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贸易分析论文

［摘要］已有的文献表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外资利用的规模、贸易开放的程度及科技发展水平（R&D）将持续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传统分析一般是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出发,通过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框架进行。但在实际中,由于样本容量小,数据非平稳和误差项分布不确定,结论自然令人怀疑。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产业内贸易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产业内贸易分析论文 篇1：

产业内贸易理论与台海两岸产业内贸易现状分析

摘　要：以台海两岸机电产业内贸易为例，对克鲁格曼产业内贸易关系理论进行论证。

作者：廖 玫 高莎莎

产业内贸易分析论文 篇2：

产业内贸易、外资利用与贸易开放的关系分析

［摘 要］已有的文献表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外资利用的规模、贸易开放的程度及科技发展水平（R&D）将持续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传统分析一般是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出发,通过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框架进行。但在实际中,由于样本容量小,数据非平稳和误差项分布不确定,结论自然令人怀疑。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基于样本信息,通过计算机仿真完成对变量间关系的分析,结论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FDI；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

［

1 研究背景

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所以产业间的贸易是企业最好的选择。早期的国际投资理论常常处于与贸易相对隔离的状态。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的空前发展,使得人们反思国际投资与贸易的相互关系。正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与垄断优势的存在,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一种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造成了影响,其中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因而是彼此交叉融合的。耿强,吴春燕（2004）研究了东亚地区的情况,认为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而跨越国界设立跨国公司或进出口贸易的成本低于某个值,就会发生垂直产业内贸易,所以跨国公司的FDI将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王洪庆（2006）认为FDI对垂直产业内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则不明显。喻志军,姜万军（2009）认为一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其贸易竞争力就越强。因为产业内国际分工是产业间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效率及资源利用效率高于产业间国际分工。因此,产业内贸易是比产业间贸易水平更高、竞争力更强的一种贸易方式。另外,一国贸易越开放,就越有利于FDI的引入,FDI的引入将很好地促进一国贸易的发展,提升该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FDI与贸易开放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贸易开放的水平也离不开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正因为上述变量间存在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关系,并对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大量文献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也将做一点有益的探讨。

2 数据与指标的选取

2.1 产业内贸易指数（IIT）

国际上通用的评价产业内贸易的指标是H.G.Grubel 和 P.J.Lloyd（1975）提出的G—L公式。Grubel和 Lloyd认为：所谓产业内贸易就是指“贸易总额减去产业间贸易之后的余额”。此方法一般是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来进行计算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个别产业,Xi 和Mi表示产品的出口和进口,指标的取值范围是0～100。

2.2 贸易开放度

2.4 数据平稳性检验

显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IIT指数为I（2）过程,lnFDI为I（1）过程,贸易开放度TO为I（0）过程,所以变量间的关系不是协整的。另外,还存在样本容量小、数据不平稳和不满足正态性假定等问题。如果采用协整框架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会变得不可靠。

3 产业内贸易、外资利用与贸易开放的因果关系——基于Bootstrap方法

3.1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Granger检验及其原理

Bootstrap方法主要是通过残差重抽样进行,根据Efron（1979）的研究,回归模型的这种方法完全依赖样本,无须对总体分布进行假定,因而是一类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非参统计方法。即使数据非平稳,缺乏协整关系,该方法也可得到较为可靠的结论。

上表显示了Bootstrap方法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在10%的水平上,外资利用（FDI）是导致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的原因,但产业内贸易并不必然导致FDI；同时,FDI的增加将导致贸易开放度提高,但反过来贸易开放度提高不一定会对FDI造成影响；另外,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将导致贸易更加开放,但贸易更加开放的原因不一定是产业内贸易。这些结论与较多文献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

4 结 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Bootstrap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较,可在较为宽松的条件下得到更进一步的结论,结果也较为可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对总体分布已知,样本容量较大的情况下,基于传统渐近理论的经典计量分析就会较Bootstrap方法更为准确。

参考文献：

［1］刘源.基于Bootstrap方法的FDI与GDP因果关系的检验［J］.中国市场,2011（26）.

［2］B.Efron. Bootstrap methords：another look at the jackknife［J］.The Annals of Statistics,1979.

［作者简介］张孟才,男,山东人,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水园,女,福建人,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作者：张孟才 谢水园

产业内贸易分析论文 篇3：

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产业内贸易也称部门内贸易，指一国在出口产品的同时又进口同种类型产品，是当今国际贸易中越来越普遍的一种贸易形式。近年来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递减趋势，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更多的是产业间贸易，服务业各个分行业的表现也不一致，运输和商务、专业和技术服务表现出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而金融、保险和专利权和特许费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偏低。就影响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来看，人均实际收入差异、市场规模差异、产品差异化、经济自由度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密集度等对中美产业内贸易都有显著影响。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重视服务产业，中美两国的贸易重点应该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虽然中国货物贸易规模大于美国，但是中国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美国，中国的服务贸易对美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有助于解决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问题。

关键词：国际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外向程度不断提高，并已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中，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服务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中国服务业发展比较晚，但是对外贸易数额增长速度很快，由1982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6575亿美元，增长了近150倍。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在贸易产品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主要以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和装配环节，从而表现为中美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并在中美贸易额上表现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巨大顺差。与此同时，中国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这造成中美两国间貿易摩擦不断。2003—2005年美国单方面挑起一系列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带来了阴影，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不顾中方劝阻发起了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2018年9月美国宣布从本月24日起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美贸易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正是由于中国对美国多年的货物贸易保持大幅顺差，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促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

这一状况的存在迫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中美贸易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中美两国同为贸易大国，征收关税会降低世界市场的价格。当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加征关税后，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产出增加，由此带来美国国内消费者剩余减少，生产者剩余增加，美国政府收入增加。而中国由于被征收关税导致出口竞争力水平下降，出口量减少，造成国内福利损失。最终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加征关税后带来的净福利水平是图1中的[e-（b+d）]部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多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这部分商品的产能在美国国内十分有限，即使加征关税带来的产量增加也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世界价格的影响也很小，所以e小于（b+d）。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加征关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福利净损失。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战不仅不利于两国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也会造成福利损失。中美贸易间的结构失衡其实质是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较低，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减少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数量，还会影响两国的贸易结构，使原来失衡的贸易结构更加失衡。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为研究切入口，寻求一条提升中美未来产业间贸易健康发展的路径，在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的同时，实现中国贸易利益提升。从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入手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重视服务产业，中美两国的贸易重点也应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虽然中国货物贸易规模大于美国，但是中国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美国，中国的服务贸易对美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服务行业规模相较于美国都比较小，中国属于“小国”。第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产业内贸易是主流方式，是新型国际分工下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产业内贸易水平显示的是贸易结构平衡问题，实质是全球化经营和分工。

二、文献综述

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最早是应用于货物贸易，随着对货物贸易研究的深入，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方法逐渐成熟以后，学者们开始将其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Lee and Lloyd（2002）最早进行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测算，利用OECD中20个成员国1987-199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20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都表现出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①。Fariborz Moshirian、Donghui and LiAh-Boo Sim（2005）对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影响美国金融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差异、要素禀赋差异、市场规模差异、经济自由度差异以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②。Mose Smuse等（2007）对1994—2001年美国和南非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影响两国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美国对南非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正相关关系，而人均实际收入差异以及市场规模差异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负向影响③。

国内学者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程大中（2008）基于1997—2005年中美两国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水平、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双向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差异、经济自由度差异和货物密集度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正向影响，但是市场规模差异和经济自由度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④。另外，需求结构差异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有负向影响。陈双喜和王磊（2010）利用2000—2007年中日贸易数据分析了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日的服务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对外开放程度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差异是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⑤。张婧（2012）对2000—2009年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并以垂直型为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差异、中国对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两国贸易不平衡程度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显著影响，而两国产业结构差异和韩元兑人民币汇率与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⑥。肖文等（2014）采用产业内贸易G—L静态测算指数以及MIIT动态测算指数对中欧服务业整体和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贸易增长类型进行了研究，发现国家规模、人均收入差异、人力资本投入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正向影响，服务开放程度差异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有负向影响⑦。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产业内贸易研究主要围绕制造业，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对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之间，国内学者针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也十分有限。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数据来重点研究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三、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

1. 中美服务业对比分析

一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发展取决于其行业的发展状况，从表1中的数据也可以体现出来。对比中美服务业的增加值和服务业就业率，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美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比美国高1.61%，但是到了2016年中国比美国低了近1%。中国服务业就业率一直低于美国，2016年中国服务业就业率比美国低24.7%，但中美的就业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2006年贸易净出口为1442亿美元，到了2016年贸易净出口增加到2508亿美元，而中国的服务业贸易对外发展水平远落后于货物贸易，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一直是处于逆差状态，而且逆差额持续增加，从2006年的4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380亿美元，增加近86倍。就中美服务业贸易占总贸易比重来看，中国的比重低于美国，同时，虽然中美服务业占总贸易比重都持续增加，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美国。在中美货物贸易中，中国和美国对彼此的依赖性相对平衡，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占中国总贸易量比重与占美国总贸易量比重相当。但是，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强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从出口角度来看，2016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服务贸易占中国服务贸易总出口的7.75%，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服务贸易占美国服务贸易总进口比重仅达到3.34%;从进口角度来看，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服务贸易占中国服务贸易总进口的12.06%，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服务贸易占美国服务贸易总出口比重仅有7.38%。在两国这样的贸易发展现状下，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服务业总体和分行业两个维度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分析。

2. 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静态指数测算

本文采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即GL指数）对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静态效应进行测算，该指数是Grubel and Lloyd（1975）在改进巴拉萨指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⑧。计算公式为：

从图2中可以看出，GL指数呈现递减趋势，中美服务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逐渐减弱。2006—2008年，中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2009年全球经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也受到影响，GL指数下降到0.75以下，2009—2013年，中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到2014年以后，GL指数进一步下降到0.5以下，中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近些年中美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两国间的贸易限制措施不仅减少了两国产业内贸易的数量，还影响到了两国的贸易结构，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结构失衡状态逐渐增强，这也正说明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实质就是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较低。

虽然中美服务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减弱，但服务分行业的表现差异很大。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美的运输以及商务、专业和技术服务是最主要依赖于产业内贸易的两个行业。另外，近几年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明显上升，但是电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减弱。除了这四个服务行业以外，其他的服务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比较弱，尤其是专利权和特许费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都是最低，其次是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但金融服务的产业内贸易呈现出微弱的上升趋势。这三个行业属于知识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以及对金融行业的国家垄断是造成产业内贸易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旅游服务是中美贸易中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最快的行业，在全球经济危机前，中美旅游服务业还具有很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两国旅游服务的产业内贸易受到极大影响。而维修和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状况一直比较平稳。

3. 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动态指数测算

为了更好地呈现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动态变化趋势，我们利用贸易流量去测度动态的产业内贸易状况。本文采用Brülhart（1994）⑨ 提出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即MIIT指数）去衡量特定的时期内产业内贸易份额占贸易量增加额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其中，ΔXi和ΔMi 分别表示在一段时期内行业i的出口贸易变化量和进口贸易变化量。MIIT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1]，数值越大表示更多的是产业间贸易。MIIT指数以0.5为界，大于0.5时，说明贸易量增加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等于1时，说明边际贸易全部来自产业内贸易;小于0.5时，说明贸易量增加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等于0时，说明边际贸易全部来自产业间贸易。

从图3可以看出，2006—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量增加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仅有2006—2007年这一年中美服务贸易量增加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段产业间贸易程度更高，其中，在2007—2009年，中美之间的边际贸易全部来自产业内贸易。可见，中美服务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这与GL指数静态测算结果相一致。之所以中美服务贸易更多的是产业间贸易，主要是因为中美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两国间贸易依赖于比较优势引发的产业间分工和专业化，而并不是形成的规模经济引发的产业内分工和专业化。

动态分析中美服务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状况，从表3可以看出最多依赖产业内贸易来增加贸易量的行业是运输服务业，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就一直呈现产业内贸易带动贸易增长的状态;其次依赖产业内贸易带动贸易增长的是商务、专业和技术服务业，除了2012—2014年以外的其他时间段都是产业内贸易起到拉动作用。2006—2010年电信服务的贸易增长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的，到了2011—2012年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较为均衡，2011—2015年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贸易增长，之后又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对于维修服务，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交替出现，2006—2009年主要表現为产业间贸易带动贸易增长，2009—2012年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带动贸易增长，2012—2014年转换成产业间贸易带动经济增长，2014—2016年又变成产业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对于旅游、保险、金融、专利权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以及政府服务这六个服务行业，中美之间的贸易增长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因为中美在这几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现代性服务业，中国的发展水平落后于美国。

总的来说，使用MIIT指数动态测算的中美服务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状况与使用GL指数静态测算的结果大体相同，说明中美服务贸易模式与贸易增长类型相吻合。

四、实证分析

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中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选取GL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即中美服务贸易总额去掉两国服务贸易非重叠部分的贸易额，以此来反映中美产业内贸易规模。选取的解释变量主要是根据Linder（1961）提出的需求相似论，强调产业内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的相似⑩;Krugman（1981）证实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决定产业内贸易发生的两大重要因素11;Helpman（1984）从理论上证明FDI在产业内贸易中起到的作用12;Leamer（1988）阐明经济开放度对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13。因此，本文在研究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时，主要考虑人均收入差异、市场规模差异、产品差异化、经济自由度差异、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密集度这六个方面的影响。

（1）人均收入差异（INCD）。需求相似论指出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异越小，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二者呈负相关关系。中美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同来度量需求结构的非相似性，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本文采用Balassa-Bauwens相对差异指数14来消除规模偏差。计算公式为：

INCDt=1+

其中，ωt=中国人均GDP/（中国人均GDP+美国人均GDP）。该指数有两个特点：第一，当ω= 时，INCD=0;当ω=0或1时，INCD=1，故INCD的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第二，该指数是ω的凸函数，就国家特征来说具有对称性，不会受度量单位的影响。

（2）市场规模差异（SIZE）。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市场活动空间，是企业在规模经济条件下进行差异化生产的基础。通常市场规模差异与产业内贸易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通常是在市场规模相近的两个国家间发生的。使用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市场规模，用来表示规模经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并使用Balassa-Bauwens相对差异指数来消除规模偏差。

（3）产品差异化（R&D）。技术水平的差异是造成产品差异化的主要原因，本文选用国家科研投入费代表一国的技术水平。通常情况下，两国的国家科研投入费差异越大，表明两国间的技术水平差异越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也就越大，两国间发生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并使用Balassa-Bauwens相对差异指数来消除规模偏差。

（4）经济自由度差异（DOS）。一国对外经济开放程度决定了对外贸易活动的数量，当两国对外经济活动存在差异时，产业内贸易也会受到影响，通常情况下，两国经济自由化的差异越大，会阻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就会越低。本文用贸易依存度来反映一国的经济自由度，即一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此来衡量中美两国贸易开放度的差异，中国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的统计年鉴，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并使用Balassa-Bauwens相对差异指数来消除规模偏差。

（5）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产生互补效应，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影响尚不清楚。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

（6）货物贸易密集度（DEN）。一般情形下，货物贸易密集度与产业内贸易正相关，货物贸易能够拉动服务行业的发展，因为货物贸易的发展需要相关服务行业的支撑。计算公式为：

其中，Xc-u和Mc-u分别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贸易额，Xt和Mt分别表示中国对世界出口和中国从世界进口的货物贸易额，用来度量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2.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对影响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构建的贸易模型如下：。关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大都是采用OLS或其变种法。基于线性函数的估计GL指数可能会超过[0，1]的取值范围，所以，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上进行Logit概率函数的非线性回归估计15，计算公式为：

3. 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人均实际收入差异、市场规模差异、产品差异化、经济自由度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密集度对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都有显著影响。其中，货物贸易密集度、市场规模差异、产品差异化和经济自由度差异对两国产业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实际人均收入差异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两国产业内贸易具有阻碍作用。

从贸易形态来看，货物贸易密集度对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促進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与预期的结果一致。货物贸易对服务行业具有带动效应，尤其是对运输服务，还有电信服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美的运输服务具有极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电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比较高。国家科研投入费差异是影响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第二重要的因素，产品差异化也是决定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关键因素，服务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与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这也证实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主张。经济自由度差异是促进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第三重要因素，这个结果也与通常情况下的结论是相悖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并且逆差额一直在增加，说明中国国内的服务行业尚处短缺状态，自由化差异对产业内贸易的阻碍作用被国内进口需求抵消掉。而市场规模差异也会促进中美产业内贸易，中美贸易市场规模扩大能提高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这个结果与通常情况下的结论是相悖的。

中国的所有服务行业规模相较于美国都比较小，中国属于“小国”，同时中国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也远落后于美国，中美两国国内的服务市场非对称性与中美两国间服务市场非对称相对应，所以中美两国的市场规模差异未对两国的产业内贸易产生负面效应。人均实际收入差异也是对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的重要因素，需求结构差异变化水平与中美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反向变动，这符合需求相似论的结论。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与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对服务行业需求日趋多样，增加的服务需求会拉动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有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最小的。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给东道国带来溢出效应，但也会受到诸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差异等的制约，造成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产生负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产业内贸易显示的是贸易结构平衡问题，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呈现递减的趋势，说明中国的服务业结构亟待优化调整。进一步对各个服务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测算，我们发现只有运输、商业、专业和技术、计算机和信息以及电信服务这四个产业的GL指数超过0.5。其中，运输以及商务、专业和技术服务是最主要依赖产业内贸易的两个行业。另外，近几年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明显上升，但是电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减弱。动态分析2006—2016年期间的中美服务贸易，发现服务贸易量增加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各个服务分行业在MIIT指数测算下的结论与GL指数的结论大体相同。由此可见，中国的服务业相较于美国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与美国服务贸易互补程度较低，尤其是在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

在美国发动针对中国贸易战的背景下，为了减少未来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健康长久地发展中美贸易，需要寻求一条发展路径，优化中国产业结构，缩小中美贸易的差距，提高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增强贸易互补性。第一，在中美两国现有的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借助两国良好的货物贸易发展基础，嵌入服务贸易去挖掘更大的国际贸易市场空间。第二，中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服务产品多元化。增加科研投入不仅是对科技力度的加大，更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这是中国实现与发达国家服务产品差异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基于实际人均收入差异与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负相关，只有国内经济持续平稳向前发展，中国的人均收入相较于美国的差异缩小，才能达到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效果。如果要增加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中国就要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差距，扩大市场规模。第四，对服务业进行优化，提升竞争力水平。特别是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性服务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极低，这些行业在中国尚处初步发展阶段，国家应针对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的状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第五，通常情况下，经济自由度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是负相关关系，但中国国内的服务行业尚处短缺状态，自由化差异对产业内贸易的阻碍作用被国内进口需求抵消掉，所以目前并非负相关，当中美两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当以后，经济自由度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就会表现出负相关关系。因此，中美两国需要逐步消除服务贸易的壁垒，在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下进行服务贸易，这样才能促进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注释：

① H. Lee， P. J. Lloyd， Intra-Industry Trade in Services： Frontiers of Research in Intra-Industry Trade，London： Macmillan， 2002， pp.159-179.

② Fariborz Moshirian， Li Donghui， Ah-Boom Sim， 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5， 24（7）， pp.1090-1107.

③ Mose Muse Sichei， Chris Hamse， Frans Kanfer， Deteminants of South Africa-US Intra-Industry Trade in Services： A Wild Bootstrap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75（3）， pp.521-539.

④ 程大中：《中美服務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⑤ 陈双喜、王磊：《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

⑥ 张婧：《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6期。

⑦ 肖文、潘家栋、范颖：《中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

⑧ H. G. Grubel， P. J. Lloyd，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The Economics Journal， 1975， 85（339）， pp.646-648.

⑨ M. Brülhart，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94， 130， pp.600-613.

⑩ S. Linder， An Essay on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Stockholm： Upsala， 1961， pp.171-172.

11 P. Krugman，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Gains from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5）， pp.959-973.

12 E. Helpman， A Simpl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4， 92， pp.451-472.

13 E. Leamer， Trade Policy Issu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National Bureall of Economie Research， 1988， pp.145-204.

14 B. Balassa， L. Bauwens，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in a Multi-Country and Multi-Industry Framework，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7， 97（338）， pp.923-939.

15 柳剑平、张兴泉：《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日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绍媛，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连，116025;陈杨，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116025。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王绍媛 陈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