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自文艺复兴以来,公法理论研究中出现了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的功能主义公法范式。洛克在创建规范主义的公法中充分吸收了功能主义思想,形成了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并被近、现代公法所接受,但长期没有被公法理论系统阐释。直到20世纪初,功能主义范式才被系统阐释,并在二战后形成一股强劲的公法学思潮,主张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篇1：

政治与道德之间：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

摘要：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重新确定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让政治目的优先于道德目的，从而让政治活动祛除道德枷锁，能够恰当地按照政治的内在逻辑以及自身目的去行动。就思想史意义而言，马基雅维里颇具开创性地反叛古代政治哲学，阐发了不同于古代政治哲学的新的立场与观点，也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政治;道德;马基雅维里;现代政治哲学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是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君主论》，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辞世已近五百年，而在这五百年的岁月中，“他臭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背弃义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1]2马基雅维里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成为狡诈、阴险和背信弃义的代名词。“埃德蒙·柏克声称在法国大革命‘民主暴政’的根基里看到了‘马基雅维里式政策的可憎信条’”。[1]1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反动势力在革命时期奉行的试图扼制“民主力量”的政策称为“马基雅维里式的政策”。马基雅维里在流行的意见里俨然成为一位邪恶学说的传授者，他的学说被认为对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础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然而，这种流行的意见是否是一种误解与偏见？他在主要著作中对政治和道德究竟提出了怎样的见解？他是否应当为他的见解背负百年的恶名与污名？要想充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读懂马基雅维里，需要还原他在政治著作中所关注的问题，需要重构他当初写作时的思想语境与政治语境，从而理解他的学说的内在逻辑。

一、反思现实政治：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起点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产生于对现实政治的审视，而非基于形而上学的原则、“应然”的道德原则或者任何典范意义的政制，他所省视的政治现实就是孱弱的、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盛行开来，逐渐对意大利的公共生活产生了强烈影响。人文主义者被认为最适合参与政治生活，“正如西塞罗反复强调的，这些学科（人文主义者学习的学科）能够培养治理国家所需的主要價值观念：个人利益服从公共福祉的意愿;对抗道德朽败和专制统治的渴望;实现最崇高目标的雄心，也就是为自己和国家争得名誉和荣耀。”[1]5佛罗伦萨人日益受到这些信念的熏陶，于是开始征召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出任市政府的职位。马基雅维里虽然出身并不显赫，但是其凭借人文教养获得了要职，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领导下负责外交事务，负责处理大量的外事文件以及作为共和国的代表临时特派出访外国和意大利各城邦。在他的出访经历中，他深切体会到鲁昂大主教对佛罗伦萨的鄙夷，也目睹了切萨雷·博尔贾、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利安这些国君显贵的行事之道。这些出访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佛罗伦萨以及意大利的羸弱，他亲眼目睹了欧洲其他国家对意大利的肆意侵略，也让他为将来的思考与写作积累了诸多感性材料。然而，马基雅维里的外交官生涯被不可预见的“时运”打断，他也“无辜地受着命运之神的巨大的不断的恶毒折磨”。[2]2

1512年8月29日，佛罗伦萨遭受西班牙人的入侵，元首索代里尼逃亡国外，美第奇家族时隔18年重返佛罗伦萨，几周之后共和国就瓦解了。同年11月7日，马基雅维里被解除了国务厅的职务。1513年2月，真正的厄运降临在马基雅维里的身上，他被误认为卷入了一起针对新上台的美第奇政府的未遂政变，从而被投入监狱。1513年3月11日红衣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被推选为新任教皇，名号为利奥十世。佛罗伦萨政府为了表示庆祝，宣布大赦，马基雅维里也在此列。他被释放之后，长期赋闲在家，直到1520年11月获得美第奇家族的官方授命，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

这个时期让马基雅维里有充足的“闲暇”时光来思索自己的外交经历，总结自己从事外交时的所见所闻，并且把“同古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2]7，进而反思现实政治境况，他的主要著作也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他的作品中有军事类的著作《论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有政治类的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有史论类的著作《论李维罗马史》（Discourses Upon the First Decade of T.Livius），甚至还有戏剧《曼陀罗》（Mandragola）。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评价道：“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3]362虽然马基雅维里的作品种类多样，探讨的话题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他在反思现实政治之后落笔的。例如，《君主论》中就包含着他对同时代政治人物的是非评定。而更为深刻的是，他试图在作品中对两个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回应：其一，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整个意大利，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一直陷于各种内忧外患，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其二，深受人文教养熏陶的意大利为什么不能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重现罗马时代的辉煌？

二、厘定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主题

马基雅维里回应上述两个现实政治问题的方式，从浅显的层面来说，是在作品中给予读者政治技艺方面的建议，例如，他在《君主论》中提及造成意大利现状的原因就是缺乏自己的武备，“因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她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虽然他们先前曾经帮助某些人取得进展，并且在彼此之间显得勇猛不过，可是当外敌压境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因此，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拿着粉笔’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2]58由此他提醒读者，国家拥有属于自己武装的重要性。而从更加深刻的角度来说，马基雅维里在作品中向读者直白地表达自己对于当时流行的诸多教导的反思，将造成意大利政治现状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流行的基督教教义以及人文主义思潮，并且意图通过重新厘定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来改变意大利的政治现状。

一是基督教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首先就基督教而言，一方面，基督教教义是典型的精神与世俗的二元论。在否定世俗政治的地位，将真正的荣耀应该属于彼岸的精神世界，以及将人们追求政治上的权力和荣耀贬斥为一种堕落和原罪的同时，又认为世俗政治充满了堕落和欲望，自认有义务引导和控制世俗政治。因而只有维持世俗政治的永久分裂，教会才能保持自身的政治控制力以及其精神信仰的影响力。

一方面，基督教的教诲破坏了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公民德性。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言：“敌友划分是政治的标准。”[4]30然而基督教以众生平等的学说，否认了朋友与敌人的界限。对政治国家有益的公民德性对教会来说，都意味着人的堕落和原罪，而人需要的是上帝和教会的拯救。正因为如此，教会可以心安理得地“带领”外敌侵略和奴役意大利，“几乎所有由北方蛮族在意大利境内进行的战争，都是教皇们惹起的;在意大利全境泛滥成灾的成群结伙的蛮族，一般也都是由教皇招进来的。这种做法仍然在继续进行，致使意大利软弱无力、动荡不安。”[5]15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虚无主义”否定现世荣耀，要求在现世中保持谦卑和忍让，选择苦行、隐修和冥想，公民因此缺乏尚武精神。正因为如此，国家在军事上越来越孱弱，只能依靠雇佣兵进行军事行动。然而，雇佣兵缺乏对雇佣他们国家的忠诚感，缺乏军人必备的忠诚品质和勇敢精神，经常在战场上临阵倒戈。

二是人文主义思潮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强调人的自然理性、与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存在冲突的人文主义，为何不能有效冲击基督教思想，帮助政治国家脱离基督教的束缚？深受人文主义熏陶的意大利人，为何不能按照人文主义理想建立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重现罗马时代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人文主义思潮对于现实政治亦存在消极影响。

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古代哲学与基督教在否定现实政治方面存在着共识。对于古代哲学家来说，人生的最高幸福在于理论沉思，而非政治实践;对于基督教来说，人的最高目标是灵魂的拯救，而政治行为作为一个充满堕落和原罪的活动应当受到否定。此外，哲学强调沉思的生活高于行动的生活，沉思的生活需要闲暇，而闲暇必然带来懒散，使人们丧失公民德性和尚武精神，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和灭亡。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古代政治理想无法在现实中被实践，甚至会妨碍适当的现实政治行动。马基雅维里以他所观察到的历史事件得出了自己的人性以及政治理解：人的本性以及政治的目的并不纯然是良善的。政治生活并不必定是符合德性的幸福生活，而是处于“一种自我持存的斗争关系”[6]11中，在这其中，“主体和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相互对立。”[6]11因而，任何统治者面对的真实情形就是在一个恶棍横行的世界里竭力保护自己的利益。统治者如果具备慷慨、仁慈以及诚实，自然应当极力称颂，但要是统治者顽固奉行这些金科玉律，忽视“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2]73，或者“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2]73，那么，统治者面临的结果就是“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2]73因而，统治者要想在纵横捭阖的情况下维持权力，保住国家甚至为自己争得荣耀，就必须学会必要时抛弃这些品德，学会作恶。

三是确立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说，基督教教义以及人文主义思潮都与意大利的政治现状有着深刻联系。两者最主要的影响政治国家的方式，就是通过对统治者以及公民进行道德教诲，来影响统治者与公民的政治认知以及政治实践。因而，要想消除基督教教义以及人文主义对于现实政治的消极影响，就需要反思当时的流行意见，“重估一切价值”，重新确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让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道德的束缚，让政治申明自身的独立主张，也给予统治者与公民“恰当”的政治教导，让统治者和公民付诸合乎“时宜”的政治实践来挽救意大利的危亡。马基雅维里在其作品中以三种角度来重新确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首先，不再将道德目的作为个人以及国家的政治目的，就个人而言，他所追求的不再是道德的完善以及获得名誉，而是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的生命与安全;就国家而言，所追求的不再是建立起贤良政治，而是有效维护政治秩序与安全。在古罗马道德论者那里，“德性”意味着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美德，践行美德则会获得命运女神的眷顾，赢得名誉和与之相伴的荣耀，这也是政治实践的归宿。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命运”不再是带来荣耀、值得争取青睐的对象，而是带来困境、必须与之进行对抗的对象。“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抵抗它。”[2]118命运有时候的确会给人带来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命运面前就应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具备“德性”，能够作好对抗命运的准备，命运就不会显示出它的威力。在马基雅维里心中，古代政治的典范就是罗马，罗马的政治是在战胜各种机缘和命运、克服种种困难之后逐步建立的，最能彰显人的“德性”。可以看出，馬基雅维里消解了“德性”的道德含义，不再意味着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美德，而只是在命运的洪流下维持权力与实现安全的才能。由此又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认为的政治目的被局限于保持权力与获得安全，而不是如古人所认为的那样，与美德密切相关。

其次，让实现政治目的优先于实践道德品质。对于个人来说，生存与安全是绝对的必然性，他们之所以建立国家，过一种政治的生活，正是出于生存与安全的必然性。同理，对于国家来说，生存与安全也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生存与安全的必然性不仅构成了建立国家的原因，而且还是它的最终目的。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要么在内忧外患中幸存下来，维护自由之身，要么在强敌环伺中被他者征服，走向奴役之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而政治世界其他任何“应然”的目的，无论是古代政治哲学的善的目的，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如果不能维护国家以及个人的生存与安全，任何宗教与道德都会变得毫无意义。马基雅维里将这一认识贯穿于他对不同政治实践的理解上，生存与安全，在他的话语中成了诸多政治行为的根本目的。当马基雅维里谈论到政治秩序的问题时，他认为为了维护政治秩序，为了保障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甚至可以行使“必要的恶”。例如，他在《君主论》中肯定了罗穆路斯为了维护罗马的政治秩序而弑兄的行为。马基雅维里因为这样“过激”的道德义利观饱受争议，也因此获得了“邪恶导师”的名号。然而，从《君主论》的字里行间看来，否认《君主论》中含有任何关于道德的论述以及认为马基雅维里教唆邪恶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在《君主论》中，“他倾向于扮演一个对道德冷漠的劝诫者，一个道德中立的政治家”[7]8，意在让政治行为祛除道德枷锁，让君主能够非常灵活地处置和解决在具体情境下道德要求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表述了自己对道德要求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觉察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2]74因而对于君主来说，“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2]85可见，马基雅维里行文中的内在逻辑就是：实现政治目的优先于实践道德品质，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必须采取恰当的政治行为，无论善恶。

最后，让道德行为服务于政治活动。除了要求政治行为祛除道德枷锁，让政治行为获得自主性，马基雅维里还期望道德行为能够有助于培植起包括爱国精神在内的公民德性，从而服务于政治国家的政治活动，这一典范就是罗马宗教。古代存在宗教，但古代宗教是对人的世界、对人的政治生活的肯定，而非像基督教那样持否定态度。在古代世界，宗教与人的政治德性和谐共生，对于罗马人来说，对神的爱就是对共和国的爱，对神的敬畏就是对共和国法律和秩序的敬畏。马基雅维里认为，宗教的确在罗马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后来变得如此强大和繁荣，除了罗马人能征善战之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马第二任皇帝努马（Numa Pompilius）的将信仰引进罗马：“努马引入的信仰，是罗马城幸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促成了良好的秩序，良好的秩序又带来了好运，好运使他们的事业多有所成，敬奉神明是共和国成就大业的原因。”[8]79

正如萨拜因（Prof.George Holland Sabine）所言，马基雅维里重新确立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结果就是“把政治从其他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9]395由此，政治摆脱了宗教以及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的影响，不再服从于任何善的目的与自然秩序、宗教，只涉及权力的维持、自我保全以及安全。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政治就能够合乎“时宜”地按照内在逻辑以及自身目的去行动。马基雅维里期望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能够“对于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持无动于衷的态度”[9]393，“恰当”地依靠实力和权术实行统治，以此来解决意大利面临的内忧外患，终结分裂状态，让意大利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重现新罗马的辉煌，实现他在《君主论》最后一章中所描摹的伟大愿景。

三、开启现代政治哲学：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意义

马基雅维里因重新厘定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而遭受争议，自他的作品问世以来，受到了诸多道德诘难，吸引了包括卢梭、斯宾诺莎在内的诸多哲人讨论他的政治思想。但从马基雅维里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并不纯然对道德弃之不顾。正如他在《君主论》中批评了杀人如麻的安托尼诺以及其他残暴君主，也认为拥有良善品质的君主值得称颂。并且，马基雅维里真正想表达的是：在险象环生的政治世界，实现政治目的要优先于实践良善品德，只要能实现政治目的，无所谓道德，甚至道德应该为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不光引起了道德方面的争论，也引发对其意义方面的讨论，特别是它在开启现代政治哲学方面发挥的作用。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关联，两位学者都认为马基雅维里开创现代政治哲学体现在对古代政治哲学的反叛。

施特劳斯将马基雅维里称作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这体现在他开创了不同于古代政治哲学“理想主义”立场的、现代政治哲学式的“现实主义”立场。“古典政治哲学始终关心美好生活和最佳政治制度的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依据”[10]63，而不去关心它是否能够实现。将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确立的永恒、理想的城邦作为一个永恒的、正义的标准，“在这一标准的映照下，人们才能明白，任何现实的城邦和国家都不能自称完美，无论古希腊的雅典还是当今的华盛顿。”[10]63因而，古代政治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促使人类始终保持对理想城邦的追求，而不是首先去关心理想城邦是否能够实现。因为，理想城邦的实现依赖于“机运”，“哲人成为这些城邦的君主，或今日被称为君主和权贵的人们真诚地、恰当地热爱智慧”[11]473。可以说，古代政治哲学的“理想主义”立场体现在“只关心纯粹的正义，而不去关心这种纯粹正义是否可能实现”[10]63，这一立场引来了马基雅维里的批评。马基雅维里以“现实主义”反叛传统，他批评古代政治哲学传统不切实际，“将古典政治哲学、从而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哲學传统视作徒劳无益的而加以拒斥：古典政治哲学以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为己任;而回答何为社会正当秩序的问题的正确方式，是要探讨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12]178他丢弃了理想制度或美好生活的本来含义，将理想政治或美好生活定义为在现实中实现秩序与安全，而非追求虚无飘渺的道德完善。通过降低意欲实现的目标，来增加实现理想政治或理想生活的可能性。往后的政治思想家都遵循着马基雅维里奠定的“现实主义”原则，将人的“自然权利”，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然正当”或道德律令作为法的基础，追求以“社会契约”或制度设计来将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落地实现。

霍耐特认为马基雅维里开创现代政治哲学体现在，他提出了有别于以往的“人”的概念来对古典政治哲学进行反叛。“马基雅维里，一位在其家乡佛罗伦萨失意的外交官，在他的《政治文集》中认为人是一种只关心一己私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物，这就与传统的哲学人类学前提彻底决裂了。”[6]12在马基雅维里之前，“传统政治学说给自己规定的理论使命在于，从理论上明确德性的伦理秩序，使个体的实践（也就是个体的教育）能够得到充分的展开。因此，政治学同时也探讨适当的制度和法律问题，它历来都是一种关于好的生活和公正生活的学说。”[6]11而马基雅维里彻底颠覆了这一古典见解，“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就是不断追求个人利益”[7]37，由此，人们组成政治共同并不是为了实现其内在本质，抑或过上好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根据霍耐特的看法，“当社会生活作为基本概念被描述成一种自我持存的斗争关系时，现代社会哲学就在思想史中登堂入室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著作在理论上为这样一种观念开辟了道路，按照这种观念，主体和政治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在阅读政治哲学发展史之后，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主体在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的观念就是霍布斯提出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可以说，马基雅维里成了霍布斯的理论先导。

四、结语

“任何墓志铭都配不上如此的英名”，这些文字被镌刻在马基雅维里的墓碑上。首先，马基雅维里无愧于爱国者的英名，他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忠诚地为意大利的复兴建言献策。他的观点令人反感，他也因此饱受批评。不过，我们不应当“力图用今天的标准去褒贬过去，因为这些标准既受视阈所限，也无永恒效力可言”。[1]95而应当将他的观点放置在他所处的纵横捭阖的时代，回归到他的政治思想产生的现实与思想语境，给予他的政治思想更多的理解与包容。其次，马基雅维里在一定程度上称得上是“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他大胆而又颇具开创性地反叛古代政治哲学，阐发了新的立场与观点。虽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学说缺乏系统性和体系化，但后世的学者正是在马基雅维里开辟的道路上，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政治哲学。可以说，马基雅维里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发挥了“一种间接而强烈的影响”[13]167，他的政治思想值得严肃对待。

参考文献：

[1]（英）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M].李永毅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意）尼科洛·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M].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夏一璞.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的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8]（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M].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9]（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0]陈建洪.论施特劳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12]（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3]（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范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5]（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6]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M].北京：三联书店，2017.

作者简介：王嘉伟（1995—），男，汉族，江苏泰州人，单位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王嘉伟

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篇2：

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

自文艺复兴以来,公法理论研究中出现了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的功能主义公法范式。洛克在创建规范主义的公法中充分吸收了功能主义思想,形成了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并被近、现代公法所接受,但长期没有被公法理论系统阐释。直到20世纪初,功能主义范式才被系统阐释,并在二战后形成一股强劲的公法学思潮,主张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具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质。因此,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及其演变,对解释我国的法治道路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也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法;功能主义;范式

程关松(1965—),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江西南昌330077)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研究”(项目批准号:07AFX0007)的阶段性成果。

一、功能主义公法思想的源流

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和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公法理论,被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功能主义公法理论①所取代。在揭示了形而上学公法理论的无效性和拒斥了宗教在公法中的本源地位以后,近代公法理论致力于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研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三种不同风格的功能主义范式。

首先,它认为权力是法律的基础。洛克林认为:“公法中的功能主义风格将法律视为政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关注点是法律的规制和便利功能,并因此而注重法律的意图和目标,并采用一种工具主义社会政策路径。功能主义体现着一种进化式变迁的理想。”[1](P85)

其次,它认为法律是权力最重要的替代方式或者编码方式。马基雅维里认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家,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拥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有良好的法律。”[2](P57)在马基雅维里的建国思想中,法律是一种将权力(暴力)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工具,有时,它还可以作为权力的替代品。在马基雅维里的治国思想中,法律是权力的最重要编码工具。霍布斯始终认为法律是权力(主权)的最重要编码工具,具有三种不同层次的编码功能:首先是社会契约,它是主权形成的根据;其次是基本法,它是主权者制定或认可民约法的基本法律;再次是民约法,它是主权者制定或认可的约束主权者以外一切公民的法律。霍布斯重在讨论主权与民约法之间的关系。但是,社会契约,特别是基本法思想的提出,表明霍布斯致力于公法中功能主义的规范化取向。这使得霍布斯与马基雅维里的功能主义思想之间表现出差异性。

随着资本主义整合出的自然法哲学的形成,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所建构的功能主义范式被规范主义范式整体取代,自然法哲学处于支配地位,型构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法。

当然,尽管元叙事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范式没有被近、现代公法所接受,但是,功能主义思想还是隐形地被植入到公法结构之中。这主要是洛克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的贡献。我们知道,洛克确立了立法至上原则,并认为行政权是一项附属性的权力。但是,他仍然为行政特权设置了独特的公法地位。他认为,在法律无规定、法律不宜规定、法律规定不当以及紧急状态下,行政主体享有自由裁量权。[3](P98-104)同时,他认为,对外权是行政主体自然专享的一项行政特权。[3](P90-91)洛克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在20世纪以前一直处于沉默状态,它的系统阐述是20世纪初公法学的重要事件。

二、马基雅维里的积极功能主义范式

功能主义源于政治领域中的祛魅化。作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创立者,针对宗教的软弱和残忍,马基雅维里揭示了权力的政治科学。[4](P141)他拒斥世俗权力的神圣来源,也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追寻美德的进路,而将政治学建立在对政治实践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实质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新范式。马克思认为:“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5](P368)将权力作为法律的基础和来源是功能主义的立足点。目的论的追求、社会学的视野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是功能主义的基本要素。

自马基雅维里以后,西方在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4](P14-17)一种是以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为典型的实质理性主义范式;一种是以洛克和孟德斯鸠为典型的形式理性主义范式。公法中的功能主义和规范主义之间处在极为复杂的交互关系之中,它们相互吸收形成了功能主义的多种面相。其中最典型的是马基雅维里的积极功能主义与霍布斯的消极功能主义。

马基雅维里的积极功能主义是一种追求有效国家的功能主义范式。②情景和决断在他的功能主义分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由于情景具有多维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如果没有精确和有效的制导工具,情景就会产生剩余性问题,干预或阻滞目标的实现。精确性和有效性是制导情景的必备要素。政治权力的功用就是在情景可能使目标归于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地方,选择有效工具迫使情景中的政治行为符合目标。无论是用暴力的还是法律的或其他的工具,都由目的决定。在《君主论》中,他提供了一套具体情景与备选工具的详细清单,只要符合建国目的的所有工具均可利用。但是,在完备的工具箱中,他认为武力和法律是最重要的工具。他致力于发现建立有效国家的理由,因此,政治行为不以权力的规范化为依归。他对用法律工具对权力进行系统编码保持沉默。这是因为,虽然他发现了政治生活中的执行官,但没有发现权力概念,也就不可能对权力提出系统的法律编码要求。

三、霍布斯的消极功能主义范式

霍布斯阐明了一种消极功能主义范式。③主权在他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中具有关键地位。

他赞成君主制反对其他政体。他之所以不赞成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乃是由于:第一,贵族政体激发了人们的荣誉感。如果确立了贵族政体的主权地位,人们就会争当贵族。贵族政体是一个复数政体,贵族角逐实际的主权者,政治就会动荡。第二,民主制激发人民参与政治的激情。如果确立民主政体的主权地位,公民就会为争当实际的主权者而广泛卷入政治领域,竞争就不可避免,公民广泛竞争的最后结果必然导致僭主政治。第三,共和政体激发各阶级之间的竞争与猜疑。如果确立了共和政体的主权地位,那么,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就会为争夺实际的主权而广泛竞争,冲突和动乱就不可避免。这是按照他关于竞争、猜疑和荣誉是造成战争状态的根本原因的逻辑推演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他拒绝其他政体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确立君主一人为主权的代表者可以避免竞争、猜疑和荣誉。因为君主乃是一个单数的主权者,他既是一个身体上的单数,也是一个主权的单数。他将主权做单数化处理的理由是:第一,由于确立了公民、私人团体的合法地位,因此,公民就不需要只在政治领域追寻自我实现的机会;第二,由于君主一人拥有主权,并将公职行为和非公职行为分开,也就减少了人们争夺主权的机会;第三,由于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分开,使得君主只能为了公共福利,从而也就降低了争夺主权的动机。

他设计的主权者是一个消极的君主,只负责为公民提供负面福利,即保证避免公民死亡,而不创造积极福利。他认为社会契约只是为了结束自然状态中的战争状态,主权的唯一正当性来源是为公民提供负面福利。他认为战争状态的根源是人们长期被传统的政治哲学教育做积极公民——被鼓励不断卷入政治领域造成的。他之所以将政治领域限定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乃是他认为只有负面福利具有公度性,而正面福利是不可公度的。

他将主权界定为消极权力,且认为只有消极权力才能为公民提供更多的自由,[6](P97)这表明,他认识到当时的政治社会只有为公民提供负面福利,才能为公民提供更多的自由,特别是在私人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他实际上赞成消极公民、消极自由和消极权力。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是一个积极的君主,他不仅有卓越的智慧、洞悉人性的品质,还有非凡的政治动员力量,他能将公民动员到建国的事业中去。霍布斯则将马基雅维里的积极君主改造成了一个消极的君主。

尽管霍布斯设计了一个消极的君主,但这个君主却是主权的垄断者,具有绝对权威,并拒绝分享权力。他反对分权的理由是:第一,他认为主权不能成为争夺的对象。如果主权成为争夺的对象,那么,势必影响国家的稳定。第二,将主权界定为消极权力后,主权的范围将有限,也就降低了对发达的执行功能的需求。第三,防止权力的自我繁殖。分权可能导致政治权力的自我繁殖或自我耗竭。

四、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功能主义范式的差异性与共同性

马基雅维里的权力自身没有结构,但是,霍布斯给了主权以结构化的必要性。所以,他致力于主权的规范化取向。他通过社会契约、基本法、民约法将权力进行系统的法律编码。当然,他的中心问题仍然围绕主权权威的绝对性与民约法服从的绝对性展开。他认为主权者不仅拥有一切实际的权力,而且拥有创造形式普遍化权力的权力。主权者所创造的次生权力都是主权者表达意志的工具,是主权者意志的载体。主权者权力的行使成为一个权力自我繁殖和规范化的双向过程,只要主权者认为需要,次生权力和相应的结构就会被主权者源源不断创制出来。

霍布斯设置了将法律置于权力之下,但同时也承认法律编码对于形成次生权力的重要性这样一个机制。他实际上要表明的是,除主权以外的一切政治权力不仅来源于主权,而且也来源于法律。在他看来,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都是由主权派生出来的次生权力,它们不仅是主权的实现形式,而且也受到基本法的约束。这样一来,科克所坚持的大宪章就降低到了作为次生权力组织法的地位。他将宪法的地位降低到了主权之下,并成为社会契约的次生规范。与马基雅维里的法律思想不同,他将法律中的权力情景都转化成了法律结构中的条件,将法律所依赖的权力情景内在化了。④而马基雅维里则始终将境遇作为权力和法律共生的抉择条件。

在追求政治的合理性过程中,马基雅维里既抛弃了政治的宗教外衣,也抛弃了形式理性主义的分析传统,系统阐述了实质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政治的世俗化取向。在祛魅化问题上,霍布斯没有马基雅维里那么彻底。他的公法理论与形而上学和神学之间具有很隐秘的关系。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个性的怯弱与犹豫,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英格兰人尊重法治传统的传统。但是,霍布斯以主权论为核心的公法还是与宗教和形而上学之间保持了很大的距离。他通过唯物论消解了自己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通过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保持和宗教的距离。他刻意避免形而上学和神学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负面影响。他的论证策略以经验主义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为基础,论证的结论是主权的合法性,核心问题是要通过法律编码强化主权的有效性。他致力于主权的结构构造,这与马基雅维里直接论证权力的有效性之间存在差异。

马基雅维里的公法不仅没有为宗教留下地盘,也没有为自然法留下地盘。他选择了目的合理性进路,霍布斯选择价值合理性进路。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都是在肯定的维度强调理性化过程。实际上,否定性在公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排除一些目的和价值。⑤马基雅维里在选择目的合理性进路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否定机制主要是间接性的,即他通过建立世俗的政治理论体系否定了形而上学和宗教在政治中的地位,通过诉诸历史否定形而上学,通过国家理由否定宗教。但是,他几乎没有在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论证内在否定机制的功能。他的目的合理性范式主要是积极肯定的,他所建立的政治理论体系被称为“国家理由”学说。

霍布斯在选择价值合理性进路的过程中使用的否定机制是内在性的。在借助自然状态假设否定形而上学,借助主权理论否定宗教以后,他在公法内部仍然保留了否定机制。他的自然权利不仅具有主权构造功能,而且还有否定不符合社会契约目的的主权行为的功能;他的主权者不仅有构造权力结构和法律的功能,而且还有否定他以前的政治结构和法律的功能,也有否定自己的政治结构和制定的法律的功能。他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被称为“自然公法”理论。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理论在公法中的引入影响了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功能主义范式在大陆法系国家形成了法治国理论;霍布斯的理论在公法中的发展影响了英美法系的公法传统,规范主义范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形成了法治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本人的理论属于功能主义范畴,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权力是政治社会的基础,法律只是实现权力的最重要工具。

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均认为政治问题都能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中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认为政治既不是受自然支配的偶然之物,人们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佳制度”。马基雅维里重在论证权力中“力”的有效性,霍布斯重在论证权力中“结构”的有效性。马基雅维里关注用“有效政府”代替“最佳政府”,霍布斯关注以“合法政府”代替“最佳政府”。他们都刻意降低政治制度建构中的超验正义[7](P194-195),使得它们在世俗社会的当下情境中就能找到制度所赖以建构的资源。

五、洛克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马基雅维里的目的与手段、当下情景与政治抉择这些功能主义要素被法治国理论直接继承与发展;霍布斯的自然权利与权力、自由与权威这些规范主义要素被法治理论继承与发展。霍布斯对纯粹理性的考察激发了洛克等自然公法学家的灵感,形成了两种权力编码的不同规范化进路。他作为分析工具的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论被英美法系的公法学家作为价值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形成了英美法系独特的自然公法理论体系。他的论证目的被过滤,自然权利学说和自然公法理论从工具改造成了目的;他的功能主义范式的元叙事被改造为修辞学。

自此,规范主义的元叙事强迫功能主义转化为修辞学,洛克是这一转型的主要贡献者。

洛克在继承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时对它进行了彻底改造。他将霍布斯作为分析工具的自然权利改造成了具有本体意义的人的权利,从而将自然权利确立为政治的根本目的。也正是这种翻转,才确立了近代公法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终极价值。斯坦和香德认为:“在自然权利理论中求助于人类本性,这样做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特点。‘为反抗权威而求助于人类本性,使权威失去了神秘的色彩,为反抗制度而求助于人类本性,却使制度的寿命更长久’。另一方面,‘对自然权利的宣称,不仅意味着对习惯或制度的权威的反抗,而且意味着将这些权威置于每个个人本身的判断之下的呼吁。’”[8](P21)自然权利学说确立了自然法的人性基础,近代政治哲学成为自然法的一部分,法律成为法治理论的一部分。政治哲学如果离开人权保障就失去了目的,法律如果离开了人权保障就没有终极价值。自然权利不仅作为政治哲学最基本的范畴,而且作为法治理论最基本的范畴;法律权威取代了政治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必须受到法律的评价;政治作为法律的评价标准转化为法律作为政治的评价标准。任何权力如果没有被自然法所检验都是非法的权力。阿尔都塞认为:“从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整合出了一套令人敬畏的政治哲学,自然法哲学,他封闭了其他一切东西,自然也包括马基雅维里。建立这套哲学的基础,是那些源于法律意识形态,源于个人作为主体的权利的概念。这套哲学试图从法律意识形态赋予人类主体的那些属性(自由、平等、所有权)出发,在理论上推论出实在法和政治状态的存在。”[9](P112)自此,政治的目的和法律的价值从关注秩序转向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政治社会纳入到规范主义范式之中。

虽然在整体上洛克将政治权力法治化、宪政化了,并使规范主义成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泉。但是,在实践领域,他仍然保留了功能主义的功能。在研究政治权力的形态时,他将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中的特殊问题分开研究。一方面,他肯定立法至上,强调立法权的最高性以及行政权的附属性;另一方面,他也洞悉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或满足自然权利实现的条件。所以,他也主张实践中的执行权至上。他实际上表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行政权。一种是执行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执行权。它既要符合自然法的编码要求,又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法的编码要求。另一种是行政机关的对外权和行政特权。它只需符合自然法的编码要求,无需或者拒绝符合立法机关制定法的编码要求。前一种行政权是严格规范主义的行政权,后一种行政权本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行政权。他没有放弃原始形态的自然权利所创生的执行权。他认为如果没有自然的执行权,社会就不可能完全满足保障公民自然权利的条件。他的自然的执行权观念来源于经验,他的理论涵盖了不为纯粹理性学说所覆盖的内容,暗含着执行权有它的非正式来源。但他想把超公法的因素纳入到公法体系之中的努力,正是现代非正式的、实践中的执行权的源头,同时也预示了现代公法中有两种不同品质的执行权。他研究了规范主义制导下功能主义的必然性和有效性问题,但是,他没有提供功能主义的规范化进路。而规范主义中的功能性领域如果没有充分的规范化方案,那么,功能主义的泛化就可能替代规范主义方案,政治社会就会被功能化。因此,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性领域的法治化建构问题成为现代法治的关键。

近、现代的公法体制,在理论上将建立在形式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然权利学说和自然法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接受;但在实践中则将建立在实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的积极功能主义武装到公法结构中。波科克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共和主义理论对17和18世纪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0](P467)曼斯菲尔德则干脆认为:“一种新的共和政体,一种把共和国的自由和君主制的力量融为一体的共和国,从美国宪法中诞生了。”[4](P6)美国宪法把形式理性主义的合法性外衣披在了实质理性主义的身上,形成了形式理性主义项下看似软弱的执行权和实质理性主义项下强大的执行权。规范主义为体,功能主义为用是现代公法的基本事实。

六、功能主义公法思想复兴的时代意蕴

功能主义公法思想的复兴,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具有不同需求。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法改革角度考察,马基雅维里的积极功能主义范式没有被意识形态所接受。它被少数公法学家所倡导,是以后现代的批判资源而被继承的。霍布斯的消极功能主义范式也没有被意识形态所接受,它被部分公法学家所倡导,主要是它提供了一套对权力进行法律编码的思想和技术。

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出现主张用功能主义完全替代规范主义的公法思潮。主张功能主义的公法学家的目的,不是要摧毁由规范主义所提供的社会生活的合法性,而是要通过功能主义解释和补充规范主义有效性的不足。主张功能主义的公法学家也认识到对功能主义进行规范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与此同时,主张规范主义的公法学家也认识到纯粹的规范主义在有效性方面的不足,他们也希望吸收功能主义对规范主义进行改造,以增加公法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的回应性。这样一来,鼓励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吸收就成为双方的一种共识。它们之间的竞争与竞合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规范主义的复兴。

洛克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表现出很强的现代性。由于福利国家兴起、行政权扩张和全球化浪潮,规范主义中的功能性要素不断凸显出来,激发公法学家对洛克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深入阐述的强烈动机。源于洛克的现代功能主义公法思想致力于解决行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至于它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同解释体系。⑥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和风险的不断增加,洛克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有效性,成为各国公法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

社会主义国家对功能主义范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需求。党的领导在功能主义范式中具有核心地位。

在建国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改良社会的民主和法治条件,党只能采取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时采用的是马基雅维里提供的积极功能主义范式。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决定了政党所能够采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治国时期,我们将党的领导确立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原则,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但是,它仍然有通过民主的规范对政治生活进行法律编码的需要。这既是增强党的领导的合法性需要,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党的领导必须转化为依法执政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采用的是霍布斯所提供的消极功能主义范式。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理解政党、人民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时,主要采用的是洛克所提供的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政党被视为一个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公法实践问题。政党与政府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支持性的关系。⑦由于党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同时,国家机构和公法都在党的领导下形成,所以,洛克所提供的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对于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实践似乎没有适切性。但是,他的基本思想对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一般认为源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帕累托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功能主义的经典范式。

②但近、现代公法中的功能主义更直接渊源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和洛克的成就。将权力作为法律基础的公法理论重在建构功能主义范式的完备性和统一性;将行政权的扩大作为解释规范主义部分无效的公法理论重在建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的反思性和回应性。本文认为,在解释权力和法律的功能性关系时,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和洛克的成就具有连续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他们的成就构成近、现代公法所确认的现代生活合法性的重要部分,而以帕森斯为范式的功能主义只构成现代生活合法性的解释性部分。政党政治支配或者支持下的民主和法治样态以及行政权的扩大对规范主义公法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显示出很大差异,因此,也需要融入到近、现代公法中不同风格的功能主义范式帮助解释。特别是在我国,功能主义的公法解释体系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

③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表现出不同的思想风格。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主张积极的功能主义,他的目的是为了将国家从内忧外患,人性不堪的历史境遇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主张权力的有效利用而不是正当行使。这是所有相同历史境遇中的国家在建国的政治原始积累中不得不选择的道路。我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也表明了这一道路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但是,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里则主张规范主义,主张权力的正当化和规范化。本文所讨论的他的积极功能主义主要是指他在《君主论》中所表达的建国进路。

④霍布斯是权力的定义者,也是自然权利的发现者。他对政治哲学道德基础的坚持似乎不能将其归类为马基雅维里式的实质理性主义范畴;另外,他坚持君主政体反对其他政体似乎也不能将其归类为洛克式的形式理性主义范畴。他的这种复杂的学说体系近似于西塞罗的境遇,即试图在实质理性主义和形式理性主义中间获得一种反思性平衡。

⑤卢曼较好地解释了权力与权力编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简单社会,权力的早期形态对时间、事实和社会具有直接的依赖关系。但是,在复杂社会,权力会产生权力编码的需要,权力编码使得权力与时间、事实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间接化了,而法律是权力编码的重要方式。权力编码使得权力自身形成一个远离暴力现实化的进路,权力自身会在经验的基础上取向未来性。实际上,卢曼解释了霍布斯主权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复杂机制。

⑥否定的辩证法与功能主义之间具有亲和性。功能主义源于非普遍性。从总体上讲,法治是一种否定性范式。法治一般是指与专断权力相对应的法律权威。法治的首要价值就是主张对专断权力的否定,否定专断权力是法治的内在品质。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法治是对国家积极文明建设的消极抑制。法治的否定价值本质上是对政治权力主张权威。

⑦自韦伯阐述官僚制以来,洛克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就得到了系统阐述。这些理论揭示了公法中的两个相互竞争的主权者,并致力于功能性领域的规范化或公法中的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之间交往机制的建构。

⑧布隆代尔等认为,西方的政党与政府之间形成公法下的支持性关系。乔纳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与政府之间呈现一种自我耗竭式的演进轨迹。这种解释对苏东剧变有有效性,但对解释我国的政党和民主法治建设似乎缺乏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7](美)列维•施特劳斯.自然权力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8](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9](法)路易•阿尔都塞.马基雅维里的孤独[A].载(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M].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程关松

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篇3：

历史情境主义视野下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探析

“历史情境主义”认知视野下，马基雅维里思想旨归和文本信息，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的主旨，蕴藏丰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其思想特质与精神价值有待进一步认知。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是对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人类爱国主义情感升华及爱国主义内涵的多向度充实，积极影响居多。

[关键词]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历史情境主义

廖君湘（１９６５—），男，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历史；（湖南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彭军红(１９７２—)，女，长沙县教研室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学。(湖南长沙 ４１０１２６)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０２Ｃ４９０）阶段性成果。

“历史情境主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强调文本意义与其产生的场景不可分离。这一研究范式或解读方法，“努力呈现社会现象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境’之间的关系，这是对特定历史类别的研究涉及的一切所做的准确描述”[１]。“历史情境主义”的认知视野，要求通过宏观把握思想家本人的知识和思想氛围、思维脉络及创作意图，微观了解其生活环境、社会交往、价值观念、语言技术等因素，深入作者的言说语境中，实现对作品及其思想的比较客观的理解和解构。

“爱国主义”指社会个体对自身民族或国家真挚、厚实的情感、意识和行为活动，通常通过特定社会个体的人生目标追求和思想境界、民族意识、个人利益从属国家利益的价值观等表现方式而存在，并为人们所认知。“爱国主义思想”系思想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其思想体系当中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爱国行为、爱国方式，是爱国主义意识的高级存在形式。

虽然人们倾向从政治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军事学角度，持续而深刻地探索着马基雅维里留给人类的多重思想遗产，但无数学者的诠释却显得颇为对立，致力其形象定位的种种努力总缺乏获得共识性的充分理据[２]。通过考察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的言说语境，其著作行文方式、论著意图和“为何思考”、“思考什么”、“思考的结论”诸问题，笔者认为马基雅维里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爱国主义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爱国主义。其理论学说、政治主张之动机，始终表征出服务于意大利统一的思想目的性；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既是爱国主义情感在其思想体系当中的具体反映，也是其政治睿智与爱国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本文运用“历史情境主义”分析方法，从爱国主义维度统摄其思想脉络，将前人对马基雅维里“爱国者”的抽象定性描述，延伸到其爱国主义思想内涵、特征及意义的具体性阐释，以期助益于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整体性把握。

一

马基雅维里已成为力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一个象征。对国家生存、繁荣等根本利益的关心与维护，是他的理论、学说创设的动机和思想的终极目的。其爱国主义思想有着丰厚内涵和多种表现形式。

（一）终始不渝的爱国心绪、报国志向与悲壮的忧国忧民意识

马基雅维里一生坎坷，政治与生活屡遭败绩。但无论高居庙堂还是远处江湖，他的报国志、爱国心与忧国忧民意识从未宁静和泯灭。他用文字自明心迹：“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作僭妄”[３]（Ｐ２）；“出于一种始终驱策着我的本能欲望，即或得不到任何尊重，我仍要探究我深信有益于众人之共同利益的事情。……我毅然踏上了迄今未有人涉足的道路”[４]（Ｐ４３）；“我认为他们（法国人）不能够创立一个如罗马般的帝国，但他们足可以变成意大利的主人……现在我将和你一起哀泣，为我们的崩溃和遭受奴役的命运，纵然不会今天或明天就到来，也终将降生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某个时刻”[５]（Ｐ２５７） ；“我相信(法国人)可以变成我们的主人，因为他们靠近处于混乱和卑微屈辱状态的意大利，我由此惊恐莫名，希望能够拯救它” [５]（Ｐ２５９） ；“我爱麦塞·佛朗西斯科·圭昔阿迪尼，我爱我的祖国胜过爱我的灵魂”[５]（Ｐ４１６）。

（二）理性探讨意大利分裂及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衰败之因

１５、１６世纪的意大利政治上四分五裂。马基雅维里思考国家统一问题，首先对症索因，探寻意大利各派政治力量彼此割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

第一，罗马教廷是造成意大利混乱的罪魁。“教会的势力虽不足以征服意大利，却不允许别人来征服它。”[４] (Ｐ８３)第二，封建贵族势力为导致意大利分裂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往往反对一切秩序，反对政治上的集中，为私利引狼入室，置国家存亡于不顾。第三，意大利普通民众优柔孱弱、谦卑恭顺、不思进取、懒散闲荡、无视公益，在内争中消耗衰颓，在外国军队面前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第四，依赖雇佣军和外国援军，最终导致意大利国家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你在和平时期会受这些雇佣军的劫掠，而在战争中则受你敌人的掠夺。”[３] (Ｐ５７－５８)第五，贵族和平民阶级的对立，造成佛罗伦萨的衰微孱弱。由于两个阶级心意不同，“干扰各共和国的所有其它祸患也无不由此产生。”[６] (Ｐ１２１)

（三）思考“统一意大利”的政治途径

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他吁请“意大利统一”，是他关于“意大利必须统一、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与其他势力抗衡”的政治理念。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价值目标，依凭源于经验的理性思维，马基雅里设计了建立君主制国家、拯救意大利的政治途径。在献给他心目中能够拯救意大利的新君主的《君主论》中，他除了传授君主政体的一般性知识外，着重阐述军队是君主专制国家的坚固基石，还给君主提供一整套维持国家生存，进行有效政治治理的权谋策略。

马基雅维里提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王国，其主要基础是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而且精良的军队甚至比完备的法律更重要。”[３] (Ｐ５７)君主必须依靠自己的军队，君主的唯一专业即军事。

为达到建立统一国家和有效政治治理的目标，他认为君主可以不受一般道德规范约束甚至可以摒弃道德。君主应同时效法狮子与狐狸，“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而且，“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３] (Ｐ７３－７４)

（四）构想“共和国政体”实现意大利国家的独立和富强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人物。”[７] (Ｐ８８)将其全部思想遗产归置于他主要著作的“文本语境”，笔者认为虽然统一意大利是他第一位的政治思考，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逻辑原点，但如何维护和发展统一后的意大利，构建一个良好的共和政体才是其政治思想的根本。

《论李维》一书思想的完备程度和严密性远在《君主论》之上，更全面地展示了他的政治主张，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精髓——建设共和政体的意大利共和国。《君主论》的初衷是为君之鉴，《论李维》的目的是为国之鉴。马基雅维里在古罗马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政治的方案，构想心中理想的共和国图景，探讨什么是一个健康而完善的国家。其远见卓识包括：人民总是比国王更聪明、更有理性；共和制最符合平等自由的要求，能增进人们的公共福利；共和制政治环境里，统治者来自选举，处于人民权力之下，权力欲望不会造成营私舞弊等社会危害；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人民之间维持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斗争，是国家强大的真正动力；共和国不会像独裁君主那样限制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比君主国更能长治久安，更好地保证国家统一，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等。

马基雅维里的理想共和国主要特征是公民自由和权力牵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护公民在国家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必须按照权力牵制的理论设置相应的机构，建立一种宪政，由君主、贵族和平民相互制约，各自明确其政治权利与义务。正如布克哈特所解读的那样，“我们看到他如何地希望建立起一个温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国以为美第奇家族之续”[７] (Ｐ８４)。而这个共和国应当是自由、法制的公民社会。

二

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涵盖爱国主义的情感、意识、行为三个层面，其爱国主义的层次和境界在特定的时空当中，具备较高的水准，亦有自身的个性特征。

(一)爱国主义情感与爱国主义行为相统一

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效国之举在马基雅维里个人身上实现了完整的结合。既有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将个人荣辱和幸福置之度外，真诚奉献的精神境界，也有积极、坚定、自觉的个人行为践履。

马基雅维里曾多次代表佛罗伦萨共和政府出使，履及瑞士、法国、德意志诸国和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城邦。他从各国的现实政治中汲取经验教训，撰写报告供政府参考；积极组建国民自卫军；思索富国强兵的方案。

政治上的失意和晚年生活逆境的巨大打击，也没有磨灭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思考。“他如果要停止思考政治，这要比选择停止他的呼吸还难。”[８]（Ｐ１３３）除置自身荣辱于不顾，以卑躬屈膝之姿态寄望于美第奇政权外，晚年他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对国家兴隆的想望、对意大利人民共同利益的探寻、对自我努力的自信，在他的笔端喷薄而出。《君主论》与《论李维》，政治设计意图都在建立一个政治统一、国家力量强大的民族国家；《兵法》的研究目的是改进抵抗外国侵略的战术，是“捍卫意大利国家独立与自由的战术论，反映出炽热的爱国主义指导着作者的一切活动”[９](Ｐ１５)；《佛罗伦萨史》则从历史角度探寻佛罗伦萨衰弱之源，寻求振兴意大利之路。

（二）爱国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功利性和实用性

与同时代思想家相比，马基雅维里拥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敏锐的社会直觉。见惯了政治活动中的阴谲诡诈，熟谙共和国的成败得失，使其爱国思想着[于政治的实际情况，而不限于纯理论思辨研究。因此，反对空想、注重实际，从人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出发研究政治问题，是他爱国主义政治思想一大特色。他使政治成为目标，道德成为从属于政治的手段，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的有效运作高于一切。马基雅维里非道德主义权力论的政治诉求，反映出他超乎寻常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决定了他基于现实、产生于现实的政治权术思想首先服务于建立统一国家的社会现实要求。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力、政体理论、史学及伦理思想，符合功利主义尤其是行为功利主义特征。其中尤以“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政治非道德理论体现得最为典型。他认为国家统一、富强乃终极之“善”，君主若能以求此“善”为自身事业的目标，他可以不受任何道德或宗教约束。他力图证明一位拥有非道德政治观、功利主义的强力君主的领导，能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他同时又倡导建立共和制政权，作为统一后应选择的政体和应采用的策略。前者为解决现实中的实然性难题，后者为解决未来的应然性问题。

（三）爱国主义思想的坚定性、进步性和人民性

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的坚定性特征，源自爱国主义情感、意识及行为贯穿其一生，不曾有过动摇和放弃。如同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我全身心地思索我为佛罗伦萨游说的方式……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让我的祖国失望。我深信能够拯救它的命运，如果不借助于行动，就借助于语言；如果不是依靠语言的力量，就是依仗某些遇见。我丝毫都不想让我的祖国失望。”[５] (Ｐ３３６)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坚定性还体现在马基雅维里对救国、报国问题的执著思考，他主张的政治学说敢冒风险、勇于突破、无所畏惧，“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７](Ｐ７６)。

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是１５、１６世纪意大利社会和民族矛盾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他期望在意大利实行君主制政体完成统一事业，君主在统一后交出权力，进而实行共和制。反映了力量相对软弱的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实现意大利统一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马基雅维里遵循了西方政治内生的发展逻辑和价值目标，顺应时代潮流，清晰地看到欧洲政治]变方向，发现了时代性政治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其政治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为建立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充分肯定民众力量在国家独立、富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了理想的共和制政体，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显示出明确的人民性特征。其一，反复阐释人民群众是国家统治稳固的基础，统治者任何时候都必须与人民保持良好关系。其二，认为统治者应采取措施保护人民财产、为人民谋福祉。他告诫统治者财产是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若任意霸占人民财产，必将激起民众对君主的憎恨，将极大危害国家统治。其三，他认为共和制比君主制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它是一个权力制衡、以民为本的政体模型。共和制下人民选举产生统治者，人民权力高于贵族，共和制能增进公共福利，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

三

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是对人类爱国主义情感的升华以及爱国主义内涵的多向度充实，对近代意大利国家统一、西方国家有效治理之道、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等层面的影响，积极价值的因素居多。

首先，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体系是对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人类爱国主义情感升华及爱国主义内涵充实的新的阶段性成果。他的爱国思想中的许多观点、主张，包括思想方式，既有对以往思想家成果的重复或再阐释，也不乏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而增益的原创性内容。基于如何使祖国强大的爱国主义价值追求，马基雅维里把思考建立在历史教训和现实观察之上，具有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他摈弃了从一般道德伦理角度或上帝角度来看待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思维方式，将政治学与宗教、道德自觉分离，将目的与手段二元分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得其所；他所遵从的“价值理性”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关注实效，对政治的解读立足于现实立场而非形而上学或应然立场。

其次，马基雅维里主张统一意大利的政治理想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他的君主制政治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实现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意大利现实的进步主张；他关于政治道德和政治权术的理性选择，《君主论》、《论李维》所蕴含的丰富的救国思想，渗透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在历史上具有积极的先导意义。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启发和激励着意大利人民前仆后继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而奋斗。充分发挥了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爱国主义激励功能，祖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民族成员对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的认同与协调功能，作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政治文化纽带、政治符号而具有促进民族成员向心凝聚的功能。他为了整个意大利的统一和富强而发出的呼吁，直到２０世纪初都还是意大利人主要的政治情感诉求。后来由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主]的意大利统一戏剧，很大程度上使用的就是天才戏剧大师马基雅维里的脚本。

再次，马基雅维里作为伟大而孤独的意大利民族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他的爱国主义理想直到三百年后才由加富尔实现，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里关于权力、美德、自由与腐败等国家统一和治理主题的论述，其理性思维成果的光芒，都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过深远影响。近代政治学中“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我们可以在马基雅维里著作中的诸多“爱国主义”言论中找到它生命力最强的萌芽。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智慧和光彩，时至今日仍然值得人们品味和欣赏。其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是意大利民族的也是全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无论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岁月，抑或政治变革、社会转型的年代，哪怕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我们都不能忘记、不能曲解甚至误会马基雅维里，因为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参考文献]

[１] （美）海登•怀特．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Ｊ]．黄红霞，译．东南学术，２００５，（３）．

[２] Ｂｅｒｌｉｎ，Ｉ．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Ｖｏｌ．１７，Ｎｏ ７，１９７１．

[３]（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Ｍ]．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４]（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论李维[Ｍ]．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Ｊａｍｅｓ Ｂ．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ｉｃｅｓ，ｔｒａｎｓ．ａｎｄ ｅｄ．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Ｈｉ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Ｄｅｋａｌｂ,Ｉｌｌ: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６]（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Ｍ]．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７]（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Ｍ]．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８]（英）迈克尔•怀特．马基雅维里——一个被误解的人[Ｍ]． 周春生，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兵法[Ｍ]．袁坚，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７．

【责任编辑：王立霞】

作者：廖君湘 彭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