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贸易产业研究论文

2022-04-22

[摘要]本文通过计算中日、中韩和日韩的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得出以下结论:三国之间贸易量前10类产品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都超过60%。其中,韩日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中日和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又高于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不过这三国之间还是以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性产业内贸易指数很小。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自由贸易区贸易产业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自由贸易区贸易产业研究论文 篇1: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构想及其意义

摘要:自由贸易区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背景下区域间各国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而采取的折中选择,上海合作组织是致力于打击三种主义的地区合作组织。文章分析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经贸发展状况,从区域内贸易发展、区域内各国贸易联系和贸易互补性三个角度出发论证了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共同利益,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有利于强化区域经济合作。開拓新兴市场,稳定大宗商品供给和加强地区影响力。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贸易密集度;贸易互补性;区域经济合作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2年6月6~7日,胡锦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2次会议,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第三次在中国举行。在2008年杜尚别召開的第8次首脑峰会上各方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纲要》中期目标是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上開展大规模经贸合作,远期(2020)目标是在本区域内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本届首脑峰会上,如何落实《纲要》规划,携手应对金融危机余波及欧债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是各方重点商讨的议题之一。《纲要》为我们规划出了一幅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各国经济贸易投资合作的长远蓝图,能否落实、如何落实则是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贸易自由化作为一种趋势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在各种因素,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下,WTO框架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事实上受到诸多掣肘,反映在现实中就是WTO主导的多轮贸易谈判至今乏善可陈。在此背景下,为了最大限度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分享贸易利得和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安抚国内既得利益者和保护贸易拥趸集团,参加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成为各国政府的折中选择。在WTO框架内,WTO对建立和加入自由贸易区实行报备制,WTO不反对各成员国参加各类自由贸易区组织,并希望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通过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和领域间接向更广泛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虽然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仍是目前争议较多的话题,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形形色色的自由贸易区裹挟着全球化浪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EU)、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等,大致可以包括北北型自由贸易区、南南型自由贸易区和南北型自由贸易区。从实践上说北北型自由贸易区(如欧盟)或者南北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较南南型自由贸易区開展时间更早,作用也更加明显,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典型代表的南南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发展带动了对外贸易发展,继而推动了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经贸交往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得到保障,例如墨西哥经济发展严重受制于美国,即使是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欧盟内部也时常就自由贸易区利益分配问题而龃龉不断;再一方面,深陷债务问题的欧美各国经济增长疲乏,市场萎缩,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给发展中国家開拓发达国家市场造成了麻烦,因此需要扩展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市场。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仍将是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的主流。

目前,中国正在与28个国家或地区建设了或正在建设15个自由贸易区,其中已经签署了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CEFA)。正在商建的自由贸易区有5个,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冰岛自由贸易区。同时,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与韩国结束了自由贸易区联合研究,正在開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总的来说,目前中国自由贸易区安排呈现出一种以亚太邻国为重点、以拉美北欧为侧翼,点线面结合的发展态势。中国14个邻国中,在东亚,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甚至有望在一定条件下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努力;在东南亚,中国已经与东盟正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地区性自由贸易区组织;在南亚,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中巴自由贸易区,并且正在积极与印度磋商建立自由贸易区:但是,中国尚未与中亚地区邻国哈吉塔乌土等和北方邻国俄罗斯在自由贸易区问题上有重大进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构建全方位立体式自由贸易区体系的一大缺陷或者遗憾。

2011年9月2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商务日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提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可以适时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这也是迄今为止中方高官就此问题最新也是最积极的表态。事实上,以深化成员国之间睦邻友好关系、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为出发点,以打击三种主义和促进联合发展为己任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地理范围上正好覆盖了目前中国周边自由贸易区进程最为滞后的俄罗斯和中亚诸国。这就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鲜明的方向,即能否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现有渠道,在加强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以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能否积极推进以政治话题为主要议程的上海合作组织向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迈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更好的实现政治互信有必要加强双边经济贸易联系。而贫困和经济落后正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温床,为了彻底根除三种主义对地区稳定的危害,提高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治本之策。

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有效促进国际分工,提高贸易各方福利,因此自由贸易一直以来都为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并不断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奔走呼号。但是。自由贸易虽然能提高贸易各方福利,但是纯粹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困难重重。因此,才建立了以降低关税和消除贸易壁垒为目的、以实现自由贸易为己任的WTO;同样正是因为在实现全球自由贸易道路上障碍不断,才有了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向区域自由贸易演进。并最终实现全球自由贸易的次优选择。自由贸易区是经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也是当下各国之间相对容易达成一致的议题。

目前,针对中国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大量集中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上,如佟福全(2002)、张蕴岭(2002)、崔日明(2002)、张彬(2011)等探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贸易效应,胡鞍钢(2001)、刘昌黎(2001)、张曦、海闻(2003)等分析了中日韩,乃至包括香港等地的四地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发展的前景及可能性:但是,很少有文献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为数不多的几篇,如:贾俐贞(2007)首次探讨了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问题,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和中亚经济合作组织的相对脆弱性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历史必然,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陈小沁(2010)也谈到了特别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肩负重任。赵鸣文(2011)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从“上海五国”机制演变10年来成绩斐然,但是上海合作自由贸易区短期内难以形成。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如何促进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二、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经贸发展现状

为了探求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有必要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经贸发展情况。本节主要从区域内部贸易发展状况、贸易密集度和贸易互补度三个方面分析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经贸发展现状。

(一)区域内贸易比重

表1分别统计了1995~2010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各国与其他五国区域间贸易占各国总贸易的比重。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与其他五国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仅为1.95%~3.39%之间,其中中国对五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大部分年份均低于中国从五国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俄罗斯与其他五国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高于中国,大致在8.28%~11.93%之间,同样,俄罗斯对五国出口占俄罗斯出口的比重略低于俄罗斯从五国进口占俄罗斯总进口的比重。这说明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而言,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进口强度高于出口强度,也就是说在区域内两国更倾向于扮演进口者的角色。

与中俄不同,哈吉塔乌各国对其他五国区域内贸易占各自总贸易的比重明显较高。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比重甚至超过50%,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超过40%。这说明对上述四国而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重要性十分明显,这是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条件。还可以发现,上述四国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略高于进口的比重,这说明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出口强度高于进口强度,也就是说在区域内两国更倾向于扮演出口者的角色;而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略低于进口的比重。

从该比重及进出口相对大小可以看出,哈吉塔乌等国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明显高于俄罗斯和中国,其中中国最低。因为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主要集中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贸易主要集中在从上述国家进口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初级商品,而出口工业制成品等商品。

(二)贸易密集度

在分析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时,贸易密集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及由此得来的贸易偏斜指数都是重要的指标。其中贸易密集度指数的公式为:

其中,TIij表示贸易密集度指数,Xij表示i国向j国的出口,Xi表示i国的总出口,Mj表示j国的总进口,Mw-Mi表示世界总进口减去国家i的总进口。贸易密集度指数可以反映出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TI>1表示i国向j国的实际出口大于预期出口(预期出口由以进口衡量的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决定),两国的贸易关系密切;反之,两国贸易关系疏松。本文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中心分别计算了中哈、中吉、中俄、中塔、中乌、俄中、俄哈、俄吉、俄塔、俄乌贸易密集度指数。

表2显示,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其他国家贸易密集度整体而言高于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其他国家;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除俄罗斯)的贸易密集度呈上升趋势而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贸易密集度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哈吉塔乌四国与俄罗斯历史上同属苏联加盟共和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苏联解体后,五国均为独联体成员国,继续保持着密切往来,俄罗斯也一直视哈吉塔乌等国为其经济后院,不断通过诸如签订《独立国家联合体自由贸易区》等方式加强在该地区的贸易存在,因此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密集度高于中国与上述国家。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因此与哈吉塔乌等国的贸易密集度不断上升,目前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密集度均超过1,与这些国家之间贸易密切;而随着俄罗斯经济发展,对外贸易随之扩大,但在贸易方向上開始注重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等国发展贸易,因此与哈吉塔乌等国贸易密集度呈下降,但是即使如此,俄罗斯与哈吉塔乌等国贸易密集度仍达到10左右,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

(三)贸易互补性

贸易互补性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问题,Drysdale(1967)提出如果两国存在紧密的贸易联系,那么还必须确定这种联系是互补性和还是偏向性,进而认为当各国之间存在互补性的紧密贸易联系时,有利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至少会减少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阻力。为了衡量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参考于津平(2003)和尹翔硕、郎永峰(2011)等人的研究方法得到以下贸易互补性指数计算方法:

从表3可以发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贸易互补指数均大于1,并且与所有国家的贸易互补程度均呈上升趋势。俄罗斯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贸易互补指数大于1,而与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贸易互补程度呈下降趋势。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贸易互补指数大于1,与区域内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互补程度也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吉尔吉斯斯坦与俄塔乌三国贸易互补指数大于1,与区域内各国贸易互补程度基本保持不变。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贸易互补指数大于1,与其他三国贸易互补程度呈下降趋势而与中乌两国贸易互补呈上升趋势。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贸易互补指数大于1,与俄塔两国贸易互补程度上升而与哈吉两国贸易互补程度下降,与中国贸易互补程度基本不变。同时,以2010年为例,可以将表3改写成另外一种形式,见表4。

通过表4可以发现,中吉、中塔、中乌贸易互补指数小于吉中、塔中、乌中贸易互补指数,也就是说根据不同国家计算出的贸易互补指数并不相同,其中吉中、塔中和乌中贸易互补性要高于中吉、中塔和中乌,也就是说上述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要高于中国对上述国家的贸易互补性。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上述国家因与中国进行互补性贸易而获得福利提升更加明显。同样,以俄罗斯为例,俄中、俄乌贸易互补指数小于中俄、乌俄贸易互补指数,也就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贸易互补性要高于俄罗斯与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互补性,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中乌两国因与俄罗斯进行互补性贸易而获得的福利提升较俄罗斯更加明显。以此类推,可以研究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国之间開展贸易,特别是互补性贸易而获得的福利提升。

三、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从区域内贸易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区域内贸易占各国,尤其是中亚四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还是从密集度指数所反映的贸易关系,特别是从各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来看,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条件是基本具备的。

(一)高水平的区域内贸易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条件

区域内贸易的高度发展,说明区域内贸易往来频繁,经济关系密切,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条件。哈吉塔乌等国区域内贸易比重高达50%以上,区域内贸易是上述各国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区域内贸易比重也达到10%左右,且特别是由于与中国贸易规模扩大,呈上升趋势。中国区域内贸易比重虽然较低,有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庞大,因此与上述国家区域内贸易比重相对较低。另外,中国从上述国家的进口大多是石油、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材料,对维护我国能源供给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能源需求不断加强和中亚地区各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及欧美出口市场相对疲软,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域内贸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呈现稳定的上升态势。

(二)密切的贸易关系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关键因素

密切的贸易关系,既是对长期以来区域内各国经贸关系的概括,也是对今后各国经贸关系的展望。业已形成的紧密经贸联系有助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现有的经贸关系,因此,紧密的经贸关系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关键因素所在。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反映双边贸易关系的贸易密集度指数大多年份大于1,这反映出中俄与其他国家已经形成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对关系中,只有中俄或者俄中贸易密集度指数均小于1,这反映出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明显滞后与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滞后于两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一方面既有历史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两国政热经冷的尴尬现状。随着两国互惠友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政府间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不断延伸至经济领域,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两国贸易关系必然更加紧密。更加紧密的中俄贸易关系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前提,同时,可以预见自由贸易区的组建也将进一步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三)较高的贸易互补性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动力

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根本目的在于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更加合理的国际分工,降低关税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福利水平,因此,较高的贸易互补性正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动力所在。各国在追逐对方比较优势弥补自身比较劣势的过程中,即在贸易互补性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对自由贸易区的需求,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后,较高的贸易互补性同样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动力。否则,经济和贸易结构上的同质化表现出来将是激烈的竞争性,不利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在发达的欧盟内部也存在诸如德国、法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中等国家和葡萄牙、希腊这样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互通有无,互补余缺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由贸易区的功效。从表3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几个国家之间在个别年份低于1之外,其余均大于1,这意味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互补性较强,这也基本符合目前的现实情况,即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有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在初级品特别是大宗原材料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说明,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已经具备了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最重要条件,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样是各国据以获得贸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本质。

四、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及途径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对中国而言,对区域内部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对其他国家而言,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可以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充分享受中国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地区经济增长红利。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耀眼的国家,30多年的持续增长使得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这为其他国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问题,扩大内需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这又为其他国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具有贸易竞争力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特别是矿石燃料和农作物产品,部分国家特色纺织业和其他产业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与中国的进口需求基本吻合。另外,对中国而言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一)强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根本目标所在,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内部国家互通有无,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即有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潜力;也有像俄罗斯这样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市场潜力巨大,经济发展迅猛的金砖大国;也有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油煤气资源,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性大国;同样也有像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对落后的国家。但是,发展本国经济,加强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话题,也是各国寻求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力。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程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下较为现实和理想的选择。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活动,可以有效地促进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的初衷在于打击三种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而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正是恐怖主义、地区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有效的发展经济,提振国内市场,促进居民收入提高,增加社会福利開支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这就要求上海合作组织更多地通过关注经济发展,以达成其政治目的。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宗旨的题中之义。

(二)開拓新兴市场,稳定大宗商品供给

随着美国内部经济问题和欧洲债务危机的不断加深,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这使得我国本已严峻的贸易形势雪上加霜,扩大国内需求和開拓新兴市场是解决外贸吃紧的重要途径。为了使国内产能得到合理利用,在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大開拓新兴市场的力度,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力度,转移外贸出口方向,增加当地存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邻国无疑是第一选择。哈吉俄塔乌等国历史上同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经济政策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重视重工业生产和忽视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生产,独立后虽然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民生领域生产仍然比较滞后,这为我国企业拓展当地市场提供了条件。

同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均有丰富的油煤气资源,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重要的产油大国,哈萨克斯坦的坞、铀等资源储量世界第一,铁矿石的产量也十分丰富。近一段时间以来,西亚北非局势紧张,世界能源供给受到伊朗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的不断干扰,并且在将来一段时间内能源紧缺将始终是伴随世界经济的一个敏感话题。近年来,中国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消费快速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因此,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经济合作与联系,稳定大宗商品供给对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具有现实意义。

(三)在上海合作自由贸易区内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地区影响力

另外,对我国而言更为现实的因素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是为数不多的由我国倡议并主导的地区性组织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以我国城市名称命名的国际组织,通过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由侧重政治合作向同时注重经济合作转型,有利于我国在区域内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首先,可以通过ODA或者信贷支持/优惠贷款等方式帮助地区落后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其次,可以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对上述国家进行投资開发,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再次,可以深化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关系,签订大型基础设施合同和长期商品供求关系。

在上海合作自由贸易区内部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日后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亚五国中四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三国与我国接壤,中亚是中国周边一块相对独立的战略区域。在上海合作自由贸易区内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有助于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维护边界安全和稳定,特别是可以防范地区外其他大国或者大国集团插手地区事务,制造不稳定因素,最大程度上使中亚地区成为我国稳定的战略后方。结合美国拉拢日本积极构建TPP争夺太平洋地区经济主导权,美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等一系列事件可以发现,我国所面临的周边经济环境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加,因此也急需加强自身自由贸易区建设,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而上海合作组织正是理想的平台之一。

为了尽早有效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准备:(一)加强宣传,通过政府层面的沟通和企业层面的推进,消除当地居民对组建自由贸易区的疑虑,大力宣传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促使各国政府同样以积极的心态参与自由贸易区谈判;(二)加强边境贸易力度,通过边境贸易的发展间接促使双边贸易规模扩大,为组建自由贸易区提供经济基础;(三)加强金融联系,提供融资便利,我国政府可以加大对哈吉俄塔乌,特别是吉塔等国的金融援助,加强双边经贸关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其他国家进入中国提供相应的投融资便利,加强经贸联系;(四)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先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把新疆重点建设成为与中亚经济合作的桥头堡;(五)向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援助,为其他国家人员提供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培养经贸人才。

中国政府一直是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不仅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共同利益,也是本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对各方而言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而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互补性和地理上的紧密联系恰好为组建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是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各国政府应当本着共同利益一致原则,积极参与到组建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来,携手努力为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 万小妹 责任校对 杨国川)

作者:张猛 丁振辉

自由贸易区贸易产业研究论文 篇2:

中日韩三国之间贸易关系及结构分析

[摘要] 本文通过计算中日、中韩和日韩的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得出以下结论:三国之间贸易量前10类产品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都超过60%。其中,韩日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中日和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又高于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不过这三国之间还是以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性产业内贸易指数很小。

[关键词] 贸易关系与结构 产业内贸易 垂直产业内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

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量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不相上下,甚至更高。2004年,中日韩外贸总额超过两万亿美元,其中58%来自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55%,亚于欧盟的65.5%。

根据2005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005.63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18.43%。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达724.30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13.28%,即中日两国的贸易额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31.70%。中国是日本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继续保持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中日双边贸易额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双方进出口总额达1884.88亿美,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17%左右;韩国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为710.54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6.4%。

一、中日韩三国之间主要贸易商品结构

笔者对2004年中日韩双边贸易产品分析发现,双边的贸易产品主要集中在按《协调制度》即HS编码两位数的十类商品上。

中日双边贸易量前十类产品中有四类是雷同的。主要集中在84章(機械器具及其零件)和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还有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另外六类不雷同的商品中,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为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95章(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94章(家具寝具灯具等)、64章(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而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则是72章(钢铁)、29章(有机化学品)、39章(塑料及其制品)、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73章(钢铁制品)和74章(铜及其制品)。

中韩双边贸易量前十位商品中有六类雷同,主要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29章(有机化学品)、72章(钢铁)。另外四类不同,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为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76章(铝及其制品)、10章(谷物)、73章(钢铁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39章(塑料及其制品),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74章(铜及其制品)、54章(化学纤维长丝)。

日韩双边贸易量前十章商品中有7章雷同,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72章(钢铁)、29章(有机化学品)、39章(塑料及其制品)、99章。另外三章不同,日本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为38章(杂项化学物品)、87章(车辆及附件)、70章。而韩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为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3章(鱼和贝类)和73章(钢铁制品)。

从以上分析中可得到以下结论:在中日韩双边贸易中,84章和85章所占比重都在前两位。这主要是由该产业的产业特征与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相关性决定的,即消费需求弹性大和技术密集度高的部门比需求弹性小和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更容易发生产业内分工与贸易。

中国向韩日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以及初级产品,如中国向日本出口的第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中国向韩国出口的第10章(谷类)。而日韩向中国出口的为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日韩向中国出口的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39章(塑料及其制品)。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这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优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

韩日两国在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上非常相似,两国之间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以上只是从总体上对中日韩三国贸易结构进行分析,如果要对三国之间的贸易结构特点深入分析,还要借助于产业内贸易理论。

二、中日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

1.测度方法

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存在很多不同的度量方法,其中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指数(Grubel-Lloyd)(1975)应用比较广泛。该指数衡量某一产业或商品组合出口的绝对量在多大程度上被同类产品的进口所抵消,它把产业内贸易作为在该商品贸易总量的比重来计算:

(1)

其中以i代表2位数水平上的产业大类(HS的章),k表示在i产业大类中4位数水平上的产业,是第k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表示第K产业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额。

在计算第i 产业内贸易指数时,对子部门K的产业内贸易加权为产业i的产业内贸易系数,即:

(2)

产业内贸易又可细分为水平产业内贸易(HIIT,horizontal IIT)和垂直产业内贸易(VIIT,vertical IIT)。其中水平产业内贸易是指同行业中产品质量虽然一样,但性能设计有所差别的产品,体现了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垂直产业内贸易是指产品质量有差异的产品贸易,体现了比较优势、技术差异和资源要素禀赋。Greenaway等人(1994)以产品质量为依据,提出了区分两者的方法,即:

当,属于水平产业内贸易(HIIT)

当或,属于垂直产业内贸易(VITT);

其中,分别表示贸易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经验研究中分别用单位出口价格和单位进口价格来代替。为离散因子,本文取来考察。如果计算(2)时只计算产业内进出口价格比值在0.75与1.25之间的产品(即),那么公式(2)就成了i产业大类中水平性产业内贸易所占比例的指数:

(3)

第i产业大类的贸易中垂直性的产业内贸易的份额可以由以下计算得到:只计算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大于1.25或小于0.75的产品(即或).故。

2.中日韩三国之间产业内贸易

根据以上对中日韩之间双边贸易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中日韩在一些产业上保持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本文按HS四位数编码利用公式(1)计算中日韩之间主要贸易产业的IIT指数,再用公式(2)将四位数产业加权到两位数。结果如表1所示。

将一个产业的IIT指数超过50认定该产业为产业内贸易。由表1可知中日主要贸易产品中,有6类是产业内贸易,另外有两类产品(HS84和HS62)分别为42.43和45.97,接近产业内贸易水平。

表 中日韩主要贸易产品IIT指数(2003年)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rade Database)測算而

其中IIT指数最高的是第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高达100,完全是产业内贸易。中韩主要贸易产品中有7类是产业内贸易,其中第61章完全是产业内贸易;而日韩前十位贸易产品中,全部是产业内贸易。其中有6章的IIT指数超过90。

从表中可见,中日、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明显低于韩日产业内贸易;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略低于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同时在这十类产品中VIIT指数都普遍大于HIIT指数。在中日双边贸易主要产品中,除第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和第72章(钢铁)外,其他8章都是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在中韩贸易中除72章(钢铁)外其余9章都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韩日双边贸易中,虽然产业内贸易比重比较大,前十位贸易产品的平均IIT指数高达87.35,不过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68.92。可见虽然产业内贸易是中日韩的主要贸易形式,但是与质量和价格没什么差别,而与设计和款式有区别的水平产业内贸易相比,在同行业质量上有差距的产品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与发达国家日本相比在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水平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中国与韩国在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世界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格局上,与各国的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即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中间和外围的地位。于是使得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产业内贸易水平呈阶梯状分布,即发达国家内部产业内贸易水平要高于新兴工业化化国家,后者又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关系与结构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中日韩之间存在大量的出口雷同的产品,但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集型产品上,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优势表现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二是三国之间产业内贸易水平成阶梯状分布,日韩之间产业内贸易高达87.35,中韩产业内贸易次之,达到66.23,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最小,只有61.66。三是在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当中,并不是水平产业内贸易为主,而是价格和质量有区别的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要作用。中国与韩日之间的大部分贸易还是基于双边之间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而不是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导致的产业内贸易。

参考文献:

[1]强永昌: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李准哗金洪起:中韩贸易结构分析[C].中国工业经济,2002,(2)

[3]王国安范昌子:中欧贸易互补性分析—基于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理论[C].国际贸易问题,2006(3)

[4]徐永辉:中韩制造业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对中国制造业贸易平衡影响分析[C].世界经济研究,2005,(12)

[5]王云飞: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性分析.世界经济研究[C],2005,(1)

[6]佟家栋刘钧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的实证研究[C].国际贸易问题,2006,(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王国安 厉 江

自由贸易区贸易产业研究论文 篇3: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摘 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中国与越南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两国逐渐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走向产业内贸易,且呈快速上升趋势。本文以GL指数,实证分析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深入剖析中国与越南两个发展中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因素,探讨如何通过中国与越南的产业内贸易来使双边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GL指数;产品差异性

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近16年来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已经逐步从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产业间贸易,转变为以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1]。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相同的产业部门中产品既存在出口又有进口的现象,它是产业内国际贸易的简称。产业内贸易理论最初产生于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仅仅解释了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垂直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它并没有很好的阐述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及发展走势。同时,现存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制成品,而对于初级产品间的产业内贸易分析过少。目前存在的很多同类初级产品的贸易与倾销或季节性原因无关,其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地理位置相近,且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结构上的差异与资源禀赋的不同,使得中越产业内贸易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因而,探讨中国与越南两个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促使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向更高发展的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内贸易的测定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产业内贸易的测定指数—GL指数

20世纪6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经验性和统计性的研究。其杰出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巴拉萨(Balassa,1966),格鲁贝尔和劳尔(Crubel和Lloyd,1975)等,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型和测量指数[2-4]。其中,建立在Balassa指数的基础上的Crubel和Lloyd指标(简称GL),成为迄今为止最有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其表达式如下:

GLij=1-(1)

其中,GLij为i国在j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Mij、Xij分别是代表i国在j产业的进口额和出口额。根据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的表述,GLij属于(0,1)。若Xij=Mij,那么GLij=1,即意味着所有贸易均为产业内贸易,若Xij=0或者M ij=0,则GLij=0,表明所有的贸易均为产业间贸易,没有产业内贸易。GLij的值在0~1之间变化,越接近于0,则意味着产业间贸易的程度就越高,而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越接近于1,表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产业间贸易越低。通常情况下,GLij的值等于或大于0.5,则表示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作用,反之产业间贸易占主导作用。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联合国第三次修订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来作为界定产业内贸易的标准。为了使研究更为深入,本文选用SITC前四位编码相同作为同一产业的划分标准,将国际贸易货物分为10大类(见表1)。

二、中国与越南产业内贸易的现状

(一)总体水平及趋势

本文选用1993—2009年中主要年份的中国与越南进出口贸易数据,并利用GL指数,计算得到1993—2009主要年份的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如表2)。从表中可看出,中国和越南间总体的产业内贸易处于一个不高的水平,两国间的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两国的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稳定递增趋势,可见中越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来越突出。但GL 指数不是很高,表明中国与越南的产业内贸易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二)商品结构分析

1.初级产品

从0~4类初级产品来看,越南在占优势资源的领域内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SITC0(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的2008年GL指数为0.76,属于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表明中越两国在活动物产品中互补性需求较强。SITC1(饮料及烟类)以产业间贸易为主。SITC2(燃料以外的非食用原料)的产品内贸易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处于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这表明两国有差异产品的需求。SITC4(动植物油、脂及蜡)也主要以产业内贸易水平为主体。总体而言,中国与越南在初级产品贸易主要是产业内贸易。

2.非初级产品

SITC5-8类属于制成品,而SITC9是一些没有归类的项目。从表4看出,非初级产品比起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普遍较低,但是在资本密集型制成品中,SITC8(杂项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SITC7(机械及运输产品)次之。以往,中国对越南出口较多的鞋帽制品,但近年来,越南在制鞋业具有潜在的竞争力和表现出明显的成长性,中国在此类产品中已逐步丧失比较优势。此行业将会成为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源泉。同时也可看出,中国与越南的产业结构将逐步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发展。

三、中国与越南产业内贸易原因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一)中越两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分析

传统上,产业内贸易一般只会在资本—劳动比例接近且要素禀赋类似的工业化发达国家之间。而发展中国家通常以出口初级产品或者资源密集型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虽然中国和越南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5]。许多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的成因作了很多的论述。主要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同类产品的差异性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基础;二是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相似成为产业内贸易的直接动因;三是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的利益来源;四是产业内分工的形成是产业内贸易的成因[6]。然而,促使中越两国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归为以下四方面:

1.产品的差异性

保罗·克鲁格曼(1979)提出,产业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是由于同类产品的异质性,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形成的直接原因[7]。中国和越南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两国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并且两国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且甚至处于扩大趋势,这恰好为以消费者偏好相似的水平差异化产业内贸易提供了基础。从垂直差异来看,由于越南相比较中国来说,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所以在同类产品中会出现不仅向中国出口低质量、低价格的产品,且向中国进口高价格、高质量产品。进而出现了在质量和价格上的垂直差异化产品的交换,即出现了产业内贸易。

2.中越两国的地缘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地缘优势,决定了双方产业内贸易的必然发展[8]。中国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暖温带几种不同的气候带,而越南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主要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盛产热带经济作物、谷类等,两国气候差异与自然禀赋的差异,使得两国在动植物等初级产品方面形成了产业内贸易。同时,中国与越南既有海域连接,也存在陆地接壤,双边贸易运输成本较低,两国经济交流与沟通更方便,更有利于产业内贸易。因此,两国存在的地势优势成为产业内贸易形成的直接原因。

3.需求偏好相似

消费者需求偏好相似是产业内贸易的内在动因。中国与越南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越类似,并且其消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越相似。中国与越南的需求偏好存在相似性,因而这使得中国与越南在一些进出口货物的需求存在一致性(如初级产品)。需求偏好相似是导致中国与越南之间发生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之一。

4.产业分工的形成

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的增长,带来了贸易创造效应与出口扩张效应,从而带来了规模经济。同时,产业分工的形成,使得中国与越南两国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并且提高了在利用资源方面的优越性。虽然中国与越南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生产能力也相对较低,导致双方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但喻志军(2009)指出随着国际分工带来的各自经济增长、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的提升,其异质供给(指市场上形成有生产供给能力的对异质产品的供应)与异质需求(指在市场上形成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对异质产品的需求)的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形成相互间的产业内贸易。

(二)对中越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1.宏观层面

(1)一体化程度与产业内贸易正相关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立。中国与越南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并且贸易也呈稳定增长态势。而贸易增长不仅可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且带来了出口扩张效应,进而带来两国企业的规模经济。中国与越南在初级产品的贸易中,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并且在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中,也呈现出规模经济。同时,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与越南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区域内要素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这不仅带来了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提高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促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发展,而且对垂直产业内贸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政治问题影响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

中国与越南在边界(领海、领土)方面现存在一些敏感的问题,如南沙群岛主权争夺。近年来,南海问题有尖锐化的发展势头。南沙群岛号称是“军事咽喉要道”,成为“海上生命线”,拥有丰富的生物,是矿产资源的“聚宝盆”。最近,在南沙群岛不断开采出丰富的有生资源和石油,这使得越南更难舍弃它。然而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十几年来几经反复,并且越南的政策存在多变性的特征,因此,中国与越南的经济贸易合作存在现实的风险性。如何处理好政治争议,对于中越两国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及对产业内贸易的开展的影响较大。

(3)人均国民收入差异

根据Linder(1961)的相互需求理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相近,两国的需求结构和消费者偏好就越相似,贸易量也会越大,进而促使水平性产品产业内发展更快[9]。但他还指出,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差异会促进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中国与越南,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因此,中国与越南应互相帮助,使两国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差异缩小。

2.微观层面

(1)较差的基础设施

中国与越南都是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其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尽管近些年来中国与越南都开始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重视,并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但是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使得基础设施建设也得不到平衡发展。尤其是越南,其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通信设施等网络方面基础条件也不好,进而引起投资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影响到两国的相互投资。因而,这会进一步阻碍产业内贸易的开展。

(2)规模经济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

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两个拥有相似或相近的生产要素的国家的企业,在规模经济条件下,这两个国家就可以进行专业化规模生产,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而生产成本就会随着产量的快速增长而递减,此时便具有了比较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具竞争力,出口也会随之扩大。因此,规模经济的存在可以有利的促进两国进行产业内贸易。中国与越南在初级产品中的存在很高的产业内水平,但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标准化程度较高,最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进而快速达到规模经济。因而,中国与越南应努力在资本密集性产业(制造业)中加大合作,创造规模经济,实现两国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

(3)两国相互间的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对于水平性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作用是正相关,而对垂直产品产业内贸易则起着负作用。中国与越南相比,拥有更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而越南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两者应该有效合作,使得资源得到有效互补。中国可以加大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这样可以使越南企业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产品在质量技术上的垂直差异及改善产品在营销、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水平差异,进而提升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4)传统的消费观念

中国国民存在很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念,人们崇尚节约,量入为出,并且对新生事物不是很敏感,消费观念更新速度较慢。这些消费观念阻碍了差异化产品的需求的快速增长。所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消费观念的陈旧不会带动很大的差异化产品需求。对于中国和越南来说,应在消费者需求相似的基础上,大力培养消费者的个性化与多样化。只有消费者大力追求个性化产品,企业才会有动力去研发新技术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进而才能有效推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四、促进中越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建议

(一)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合作

中国与越南之间贸易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在资本、技术管理上有比较优势[10]。而越南由于气候等自然禀赋的差异,拥有丰富的橡胶等自然资源。两国在资源上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因为橡胶产品正是中国化工、汽车产业发展的必需品,而越南在发展过程中缺少一些的资金或硬件设备(这些恰好对于中国而言存在相比较优势)。因此,中越两国应加强在此类产品上的资源整合力度,从而有效实现优势互补和达到共赢。

(二)避免竞争性和发挥互补性

中国与越南存在气候差异等自然禀赋的不同,中国在农产品中属于劳动密集型,而越南属于资源密集型,这种比较优势的差别,仍是中越两国未来在农产品贸易的基本出发点。为了有效促进两国在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两国应该避免竞争性,加大发挥两国的互补性。鉴于两国比较优势的差别,我国可以通过科研和引进新技术,通过对农业劳动者加大培训来提高劳动质量,同时在产品的营销、技术、市场、经营管理方面进行差异化的品牌战略,而越南可以加强品种的改良,这样可以提高两国在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三)加强海关合作,建立完善的经济通道

中国与越南既有陆地接壤,又有领海相通,两国具有很大的地缘优势。有效利用两国的地理优势,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两国产业内贸易更好的发展。因此,加强两国海关合作与沟通是很重要的。首先,应尽量简化进出关手续,使一些时令产品在保质的前提下,可以快速进入对方市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次,两国应加大走私打击力度,确保两国产品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进入对方市场,给两国提供一个更好的贸易发展环境。

(四)发挥政府作用,大力促进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

政府对于两国的经贸合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两国政府可以以诱导主导产业发展的方式来带动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提高制造业在各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促使两国产业内贸易能得到更高发展。中国与越南在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但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中越两国应加大对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下转第44页)

(上接第40页)与创新的扶持力度,有效促进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层次。同时,双方可以优化产业组织政策,改善市场结构来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创造出既存在规模经济又有产品差异化的优势条件,为两国在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营造跟好的外部环境。

(五)鼓励中国企业开拓越南市场

尽管有一些中国企业走向了越南市场,但中国企业对越南市场的开拓力度较弱。我国应鼓励企业大胆的走出去,实现以投资的形式,将适用的先进技术与部分的剩余生产能力向外输出,进行跨国生产,比如机电工业。中国企业可根据中越两国的不同要素禀赋,把原本要由市场完成的分工,转为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工序分工。例如产品研发与设计及关键零部件在中国生产,而一般零部件在其他发达国家生产,最后在越南完成最后的组装。同时,越南的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我国企业可以把投资重点放在这些基础设施上。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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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erdoom,P.J.the Intra-Block Trade of Benelux,in edited by Robinson,E. A. G.Economica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J].London Macnillan,1960(5):291-329.

[3]Balassa.Tariff reductions ande trade in manufactures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J].,American Econmic Review,1966(6).

[4]Grubel,Lloyd.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es[R].New York Wiley,1975.

[5]王三兴.基于Probit模型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差异研究:以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2(2):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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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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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9):100-101.

[9]Linder,S.An Essay on Trade ande Transformation[D].

Uppsal Almquist Wicksell,1961:49-63.

[10]江帆,郑学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分析[J].东南亚纵横2011(2):43-48.

作者:文文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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