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哲学论文

摘要：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模因学，把文化复制因子作为“模因”，对文化的复制和传播的研究提出了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语言模因。“是语言的，必然关涉哲学理论”，对语言模因学的研究也是哲学探索的重要领域。语言模因学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人本性、解构性和建构性。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后现代主义哲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后现代主义哲学论文 篇1：

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与主体

【摘要】 理性问题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重大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使得传统中在理性主导下不受重视的个体性、相对性、多样性、丰富性等价值重回人们的视野，利奥塔、福柯就是这一时期哲学家的重要代表。利奥塔的“异识”说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

【关键词】 理性;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福柯

一、何谓理性

人类哲学发展史贯穿着对于理性的思考。

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将哲学的视角从自然转向了人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内心蕴含的原则，并开始运用这些内在原则规定外部世界。柏拉图用“四线段”说明两个领域、两种知识的区别，他将理性知识与幻想、信念、数学区分开，将理性知识与哲学，与辩证法相等同。他将灵魂区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理性控制思想活动、激情控制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支配着肉体趋乐避苦的倾向。他认为理性把人和动物分开，是不朽的。同时，理性对应着智慧，是灵魂的不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灵魂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灵魂学说，并做出一个著名定义：人有理性的动物。从此，人与理性开始不可分割，并且随着哲学的发展这种联系不断加深。

中世纪，理性成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频频被卷入神学与哲学的论辩中。理性辩护主义的代表奥古斯丁在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中提出，“理性却认识这一切，并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在他的“光照说”中，感性和理性作为人最基本的两种认识能力，感性搜集材料、理性运用规则将这些材料加以分门别类的整理。早期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表示辩证法可以用作解决神学问题的理性工具。他的口号是“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在他的论证里，上帝被界定为“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如果上帝仅仅存在我们之中，他就可以成为更伟大的，那么，上帝就会成为“可以成为更伟大的最伟大的可能存在”，因此，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出现，“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必定在现实中存在。

17世纪和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人乃思想的实体，人的本质在于心灵，心灵的本质不是智能，而是意识，即认识到某人自身的思想及其对象。斯宾诺莎认为只有理性可以让人摆脱动物性的奴隶。而休谟主张，意志被因果性赋予了必然性。康德说，“人类知识有着两个来源，它们或许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它们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后者，它们被思想。”因此，知识就是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共同作用的事情。但是，虽然我可以将作为一个认知者的我自己和认知对象区分开来，我却永远也不能知道事情自身是怎样的，因为当我认知它的时候，我仅仅是如同我有着特定结构的心灵允许我的那样认知它。康德论证说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人类心灵是不可能达到对实在全体的理论认识的。而黑格尔则提出了这样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提出，实在的实质是思想、理性，最终的实在是绝对理性。他认为，在理念中，主观的东西（形式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质料的东西）处于统一之中。但是理念包含自己的辩证过程，即生命、认识和绝对理念。这样，理念乃是自我意识的范畴;它在其对象中认识自身。因此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就是从最初的存在概念不断运动最终直到理念概念。

19世纪中叶，叔本华、尼采开启了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理性在传统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非理性主义本身所具备的不彻底性或温和性限制了它对理性的批判。紧随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承担起了批判理性的任务，明确地指出了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极权性和压迫性，并且提出“公共理性”“交往理性”等后现代哲学的理性概念，中和了近代理性的无限性，重新确立了人应当应用有限的智慧寻求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愿景。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与主体

近代理性的无限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同一性原则，这种同一性原则把寻求最高价值作为人存在的终极目标，认为真正的东西是在时间和历史之外存在的永恒之物。但是这样导致的弊端就是：易使人们过分注重统一而忽略多样性、差异性的价值，从而导致边缘文化和生存方式的消失;过分追求最高价值而忽略现实中的人与生活，从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

利奥塔以“异识”为出发点的语位政治学为确定人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异识”的第一层意思是指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利奥塔一直强调微观叙事，他认为传统理性主义者对于知识同一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元叙事”。利奥塔认为，近代科学知识合法化，主要依靠两种“宏大叙事”，其一为思辨性的宏大叙事，即人类的生命或黑格尔的“精神”可以通过知识的累积而不断进步。知识话语只有在“精神”进程之中占有一定位置，才能够具有真理的价值;其二为解放的（或自由的）宏大叙事，认为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在这个叙事中，知识被看成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基础，因而，知识的发展受到了尊重，因而是它们将人们从人性的痛苦中解放出来。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这两种元叙事也逐步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性能叙事，即知识从它的内部体系来说，必须被转译为一种信息;从它的外部的运用来说，必须能够成为在市场上加以出售的商品。知识必须要符合一种原则：效能最大化的原则，即输入尽可能少而与输出尽可能大。

利奥塔揭示了普遍理性的困境，他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即是我们在现代性的行程中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都与理性主义勾画的理想蓝图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利奥塔引入了“后现代”的概念。利奥塔看到了“效用”原则对研究活动的冲击，他认为，科学研究的进步是由于不断地有来自体系外的内容、因素冲击着原来具有完整性和同一性的体系，然而效用原则的介入或者说资本力量的介入，使得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资助而放弃“真”的原则，转而服从“效用原则”。效用原则似乎成为整个社会所遵循的原则，教育也不例外。利奥塔说：“即使效用原则不总是在帮忙制定政策，总的看来它使高等教育机构臣服于现实权利。”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完全丧失原有的“展现全部知识”的伟大职责，而是说，高等教育机构不再专注于知识或真理的传播，反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功能性或服务性的机构。显然，如果说后现代科学知识与元叙事无关，那么也该和效用原则保持距离。因此，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有关知识合法规则的话语（明确地）存在于知识自身。”也就是说，知识的合法规则在于从知识的自身之中展开追问，以悖论的形式，产生新的成果、新的论断。这样，科学将摆脱决定论的形式，在未定性中突破总体性，在悖论中突破一致性。然而随着元叙事的解体，作为把握着总体的人类主体也面临着被解体的命运，这就是利奥塔的知识分子理论。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知识话语各自为政，呈现出一种异质的、非总体化的特征，因此主体将会由于不同的知识原则而被分解，从而将会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正如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功能与功能之间是不能直接过渡的，因此，一种社会功能的承担必定会影响另一种社会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越来越多拥有着专业技术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走向政府、公司、社会管理等部门，接受着在“效用原则”下公认的考核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他们从原本追求“真”原则的、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慢慢异化成为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最大产出比的员工。因此，利奥塔认为，面对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再是提供新的普世的元叙事，而是应该对社会做具体的微观的分析，像福柯提倡的那样，做安于特定领域工作的“特殊的知识分子”。

语位的独特性是“异识”的第二层含义，即是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利奥塔区别了“表象”和“处境”。他认为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是每一个语位在“发生”时都必需的四个事例，即，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它是没有具体内涵的“表象”，只有将表象限制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语位的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才有了具体的内涵。如此一来，我们永远不能到达语位最本源的意义，也不存在着对意义的唯一正确的再现;意义的阐释将变得多样化，每个人对一个事件的阐发都是他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加入自己的特定理解后将其再语境化的过程。语位链接的规则是：“链接是必然的，如何链接则不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突破既定的规则，创造新的链接，感受在“此刻”这一瞬间“事件”所绽放出来的无限可能。创造新的链接，就是利奥塔在他的语位政治学中赋予主体的自由。通常情况下，在语言环境中，人会作为倾听者和说话者存在。作为倾听者，人无法跨越时间、历史，凌驾于他人和传统之上;作为说话者，却可以自由的选择某种链接方式来“语境”化事件的“表象”，甚至用一种新的链接方式来打破事件原本由确定的规则所赋予的意义或价值，从而展现出事件的无限可能。

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福柯认为，精神病学、医学、人文科学知识，都应该被看作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由人构造出来的，而且也施用于人本身。也就是说，在知识权力框架内，知识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的客体。他在《词与物》中他把 16 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化分为四个“知识型”时期：16 世纪的文艺复兴知识型、17 至18 世纪的古典知识型、19 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以及当代知识型。他认为，在古典知识型时期，科学话语将人规定为在经验科学中讲话、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此时的人，只是具有抽象的人性，而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在进入现代知识型时期，人类开始将各种历史条件、时间等因素纳入知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诞生了”。但是，他也承认人的有限性，伴随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人文科学中作为知识观念的“人”也终将会消亡，而与之相关联的“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也将会消亡。这就是福柯“人的死亡”的观点。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由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所以，继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之后，福柯宣布人的死亡。

福柯受到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启发，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就是“是个人的生存过程中一种永久的刺激的原则、行动的原则、焦虑与担忧的原则”，这是它的第一层含义。另外，关心还是对自我保持警惕、警醒的一种形式，借此个人时刻对自己加以反思，只有经过自我反思与醒悟才有能力关心他人。最为重要的是，关心包含一系列的行为、实践及技术，也就是说，关心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或反思能力，它更是一种实践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认为，关心自己的实践及作为关心的主体——“自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关心模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他说：“在关心自己的历史中，认识自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或功能。因此，认识自己所展现的知识内容也不会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说，需要加以探索的各种知识形式本身也不是相同的。这也意味着，由对自己加以反思所构成的主体本身，不管是适合于哪一种关注样式，也是会改变的。”对于主体如何能够认识真理（自我的真相是其中之一），福柯提出“精神性”，即“为了达至真理所经历的必要的转变……是一整套的探究、实践与试验，诸如净化、禁欲苦行、弃绝、目不斜视、改变生存等，这些都是为了通达真理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主体以及主体的存在”。在福柯看来，精神性与真理具有三重关系：第一，主体并不具有先天的获得真理的权利或能力，因此，精神性要求主体必须通过转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对自身展开思考从而改变它使事物展现在面前的方式;第二，“没有主体的转向或主体的改变，就不可能存在真理”，这种主体的转向或改变主要通过爱和劳作这两种方式来达成;第三，一旦通达真理的通道被打开，真理會对主体产生“返身效应”。即是说，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而真理也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主体达至自身的完满状态。

三、小结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理性从最初只作为人与宇宙心灵相通的思辨，到作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再到形成囊括宇宙万千问题的理性哲学体系，理性一步一步确立了它在哲学领域乃至人类社会领域的主导作用。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问题逐渐突出，在理性笼罩下人的主体性、差异性、丰富性等价值被忽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这一尝试包括利奥塔的异识论，他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在知识经济日趋壮大、个体价值逐渐迷失、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思是积极的，如何才能在资本盛行的现代社会找到自身，确立自我，这应当是每位现代人思考的问题，如何在偌大的星空下找到自己的方位和方向，更应当是现在正处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美）斯通普夫，菲泽.西方哲学史（第七版）[M].丁三东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5]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7]周慧.利奥塔的“异识”论[J].哲学研究，2015，

（08）.

[8]张廷国，李佩纹.论福柯的“主体”概念[J].江海学刊，2016，（06）.

[9]石德金，刘卓红.“异识”的政治：对利奥塔政治哲学思想的一种解读[J].现代哲学，2010，（01）.

作者简介：

王佳，女，四川绵竹人，硕士，电子科技大學成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作者：王佳

后现代主义哲学论文 篇2：

语言模因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审视

摘 要：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模因学，把文化复制因子作为“模因”，对文化的复制和传播的研究提出了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语言模因。“是语言的，必然关涉哲学理论”，对语言模因学的研究也是哲学探索的重要领域。语言模因学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人本性、解构性和建构性。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研究，将有助于为语言模因学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对充实和深化模因学理论框架和各方面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哲学;语言模因学;人本性;解构性;建设性

“任何一个事物，只要它通过模仿而得到传递，那么它就是一个模因”[1]43。模因可以是一句话、一种现象、一个事物、一種思想，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语言也是重要的模因，被称之为语言模因。对“模仿”和“传递”的强调是理解模因的关键，任何事物或信息只有通过广义上的“模仿”、被复制并且传播出去，它才可以成为模因。其中“人”作为模因的宿主，在模仿和传递过程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可以使模因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形成各种模因复合体。模仿和传递是依靠人来实现的，“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些模因正是由于缺乏人性主体的能动参与和人类思维的认知构建，它们得不到复制与传播，逐渐走向消亡”[2]。从这种意义上说，模因学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体验哲学理念。其复制传播理论更是与哲学所倡导的某些观点一致，即一切事物的衍生都是在对原有事物的继承、复制基础上传播的结果，继承和复制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语言模因学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体现了人本性、主体解构性和建设性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

“后现代”不是“时代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态度，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3]。学者们发现，后现代主义派别林立、观点繁多，其内部很多观点都不统一，甚至有矛盾和对立。但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主义中剥夺人的主体性以及对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后现代主义在三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人本性、批判性”“解构性、破坏性”“建设性、体验性”[4]。后现代主义哲学转向对语言学研究是以人本精神研究语言，表明语言具有体验认知性，语言没有统一的本质[5]。

语言模因学强调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语言模因的客观情境性和他者思维、语言模因复合体的建设性，是后现代哲学理念中的人本性、解构性和建构性的集中体现。

一、语言模因的人本性

“人本性”中的“人本”二字即为人的主观认知性，亦即人的本能、情感、思维、理解、推理和解释等，而非科学理性的存在，因而模因学主张回归生活世界，从人之本真立场出发来认识世界[4]。

语言模因的“人本主义”体现在：一方面模因是以不同的方式储存于人类大脑之中（即人是模因的宿主）的信息指令，通过人的模仿复制并经由人的活动传播出去。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模因，是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寄生”在人的大脑之中，通过模仿复制获得发展和进化。人的大脑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器官，语言模因离不开“人”和“人的主体性”的参与，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语言模因的“人本性”。另一方面，模因的复制传播过程有赖于模因宿主——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模因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选择压力”[1]65。在数量极大的潜在模因中，哪些能够引起模因宿主——人的注意，并被选择、复制、模仿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认知、理解和情感等。语言模因的宿主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他们使用语言是要契合特定的语言和社会语境的，并在语言交际中实现语言模因宿主的信息传播意图和交际意图。此外，复制传播过程中的语言模因的意义离不开模因宿主——“人”的认知和解读。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并非是百分百的“克隆”，而取决于模因本身的核心意义及模因宿主对这些语言模因的解读和理解。模因宿主先前的认知经验必然会影响对语言模因意义的解读。张世英认为，对语言意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当同人生价值、人生态度和文化活动紧密联系起来[6]。可见，“人”作为语言模因的宿主承载着赋予语言模因意义的重要作用，离开人来谈语言模因的意义是不现实的，离开了“人”这个模因宿主，语言模因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模因，只能称其为“潜在模因”。

语言问题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语言的意义则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研究语言意义就不能不研究“人”。自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人本性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认知语言学是这一哲学转向的产物。从人的认知特点来看，普遍人性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交流和理解成为可能，这也是语言模因得以传播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环境不同和人类经验的差异，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认知方式出现很大差异，语言模因的不同表达方式和所对应的现实世界的意义也会出现差异。换句话说，语言模因的意义离不开人的经验认识，语言模因的研究离不开对人的研究。何自然等也认为，语言模因和文化进化的界面研究最终还得落实到研究模因宿主——人类的种种相关方面[7]。

二、语言模因主体性的解构

“解构性”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转向第二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它主张破坏、解构、去中心、反理性等，甚至提出“人已死亡”的观点。简言之，“解构”就是一种批判和颠覆的思维方式。语言模因学也体现了后现代哲学思想中的“解构性”。一方面，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过程离不开人的参与，人具有主体性、能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语言模因的主宰，语言模因的意义或其潜势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的认知体验的影响。但是，语言模因一旦被传播出来，在被其他的模因宿主模仿和复制之前，它就暴露于由语言符号、客观世界与他者思维所构成的独立于主体的“人”的大脑和思维的环境之中，存在诸多意义解读的可能，即有多种语言模因复合体形成的可能。另一方面，语言模因本身的核心思想，即语言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是客观不变的，这是由语言内容的客观性决定的，是语言模因符号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变化的是不同的“人”对它的解读，就像“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语言模因的核心内容也是相对独立于“人”的，这一点与语言的符号的客观性和任意性相关。语言模因的形成，抛开“人”的主观能动的选择、复制和模仿之外，语言模因本身的内部条件，即语言的形式也决定了某些模因更容易复制和传播。何自然指出：“这类语言模因载体在其形式特征、语义特征、语用或修辞特征等方面具有非模因语言载体所不具备的优越性。”[7]那些简短易学、形象实用、偏具时尚型且能产性高的模因更有可能成为强势模因。简言之，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对语言意义的解读也需要剥离主体“人”的影响，看到核心和本质，这有助于确定语言模因的意义，从而确保其信息的保真度。

模因学研究者Distin指出，模因与大脑思维是相互分离的。大脑的思维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潜能，它是思维与它的物质和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8]。这种与“人本主义”看似矛盾的说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主体解构性，主体解构后才会有多元主体的存在。后现代主义人本观主张多元人本性，就像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文本在摆脱作者中心后才能实现多元主体的无限解读自由。也就是“作者之死”实现了意义空间的自由，作者被从主体的地位上剥离出来，为建构多元主体预留空间。语言模因符号的能指独立于人的思维也为多元语言模因复合体的形成预留了空间。

三、语言模因的建设性

“建设性”是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第二个时期的“解构和破坏”提出的，“认为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也充分说明哲学发展本身也充满着辩证法”[4]。

语言模因多种意义（模因复合体）的形成体现了语言模因的建构性。在经历模因主体性的解构之后，对新模因以及模因复合体形成的理解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处于独立传播空间和他者思维下，模因在传播过程中有着无限解读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模因的意义可以被多元构建。

首先，模因类似基因，它是文化传播的复制因子，也具有选择、变异和遗传（保持）特征。如同基因，模因存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不断地复制传播自己，延续自己的生命力，它的建构能力毋庸置疑。新的模因可以通过变异产生，也可以通过与其他模因结合形成新的模因复合体。前面提到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并非百分之百的“克隆”，而往往是原始模因与客观环境、语言模因的特定语境与模因宿主的体验认知的重组，即形成新的语言模因复合体。“不管是变异过程还是结合过程，都既可以发生于人的思维中，也可以发生于模因的传播过程之中”[1]14，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

其次，客观世界和多元的他者思维有助于语言模因的具体意义的建构。独立于主体的“人”的大脑和思维之外的语言模因如果没有被“他人”关注、选择、记忆、复制和传播，那么也将无法继续存在。语言模因的意义建构还需回归到人本性，“人本性”不仅体现在主体思维中，也体现在多元的他者思维方面。王寅将后现代主义中的“人已死亡”修补为“人活在主客世界中”[4]。我们的思想认识和语言表达既离不开客观世界，也离不开主观认知。這个过程中的主观认知即包括“作者认知”也包括“他者认知”，即解构也建构，其“建设性”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念的体现。

综上所述，哲学关照下语言模因的意义或潜势模因在很大程度上受模因宿主主体思维的影响，甚至受限于宿主思维，但它同时又可以相对独立，意义的解读取决于主观思维、客观世界和语言符号三者的统一体，这与后现代哲学“以人为本”的、既尊重主体又批判和解构主体的多元主体的理念一致。

后现代哲学为语言模因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要以人为本，也要解构主体，重建多元主体，以消除形而上学之痼疾。哲学的辩证理念也决定了语言模因的后现代哲学属性并非是各自独立和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和彼此促进的。哲学视角下的语言模因学研究夯实了语言模因学的理论框架，为语言模因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方向指引。同时，语言模因学的研究也拓展了哲学研究的思路，朱义华就指出：“模因论语言意义观也因其自身的建构性、历史性与人本主义关照为重新审视传统语言哲学的意义观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2]总而言之，“是哲学的，定能为语言研究所用;是语言的，必然牵涉哲学理论”[5]，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参考文献：

〔1〕Blackmore，S.The Meme Machin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朱义华.模因论观照下的语言哲学意义观[J].外语学刊，2011，（04）.

〔3〕姜孟.二语习得研究的后现代哲学审视[J].外语学刊，2017，（02）.

〔4〕王寅.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主义[J].外国语文，2012，（02）.

〔5〕王寅.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J].外语学刊，2017，（02）.

〔6〕张世英.语言意义的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07，（01）.

〔7〕何自然.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8〕Distin，K. The Selfish Meme： A Critical Reassess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责任编辑 王文江）

作者：周乐乐

后现代主义哲学论文 篇3：

后现代主义哲学视野下的大学：走向多元与开放

[摘要]在知识发展已经从知识哲学转换为知识社会学的时代，大学不再是传统的修道院武的封闭机构，而是变成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大学的学者不再只是潜心钻研、静心求道，为了求知而求知、为了真理的至高无上而独自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要寻求理论和现实的联系，寻求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结合；大学不仅仅要对国家负责，而且要对社会上各种力量负责，不仅对一个国家负责，对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而负责，而且对人类共同的命运负责，成为关注和解决全球问题的专家和国际交流的前沿。如果说当今世界多元化趋势下是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那么大学则是这种文化融合趋势的最前沿。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学；多元；开放

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多元、平等、对话与融合，这些思想正在深刻影响21世纪文化发展走势。2008年夏季召开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多元化成为大会主题的集中体现，价值的多元性被学者们看作时代的主要特征：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没有哪一种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相同的国家或在相同的哲学领域中，也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起到支配的作用。当今世界的哲学明显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局面。

一、大学理念的多元化

1，实用主义使大学毁誉参半。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实用主义思潮支配，美国大学逐渐把培养实用人才和直接进行社会服务摆在大学教育发展的首位。这种实用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和功利性”仍表现为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大学也因此而备受争议。一方面，实用主义促进大学在服务社会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大学由于其在社会中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而被誉为“社会的动力站”、社会发展的“轴心”；另一方面。大学与商业的结合使得知识被当作商品贩卖，知识的使用价值成为社会关注所在，大学与工业的结合更产生了功利主义和短视行为。有学者担心美国大学会因此而沦为“社会服务站”。有学者对此持更加强烈的批判态度：“在高度信息化和商品化的当代社会，可以见到明显的知识外在化，这是相对于‘知者’而言的，不论他处在认识过程的哪一点上，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方式与个人受教育的精神原则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在有些大学，公司经济的原则致使有些课程注册人数不够而被迫取消。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美国加州大学校长理查德·C·阿特金森强调了技术对“生产力增长、生活标准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的重要性，并把它视为“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他让人们不要恐惧“大学会仅仅支持有快速报酬和补偿的短期研究，而放弃对基本知识的追求”。

2，人文主义教育成为共识，回归德国大学精神的呼声在增强。

(1)人文主义成为共识。

人才培养是来源于中世纪大学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古老的职能，人文主义关于个性自由发展、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以及对人文主义素养的重视是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留给后世的财富，从传统的自由主义、通识教育到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20世纪下半叶，这种被称为通识教育的人文主义素质教育在美国获得了普遍承认。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达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化愈演愈烈，通识教育的范畴也相应地得到了拓宽，很多大学都将信息技术应用、外语、多元文化等教育包括进去，并在通识教育中融入了跨学科、跨文化教育的理念，更注重通识教育的整合性、目的性和确定性。牛津大学前副校长沃尔特·莫伯利(Wattor Moberly)曾指出，牛津和剑桥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这种精英人才。在他看来，像牛津、剑桥这样培养领袖人才的大学，应该培养“全人”，应该为培养全人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不仅应该着眼于未来的职业，而更应着眼于学生的整个生活。美国的文理学院培养了比哈佛等更加优秀的本科生。被视为素质教育的典范。而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可以说尽管人文主义教育的命名不同，比如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但是所共同的是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形成共识。

(2)回归德国大学精神的呼声在增强。

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德国古典大学仍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真正大学精神之所在。很多人提倡要回归古典大学精神。德国柏林大学的精神和办学理念，仍是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守望的理念和挥之不去的情结。特别是在功利主义愈演愈烈的21世纪现代社会的喧嚣中，这种情结与冷静转化为对理性的需求与信赖。但是，回顾不等于要走回头路，正像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分析的那样，我们看成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经变成整个森林的一部分。理性的胜利以及由于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带来的斗争只是区域性的重要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派文化人类学指出：一种文化类型的优劣高下不应该以另外一种文化类型为标准或为参照系来判断。而应视它本身的实践价值而定。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精髓固然纯粹和令人敬仰，但唯有携时同行地批判地吸收才能真正使其成为大学未来发展的精神财富。

二、大学逐渐走向开放

1，从走出象牙塔到“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大学的功能与日俱增。

当代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修道院式的封闭机构。而是变成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博克将大学定义为“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因为他看到了20世纪美国大学已经与19世纪的大学有了显著的区别。1990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mest Boyer)在《学术反思》中写道，“的确，学术意味着从事基础研究。但一个学者的工作还意味着走出单纯的问题研究，寻求问题间的相互联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并把自己的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教授的工作应该包括四个不同而又相互重叠的功能，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学术”。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纯学术”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囊括了理论的发现、整合、传播和应用在内的一个广义范围内的“学术”。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其课程环节的设置都要将社会和社区的影响纳入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明确指出，应根据高等教育与有关社区和社会各大部门之间的新型联系和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来重新审视和安排高等教育的内容、方法、做法和授课方式。

2，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大学的受教育主体不断扩展。

21世纪的教育不再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少数精英

人物或特权阶层所享受的一种权利，而应该是所有社会大众都能享受的一种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可就在一个世纪前，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指出，“民主，只能在该谈民主的场合推行。至于学术教育(如我们在德国大学传统下推展的)，是精神贵族的事”。这一演变的过程是一个受教育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如果说中世纪的大学是为社会精英服务的，而18、19世纪的大学是为中产阶级服务，那么，20世纪的大学开始走向为所有人服务的时代。不论其阶层和其经济背景如何。在1963年版《大学的功用》前言中，科尔指出：“美国大学在沿袭过去的同时，正朝着另一方向转变。”“整个一代人正在叩击高校的大门”，克尔给它取名为“multiversity”。大学的理念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过渡到了大众教育时代，本世纪的后50年将作为高等教育最壮观的发展时期载人高等教育史册。全世界的大学生入学人数增加了6倍多。从1960年的1300万增加到1995年的8200万。从中世纪最初的行会、社团发展到21世纪各国努力实现的全民教育，可以说是大学发展史上大学向所有人开放的一次革命。

3，从推进国家民族发展的学术重镇到国际交流的前沿，大学已担负起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

后现代主义强调“全球意识”，即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后现代主义认为应该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实践。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努力建设有凝聚力的民族独立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学者强调，大学不仅对国家负责，而且对社会里的各种职能的力量负责。对全人类的命运福祉负责。知识无疆界，真理无穷尽，知识和真理都是没有界限的，21世纪的大学正关注人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人口爆炸、核威胁等方面的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大学问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越来越多。在多元主义声中，大学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升高。从边缘到中心。甚至上升为精神信仰所在，布鲁贝克甚至将大学的地位和意义比作“宗教”。与此同时，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空前增加。1998年波隆那大学在其900年校庆之际发起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宪章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呼吁推到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早已明确提出：“大学集聚了知识的发展和传播相结合的所有传统职能：研究，革新，教学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另一项职能即国际合作，亦应增加到这项职能之中。”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学的共同目标，成为确保大学的工作性质和效果必要条件，大学已经在知识的发展、转让和分享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更应该在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中为全面开发人类的潜力做出贡献。大学作为促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最重要载体，使受教育者在接受一种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文化，大学的国际化有力促进国家社会间的文化融合，拓宽社会成员的视野，能使人具备思想观念方面的开放性，有利于提高社会开放程度，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作者：楚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