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论文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论文 篇1：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研究

摘 要：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发展新平台，是利用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源作用，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幸作为第三批挂牌自贸试验区之一，于2017年4月1日开始运营，它的建设更加有利于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推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在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分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陕西地域的内陆特性，提出下一步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平台，它是根据我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我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国家规划的区域范围内通过对投资、贸易、金融及行政等各种制度的改革，使得人流、资金流等各种生产要素更加具有活力，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幸作为第三批挂牌自贸试验区之一，于2017年4月1日挂牌运营，一年来其建设运行中的诸多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绩

第一，改革任务全面铺开，典型案例全面推广。至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一周年，已全面启动《总体方案》提出的165项试点任务。其中实施简化“资金池”管理、“一窗受理”综合审批运行服务模式等48项任务已基本完成，形成了77个差别化改革案例，经第三方评估，有可复制可推广34个案例。其中，“微信办照”创新案例被国务院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第二，完善服务平台功能。建立将“人民银行开户许可”纳入联办事项纳入“多证合一、多项联办”市场准入服务平台，实现“一口受理、并联审批”和全程电子化的企业工商登记注册流程，缩短办结时限至3个工作日以内，有的甚至当日办结;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了“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企业走出去全流程一体化服务。

第三，积极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出台36条一系列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措施，并将融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交易场所审批和监管事权委托给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至2017年末，自贸试验区内共有174家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结算达到339.23亿元，办理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涉及省内外2 686家企业、31家商业银行的224个分支机构，境外银行1 589家，贸易交易辐射109个国家和地区。

第四，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启动建设“丝路信息港”，在我省设立了首家省级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区，正在建设“丝路云”自贸产业园智慧园区、网上自贸综合服务平台，发起设立信息丝绸之路发展联盟;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以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成功举办为契机，开展以“国风·秦韵”为品牌的海外陕西文化周系列活动。

截至2018年3月底，陕西自贸试验区新增注册市场主体14 811户（占揭牌前市场主体58%），其中新增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企业306家。

二、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理念跟不上建设需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上，一方面，个别地方和单位对制度创新认识还不到位，将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同于新区建设或园区建设，存在着“等靠要”优惠政策的老传统思维;另一方面，创新理念也不够深入，存在“碎片化”“零星化”等现象，复制先进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研究滞后。同时，由于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沿海发达地区，期货保税交割监管、融资租赁等很难在省内有效开展，受全国金融监管的限制，地方金融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的落实上推进不力。陕西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夯实对标基础及创新更高标准的路要走很长。

第二，改革存在体制性障碍。首先，体现在片区划分与管理机构关系不顺畅。目前陕西自贸区有三个管委会和三个片区划分并不对等，造成管理体制不順畅，中心片区覆盖了西咸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形成狭长、分叉的地理区划，从行政辖属来看，行政管理关系错综复杂，许多改革任务超出自贸办管理范畴。其次，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不对等。西安市自贸区各功能区主要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缺少交通、文化、农业等社会事务管理部门，致使“证照分离”改革中省级部门下放的权限没有机构对应承接，较之全国其他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的自贸区，西安市各功能区实际推动的改革创新事项受到制约。再次，由于片区划设和行政责权的不完全对等，出现了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工作和其他行政职能部门改革工作交叉部署、反复开展、内容重叠等问题，使得自贸区工作部署困难、管理难度加大、落实效率降低等问题。

第三，改革创新力度不够。自贸试验区的制度改革好不好？营商环境怎么样？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企业说了算，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莫过于新增企业数量。与其他几个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有很多不足。一是从主要指标看，陕西还需加快马力。七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增股市场主体最多的是河南，其次是辽宁，四川第三，陕西第四。另外，2017年成都市实现进出口总额为3 941.8亿元，同比增长45.4%，增速高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了79.8%，中欧国际班列开行超过1 000列，位居全国中欧班列第一。浙江省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平均注册资本大幅领先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二是改革碎片化，系统集成不足。自贸试验区目前推出的创新成果，大部分集中在政府管理领域的优化、简化，尚未形成可以推动法规修订、政策突破的创新成果，改革的系统性、集成性相对不足。作为自贸试验区真正的创新主体，有关改革的牵头部门没有在自贸区进行“大胆试、大胆改”，也未授予各功能区更大的实质性权力;个别功能区重申报、轻建设，重表态、轻落实，未制定支持自贸区发展的专项政策措施。

第四，相邻自贸区强有力的竞争。截至2018年3月底，全国共设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尽管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定位各有特色，优势互补，但是也难以避免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形成激烈竞争。尤其是四川、重庆和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因其与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邻，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而成都、鄭州也入围了国家中心城市，这三个城市发展在产业集聚能力，外资企业入驻数量，经济基础多强于陕西。目前来看，在各个省份大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情形下，强有力的竞争压力多于相互之间的积极互动与肯定。

第五，自贸区专业人才不足。自贸试验区工作任务重、专业性强、关注度高、涉及面广，许多工作需要高层次人才来专门研究推进。目前市自贸办和各功能区的编制数和领导职数与全国同类机构相比明显偏少，个别功能区自贸办存在兼职问题。

三、加快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要转变发展观念

思维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出路;务必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1.打破固有思维模式依赖。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同于原有的开发区，是制度创新而非制度洼地。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需要持续寻求突破，发挥向外部学习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学习其他国家及先进地区经验，如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集中物流服务、规定产品内销比例等;另一方面，由于陕西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背景与其他地区不同，不能照搬别的地区经验，要根据陕西实际在一些领域标新立异;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应将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加强调产业发展制度创新与动力的结合;优化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

2.增强“店小二”服务意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质是去政府化的过程，从顶层制度设计开始，细化政府内部分解，真正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缩编制，流程再造，为方便企业更好发展，不断提高“店小二”服务意识，优化优化环境。

（二）要破除体制障碍

1.理顺片区与管委会之间的关系。陕西省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了杨凌片区、港务区和西安管委会，尤其是西安管委会去管理西咸新区各功能片区，同时省级商务厅对3个片区有直接的管辖权，领导小组和管委会只做宏观管理，放手让下面的功能区尝试，这种多头管理势必会影响行政服务效能。陕西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过程中应理顺管理体制，通过构建扁平化、不越位、不错位的管理体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确保政府服务的高效性，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体制保证。同时，应不断强化管委会的权、责，统筹安排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与其他改革，建议从省级层面统筹自贸试验区改革和重点领域的行政改革任务。

2.开发区走“政区合一”之路。“政区合一”模式，即行政区域或开发区合一，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从全国各地开发区运行情况看，目前做得好的，问题矛盾较少的就是“政区合一”模式。随着开发区飞速增长，产业转移、空间制约、城乡统筹等问题日益显现。“政区合一”模式最好的就是托管。西安市开发区托管行政区的工作实验已展开，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托管街办取得的发展成绩。在西咸新区、国际港务区试行托管的工作中还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制度，为下一步的全面托管打好基础，以托管为“政区合一”探路。西安的高新区、经开区如能设立为行政区，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西安市如能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可以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产业布局，形成科技创新、皇城复兴、文化旅游、装备制造、国际交流等产业示范区，打破行政体制障碍，实现追赶超越。

在开发区设立法、检两院。开发区设立法、检两院在全国已有先例。西安市各开发区目前均没有设立法院和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行政体制的障碍，公检法难以形成合力解决经济纠纷、打击违法犯罪。可先在高新区设立法院和检察院，取得复制经验后在西安市各开发区进行推广。

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开放倒逼改革要求政府转管理为服务，西安市不妨依靠开发区为简政放权的排头兵，以先行先试、创新理念，走出一条改革之路。

（三）要加快制度创新

1.持续推进建设任务中的制度创新。一是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境外投资备案制，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先照后证，支持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二是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通关监管服务模式;检验检疫制度;单一窗口;人才管理创新（允许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筑、规划、医疗、旅游等执业人员）。三是金融开放制度创新，合适的账户管理体系，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支付合作，跨境资金流动）;利率市场化（大额可转让存单）;外汇管理，风险监控指标，做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四是行政管理制度创新，“证照分离”商事制度，事中事后监管;信用信息制度;企业年报告公示;安全、反垄断审查;环境保护等相关制度。五是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西安爱菊积极开展走出去产能合作，以哈萨克斯坦为原料基地，阿拉山口为加工贸易集散中心，西安为销售终端的多点跨区域农产品生产物流加工合作关系的爱菊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区，形成了三地互应的跨国农业合作体系，同时还实现了国内教育科技资源、先进农业生产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国应用，这是一条在全国范围具有首创性的举措。应培育和挖掘更多的企业或项目，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与交流。

2.继续推进差异化的改革。要围绕总体方案重点在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军民融合、金融服务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五个方面筹划、培育特色创新案例和推进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特色创新案例台账清单，做好特色创新案例和制度创新的总结与评估。加快推进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各功能区要积极研究提出各具特色的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创新改革方案。

3.形成系统集成性改革体系。建议加强自贸区改革与全面创新改革、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融合的统筹协调，系统推动改革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陕西自贸试验区应先在投资、贸易等容易突破的领域进行重点突破，之后带动整个政策体系的变革。同时，应该协同推进各片区的制度创新及推广。

（四）要加强战略合作

积极与区域外先进地区进行战略合作，形成产业联合、优势互补。四川省与广东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建立“创新共推、信息共享、模式共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合作机制，开展投资、贸易、现代物流、金融等领域协同和联动创新，形成一批新的制度创新成果，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和服务全国的作用。此外，也与香港在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陕西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建设更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平台。

陕西可以与霍尔果斯自贸区进行合作。霍尔果斯跨境自由贸易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前沿，是中哈两国开放的一级通商口岸，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陆路一类口岸，也是世界上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其合作，能够发展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模式和推进高质量转型升级，探索建立承接产业转移合作机制，双方实现投资企业信息平台、数据库的互联共享，加强对西部企业需求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

（五）要加强人才建设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发达国家外籍高端人才和选聘了一批自贸试验区领域的优秀专家学者，成立“自贸智库”。陕西省自贸办也面向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高级管理人才，加大引资引智力度，落实国家人才战略，加速国际化进程，建立面向高层次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的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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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康永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中国自贸区建设[J].未来与发展，2016，（10）.

作者：周阿利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论文 篇2：

东亚自由贸易区：模式与趋势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却相对滞后｡其原因何在,模式与趋势如何?结论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模式有:三个“10+1”合一;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二为一｡其趋势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关键词: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向世贸组织报告的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93个｡其中,在关贸总协定近50年历程中,共有124个自由贸易区(FTA);而1995年WTO成立后,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就达169个｡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之一的东亚地区,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如何,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可行性,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未来应选择何种发展途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目前,东亚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正向着金融货币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两个方向展开｡现实地看,东亚国家已经或者计划签订的贸易协议大部分是自由贸易区协议｡如中国已经与东盟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之前与东盟发达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之前与东盟不发达成员国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韩同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中｡韩国与日本的协定也已经在讨论中,并且双方同意于2005年底完成协议｡另外,还有区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逐渐加入到双边或者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见下表)｡相比之下,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速度却是迟缓的,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因素太多｡因此,一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循序渐进｡

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全球化以及应对来自其他区域集团的压力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外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兴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区经济集团已成为一大趋势,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已蔚然成风,不仅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经济集团,拉美洲也在大搞自由贸易区,东亚却迟迟未能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使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一个有形的实际载体而缺乏实在感｡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北美自由区向美洲自由贸易区扩展,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对于大多数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出口ICT产品依赖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东亚地区迫切需要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增强其整体实力来与迅猛发展的欧美特别是美洲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

2.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APEC､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受挫促使了内在需求的提升｡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亚国家,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损失,日本更是从那次危机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至今经济仍不见起色｡而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APEC,所奉行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对于成员国没有约束性,加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在贸易自由化速度､范围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等因素上造成的差异,都使得APEC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困难重重,至今效果仍不显著｡

WTO虽长期致力于推进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发展,但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有着各自利益的一百几十个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92年12月举行的“千年回合”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多哈会议上各国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及WTO中仍是少数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得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仍是一场十分艰难的磋商｡

3.东亚自身发展需要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内因｡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在加深,过去对区域外经济过度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改变｡有数据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区内其他成员的贸易依赖度均已超过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达到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各成员间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产业内贸易｡区内贸易的不断加深,使各成员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共识不断增强,甚至对建立自由贸易区一向谨慎的中国和对东亚地区不甚重视的日本一改过去的态度,转而积极参与支持建立自由贸易区｡东亚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关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韩国､东盟的一些成员国关税水平低于10%,中国总体关税水平也从过去35%下降到目前13%左右,日本关税更是不到5%,这都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创造了条件｡

4.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现状来看,建立自由贸易区已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首先,近年来在东亚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亚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在实现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自由化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呈现良好态势,表现在东亚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不断发展,区域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以及东亚各国经济合作领域的不断深入等方面,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1980年东亚各国间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25%,1992年上升到45%,2000年跃升为60%｡东亚区域内的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从1990年起,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已超过境外对该地区的投资1996年东盟七国及日韩港台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当年中国协议利用外资总额的75.5%｡另一方面,东亚区域内产业分工逐渐向水平加垂直的复合型产业分工转变,产业内贸易不断增长｡1990—1998年,东亚地区中间产品,如部件和原料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制成品贸易,域内制成品贸易额总体上升了92%,这同时意味着东亚产业结合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其次,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东亚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次区域､小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迅速,加强了区域内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探讨,并签订了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东盟不仅自身迈出了自由贸易区的步伐,而且也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1995年东盟曼谷首脑会议上,东盟首先提出与中日韩三国举行会晤的设想｡东盟成员国还单独与东盟以外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泰国已开始探讨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再次,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在当前“10+3”框架下,东亚国家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定期举行会晤,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1999年,马尼拉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确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同年又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文莱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财长会议上,各方缔结了有关维持金融稳定的“清迈协定”,创设了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或金融危机出现阻止投机风波的基金,标志着东亚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整个世界开始向三大板块格局转变｡

三、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东亚各国相互不信任和争夺经济合作领导权的斗争是困难之一｡东亚地区历史上只有过“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对立分裂的国际秩序,从未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过平等的多边合作｡这份历史遗产留下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清除,这种负面影响又与某些现实因素相结合,阻碍了东亚各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特别是在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东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堪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相提并论｡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实力决定了缺少其中任何一方的东亚区域合作都不完整,其作用也将大打折扣｡两国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低谷以来就再也没有真正修复｡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在安全上互相不信任的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和其寻求政治强国的愿望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固有的安全感被激活了,国内的极右势力有所抬头,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而日本在诸多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都造成了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美国的态度不容忽视｡美国虽不是东亚国家,但依靠它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在东亚的驻军､盟国以及它对东亚巨大的经济影响,取得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态度也将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这都给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不小的困难｡

其次,东亚各国自身的内部关系难以协调｡第一,东亚各国对合作的范围､领域､做法的意见不一,在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问题上,可调和的空间相对较小;同时,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导致各成员为了自身利益,都会提出保护部分产业部门的要求,这无疑会影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第二,东亚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还不是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市场,各国大部分都采取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对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有较大的依赖｡尽管目前东亚内贸有所增长,但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服务内需,而是服务于区外市场或提高对区外产品的竞争力｡

第三,东亚地区仍存在着一些热点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趋向激化,从而妨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东亚经济逐步走上复苏之路,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泰国危机后不良债务进一步增加,马来西亚股价恢复水平最低,说明市场信任度不高;印尼金融机构重组和不良债务处理进展缓慢,其政局动荡是经济恢复的重要不利影响;日本经济虽止住跌势,但经济恢复乏力｡同时,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也会对东亚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不利因素会延缓东亚经济的复苏,各成员国因国内因素的压力必将延缓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四、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两种模式

正是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整个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向自由贸易区过渡的途径｡我们认为,目前东亚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以下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其一,三个“10+1”合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三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发展最快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2001年“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倡议在10年内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东盟方面的积极响应｡2002年5月,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这表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式开始｡

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使日本､韩国受到震动,因而日本积极谋求在中国前面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和东盟10国领导人在2002年1月签署了《日本和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为了实现东盟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关系,各种合作包括一个可能的自由贸易区应该在10年内尽可能快地完成｡同时,韩国也积极地与东盟保持各种联系,正在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这样三个东亚大国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并最终建立东亚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其二,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二为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地区是东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部分,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三国间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日韩的政府间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1999年在日本的提议下,中日韩开始了在“10+3”框架内的3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在这种会晤机制的推动下,三国目前已经启动了经济研究机构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术工作组｡可以说,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东亚地区合作基础最好､合作前景最为广阔､最容易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它完全有条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再加上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的深化,东亚地区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最终形成整体的自由贸易区｡

以上两种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同时存在于东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进程中,且相互促进｡在第一种途径中,随着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经验的逐渐累积,会为它们之间的整合提供借鉴意义｡同样在第二种途径中,中日韩和东盟内部合作的加强也会对前者即3个“10+1”的谈判产生有益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途径选择必须考虑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并尽量调和各种矛盾与摩擦｡我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可以在现有东亚各类合作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推动,由不同国家和区域间的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与整合,进而最终统一为东亚自由贸易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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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

作者：朱菊芳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论文 篇3：

CAFTA的成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摘要：选取东盟内外共23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引力模型，引入CAFTA虚拟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别分析CAFTA的建立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影响。结论显示，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间贸易流量的解释有效，CAFTA的成立促进了中国从东盟各国的进口贸易，反之，对中国想东盟的出口则没有显著地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产生了较强的贸易创造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则不明显。

关键词：CAFTA；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在WTO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倡导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阶段和补充形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FTA的数目不断攀升，亚洲自由贸易区也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

2001年11月，中国—东盟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在文莱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在今后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就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达成共识。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启动。其宗旨是：促进地区内的经济、贸易与投资合作，逐步对商品与服务贸易实施自由化，建立自由、透明的投资制度以及加强彼此间的经济一体化。2011年1月1日，CAFTA正式全面启动，中国与东盟双方约有7　000种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也就是说，双方90%的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

伴随着CAFTA的成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在近几年内快速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近年来，中国－东盟贸易增长迅速，其增长速度快于中国和东盟各自的总体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超过30%。2004年，中国与东盟间的进出口贸易额为1　058.7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35.3%；201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其中，中国自东盟进口1　545.6亿美元，增长44.8%；对东盟出口1　382.2亿美元，增长30.1%。东盟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如何是当前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全面实质性运作阶段后，对中国的贸易流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尽管贸易总额迅速扩大，CAFTA的成立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口和出口分别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加以研究。

一、文献综述

对于CAFTA的组建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分析。

Benjamin　A.Roberts（2004）用1996—2000年的数据分析认为地理距离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流量有显著影响，CAFTA的组建有助于区内贸易的整体增长，有较强的贸易创造效应，但对区内不发达国家经济促进作用不明显。Lee和Park（2005）运用引力模型分析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而且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小，并且有助于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而CAFTA所产生的效应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相类似，但要小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效应。

从国内研究来看，张帆（2002）认为建立CAFTA所造成的贸易转移效应不大，因为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产品结构相似，贸易地区结构相同，对区域外的进出口都有较大的依赖性，成立自由贸易区后不会造成太大的贸易转移效应，但对于贸易创造效应的获得却有很大的潜力。张烨（2002）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东盟产品结构既有一定竞争性，但也有很强的互补性。从中国与东盟进出口产品结构看，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增强区内整体经济实力，具备更有利的条件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如果能够建立一种稳定的双边贸易环境，中国既可以为东盟各国提供广阔的商品消费市场，又可出口自己的优势产品；既可以从区内先进国家吸纳资金与技术，又可向不发达地区提供支持与帮助。

史智宇（2004）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结成自由贸易区后，贸易转移效应将会使中国对粮食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需求转向区内成员国，从而可能会减少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增加自美国等工业化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任珊（2006）亦认为CAFTA的建立使中国从美、日进口的商品转往东盟的贸易转移效应不会太大。

单文婷、杨捷（2006）运用基本引力模型得到如下两个结论：一是评价各国的贸易潜力，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与印尼、老挝、泰国这三国贸易还存在不足，有很大的潜力挖掘空间；二是预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增长率，认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将继续维持当前的良好势头。

二、数据与模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组建之后，对中国的贸易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采用引力模型对CAFTA的贸易效应进行计量分析，比较其对中国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对两者之间的差异给以合理的解析。

由于相关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东盟九国（除缅甸外）和除东盟国家外中国的十四个主要贸易伙伴在2007—2010年间与中国的贸易量作为样本。这十四个国家选取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与十四个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和出口贸易量两个方面都保持较高的水平，且在2007—2010年其在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中地位变化不大，这样既能反映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整体情况，又使各年度回歸结果可比性；第二，因为这些样本国进口和出口贸易量都较高，排除了对中国大量出口资源型产品的国家，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增长很快，CAFTA的组建并不会影响到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如将这些国家数据引入回归分析，会影响回归结果相关系数和虚拟变量CAFTA的置信度。

此外，在模型中，各样本国GDP的数据均采用以购买力评价（PPP）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i国之间的距离采用两国主要港口之间的运输距离加以表示，中国则选择上海港为其主要港口；同时仅将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而其他成员国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因为CAFTA对这些新成员国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时间安排，其降税进程相对较慢，而且降税幅度也相对较小，因此，在CAFTA组建之初将这四国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与实际情况更加相符。

该模型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及中国航运在线。

三、结果与分析

但与进口不同的是，虚拟变量CAFTA的系数　α4的符号为负，且对两国出口贸易量的影响不显著。可见，CAFTA的成立未对中国向东盟各国的出口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和东盟各国在自然禀赋、生产传统、技术水平、市场辐射、地理位置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基于比较优势，都会选择以资源票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出口产业，从而导致了相似的出口结构，进而双方出口结构表现为竞争大于互补。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出口产品结构类似。其中，排名相差不超过三位的产品多达十类，约占所列的60%。同时，中国与东盟的出口市场均以美国、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为主，出口市场的重叠，也成为双方出口竞争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中国与东盟应该在自由贸易区内全面合作，采取政府磋商与引导的方式，促进双方出口产品的差异化、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同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加服务出口等，减少竞争，增加互补，以求长远的和谐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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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njamin　A.Roberts.A　Gravity　Study　of　the　Propose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2004，（4）：33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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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安世友]

作者：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