运行以来，已有1187家上海律师事务所（占上海律师事务所总数的89%）使用，平台访问人数累计达28万余人次，日均访问量达1700次。截至2015年6月，网上立案累计3万多件，2015年1至6月网上立案3223件。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新民周刊》：您刚才提到过，改革的一个重点是要建立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在这方面，上海司改是怎么做的？
崔亚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重要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是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根本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是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重大任务之一，我们在改革中积极推进。
一是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认真实施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充分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二是健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坚决贯彻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等法律原则和规则，严格把握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三是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制定《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若干意见》，防止暗箱操作等。
如何破解“立案难”
《新民周刊》：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立案难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崔亚东：“立案难”是“六难三案”的顽症之一，也是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之一。2013年底，我院就开展纠正“立案难”专项治理，坚决纠正年底不立案或限制立案的错误做法，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了当事人诉权，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今年5月1日全国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以来，截至6月26日，上海法院共收案121154件（日均3106件），同比去年上升24.83%，其中，当场立案率98.06%（全国平均90%）。
《新民周刊》：一方面，改革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立案难得到解决，案件数升幅明显，“人少案多”这个矛盾会不会更突出？
崔亚东：“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是一个现实问题。2014年上海全市法院共收案55.03萬件，同比上升13.2%，是近十年增幅最大的一年，全市法院法官年人均结案达到158.74件，同比增加21.1%，位居全国法院第二。今年上半年，全市法院收案29.93万件，同比上升15.8%，预计全市法官人均结案全年将达到185件以上，法官工作负荷已近极限。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解决的途径——一是实行员额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目前已初见成效;二是向科技要人力、要质量、要效率，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实现法官办案智能化，促进审判质效提升;三是研究建立科学的人员编制适时增长机制，确保审判人员的设置与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相匹配。
继续向“深水区”挺进
《新民周刊》：检验上海司改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对全国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推广性，上海司改有哪些制度性的成果可推广？
崔院长：在改革试点中，我们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推进制度创新，研究制定了30余项改革配套制度，四家试点法院共制定了43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配套制度，不仅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而且为下一步司法改革在全市推开提供了指导和遵循，也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借鉴。
《新民周刊》：下一步，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将向哪些深水区继续推进？
崔亚东：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改革的全面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任务将更加艰巨，难度也会更大。目前，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已全面推开，我们的主要任务：
一是全面完成好中央确定的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五项改革试点任务，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二是认真落实最高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即“四五改革纲要”），上海高院已将其分解为11大类116项改革任务，以點带面，整体推进;三是聚焦国家战略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进改革，健全完善司法服务保障自贸区建设体制机制，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充分发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功能作用，加快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为上海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积极推进海事审判体制机制改革，为“一带一路”实施和上海航运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四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上海、平安上海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五是加快完善高素质法官培养机制，为法院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加快完善高素质法官培养机制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则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卫者。因此，法官的素质高低特别重要。人的因素第一，再好的制度、机制，要靠人去执行，再好的目标、愿望要靠人去实现。司法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官要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如没有公正的法官，则不会有公正的判决。司法体制改革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落实，法官的权力更大，责任更重，对法官的素质要求更高。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素质及能力与其法律赋予的审判权力责任和承担的日益繁重的任务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的培养机制，培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不仅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新民周刊》：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需要上下凝聚一心才能“破万难”，在这方面上海法院推进司改有着怎样的体验？
崔亚东：这一年的改革，我的体会很深。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是在市委以及市政法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市委高度重视，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韩正书记，杨雄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姜平书记多次听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汇报，研究解决改革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最高法院周强院长2014年先后三次来上海调研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最高法院的其他院领导以及职能部门也多次在上海召开调研座谈会，对上海法院的司法体制改革给予悉心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给予了有力的监督和指导，在法官任命、立法完善等方面给予了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充分支持。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先后多次来调研，对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次司法体制改革要突破的难点很多，涉及多个部门，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人社局、市财政局、政法机关各部门等有关职能部门，对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有力保障。各区县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也对各级法院的司法体制改革给予了有力支持和保障。
全国、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院的特邀咨询员、监督员，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律师界等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
全国、本市新闻媒体对司法体制改革给予了充分宣传报道，为改革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可以说改革寄寓众望，各界的心血共同浇灌出了丰硕成果。
最后我特别要说的是，当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时，我们更加怀念邹碧华同志。他是上海高院司改办的第一任主任，为司法体制改革呕心沥血，最终累倒在司法改革的征程上。历经34稿的实施方案上留有他修改的笔迹，28份人员情况分析报告上，记录了他的付出。遗憾的是，他却不能与我们共同来分享这一成果。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邹碧华敢于担当、勇往直前，甘当“燃灯者”的精神，把上海法院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作者：杨江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篇3：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摘要】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法律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体现，是全面落实“人民司法为人民”原则的重大举措。文章阐明了我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所应当坚持的原则，同时对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而助力。
【关键词】 司法体制改革；界定；原则；问题
党和政府最早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部署，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此后，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又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路径等相关具体问题做出了系统的阐述。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便已开始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正是在这些早期探索的基础上，才有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上司法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坦白来讲，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仍然处于一种探索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不仅可以为司法体制改革做出有益的理论性探索，而且还能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准确界定及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准确界定之前，首先就要对其上位概念司法体制进行定义。迄今为止，理论界仍然未能对“司法体制”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在这里，笔者比较赞同谭世贵教授的观点，所谓司法体制，就是指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主要是指司法机关的设置、领导或监督体制、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1]。在此基础之上，所谓司法体制改革，就是指统治阶级在相关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对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所进行的根本性变革。
司法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仅涉及到司法机关的重大变革，而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更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制约着社会和国家的团结、稳定与繁荣。有鉴于此，无论是局部性的变革还是全方位的变革，司法体制改革都应当被限定在一定的框架之内，都应当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根据历届党代会的要求和部署，并结合笔者在实践中相关经验，要想做好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要坚持一下几个原则。
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必须要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法律，是维护社会第二次利益分配的底线，司法实践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优先，既应包含结果公正，同时也应包括程序公正，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法律沦为特权阶级肆意妄为的工具。此外，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必须要兼顾效率，如果单纯追求公正，就会使法律彻底失去其时效性，这也恰恰是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简易程序和时限等相关问题的原因。
司法体制改革其次要坚持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司法独立，是当前世界法治文明的应有之义。“法官除了法律之外不应当屈服于任何人”应当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所应坚持的最基本原则。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法官的独立性，使法官独立办案，禁止任何人和组织干预司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当然，司法裁判同样应当接受权力机关和检察院等专门机关的监督，防止法官以司法独立为借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在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才能切实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司法体制改革最终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各级司法机关的根本宗旨，因此，司法改革必须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司法体制改革，必需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入手，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改起[2]，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参与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的重大社会变革，不仅是司法行政界的任务，更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结合我国近几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同时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经验，在这里，笔者着重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专业化。专业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最终趋势，任何一个行业，只有实现了专业化，才能集中力量推进这一行业飞速发展的脚步，作为一个充分以来法律才发展起来的职业，司法职业自然也不例外。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依靠专门性的法律人才，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法律专业化的制定修补，避免司法体制改革的泛滥化倾向，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和准确性。
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国情，是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和历史制度的总和，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制度的切实可行性。西方国家的现代法治发展比我国起步要早的多，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经验，充分吸收这些先进经验，可以大大节省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本，避免司法体制改革走弯路。
三、结语
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法律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体现，是全面落实“人民司法为人民”原则的重大举措。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基本原则，在坚持司法体制改革走专业化的基础上，充分立足国情并吸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为全面建设法治中国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中国司法体制若干问题研究[J].法治研究，2011（3）：3-11.
[2]张述元.论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J].中国法学，2004（1）：27-31.
作者：王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