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主义现象学管理论文

〔摘要〕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哲学主义现象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哲学主义现象学管理论文 篇1：

浅析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

【文章摘要】

人本主义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本文叙述了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并采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人本主义在新经济环境下激发员工创造力、吸引优秀人才、改进管理系统、建设企业文化中的指导作用，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指导意见。

【关键词】

人本主义；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成本控制

1 人本主义的主要内涵

人本主义，即“以人为本”。人本主义是德文Anthropologismus的意译，其词源是希腊文antropos“人”和logos“学说”。

人本主义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提出，他提出人本管理中最关键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发展，这是管理思想史中人做为管理对象第一次得到重视。20世纪，现代人本主义兴起，并与众多社会科学结合，形成了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动机理论等一批革命性的学说。

当代的人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横跨众多社会学科的概念，综合各种定义来看，人本主义往往都包含以下四个特征：1强调人的责任；2强调“此时此地”；3从现象学角度看个体；4强调人的成长。简单来说，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人本主义核心思想就是重视人、理解人、依靠人、发展人，区别于“以物为本”或“以资本为本”。

2 人本主义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演进

20世纪50年代，在人事管理的基础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管理理论与实践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识到与物与资本相比，人具有特殊性，并不是工具和机器。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人是有潜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就在于开发人的潜能，让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发挥。随着管理学与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结合，管理理论对人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逐步向知识经济过渡，知识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知识只能依托于人而存在，人才从一种资源转变为一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源开始向“人力资本”转变。这一时期人本主义思想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高度结合并渗透，使人力资源管理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3 人本主义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

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人才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成本逐步成为企业运营成本中支出最多的部分。企业必须要考虑如何在不影响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如何对人力资源的成本进行控制。人本主义对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3.1人本主义管理是激发员工创造力最经济的方法

知识经济中，员工的创造力日益成为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如何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亟待解决的课题。人本主义为如何激发员工创造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首先，创新工作往往需要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传统组织中的监督体制往往不能提供这一有助于创新的环境。而在人本主义的视角下，人们自己最终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所以人本主义管理不依赖于外部的监督，而专注于激发员工内心的动机，以引导员工自我实现为目标，这样就可以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达到激励员工创新的目的。这一做法的特点是成本较小，但收益高，不需进行任何投资，只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的一些转变。但应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适用这一逻辑，有些工作流程性较强，外部监督的重要性要远远比激发创造性重要，当然这也不是否认人本主义的作用，只是对于这些工作岗位，我们需要从人本主义的另外一个维度去分析。

3.2人本主义管理有助于吸引优秀人才

人本主义认为，人存在的目的在于自我实现。进入21世纪后，社会精英阶层获得物质收益的效用已经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开始追寻内心的满足，这印证了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论”。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如吸引并何留住人才一直是一个难题。在人本主义视角来看，传统的物质激励已经难以满足当代精英们的需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深入剖析他们深层次的需求，精准定位，设计出符合他们偏好的激励计划。在这种激励计划中，物质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与晋升机会来激发他们的幸福感与自豪感。

3.3人本主义有助于提升管理系统效率

人本主义强调，人是有思想的，人不仅是“工具人”，更是“经济人”、“社会人”以及“自我实现的人”。企业的管理系统应该在这些关于人的最基本的假设上建立，只有遵循了人本主义假设的系统才是更有效率的。人本主义下的管理系统应该承认人性的弱点，并激励和开发人性的优点。例如，对于很多企业存在的加班问题，传统理论认为加班是由于员工的懈怠导致的，这种懈怠是一种错误，应该对员工进行批评教育。但是，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每一件事都保持着高度集中与高效率，所以懈怠与拖延无法避免，存在加班现象说明企业可能对人力资源的分配与估计有问题，或对工作的关键环节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了员工的拖延。人本主义并没有简单的把懈怠简单地认为是由员工的错误导致的，而是从人的本性这一视角来发现并解决问题：要么承认拖延是人的天性，无法避免，所以只能重估并重新分配人力资源；要么认识到拖延虽然是人的天性，但可以通过监督机制克服，那就根据需求改进管理系统。在解决这一类与员工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管理系统设计上，人本主义往往能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梳理人本主义的发展脉络，结合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下的新趋势，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人本主义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控制的指导作用。任何研究都难以穷尽人力资源管理中实践的所有问题，在人本主义的视角下，该领域仍有许多更有价值的问题有待探讨。世界的近代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自我解放与发展的历史。人本主义贯穿于几百年社会科学研究的主线是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不断发展的源泉。当我们面对挑战时，一方面，我们应该开拓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从亘古变的真理中寻找答案。

【作者简介】

朱蕾（1979-），女，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北京赛迪经纶传媒投资有限公司，经济师，本科。研究方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

作者：朱蕾

哲学主义现象学管理论文 篇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热点综述

〔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45.2%，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10.7%。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26.0%，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1- 12期.

责任编辑 苏玉娟

作者：冯琳

哲学主义现象学管理论文 篇3：

关于“无原则的批判”的演讲

“无原则的批判”如果翻译成英文，西方人早就有另外的说法，即无政府主义，如科学哲学中的费耶阿本德就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为什么不用无政府主义一词呢?因为，首先，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不适合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或思想研究。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如果在中文当中，也可以变成无原则主义。为什么?因为政府即管理、统治，一种管理和统治必须有国王、总统、主席，即必须有政府首脑。而政府首脑(pdnclpa”就是原则，在西文当中，无论英语、德语还是希腊语中，它都与原则相关。原则即开端、基础。其次，我们不用无政府主义还因为“主义”也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们也不使用这个词；而用无原则的批判。

一、批判

1、批判的日常语义

日常语义中，批判包含两个东西，一是评判、分辩、审查、区分，无论是批还是判在汉语词典中都有这一层共同含义。除此之外，批判还有一种糟糕的含义，即批判或批评是否定性的，而前面我们说的作为评判的批判是超出肯定、否定之外的。否定性的批判或批评，就是诸如“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以及我们过去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指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我们在语言中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东西。

但这里我们所使用的批判和批评，主要是基于评判。在这里可以追溯一下中国人所说的批判有什么意义。

2、中国思想中的批判

最典型的是庄子所说的“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美”，庄子时期，批判还不是合成词，但“判”在先秦就已形成，且包含后来的批判一词的基本含义。

在佛学中，如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天台宗等，每一教都有判教，对佛生前讲法的四十几年进行区分，每一个教都在评判释迦牟尼讲法的基础上，宣称自己所主张的经典是最好的，判教判到最后都是判到自己那里去了。

3、西方思想中的批判

西方有几个典型的人物。哲学从它开始的时候，就有批判的意义，但真正把批判作为哲学提出来的是康德，康德的代表作是三大批判，他的批判是划界，与否定性的批评没有任何关系。划界是划人类理性的界线，这有三个方面，首先人类能够认识什么，对立面是人不能认识什么，把界线划出来；其次人类能够意愿什么，再次人能够希望什么。康德的划界实际上就是为真善美划界，为知意情划界，康德有自己专门的表述方式，如关于认识的是知性，理性的领域是不能认识的，上帝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康德为认识和信仰划分了界线。他有一句名言：所谓的哲学家是人类理性的地理学家。地理学家为地貌确定边界，最典型的作品是地图。康德的批判是为理性或思想确定其边界。

我们看一下马克思。马克思也主张批判，但他的批判不是评判的批判，而是带有否定性、革命性的，他与以前的区别在于从理论批判转向现实批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他的批判是要导致肯定无产阶级、否定资产阶级，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的批判是现实批判，他这种现实批判是否定性和革命性的。

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自己的哲学是批判哲学，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存在的理解具有广义的批判特色，即为存在划界。存在的划界最典型的就是存在不等于存在者，且为存在者在历史形态上确定自己的界线，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思想是存在的形态学。这句话包含了复杂的内容。

首先，思想被存在规定，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像先有地质地貌才有地图一样，同理，先有存在的形态才有关于存在的形态学，所以思想是存在的形态学。这里首先肯定了存在规定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使命就是描述各种各样的存在形态。我们对世界进行分析时，此在显现的不同模态就是存在的形态的一种方式，我们进入历史阶段，就要考虑到存在的历史形态是什么，是作为上帝、理性还是作为自我。最后，还要进入语言的形态。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现实批判之间具有差异，两者与康德之间又有差异。

对我们有启示的还有后现代的语言分析和语言解构。后现代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语言分析，对语言问题有种种策略。

一个是英美哲学，特色是语言分析。语言分析要提供一个基本界线，即语言的有意义和无意义。通过语言分析可以揭示出我们的哲学、美学、伦理学中有很多问题是无意义的，人们辩论的很多问题在语言分析来看是虚拟的，不在于问题本身的答案是否正确，而在于问题本身没有答案。语言分析训练对于学习美学的同学来说是必要的，不要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纠缠，要区分出哪些问题是有意义的、哪些问题是无意义的。再一个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很多是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但是结构主义最早是从语言的结构开始的，找出语言结构的共时性、历时性。第三个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要解除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首先是语言的结构，有中心、构成要素、整体，在解构主义看来，都需要解构。解构主义还有建构的一面。但解构主义就其语词、行动方式、思想方式而言都表明它是破坏性的，所以我们讲批判时，并没有采用解构一词，但它对我们的思考无疑是有用的。

总结西方思想，康德主要是思想的批判，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是存在批判，后现代是语言批判，三者都成为我们思想的资源。所以无原则的思想来源于中西思想，并不是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但我们要将古人所说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4、对批判的思考

尽管我们提供了日常语言中，中西思想关于批判的各种理论，但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仅仅接受别人说过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再思考。再思考可以借助西方语言给予我们的启示。批判的德语就是kritik，英语是critic，来源于crisis，即“危机”，危险的时候和危险的地方。汉语中的危机包含有危险和机遇两个方面，危险是否定性的，机遇是肯定性的。那么危险的时候和危险的地方又表明了什么?我们可以将危机一词变成另一个词，即临界点。如对人来说，最大的危机是要死的时候，他活着但要死了，这里有一个临界点。所谓的批判或批评就源于危机、临界点。所以批判最根本的就是要区分边界。所谓学习思考，就是要找出所思考的东西的边界。

边界又意味着什么?在边界这个地方，一个事情才能成为自身，同时与其它事情区分，如中俄边界、中日边界。但思想的边界不是先有一个既定的边界。没有区分就没有边界，边界是定出来的，这才显示出思想的重要性。有了边界我们才变得清晰，没有边界是混沌的。懂得边界的人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因为只有知道人自身、思想自身等等边界，人才能不仅将人与动物、人与物区分开来，而且懂得人与自身的区分，从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才能自由地参与世界游戏。

区分边界包含有几个步骤，首先是区分，其次是比较，再次是决定(即选择最好的)。

二、原则

原则即哲学中的开端、基础、原因。在中国和西方，原则有另外的名字，如中国的道，西方的上帝、理性。中西历史上的批判都是有原则的批判。

原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批判者出发，从一个我，也就是一个具有先见、成

见的主体出发；二是从被批判者出发，从物出发，包括作为被批判者的我。从我出发，原则就是我的立场，如过去所说的无产阶级立场或资产阶级立场等。从物出发，原则就是基础、原因。我们要描述一个物时，大多数时候就是要描述其原因，尤其是对于哲学来说就是要描述本体，如美的本体论、物的本体论等，但描述的时候忘记了物本身，去给物找一个本体，就像禅宗所说的头上安头、骑驴找驴。这是过去一般的思维套路，从我的立场出发去分析事情。没有我的立场、没有物的基础和依据，批判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三、无原则

我们这里所坚持的是无原则。无原则首先就是无立场，要消灭立场。我们特别强调，不要总说“我以为”、“我认为”、“我的想法”、“我的意见”，一旦采用这种语言说话时，你谈论的根本不是哲学，哲学首先就是要消灭这个日常的、局限于公共意见和个人经验的我。“文革”时，我们的哲学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没有个体经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个体言说的哲学，从我出发，谈个人感悟。这些都不是哲学，因为你的感觉与我无关，我们讨论的不是你这个我在某时某地的看法。这种个体言说有诱惑力，很多人希望在个体言说中找到与自己个体的生存境域和经验相关的东西。真正的个体言说是如尼采一样的，尼采的个体言说绝不是自己精神病的发作。 其次，无原则是无基础。我们探讨事情不是要头上安头，而是要把事情本身揭示出来。我们很多人讲美和艺术，要么为美和艺术找一个心灵的根源，要么找一个现实的根源，要么找一个物的根源，而美和艺术自身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我们并没有揭示出来。很多美学观都是讲美后面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去掉美后面的东西，谈美本身自己是如何显现出来的。

四、批判的三个维度

批判的问题本身有差异性，有的偏向语言，有的偏向思想，有的偏向现实；对有的问题的批判以去蔽为主，有的问题则以显示其自身为主。基于问题自身的差异性，批判包括三个维度，即语言批判、思想批判和现实批判。

(一)语言批判

语言批判即对语言进行划界。语言在哲学中最早以概念形态出现，概念辨析在传统哲学中非常重要，传统哲学依据概念构建体系，但现代、后现代哲学中概念不起作用。概念是理性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手段，用一个概念把握事情的差异性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现代哲学很少有核心概念，有多少事情就有多少差异。

从概念到语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对概念的把握变成了对语词的阐释(解释、揭示)。概念一般是明晰的，而语词是歧义的、多义的，需要对其进行辨析。对语词的辨析包括两个方面：1、语义分析，以及语法、语用的分析；2、对语词更多的是进行分类。康德的知情意是从人的心意功能进行分类的，乔姆斯基把康德的心意诸功能变成了语言现象。对语词的分类包括从语词形态上的分类和从内容上的分类。现代哲学注重的是句子本身表达了什么，看句子是陈述性的、意愿性的、还是情感性的，这就是从句子本身的形态来分类。从内容上分类，最典型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语言、自然语言、诗意语言的分类。海德格尔找出了与技术语言不同的保持语言本性的自然语言，但自然语言在日常语言中已经被消灭掉了，丧失了自然本性，唯有在诗意语言中语言的本性才重能出现。

我们所说的语言是欲望的语言、工具的语言和智慧的语言。海德格尔不讲欲望的语言。将智慧的语言仅仅等同于诗意的语言也是很偏狭的。如荷马史诗来自缪斯的灵感，神话的真理早于诗意的语言。工具的语言也不等于海德格尔的技术语言，他的技术语言是技术化的语言。欲望、工具、真理三者的关系是游戏。Word与words是相区分的，这种区分是道与语词的区分。真理的语言即中文所说的“道”。但“道”不是道家不可言说的自然之道，因为自然之道是非语言性的。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的转换就在于把非语言性的东西变成语言性的。

(二)思想批判

思想表现为已思考的，包括日常的和哲学的。思想批判不仅要对已思考的进行批判，还要找出我的思想和已思考的东西的界线。而已思考的无非是西方的思想和中国的思想，注意中西思想的边界。

1、西方的思想 西方的思想要注意其时代性。西方思想分为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后现代五个时代，每一时代的思想都不相同。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不同，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同在，所谓的英雄、圣人、自由的人都与神性相关。西方的神具有历史形态：古希腊的神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但有众神之父；中世纪的神是上帝；近代的神是人性，即人内在的神性，也是人的理性；现代的神是世界之内的神；后现代的神在各种新型宗教中产生，然而诸神不再有众神之父。

2、中国的思想

中国传统社会只有朝代的变化，无所谓时代性。时代是时间的中断，而朝代是自身的轮回。虽然中国思想在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思想潮流，并具有复杂的演变，但其基本主干是儒释道三家。它们主宰了中国思想的历史，并影响了一些非主流的思想，如明清人本主义思潮无非是禅的变形。儒释道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三个方面：自然；社会、心灵。

中国后自然时代是反天人合一的时代，自然性终结之后，出现了各种可能的东西。

3、中西思想的边界

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来说，思想批判不仅要对思想的一般形态进行划界，而且要对于思想的历史形态进行划界。所谓的思想的历史形态表现为已思考的，而且具体地表现为西方和中国思想的历史。柏拉图说过，思想就是要与似是而非做斗争。在此思想批判的任务就是：分辨西方思想的历史本身，同时分辨中国思想的历史本身，最后标明中西思想的边界。不要用西方的东西比附中国的东西。中西比较的边界是有前提的。比较不是两种以上的材料的排列，更不是随心所欲的比附，而是批判。首先要找到相关性；其次要有同一性；再次要有差异性，比较最根本的就是要揭示出差异性。这就是说，比较不仅要找到中西思想的同一性，而且要找到其差异性，亦即边界。边界之处正是当代思想的真正开端之处。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的思想批判就是走在中西思想的边界上。

(三)现实批判

现实批判绝对不等于对一个事实的描述，而是在思想批判和语言批判基础上进行的，只有经过语言和思想批判，才能进入到现实批判。现实包括三个方面：虚无主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

1、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容易被误解，被视为一个否定意义的词，尤其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虚无主义者，如颓废主义者，吸毒者等。

哲学批判要摆脱道德偏见。进行哲学分析要注意三个东西，即存在判断、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从事哲学分析一定要摆脱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这里有一个经典性的例子：存在判断——这个女人是受苦的；价值判断——这个女人不应该受苦；情感判断——这个女人好苦啊。哲学中最根本的是存在判断，也即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都不能掩盖它。价值和情感判断容易掩盖事实真相。如黛安娜王妃死时人们都

很悲恸，但就在同一时间，世界上有另一个伟大的女性逝世，那就是修女特蕾莎。特蕾莎比黛安娜更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她直接进入到世界的痛苦当中，直接进入到存在中，世界上很多人死在她的怀抱里。而面对黛安娜大家做的不是存在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与情感判断有其限度。她也可以感叹世界的糟糕，但并没有进入到存在当中。所以价值和情感会掩盖存在问题，并不能取代存在判断。我们学习哲学，首先要进入存在判断、事实判断中，改掉自己以情绪代哲学等毛病。

1)对虚无主义进行存在分析

关于虚无主义，我们不要觉得它恶心、令人烦恼，而是要对它进行存在分析。那么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在中文的说法是虚空、没有等。西方的“虚无”一词来源于希腊文nihil，即英文的nothinso但关键问题是我们日常的虚无主义不仅是讲虚无，它还在虚无后面加上了一个词尾，即主义。主义是一个东西的极端化。现代思想家很多人不主张自己是某个主义，如海德格尔非常讨厌主义，我讲的是无原则的批判，也不是无原则的批判主义。胡适曾说过“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因为主义是极端化，从极端化的立场出发看问题就会掩盖事实。虚无主义主张自己是某种主义，它本身就已经不是存在判断，已经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对虚无主义进行存在判断时，会发现虚无主义自身是极端化的，是有偏见的。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虚无主义无非是讲世界或人生是虚无的、没有意义的。但光这样说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对虚无主义的形态进行具体分析。

2)西方历史上的虚无主义

西方社会当然也有觉得人生没意义、自杀、杀人等现象，但是从西方哲学上看，虚无主义从来没有成为思想的主题，不仅如此，虚无、否定、空虚等也都没有成为西方思想的主题。虚无和虚无主义在西方历史上只有否定性意义。它被否定掉了，直到尼采，虚无主义才被提出。尼采讲的虚无主义并不是说存在者不存在，而是讲存在者没有根据，没有意义。西方讲的存在者的最后根据是上帝，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否定了西方存在者的最后根据。上帝又是理性的代名词，所以上帝之死也就是理性之死。尼采对虚无主义有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即“沙漠的沙漠化”。什么是沙漠的沙漠化?先有绿洲，接着出现沙漠，所以沙漠是对现有的生命的否定与扼杀；然后，沙漠的沙漠化阻碍了一切未来的生命的到来。这就是沙漠的沙漠化——扼杀已有的生命，而且阻碍了将来生命的可能，真正的关键点在后一层含义。所以尼采说虚无主义最可怕，就像沙漠的沙漠化。

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虚无主义要从他的思想出发，海德格尔区分存在者和存在，虚无主义是对存在的遗忘。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讲海德格尔注重虚无、否定与中国的道家、禅宗有关，但是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3)中国历史上的虚无

中国儒家没有虚无主义情怀，儒家相信现实世界(天地君亲师)。那么道家和佛教的虚无是否是尼采、海德格尔所讲的虚无呢?

道家讲无中生有，无具有本源性的意义，无并不是否定性的，它就是道，具有创造世界的力量。道家的无、空、虚以及与此相关的境都不具备消极性，它是本源，这里正好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有意义，且是意义的源泉。所以不能把道家的无与尼采、海德格尔的虚无进行比附。

佛教讲遁入空门，但空不等同于无，也不等同于虚无。禅宗有句话讲“学佛非大丈夫不可为，非帝王将相所做之事”。大家看看释迦牟尼本人的经历，看看达摩、慧能，都说明这一点。这里我们对佛的基本思想简单说一下。我们只讲讲大乘佛学。大乘佛学有空宗、有宗。《心经》有一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不是什么虚实关系。空不等同于道家的无，但中国人最早理解大乘的空宗时，是用道家的玄学来理解的。真正的空宗的空，简单说来是“缘其有，自性空”，即万事万物都有原因，但就空的本性而言是没有原因的。比如一个杯子是由钢做的，钢由矿石而来，杯子就它自己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并没有自己真实的本性，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当中。所谓色空，色不光是女色，而是一切存在者，色空即一切存在者都是空的，没有自性、本性。色空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色即是空，一个是空即是色，空并不离开色，真正悟道的人不是追求色之外的另外一个空，那个空是顽空、恶空。禅宗三祖僧璨与慧可悟道之后到酒楼、妓院去玩，旁人好奇，悟道之人何以到这种地方来，僧璨回答“我自调心，关尔何事”。这说明不要追求色之外的空，色即是空与空即是色是相互阐释、相互规定的。很多同学对《红楼梦》感兴趣，“红楼梦”是什么意思?它的主题就是色空。当然红楼梦还有其他主题，如道家的、儒家的，我们讲的是与佛家相关的主题，这是《红楼梦》最根本的主题。红楼是梦，梦是空。这句话还要倒过来，即梦红楼。研究《红楼梦》要从色空与空色角度去看。所以空宗不等于道家的无，也不是虚无主义所说的虚无。有宗则是强调真如和佛性的，人的本性是清净的。慧能有一句名言“佛性本清净”(以敦煌本为依据，不是“本来无一物”。注意“本来无一物”是后来流传的各种版本对禅宗的误解，是把慧能的思想误解成空宗，然后又用道家的思想误解空宗，这里有双重误解)，慧能讲的是自性清净。无论是空宗还是有宗，都不是尼采、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也不是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的虚无主义。

回到西方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最主要的是强调存在的没有根据性，即无家可归，与儒释道不能混在一起。

4)中国当代的虚无主义

中国当代的虚无主义，就是中国自身传统、精神的毁灭和崩溃。传统中国人的根据是天道自然、天人合一、天地君亲师，在我们的时代都毁灭了，这并不是说天真的塌了，而是说天不再作为我们世界的根据。中国传统是自然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后自然主义时代，“后自然主义”是我给它起的名字。自然时代这种说法不是我的创造，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说过。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的精神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这个自然的精神对西方而言，它与神启是相对的。中国只相信天地，不相信神，西方人相信神启。我们的时代既不相信天地，也不相信神启。中国现在不是西方的后现代，而是后自然时代。后现代是超过现代和前现代，中国现在既有前现代，也有现代、后现代，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后自然。这才是中国现在的虚无主义。具体地说来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丧失了根基，西方精神也不能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很多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但自己并不相信基督教。中国现在有所谓文化基督徒，即违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采用其文化。但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在他的言说、行动、生存各个方面实践其基督教教义。所以文化基督徒的出现只能说明基督教在中国的虚无化。所以中国现代的虚无主义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精神的溃败，二是西方精神的表象化，三是革命精神的丧失。其实革命精神是非常好的，当年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是非常崇高的，可惜我们的时代英雄没有了，雷锋不见了，这是虚无主义的表现。

2、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不等同于技术，技术主义是技术的极端化或技术化。如技术主义的极端

化在我们的时代表现最清楚的就是技术化伪装为科学，如科学万能等。技术主义在我们时代的表现是技术不仅仅是要控制自然，而且要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语言，我们时代技术化最典型的标准就是信息化，对语言的控制，如手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任何人离开这些东西就仿佛脱离了时代。

3、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在我们的时代最主要的是欲望失去了它的边界，失去边界最主要的是依赖于虚无主义，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根基，上帝不存在，天地良心不存在，于是一切都可以做，这意味着不仅一切好的都可以做，一切坏的也都可以做，正如美国人所讲的“everything Soes”(一切都行)。

五、总结

关于无原则的批判，我们的基本结构是先讲批判，然后是原则，第三是无原则，第四是三种批判，即语言批判、思想批判和现实批判。我们所讲的不光是抽象的道理，而且也有运作的可能。

所谓的“批判”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康德的说法，即区分边界。它不同于我们一般讲的批判的意义，因为一般讲的批判是否定的。所谓的批判也不同于分析。分析哲学的分析主要是逻辑分析，对句子的分析。批判即区分边界是描述一个事物的本性。批判也不同于解构。

原则主要从两个方面讲，一是从我出发的，即立场；二是从事情出发，即根据。与我的立场相关的还有观点和先见。立场是我所站立的地方，观点是我的视角，我所站立的地方决定了我的视角。观点是我所观察的切入点。先见是从我的立场出发，根据我的观点先所具有的见解，也就是理论，我所具有的理论，因为所谓“见”，也即看，就是理论的本义。

1、立场。立场包括自然思维和理论思维。自然思维不仅仅表现为与生俱来的，还表现为天地自然等。理论思维指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传统思想。海德格尔在他思想的第一阶段关于“人生在世”，批判的是日常思维；第二阶段批判的是理论思维，即西方传统的主体客体思维；第三阶段批判的是形而上学的当代思维、技术思维。

2、根据。如冯友兰的美国实证主义根据，朱光潜的唯物唯心根据等。美学始终没有脱离根据，为美寻找一个根据。这种根据思维遗忘了一点，即美自身是如何显现的。实践美学将一切与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审美现象最后都还原为劳动，那么与劳动并不相同的美和艺术到底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根据有几种，如中国的根据有自然、天道等，西方的根据有理性、上帝、自我、存在等，但追问根据都遗忘了事情本身是什么。追问根据的论证在逻辑上讲有演绎和归纳，两者论证的顺序和程序不同，但都遗忘了事情本身。如演绎论证：大前提——人是要死的；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在这样一个论证中，“苏格拉底自身是如何走向死亡的”被遗忘掉了。所以我们反对演绎和归纳论证，但是在揭示事情本身时，演绎和归纳可以作为工具而使用。

中国的诗性智慧(形象思维、像思维、比喻、性灵文字等)揭示出中国人的思维有两大特性，即自然性思维和历史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中常常出现自然性的例子，如天地、万物等。中国人从自然中发现道理，如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但天和地就自身而言无所谓尊卑，天尊地卑已经有立场在其中，天地如何与人建立联系并没有说清楚。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精神是纯粹自然的关系。中国人还喜欢举一些历史性的例子，如寻找邻居会联系到孟母三迁的历史故事等等。

但是，西方人从现象学开始已经在反对那种纯粹的论证性思维，现象学的口号就是“走向事情本身”，这是我们思想和批判的起点。

(李万军整理)

作者：彭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