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文主义哲学管理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不但是当代中国理论界的重大课题，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编写和课程教学面临的难题。缺少整体性研究不但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不能形成一个总体的把握，而且使得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现代物文主义哲学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现代物文主义哲学管理论文 篇1：

卡莱尔·科西克的现代性批判探析

摘 要：卡莱尔·科西克是欧美学术界较早地关注和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以及哲学家批判性反思的自觉意识，使得他不但能够洞悉现代社会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异化本质、现代政治的异化和冰冷的技术理性，还能揭示出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的全面异化、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以及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并最终揭橥作为现代性危机根源的虚无主义和暂存性这一现代形而上学神话的深层机制。科西克指出，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就必须用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抵抗虚假意识，用辩证推理摧毁现代性的神秘，以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摧毁伪具体，以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

关键词：科西克;现代性;异化;实践;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管小其，男，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性话题，不夸张地说，在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任何领域，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代性问题的踪迹。实际上，“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1]（作者前言）， 这一问题吸引了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马克斯·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米歇尔·福科、于尔根·哈贝马斯等诸多蜚声国际的一流哲学家以及不计其数的学者的高度关注，最终使得现代性研究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最受关注的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较之于此前更多地关注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及美国的现代性研究，近年来国内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对于现代性有着独特的理论反思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有学者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2}（P357）因此，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开启后，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独特的现代性理论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其中，捷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卡莱尔·科西克（1926—2003）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我们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时间上看，卡莱尔·科西克是欧美学术界较早地关注和研究现代性这一国际性的焦点论题的思想家。早在米歇尔·福科标志性学术成果面世的20世纪60年代，科西克已经着力于现代性研究，与此相关的重要文章《我们当前的危机》（1968）、《社会主义与现代人的危机》（1968）、《什么是中欧？》（1969）已经问世，较之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聚焦现代性的命运的阿格妮丝·赫勒和费伦茨·费赫尔夫妇[3]（P5）、20世纪80年代初才着力于研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于尔根·哈贝马斯、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齐格蒙特·鲍曼、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现代性的后果》的安东尼·吉登斯以及卡尔-奥托·阿佩尔、保罗·利科、理查·德罗蒂和查尔斯·泰勒等人，其现代性研究起步的时间不可谓不早。不仅如此，对于现代性研究，科西克自始至终都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自觉，正如一位捷克学者所言，“我们可以看到，科西克全部工作的主旨，就是关注人在现代的定位”[4]。

其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科西克不仅较早地具备了现代性研究的自觉意识，而且有着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一方面，科西克亲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纳粹的占领。纳粹占领期间，在爱国精神的激发下，作为高中生的科西克便参加了左翼团体“先锋”组织，进行了不妥协的抵抗活动，成为其中的排头兵，最后遭到盖世太保的清算而被囚禁在泰雷津（Terezínském）临时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夕，虽然科西克因刽子手提前逃离而避免了厄运，但他亲眼目睹了集中营中的难友被纳粹处决。[5]（P530）另一方面，对于斯大林主义，科西克有着深刻的了解。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写过研究斯大林主义哲学的文章[6]（P188-189）。科西克还当选过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其间对斯大林主义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它“建立在对人与事、人与自然、思想与感情、活人与死人的普遍的可操作性的假定之上”[7]（P54）的本质。正是这些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以及对于纳粹集中营乃至斯大林主义的深刻认识，使得科西克不但能够洞悉现代社会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异化本质、现代政治的异化和冰冷的技术理性，还能揭示出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的全面异化、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以及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揭橥作为现代性危机根源的虚无主义和暂存性这一现代形而上学神话的深层机制，并最终指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路径。

与许多执着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的思想家不同，独特的生存处境和人生经验使得科西克的现代性反思从一开始就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由此增加了其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理论内蕴及思想深度。

一、现代社会的异化

自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之后，现代社会的异化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方面，科西克有着独到的理论贡献。

1.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现代社会

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的异化并不局限于西方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两种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敌对的：一个由货币和资本组成，另一个则是用警察手段实现的少数官僚的独裁统治;一个强调金子的力量，另一个强调武力的力量;一个是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系统，一个是强调中央计划的管制系统;一个常常被人们称为大众社会、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显得高效和成功，并因物质的繁荣和视觉的舒适而令人着迷，另一个则是经济落后的和勉强运转的，但却炫耀着其历史使命。尽管如此，在科西克看来，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普遍化的操控系统。

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采用的是官僚的、原始的警察手段，国家最高政治机构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并被严格地执行;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采用了表面上民主的、精致的与更引人注目的和更令人震惊的方式，用“看不见的手”的自由运作掩盖了其在管理中的铁腕手段。虽然二者手段不同，但都无法掩盖其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本质。因此，科西克指出：“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斗争，或一个系统对于另一系统的可能的胜利，仍然跟某个系统的胜利有关，而不是从系统向世界的解放性突破。正如实在不能被让渡给看似真实的东西一样，世界不能被简化为某个系统。”[7]（P39）。也就是说，两大系统不论哪一方在争斗中胜出都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异化，反而通过争斗遮蔽了异化的现实。

2.异化的现代政治

科西克认为，政治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一场来自权力场的权力游戏，“政治的性质决定了什么样的政治将被运用以及它将为谁服务”[7]（P61）。但在现代社会，政治虽然不是科学但却决定着科学及其结果，因为统治者权力在握并主导一切;它虽然不是诗，但足以在被统治者心中唤起恐惧，在追逐权力者身上唤起隐藏的激情;它虽然不是宗教，但却有偶像般的政治领袖和如高级祭司般的政客。对于现代人而言政治已经成为命运，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现代政治的无所不在的操控系统之中。这种政治不是基于完整充分的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公民政治权利总体上的匮乏或不足的基础之上，它不仅使一切事物都神秘化并且遮蔽了其自身的本质，也使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本质变得隐晦，最终导致政治本身的全部意义都成了令人质疑之物。正因为“现代政治以大众操控为特征”[7]（P111），这种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转换和破坏了我们所持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传统理解，从而使得现代政治陷入危机。

为了更好地揭橥现代社会的政治异化，科西克特别剖析了“大众”与政治操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大众与政治操控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人并非生而为大众，而是被政治操控塑造成了大众。只是在那种将社会划分为无名的大多数和操纵者两大类的系统中，人们才成为大众。换句话说，“大众”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不是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即制定政治思想和决策、负有公民权利和责任的主体存在，而仅仅是作为政治操控的客体存在。正因如此，在一个操控大众的系统中匿名性和不负责任同时盛行。一个大众和操控者的系统是一个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系统。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普遍化的神秘化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将向大众灌输大量虚假意识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并且只有在一种恐惧和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政治操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作为一种技术理性在人类关系领域的表现，政治操控往往人为地培植歇斯底里、恐惧的非理性的气氛。

3.冰冷的“技术理性”

普遍化的操控系统的存在是现代社会一个本质特征，而“普遍化的操控系统建立在实在的技术安排之上”[7]（P56），居于其核心的乃是“技术理性”。也就是说，操控系统本身是一种技术理性在人类关系领域的表现。因此，科西克对作为现代的普遍化操控系统核心的“技术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正是“技术理性”将实在视为某种我们可以随意处置的系统，一个具有“臻于完善性和客观化”的系统。现代的普遍化操控系统的运行遵循的是技术理性冰冷的逻辑，“技术理性将实在组织为一个将被征服、被估量、被处置和被超越的客体”[7]（P57）。现代社会在将世界还原为发散、将自然还原为一种原材料和能源的源泉、将真理还原为精确性、将人还原为一种与客体相应的主体的基础上，成就了一个将人与自然、活人与死者、思想与情感全都视为被操控对象的普遍化操控系统。质言之，技术理性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转化为可操控的冰冷的物，并使得一切事物都失去其内在的意义。这是人的“物化”与物的“去-物化”，它表征着现代性的深层次危机。

二、现代人的危机

科西克不仅看到了技术理性支配下的作为普遍化的大众操控系统的现代社会的异化，更是揭示了现代人以及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1.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异化

科西克指出，在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操控系统中，有一种看不见的“莫名的黑暗势力”，这是“一些危害和损害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历史性的东西”[7]（P40）。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较之于传统的扬言“可以买下一切”的金子或者扬言“可以斩杀一切”的剑（亦即武力）的力量更为强大，甚至比两者的组合在一起的力量更强大，因为这种看不见的莫名的黑暗势力的发展只以它本身作为其目标。它以越来越大的比例生产自身，并将它接触到的一切转换成类似于自身、与自身相联系的东西。它使一切都符合其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所遵循的只是自我生产的逻辑。正因如此，受制于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的系统都以生产的无限增长为目标。

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在20世纪演变成一种现代构架，这一构架将原本是独立存在和互相并立的经济、技术和科学融合为一，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之中。如果现代社会始终以追赶和不断超越所有他者为目标的话，这一构架便会持续存在，便会利用“市场经济和国家管理这两者作为其自身的形式……在其间到处流动并繁殖”[7]（P43）。正是活跃在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东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两大系统背后的莫名的黑暗势力以及存在于这两大系统之中的现代构架使得无限的可臻完善性和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增长成为家常便饭，并为现代人制造出一个越来越大和永无止境的富足的系统。“在各种公开的和隐藏的、自然的和人为的、普通的和不遗余力地扩展的手和杠杆和挂钩的帮助下”[7]（P40），人性也貌似被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使得实在的所有领域都成为附属品，它将一切实在都改造成某种可计算的和可操控的实在。就像纳粹德国的社会政策一样，这种黑暗势力带有“某种一律化（Gleichschaltung），使一切一致、齐平并消除事物独一无二的特性”[7]（P40）的特征，由此使得一切都屈服于操控和改造。它从根本上将宇宙改造成某种能量和原材料的实验。为现代工业社会建构可臻完善的永动机（机械装置）并将其发动的现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对其运行着魔，而变成为这种现代的伪主体、这种雄心勃勃的和无所不能的可置换性的某种纯粹的附属品”[7]（P41）。在现代工业社会，人蜕变成某种客体——“伪主体”。

在莫名的黑暗势力和现代构架的驱动下，系统的本质是破坏性的，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全面异化。它“不仅对地球进行改造，而且甚至逐渐地将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完美的操作实验室，变成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仓库，被设计成为凡人的舒适服务”[7]（P41）;它也异化了人性，使人无视一切神圣的和必需的东西，为了无限增长的目标而屈从于非人化的纯粹的可测性、可比性和可调节性。

2.物质主义挤压下的精神蜕变

科西克还揭示了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他向人们指出了现代性已经被还原为“物质主义”这一事实，强调物质主义蕴含于现代性的内部结构之中。他写道：“现代性是物质主义的，因为每一个人——唯心主义的支持者及其反对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被卷入这一宏大进程，其中自然界被变成原料和物质，变成一个服务于人的看起来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仓库。”[7]（P46）在科西克看来，现代性的物质主义将实在贬低为某种用于改造的纯粹的客体的同时也贬损了人。因为在这种改造实在的过程中，精神被还原成某种生产性的、有组织的能力和高效的人工智能，人的精神瓦解成为某种虚构的实在的无灵魂性，成为某种遮蔽了徒有物质繁荣时代的空虚的炫耀——要么成为物质的点缀，要么仅只是炫耀虚假的物质的繁华。这种现代的炼金术所施加于人的改造实是精神的一种堕落，它使精神蜕变为某种没有灵魂的实在，而这在科西克看来恰恰宣告了精神的消失和彻底堕落。

与此同时，科西克就现代社会对“精神价值至高无上”的推崇予以了批判。在他看来，现代将“精神价值”提升到第一位或最高的地位，实则是精神的被贬低和被还原到一维。精神是不能被还原为某种价值的。但在现代社会，“价值，意味着一切事物向可互换性的领域的转换”[7]（P47）。精神和自然都是不能交换的，一旦精神被打造成最高价值，而自然被亵渎为一个无情地盘剥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仓库，最终就会为“系统战胜世界”铺平道路。将精神转变为最高价值，将自然转变成某种可计算的和有利可图的价值，意味着对精神和自然的本质的剥夺。科西克强调，当真理、荣誉和意识都作为某个比例、评估、交换和置换的对象而被提升到最高的价值（即精神的价值）的时候，某种致命的转变便会发生，一切都将变得一文不值，因为这种改变剥夺了事物独一无二的本质，在一种空洞的形式中，将一切变为估价的对象从而可以被专横和轻易地连接到那种普遍化操控的运行系统之上。在科西克看来，每一事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本质方面，如果人们仅仅把事物当成价值，尤其是交换价值来看的话，就等于剥夺了事物自身的本质。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之：没有哪一位母亲向对待某种价值一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哪一位信徒像对待最高价值那样跪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祈祷。说到底，一个孩子、一条河流、一座教堂“在其本质上都不是价值，当他们成为价值、被转化为价值程度时，他们便失去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品质”[7]（P48）。毫无疑问，崇拜价值的现代也是缺乏尊严的时代、闹剧和幻想的时代，必然会导致事物本质的丧失和人的精神的蜕变。

3.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

科西克以1938—1939年中欧不复存在的命运为例进一步指出了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症候和本质的丧失。科西克指出，中欧的灾难既警告了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失去了中心，也成为人性已经走到了边缘的一个警告标志。在现代，人性变成了一些边缘性的和衍生性的东西。在颠倒和动荡的过程中，人性被边缘之物带离中心，不再生活在与自然和时间、空间和诗歌的和谐之中，从而导致了人的本质的丧失。中心的丧失及随之而来的人的本质的丧失又导致了典型的现代性的精神症候：现代人由统治的欲望、占有的欲望、变得知名的欲望以及总是为人所注目的欲望等各种欲望所驱使，唯独缺少对于真理和正义的欲望;对于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一无所知，所有可能的关怀和关注都被给予了并不重要的东西，找寻林林总总的使生活更加舒适的方式的任务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时间理会本质性的和最重要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本质性的东西消失了或丧失了，而这种丧失为对于非本质的东西的追求所代替。”[7]（P49）由于失去了本质性的东西，现代人是匆忙的和心神不宁的。他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匆匆忙忙地追求那种非本质性的东西和不重要之物的累积。带着这种对非本质之物的疯狂的追求，现代人试图关闭和跳过被拒绝的和被遗忘的本质性之物留下的空虚。也正因为人选择了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他便在产品、所有权的堆积，以及在事物、商品、愉悦和信息的无限的、势不可当的、不断完善的生产中看到生命的意义。他将维护增长和确保增长以及短暂之物和非本质之物看成生命的本质”[7]（P168）。

三、现代形而上学的迷思

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的异化以及现代人的危机只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其深层根源乃是“将一切都变成某种操控对象的现代的形而上学”[7]（P36）。

辩证法是一种力求把握“本来之物”（物自身）并系统地探寻把握人通过实践所创造的实在的批判的思维。但“本来之物”根本就不是某一物件，归根结底，哲学探讨的“本来之物”乃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定位”，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历史中为人所揭橥的世界的总体性，以及存在于世界的总体性中的人”[8]（P152-153）。而与之相反的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待人与世界的形而上学往往会忽略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忽略对一些重要之物的考虑，忽略了那些无法被忽略的东西。现代形而上学便是如此。

1.现代性的虚无主义

科西克指出，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虚无主义，而虚无是与真理根本对立的。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中的普遍化操控系统的本质特征特别地和主要地体现为“不只是虚假意识在人们关于他们自身与世界的假设上的统治地位，而且是一种递减和倒退的区分真理和虚假的能力以及一种兴趣的大量缺乏，或者对区分真理与非真理、善与恶兴趣索然”[7]（P56）。因为在一个普遍化的操控系统中，人丧失了区分的能力和区分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丧失了辨别真理与非真理、善与恶的能力，甚至也失去了对辨别本身的需要。普遍化的操控系统是一个冷淡和漠不关心的系统，其中真理与虚假、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冷漠被提升为一种构成性范畴，意味着真理等同于非真理、善等同于恶、高贵的等同于卑微的，因此，普遍性的水平等同于普遍性的轻蔑。一切都是等值的和同样无价值的，因为一切都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和内在意义。正因如此，现代人只考虑那些他所能凭借的实在以实现支配、操控和利用，剩下的全都被还原为无价值、无意义与虚无。这正是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建构这些最高价值的无能为力必然导致怀疑主义的最终形式——虚无主义。”[7]（P24）换言之，虚无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化操控性的系统合乎逻辑的结果和后果，它直接导致现代人怀疑一切有真正价值和内在意义的东西。

现代性的这种虚无主义导致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漫无止境的、无所不能的主体主义。这是一种尤为值得关注的倒置现象：真正的主体——人，已经变成某种客体，而莫名的黑暗势力和聚合了经济、技术和科学的现代构架则变成了主体。从表面上看，现代人好像已经摆脱了对于中世纪的权威、体制和教条的朝拜并将自己建构成为某种独特的主体，现代人充沛的意志仿佛可以做一切事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只是被莫名的黑暗势力制造的主体，被可臻于完善的机械装置设置的主体，被还原为某种纯粹的附属品，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现代消费社会的某种目标。也就是说，现代人是一种虚假的和倒置的伪主体，真正的主体已经与人分离。科西克强调，在现代社会，“当这种咄咄逼人的伪主体的非理性将其逻辑、运动和节奏凌驾于先前的主体——人——之上时，这种广为传布的已经不受束缚的主体主义是一种日常地和大量地形成的倒置”[7]（P43）。

2.现代性的暂存性

科西克指出，现代形而上学的另一个表现是“暂存性”，由它导致的现代性的危机也是某种时间的危机，因为现代性失去了时间的一个维度，并因此丧失了内容和实质，“它不再是‘当-代’，而是沦为纯粹的暂存性和无常”[7]（P45）。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秉持的是一种未来的形而上学，这种对未来的形而上学的信仰贬低当下，剥夺每一个经验个体独一无二的实在的本真意义，将其降格为某种纯粹的暂时性元素和还未形成的一些东西的纯粹的功能。正因如此，现代性成为某种纯粹的分界点，暂存性和临时性通过这一分界点而得以实现。现代形而上学的暂存性在现代人的身上体现为：他们总是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停下来并专注于全部的当下或者处于实现过程之中的眼前。在这一时间的永久匮乏之中，他们总是在制造某种瓦解的临时性，某种纯粹的暂存性。

科西克指出，由于现代性执着于暂存性，从而使得现存的个体的唯一真实的世界的总体性意义的丧失，由此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一家人没有时间围绕一张桌子坐在一起而是像邻居那样生活，一个政客忙于一场场竞选而没有时间来思考他的活动的意义。一句话，现代人因为清空当下而空无一物和变得虚无，而被剥夺了其自身意义的真实世界，仅仅在其与未来的虚幻的世界的功能性联系中被接受，这必然导致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发生矛盾冲突。

四、现代性危机的克服

面对现代性的危机，科西克并不悲观。他辩证地指出，现代性的危机不仅是旧的、过时的、虚假的和低效的东西的崩溃，同时也代表了新的可能性。它有可能成为革命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视其为得以创建某种新的政治，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政治联盟形式的一个珍贵的历史机遇”[7]（P27）。

1.以批判性思维抵抗虚假意识

既然现代社会是各种普遍化的、神秘化的大众操控系统，任何批判性的评估都被视为异端和亵渎而加以拒斥，并且将辩证推理甚至是常识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就需要向马克思的回归，或者说向批判性思维的回归。科西克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虚假意识批判——和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而诞生的，其唯一的目的便是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革命性的和解放的）。”[7]（P144）要克服现代社会的遵循冰冷逻辑的操控系统，就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揭露漫无止境的虚假意识。与此同时，科西克倡导用“辩证推理”限定技术理性有效性的范围和界限，并消除其神秘化。在他看来，“辩证推理首先是将技术理性等同于普通的合理性或将技术推理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抽象化的神秘化的消除。就此而言，辩证推理表现为预示着神秘化和伪具体的毁灭的批判性反思，旨在像其本来的面目那样描绘现实，以复归于它的全部客观的内在含义”[7]（P69），故此凭借辩证推理可以最终刺穿以“向大众灌输大量虚假意识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7]（P18）的制造神秘化的普遍化操控的系统。

2.以实践消解操控

科西克指出，解决现代性的危机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一个来自于某种看待‘人与历史，自然和时间，存在与真理’的新方法”，“这别一种世界观，别样的政治制度”应“以实践作为其核心原则”[7]（P27）。在科西克看来，实践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决不只是决定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特性，而是在其全部表现中渗透人类存在的本质。实践渗透到人的整体，并在其总体性上决定着人。”[8]（P137）操控系统是“拜物教化的实践世界”，是属于“伪具体”（pseudoconcrete）的世界，与属人的“具体总体的世界”截然不同。充斥着神秘化和虚假意识的现代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伪具体”的世界。因此，科西克提出用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摧毁伪具体。

3. 以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

在科西克看来，辩证法即是“伪具体的解构”[7]（P75），通过它可以揭示出历史的创造和人类的实践。同时，辩证法又是一种批判的思维，力求把握“本来之物”（物自身），并系统地把握实在。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坚持辩证法便意味着探讨“人在现代的定位”，而遵循唯物辩证法，就要求属于本阶级并属于全人类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毫无疑问，科西克所提出的辩证法、批判性思维和真正的实践对于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代的现代性反思的高地上，科西克对现代性本身的内涵和规定性的把握，其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丰富理论内蕴和非凡思想深度至今仍能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 《衣俊卿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3]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Bc. Pavel Kvalt n. “Karel Kosík： Man and the Modern Age”， http：//is.muni.cz/th/74790/ff_m/， 2015-05-20.

[5] Josef Zumr. “Karel Kosík”， in eská Literatura， Vol. 51， No. 4， 2003.

[6] Peter Hruby. Fools and Heroes： The Changing Role of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in Czechoslovakia， Burlington： Elsevier Science， 2013.

[7] Karel Kosík.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Observations from the 1968 Era， translated by James H. Satterwhit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5.

[8] Karel Kosí?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II） ， Dordrecht and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plortion into the Modernity Critique of Karel Kosík

GUAN Xiao-qi

（College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Key words： Kosík， modernity， alienation， practice， humanism

作者：管小其

现代物文主义哲学管理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亟待解决的四个理论问题

摘 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不但是当代中国理论界的重大课题，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编写和课程教学面临的难题。缺少整体性研究不但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不能形成一个总体的把握，而且使得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和研究现状出发，我们认为只有首先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最终突破。对于以下四个理论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但有助于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整体性的凸显，而且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总体把握。第一，物质观、实践观、辩证法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互统一关系。第二，人的观点、实践观、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三者的相互统一关系。第四，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学术研究；课程教学；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马原》）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和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但关系到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塑造和养成，而且也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巩固。然而，通过对大学生关于《马原》课评教结果的统计和学习感受的调研，我们发现，当被问及“学了《马原》课之后有哪些收获”、“《马原》课对大学生的学习与成长的实效性”等相关问题时，很多大学生的回答都是收获甚微或者作用不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与应用研究，不但是学术界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理论问题，也已经构成当前《马原》课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并且成为下一步《马原》课程教学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和突破口。

在我们看来，上述瓶颈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源于以下原因：现行统编的《马原》教材尚未很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在的线索和逻辑，从而无法使得大学生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体系进行宏观把握。比如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整合到一本书和一门课的编排方式，虽然相对于以往三个部分分别作为一本教材和一门课程的情况已经有所改进，并且在教学改革和教材改编方面实现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目前的《马原》教材和课程教学中，这三个部分基本上仍处于一个相对独立、彼此分离、缺乏内在的整体性和融贯性的状况。再比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的哲学部分，现行教材和目前的教学也基本上是按照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几方面内容相对独立和彼此分离的编排方式和教学思路进行实施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整体性和融贯性尚未得到必要的重视，从而导致了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碎片化认识和片面性理解。因而，从教材和教学两方面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便成为我们下一步进行《马原》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

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呢？其实，可以分为“哲学部分自身整体性的凸显”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整体性的凸显”两个步骤来完成。这是因为哲学部分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因而凸显哲学部分自身的整体性就成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部分的整体性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整体性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组成部分的整体性呢？在我们看来，对于以下几个理论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但有助于我们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整体性和融贯性的凸显，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整体性的总体把握。

一、物质观、实践观、辩证法的相互统一

第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物质观、实践观、辩证法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互统一关系的理解问题。从现行的统编《马原》教材可以看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用名称，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因而，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不但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和第一原理，而且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核心部分和第一原理①。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行的统编《马原》教材第一章中，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并没有成为唯一的内容。除此之外，《马原》教材不但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容，而且还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容。然而，在现行的统编《马原》教材和课程教学中，并没有真正处理好物质观、实践观、辩证法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的相互关系。究其原因，这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和真正理解而导致的。事实上，现行的统编《马原》教材第一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论述和介绍，而物质观、实践观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那么，究竟如何理解物质观、实践观、辩证法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的内在逻辑关系呢？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理解三者关系的中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最终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即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和确立。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但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且以此形成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世界观。实践观点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理论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蕴含了双重维度的理论原则的统一，即“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原则和“否定批判的辩证法”原则的内在统一。正是这种双重维度的理论原则的统一，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蕴含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价值和事实、应然和实然、人与物等诸多矛盾的不同方面的相互统一关系问题[1]。进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中的物质世界，就不但是外在于人的自然世界和自在世界，而且更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人化的自然世界和自为世界。这就从世界观的维度彻底超越了包括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在内的各种旧唯物主义形态关于物质世界和客观存在的观点。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也就是一种通常所说的“辩证的唯物论”和“实践的唯物论”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不再是从人的观念和意识出发的抽象的概念辩证法，而变成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反映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实践辩证法”。这就从世界观的维度根本超越了包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概念辩证法在内的一切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理论。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就是一种通常所说的“唯物的辩证法”和“实践的辩证法”的统一。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实际上就是物质观、实践观、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也是“辩证的唯物论”与“唯物的辩证法”的内在统一，还是“实践的唯物论”与“实践的辩证法”的辩证统一。

二、人的观点、实践观与唯物史观的辩证统一

第二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人的观点、实践观、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问题。由于现行统编《马原》教材和课程教学对于物质观、实践观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的相互关系没有给予真正彻底的解决，因而导致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呈现以下错误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被抽象地过分强调，从而变成一种与人的实践活动相互独立与分离的自在的自然和抽象的物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变成“无人身的理性”的变戏法和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的狡计”，从而失去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蕴含的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否定、批判的超越性维度；在处理唯物史观中的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从而有使唯物史观沦为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认为的“人学的空场”的危险。

之所以导致上述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人的观点、实践观、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尚未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在通行的《马原》教材和理论界的通常认识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诞生地和秘密所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形成和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诞生的标志，在这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尚处于一种不成熟的时期和阶段。比如，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一度就被理解为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理论色彩和思想痕迹的不成熟时期的思想。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所谓成熟时期的唯物史观已经从根本上否定和超越了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即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正是这一“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存在一度导致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理解上呈现“认识论的断裂”的困境。比如“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即“两个马克思”相互对立的观点②，以及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的对立，即“马恩对立论”的观点③。其实，这不但人为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整体性，而且不自觉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史的整体性。

在我们看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产生和出现了。尽管那时的实践观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诞生的标志和宣言，但是马克思事实上已经在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等诸多内容的论述中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观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方式指引下，马克思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点，即“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然而，人们以往大多都是在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维度理解和看待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其实，这一思想就是一种基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以人为根本”的思想。所谓“以人为根本”，不但指的是一种“以人为主体和中心、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目的和归宿、以人为标准和尺度”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论原则，而且指的是一种“以人为根基和本原、以人为本体和根据、以人为前提和基础”的历史观念和存在论原则[2]。也正是这种“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诞生和历史观变革的价值观前提和存在论根据。同时，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方式指引下，马克思实现了对以往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变革，确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实现的伟大变革的生成和演化过程。唯物史观的形成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实践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再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逐渐演变过程。唯物史观实际上内在地包含“历史的唯物论”与“历史的辩证法”双重维度的统一，也内在地包含“实践的人道主义”历史观与“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相互统一

第三个理论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三者的相互统一关系的理解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诸如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实践本体论、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实践生存论、实践人学、实践哲学等各种提法④，都是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名称上的不同定义，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的不同归结和解释。这些不同定义和解释，其中不乏根本对立和相互冲突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其中大多数解释事实上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融贯性的。这些不同定义和解释所体现的统一性和融贯性，就集中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三者相互统一关系的理解问题上。

“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是由狄慈根最早使用，并被普列汉诺夫广泛运用，后来成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黄楠森教授是中国理论界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3]。 “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最开始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被使用的，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现行统编《马原》教材至今仍沿用了这一观点。不过，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也存在不同观点。苏联理论家中就有人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理论。哈贝马斯也提出要通过他的“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教授和孙正聿教授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理论，而且是一种具有世界观性质的一般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⑤。以段忠桥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性质，而并不认同从世界观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就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真正的实证科学”⑥。这就是中国理论界在21世纪初所掀起的那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学术论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术语，最初源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后经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发展，“实践的唯物主义”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哲学观念变革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大讨论，并且在学术的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总而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看似是三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不同解读的学术范畴，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在实质内容上，却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对立和截然冲突的，与之相反，它们实际上是从不同的维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的多样性解读。在这三种不同解读中，“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历史唯物主义”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主义的世界观，“实践的唯物主义”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和否定、批判的辩证法精神。事实上，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历史主义的世界观、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和否定、批判的辩证法精神，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一个也不能少，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的理论构架的核心内容和内在支柱。正是这三个不同维度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才得以凸显。也正是这三个不同维度的解读，人们才能从整体性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进行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至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上述三种不同维度的解读，最为可取的方法应该是在肯定三者一致性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理论语境和学术境况来作出具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取舍。

四、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

第四个理论问题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中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组成部分，并且以其相互统一的关系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整体性。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三大部分不但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和研究领域，而且这三大部分的研究者也是彼此独立、相互为证、“老死不相往来”，很少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管理哲学等类似学科交叉意义上的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但是这种部门哲学的研究方式仍旧缺乏从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整体性的透视。那种哲学是基础、政治经济学是手段和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最终归宿的通常解释，事实上也是难以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实质有一个清晰而深入的整体把握。因而，这种现状不但直接影响到人们从整体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理解，而且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相互关照。那么，到底如何在一个整体性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各个部分进行总体把握，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中，有一些理论实际上扮演着整体性的理论范式的典型范例的角色⑦。唯物史观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这样三种具有理论范例意义的理论。以往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语境中对这三种理论进行研究，事实上这三种理论不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具有具体的解释作用，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范式的典型范例具有总体的表征功能。从构成要素的角度看，唯物史观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组成部分的具体体现。从典型范例的维度看，唯物史观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实际上分别又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式的象征和代名词。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就曾通过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所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来从整体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4]。马克思传入中国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通过对《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理论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5]。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唯物史观之所以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范例，其根源就在于，唯物史观不但作为一种历史观构成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范式的主要内容和内在环节，而且它还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例从总体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再者，剩余价值学说也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惯常指称。与之相关，《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的学术热点和潮流。这种经济学与哲学的相互融合的研究思路，最为典型的就是以孙正聿和郝晓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研究。其中，以孙正聿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以其“《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为依托，致力于对《资本论》的哲学存在论维度的思想内涵和当代价值进行挖掘与阐释。以郝晓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其最新的研究中，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剩余价值哲学”。在他们看来，剩余价值学说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又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他们所倡导的“剩余价值哲学”的建构实际上就是重新理解、创新和发展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⑧。另外，共产主义学说也同样具有典型范例的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把共产主义的本质理解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者”。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的揭露和批判，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具有公有制性质的经济生产方式和运行模式，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学说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同义语。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实现共产主义，其实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运行制度和社会治理秩序。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意识的理论自觉应当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整体性意识的理论自觉，不但是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不同内容的自觉，而且是对具有典型范例意义的某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构成要素的整体性功能的自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正确地处理整体与部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基础上，真正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

注释：

① 现行统编《马原》教材第一章第一节，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3页。

②捷·伊·奥伊则尔曼、尼·拉宾、郎兹胡特、阿尔都塞等人是其代表；主要观点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16页；王东、贾向云：《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第9-13页。

③诺曼·莱文、戴维·麦克莱伦、莱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特雷尔·卡弗等人是“马恩对立论”的代表；主要观点参见莱文：《辩证法的内部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2页。

④刘纲纪：《实践本体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37页；高清海：《论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第63页；高清海：《再论实践观点的超越性本质》，《哲学动态》1989年第1期，第1页；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第22页；黄楠森：《不能把实践的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25页；梁兆才、陈飞龙：《近年来国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4期，第120页；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第5页；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415页；张奎良：《实践人学：马克思哲学的最终归结》，《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3页。

⑤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3页；《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第3页；俞吾金：《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第43页；《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2009年第10期，第24页。

⑥段忠桥：《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孙正聿教授商榷》，《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3页；《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第13页；《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俞吾金教授商榷》，《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第22页；《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第14页。

⑦对于范式而言，范例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但是范式的基本构成中的一个要素和环节，而且从总体上表征着整个范式，是范式的整体性的体现。参见蒋楼：《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哲学范式上实现的历史变革》，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6月，第18-20页。

⑧郝晓光：《从否证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初探》，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构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21页；《剩余价值哲学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读——是“人与物的矛盾”还是“人与人的矛盾”》，《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30页。

参考文献：

[1]崔秋锁.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J].攀登，2002（5）：33.

[2]崔秋锁.论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实质内涵[C]//新中国人学理路.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47.

[3]黄楠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J].高校理论战线，2003（5）：26.

[4]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4.

[5]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89.

责任编辑：萧雅楠

作者：蒋楼

现代物文主义哲学管理论文 篇3：

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

摘要：目前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大学生的文明素养不是都随着学历的增高而提高，社会上曾经有人批评某些大学生：“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养”。这些评论可能过于偏激，但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在德育上强调政治教育的同时，对学生的基本文明的教育和基本品德的教育重视是不够的。我认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素质教育要有“四个依托”：一是依托大学生自己的各级学生组织，促使大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二是依托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修养；三是依托课堂教育，即通过对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学习，提高大学生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觉悟。第四个依托，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依托社会实践，更多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自身的教育方式。

关键词：道德素质 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

学生的成才问题备受各界关注。如何使大学生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键是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大学生进行“成人、成才、”教育，让大学生“成才”

之前先“成人”。

一、社会对大学生素质的质疑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大学生的文明素养不是都随着学历的增高而提高，社会上曾经有人批评某些大学生：“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养”。这些评论可能过于偏激，但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在德育上强调政治教育的同时，对学生的基本文明的教育和基本品德的教育重视是不够的。基本文明应当从基础抓起，从小就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大学阶段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意识。

大学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文素养不高、实践能力较弱、创新精神不够、心理素质脆弱等现象。“成人、成长”教育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当代大学生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人才的问题。“二成”教育既是素质教育，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既能够养成大学生成人、成才、成功的基本素质，又能够使他们合理规划人生，形成注重成人、立志成才和走向成功的科学态度和信念。 “成人”重在思想道德修养。目的是要使他们学会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成人”教育，就是要促使当代大学生成为一个明德尚美、遵纪守法的人，一个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和发展的人，一个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人。“成才”重在实践磨炼。要促使大学生成为基础厚、专业精、技能强、素质高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具备创新素质和创业素质，应对各种机遇与

挑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造成大学生素质滑坡的根源

素质就是知识加能力。素质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道德素质，二是综合业务素质，三是文化素质，四是综合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的。人生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是为人，二是为道。我认为为人是更重要的。十年树木，百年数人。爱因斯坦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仅有“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集德育、智育、心育于一身，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但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被大学生所重视，其原因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家庭因素的影响等。

下面我从两个层面深入的谈一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

1、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道德失范与紊乱

我们正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即计划向市场经济变革阶段，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样态随之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角色的变化，从而导致人们对政府指导思想的冷漠。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不再统制资源而是由市场来配置，从而实际生活中人们就逐渐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而更多的是自己从市场上谋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人们自谋生路，在生存机会上不再一味仰仗政府，因此对政府所推崇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也就更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与价值偏好。加之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开明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道德的多元，人们对这种政治宣传更加表现出漠不关心。

（二）市场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市场经济讲求的是效益，效益最大化是其至上原则。市场经济正是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剪裁一切事物，并且是奉行无情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这一点正如西方学者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所阐述：“如果将一种活动打上‘不经济’的烙印，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不仅受到怀疑，而且是遭到有力的否定了。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可耻的，如果人们坚持不放弃，就会被看成是破坏分子或是傻瓜。你尽可以说某一事物不道德、丑恶、毁灭灵魂、使人堕落，或者说它危及世界和平与子孙万代的幸福，但只要你没有证明它是‘不经济的’，你就没有真正对它存在、发展与昌盛的权利提出质问”。在此“经济”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聚焦于财富的积累；因此，在市场的价值坐标中，人们对这种无利可图的政治宣传更是无暇顾及。

2、社会转型使人们对马哲的重视程度受到挑战

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道德失范与紊乱，也严重影响了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权威与思想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经历着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加速进行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这就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的式微与解体，新的价值体系的萌生与建立。而事物的消亡与新生都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变革完成以前，必然会有一个旧规范与新价值交错并立的时期，并常常伴有新规则的暂时缺位而呈现出价值失范的局面。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处境。急剧的社会变革，使人们还来不及准备、对旧的规范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就匆匆地踏上了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新的生活虽然已经开始，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备。这种新、旧交错的现状，常常使得是非不清，善恶难辨，比如，社会生活中既有舍生取义，也有见死不救；既有高尚的“清贫”人格，又有人为财死的贪婪沉迷。这种淆乱不清极有可能导致移腐朽为神奇，错把美德当成恶行的不良后果。这对道德素质教育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毋庸置疑，人们对马哲的重视程度自然也受到了挑战。

3、主观因素不容忽视

当然，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但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所以，主观因素不容忽视。

市场化大潮，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对人本身产生了重要的模铸影响，其直接结果就是“经济人”的出现。“经济人”本为一经济术语，用来指称那种追随市场效益最大化规则而完全屈从于谋利冲动的人格，其哲学的表述即“只有经济头脑”。社会的普遍功利化，则使得人生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牢牢聚焦于财富的多寡上。它弱化了人的主体性。人的“经济化”，则使人本身实现自我超越的反思与追问瓦解于对利益与物欲的沉湎与追逐，成为欲望的俘虏。其结果必然只在意于物的升值而疏于内在价值的开掘，只问财富的扩张而不求精神的超越。

一些不正之风也刮到了大学校园，如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在大学生群体中纷纷盛行。但没有考虑到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不依附，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表达，不应该随波逐流，不盲从，我们是真理和权威的挑战者。正是知识分子阶层对所谓“真理”和“权威”的不断挑战，才使社会不断进步，人类不断自我革新。正如路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关系到世界现、人生观的学问，其任务不仅在于为各项工作提供知识工具，而且在于为整个精神文化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观念和方法。它帮助人们判断各种观点、命题的意义，使人们在弄清问题本身之后，有可能去解决问题。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意为“爱智慧”，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揭示了哲学与社会实践、哲学与历史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把哲学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认为不同时代的真正哲学是每个时代最精深的思想成果，是每种社会文明的精神实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哲学。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处，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要锻炼和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水平。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史，没有别的更好的途径”。许多自然科学家也非常热爱哲学，并且本身就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评价自己：“我学物理，爱好哲学。”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接触过贝克莱、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马赫等哲学家的著作，马赫对牛顿力学的批判曾启发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

我国各界领导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继承者，也一刻没有忽视过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号召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这种学习研究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80年代初曾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埋头事务工作，“不懂哲学”，忽视哲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简单、片面的倾向，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指导各项工作。江泽民同志强调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学习，加强学习。在各方面的学习中，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伟大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应对我们的高等教育有所启示，当前这种对哲学教育冷淡、忽视的现状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大学宽松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学生们可以自由展现个性，但有时候学生在彰显自己个性的同时，却不懂得做任何事都要把握度，而忽视了对他人的尊重甚至做出一些有悖于道德素质的事情。大学生作为时代的新生力量，也理应成为一股进步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不仅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注重政治理论，特别是通过马哲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给社会培养德才兼备、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造就一代适应未来挑战的高素质人才。

我认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素质教育要有“四个依托”：一是依托大学生自己的各级学生组织，促使大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二是依托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修养；三是依托课堂教育，即通过对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学习，提高大学生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觉悟。第四个依托，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依托社会实践，更多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自身的教育方式。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这也是马哲的核心思想。今后，院学生会要进一步搞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主动占领网络思想宣传阵地，更好地为同学的成长成才服务。

在大学生的知识体系中，思想政治理论占有基础性地位，学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以及党校课程搭建了这一理论基础，但还需要更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自身的教育方式。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论教育一定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学生要从生活和实践中的小处着手，从道德素养的培养做起，学会关心社会上的弱势人群，学会关注社会问题，唤起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的情怀，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不辜负党中央对大学生的殷切希望，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全面发展，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李铁映.1999年10月在“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8861

[2]汤一介.哲学要面对现实[J].文史天地，2000(27)

[3]巩义广电网.健康指南，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个人发展，2003-10-29 11：43：31http：//www.gygd.com/health/html/2003-10/20031029114331.htm

[4]刘静，李增林.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N].河北日报（理论版），2005(4)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2004(10)

[6]赵艳.全球化背景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难题[J].思想理论教育，2002(9)

[7]何斌.社会转型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特点探析[J].高教探索，2001(2)

[8]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作者：柏耀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