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论文

内容摘要科学哲学一直以来与实证主义、英美分析哲学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但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与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存在着亲缘关系，甚至能为后者的研究澄清基础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论文 篇1：

新视野下的费耶阿本德

摘要　费耶阿本德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他的很多观点迎合了作为“美国精神”象征的实用主义。因而，他受到罗蒂等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赞赏和肯定。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后现代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实用主义经历了繁荣与萧条后的复兴时期。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倡导的“怎么都行”、“告别理性”、“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观点与实用主义弘扬的“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类幸福”如出一辙。

一、实用主义及费耶阿本德的哲学

自从皮尔士以来，实用主义就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工具主义一派的主要方法。经过詹姆士、杜威推广以后，对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皮尔士认为，要弄清楚概念或者观念的意义，就要看它的实际效果。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与之相关的可以设想的全部实际效果。“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概念的客体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是可以设想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种客体的全部概念。”也就是说，一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该观念在人生行为上产生的效果。承认某种观念时有什么效果，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这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不过是一种“图画”而已。我们愿意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怎么描述就怎么描述。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实践的、行动的哲学。他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一种方法论，并自称工具主义。

进入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以是否“有用”为准，有用就是价值，这一认识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哲学一思辨”的知识模式，逐渐变为“技术一实用”的工具。罗蒂的“小写的哲学”就是新实用主义，他扭转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摹写实在”，而在于“应付环境”。新实用主义坚持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以实际的效果之有用为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再具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其意义在于“有用性”。因此，新实用主义也就具有了反本质的特征。同时，新实用主义者则主张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政治的民主的多样性来替代以往的哲学问题。罗蒂说：“作为实用主义者，我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以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实用主义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表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也是越来越多的幸福。在新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开阔、自由、政治的民主宽容、心胸开放，乃是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途径。

费耶阿本德提出的“怎么都行”原则、与理性告別、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以及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实用主义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中提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给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正是因为方法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方法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要反对传统方法论中存在的唯一的、普适的教条式方法，要遵循“怎么都行”原则。也就是使用多元方法。正是由于思想家在决定摆脱某些“显而易见”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者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打破了这些规则，才使得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的兴起以及光的波动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费耶阿本德说：“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能加以排除。科学的这个特点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和提倡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正是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所在。理性的这种独断和程序化以及单调和齐一必将排斥科学的东西，抹杀丰富多彩的人性，这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从强调科学的心理性和主观因素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最具特色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好处，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阻止科学前进的步伐。当然，在科学和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中，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东西使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解放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突破了思维的某种综合体系的束缚，就会对人类的解放有所贡献。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使人们对传统的信仰产生疑问，它就有助于启蒙。一个真理如果不经检验和比较而占据统治地位就必须被推翻，而任何有助于我们推翻这种粗暴统治的谬误要受到欢迎。”而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独断化，抹杀了丰富多彩的人性，是违背人本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也不能对科学理论作出全面、公正、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评价的。所以，他强烈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

二、费耶阿本德的实用主义思想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以实用主义为主要指南的，其非理性的科学进步模式，同样是实用主义催化的产物。形如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一样，他在《告别理性》一书的序言中说道：“这一章将表明我关心的既不是理性，也不是科学，更不是自由——诸如此类的抽象性已经表明弊大于利——而是个人的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在乎使用什么样手段、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只要能达到预期设想的目的，就是合理的、正确的，这是一种表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他的多元方法论，与实用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相统一，认为世界是多种方法描述的“一”，反对一元论把世界描述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他并不看重某一种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只要对他的思想论证有用，他就拿过来。他用这种非常“实用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事物的哲学思想是在博采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之后锻造、精练出来的批判哲学。“什么都行”表达了他的哲学最彻底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本人更喜欢用“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来表达他的实用主义思想。

费耶阿本德的主张，旨在最大可能地促进科学的进步，从而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效用哲学。在这里，实效性原则是人们的最大有效性原则，是人类行动的意义。人的行动绝非无效果的行动，人的行动目的在于获得对人生有意义的最好效果和实利。它反对教条和脱离实际的空谈，强调对现实的改造。认为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主张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把获得效用作为最高目的。他反对科学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科学”的弊端，科学的不民主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自由选择，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我以我高度的特质和个性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部分因为我的兴趣每周每

天都在变化，部分因为我的人类和科学将会从每一个从事自己事业的人那里受益。”他非常强调“实践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而使科学获益。“罗马天主教可以通过学习佛教获益，内科医生可以通过学习《圣经》或者与非洲的女巫医生交朋友获益。……科学家可以从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获得好处。”这种强调实践活动、注重实际结果、讲求实际效用的观点是实用主义最本质的体现。

费耶阿本德不看重某一种传统思想的重要性、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的主张，与实用主义不承认世界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不承认知识和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不谋而合。费耶阿本德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目的是想说明在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都很实用的，只要能促进科学进步，他们什么方法都用，科学家个个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自由地使用任何方法，他们并不使用哲学家推荐的“唯一普适的”证实方法或证伪方法。只要能推动社会进步，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就是真理，就是好的方法。当然，费耶阿本德的这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用认识的价值性替代了认识的客观性、正确性。其认识论的贡献在于，在人类完整的对象性活动中，它不仅看到而且突出了事物不同的属性对同一主体、同一属性对不同主体的不同的价值关系的存在，突出了价值认识对于事实认识的目的性和归属性，强调对事物(包括认识论)的认识不在于把握它的属性，而在于把握它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功利关系。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实用性，它实际上是强调真理的价值检验，实用主义真理观为我们理解现存的事物提供了一把钥匙。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实用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约定论的倾向，他不仅认为理论评价标准是由公众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意见一致经常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共同偏见的结果……意见一致还表现了批判意识的降低”等等。

三、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与后现代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受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的赞扬，因为其基本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

费耶阿本德从实用主义出发，贬低了科学，致使科学在文化领域中权威与自主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把神话、宗教特别是巫术等迷信的东西也放到与科学同等的地位，他旨在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上僵化了的科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像从一种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他也因此走向了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造成了科学哲学相对主义化、非理性化的“新潮流”，同时认为科学哲学是多余的。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要做的事情与随后美国哲学家罗蒂要做的事情一样。如果说罗蒂声称要解构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那么费耶阿本德就是要解构传统的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科学”概念，即拥有特权的、唯我独尊的“科学”概念，主张一种“后科学文化”，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

从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来看，其结果是多元论的，所坚持的原则是对一切理论的宽容与放纵。凡坚持科学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们都是一个“反表象主义者”，也就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费耶阿本德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导致了相对主义的结论。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在自由社会中，应该允许一切传统存在，允许他们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他对自由社会的定义是：“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地接受教育和接近其他权利位置的机会的社会。”我认为绝对的自由是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的抽象观念，但是有条件的自由是可能的、需要的、应该追求的”后来的新实用主义者继承了他的这种“自由”的思想，使得“自由”、“平等”成為实用主义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罗蒂对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科学作了高度评价，并从他的思想中援引了工具主义，赋予实用主义以新的内容：生活着的人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活动过程，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理始终是作为工具而成为人们追寻的对象的。这就使得“后分析哲学”得以诞生。奎因等接受了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观点，把科学归结为应付环境的工具，从而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促使逻辑实证主义向逻辑实用主义的转化。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后现代哲学家着重于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坚持为王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费耶阿本德这位从科学哲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后现代思想家则以追查科学这位自封的女王并非金枝玉叶为己任。”总之，费耶阿本德通过对方法、理性主义、科学沙文主义等的批判，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理性作用的范域，消解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凸现了不同传统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立场。

作者：刘国平　程　静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论文 篇2：

科学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借鉴现象学

内容摘要　科学哲学一直以来与实证主义、英美分析哲学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但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与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存在着亲缘关系，甚至能为后者的研究澄清基础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对胡塞尔现象学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亲缘关系、现象学的精神实质以及科学哲学的内涵和类型划分的说明，可以回答现象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为科学哲学的思考和探讨做出贡献。

关键词　科学哲学　现象学　方法论　本质性描述

按照以前的观点，源自西方的科学哲学一直以来和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英美分析哲学等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但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与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它甚至能为后者的研究澄清基础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本文即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及其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亲缘关系人手，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现象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为科学哲学的思考和探讨做出贡献?或者说，科学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借鉴现象学，使之成为自己的方法论指导?

现象学及其与科学哲学的亲缘关系

胡塞尔说：“哲学的历史目的是成为最高的、最严格的科学，这表现了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知识的不懈追求。”这句话一方面把哲学和科学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理想的哲学形式当成最高的、最严格的科学。那么，在胡塞尔心目中，“科学”是一种怎样的观念?只有弄清楚胡塞尔的“科学”观念，我们才能对哲学以及他所提出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现象学有所理解。

在胡塞尔那里，“科学”之为“科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科学是非个人的，没有私人意见、观念或观点的栖身之处。他说：“世界观按智慧的方式传授，人性将自己导向个性……然而，科学是非个人的。它的研究者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理论能力。”二是科学是代表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的名称。他说：“世界观的观念在各个时代都是不同的，而科学的观念则是个超时间的观念。在此，这意味着它不受与某个时代精神关联的限制。”“种种世界观可以参与争论；只有科学能够决断，而且其决断打上了永恒的印迹。”三是科学具有严格的精确性和普遍的有效性。胡塞尔的这种理想的科学观念，很显然和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者对哲学目的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地看，它也是理性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所共同追求的。但是，对胡塞尔来说，迄今为止，不仅哲学还根本不符合这样的科学观念，而且一切自然科学也仅仅处在成为这样的科学的过程之中。他说：“不仅迄今为止哲学没有实现自己的历史目的。所有的科学也都是不完全的。科学学说和理论经常存在多种多样的缺陷，也有不清晰和不完善的残余。”迄今为止的哲学的缺陷在于，它们仅仅是随历史变化而变化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哲学世界观；科学的缺陷在于，它怀抱朴素的实在论或自然态度，把自然当成仅仅存在于那儿的东西，并由此使自己的存在基础晦暗不明。

为此，胡塞尔试图创建一种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这种方法和理论不仅能让哲学克服自身的世界观倾向，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而且也能澄清所有科学的基础和可能性前提，并为它们的有效性提供保证。这种方法就是现象学方法，这种理论就是现象学。仅就他所设想的现象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它们能够澄清所有科学的基础和可能性前提而言，胡塞尔不仅试图让现象学成为“科学的”哲学并通过现象学让所有的哲学成为“科学的”哲学，而且，他也试图让现象学成为澄清科学的意义基础及其可能性条件和前提的“科学哲学”。

在胡塞尔看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就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绝对明证性的基础上。经过对前人思想的研究和不断思索，胡塞尔最终发现，通过现象学方法，即“悬搁”、“加括号”、“终止判断”、“存而不论”、“本质直观”、“先验还原”等就可抵达对直接被给予之物的明证性认识。在胡塞尔这里，现象学方法的目的在于克服人们的成见、独断的常识和信念、理论设定和解释的干扰，使精神能够直接面对事实本身，并由此把认识仅仅建立在直观中被给予的、绝对自明的、直接的意识材料上。胡塞尔说：“研究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各种哲学，而是来自于实事和问题本身。”而现象学方法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从本质上讲，就是从外在性返回内在性，关注纯粹的、内在的意识领域或现象本身，直接对意识本身进行纯粹内在的描述性分析，并在内在性中经过意识的不断收缩而让其从模糊不清的、经不起怀疑的、流变不息的意识世界中抽身而退，来到一个完全透明、清澈并因此绝对自身被给予的世界，或者说，在内在性中经过意识的层层过滤，过滤掉其中的杂质，而让意识生活在一个完全纯净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是本质观念的世界。就此而言，现象学不仅是一种意识描述，同时也是一种本质描述。胡塞尔说：“作为科学的纯粹现象学只要是纯粹的并且不使用自然的实存性假定，那它就只能是本质研究而根本不是一种对此在的研究。现象学只能客观有效地承认本质与本质性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现象学的精神实质就是让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先见去武断地干预和扭曲事实本身，而是能够将事实本身原封不动地通过我们的语言呈现或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尊重事实本身，弄清楚什么“事实上”被明白无误地给予了意识、在意识中“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它在意识中“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强行去规定什么应该发生或应该如此存在或武断地解释或阐述什么会存在以及什么会如何存在。需要补充的是，这里所谓的“事实”不是外在于意识的作为自在之物的事实，也不是内在于意识的流变不息的事实，而是向意识呈现却又独立于意识操控的本质事实。

科学哲学对现象学方法的借鉴

现象学方法对科学哲学即有关科学的哲学而不是“科学的”哲学会有怎样的帮助，其实胡塞尔自己也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比如，他说，我们要从现象学上对自然科学做出经验批判，在诸经验的有规划的配置和关联中、在经验和思想的交互作用中，把有效的经验与无效的经验区分开来，只有有效的经验对科学才是有价值的。就自然科学的本质，他说，自然科学假定认识着一个自在的自然，但“作为意识的经验如何能够切中自在的对象”?这个认识论问题是自然科学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否则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我们还会发现，科学所谓的各种“实在性”只不过“是作为直接经验的统一体、作为多样的可感显象的统一体被给予的”，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人们归于经验的事物，而是属于事物的本质的东西，是意识直观到的本质对经验事物所进行的规定。由此，胡塞尔就把科学所涉及的超越之物通过反思性意识转化为一种对内在意识的彰显。这也就意味着胡塞尔提出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

除了这些零星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现象学哲学的思考外，当胡塞尔说，“每一种要成为理性命题、前科学与科学的认识对象的对象都必须在知识中展现自己，因而也是在意识本身中展现自己，按整个知识的含义它还必须使存

在作为所予性”、“我们除了现象就不走向任何东西”时，他其实告诉人们，一切都在现象当中，都在我们“对……的意识”当中。既然如此，我们也可以说，任何前科学的东西和科学的东西，包括科学活动、科学的认识对象、科学理论本身以及科学的实践作用在内，都必定是作为现象在意识中展现自己的，也就是说，必定是在我们对它们的意识中展现自己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够用现象学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的本质研究，即研究它们的“什么”和“如何”；其中，“什么”与这些现象的本质及其本质结构有关，而“如何”则与这些现象的构成以及运作有关。

不过，由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哲学”含义广泛，所以，要明白现象学如何能够和科学哲学相结合，就首先需要厘清科学哲学的内涵及其类型。在我们看来，科学哲学是对科学认识、科学理论、科学活动以及科学价值进行反思的哲学。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五种类型：一是与科学认识论有关的科学哲学。在广义上，从古希腊开始的认识论哲学包括康德的认识论等都可以算作科学哲学，只不过，这种认识论还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科学理论的结构与逻辑，而仅仅涉及到普遍的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和实在论基础。这是对科学的认识论和实在论研究。二是对科学理论内部以及各种科学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科学理论之为真理的根据何在，科学理论之间内在的演化逻辑何在。这是对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三是科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也涉及到科学活动所牵连的各种要素，如研究者的心理、社会机制等。研究这些因素对于科学理论的认定和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这是对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外在性研究。四是通过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以及科学精神的反思对科学的价值做出诊断。这是对科学的价值研究。五是在广义上，科学哲学同时也包括对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这是因为上述研究都或多或少和对科学史的认识和研究紧密相关。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这五种科学哲学的类型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有时会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从上述分类看，第一，现象学无疑可以和认识论相关，因为它本身就是达成一种确定性和明晰性的认识的方法。第二，在科学理论的内在逻辑的研究上，与分析哲学不同的是，现象学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去理想化地确定真理的标准，以及科学理论演化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而是研究当人们把科学理论当成科学的理论接受下来的时候，它们动用了哪些意识条件，人们是如何建构科学理论的，是如何让科学理论和意识直观相关联在一起的。例如，科学之把感觉翻译为客观数据，通过数据和图像对意识之外的黑箱进行理论假设，并让这一黑箱假设和意识内的数据或图像保持直观效果上的一致，等等。通过这样的现象学描述，我们就不是去假定什么，而是发现实事是什么以及如何。第三，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对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同样可以从意识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进行研究，而不是去建立一个解释模型。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就可以对一些科学哲学家提出的解释模型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校正。第四，现象学作为本质科学非常适合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描述，并本质地描述科学的价值以及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仍需要把科学作为现象加以把握，而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和意识无关的自在之物。第五，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现象学所能起的作用或许是，侧重描述不同时代人们的科学意识如何，以及在特定的时期人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标准把“科学”理论接受为“科学的”理论。

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在此不可能将现象学对科学哲学的启示逐一展开。总之，现象学可以描述性地分析“科学”这个“现象”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把“科学”作为一种现象接受下来，并对这个现象做意识的反思性描述，并研究它的本质以及如何构成。在此，重要的是“看”，而不是刻意地通过假设或逻辑进行解释或证明。科学哲学对现象学的借鉴也许就在于此。

编辑　叶祝弟

作者：张志平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论文 篇3：

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

摘要: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首要问题，但时至今日，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非但未得到解决，反而陷入了困境，甚至得出科学沦为与宗教、文学、巫术为伍的结论。划界问题、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全面、正确地指出和把握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科学与非科学 划界 历史回顾 反思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或称分界问题,下同）是科学哲学的首要问题。近百年来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了四大问题［１］：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发展的模式。其中，分界问题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其他三个问题，并成为超越科学王国之外普遍知识的论题，因而是首要问题。分界问题是自培根、尤其是康德以来开始的，以后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几个发展阶段。然而，时至今日，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非但未得到解决，反而陷入了困境，甚至得出科学沦为与宗教、文学、巫术为伍的结论［２］。当前，各种打着“科学”幌子的伪科学在社会中随处可见，我国正面临着反对各类形形色色的伪科学的艰巨任务，而许多科研人员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相当模糊、模棱两可的。因此，对分界问题的深入探讨在我国尤显紧迫。

1 分界问题的历史回顾

逻辑实证主义是20世纪初西方科学哲学的第一个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康德的知识论思想和孔德—马赫的实证论思想。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就是能够被经验所证实。他们建立了“意义—证实”或“理论—经验”认识论模式，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科学与非科学有绝对的分界标准，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它的可证实性条件，凡原则上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因而也就是科学的；反之，则不是科学的。这一观点由于与经验、实验室、数学、逻辑学密切联系，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十分吻合，因而广泛为人们所接受。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分界标准却遭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波普尔的质疑。波普尔对它的批评集中于两点：首先，这个标准既宽又窄，有些高层次的科学理论很难去证实，被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因而这个标准显得太窄；但占星术有时也能被证实，这个标准又显得太宽了。其次，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将分界问题与意义问题混为一谈，有些被认为是非科学的命题，但并非就是无意义的。受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取代牛顿经典力学的科学革命的影响，波普尔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分界标准：科学就是能够被经验所证伪。“理论的科学性的标准，就是理论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３］一个命题若能找到相反证据，则是科学的；反之，那些永远不能被证伪的，则是非科学的。应该承认，波普尔提出这样的标准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科学精神-批判精神。一门科学只有在实踐中发现错误，才可能不断修正，产生质的飞跃。

与逻辑实证主义一样，批判理性主义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尴尬：有些很难被证实的命题，同样很难被证伪，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大；占星术也承认有时预言可能出错，那么按证伪标准也很难将占星术排除到科学之外。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库恩认为，证实和证伪标准均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将科学与非科学作出正确区分。他从实际科学史出发，提出了“范式论”的分界思想［４］。一个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配称科学，否则就不是科学。范式的基本含义是：在心理上，它表现为科学团体的共同信念；在理论和方法上，它是科学团体共有的模型和框架。这个范式标准包含了信念、价值等形而上学的非理性因素。“范式论”使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开始模糊。库恩以后，历史主义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是拉卡托斯、劳丹的路线，力图在符合科学史的前提下为科学寻找经验基础，对科学作出合理性的说明；二是费耶阿本德路线，继续发展库恩的非理性因素，走向极端相对主义的多元知识论。两者最终均是得出科学与非科学无法分界的结论，这一点在劳丹的《分界问题的消逝》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后现代主义则将历史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过去老是纠缠于“经验”、“客观”、“真理”等基础主义，要正确理解科学，必须彻底抛弃基础主义。他们从语义学和语用学来理解科学，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本解释，“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释——即理论把现象描绘成什么，这本身不是一种硬证据”，“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５］。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其倡导者罗蒂［６］出生于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罗蒂在许多领域建立了他的影响，被视为实用主义的著名代表、“后哲学文化”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唯哲学主义进行了清算，被认为是集中反映了“后工业社会的哲学”。体现在他思想中的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对“传统观点”的批判，就是以“亲和”(Coordination，又译作“协和”、“协同”等)的思想来观看人类的文化现象，尤其是看待科学和科学以外的文化现象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他独具特点的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罗蒂的后现代科学观是其后现代文化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与他的后现代哲学观一脉相承。在《哲学与自然之镜》和相关的其他一些文章中，罗蒂认为哲学不是为各门学科提供一个最终的判断标准或基础，而是各种声音和见解的对话，其实质是用比喻和反讽对时代的主流思潮加以否定，以发现新的思想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特征：“乐于同别人交谈，乐于聆听别人，乐于估量我们对其他人的活动的结果。”罗蒂的科学观无疑包含着在当今值得肯定的积极价值，比如，不能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化，不能在科学和科学以外的文化形式之间划上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在理性与非理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制造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尤其在当今科学与人文不断融通的智力背景下，这样的见解更富有哲学上的启发性。他将科学从至高无上的神圣殿堂拉了下来，彻底置于一般多元文化中，有助于消除一种当代新迷信——崇拜科学。然而，不幸的是，至此人们更加迷惑了：科学仅仅成了一种字面上的意义，我们所从事的科研工作还有“科学”可言吗？科学家还能被称为“科学家”吗？他们与庙堂里闭目养神的神职人员有何本质的不同？仅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种不同吗?

2. 对分界问题的几点反思

从分界问题的历史回顾不难看出，当今西方世界形成了一幅奇异景象：一方面卫星、火箭上天，科技发展欣欣向荣；另一方面人们却开始犯疑，这是“科学”吗？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没有分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然而，分界问题也确实让人们感到困惑。本文无意给出满意答案，仅提出几点反思：

①分界问题不会消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超越一定的时间和条件去谈分界标准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②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之所以在分界问题上一步步陷入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它们要么以科学的特有属性去整合、排斥人文文化，要么以人文文化的特有内涵去整合、解构科学。逻辑实证主义(包括玻普尔学派)认为科学是最高的知识，他们不仅要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线，而且要以科学特有的“理论—经验”模式去整合其它文化，致使其所建构的科学模型严重脱离实际科学；历史主义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把科学史中发现的非理性社会、心理因素无限放大，而根本无视科学的客观性、经验性基础，又使科学完全陷入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泥陷；后现代主义更进一步，他们索性抛弃了“客观”、“真理”等概念，完全采用解释、解构的人文方法去审视科学，致使科学彻底沦为与宗教、神话、文学、巫术为伍的一种“文化经验”。不可否认，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科学的某些特征，都从一定角度揭示了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正如其演变过程所表明，它们各自所描述的科学都是片面的。要想正确地解决划界问题，要想全面地说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辩证地综合［２］。

③科學的定义与特性。由于分界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很难对科学给出准确的定义。20世纪科学巨人爱因斯坦［７］指出：“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科学哲学家奈格尔声称：“科学探求发现和阐述决定不同类型事件发生的普遍条件，阐明这些决定性条件的同时，也就是对相关事件的解释。”社会学家巴比认为：“所有科学旨在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活动包括三个主要部分：描述，发现规律，提出理论和定律。”我国《辞海》解释道，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适应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是实践经验的结晶。……科学用逻辑和概念等抽象形式反映世界”。这些定义都不十分完善，但从实际出发，我们大致可获得科学的一些特性。张小山［８］在综合众多学者观点后，提出了科学的系统性、普遍性、精确性、简单性、检验性、有效性、批判性等7个特性，并认为系统性、可检验性和批判性是科学三个最根本的特性，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易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其他科学特性则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变性。本文认为，这些分析较为合理，对于我们把握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是大有裨益的。

④与科学一样，我们也只能大致获得非科学的一些特性。非科学缺乏系统性、普遍性、精确性、简单性、检验性、有效性、批判性等特性，尤其缺乏系统性、可检验性和批判性三个最根本的特性。应该明确，非科学并不等同于伪科学，非科学还包括政治、宗教、灵感等非理性因素；伪科学则一定属于非科学。

⑤分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需要回到辨证唯物主义框架。科学与非科学是一对矛盾，矛盾则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二者还可相互转化。非科学甚至伪科学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并可在一定条件下向科学转化，反之亦然。例如占星术，在原始文明社会，也许是科学的，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则是非科学的，若在将来有确凿证据表明，行星可以影响人类的生物磁场，并因而影响某些事件的发生，则占星术又有可能是科学的。为什么当今西方世界对分界问题的认识会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原因在于他们只注意到了科学与非科学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一面，而忽略了二者在特定条件下有相互区别的一面。由此不难理解，一些伪科学为什么会甚嚣尘上，甚至某些声望很高的科学家也晚节不保，其关键在于没有把握好矛盾双方分界的度和转化条件。这个度就是上文提及的科学的7个特性，尤其是3个根本特性，可以预言，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也是较稳定的；在缺乏这样的特性和转化条件时，可以用诸如前科学、软科学、非科学、伪科学等语言去描述。当然这个分界的度本身也会随时间、地点不同而发生变化。结合西方分界问题的历史演变，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应是动态的、相对的，那种把分界标准看成静止的、绝对的观点对科学发展十分有害，哥白尼、布鲁诺的悲剧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人类浩浩历史长河中，若不注意这一点，历史悲剧还可能重演！

⑥分界标准也不能因为是动态的、相对的而肆意夸大，那种借口分界问题的标准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就认为分界标准已走向消失在现实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例如我们在实验室的医学研究显然与巫婆口中的念念有词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此，我们只能说分界问题并非走向消失而是其内容发生了变化。纵观人类历史长河，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个标准如何定？归根结底，还是需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条件，开始可能是极少部分人提出来（虽然这极少部分人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接受。

结语

划界问题、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当前，面对后现代主义颇具破坏性的剧烈冲击，加之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全面、正确地指示和把握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洪晓楠，赵仕英. 百年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2(1):1-7.

［2］刘高芩.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演变和反思［J］.自然辨证研究,1999;15(4):19-23.

［3］K.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37.

［4］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9.

［5］Van Fraasen . The scientific Image［M］. 0xford:1980;5-271.

［6］肖峰. 罗蒂的后现代科学观述评［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19(5):68-73.

［7］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许良英,赵中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1.

［8］张小山. 简论科学的特性［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18(3):19-22.

作者：武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