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基础上，分析了研究领域现实存在着的泛政治化、内容泛化等问题。进而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国内相关研究必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检讨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应该与时俱进，并体现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价值。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范式纠正了“教科书哲学”的片面和独断，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的文本支撑和学理分析，规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与此同时它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价值被大大遮蔽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

一、“教科书哲学”范式的式微

所谓“教科书哲学”，即“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学人对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是理论宣传或在课堂上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概括。教科书哲学的历史价值不能完全否定。它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如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和原理。以及实事求是、辩证法等。从教科书哲学的特点和作用上看。它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些通俗又流行的读本，一些易于被广大不同阶层群众所接受和熟悉的教材，一些易于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结、相沟通的应用哲学范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俗性、现实性、群众性密切相关的，它启蒙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并且不能否认的是。它还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专业的哲学工作者，包括老一辈的专家，也包括一些对教科书哲学持批判态度的中青年学者。

但“教科书哲学”逐渐凝固化为一成不变的、超时空的哲学范式，它的特点是非反思地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即使教科书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也不过是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例来论证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这样，基本原理变成了干巴巴的政治教条，它似乎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教科书哲学虽然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智慧精华，但教科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教科书哲学讲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多年来，教科书哲学的内容并没有实质的变化，成为一种非历史的存在形式。它以穷尽了一切真理的面目出现，人们只能对其“照着讲”，而不能“接着讲”。概而言之，马哲教科书没有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不足，政治有余，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只是一种政治说教。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开始出现对教科书哲学范式的反思和批判。关于“教科书哲学”的批判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它第一次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危机”，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第一，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从形态上说，不是经典著作中的一些原理或片言只语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导向或要求的一种生硬的结合，就是它们与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一般常识的牵强附会的拼凑，它们虽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并被赋予绝对的权威，但它缺乏“合法性”的来源，缺乏最基本的文本依据。第二，这种研究方式，不仅导致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简单的政治化倾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服从于现实的粗陋的辩护工具，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反对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个“合法性危机”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危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变革世界的理论，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要求人们立足于现实，从对现实事物的批判中实现世界的革命化，从而实现人们自身的解放，这使它与人们当下的存在状况具有一种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它的深刻性和它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这一联系。割断这种联系，把它教条主义化，或者把它仅仅作为辩护现实的工具，则必然引起人们的怀疑而陷入某种危机之中。现实生活的变革，加深了它与那种教条主义理论之间的反差。从而使危机变得更加深重。这种危机的克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了它自身固有的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时才能实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教科书哲学”在这个关键点上保持了一种世故的缄默。

对于“教科书哲学”的批判，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限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和政治化思维方式的干扰，打破了过去“体系哲学”的那种千篇一律、唯我独尊的单调局面，在回归学术层面的努力中，呈现出各种学术观点和谐共存的多样化态势，在宽容性和包容性方面取得重大收获，展示出一种利于学术发展的谦逊精神和博大胸怀。不仅如此，而且其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其哲学境界也得到提升。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作为一种学术而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学术化范式的极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形成以“追求学术性”为主导的氛围，并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所谓“思想淡出”的真实含义是“意识形态淡出”)的潮流中达到极致，“学术性”因此成为吞噬一切的东西。这种以“学术性”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虽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了那种没有学术自主性的困境，但是由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个关键之点的那种世故的缄默。它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的同时又使其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如果前者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困境”的话，那么。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学术化的困境”。“学术性”的理论诉求和学术实践，在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拾“学术性”的同时，也使其走向“差异性的处女地”。在学术性至上的刺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风云变幻，异态纷呈，各种主义，众多新说，竞相闯入这块领地，其变幻之快，在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比如：“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与马克思的“朴素式阅读”、“征候式阅读”、“互文式阅读”的争论。马克思之“实践本体论”、“生存论实践本体论”、“生成论本体论”的争论，当所有这些都在不了了之时。现代性的马克思、反现代性的马克思和后现代的马克思却又异军突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犹如一场辞藻的盛宴，令人茫然，无所依从。这种复杂的状况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在于：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带有本体性质的疑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如何摆脱“思想本体与学术阐释”的困境?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是无以匹敌的，对它进行不同的理解和多种视角的研究，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内在要求。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多视角、多侧面的阐释，而在于如何进行这样的阐释。换言之，就是应如何处理或保持研究者的阐释与思想家的思想之间的张力关系。从现象上看，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差异性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对这种现象稍加考察，可以发现，与其说它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丰富性，不如说它来自于研究者的研究观念，可以说，“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这

种差异性的绝对化的背后潜在着一种危险——相对主义的危险：把马克思仅仅看作一个历史人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单纯当作西方哲学的一个形态，把马克思“幽灵化”甚至“符号化”。相对主义的阐释除了使伟大、深刻的思想“碎片化”而走向平庸之外，还揭示出一个严重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那些各自不同甚至抵牾的解释，其文本上的合法性何在?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有没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有没有一种由概念、问题和方法构成的逻辑自治的统一性?如此这般的阐释究竟是对于马克思的阐释还是关于阐释者的阐释?如果“思想本体”“淡出”而“学术阐释”横行，那将怎样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同样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引向歧途。因为，这里蕴涵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实质上是它的价值倾向性、它的思想性，可以与它的科学性即所谓的学术取向分解开来的含义。说一种学说是科学的，本身蕴涵的是这一学说对事物的“真”和发展规律给予正确的回答和解决，获得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但是在社会生活领域，与自然物质世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它是“人的世界”，这个“人的世界”在文明时代是存在利益的差异和对立的。而研究者本身也是存在于这种利益关系之中的，一般很难超脱这种利益归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这种对“真”和发展规律给予正确的回答和解决，本身是与社会存在的利益差异性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向性相联系的，这必然在理论的价值趋向性上表现出来。片面强调学术导向必将导致的是所谓“价值中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是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的基本精神相悖反。因为马克思本人始终强调他的理论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的价值立场。

另外，还存在一种情况，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像过去那样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成为一个具体学科的专家或学者，即视学术为职业。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而其作为改变社会、变革世界的理论所内在具有的批判精神和伟大的使命感都难免在研究者的自身定位中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它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天然的亲和性遭到破坏甚至消失。与生活以及人们的感性存在之间的这种疏离化，将使其重回象牙之塔，重蹈马克思所批判的“自说自话”、“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那种哲学的覆辙。因此，如何保持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思想，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理论前提。

三、坚持学术与思想的统一、理论与现实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精致的外壳或某种超时空的普遍或永恒的价值，而完全在于它始终关注社会历史的当下状况和人们现实存在的感性直接性，并力图为人们提供摆脱其现实存在关系而走向自身解放的可能途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展现出它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里，它才拥有了它在人类思想领域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与当下现实始终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关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它的一种内在理论要求。歪曲或舍弃这种关系，都将使这种哲学及其研究陷入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都未能很好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前者把哲学研究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现实导向，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处于一种虚假状态；后者则把哲学研究限定在纯“学术性”的视野内，使这种关系处于一种流放之中。如果说前者歪曲了这种关系，那么，后者则是弱化甚至“悬置”了这种关系，二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一个被遮蔽的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面临着一种“合法性危机”。应该认识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首先是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和关照全人类解放的理想价值追求；其次才是供人们在书斋里研究的学说。马克思的思想不是简单的学术(尽管学术从表面看来远比一些思想复杂得多)，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批判社会，争取自身解放的有力思想武器。

我们应该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联结起来。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黑格尔这样回答：“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表达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把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关联的自觉意识在现代哲学家那里更为强烈。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胡塞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任何哲学都植根于生活世界中，才能获得与这个世界的持久的意义关联。所以。 “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回归生活世界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已经成为共识。当然，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因而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生活世界是以类为主体的，或者说，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客观世界。

马克思就是在对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使自己的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的成熟、深化和升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应该侧重研究中国的问题，而不能仅就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乃至后现代问题泛泛而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闭门造车，仅仅构建自己的“书斋式的”、或者“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构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使“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

责任编辑　秦玉珍

作者：袁凌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

【摘要】本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基础上，分析了研究领域现实存在着的泛政治化、内容泛化等问题。进而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国内相关研究必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问题；未来走向

一、研究现状

1.从研究格局和研究路径来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重点大学，论题也相对集中，通常表现为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已形成多元、分散的格局。

从研究路径来说，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修补，即根据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时俱进地调整、补充和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2）应用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运用，这里包含着一种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清晰而稳定的，问题在于如何与具体问题相结合。（3）经典著作解读。有不少学者注重正本清源，提倡“重读马克思”“亲近马克思”等，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4）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自觉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比较研究。

2.从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来说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纵向与横向视野上都有了很大扩展，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研究的态势已初步形成。历史地看，对于马、恩、列、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哲学思想，以及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有学者进行研究，但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还是研究的重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也一直受到重视，但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还是研究的重点。横向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代表人物的哲学著作被广泛译介，成为研究的重要参照和营养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西方著名学者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及其研究方法也已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已形成了诸多热点：一是关于本体论的研究，有专家认为其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理论，而更多学者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并从不同角度强调实践的生成性、历史性等。二是关于认识论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文本的理解与诠释，以及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三是价值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目前既表现为继续深化理论的研究，又有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四是人学研究，这方面的进展是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为显著的成绩。五是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尤其是关于世界交往等内容最为引人注目。六是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其哲学基础、理论依据的研究。

二、存在的问题

1.往往表现为内容上的泛政治化

所谓泛政治化，指的是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并由此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功能的失效，也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取向上过分强调为国家、为集体的教育目的，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理念上，仍有人认为只是上级领导的附庸、黨和国家政策的诠释者。内容上的泛政治化，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认识。

2.相对主义及其引发的研究内容泛化

这里所谓相对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失独特规定性的危险。这表面上是极力标榜和推崇，实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认为自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结论，而在于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精神状态更应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不能抛开实事求是片面求新，又不能以相对主义而固步自封。

3.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轻视

从一些研究成果所展示出的研究者知识结构来看，有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包括一些所谓专家、名家，对中国传统哲学譬如老庄哲学知之不多，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研究更少。所谓专家、学者，有不少人甚至根本不具备应有的外语水平，满足于道听途说、自得其乐的独白。不少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自以为是，十分轻视甚至随意挞伐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我国传统哲学的误解，也造成国内相关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之间缺乏交流。

4.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使不同的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然而问题在于：始终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的研究理应是有组织、有计划、周密地进行的。而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整体而言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这突出地表现为“山头林立”，并由此导致资源浪费、力量分散、重复建设。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著述层出不穷，其内容却大同小异或千篇一律。尤其是一些研究者过于自恋与封闭，孤芳自赏，惟我独尊，轻视别人的研究成果和工作成绩，缺乏真诚的沟通与交流。

三、未来走向

近几十年来，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规模争论已有很多次，例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关于哲学体系的讨论；关于应用哲学的讨论；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讨论，等等。任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疑、挑战、甚至攻击，引发的争论结果或是纠正了其体系中的某些偏颇，或是加强了某些薄弱环节，或是充实了某些具体内容，总之不仅没有损伤它，反而使它更趋于丰富和完善。我们可由此推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它在哲学多元化局面中的主导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保持下去，但其体系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内相关研究必将进一步中国化。

1.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会使它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因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决不会削弱，更不会推翻它。可以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分割的，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我国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其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不容置疑的，未来的光辉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继续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必将是不可战胜的。

2.国内相关研究必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原理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正常人都在自觉或自发地运用它，在我国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无法存活的，当然，多数情况下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学活用。而我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哲学思想，无不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正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这必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李凤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分析[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0(10).

[2]黄楠森.谈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前景[J].哲学动态,2000(02).

作者：高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路向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理论研讨会，2009年8月底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等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实践哲学问题等几次大讨论。通过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出了许多新路向。人们在反思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弊端，批判体系哲学的危害之后，一方面，希望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研读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另一方面，渴望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方式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哲学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研究”两种研究路径，“返本”与“开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大任务。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面对现时代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发展哲学与生活哲学应运而生，公共性话题也提上日程，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一、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形态

中共中央党校杨信礼教授认为，发展哲学的研究方式是对发展问题作宏观审视和整体观照，是对发展的前提根据、本质规定、价值取向、内在动力以及规律趋势等问题的解决，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反思性和规范性的。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认为，发展是和现代化紧密联系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它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发展理论。只有以哲学统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具体学科的发展成果，即发展哲学，才能提供这种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

杨信礼教授在提交给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特点、内涵与走向》中指出，以当代发展实践和各种发展理论作为自己反刍的原料，从整体上求解发展的难题，探寻发展的内在逻辑，建构发展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和使命。发展哲学的兴起，其现实根据是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发展实践需要发展哲学的导引；其学理根据是为从个别领域、个别方面研究发展问题的实证学科提供整体性、规范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勃兴。90年代以来，我同的发展理论研究开始向总体性、综合性、反思性、规范性方向发展，呈现出了从单一、分化向统一、综合以及由具体问题向元问题、基本问题转化的趋势。当前。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经验层面逐步进入理论层面，从具体问题逐步进入一般性、规范性的元问题，由此建构起了发展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相关的概念与范畴系统。随着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演进和发展理论的深化，发展哲学又将从元问题研究再次转向实证问题研究，以发展哲学所建构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和概念范畴体系为方法论和价值观依托，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审视、评判，为发展问题的理论解决指明方向。正如苏州科技大学任平教授在《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的，21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建构必须面向本土经验，既要对接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又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的积极对话中实现本土化转换，更要在解答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反思中国经验中，提升中国本土发展文化，创立特色鲜明、风格独创的中国发展哲学。

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形态而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建设发展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梁研究员撰文把发展及发展观分为三个层次。他认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是指世界观、宇宙观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第二种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是指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即唯物史观；第三个层次和意义上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对于量变阶段上的社会形态而言，不是采取对立、敌视、打碎、革命的态度，而是采取合作、完善、建设的态度。(《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中共中央党校毛卫平教授认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概念，既包括质变也包括量变，既包括革命也包括建设，但长期以来关注的侧重点在革命、在质变，对量变规律的探讨是其薄弱环节。以“可持续”为着眼点的科学发展观所探讨的，是社会在量变时期，即和平建设时期、执政时期的发展问题。

二、生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诉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性区别也就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区别，其根本之处在于如何看待人类生活中理论活动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超越理论哲学理路，走向真正的实践哲学，意味着超越体系哲学而走向一种建立在诸主体对话关系基础上的开放的、有限的体系，意味着一种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关系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的批判。(王南《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什么》，《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个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它要求我们植根于现实生活，走现实的解放与自由之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中国的国情，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生活之中建设、创造出现实生活的自由，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与人道价值。(杨楹《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正是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景下，生活哲学的研究开始萌芽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

在国内哲学界，生活哲学是一个新概念。《求是》杂志社的李文阁博士在《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一文中从哲学意义上诠释了生活哲学这一概念。在这之前，李文阁博士已经提出“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命题。他认为，近代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本质主义思维，而现代哲学则是一种生活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之后，李文阁博士在这一领域陆续撰文，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是一种生成性思维。在马克思哲学这里，人是现实的人，是人的最大多数；这里的生活是现实生活，而不是口头或想象出来的生活：这里的生成不是相对主义的流变，而是物质与精神、继承与创造、连续与非连续的统一。

从当代中国国家生活主题的变迁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也是解析中国当代生活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的立场。华侨大学杨楹教授认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生活第一性”原则，杜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化、超历史与超民族化的错

误思维。在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视域中，“现实的个人”始终是生活的终极主体，将建构的新的联合体，绝不仅仅是利益的联合体，更是一个德性共同体。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个体美德成为新的共同体生活的必要条件。

李文阁博士认为，早前的生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性地阐释生活哲学观念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上，而近三年来，生活哲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了，研究者开始深入挖掘现代西方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活哲学资源”。他的《复兴生活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就是目前国内系统阐述生活哲学理论的一部力作。

三、公共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趋向

“公共哲学”观念的兴起基于对“美好生活”的社会“治道”理想与公正秩序的追求。现代“公共哲学”的主题就是反思并探求全球化背景下社群共同体生活的“公共理性”基础与公共价值规范。(袁祖社《“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在当今中国的社会里，公共性问题得到了多维度的呈现和展开，并一跃成为任何发展主体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社会存在，这预示着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和生存方式的公共性生活和奠基于其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的价值信念的出现，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生存基础、研究主题、思维范式以及话语方式，使马克思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并成为我们今天思考马克思哲学创新问题的一个崭新视域。(贾英健《公共性的出场与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当代视域》，《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如果承认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对此种变革意义的理解，必须立足于“文化公共性”的视角，将其提升到指导有关类与个体自我生存态度选择、生存，生活方式转变、以及规约并澄明未来人类进步趋势及文明变革方向的高度，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精当的解释和评价。(袁祖社《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复权及其历史性创生——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视域》，《学术界》2005年第5期)

从理论逻辑演进来说，我国哲学界对公共性话题的讨论是在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与价值哲学的讨论不断发展成熟后才出现的。主体性哲学的讨论，“主体间性”(“互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概念的引进，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支援，使哲学界重新诠释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同时，认识的主体性来自于实践的主体性，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才能使主体性问题得到科学的说明，因为人们是在其实践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自己的理性、主体性和公共性的。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指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或共同主体性，是主体与活动性质演变的大趋势。公共性的建设和完善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它成为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是理所当然的。

(《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认为，21世纪及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是一种推崇“生存”本位和类群价值旨趣的“文化公共性典范”。作为一种新的智识性理念，它强调在深度省察民族精神尤其是具有“普世性”意蕴的现代“公共精神”成长史的基础上，突出作为“观念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与“自性”生成的内在逻辑。(《“文化公共性”价值信念的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性澄明——学理视界多重变移的迷茫与新典范创造的理论诉求》，《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

在本次研讨会上，公共性问题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郭湛教授认为，人在社会的联系和交往中，在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必然也会意识到弥漫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的公共性。公共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这种公共性在人与人之间具体体现为：(1)共在性、共处性、共和性；(2)公有性、公用性、公利性；(3)共通性、共谋性、共识性：(4)公意性、公义性、公理性；(5)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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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