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

摘要：东亚地区自近代以来逐渐发展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既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阐述的儒教文明的核心文化圈，又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前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结构纷繁复杂。而东亚一体化则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时代加强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设想。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 篇1：

东亚地区跨国公司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生产区位重构；产业分工；跨国公司；东亚地区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布局促进了东亚地区中间贸易为主体的域内贸易特点的形成。近年来，随着ASEAN+3（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逐步将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东亚地区，并充分利用东亚各国差异化的资本、技术、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禀赋优势条件，通过比较优势分析，将不同的生产过程配置在东亚不同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地域和投资形式不断调整和重组，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生产体系也以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模式为主导进行着重新布局与组织。跨国公司产业组织的重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合作生产地域不断扩大和产业合作链条不断增长，东亚地区内部与东亚地区外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来；二是中间零部件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在投资模式与生产形式上也从单一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向FDI、外包（outsourcing）、分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等多种生产组织形式转变。由于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过程转移到东亚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重构。

摘要：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生产区位重构；产业分工；跨国公司；东亚地区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布局促进了东亚地区中间贸易为主体的域内贸易特点的形成。近年来，随着ASEAN+3（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逐步将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东亚地区，并充分利用东亚各国差异化的资本、技术、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禀赋优势条件，通过比较优势分析，将不同的生产过程配置在东亚不同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地域和投资形式不断调整和重组，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生产体系也以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模式为主导进行着重新布局与组织。跨国公司产业组织的重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合作生产地域不断扩大和产业合作链条不断增长，东亚地区内部与东亚地区外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来；二是中间零部件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在投资模式与生产形式上也从单一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向FDI、外包（outsourcing）、分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等多种生产组织形式转变。由于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过程转移到东亚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重构。

本文首先分析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区位重构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模式的重构从FDI、外包、分段化生产等生产模式的特点方面进行分析，阐明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体系重构的新特点。

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活动的重要主体

近年来，跨国公司通过零部件生产的模块化设计、生产流程的分段化管理等多种形式的产业组织重构，将生产制造活动向东亚地区集聚，逐步形成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网络体系，提高了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产业份额和经济影响力。例如，东亚地区的交通机械产业占世界生产总量的45%、电子零部件占世界总产量的84%、计算机占世界总产量的100%、手机占世界总产量的84%[7]，其他钢材、纺织品等相关产品领域的世界生产份额也都较高。在这些产业中，许多产品并不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立完成，而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跨国公司位于东亚各国的生产网络体系，将产品的研发、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各个生产过程进行模块化分割，将各个生产模块分散在具有生产比较优势的东亚各国分别进行生产，最后将各部分中间产品模块进行成品组装，来完成跨国公司的最终产品生产过程。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系统的形成，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形成以及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交易主体

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产业活动的不断扩大，东亚地区的域内贸易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在各国的贸易构成中，跨国公司的贸易比率也不断上升，正成为东亚地区贸易的主体。例如，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和世界工厂，其贸易出口额出现快速增长。但是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在中国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图2），我们发现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逐年增加，2006年跨国公司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达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58.2%。2007年、2008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增长放缓，但是跨国公司占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比率仍然达到了57.7%和55.4%[8]。在个别产业中的比例甚至更高，例如在机电产品2004年的外资进出口比例分别为74.1%和73.4%。外资企业在制造业中的贸易主体正在逐步形成，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制造业贸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占”效应[9]。通过分析中国的贸易主体构成，可以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信息化物流系统，将东亚地区各国的生产资本、劳动生产技术以及各地区的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资本紧密结合，通过东亚地区的产业生产网络系统完成产品的生产过程，并将产品通过全球化物流系统进入世界各地的消费市场。

二、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区位选择重构

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东亚地区各国在资源禀赋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生产条件的优势互补的有利条件，在东亚地区进行生产网络系统的最优化产业布局。但是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等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东亚地区各国生产条件、劳动力成本、贸易政策的不断变化，许多跨国公司从全球市场战略以及生产的稳定供给等角度出发，正在重新组织其在东亚地区的日益精细化的生产网络系统，将其国际制造业生产基地在东亚地区进行重新布局。

中国作为重要的消费市场和生产基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制造业产业布局与生产合作。但是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不断进入，其市场发展潜力和竞争性也日益严峻。许多跨国公司正逐渐把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扩展到其他具有发展潜力和生产可能性的地域。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近年来对500家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大投资统计调查[10]（图3），虽然目前日本企业在华的投资额仍在不断增长，但是无论是一般日用商品还是高附加值产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逐步减少在华的扩大投资。与之相对应的，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逐步拓展和扩大在越南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的生产投资比例[10]。

跨国公司在中国和越南、印度等地区的投资地域的变化，说明了跨国公司不断根据生产网络系统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及全球消费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系统。跨国公司投资地域的调整和重构，不仅会影响投资受入国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参与世界经济市场的产业定位，也会对投资减少地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三、跨国公司制造业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模式重构

随着跨国公司日益复杂化的生产组织结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区位与生产分工形式也在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费用的降低以及东亚域内FTA的建立，都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调整最优化生产网络体系的布局和生产组织模式。随着产品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产业化生产链条的不断增长，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分化为若干模块化组成部分和生产阶段。根据可以独立生产的模块化生产模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生产组织结构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在东亚地区，跨国公司主要通过FDI、外包以及生产分断化等多种形式将全球范围内复杂化的产业链条进行产业组织重构。

（一） FDI

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FDI）迅速增长。早期跨国公司FDI活动动因主要有接近消费市场、追求投资地区低成本的劳动要素、逃避贸易政策的限制等方面[11]。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其FDI的区位从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具有数量优势的中西部地区[12]。 近年来，根据产业分工，跨国公司在FDI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水平型直接投资与垂直型直接投资等形式。如表1所示，水平型直接投资就是将相同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在多个地区进行投资生产，以满足不同地区市场需要的生产方式。水平型直接投资多见于国家与地区之间劳动要素禀赋资源较为接近，或者存在着相对较高贸易壁垒、运输费用较高、难以运输等特点的产业。垂直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各国范围内通过将生产过程中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生产过程分别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以及零部件贸易等形式，构成最优化的中间产品生产组织模式。垂直型直接投资多用于各国的劳动要素资源禀赋相差较大，或者产品的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相对较小的产业。随着东亚FTA的逐步建立，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也逐渐从水平型直接投资为主向垂直型直接投资为主转变。表1水平型FDI与垂直型FDI的生产特点

1产品完整性1生产模块化水平1生产集中性1贸易成本1生产禀赋条件1物流费用水平型FDI1最终产品为主1模块化水平低1集中生产1较高1较为接近1较高垂直型FDI1零部件为主1模块化水平高1分散生产可能1较低1差异较大1较低（二） 外包（outsourcing）

1990年代开始，企业生产与服务活动的外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巨大发展。经济学家曼昆任美国经济顾问时，指出“外包只是贸易的一种新的形式，并会对美国有益” [13]。迈克尔·波特研究指出，将跨国公司产业活动价值链中的一部分高成本低效率的非核心业务外包，能够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开展[14]。特别是日益降低的运输费用以及国际大规模快速物流系统的发展，促进了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国际化进程，也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专业化中小企业参与到世界经济活动中来。Dell 、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日益深化，企业活动中的市场调研、R&D、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物流以及售后服务等业务都有外包企业参与。

促使企业开展外包活动的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根据研究调查，跨国公司开展外包活动的目的各不相同（图4），主要驱动力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组织效率、加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15]。跨国公司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外包活动，能够专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组织效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三）分段化生产 （fragmentation）

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与劳动分工理论主要集中于分析工农业之间、各个产业间的贸易行为。可是在现代产业发展中，由于零部件的模块化独立生产成为可能，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合作日益精细，产品的零部件以及生产流程可以逐渐建立标准化的生产规范，使得在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生产要求和生产过程的零部件可以在不同地区进行分段化生产[16]，其生产网络体系结构如图5所示。特别是近年来低成本的通讯技术和大规模运输技术发展，以及WTO成员国数量的增长，跨国公司根据生产过程的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原材料集约度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等生产要素，将许多中间零部件产品以及最终组装生产等各个生产业务流程分散到世界各地。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零部件生产基地，进行分段化生产的产业布局，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最优化生产网络体系。

五、结语

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跨国公司通过FDI、外包、分段化生产等多种形式的最优化生产组织模式，在东亚地区进行产业组织结构的重构。跨国公司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促进了东亚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但是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投资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产业转移所引起的产业工人失业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家的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投资建设的同时所产生的社会责任问题也需要认真考虑和深入研究。面对跨国公司的巨大经济地域影响力以及对东亚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衍生问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跨国公司的多重化产业空间选择特点以及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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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贺灿飞， 刘洋.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J]. 地理学报， 2006（12）：1259-1270.

[4] 范文祥.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影响分析[J].经济地理， 2010（4）：619-623.

[5] 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05年）[M]. 东京：经济产业省，2005.

[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2013-03-25].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2011.

[7]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R]. 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 2006.

[8] 中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7-2009年版）[M].北京：中国海关总署出版，1997-2009.

[9] 陈立泰，周靖祥. 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挤占”问题——制造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控制与政策选择[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8-44.

[10] 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08年）[M]. 东京：经济产业省，2008.

[11] 马静， 郑晶. FDI、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12] 刘渝琳， 李扬. 中国FDI区域性差异的Moran I指数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8.

[13] MANKIW G N， SWAGEL P.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offshore outsourcing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6，53（5）：1027-1056.

[14]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5] Van GESSEL-DABEKAUSSEN G， Van CAUTEREN M.Employment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ourcing in the Netherlands： A first look at the data[C]// Innov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easuring employment effects of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2008.

[16] WAKASUGI R.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sian Economic Papers， 2007，6（1）： 26-39.

作者：吕飞　许大明

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 篇2：

试析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摘要：东亚地区自近代以来逐渐发展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既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阐述的儒教文明的核心文化圈，又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前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结构纷繁复杂。而东亚一体化则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时代加强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设想。但受限于东亚地区各国间自身的国家利益考量差别和域外势力的强有力的介入，东亚一体化设想的合作前景尚不明朗。特别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整个东亚局势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围绕着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需求和战略布局，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的历史视角和国家利益分析方法浅析东亚一体化困局中的美国影响因素。

关键词：东亚一体化；区域合作；美国因素

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进一步深入，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愈发紧密。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区域内各国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发展本国经济而密切的合作，各种政府间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迅猛发展，成为地区发展的有利催化剂。在这一背景下，欧盟东扩，东盟合作深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向美洲自贸区发展等如火如荼的展开。而此时的东亚地区，包含着中日韩等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国家经济体在内的庞大区域，同样面临着区域一体化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述及东亚一体化，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东亚的区域概念。①然而现实状况下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却远非世界上其他地区区域化那样步伐稳定而明晰。近些年来，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围绕着东南亚地区率先形成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而扩及东亚主要经济体的“东盟+1”、“东盟+3”、东亚峰会等进程，无疑都是东亚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的重要标志。

然而，东亚一体化的继续推进和完善，仍有着许多难题函待解决。其中关键一点的便是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对东亚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疑虑及其在冷战后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应对，对东亚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造成了重要的制约。因此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对于这一目标的速度、方向、模式甚至性质，尤其具有关键性影响，甚至直接关系其成败。那么美国在历史上是如何逐步介入和影响东亚？东亚地区对于美国又有何种利益关系？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历史上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长期介入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如此重要而又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东亚一体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对东亚的介入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建国之初至一战前的起步和初步介入阶段。早在美国立国之初，便试图建立与东亚地区的联系。随着西进运动的展开和美国最终成为两洋国家，美国开始愈来愈深的介入东亚事务。开始时美国的着眼点便是东亚地区传统秩序的上层核心——中国，从“中国皇后号”抵华到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美国政府一直将东亚政策的核心集中在中国，只是受限于当时的自身实力和国内状况，相比与其他欧洲列强，美国在对华事务中一直未曾取得绝的优势地位。当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活动范围并不只限于中国，早在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休·培里便率领著名的“培里舰队”闯入东京湾，在炮口的威胁下强迫日本幕府政权开口通商。19世纪末期，伴随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美国一跃成为最强大的新兴工业国家，对传统列强支配下东亚格局的不满和对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迫切追逐，使得美国开始寻求与其国力相匹配的东亚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先是发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接着又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希望平等追逐在华利益。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总体影响力尚不如英法之类的传统列强。

第二个阶段是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美国在东亚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作为美国扩大东亚影响力和奠定全球性大国地位标志性事件，一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这给美国积极提升在东亚地区影响力提供了绝佳机会。战时美国通过加大资本和商品输出赚的盆满钵满，战后美国又开始通过华盛顿会议和一系列条约构建了远东地区的“华盛顿体系”。凭借着强大的自身实力和激烈的外交博弈，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全面影响力开始逐步构建起来。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摆脱了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钳制，击败众多竞争对手后成为主导战后秩序的世界一极。通过单独占领日本，扶持中国的国民党政权等一系列动作，这一时期的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一时无二。但独大的局面并未长久，伴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的开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迅速崛起，威胁到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特别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接连受挫，以及美国受限于自身实力开始战略收缩，一时间东亚地区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在东亚地区影响力迅速削弱。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再次得到巩固。

第三个阶段冷战结束后地区性强国崛起和美国努力维持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时期。早在美苏争霸的阶段，东亚地区就一直存在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区域国家一直在为地区的自主权和和平、稳定与繁荣持续奋斗。具体领域也从开始时期的经济逐步扩展到安全合作与政治互信，从日本的第一波发展、“四小龙”第二波发展及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东亚崛起势头迅猛。区域各国之间联系愈加紧密。东盟的建立和组织的不断深化则是东亚国家尝试从经济合作逐步过渡到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典型结果。而面对东亚地区越来越强烈的一体化趋势，占据着区域主导地位但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域外国家”的美国自然不希望被排除在东亚一体化的格局之外。经济方面，从老布什政府时期提出“太平洋共同体”弱化东亚区域认同概念开始，美国历任政府先后通过强化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影响力到抛出其一手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力争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方面传统影响力。②政治上，在经历了9.11事件后反恐战略长期主导美国安全优先方向的局面后，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借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契机提出了“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这标志着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关注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总体上来看，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介入和影响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巩固的。无论是历史角度还是战略传统使然，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关注必将一直存在。

二、国家利益角度上东亚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从现实的国际关系角度出发，一国的国家利益是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一国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影响各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最根本要素。而随着历史发展和现实交往，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着广泛的国家利益。

首先，从政治上看，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何运用美国的超强国力以长期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以及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点。③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其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声称：“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④2008年11月4日，赢得总统选战的奥巴马发表胜选演说，宣称“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新曙光即将来临”，并一再强调要重振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作为当今霸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最大的受益者，如何维系自身霸权领导地位及其所建立的霸权体系，是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所追求的“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

其次，从经济利益上看，20世纪的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东亚国家。然而，二战后东亚经过三波大发展，包括“1955-1975年”日本的第一波发展、“1965-1985年”东亚“四小龙”的第二波发展、“1978年”以后中國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第三波发展。尤其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在2001-2010年的大多数年份，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高位，并在2010年正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推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其与美国间经济联系愈加紧密。2000年美国从东亚地区进口额为1731亿美元，占美国外贸进口额的15%，2011年美国从东亚地区的进口额达到了4603亿美元，占美国外贸进口总额的23%。东亚国家还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和债券，截至2014年9月，中国和日本分别持有约1.15万亿和1.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的头号和第二号债主。

最后，从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冷战期间，尽管东亚地区始终是美苏争霸的前沿阵地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东亚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北约和华约组织的集体安全机制，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进而形成了以所谓的“轴辐结构”为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冷战结束后，美国依靠超群的军事实力，在东亚地区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及其所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始终握有特殊的话语权，并对东亚地缘安全格局的演变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后冷战时代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便是恐怖主义。而东亚地区不仅直接靠近恐怖主义泛滥的核心地区——中亚和西亚，自身也面临宗教冲突和极端主义猖獗的现状。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方面存在共同的利益空间。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东亚地区地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交织的地区，是美国地缘战略重点关注的核心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美国将其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视为地区安全政策的支柱，也是美国维护其战略利益，影响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途径。

三、美国对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现实态度

前文从历史进程和国家利益角度分别论述了东亚与美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复杂关系，面对冷战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蓬勃发展，美国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制定了“三位一体”的一整套应对策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美国在该进程中被边缘化，更重要的则是为了遏止任何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成为该进程的主导者，从而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由于美国同东亚诸多国家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双边关系，加之美国所拥有的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和在东亚区域内强大的现实存在，因此美国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势必会对东亚一体化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合作获得了较快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东亚国家以东盟为主导，以“东盟10+3”为框架，以“中日韩10+1”和中日韩合作为重要支点，以实现东亚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东亚地区秩序为目标而不断努力。2009年，前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提出“东亚共同体”这一理念时，将美国排除在外，他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意图在于，强化东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首先是建立中日韩三边合作组织，之后延伸到“东盟10+3”。2011年，中日韩在韩国首尔建立了秘书处办公室，并在2012年峰会上达成共识，开始商讨三国间自由贸易协定。⑤

现实状况下，由于长期的历史情感和实际的家利益需求，美国不可能轻易接受一个将其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组织。因此当东亚一体化进程出现弱化美国影响的迹象时，美国往往反应强烈。如前述“东亚峰会”成员仅限于“10+3”时，美国就曾表示过深深的忧虑。作为应对，“9·11”事件后长期陷于反恐“泥潭”的美国政府近期以来开始逐步将注意力转向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层面，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便是这一趋势的反映；经济上，美国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作为其亚太经济政策的核心，力主推行由美国主导下的跨区域合作。并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域外国家引入合作体系，极力淡化东亚一体化概念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而军事层面，美国自冷战后再次大规模协调其两洋部署，将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当东亚一体化进程不断稳步推进时，美国复杂而又微妙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和各国现实发展利益的推动下，东亚地区各国间的区域合作必将向着更深远的层次迈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亚一体化进程从此一帆风顺，东亚一体化建设并非闭门造车，而是要融入进全球发展的大环境。东亚一体化进程必将是一个开放的共荣体系，并不排斥美国的参与。这一点作为美国政府也应是心知肚明的。美国政府已经在“东亚峰会”、APEC、TPP以及以美国和盟国关系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等多个层面上参与了东亚事务。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不乐见于一个类似于欧盟的高度一体化的地区性组织在东亚地区生根发芽逐渐壮大，但从现实的国家利益考虑，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融合是大的趋势，逆势而为并不见得有益于美国的东亚利益维护。当然，美国若以积极的姿态顺应潮流推动东亚的地区合作，必将取得双赢的效果。（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① 马士，宓亨利编，姚曾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1.

② 林利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7，11：3.

③ [美]约瑟夫·奈.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胡鞍钢，门洪华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92.

④ 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p.2.

⑤ Jae-Kyung Park，“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Asia’s Pivot to the US”，in Asia Pacific Bulletin，No.173，July 19，2012，pp.1-2.

参考文献：

（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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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思远

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 篇3：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模式、问题与中国选择

摘 要 公共产品是指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时代的产品。目前，东亚地区一体化呈现勃兴之势，而其公共产品供应也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模式，形成以美国霸权供应为主，东亚国家合作供应为辅，其他主体供应为补充的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中产生的问题：供应不足和严重私有化；供应者和供应领域太过集中。针对这些供应问题，结合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中国要以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供应为东亚外交政策的核心；要与中国国內公共产品建设紧密结合；要更多注重非官方公共产品的创建和维护；要遵循稳健、务实、循序渐进、平等开放的原则。

关键词 公共产品 东亚 区域化

公共产品的内涵

公共产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一国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产品和劳务。最初，公共产品理论仅限于一国范围内，该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提供包括国防、外交、治安等领域公共产品以及道路、桥梁等社会基础设施，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亚当·斯密最早区分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萨缪尔森、奥尔森、缪勒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对公共产品不同的定义，但都反映了公共产品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消费和生产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在消费某物品的同时，并不妨碍另一个人消费。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不需要支付成本也能够从某种物品的消费中得到好处，或者要让某个不付费者不消费某物品是困难的，或者即使能够做到也会成本昂贵。

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角度对公共产品进行定义虽然表明了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但并非完美。这里还需要有几个方面需要澄清：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区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受技术和预算等因素的影响，两者可以发生转变；公共产品还具有非中性，即公共产品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同时每个人受益或受损的程度还不同；公共产品并非完全由国家提供，个人、组织、企业等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代际性是当代人考虑公共产品的重要因素，公共产品对后代人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公共产品分层次，根据其受益范围的不同，公共产品可以分为集体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国家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20世纪60年代，学者将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概念。奥尔森在1971年最早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intemational public goods)”这个概念，他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分析了提高国际合作激励的问题。金德尔伯格从国际经济体系稳定运行需要国家承担“公共成本”的角度给予了论述。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领域的公共产品分三大类：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托德·桑德勒(Todd Sandier)讨论了国际和全球层次上的公共产品问题。其实，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所需要解决的都是跨越国界的公共产品提供问题，二者没有太大区别。

从地理意义上讲，国际扩展到所有国家，即成为全球，因为全球有民族国家组成，全球公共产品也是跨越国界的、体现国家间关系的公共产品。但是，全球与国际又有差别，国际强调的核心和主体是民族国家，主要反映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除了强调民族国家的核心作用外，也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共同发展问题，或者说，他更强调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和整体性。所以，本文采用公共产品这个概念，目的就是要将各个层面都包含在内。但不论国际公共产品还是全球公共产品，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行动与合作一致都是其提供的最主要手段。

而给公共产品下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的是考尔等人，他们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公共产品涵盖的内容：从受益范围来看，从国家角度，不仅仅只包含一个国家团体；从成员角度来看，扩展到几个甚至全部人群；从代际来看，既包括当代，也包括未来数代。他们最后总结出较为精确的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其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时代的产品。”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模式分析

全球公共产品产生的根本动因是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各种资源全球配置，这就需要类似于国内公共产品的公共需求，但国际社会是个无政府社会，无法提供类似国内公共产品的全球公共需求，因此，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就得需要一个类似全球政府的霸权国或国家间合作组织来提供。这两种方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过充分论述，一个是现实主义中的霸权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他认为公共产品是由霸权国提供；另一个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主要代表是罗伯特·Q·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S·奈(Joseph S.Nye)，他们认为霸权国家衰落后，通过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也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种国际合作进一步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社会个人、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实体都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就为东亚公共产品供应模式提供了模型。

首先，霸权国提供模式。霸权国家是指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霸权国家具有支付公共产品成本的能力。霸权国家不是民选的产物，是凭自己的实力来建立国家社会体制。只有霸权国家才能建立起全球公共产品。“霸权国或领导者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公共产品。”为什么霸权国家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呢?新现实主义理论给出了答案。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间的相对获益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霸权国家支付的成本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容忍“搭便车”，而其收益是取得其他国家对他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霸权秩序又可以给霸权国家本身带来大量政治、军事和经济收益，这种收益远远多于霸权国家从经济收益剩余中提出部分作为公共产品的成本。正如吉尔平所说：“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并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

从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角度来分析东亚公共产品的提供，我们可以看出，二战以来，即使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依然是东亚地区主要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东亚公共产品的其它提供模式只是弥补美国提供的不足。从全球公共产品对东亚地区的辐射来看，全球主要的经济政治类的公共产品依然主导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等都对东亚区域经济和政治上的公共产品起主导或引导作用。从东亚地区层面来看，东亚地区的安全由美国所主导，美国通过盟国体系建构了对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的围堵和控制，这些错综复杂的军事同盟、条约和协议等为美国主导东亚地区安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其次，国家间合作提供模式。这个合作模式主要来自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二人在20世纪70年代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

的政治现实中国际机制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为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1984年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理论来论证霸权之后国家间还能继续合作的问题。所谓国际机制，就是指在国际关系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新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公共利益，这类行为的综合就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为了克服国际市场失灵，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领导其他个体来实现公共利益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而霸权国实现这个领导的途径就是国际机制。霸权国通过创立国际机制来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就在于汇集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减少不确定性因素。

但霸权国衰落后，这些国际机制是否也随之衰落呢?在新自由主义看来，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既有的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创立的机制也会相应的发生衰落。国际机制已经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国际机制具有了惯性，也使他们在霸权之后仍能在世界合作中起着独立的作用。因此，国际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国际合作能否维持的关键因素。这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际机制的功能是公共产品，一种认为东亚的制度化建设能够为参与各国创造公共产品。这种对公共产品理解上的差异来自对“共同的需求和共同的利益”的不同认识，本文采用后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和制度化建设本身就是提供公共产品。

目前，东亚地区通过合作生产公共产品的模式主要是国家间合作，而不是整个东亚地区合作，能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非常少。冷战以来一直到现在，通过东亚地区国家间合作创设的公共产品只有2005年创立的东亚峰会，其范围还被扩大，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东盟与中日韩共同创立的10+3勉强算得上基本覆盖东亚地区的区域陸公共产品，但还是没有完全覆盖整个区域。再有就是亚欧会议。这个能勉强算得上是整个东亚都出席的会议了。

与辐射整个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相比，东亚地区国家间次区域合作却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与冷战期间相比，这类公共产品在冷战后成倍增长。主要集中在经济上，而政治和安全类有所增长，其他领域的相对来说较少。这与冷战后全球化的加速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在经济上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区域合作。环日本海合作，图们江开发，东盟南部成长三角合作，2005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10+1)等。在政治安全上的有东盟(ASEAN)，东盟地区论坛(AFR)，亚洲合作对话(ACD)，亚欧会议(ASEN)，东北亚合作对话等。除此以外，第二轨道外交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比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

最后，通过个人、组织、团体或公司提供公共产品的模式。依据新自由主义国际合作创设和维护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上也可以创设国际机制。在现实国际社会中，个人、组织、团体或公司都可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比如非政府组织，ISO9000认证体系，跨国公司等等都是成功的案例。但在东亚地区这类的公共产品却很少，这主要是东亚地区合作进程比较晚，制度化程度低，国家间各种矛盾比较多等诸多原因使然。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中的问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地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区域之一逐步释放出自己蕴含的能量。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东亚地区经济和政治安全合作呈现出多姿多彩，蓬勃向上的趋势。但不可避免的是，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模式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与解读，为东亚地区各国间合作的深化和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借鉴。

1　东亚公共产品私有化严重

东亚公共产品主要来自霸权提供模式。所谓私有化就是把公共的物品变为个人私有或私用，服务于私人的目的。这里的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是借用这一现象，意指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国之私，把原本服务于整个国际或区域的公共产品变为了美国从国际社会牟取私利的工具。最早从理论上论证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私有化的是金德尔伯格。他论证到，霸权几乎必然存在剥削，并强调责任可能会退化为剥削，剥削的实质就是运用权力比不用权力会产生更加有力的结果。对此进一步论述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也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把国内和国际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做法日益明显，这使得它不能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提供一个稳定的世界货币。

美国冷战期间建立的公共产品对东亚部分国家发挥了作用。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去意识形态化，发展经济，扩大合作与交流成为主流，美国在冷战期间为维护霸权体系建立起来的诸多西方公共产品推广到了全球，东亚地区也不例外。东亚地区在这些霸权体系建立起来的公共产品基础上发展了自身，这些公共产品促进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但这些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的公共产品也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谋取霸权利益的战略工具。这种私有化现象随着冷战结束，东亚一体化逐步加深而得到强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期间，美国不但不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反而用手中掌握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挟东亚国家按着美国的意图进行国内改革，以实现美国的利益。在安全上，美国以美日和美韩同盟主导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针对任何挑战这种安全体系的行为严加防范。这表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手中公共产品全方位围堵中国，防范中国在安全和政治上对其挑战，在经济上阻挠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力图架空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防止中国对美国东亚经济霸权构成挑战。比如暗中阻挠东亚峰会，阻挠不成又扩大其范围。力图架空中国作用，利用现有的双边或多边组织收编或抗御项应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新国际组织、会议、机构等，这些行为都是公共产品私有化的表现形式。

2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来自霸权供应模式导致的不足，也有东亚地区本身制度程度低，无法适应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分析霸权提供模式造成的东亚公共产品不足。奥尔森在论述霸权国与公共产品关系时指出：“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动机会随着它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相对减少而减弱。在美国，当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相对减少时，保护主义思潮就会引人目的卷土重来，美国提供对外援助的意愿也就日益减少。”从这个角度看，新兴工业国和新的制成品出口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频繁使用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情况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以及向更加强调经济区域主义的转变。这种随着实力的衰落而减少对多边主义的支

持而转向区域主义本身就是霸权丧失的体现，随着新兴工业国的崛起而引起的保护主义也存在同样的结果。这是霸权导致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根本原因。

霸权国家提供模式还表明，霸权国家所确定的国际秩序是以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为物质基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充足与否，并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消费者，而是以是否满足霸权国家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从上面公共产品模式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东亚地区着力建设和维持的公共产品都集中在经济安全政治领域，对美国霸权有着至关重要作用。

其次，东亚地区自身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这主要是由东亚地区制度化程度低，国家之间历史和现实矛盾多，相互不信任猜疑等因素造成的。我们从上面给出的模式来看，在内容上，东亚地区国家间合作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上，间有经济政治安全混合型。即使这样，这些经济和混合型的公共产品也远远赶不上东亚一体化发展的速度，而单独的安全、社会、文化、环保、气候等合作就更凤毛麟角。根据联合国秘书长题为《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进行图》报告，在全球公共领域，需要集中提供十类公共产品：基本人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全球和平、跨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协调跨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知识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边谈判国际论坛的有效性。从覆盖面上来看，目前能全部或基本覆盖的公共产品也就是刚刚起步的东亚峰会，还扩大了范围。实质意义大一些的10+3现在也是步幅维艰，其它都是次区域的公共产品，况且还是发展参差不齐。

从供应者角度来看，主要提供者还是美国。美国主导着东亚的经济与安全，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而在东亚建立起了“轮轴一辐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中心，东亚国家是辐条，东亚各国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够，许多问题实际上要经过华盛顿而不是两个首都之间直接联系。美国是东亚地区的“域外霸权”，即“外来的支配力量”。而联系轮轴和辐条关系的就是美国建立起来的各种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才是东亚地区的主导公共产品。与此同时，东亚也出现了地区主义勃兴的趋势，其核心目标就是在东亚地区内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网络，以此来管理域内国家间的关系，扩大协调与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强自主性，这种制度网络与欧洲相比，仍显得稚嫩。而其它供应者，比如个人、组织、跨国公司等就显得更加稀缺。可见东亚地区自身在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3　国际公共产品难以反映当前东亚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

目前东亚地区国家大部分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应并没有反映这种实力的变化。东亚地区的主要经济和安全类公共产品供应者都是美国及其盟国，话语权掌握在它们手中，它们利用手中的公共产品来攫取东亚新兴国家的财富，主导该地区的安全。这种不对称的公共产品占有和维护严重损害了东亚地区各国的国家利益，削弱了他们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意愿和决心。

中国在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中的路径选择

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与20多个国家毗邻而居，因而中国有着很强的地区观念。长期以来，中国的区域观追求的是周边稳定，有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共处环境，这在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总体战略中体现尤为明显。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把努力改善与邻国关系作为对外战略重点之一，对涉及东亚地区的各个层面的公共产品表现出开放的态度。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东亚地区长期形成的与邻国的对立、对抗关系获得消解。同时，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取得了自主思考、设计和运作地区关系与环境的能力，这为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和创设公共产品创造了条件。具体来说，中国目前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应当采取以下路径来创设和参与东亚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

第一，中国应以供应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为目前核心工作，这是构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基础。也是走向全球的跳板。在全球化面临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区域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呈现出其时代的合理陸。对此，樊勇明提出了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并对其特点给出了阐述。他认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有地域限制，其成本通过协商来分摊，从而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该产品被私有化；区域化国际公共产品的涵盖范围较小，各国从中得到的收益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比较清晰，从而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现象；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够直接地反映本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从而使其机制和制度更切合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更有针对性。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有了诸多成就，但对本地区需求和中国的地位来讲，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构建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各个层面的公共产品。从东亚公共产品的内容角度来看，要以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各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经济与金融领域，能源、环保、气候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社会文化与发展领域，知识产权与《权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创设更多这些领域的公共产品，以适应东亚地区快速一体化的趋势。这期间要先经济后政治，再推及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在今后一个时期，东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应当放在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硬件与软件建设，发展与地区生产网络相适应的地区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网络建设上。

从提供者来看，目前，中国是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一个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中国真正要做的是促进东亚的地区合作进程，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类似东亚共同体的组织，但这个共同体不是超地区组织，对地区事务进行管理，而是在于建立一种新的地区秩序，这种秩序是建立在所有地区成员拥有共同或者共同享有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公共产品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谋求的是稳定和良好的地区关系，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合作机制，而不是谋求地区霸权或支配地位。要认识到东亚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和维持者还是美国。此外，我们要注重从国内个人、组织、公司等主体对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建设。

第二，中国向东亚地区供应公共产品的过程要与中国国內制度化建设步调相一致。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只有中国国内公共产品非常完善，在此基础上国家实力不断增长，这样才能有能力有意愿向东亚地区供应公共产品。一个是中国国内的公共产品建设要具有外在性，要在与外部互动中塑造适合内外的公共产品，要把东亚公共产品的供应纳入到国家公共产品建设的范畴中。这里我们要一方面利用国内资源促进东亚公共产品的创建和维护，塑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东亚的公共产品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内部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第三，要把中国提供与霸权主导性公共产品充分利用结合起来，发挥其最大作用，抑制其缺陷。目前，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还是这个世界体系的受益者，过多对抗这个体系反而伤及自身，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公共产品中，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些公共产品的“搭便车”特性，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对中国的消极作用。中国目前是全球大国，但不是强国，更不是秩序的主导者，话语权的主导者，这就需要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吸取这些公共产品的精华，逐步介入到秩序和话语权的制定中去，而不是推翻重来。

第四，创设和参与东亚公共产品要遵循稳健、务实、循序渐进、平等开放的原则。加大东亚公共产品的创设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稳健、有选择地推进东亚区域公共产品创设和参与。比如推动建立双边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区，参与和组织区域合作组织或机制等。要倡导平等、协商、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创设和参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例如，中国提出以对话、协商、合作为理念的“新安全观”，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对推动东亚地区新秩序和新制度的建立，推动地区和谐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也丰富了公共产品供应的途径。

收稿日期：2009年4月

作者：苑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