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分析论文

2022-04-18

摘要:TPP和RCEP被视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两条关键路径,伴随美国退出TPP和RCEP坚定推进,学术界将更多视线不断聚焦在RCEP上,RCEP替代TPP的呼声日渐高涨。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贸易自由化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贸易自由化分析论文 篇1:

贸易自由化与反倾销的综合贸易效应分析

摘要:文章在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与国别分析的基础上,收集2002年~2009年中国对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HS三大类产品的反倾销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关税削减条件下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

关键词:反倾销;贸易自由化;贸易效应

一、 引言

本文选取2002年~2009年中国对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HS三大类产品的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关税削减条件下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

二、 国内外关于中国对外反倾销贸易效应的研究

1. 贸易效应的描述统计分析。国内学者宾建成(2003)以中国首例进口新闻纸反倾销为例,分析了反倾销措施执行后导致的进口量变化及不同税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得出结论认为该案件有效地保护了国内新闻纸产业。鲍晓华(2004)在总结中国反倾销实践特点的基础上,比较全面但相对简洁的提到了反倾销的各种经济效应,包括对产业的影响、对贸易的影响、对外资的影响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分析对贸易的影响中,文章选取了2000年以前已经做出终裁的四个产业(聚酯薄膜、新闻纸、丙烯酸酯、不锈钢冷轧薄片)和两个无损害案例(赖氨酸盐、聚苯乙烯)立案前后进口量比重和增长率的对比来说明反倾销对来自诉讼对象国产品进口的影响。并且利用从非对象国的进口贸易总量和两个无损害案件涉案产品在指控前后的进口贸易量数据说明反倾销存在贸易转移的趋势。

2. 贸易效应的计量模型分析。鲍晓华(2007)在Prusa(1996)研究的基础设计了回归模型,该回归模型的设定是为了验证反倾销政策实施后,来自指控对象国、非指控对象国以及总体进口国的进口数量、进口价值和单位价值(价格)的变动。整体上看,反倾销的贸易限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实施反倾销后连续三个年度来自指控对象国整体的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所占市场份额显著减少,进口单价显著增加。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苑涛(2009)设计了衡量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模型。对于Prusa(1997)和鲍晓华(2007)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模型的结论是,中国整体的进口量、进口额、进口产品价格而言,反倾销措施实施当年的情况与前一年的情况相关程度很高且非常显著,但是反倾销对中国整体进口贸易影响较小。

Park(2009)是少数以中国为例分析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的国外学者,文章使用GMM方法调查了自1997年~2004年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虽然就模型本身而言使用的是比国内学者更加简化的模型,但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3. 关于引力模型对分析贸易影响的适用性观点。引力方程自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使用以来,已经广泛的运用在国际贸易中。引力方程最初获得成功主要得益于其相当适合实证中的应用,但是,这个方法也曾因为缺乏理论基础而备受指摘。但是自从Anderson(1979)以来,文章说明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能够推导出类似引力方程的简化方程。因此Frankel(1998)总结说引力方程已经“从理论基础贫乏的尴尬转向了过于丰富的尴尬”。因为引力方程有理论基础并且实证成功,所以已经广泛运用到分析边境、区域贸易协定、货币同盟、共同语言和各种其他制度化安排对贸易的影响上,已经日益成为分析两国偏离预期贸易的经济计量框架。

Vandebusshe & Zanardi(2006)应用一个加入了反倾销变量的引力方程估计1980年~2000年间反倾销对全球贸易流的影响。模型如下:

与国内学者分析中国对外反倾销贸易效应时所采取的多元回归模型不同,本文尝试将反倾销措施纳入到引力模型,并从贸易出口方角度分析中国实施的反倾销对进口贸易产生的影响。

相比国内学者计量检验模型,利用引力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在模型中纳入反倾销变量与贸易自由化变量,有助于度量贸易自由化与反倾销对贸易的综合效应。

三、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比较分析

1. 总体比较分析。从启动反倾销数量上来看,比较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与同期世界启动反倾销调查发现,从1997年~2009年,中国启动数量占同期世界启动总量的比例年度平均值约为5.64%,占比最高值为2004年,占当年世界启动反倾销调查的12.62%。事实上,我国对进口产品所启动的反倾销数量较少,还表现在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与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启动的反倾销从数量上尚有差距。

如果比较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与启动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差距。从1997年中国启动第一个反倾销调查至今的年份当中,二者之间的绝对差最高达到59起,年均相差36起,且从2006年至2009年四年之中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比同期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分别高出56起、59起、57起、52起。

2. 产业分布。从中国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来看,对外反倾销的行业非常集中,按照HS编码大类归总后发现,在启动的反倾销调查中以化工产业为主,1997年~2009年间共启动109起调查,占该期间启动调查的60.22%;如果依照启动反倾销数由多至少排列,依次为塑料、木制品、金属、纺织品,分别启动调查数量30、14、11、7起,分别占该期间启动调查总数的18.57%、7.73%、6.08%、3.87%。

3. 国别分布。在中国启动的反倾销调查的对象国家/地区中,处于前6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韩国、日本、美国、台湾、欧盟和俄罗斯,自1997年~2009年,中国向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所启动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为33、31、28、16、12、11,分别占该期间启动调查总数的18.23%、17.13%、15.47%、8.84%、6.63%、6.08%,向六个国家/地区共启动调查131起,占总启动反倾销调查的72.38%。

如果对比外国对华反倾销与中国所提起的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可以发现,在所考察的17个国家和地区中,除南韩、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之外,其他国家对华提起的反倾销均超过中国对其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尤其是印度,从1997年~2010年第一季度,对中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25起,成为同期向华提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对印度仅仅提起5起反倾销调查,仅占印度对华反倾销的4%。

因此,无论是相比较世界同期反倾销启动数量还是对比中国出口产品所遭遇的反倾销数量,中国都不是积极使用反倾销的国家。如果用对称率来衡量一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与该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之比,那么中国反倾销调查对称率比较低。应当说,使用的方法与对比的角度都充分地体现出非对称是我国所涉及反倾销的主要特征。

四、 实证研究

1. 回归模型。本文在Vandebusshe & Zanardi(2006)的基础上,从产业层面构建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反倾销措施及实施产业关税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模型。

ln(importijt)=?琢i+?琢j+?籽ln(importijt-1)+?酌ADinitiationjt+?啄ADmeasurejt+?茁1ln(GDPit)+?茁2ln(populationit)+?茁3ln(distancei)+?茁4borderi)+?茁5ln(RERit)+?茁6tarifft-1+?着ijt

表1简要说明了回归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其中进口、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变量、关税变量为滞后期变量。

2. 数据说明。由于反倾销特有的针对产业特征,考察中国在产业层面启动反倾销调查及采取的措施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特别是结合产业关税削减的情况下对产业进口进行回归分析。产业关税来自于WTO国际贸易与关税(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ariff)项下的HS分类产业关税数据。其中中国关税数据自2001年之后比较全面,因此数据时间跨度选择2002年开始。根据WTO反倾销统计,中国自2002年~2009年对外启动反倾销调查数量共148起,涉及24个国家或地区,但是考虑到许多国家在样本期内所涉及的反倾销调查较少,只有6个国家或地区涉及的反倾销调查超过10起,分别为韩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台湾。关于产业类型的选择,按照HS大分类将产品分成15大类,其中样本期内启动的反倾销调查超过10起的分别为化工、塑料、木制品。因此,利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所选取的样本为2002年~2009年中国从韩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台湾进口HS化工、塑料、木制品的进口贸易流量。

之所以可以选取上述样本作为度量中国反倾销对进口贸易流量影响的效应源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反倾销对象国相对比较集中,6个国家/地区涉及的反倾销在样本期内共111起,占样本期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的75%;第二,反倾销涉及产品类型比较集中,3大类产品涉及126起,占样本期内启动反倾销调查的85%。因此使选取的样本能够比较好地从产业层面度量反倾销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

各样本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产业层面贸易流量数据来自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HS细分数据基础上加总;距离数据来自网站www.timeanddate.com/worldclock中“距离计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GDP、人口数据、汇率数据来自于EIU 国家数据。

3. 计量结果与讨论。表2中的计量结果说明化工产业层面启动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是显著的,产业关税对贸易的影响显著,但是与预期符号不一致。(1)列、(2)列和(3)列分别描述了不同滞后期的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对贸易限制的影响。模型设定一中的对化工产业实施反倾销措施对贸易限制具有显著影响,这就体现了反倾销的直接限制贸易作用,但是对于产业的反倾销调查而言,仅仅发起反倾销调查所产生的贸易限制作用与预期符号相反,但是如果对所有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则会产生贸易限制作用,体现了反倾销的贸易威慑作用。如果考虑到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的滞后两期和三期的作用,能够发现,滞后两期和三期对除化工产业的所有产业提起反倾销对化工产业仍有贸易限制作用,且比较显著,而滞后两期的反倾销措施的贸易限制不显著,滞后三期的反倾销措施的贸易限制作用比较显著。(4)列试图对比不同滞后期的关税对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滞后期较远的关税对当期的贸易产生的影响小,但影响都比较显著。因此,产业反倾销措施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显著,且符号为负,以(1)列为例,化工产业反倾销措施每提高1%,进口贸易下降10.8%。

同理分析得到塑料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与采取反倾销措施显著,其中提起反倾销调查的符号为负,对贸易流限制效果显著。关税对贸易限制作用显著,但与预期符号不一致。如果对比不同滞后期产业关税对贸易的影响,其中滞后二期比较滞后一期关税对贸易影响减小,影响显著。如果对比本产业反倾销与所有其他产业反倾销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本产业还是其他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都能对贸易产生限制作用,反倾销调查变量的符号为负,且表现为显著,而且对该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所产生的保护产业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产业反倾销导致的反倾销威慑作用而导致的贸易量减少。塑料产业的反倾销调查的限制贸易作用显著,且符号为负,产业反倾销调查每增加1%,进口贸易下降5%。

木制品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不显著,但是产业关税显著。滞后一期关税符号为负,对贸易限制显著,关税每增加1%,进口下降5.2%。

五、 结论

本文在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与国别分析的基础上,收集2002年~2009年中国对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HS三大类产品的反倾销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关税削减条件下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反倾销在关税不显著的情况下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显著,其中化工产业反倾销措施显著,塑料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就会起到贸易限制作用,而木制品反倾销不显著,但是关税对贸易限制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鲍晓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救济效果评估.经济研究,2007,(2):71-84.

2. 宾建成.中国首次反倾销措施执行效果评估.世界经济,2003,(9):38-43.

3. 苑涛.反倾销的经济影响:对中国的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4. 张玉卿,杨荣珍.我国对外反倾销贸易救济效果评估.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11):1-6.

5. 朱庆华.反倾销、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09:310.

作者简介:张丹,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0-12-30。

作者:张丹

贸易自由化分析论文 篇2:

TPP与RCEP贸易自由化经济效果的GTAP模拟分析

摘要:TPP和RCEP被视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两条关键路径,伴随美国退出TPP和RCEP坚定推进,学术界将更多视线不断聚焦在RCEP上,RCEP替代TPP的呼声日渐高涨。RCEP究竟是否可以替代TPP?是否可以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带来相较于TPP的更多优势?文章运用GTAP模型,假设TPP和RCEP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分别从福利水平变化、实际GDP变化、贸易条件变化、进出口和贸易平衡变化四个方面给其成员和非成员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从成员和非成员整体利益得失看,RCEP可以替代TPP。如果TPP和RCEP各自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带给区域内成员的正面经济效应十分明显,区域外成员则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如果同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则RCEP成员经济效应高于TPP成员,中国从RCEP单独货物贸易自由化中获得的经济效应高于TPP和RCEP均成立时获得的经济效应;无论TPP还是RCEP,欧盟、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其货物贸易自由化时均会遭受损失。为应对未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带来的挑战,中国应从三个圈层积极推进和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关键词:TPP;RCEP;贸易自由化;GTAP模型;经济效应

10085831(2017)05000109

一、研究背景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成立之初仅有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在缺乏较大经济体参与情况下并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2008年,美国介入并主导TPP,2010年3月启动首轮谈判,2015年10月达成协议,2016年2月正式签署,TPP成员由原来5国(美国、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扩大至12国(除5国外,还有加拿大、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秘鲁、澳大利亚和日本),TPP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根据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数据,2015年TPP成员经济总量(GDP之和)占世界比重达到4000%以上,贸易规模之和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3630%,成员双边贸易占各成员贸易比重平均为4210%%。TPP签署后,各成员开始着手推动国内审批流程,按照协议规定,如果12国能从正式签署协定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各自国内程序,那么协定将在完成日后60天内生效;如果程序完成期长于两年,那么协议生效日将自动更改为占12国GDP总额85%的6个国家完成国内程序60天后。但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23日,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TPP。目前,美国退出TPP手续已经完成,TPP将无法生效。至此,被誉为前总统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标志性构成部分和实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政策基石的TPP不复存在。不可否认,美国退出TPP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可小觑,不仅对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将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布局。

2017年之前,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构成了亚太地区“双规竞争”的局面[1],TPP和RCEP被视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两条关键路径。RCEP由东盟10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发起,是在整合现有的以东盟为中心的5个“10+1”(即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的FTA)基础上,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互利的FTA。2011年2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达成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国组建RCEP草案共识,2012年11月宣布正式启动谈判,开启了覆盖亚太16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截至2017年3月,RCEP已进行17轮谈判,若RCE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区域最广、成员最多元化和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数据显示,2015年,RCEP成员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5000%,贸易规模之和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2883%,成员双边贸易占各成员贸易比重平均高达4720%。与TPP相比,RCEP市场开放更加灵活,不仅是“10+6”模式,而且有效整合东亚地区现有的资源,其实,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吸纳进来本身就是对东亚生产网络的一种扩容和升级。

伴随美国退出TPP和RCEP的积极推进,学术界将更多视线不断聚焦在RCEP上,RCEP替代TPP的呼声日渐高涨。究竟RCEP是否可以替代TPP?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是否可以从RCEP中获取较TPP更多的优势?面对未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挑战,中国应该采取何种策略?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TPP和RECP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博弈与角力[2-3]、经贸规则重构[4]、贸易投资促进[5]以及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6]等方面。在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运用事前评估CGE模型方法。

针对TPP的研究,万璐[7]认为,如果美国加入TPP并取消与TPP其他成员所有关税,则包括美国在内的TPP成员的GDP、福利和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TPP外国家受损;如果美日均加入TPP但美日间保持原有关税,则美国GDP、福利和贸易条件获益最小,日本较美国略大,TPP其他成员最大;如果美日都加入TPP且取消相互关税,则美国GDP增长为正,日本贸易条件和福利获益最多。赵金龙[8]通过设定三种情境分析了TPP对中日韩经济影响,认为,如果美国加入TPP,则中日韩福利水平下降,同时贸易条件恶化,而TPP 成员则相反;如果美日同时加入TPP,则中韩将受损,而TPP 成员包括日本会获得较大收益;如果美日韩均加入TPP,则中国受损最为严重。阙登峰等[9]也测算TPP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验证了美国主导TPP 运作将对中国产出和出口造成负面冲击。Areerat等[10]将模拟情境分为TPP 11 国、TPP+日本、TPP+韩国、TPP+中国、TPP+日韩、TPP+中日、TPP+中韩和TPP+中日韩,认为在TPP+中日韩情境下,除秘鲁外各成员实际GDP均获得增长外,TPP 非成员则相反;福利水平上,中韩在大多数情境下均为负值;贸易条件改善方面,TPP 6个成员将受益于贸易创造;涵盖中日韩的TPP有利于区域内成员,但不利于区域外成员。杨立强、鲁淑[11]以及袁晓莉、唐凯鹏[12]认为中日韩FTA谈判结果未实现而TPP11个成员实现零关税情境下,东亚经济一体化将会受挫,中日韩三国消费者福利水平、GDP增长、贸易条件均会出现恶化。

针对RCEP的研究,陈淑梅、倪菊华[13]模拟分析了RCEP完全建成时主要成员的宏观经济、贸易和产业效应,认为,若RCEP建成,则多数成员GDP、贸易、社会福利等都将受益于关税减让而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对中国产业层面的积极效应较为明显。刘冰、陈淑梅[14]进一步考察了RCEP降低低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变动,结果显示,RCEP区域内实现零关税对成员GDP、福利水平、贸易规模都有明显正向效应,且这种正向效应将随着区域内技术性贸易壁垒取消而扩大。汤靖[15]从关税减让、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两方面,分析了RCEP整合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认为RCEP整合将有力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和福利水平。杨帆、何帅[16]重点解析了TPP谈判议题,并讨论TPP和RCEP两条路径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认为中国加入TPP将受益所有成员,尤其是中國和美国,同时RCEP谈判仍面临政治与经济挑战,困难重重。

上述关于TPP和RCEP文献绝大多数基于CGE模型,使用数据库以GTAP数据库为主,其方法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当然,目前有关TPP和RCEP的实证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已有文献只是在TPP原有成员基础上对其他成员如日本加入TPP等进行情境设定,TPP有12个成员,进而实证分析结果需要持续跟进以适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的新变化;二是已有文献鲜有将TPP和RCEP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即使有个别文献但也并未从贸易效应、GDP增长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尤其是在美国退出TPP的情况下,RCEP是否可以替代TPP尚未有研究。考虑到货物贸易降税是TPP和RCEP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广泛用于FTA经济效益评估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CGE)模型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简称GTAP)为主要工具,模拟分析了假设在美国未退出TPP的情况下,TPP与RCEP货物贸易完全自由化对各成员及区域外经济的经济效应,并基于模拟结果提出未来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的相关建议。

三、TPP与RCEP货物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GTAP模型简介

GTAP是由美国普度大学开发的CGE模型工具,多用于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冲击对全球及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典型GTAP模型是一个比较静态模型,假设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者生产成本最小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全部出清。每种产品生产采用嵌套的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中间投入品是由国内和国外产品通过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复合而成,不同的国外产品按原产地进行分类,并通过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复合为单一进口产品。在要素市场,劳动力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而土地在部门间非完全流动,所以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可以不一致。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帐户,所有税收和禀赋收入都积聚到这个帐户,并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方程,以固定比例将收入分配到私人消费、存款和政府消费,私人支出方程采用固定差异弹性(CDE)效用方程,政府支出方程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方程。GTAP模型中,有两个国际部门(“国际银行”和“国际运输”)。各个国家储蓄汇总到“国际银行”部门,并根据资本回报率在各国家间分配,“国际运输”部门可以平衡到岸价(CIF)和离岸价(FOB)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双边贸易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

GTAP 8数据库包含129个国家和地区的57种产品以及5种生产要素,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仿真时,可以同时探讨政策调整对各国(地区)各部门生产、进出口、商品价格、要素供需、要素报酬、GDP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本文使用GTAP第8版数据库(最新版),以2007年为基期。由于2007年之后全球又实现了诸多FTA,实际关税水平下降,使得相关经济体资源配置发生改变,因此,以2007年实际关税所做的模型预测,有可能高估冲击。模型预测将主要行业和部门划分为粮食作物、肉类加工、采掘、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皮革、木材纸张、石油煤炭、化工塑料、矿产品、钢铁、其他金属、金属制品、汽车、运输设备、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其他制造业、公用事业与建筑业、运输通讯和其他服务业等21个。本文GTAP模型情境设定中,假设TPP与RCEP成员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全部降为零,即完全贸易自由化。

如果美国没有退出TPP,则其成员大多数工业品关税减让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施,少部分产品关税将在TPP成员统一的较长时期内削减;农产品方面,部分成员(如日本、越南等)仍有部分产品将维持现行关税。就整体平均而言,TPP成员将在协定生效后即刻废除8736%产品项目关税,最终贸易自由化比率约为9927%(降税期程最长约30年)。其中,新加坡立即降税为零产品项目数比重达到10000%,其次是加拿大(9490%)、新西兰(9461%)、智利(9440%)、澳大利亚(9304%)、文莱(9167%)和美国(9017%),日本(8621%)、马来西亚(8470%)、秘鲁(8072%)、墨西哥(7771%)和越南(6461%)则相对较低;新西兰、文莱、新加坡3个国家最终达到完全贸易自由化,其次是马来西亚(9990%)、澳大利亚(9987%)、秘鲁(9936%)、美国(9931%)、墨西哥(9926%)、加拿大(9886%)、智利(9839%)、越南(9786%)和日本(9680%)。与TPP相比,RCEP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略低,从东盟与RCEP其他6个成员签署FTA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全部削减关税项目数约占9000%,中国向东盟成员全部削减关税比例约占9500%,日本和韩国向东盟成员全部削减关税比例约占9000%,而印度向东盟全部削减关税比例仅为8000%左右[17],如果以东盟和其他6个成员现有FTA为基础,则全部削减关税比例很可能在9000%,明显低于TPP贸易自由化水平。

(二)GTAP模拟结果

1TPP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

模拟TPP成功实施时,将GTAP模型中129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大部分:TPP成员、受TP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世界其他地区。其中,TPP成员有美国、澳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参加TPP的东盟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参加TPP的美洲成员(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受TP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有中国、韩国、欧盟(25国)、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其他东盟成员(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结果见表1所示。

第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理论上讲,消除关税壁垒可以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使消费者从中获益,这也是FTA给参与国带来的主要益处。GTAP模型中将以上消费者益处称为福利,而福利水平增减就是衡量关税减让能否给消费者带来利益的主要指标之一。换句话说,福利水平指标衡量了因为贸易壁垒的消除而导致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给消费者带来的益处。GTAP模型采用等价变化(EV)指标衡量减税冲击给各个经济体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水平影响,通常福利水平的增加源自资源优化配置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从模拟结果看,TPP成员从关税减免中都获得了一定的福利改善

这里的福利改善指的是消费者主观感受意义上的改善,而非实际获得了这么多的财富或折扣。,其中以日本福利水平上升最大,为7471亿美元,而其他非TPP成员福利水平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以中国福利水平下降程度最大,为负3142亿美元。

第二,对实际GDP的影响。TPP完全贸易自由化将对其大部分成员GDP产生增长促进作用,但是对TPP美洲成员却有负影响,使其GDP下降023%;日本是从TPP中获益最大的成员,其GDP将上升072个百分点;而TPP对美国GDP影响却微乎其微,仅上升0003 6%;同时TPP成立对其他非TPP成员GDP影响均为负面,中国GDP将下降024%,而其他东盟成员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GDP将下降033%。

第三,对貿易条件的影响。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反映该国的贸易状况。TPP实施同样对大部分成员会产生正的贸易条件效应,其中,仍以日本贸易条件改善最为明显,幅度为065%,美国为008%,但是TPP美洲成员的贸易条件却有所恶化,下降约015个百分点。TPP的成立也将对其他非成员贸易条件产生负面影响,其中没有参加TPP的东盟成员下降幅度最大,为022%,中国次之,贸易条件恶化017%。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反映了中国的大国特征,这也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理论保持一致。

第四,对进出口和贸易平衡的影响。从刺激进出口方面看,TPP成立对其成员都有正面影响,其中,日本进出口变化率最大,分别为230%与153%,同时对其他非TPP成员进出口影响都是负面,仍然是中国受到的影响最大,进出口分别下降029%和028%。贸易差额的结果有所不同,TPP的成立给其所有成员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贸易差额恶化,其中以日本贸易差额恶化幅度最大,为4128亿美元;而TPP成立对其他非成员的贸易差额改变则有正有负,比如对中国影响就是负面的,其幅度为642亿美元,而对韩国、欧盟、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其他成员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都是对贸易差额有所改善贸易差额改善并不意味着贸易顺差,仅表示与模拟初始状态相比,贸易差额有所改善,至于末状态是顺差还是逆差还取决于初始状态时是顺差还是逆差及其幅度大小。,欧盟获益最大,幅度为5025亿美元。

总体看,如果TPP能够实现完全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经济影响具有正面促进效应,获益最大的是日本,澳新次之,参加TPP的4个东盟成员和美国经济效应比较微弱,而参加TPP的美洲成员还会在GDP与贸易条件方面有所恶化。TPP完全贸易自由化对其他非成员影响基本以负面为主,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和其他东盟成员,中国台湾次之。

2RCEP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

在模拟RCEP成功实施并完全贸易自由化时,将GTAP模型中129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大部分:RCEP成员、受RCE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世界其他地区。其中,RCEP成员有中国、日本、韩国、澳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东盟;受RCE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有美国、欧盟(25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结果见表2所示。

第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RCEP成功实施并完全贸易自由化后将对其6个成员的福利水平产生较大正面影响,日本受益最大,福利水平将上升27510亿美元,中国次之,福利水平将上升12771亿美元。不过RCEP成立会对非成员福利水平有负面影响,世界其他地区遭受的福利水平下降最大,幅度为10245亿美元,美国次之,福利水平将下降7648亿美元。

第二,对实际GDP的影响。RCEP成立后会普遍促进其成员GDP成长,但印度除外,印度GDP下降约078%;日本则受益最大,GDP上升352%;澳新的收益次之,GDP上升139%;RCEP在GDP方面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微弱,仅有025%正面刺激;而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则会因为RCEP成立而普遍遭受GDP下降,其中以中国台湾的损失最大,其GDP下降241%。

第三,对贸易条件的影响。RCEP成立后,只有日本、韩国、澳新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其改善幅度分别为298%、070%、129%,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均会因RCEP成立并实施完全贸易自由化而有所恶化,其中中国台湾受到负面影响最大,贸易条件将恶化146%,印度次之,贸易条件恶化幅度为072%,相较之下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幅度还不是太大,为032%。

第四,对进出口与贸易平衡的影响。从进出口变化看,RCEP成立会给其6个成员带来较大幅度正面影响,普遍进口变化率要高于出口变化率,只有印度出口变化率大于进口;其中进口变化率最高为日本的776%,中国次之,为672%,出口变化率最高的印度为567%,中国次之,为491%。而除成员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都会因RCEP的成立而遭受一定程度的进出口下降,其中以中国台湾所受影响最大,其进出口变化率分别下降297%和255%,中国香港与美国受到的负面影响次之。从贸易平衡变化看,RCEP成立会使其6个成员贸易差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其中以日本所受负面影响最大,贸易差额恶化17889亿美元,韩国次之,贸易差额恶化529亿美元,中国台湾贸易差额也因RCEP成立而有所恶化,幅度为471亿美元;而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差额则会因RCEP成立而有所改善,其中美国所受到正面影响最大,贸易差额改善15831亿美元。

总体看,RCEP成立实施完全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的经济影响是正面的,日本、韩国和澳新获益最大,对于非RCEP经济体来说,RCEP成立会使其遭受不同损失,其中以中国台湾的经济收益下降最为明显。比较而言,RCEP单独成立的经济影响要比TPP单独成立的经济影响大。

4TPP与RCEP同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

模拟TPP与RCEP同时实施并完全货物贸易自由化时,将GTAP模型中129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13个区块,分别为: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盟25国、澳新、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参加TPP的东盟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其他东盟成员(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参加TPP的美洲成员(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这13个经济体相互之间关税减免如表3所示,结果见表4所示。

第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TPP与RCEP均实施后,各成员与主要经济体福利水平变化不尽相同,日本因为同时参加TPP和RCEP,获得福利水平上升幅度最大,为30955亿美元,中国次之,福利水平上升10562亿美元,同时获得福利水平上升的主要经济体还有韩国、澳新、印度、东盟等;而美国则遭受5349亿美元的福利损失,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参加TPP的美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会面临福利水平下降的局面。

第二,对实际GDP的影响。TPP与RCEP均完全贸易自由化将使中国、日本、韩国、澳新、东盟的GDP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以日本GDP上升幅度最大,为377%,中国GDP仅有008%微弱上升;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的GDP均会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台湾,为253%。

第三,对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受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影响,日本贸易條件会有323%的改善,在所有经济体中表现最好,韩国、澳新、东盟贸易条件也会有所改善;而其他主要经济体贸易条件却都有不同程度恶化,其中仍然是中国台湾的恶化幅度最大,为155%。

第四,对进出口与贸易平衡的影响。从进出口变化率看,TPP与RCEP都完全贸易自由化会使大多数经济体进出口有所增长,增长幅度最大的仍然是日本,其进出口变化率分别达到897%和555%,中国次之,其进出口变化率为650%和469%;各主要经济体中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世界其他地区会出现进出口双双下滑现象,下滑幅度最大的仍然是中国台湾,进、出口会分别下降309%和264%,而美国则会出现出口增长003%、进口下降061%的现象。从贸易平衡看,只有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参加TPP的美洲成员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平衡会有所改善,其他主要经济体贸易平衡都会有所恶化。

总体来说,TPP与RCEP均完全贸易自由化后,RCEP成员经济效应要高于TPP成员经济效应,不过各成员具体表现有所相同。中国在TPP与RCEP都实现完全贸易自由化时的经济效应要低于RCEP单独成立时的效应,即TPP成立对RCEP还是有微小冲击;对美国而言,RCEP实施完全贸易自由化对TPP冲击程度则不容小觑;对于日本、澳新、参加TPP的东盟成员来说,因为它们同时存在TPP与RCEP中,其经济效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为正,不过日本经济效应在TPP与RCEP都完全贸易自由化时达到顶峰,而澳新与参加TPP的美洲和东盟成员的经济效应最大的情况却是RCEP单独成立时;被排除在这两协议之外的欧盟、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则无论面对哪种情况都会遭受损失,而其中损失最大的中国台湾也会在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后损失达到顶峰。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假设美国未退出TPP情况下,运用GTAP模型量化分析了TPP和RCEP实现货物贸易完全自由化对其成员和非成员的经济效应,其结果也肯定地回答了前文所提的问题,即从成员和非成员整体利益得失方面看,RCEP可以替代TPP。研究认为,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会对其成员产生正面经济效应,同时致使协议外成员遭受经济损失;但当TPP与RCEP均实现完全贸易自由化,则TPP会受到RCEP较大冲击,使得美国与其他美洲成员的经济效应由正转负,而RCEP成员会获得较快经济增长;作为TPP与RCEP交叉成员,日本无论面对哪一种情况都是最大受益者,而被排除在这两协议外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则会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对于身处亚太的各主要经济体而言,其意义不仅仅是本文有限的经济指标所能衡量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FTA对贸易规则的改变,以及对贸易背后生产网络格局的改变。美国毅然退出TPP的行动,可以说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虽然美国退出TPP,但未来高标准和高质量的FTA趋势不会改变,并将成为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流和方向,中国应该加快建设“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应依次推进和构建三个圈层,即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外围圈层。

一是构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核心圈层——港澳台地区。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中国最能掌握和最应利用的FTA资源是港澳台地区,港澳台最有效益和最小代价的FTA首先是中国大陆及彼此,寻找使得四地能够以最小的政治经济代价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就成了四地的共识和动力。

二是构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中间圈层——亚太国家和地区。要适时推进现有FTA深度一体化,努力寻求建立全面的高质量的FTA。中国与亚太国家和地区已经签订的FTA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还不够,在追求FTA数量同时,更应注重质的发展,这样才能与世界其他高质量高水平FTA接轨。推动与亚太国家和地区包括RCEP在内的其他FTA谈判进程,如中印FTA、中日韩FTA。因中印FTA、中日韩FTA与RCEP具有高度互补性,若率先达成共识,将对RCEP起到推动作用;若RCEP率先一步取得共识,则可助推中印FTA、中日韩FTA协定谈判进程。

三是构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外围圈层——欧盟地区。欧盟代表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高水平,也是世界上拥有FTA数量最多的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欧盟在FTA安排上一度沉寂,与亚太地区如火如荼的FTA浪潮形成鲜明对比。考虑长远发展,欧盟凭借先后推出的美国—欧盟、欧盟—日本、欧盟—韩国、欧盟—东盟、欧盟—泰国等一系列FTA举措,试图重新掌控全球FTA格局引领和主导力量,欧盟FTA政策正处于战略调整期[18]。欧盟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FTA空间结构理应拓展到欧盟,加强与欧盟国家合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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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AP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PP and RCEP

ZHANG Yuren1,ZHENG Xuedang2,3

(1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PRChina;

2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46, PRChina; 3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Industry Subcouncil,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ijing 100846, PRChina)

TPP and RCEP are seen as two key pathways for advancing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ew from TPP and RCEP is moving forward firml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cus more on RCEP, and RCEP’s call for substitute for TPP is growingCan RCEP replace TPP? Whether it can bring more advantages to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n TPP? Based on the GTAP model, the paper assumes that both TPP and RCEP are fully liberalized in the trade of goods, an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ir members and nonmembers is changed from four aspects: welfare level change, real GDP change, changes in terms of trade, import and export and trade balanceThe study found that RCEP could replace TPP as seen from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members and nonmembersIf TPP and RCEP realize the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goods, th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 of members is very obvious, and nonmembers suffer losses in different degreesIf the trade in goods is liberal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nomic effect of RCEP memb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PP members; China’s economic effects gains from RCEP’s individu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economic effects obtained when TPP and RCEP are both established; Regardless of TPP or RCEP, the EU, Hong Kong and China’s Taiwan will suffer losses when trade in goods is completely liberalized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global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global network of free trade zones from three circles

Key words: TPP; RCEP; trade liberalization; GTAP model; economic effect

(責任编辑傅旭东)

作者:张裕仁郑学党

贸易自由化分析论文 篇3:

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制造业职工工资变动的实证分析

摘要:按照H-O定理以及S-S定理,贸易自由化将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增加,劳动要素收入上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制造业职工工资变动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趋于下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人均GDP以及工业GDP增长率。本文解释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是传统体制下企业吸纳了过量的劳动力、从而使生产效率低下所致;部分纯粹是统计上的原因所致。随着制造业职工就业和工资决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劳动报酬上升的趋势趋于显著。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了S-S,定理的结论。最后是关于继续贸易自由化、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S-S定理;工资

贸易自由化是一个生产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H-O定理)以及相关定理对此有专门论述。根据H-O定理,如果A国相对于B国为劳动资源丰裕的国家,则自由贸易情况下,A国将扩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降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增加进口,反之亦然。与H-O定理相关的另外3个主要贸易定理是: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PE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和莱布辛斯基定理(莱氏定理)。S-S定理对贸易自由化以后要素价格的变动趋势作了说明,S-S定理的内容是:关税将增加受到保护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要素的报酬。反过来说,自由贸易将使原先受到保护的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要素的报酬下降。以中国为例,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将使资本密集型商品(M)的价格相对劳动密集型商品(X)下降(PM/Px下降),从而资本相对劳动的报酬(r/w)下降。FPE定理认为,当要素在国家间不能流动时,国家间商品的自由贸易将使生产商品的要素价格在国家之间实现均等化,即商品自由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要素自由流动的一种替代。莱氏定理在S-S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基础上对一国要素禀赋发生变动后的产品生产进行分析,某一要素赋有的增加将使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生产增加而使密集使用另一要素的商品生产下降。

我国是劳动力资源相当丰裕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口商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水平不断降低,按照上述定理,在这一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我国丰裕要素劳动力的需求和报酬(即就业和工资)应该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如理论所述的发生显著变化。那么究竟是H-O定理以及相关定理在中国失效,还是另有其他原因?鉴于我国贸易自由化以来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快速增长,本文将就制成品生产、进出口和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的变动进行实证分析。

一、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我国制造业生产和要素报酬变动情况

1 贸易自由化对生产变动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的最大特征是削减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我国真正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在1992年加入APEC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平均关税还很高,在1994年和l 996年,中国政府大范围地削减了关税,平均关税降低到20%以下,2001年加入WTO后关税总水平由15.3%下降到12%左右,2005年我国实现入世承诺,将关税总水平降至9.9%。除关税外,非关税壁垒的数量也大幅度降低,据Nicholas Lardy估计,受配额和许可证限制的产品数量从1992年的1247种下降到1999年的261种,至2001年非关税壁垒仅相当于约9%的关税等量水平,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很多行业和服务领域放开国内私有资本和外资的进入和竞争,并消除对外资进入和持股的大多数限制。

与贸易自由化相伴随的是,工业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起缓慢上升,从1990年的37%上升到2004年的45.9%,同时制造业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这可以从表1中两组指标的变动中看出:制成品的外贸依存度和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起不断上升。

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贸易自由化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成品贸易快速发展,表明贸易自由化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么劳动要素是否随着贸易自由化而变得相对稀缺,其报酬一工资水平是否随着贸易自由化而上升呢?本文接着将对工资水平的变动进行分析。

2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工资变动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会对生产中使用的劳动、资本要素报酬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我国利率决定尚未实现市场化,而劳动用工制度、工资决定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程度在不断提高,所以贸易自由化的效果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动上,根据S-S定理,贸易自由化会导致我国劳动者工资上升。由于现有统计资料只有不同行业如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以及职工平均工资变动的数据,显然不能确切地表示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体就业人员的收入变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由一于制度因素制造业职工工资相对于其他形式就业人员来说比较稳定,随着企业制度改革,企业职工的就业和工资决定中市场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而工业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使得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职工就业和工资变动的影响力度加大。因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职工工资的变动中看出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作用或趋势。而制造业中其他形式的就业人员,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中的大部分就业者,主要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构成,这一劳动力市场从一开始就处于没有制度保护的完全竞争状态,就业和工资的变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制度保护程度较高的制造业职工工资的变动受到了贸易自由化的影响,那么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其他形式就业人员工资变动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会更大。

我们首先看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表2第4列数据)。与贸易自由化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不相符合的是,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在1990年开始缓慢下降。但是由于职工工资总额受到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的影响,而GDP的变动还要受到除工业以外的农业、第三产业以及第二产业建筑业GDP变动的影响,所以对这一比重的变动应该进行仔细分析。从表2可以看到,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有3个明显下降的年度:1985、1992和1998年。对于1985年和1992年的两次变动,可以从工业GDP和就业人员构成的变动进行解释,1985年和1992年我国加工贸易出现了两个快速发展阶段,加工贸易企业以大量雇佣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其工资收入并未在职工工资总额中体现出来,而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GDP不断增加,分子基本不变而分母快速增加导致了这一比重的下降,1985年比1980年下降了近2%,1992年比1991年下降了0.5%。至于1992年以后年份这一比重出现缓慢下降,则还要将90年代开始的企业制度改革导致大量职工分流、下岗等因素考虑进来,由于部分职工的分流,以及留在企业的下岗职IT资收入较低,导致工资总额占GDP

比重的下降。而1998年比1997年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原因,则纯粹是统计方面的原因。本文的数据资料取白干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自1998年起职工人数统计的口径有所变动,下岗职工不再计入就业人员统计中,下岗职工的工资也不再计人工资总额中,致使这一比例再次下降。

为了剔除职工人数变动的影响,表3对制造业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工业部门GDP和全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比较。从表3中可以看出1998年是制造业职工年均工资增长率与工业部门GDP及人均GDP增长率关系的转折点,199.8年之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一直低于后两者,而1998年之后则正好相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连续6,年高于工业部门GDP和全国人均GDP增长率。其中的原因可分析如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制度改革以前大部分工业企业吸纳了过量的职工就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而企业制度改革开始以后,大量职工的下岗提高了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下岗职工仍然统计在在职职工人数中,而下岗职工的低工资拉低了职工平均工资。1998年开始下岗职工不再计入在职职工人数中,而且由于总体上劳动工资决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生产率快速上升的结果充分体现在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动中,导致了平均工资增长快于GDP增长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贸易自由化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人均工资水平也有较快提高,而且随着就业和工资决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大,需求曲线越平坦,弹性越大,商品价格变动对产量的影响越大。反过来说,一定产量的变动(增加)对价格变动(下降)的影响越小,从而对工资的影响越小。当厂商或行业面临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时,产量的变动不会影响到商品价格从而不会影响工资的变动。由于我国制成品生产和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国际市场上有大量的竞争对手,在很多出口商品价格制定方面没有决定权,只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本文估计制造业产出的变动对职工工资影响的作用比较微弱,在实证检验时也显示了制造业产出对职工工资的相关系数不显著,所以在建立正式回归方程时没有加入这一变量。

Q/L代表制造业职工人均产出,可以用来表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上,劳动者的工资应该与其生产率成正比,随着我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工资决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影响的作用应该为正并且有上升趋势。

2 计量方程,指标选取和分析思路 为了更具体地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职工工资变动的影响,本文在(3)式基础上进一步将贸易自由化等因素纳入考察,“构建入下计量方程:

其中T为制成品进出口贸易额,X为出口额, M为进口额;由于无法获得制成品行业最终产出资料,回归时用工业增加值来代替,用Q表示。T/Q、X/Q、M/Q分别为制成品进出口总额及出口和进口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表示工业行业的总体对外依存度、出口导向率和进口渗透率,用这3个比率表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Q/L中的L为制造业当年全部就业人员数。

关于贸易自由化指标选择的说明:按照贸易自由化的定义,衡量贸易自由化的直接指标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变化程度,我国的贸易自由化也主要表现为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减少。但是我国的名义关税和实际征收率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Nicholas Lardy认为中国2005年的实际关税率还不到3%,相当于印度的1/3,部分原因是由于高关税产生了限制进口的作用,减少了征税税基,另外中国对加工贸易进口实施减免税政策,而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很大(见表1)。所以名义关税率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而非关税壁垒又很难量化,所以在贸易自由化的度量上,本文将采用进口渗透率和出口导向率(行业进口额与行业产出额之比)作为反映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指标。回归所用的数据来自1980~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对外贸易统计年鉴》。

考虑到我国1994年汇率并轨前后进出口的大幅度变动,而且汇率贬值对进出口的影响不一,为剔除政策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1995-2004年作为分析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工资决定的市场化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高,所以选择这一时期作为分析期也可以较正确地反映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工资变动的影响。

表4、5为上述3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拟合度较好,R2和AR2均达到0.98以上,DW值也比较理想,都可基本排除变量的自相关。从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出(Q/L)和外贸依存度(T/Q)对制造业职工工资变动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分别为0.8和0.3),而其中人均产出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5为方程(5)(6)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出口导向率和进口渗透率的增强都对工资变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进一步说明了贸易自由化以后我国对外贸易中比较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增加,对制造业工资水平产生了相同的影响,都导致了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其中出口的影响略高于进口;同时回归结果再次表明了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我国制造业职工的工资决定机制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1 贸易自由化不可避免地将引起要素配置和报酬的变更 在我国,贸易自由化促使社会资源向劳动密集行业转移,并使劳动力要素报酬呈上升趋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实证检验也基本肯定了这一点。可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使我国丰裕要素劳动力资源的充分使用,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2 贸易自由化的要素收入是否会按照S-S定理发挥作用取决于要素市场的流动状况

本文选择了1995~2004年作为分析期,在这一阶段中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不断加快,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结论比较明显。笔者对同一来源的1980~1995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却无法得到类似的结果,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贸易开放程度对制造业职工工资的影响都不显著。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劳动要素流动障碍,使贸易自由化提高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20多年改革开放的事实也证明了劳动力市场流动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积极作用。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就是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原先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些劳动力流向城市后可以享受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使我国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也可使农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提高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了我国走出二元经济,进入现代经济的进程。

3 对于贸易自由化的静态和动态效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我国劳动力优势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同时集中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而是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要素资源的动态变动,注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我国沿海地区首先分享到了贸易自由化的利益,沿海地区劳动密集行业远远高于内陆地区,劳动力报酬也远高于内陆地区,这正是S-S定理发挥作用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较高的要素报酬将使更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向沿海地区转移,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并导致资本大量积累,进而使沿海地区要素相对禀赋发生变化,资本的丰裕程度相对上升,而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劳动力则相对稀缺。根据莱布辛斯基定理,这时沿海地区应顺应要素禀赋的转变、改变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档次,同时在要素相对密集程度变更较少的内地,建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从而实现从沿海到内地的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

4 注意培育国内消费需求,避免“出口贫困增长”现象我国在部分商品的出口方面是贸易大国(如部分家用电器、部分服装鞋帽等),因此贸易自由化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会导致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的下降和我国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掉入“出口贫困增长”陷阱。而我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我们完全可以在贸易自由化由沿海向内地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国内市场,使贸易自由化、加快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提高劳动者收入与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开拓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劳动者、更多的地区参与到自由贸易中来,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也可降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刚性、减少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贸易冲突。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作者:蒋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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