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精神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紧密的结合起来，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以及认识和理解民族精神实质，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论文 篇1：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

[摘 要]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是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论，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了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未来走向，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和探索是通过不断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而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在人道主义的讨论中，为了确立实践的本体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自然本体论展开了批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为了走进问题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化思维方式展开了批判；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为了消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苏联哲学痕迹，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经过这一系列的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也不去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以从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其理论的独创性。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传播史的水平上，而无法深入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的研究，没有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它的哲学性格和独创性的内容。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所以，直到现在，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弄不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来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这一消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凸现出来了，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本文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这一现状，而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考察。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理论的和哲学史的探讨才能完成。这显然不是一篇简短的论文能够实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仅以瞿秋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和接受为主线，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中国人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

20世纪初，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于是，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就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基本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所持的态度不同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此，对比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所持的态度，就成为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列宁哲学中，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概念，把列宁哲学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了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和国际性特征。由此出发，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标志，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这样一来，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国际性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在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认同到完全否定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概念，完全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于是，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加清理地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他们主要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蓝本建立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上，他们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式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机械地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由于这种机械的认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集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持全盘否定态度，而转向了完全认同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与之不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他们区分了列宁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时代意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都具有普遍性，能够运用于苏联以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列宁哲学，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批评和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柯尔施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直接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还是阶级斗争，都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获得自己的历史内容，因而是一些特殊的、历史的范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只是按照“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都只作抽象概念的分析，把它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原则，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名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模式化，并把它变成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信条的做法。他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柯尔施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总结，也是一

种特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殊性，而将它普遍化，这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实证化、教条化的根源。作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反抗，柯尔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要求联系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殊性，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一原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道路上，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得更远。因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同时，也拒绝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化。这一批判起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美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西欧和苏联社会都不具有的，因此，美国既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地搬用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结合美国社会的特点和哲学传统创造美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威廉·英格里西·沃林、马克斯·伊斯门、沃尔特·李普曼、悉尼·胡克等学者以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理论，创造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把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对立起来。

与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也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列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有关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运动关系的思想、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思想都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因此，如果说列宁哲学中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那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同样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从另一个方面看，列宁哲学虽然具有普遍性，同样也有特殊性。比如，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问题的探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软弱性的分析，都属于列宁哲学中的特殊内容。因此，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特殊，那么列宁哲学也是特殊。既然如此，人们不需要在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而应该着力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哪些是属于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特殊性的东西，从中发现对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有用的资源。这一观点早被瞿秋白明确地提出来了。

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特派记者派驻莫斯科，在那里学习和研究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思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23年，瞿秋自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瞿秋白并不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区分普列汉诺夫哲学和列宁哲学、布哈林哲学和斯大林哲学，而是把这些哲学都看作是统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介绍，但他却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他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有关人类历史规律、世界历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而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涉及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他认为，由于中国和俄国同属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农民问题，都要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道路，所以，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也对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具有不同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特点，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应该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这就提出了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于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思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从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对中国论题的思考，瞿秋白建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呈现出不同于东欧、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

二、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去苏联之前，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把唯物史观当作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苏联之后，通过学习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认识到，以前中国人仅仅从唯物史上观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极其片面和狭隘的，这种理解根本没有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切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了。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瞿秋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就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由其各个部分有机构成的整体。他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克服中国人先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在中国建立起这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瞿秋白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简而言之，这是现代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在《社会哲学概论》一书中，他还从史论的结合上，论证了这一观点。在给哲学下定义时，他写道：“哲学的目的究竟何在?何以古代初民思想之中，已经能有所谓高深玄妙的哲学呢?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最初不过是一切智识的总称。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各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在这里，瞿秋白叙述了两个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论的宇宙观，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宇宙观是对哲学史上的哲学宇宙观的变革。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

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该说，瞿秋白叙述的这两个观点在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瞿秋白就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接受这一思想的。但是，瞿秋白在这里绝不是简单地转录普列汉诺夫的叙述，而是借助于普列汉诺夫的叙述来阐发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上升为宇宙观的高度，才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具有了这种普遍性，才能成为世界观的学说，并转化为人们观察现存世界的方法论。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中国人只有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方法，运用于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可见，瞿秋白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最根本地，还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要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转化为一种方法，去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瞿秋白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业。

然而，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理论结构来说，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互辩法唯物论，(二)唯物史观，(三)无产阶级经济学之结论”，(四)科学共产主义。这四个方面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其中，科学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儿的系统形成之动机”，是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各个部分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分别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辩证法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统一科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方法。瞿秋白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结合而成整个的系统。——一方面，就方法而论，都是以唯物论一以贯之的；别方面，就目的而论，都是以革命的目的为对象的。”瞿秋白还把这两方面的统一概括为：“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和“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他所说的“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是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是一般、是统一的方法论，而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共产主义是个别，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不同表现；他所说的“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是理论，而共产主义是实际的运动，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基础，亦是“一致的目的”。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的这一剖析，瞿秋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着普遍性和一般方法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它的理论本身就是由一般和个别、理论和实践构成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辩证法定义为一种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宇宙观，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在他看来，正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即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辩证法呈现出了它的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他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强调，任何普遍性都只能寓于特殊性之中，都必然与特殊性相联系。因此，人们在把握事实的普遍性时，必须从特殊出发，从事物的特殊性进到事物的普遍性之中。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那种只谈普遍性，而看不到特殊性意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瞿秋白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一般性和个别性、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升为哲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加以论述，把普遍性当作思想的形式，把特殊性作为思想的内容。这就为中国人从思想的形式和思想的内容的辩证统一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绝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认可，表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上，就是从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中国思想界开展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当时，参加这场讨论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都是用“体”、“用”范畴来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主张“中体西用”；而西方文化派则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主张“西体中用”。与这两派观点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思考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瞿秋白在参加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明确提出的观点。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交织一起，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中国社会的这一状况是不能简单地以“体”、“用”关系概括得了的，必须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与个别的范畴、用历史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社会，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

为此，瞿秋白首先从思维方式上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定义文化。他指出，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虽然在中国文化的“体”、“用”关系上各持一端，但其运用的思维方式则是同一的，即都是从民族文化的性格和特点上理解文化，把东西方文化当作是因它们各自的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的东西，以为，人们只能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进行创造。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在于，混同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的特性来说明文化，视文化为静止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因而只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瞿秋自从文化与自然的差别上定义文化。他说：“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在这个定义中，瞿秋白撇开了各民族的习俗等特殊性的东西，从人类活动的本性、人类历史规律的高度定义文化，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是人的一般活动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活动的统一。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引入了文化研究。相比之下，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只是在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上定义文化。这在思维

的层次上明显地低于瞿秋白的文化定义。

其次，瞿秋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文化的未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变革的意义。瞿秋白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人的意识的历史运动，既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又是文化发展的因果律。作为人类历史的规律，它是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循的，是决定东西方民族共同性的方面。在这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历史上不存在绝对静止不动的文化，更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文化性格，应该说，所有的文化都必然处在变化之中；作为文化发展的因果律，它与各民族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因而是造成东西方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是由于它们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即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瞿秋白说：“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从瞿秋白的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瞿秋白的态度与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否定东西方文化的同一性，静止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来自它们各自独立不变的性格和特征，于是，竭力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对化；瞿秋白动态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源于它们共同遵循的历史运动，因而是同一中的差异。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在于西方文化因资产阶级革命早而先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中国因长期的封建社会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但是，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逐步消除。瞿秋白认为，中国选择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走工业化的道路，是由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要求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表明西方文化并不都是好的，比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我们绝不能说它是好文化，中国人也绝不能选择这种文化。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好的，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方向，中国人可以选择这种新文化来改造中国、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未来应该与世界文化的未来方向相一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文化创造绝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中被动地二者择一，而是要区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借助西方先进文明的成果，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已经为中国人开展新的文化创造活动提供了客观历史基础。为此，瞿秋白呼吁：“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瞿秋白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主张中国文化变革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变革应该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为基础，选择西方先进的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瞿秋白的这一思想与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格的观点是一致的，准确地说，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历史文化观上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瞿秋白只是以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人的身份而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上，他的成就远低于毛泽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征和特殊内容，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这一差别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展开的。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又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用于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思维和内容。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方面。

(责任编辑　严　真)

作者：何　萍

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精神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紧密的结合起来，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以及认识和理解民族精神实质，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然后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对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学生 民族精神 教学 培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民族精神分别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思想和重要内容，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民族精神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发掘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契合点，将两者结合起来，发挥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对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作用，引导当代大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并且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与价值。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相比，我国的民族精神具有其自身的特质，它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它包含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先进的价值取向、独特的思想观念以及道德规范。我国的民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民族精神的培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思想形式，它与民族精神之间有着很高的联系度和契合度。不论何种哲学思想都体现一定的民族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哲学思想产生于民族，受到民族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展示了本民族的气派和样式，这也就很好地阐释了民族精神是哲学的根源，哲学是民族精神的存在形式。同时，哲学是民族精神、人文精神以及时代精神的综合体现，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独立于民族精神，为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丰富的资源以及不竭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精神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密不可分，民族精神的发展、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民族精神的发展、完善以及升华具有引导和导向作用。

经过中国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各个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逐渐的实现了中国化，并且与中国的民族精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和融合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和文化资源，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强烈的民族性，另外，中华民族精神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动作用下，中华民族精神被赋予了时代的特征，一步步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们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改进，我国的民族精神也更能体现时代的特征，更能够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求，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进一步推动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民族精神的培育。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对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識、理性和发展的重要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重要作用的体现和反应。当代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迫感，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存在着民族精神缺失的严重现象。作为祖国未来和民族希望的当代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活跃力量，是永葆中华民族昌盛繁荣的中流砥柱，但当前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状况却着实堪忧。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如何让大学生保持健康的精神状态，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大程度的重要性。

现今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不仅仅要注重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精神辩证关系的理解和把握，还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和理论内容的运用，指引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理论观念的高度统一，同时它也是理解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基础与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可以帮助当代大学生很好地掌握和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观点，这句话告诉我们社会实践活动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也就是说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具有很强的历史性以及实践性，民族精神是现实实践与历史实践相互交融的产物，它是对社会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生活当中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心理追求，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本质体现。民族精神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依赖于社会实践活动的推动，每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都是不断发展进步的、都是逐渐发展完善的，民族精神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然要经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必然要处于不断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在社会实践当中，民族精神不断的注入活力和新鲜的血液。从这个层面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民族精神的培育，让当代大学生从这个层面把握和理解我国的民族精神，促使当代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现实性。这样可以使得当代大学生具有民族意识，逐步养成民族自豪感，努力建设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家园，从而在社会实践过程当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历史性和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2）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让他们用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对待我国的民族精神。在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人们要树立辩证的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免出现全盘否定传统民族精神以及激进变革的现象，不良现象的存在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方面，我们不能全盘接受，同时也不能消极抵制，要树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观点。在社会实践的过程当中，当代大学生要准确的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地、科学地、全面地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深深的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同时包含了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等等可贵的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培育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追求的民族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找到民族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公正平等精神等精神的重要契合点，找到民族精神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契合点，帮助大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

（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过程当中，应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矛盾众多的国内环境，将最新的哲学动态与课堂相结合，让他们掌握“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主张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当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这也就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了很强的务实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的先哲们在工商耕稼等社会实践过程当中，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务实、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等思想逐渐融入到我国的民族精神当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过程当中，要引导当代大学生立足社会实践，勇敢地面对社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用辩证统一的观点解决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社会矛盾。当代大学生应该系统全面的对“新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成果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解和掌握，让自己在社会实践的过程当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民族精神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促进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4）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民族精神都具有和谐的内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过程当中，要让大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谐思想和我国民族和谐精神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促使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和谐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谐包括了社会主体之间的身心和谐、言行和谐，包括社会要素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包括国家间和民族间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和谐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特征，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谐很好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在中华民族的政治活动以及生活实践当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铸就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中庸”“和合”的民族性格。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极左”的错误思想，但这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具有的和谐理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分析和研究了“和谐”这一理念，使得“和谐”这一理念更加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要求，为人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理想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和谐的社会思想不断的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和谐理念也更加具有了现实性和现代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分析，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思想，将和谐的理论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概括，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构想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在马克思主義哲学教学和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过程当中，要引导大学生全面系统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谐思想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和谐精神，丰富和弘扬和谐理念，从而进一步健全我国当代大学生的人格，进一步将和谐理念上升一个新的高度。

3 结语

当代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有着很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逐渐地实现了中国化，并在社会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对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作用，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进而更好地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 唐昆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J].贵州社会科学，2008（2）：49-53.

[2] 邱伟.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缺失及应对——以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为视角[J].江西科技学院学报，2013（3）：6-9.

[3] 袁美静.试析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J].传承，2012（2）：52-53.

作者：高玉敏

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论文 篇3：

边缘化还是中心化?

摘要：面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困境与尴尬，我们不得不追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疑难：边缘化问题。它是因为缺乏直面“中国问题”的勇气与能力，它是建构所谓的虚幻观念抑或抽象图景来惟护自身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绩效、认同、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中心就必须要始终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实认同：面向可能性的将来，面向多样性的现实和面向“曾在”的过去，回归马克思承诺的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逻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真实中心；反思

文献标志码：A

一、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问题的四个层面

一个事实上注定要被追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地位究竟是边缘化还是中心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乎中国思想理论持续发展路径的真正抉择。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诠解边缘化和中心化的意义边界。边缘化问题的提出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争鸣中其吸引力逐渐下降的事实而言的。究其原因，其内在包纳了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针对当前中国社会整体的结构转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缺乏真正意义上直面“中国问题”的勇气与能力，没有对现实困惑提出哲学上的分析与说明，也没有通过良好的回应来建构起其自身的社会合法性认同。同时，在应对当前社会各种流行的新思潮(新左派、自由主义、新儒学、新权威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等)时回应性不强，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反而逐渐贵族化、精英化、概念化和学术化，单一作为一种观念的知识论体系而深度拒绝其成长的真正土壤——工农大众、平民和现实社会实践。第二个层面则是近2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某些学者的所谓哲学创新，其本质逻辑不是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而是出现了人为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对立，用西方哲学纯粹的思辨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率意嫁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多重理解矛盾，出现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深层认同危机，出现马克思主义被恣意彩绘的现实场景；而在100多年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简单断言并非来源于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的理论逻辑却没有被深入研究。第三个层面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被人为进行了学科割裂，从而导致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批判武器被单一化运用，从而使学界在应对中国现实问题时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时显得苍白无力，且缺乏理论武器的尖锐性和厚重性，进而人为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解释力，使之缺乏自我的绩效说服性。第四个层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解释力被过分泛化，泛化的表层形式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一切人类活动，表面上看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维护和保卫，但实际上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抬高到一个类似于全知全能的“上帝”层面，而致使其一旦解释无效就难以逃避被恶意追问的后果。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它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而不是企求回答所有的人类实践和知识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也必须被限定在一个合理边界之内。基于以上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确实具有一定的依据，而且如果以上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要摆脱这个边缘化的趋势，就必须要重新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宗教，它不会通过建构所谓的虚幻观念抑或抽象图景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以证明自我理论的正当性。

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到实质中心化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内在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绩效，二是认同，三是有效。

从绩效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初步建成小康的巨大社会成就，这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实现的思想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中心功能。事实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抽象人本主义等思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效能动作用。

从认同方面讲，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广大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本质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曾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大众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响应。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关乎人类解放的哲学，其本身的实践立场与理论关怀对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是具有内在的合法诠释力的，而这个诠释力绝不是外在权威所强加的，更不是通过将理论的解释过程神圣化就能够确保的。仅仅依靠行政权力为基础的理论的神圣化只能导致作为人类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解释失灵而受到普遍的合法性追问，从而导致被放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恶意妖魔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在绩效的基础上逐渐被普通民众所选择而形成时间向度和观念向度上的认同，从而自觉成为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的理论武器。

面对新的时代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该在有效性上下工夫。任何一门理论，其合法性资源的生长都是建立在该理论能够不断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人类现实和理想范围内的迷惑而存在的，否则任何理论都会被无情的时间所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目前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命题，在某个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中国实际创造性诠释和建构能力不足的责问。而作为一种人类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单纯拘囿于政治解放的窠臼之中；绝不能仅僅等同于暴力革命，更不能体系化和教条化为静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应该在不同哲学理论的对话中达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性的普遍认同，动态地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困惑：全球化下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路径问题、民族化或者地区化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扩张的新霸权主义批判问题、全人类新的解放思路与新的社会变革问题、全球公正与国家、民族个性发展问题、社会主义低谷条件下的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经济与政治领域权力、能力、资本与信息的沟连问题、现代化语境下人的深层异化以及文化领域内的大众批判和理性建设问题等等。对中国则是要尽快解决诸如“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体系、塑造社

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生命伦理信仰、社会公正和统筹协调、科学发展与全球应对、中国市民社会建构和培育”等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取得中国思想理论的中心地位，其合法性的基础必须建立在积极应对与回应时代难题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坚决摈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纯文本化倾向，坚决摈弃故意拔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能力而走向恶意妖魔化的尷尬。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发展解释的有效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应该更准确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高潮期来临前的低迷期，而作为理论形态创新的这种事实状态实际上也是正常的研究路径中的“高原反应”，因此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与转型，摆脱边缘化并逐步走向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再次迎来时代性的崛起。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困境的突围：来自人民的真实选择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危机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科问题，而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其自身在对象性的面向“中国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存在内在理论悖论：学术研究的主体性自觉被完全纳入到文本或者文化的结构批判之中，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自身最原初意义上的现实批判功能与社会重建理想；沉溺于学术化和理论化的精英哲学语词或者话语分析之中，而全然不顾语词或者话语存在的合法性目的究竟是什么?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下逐步回归到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框架之内，回归到解释世界而注定要被套用的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分离、与思维抽象对抗的纯粹哲学分析框架之维，而难有面向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学术实践情怀。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危机的尴尬必然引入一个合法追问：在宪法和指导思想上如此中心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会在现实性的日常实践生活中被普通群众所冷落呢?在网络信息高度融入现实生活的今天，广阔的网络平台却充斥了自由主义、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甚至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方反华势力的言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处于理论的失语状态，其研究却不断自我放逐，将根本维度上的社会批判与革命实践功能窄化为或拘囿于文化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领域，或者纯粹走入文本学意义上的诠释与解读，而不断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得以常新的根本之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在人类实践推动下的不断自我更新。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某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的研究中出现的是在淡化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批判概念的同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平面化的文化哲学思想，缺乏主体性和生产性，几乎成为一种完全拼盘和杂烩的文化口袋；在淡化辩证唯物主义核心分析框架的同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单维性的教条哲学，缺乏理论的生长点和创造力，几乎成为一种绝对的知识论体系。那种远离社会现实、以纯粹哲学的追问和建构哲学体系为目标的哲学研究，一种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形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

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还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绝不是哲学理论内部的学术注解与文化猜想，而是要始终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而作为一种超越于解释世界的改造哲学，其理论之源根本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和现存的生活世界，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玄学化和经院化的企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背叛与滥读。当今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转折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哲学智慧。曾经在1978年至1992年间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积极参与和引导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30年改革后的今天进一步以微观深入的方式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关心的诸如社会公正和社会分化、资源分配与统筹发展等系列时代问题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话语、立场和角度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如何真正有效建立和健全以社会实践为根本的社会动态检验机制来鉴定和评价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而凸显出真正合法性的马克思主义以防止标签化的马克思主义误导正统马克思主义发展、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方向?正如有学者所言，“从政治层面看，以往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却一度被标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种不白之冤极大地伤害了马哲的名声；而现实中马哲被象征化、权宜化地悬置起来，也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治学导向”。其次在思想解放和大众启蒙层面，一个需要追问的话题是：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也仅仅或被作为学界的学术课题而展开或被作为政界的政治宣传而展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否汇集必要的产生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动态实践资源，能够回应种种更加形式精致化和内容思辨化的西方哲学理论的挑战吗?马克思自身就极力反对这样的治学方式，他在深刻批判青年黑格尔哲学醉心抽象的思辨的哲学批判而远离现实生活时就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他指出德国哲学在太空飞翔，而他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日常事物。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根基还在于持续不断地在社会物质实践和社会日常现实中进行思想解放和大众启蒙，同时应该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在对现实的回应当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实践和现实、现实的人之间的回应中，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批判、建设和引领”的关系，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实认同。

四、摆脱边缘化的可能性与回归“真实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在何方?

要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就必须要追问需要回归“真实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究竟应该“为之什么”和“之为什么”的问题。这离不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在何方的探索。笔者认为摆脱边缘化的直接途径就是回归“真实中心”，这个“真实中心”是严格区别于被刻意凝铸而成为绝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虚幻中心”化，为此，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于三个维度：

(一)面向可能性的将来

第一，应该进一步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域和私域的理想性文本资源，这是积极回应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信仰”的误读而展开的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统一意义上的全人类解放，人类对自由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国家、阶级的消亡等等都属于公域范畴内的人类理想性信仰；而私域内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和社会对个人需求的全面满足以及资本逻辑中人的异化扬弃等等都是真正值得信仰的私域追求。这种信仰的崇高性是西方建立在“人性自私”基础上的抽象自由、民主、博爱信仰所完全不能比较与替代的。

第二，应该摒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

书体系”的任意肢解和主观彩绘，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口号下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理解的缺越位与滥误读，在“回到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研究范式下积极展望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将来世界，在价值与理性、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有效平衡主客体、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革命与建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真正形成面向实践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范式，而不是单纯为学术创新抑或为政治需求服务，坚决抵制理论研究的自我异化。

(二)面向多样性的现实

一方面需要建构起具有积极回应性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思考和回答当前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语境下所面临的实际，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问题的广泛解释力更加积极主动地反思与追问；同时运用一些合理的学科框架和角度深入广泛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文本资源，尽快走出“自言自语”的自我思辨哲学体系而直面当前瞬息万变的时代现实，在时代现实中解决新问题并让哲学为普通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成为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思想武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避免孤芳自赏。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构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元对话的社会常态机制，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批判式借鉴吸收的开放体系，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而开展对现实困惑的反思。这里的对话绝对不拘囿于学术对话，而是广义的社会多文化主体参与的对话，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儒学为代表)、五四以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重新进入中国并被广为传播的西方文化传统(西方哲学为代表)三者之间对话、碰撞与融合，在相互的理论碰撞中维护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合法性。

(三)面向“曾在”的过去

这要求我们反思历史，从厚重的历史中去把握人类的宝贵智慧和揭秘人类发展密码。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边缘化必须要有一个自我回溯的反思过程，这类似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爾斯对“轴心时代”的追溯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必须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发展史当中；努力在“面向实践”的开放文本中创造性地培育崭新的现实理论生长点，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发展史中去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创新的可能逻辑，以崭新的不断自我更新的社会有机体为反思的实践对象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践体系。这个过程绝不等同于当前流行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化哲学化、市场化和概念化趋向，也本质上拒绝了将重大社会现实难题搁置抑或遮蔽的可能性，拒绝了在单纯的自我内化意识中感性抽象教条地直观现实而回避现实的情景。

五、回归“真实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与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有什么样的内在契合与分野?

表象繁荣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事实上的生存危机，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学理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代替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并以学理研究课题投入一产出的数量比来权衡和丈量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发展标准的评定权被牢牢拘囿于一群以学术为业的话语群体之中。我们呼吁目前被学界虚幻化和彩绘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回归到以社会主义现实实践为基础的的真实场域，敢于摈弃所谓的“嫁接式马克思主义创新”、“语言式马克思主义创新”和“经院式马克思主义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传统体系出发，从我国近10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出发，从中国语境下的实践问题和时代困惑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转型的过程中，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创新的真实可能性之中，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武器和理论指导的“真实中心”实践框架之中。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信仰意识”、“问题意识”、“原创意识”和“当代意识”等，要在不断进步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回归真实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厘清自身的两个理论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与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前所普遍讨论的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关系?传统意义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服务于统治阶级(无产阶级)而进行资本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是区别于近代传统哲学而宣告“哲学终结”的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毫不掩盖自己的阶级属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那么回归真实中心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阶级特征，并将之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进一步坚持和深化呢?其实严格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源于它自身的理论性格：革命性和批判性，它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背后逻辑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社会问题作毫不留情的制度性和根症性批判的目的是从无产阶级的解放走向人类的解放。没有哲学阶级性就难有真实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没有批判性和革命性自然也就丧失了对现实的超越性，也就不可能展望真正的普遍正义和人类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迷恋于拯救某个特定阶级，它在根本上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阶级性与人类性的辩证统一，在特定阶段上的阶级性立场是为了目标发生上的无阶级性可能，它的阶级性特征是真正意义上区别于一般政治解放(从人对人的异化关系中解放，强调摆脱人的依赖性)的人类解放(从人对物的异化关系中解放，强调摆脱物的依赖性)，是区别于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空洞政治口号的人类解放途径。因此回归真实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应牢牢把握住自身的根本理论特征：“寄寓于阶级性之中方可更现实地展望人类性，纵托于人类性之中才能更好的超脱于阶级性。”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而去追逐所谓的“普世价值”光冕，从而根本上将自我苟合于毫无意义的空洞“概念解放”之中，弥同于毫无方法论和实践性的“人类性”口号之中而根本上忘却了推进社会进程的根本性动力何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等同于“普世价值”，而应该记住自己在当前时代阶段的阶级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无端理论封闭和实践武断，而是它现阶段面向全体人类解放所绝不能忘却的自我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性与阶级性”辩证关系不断自我碰撞而深化的崭新时代认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是不断面向“人类解放和自由个性发展”这一目标而必须坚守的无产阶级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社会大众才是解放全人类自身的根本可能，也即是“哲学如果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己”。

责任编辑：陈剑

作者：王贵明 李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