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体制研究论文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质在于对进出口商品采取部分或者全部不征收关税，从而达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进出口商品自由存储、加工、制造和展览，最终实现对外贸易的便利化和法治化。然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中，出现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问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自由贸易体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自由贸易体制研究论文 篇1：

世界经济新变局与中日合作新空间

摘 要：安倍晋三访华，实现了时隔七年之后日本首相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安倍晋三表示欲把日中关系推进到新阶段。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中日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在国际形势巨变，美国“单边主义”冲击多边主义原则和自由贸易体制的背景下，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理应在区域自贸安排、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勇于担当，有所作为。不断强化的中日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平稳运行，也将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及世界经济繁荣和稳定带来积极影响。

关键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中美贸易摩擦;中日合作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9.01.001

2018年是《中日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当今世界正在进入大调整、大变革的新时期。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正在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在国际格局巨变，中国开启新征程的背景下，中日两国也正在开启中日合作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即便是在两国关系存在种种问题的情况下，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双方合作的不断发展。这既是两国高层登高望远重新审视中日关系之后的共同意愿，也体现了在面临国际新变局背景下，中日两国为共同利益和担当共同努力的基本方向。这将为中日两国扩大合作，增强在地区乃至全球问题上的协调开辟合作空间。应该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寻求新的合作空间。

一

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奇迹。中日实力对比在出现“逆转”的同时，中日之间的互补性依然存在，随着中日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中日经济合作必将走向全面转型升級的新时期。

（一）中日两国经济仍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日本，但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0月发表的最新预测显示，2017年，中国GDP总额为11.2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日本同年GDP为4.9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但就同年人均GDP来看，日本为3.8万美元左右，世界排名在25位，而中国人均为8 583美元，全球排名是第76①。日本在科技实力、高端工业制造力、企业创新能力、单位GDP能源消耗量、软实力等多项指标占据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不可否定的是，中国的崛起在未来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是重要的外部助力。此外，由于中日两国发展阶段

不同，经济结构存有差异，决定了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尽管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个别产业已经与日本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总体来说，日本的很多产业仍然具有独特优势，经济上仍然具有一定的互补空间。中国对日本投资前景看好，双方在服务贸易、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合作潜力。尤其是当前中日经济都处于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两国经济界进一步展开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推进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实施节能减排，推动产业升级换代，重点向节能、环境保护、新能源利用、医药、医疗器材、智能交通等产业和领域发展。日本在这些领域大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体而言，日本在雾霾治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沙尘暴、汞污染、海洋垃圾等环保产业和节能减排、汽车发动机等技术领域均有自己的优势，在城市公交、地铁运营、市政管理方面也有成熟的经验。加强中日两国在新领域进一步展开互利互惠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另外，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2021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潜在市场将进一步变成现实市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也将为对象国带来更大的商业机遇。截至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1.09亿人（根据瑞信标准）瑞信标准，即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顶尖级的金融服务机构，隶属瑞士信贷集团。，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以后，进入持续低迷状态，人口下降和老龄化问题始终是制约日本经济健康发展两大障碍，它导致日本国内总需求不断萎缩，是日本经济短期内难以摆脱的两大“魔咒”。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向内需主导的方向转变，服务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必将不断提升，金融保险、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休闲娱乐、旅游养老等行业消费需求日趋迫切。日本作为后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发展十分成熟，尤其是日本老龄化社会时间较长，在医疗、保险、养老等产业领域都具有成熟的经验和成果。

（二）“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中日合作的新平台

在贸易投资领域，201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2.1%，进口3.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6.8%，对国际贸易的贡献逐渐增大据商务部2018年1月25日发表的数据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80125.shtml.。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 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对激活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同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经济合作创新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主张各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相互对接。一方面包括双边层面上的对接。这里最典型的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此外，中国与蒙古的“草原之路”，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与英国的“北方增长计划”，与波兰的“琥珀之路”等有关国家的战略规划实现对接。另一个是多边层次的相互对接，也即是把双边协议扩展到多边领域，在多边层面进行政策协调与区域合作，形成多边合作的新路径。比如通过“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第三方合作，以及在一些项目上的共同投标，或者“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强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融资方面的合作，与中亚、俄罗斯等国在原材料供给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价值链、融资链和产业合作链，以实现合作共赢的双收结果。 中国“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1]中强调的是与对方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的发展计划对接，同时强调这一倡议的开放性特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地域界限，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参与，实现共赢。日本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方，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日作为地域相邻的两大经济体，弱化彼此的经贸关系既不合理也无必要，更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日贸易提供更加便捷的发展空间。中日双方未来可以在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物流通道、融资、产能等领域开展合作。

当然，中日两国在“带路”框架下的合作也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目前日本国内仍有不少质疑“一带一路”的声音;安倍晋三在努力实现日中关系转圜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印太战略”构想和日印之间的“亚非自由走廊”计划，尽管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同点，但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转圜，以及该地区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演变，我们确信可以找到两个构想的兼容性和包容性，共同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三）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日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

2018年10月，中日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共签署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经济发展，也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成果丰硕，但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极为突出的一点是，沿线项目融资仍以丝路基金和国内政策性银行为主，缺乏民间和国际资本的充分参与，不仅增加项目融资负担，更易引发外界对项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解读，近来中国项目与东道国债务陷阱的错误联想即是一例。对日本而言，受困于国内老龄化、少子化严重，日本财政负担重、劳动力资源缺乏、消费动力不足，其经济增长仍极度依赖外部生产和国际市场。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带来更多国际资本支持，更能使日本搭上快车，为其开辟欧亚大陆市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优势互补使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可能。总体而言，中国在人员、项目执行、成本、政策支持等领域具备一定优势，而日本企业掌握大量核心技术、国际运作经验丰富，双方合作可扬长避短，实现效益最大化。另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新旧动能转换期，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全球债务风险高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紧，挖掘发展动力成为发达和發展中经济体的一致诉求，为中日合作开拓市场提供了较稳健的外部动力。尤其是在当前保护主义泛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加强经贸合作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二

在美国相继“退群”“建群”的变化中，亚太国家仍在持续为“守群”和“强群”而做出努力。中日两国应该在“分分合合”的变局中，努力推进亚太经济现有合作框架尽早实现突破，并积极探索新的合作路径。

（一）美国“推倒重建”行动不断

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中导条约》等。此外，特朗普在高举关税大棒“单挑”全世界（包括欧洲、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同时，也不断向欧日伸出“橄榄枝”，使美欧日之间政策趋同的一面也在上升。2018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欧双方在关税领域，包括农林水产品和矿工业制品在内，日本方面将取消对约94%欧盟商品的关税，欧盟方面将取消对约99%日本商品的关税。这是日欧关系在经贸合作领域的重大突破。美欧之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2018年7月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就双边经贸议题展开会谈，宣布同意通过谈判降低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同意暂停加征新关税。甚至言明，下一步将争取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意向。再看美日，在特朗普的重压之下，始终拒绝与美国进行单独贸易谈判的日本高层也不得不低下头颅，冒着再次屈服的风险，就“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和汽车关税问题与美国启动双边谈判程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欧日在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和数字经济等问题上对中国立场极其相近，甚至有些领域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也具有共同的主张。2018年5月，美欧日三国在巴黎发表的共同声明，涉及今后全球经济治理走向的重要问题，充分反映了三方的共同意志。最近欧盟向世贸组织提交的改革方案，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美欧日共同声明的精神。更具挑战性的动向是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重新签署了《美墨加协议》之后竟然公开称，欧盟美国日本签署新自由贸易协定时，都会加入《美墨加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补上自由贸易规则的最后一个漏洞”。实际上等于宣布所有与美国做生意的国家，没有美国的同意，不得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这一政策可谓中美建交以来，对中国伤害最大、影响最深的举措。

（二）亚太区域合作各有进展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在区域经济合作层面也出现了不少进展。

1.CPTPP谈判也已达成。美国宣布退出 TPP 后，日本取代美国成为TPP的主导者。APEC会议期间，TPP11个成员国达成框架协定，将TPP更名为《全面与先进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即CPTPP，试图依靠CPTPP继续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乃至重构全球贸易格局方面发挥作用。CPTPP拥有11个成员国，其经济规模约占全球GDP总额的13%。CPTPP与TPP在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等方面均无差异，最大区别在于新协定冻结了旧协定中关于知识产权等内容的20项条款。到目前为止，墨西哥、日本和新加坡已经完成国内手续，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力争在2018年内完成国内手续。按协议，只要有6个以上成员国完成国内手续的60天后，CPTPP协定就可生效，否决权不再掌握在大国手中。 CPTPP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成员国之间将具备高水准的自由贸易活动，商品贸易中将有98%的商品获得降低关税。由于美国撤出后，成员国的经济总规模从过去占全球GDP的40%降至13%。因此，作为主导者的日本，希望在CPTPP协定生效后进一步扩大成员，把这经济伙伴圈的规模迅速扩大。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兴趣加入的国家与地区有英国、泰国、哥伦比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如果顺利，2019年早些时候CPTPP即将启动扩员程序。 在日本的主导下，CPTPP的发展彰显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仍在加速。

2.RCEP谈判取得新成果。RCEP覆盖亚太地区16个国家，约占全球一半人口，占全球产出的31.6%和贸易额的28.5%，吸引全球1/5外国直接投资，将对亚太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2]。2017年，RCEP谈判进行4轮，还举行了首次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并披露出RCEP协定框架。从协定框架看，RCEP谈判包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服务、投资等18个章节，在综合考虑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致力于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3]。2018年7月，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ASEAN）等16国在东京举行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议。会议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表示，“努力在年底前形成一揽子成果”，针对为年内达成妥协而加快谈判的方针达成一致。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月2日报道，《联合新闻声明》表示“在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单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尽快结束RCEP谈判至关重要”，包括日本和担任联合主席的新加坡的贸工部长陈振声表示，“力争年内达成实质性协议”[4]。报道指出，如果RCEP达成协议，将诞生覆盖世界人口约一半、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贸易额约3成的自由贸易区。规模超过CPTPP，在企业进军海外等方面，将给各方带来巨大利益。 如果RCEP达成协议，不仅将对加强保护主义的美国形成牵制，也容易向中国、印度等国提出高水平的自由化框架。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面临诸多课题。目前为止，RCEP谈判已经举行了24轮谈判。谈判正在加速推进，货物、服务、投资等市场准入领域已经完成了7个章节，还有3个章节也已接近结束。因此，2019年可能成为RCEP谈判的结束年。

（三）中日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迟迟无法解决，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些挑战是对人类社会的共同考验，凸显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日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经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日益具有地区乃至全球影响。中日两国有责任和义务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扮演重要角色。众所周知，在亚太地区诸多经济合作路径中，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2位、第3位，尽管中日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3 000亿美元上下，但两国之间无论在双边经济合作，还是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等领域，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日两国共同参与并积极推动亚洲金融合作”[5]，不仅有利于提升亚洲地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更决定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能否取得决定性进程。由此可见，中日合作进展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在东亚金融合作领域，中日两国以最大出资国身份，联手推动了以清迈倡议多边化为核心的地区金融安全网建设，并促成了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这一“亚洲版的IMF”的建立。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困难、亚太区域合作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更应该携手共进，加紧商谈地区自贸安排，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发展。

中日应该寻求在CPTPP合作的可能性。在CPTPP推进过程中，中日两国或有分歧，但在积极促进亚太区域合作一体化、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CPTPP是高水平的地区自由贸易协议，中国在产业政策、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等领域距离该标准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中国经济经过40年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作为市场经济的全新模式，不仅改变了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为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选择。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的结构改革将不断深入，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还会越开越大。21世纪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充分证明，中国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中国达34%，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6]。在2008年之后，中国为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困境贡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尤其是 2018以来，中国领导层反复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能越开越大，不可能再把自己关进“小黑屋”。中国央行副行长日前也发言称，“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業。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这是中国深化企业改革，加速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会不断接近CPTPP的标准。因此，在中日两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应该考虑摒弃TPP初创时期，通过高门槛把中国拦在门外的想法，既要考虑构建高端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必要性，也要考虑相关各方的舒适度，如果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实现创新性合作，不仅将使该协议更加完美，也将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予以强烈反击。

三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战。不仅严重冲击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中日两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应该协调相关政策立场，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一）中美贸易战将是“持久战”

2017年，国际贸易出现回暖势头，世界主要经济体美欧日三大板块出现缓慢但同步复苏势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蔓延，成为贸易增长的最大阻碍。 尤其是2017年上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高举“单边主义”大旗，对全世界强调“美国第一”的口号，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单挑全球”，使得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全面加剧，为全球贸易复苏蒙上阴影。一方面是中美经贸争端深度发酵。从“关税战”到“科技战”，从单纯贸易失衡问题到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性质已经产生变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失衡除贸易统计方式不同、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等诸多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改变了原有由日韩等国直接面向美国出口的东亚“三角贸易”格局，构建了一种中国从日韩等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格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本质上包含了亚洲主要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此外，中美贸易问题源于双方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差异和全球产业分工等深层因素，绝不是可以通过“贸易战”能够改变的。中美贸易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较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对决”，因此，中美贸易战短期内难以终结。

（二）美单边主义政策深度破坏全球产业链

除中国外，美国还就贸易不平衡问题向包括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在内的贸易伙伴国施加壓力，试图以高压措施攫取更多利益，其贸易政策尽显交易性特点。2018年3月初，美国决定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引起欧盟等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美国以此迫使贸易伙伴国寻求同其进行双边谈判，其中韩国通过和美重谈FTA，获得了钢铝关税永久豁免权，但条件是韩国需对美国加大开放汽车市场。欧盟、加拿大等国曾进入美国豁免名单，但2018年6月初到期后，美贸易伙伴国纷纷开始酝酿反制措施对美进行报复，欧盟、日本、印度等国还就美钢铝关税举措向WTO起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造成伤害，也将使全球产业链遭到严重破坏。全球价值链构建了一个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不同公司，利用不同的工序和功能，实现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最终使用的顺序。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些国家专业化“生产”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通过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国际生产变得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专业化地负责某一个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从不断增长的中间品国际贸易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创造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而这种全球化生产被称为全球价值链。中国是贸易大国，更是加工大国，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依然占到一半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贸易盈余包含了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的部分。对中国产品征税，自然也会打击这些在华外国企业（包括美国公司）的利益。

（三）严重冲击现有国际贸易体系

特朗普政府全球治理观也突出“美国优先”特点，认为现有的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亟待改革，希望重塑“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体系，同时阻止WTO开启上诉机构法官甄选程序，阻碍WTO正常运营。除此之外，美欧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也愈发突出，在2018年加拿大G7峰会上，美欧围绕贸易问题进行激烈交锋，特朗普甚至不承认主张“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的联合公报，再次撼动自由贸易体系。从国际贸易体系来看，特朗普政府不断挑战WTO权威，阻碍WTO上诉机构正常运营，对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自己建造起来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严重冲击。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多产品都是由不同国家的零部件共同组装完成。世界各国通过多年形成的产业链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仅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也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便利化。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当前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作法，不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强烈冲击，也给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

（四）中日两国应该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方面有所作为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便是在近年西方经济出现危机、民粹主义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趋势也难能出现逆转。因此，从全球层面来看，各主要国家均应充分认识到现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危害，切实采取及时的集体行动来维护多边自由贸易秩序。

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和亚洲大国，以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倡导国和维护者，两国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负责任的作用，在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开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等方面日益拥有更多共同利益。日本作为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出口主导型国家”，同时也是在历史上无数次被贸易保护主义伤害过的国家，对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重要性，维护贸易自由化应当有着深刻理解。

中国一贯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的立场，本质上不仅是在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世贸组织的规则，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包括日本在内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四大措施，并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能越开越大[7]。这也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各国的热烈欢迎和积极评价。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到新时期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当中具有共同诉求和契合点，抓住当前中日关系转圜的机遇，加强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引领双边经贸关系提质增效升级，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

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合作与竞争同在，局部对抗与整体平稳并行。必须承认，当前在两国关系总体转暖的同时，两国之间的老问题均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此，希望在新时代，中日两国都够以全新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呵护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学会在竞争中强化合作，在碰撞中谋取发展，守住三个重要“底线”，维护未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1.摆正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增加中日双方的相互信赖。所谓“历史观”，就是说不仅仅要看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需要从历史记忆中吸取教训，以更加长远的眼光面向未来。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有过难忘的战争历史， 如果不从这段历史记忆中吸取教训，两国关系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否定历史甚至歪曲历史更是错误的。当然，仅仅盯住这段历史，不看未来也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中日之间之所以缺乏信任，首先，是因为日本社会的一些右翼势力始终坚持错误的历史观，不能对过去的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反而经常出现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言行，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者臆造所谓的“中国威胁”，在日本民众中产生极坏影响，从而对强大起来的中国是否会称霸世界感到担忧。因此，如何实现中日之间的相互信任始终是两国关系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呼吁中国民众不忘历史，但同时还要展望未来，要看到变化中的日本。同时，我们也呼吁日本民众对奋起直追的中国，以及中国强大之后的发展方向给予正确的客观判断。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基石，只有本着吸取教训的反省态度面对过去，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2.大局著眼，管控分歧，对维护中日关系稳定至关重要。双方要坚持两国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和“四项原则共识”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局。四个文件的核心强调：“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等。中日双方均应恪守两国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以及2014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努力保障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态势处于这些基本框架之下，而不至于脱离。四点原则共识中则包括“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3.中日关系的地区性和国际性，要求中日双方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在未来世界不确定的因素迅速增加，原有国际秩序、地区秩序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中日两国绝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于两国内部和双边关系，而必须立足于世界大格局进行观察和作出判断。中日两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在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大分化、大调整的过程里，在亚太地区面临构建新格局、新框架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应“抓住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巨大机遇”[8]，加强合作，并清醒看到自身在全球和地区秩序构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不仅涉及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

[参 考 文 献]

[1]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2016-03-28） [2018-10-10].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6/08/c_127890670.htm.

[2]RCEP首席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加紧努力2018年结束谈判[EB/OL].[2018-10-15].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34906.htm.

[3]中国商务部.驱动经济一体化 促进包容性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领导人联合声明[EB/OL].（2017-11）[2018-10-12].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news/201711/36158_1.html.

[4]RCEP部长级会议.联合新闻声明[EB/OL].（2018-07-02）[2018-10-15].日本经济新闻，http：//www.nikkei.com/.

[5]刘瑞.中日金融合作：进程、障碍与前景[J].日本问题研究，2018（3）：44-53.

[6]201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4%左右[EB/OL].（2018-04-13）[2018-10-11]. 新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584178031534150&wfr=spider&for=pc.

[7]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2018年4月10日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 [EB/OL].（2018-04-10）[2018-10-15].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410/c1001-29917696.html.

[8]张建.安倍经济学时期的日本外贸战略分析[J].日本问题研究，2018（5）：45-56.

[责任编辑 孙 丽]

New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New Space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JIANG Yue chun

（Department for World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100005， China）

Key words：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Sino US trade friction; Sino Japanese cooperation

作者：姜跃春

自由贸易体制研究论文 篇2：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探索和顶层设计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质在于对进出口商品采取部分或者全部不征收关税，从而达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进出口商品自由存储、加工、制造和展览，最终实现对外贸易的便利化和法治化。然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中，出现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从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上来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各地踊跃招商并出台了大量招商引资政策。“因项目设政策现象”的目的是为市场交易主体服务，但产生的问题也不少。例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中出现的“政策随时有，政策随时变”的现象以及注册逃税、监管乏力的问题。在海关监管上，自由贸易试验区采用“先入区、再报关”的政策。当货物从境外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时，监管部门允许先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办理进境备案手续，从而实现海关的软化监管;当货物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达非自由贸易试验区时，依照海关法的法律规定，海关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相应的征税。司法机关通常以行为人是否向海关履行报关手续，作为认定走私行为的标准。但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先入区，再报关”的规则，在履行报关手续之前，行为人凭进口舱单将货物先行提运入区。因此，在办理进境手续，应当认定沿用传统走私行为的标准还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出现的新变化为依据确立新的法律规则和顶层设计成为必须研究的问题。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比较法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是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园区。在当时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爱尔兰西部农村地区的劳动机会以及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香农自由港开发公司于1960年成立并以其免税优惠和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外国企业的投资。此后，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称谓并不相同，如自由贸易区、对外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特别经济区。虽然不同称谓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都具备基本特征，主要包括贸易、投资等领域实行自由政策;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便利的地理区位;以服务业为主的综合产业结构;实行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制度。

不仅如此，各个国家在涉及贸易的法律基础上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美国立法形成了以《对外贸易区法》和《对外贸易区条例》《海关与边防局条例》为基础的法律保障;新加坡于1969年通过了《自由贸易园区法》;印度于2005年制定了《印度经济特区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政府主导型、政府和企业过渡型、政府授权的企业主导型三种经营管理体制，例如新加坡就实行的是政府和企业过渡型，总理可指定任何法定机构、政府部门或公司负责管理、运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优惠制度方面，美国对外贸易区的立法规定了特别关税措施，如对再出口商品的关税豁免、关税递延、转换关税、库存税豁免。在具体制度方面，对于准入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如美国对申请和审批程序做了严格详细的规定;建立了准入和退出制度、年度报告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等。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探索

（一）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样本分析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设立在重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属中国自由贸易区范畴。2017年3月15日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同年3月31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制度创新的引领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坚持制度创新可复制可推广为主要目标。

在战略支点、连接点的战略定位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从而将重庆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当致力于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投融资便利、法律监管高效的自由贸易区。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当引导和支撑西部大开放和内陆城市开放。从区域板块来看，两江新区片区主要涉及高端产业和高端要素的产业发展;西永片区主要涉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产业发展;果园港主要涉及多式联运物流的货物转运产业。

（二）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实践和立法探索

1.在制度实践层面，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一是设置“单一窗口”，即在一次性提交数据、单证等相关资料后，企业可享受进出口监管和国际物流的便利措施。“单一窗口”使得坐拥两个国家一类口岸的两江新区片区（江北国际机场航空口岸、重庆港航运口岸）有了“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能力。能够达到数据和单证的协调、简化和标准化以及政府监管过程的透明化，实现国际贸易便利化。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重庆）示范项目也将从中受益。“单一窗口”上线之后，中新示范项目的物流板块将会通关更加简捷，跟踪更加实时，信息收集查询集中度更高。二是创新“互联网+政务”审批。通过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审批职能部门的审批事项实现网上审批，平均办理时间比法定时限提速更多。成功探索出了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管理制度，并且率先完成开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识别系统。三是改革跨境投融资。金融创新一直都是重庆自贸试验区两的重点。搭建“境内外、本外币、离在岸、投商行”一体化的跨境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推動银行设立跨境结算、离岸业务等区域性或全国性功能总部。

2.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中需要立法探索。一是对投资和企业的立法设计。自由贸易区的投资自由以及相应的企业制度需要立法的顶层设计，需要在现行企业登记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关于企业经营范围的规定等。二是贸易法律制度。自由贸易区最大的特点是施行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法律特点在于区内的贸易公司有权自由从事自由贸易区、非自由贸易区之间的贸易。三是金融法律制度。自由贸易区在金融法律上对外汇使用、融资便利和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为了促进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外汇使用做了比较宽松的规定。在金融机构准入方面，结合GATS的要求，制定相关的金融机构准入法律制度。在融资便利上，需要建立信用担保风险机构和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及担保代偿损失法律制度。四是税收法律制度。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税收法律制度，包括关税、所得税、流转税等税收法律制度，应当建立税收优惠法律规则体系。从国外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国外的贸易商品需要免税，而从国外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国内的贸易商品需要缴纳相关关税。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应该免征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进行优惠。五是行政监管法律制度。自由贸易区的行政监管主要包括海关、卫生检疫等相关的监管法律体系。海关监管需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不干预”。在商检，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检疫法律制度方面，应该把检验检疫的重点放在一线。六是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的法律制度与其他地方具有较大的差异，可能出现较大的涉外、知识产权等专业性强的案件，应考虑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部设立相关的纠纷解决机构来处理相关案件。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和顶层设计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1.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存在科学性不够的问题。尽管自由贸易试验区采用负面清单制度，但是招商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导致了具体事务的交错推断、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尽管自由贸易试验区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性规定，但从法理上看，法规规定公布实施以后，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方能让法律法规具有权威性。一旦随意变更法律法规的规定，则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规则将难以取信于市场主体。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立法过程中存在贯彻稳定性与灵活性不够的问题，许多规定缺乏超前性、可操作性和充分的论证。

2.自由贸易试验区执法中暴露出了新问题。以逃汇行为和骗购外汇行为为例，自由贸易示范区需要在外汇法律制度上进行制度创新。人民币与外汇在资本项目上的自由兑换将有效增加人民币的市场影响。因此，应当建立与外汇自由兑换的规则体系，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第6条规定，“条件成熟时，（自由贸易）账户内外币资金可自由兑换”。一旦做出相应规定后，逃汇和骗汇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失去存在的空间。自由贸易试验区采用人民币与外汇自由兑换法律制度，则区内的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资本项目的方式让外汇自由通行。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市场主体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方式获取经营所需的外汇，而不需要逃汇和骗汇。

3.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司法保障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足。为了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各类法律争议，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等已经做了有益尝试。法院充分发挥化解矛盾纠纷、支持改革创新、营造法治环境的职能作用，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司法保障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程度高并具有多元化的交易方式，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司法机制应当对金融、文化商贸等服务领域的法律纠纷正确定性并有效解决。但是，由于案多人少、缺乏专门机构、专业性强等诸多因素，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司法保障机制整体上仍然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许多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对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合同法》、ADR机制以及仲裁法等法律法规了解不够。

（二）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中的顶层设计

1.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顶层设计。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提高法律法规的法律层级，因而需要从立法上制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區法》等法律法规。唯有法律层级高的法律法规方能带动和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交易稳定性和安全性。变更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不相适应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探索符合国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授权立法模式。对此，可以参考经济特区的立法先例，如设立相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行政区划、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以及执法机构。尽管设立程序比较复杂，但是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运行是非常有效的法律路径。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保障与制度内容的国际化程度。在法律服务和保障方面，应当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院和派出法庭。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院和派出法庭可以受理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的法律纠纷，从而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市场交易活动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不仅如此，还应当完善市场主体和其他主体有序参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法律体系，如构建完善的包括市场主体、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普通民众在内的多元主体立法参与法律制度。与此同时，还需要通过立法提案和立法建议等方式来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让更多的利益诉求通过多元化方式得以解决。

2.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行政执法。首先，强化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意识，可以采用电子报关的方式。在自由贸易中，电子报关为市场主体和海关提供了便利化的操作方式。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当建立行政监管综合机构。海关、市场监督管理、外汇和税收等行政监管执法部门应当形成协作机制，从而建立高效运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行政执法体系。最后，坚决保证“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空间分水岭上，行政监管需要对检验检疫进行严格管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市场主体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法规，而一旦进入非自由贸易试验区则需要依照区外的法律法规进行贸易活动。

3.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司法制度建设。《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提出，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同时解决涉自贸试验区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首先，要建立专业审判制度。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贸易纠纷特点，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院及派出法庭应当设置专业的金融、物流和公司审判团队。对于破坏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通过刑事法律进行严格审理。倡导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采用仲裁来解决贸易纠纷，并且规范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在多元纠纷解决的时代，应当开展“调解优先”的贸易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新媒体等多种方式来宣传和普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法律法规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的法律法规，让更多的市场交易主体尊重法律法规，从而营造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4.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工作者素质。以服务和推进多区域合作需求为导向，着力建设一支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极富创新能力、良好职业修养及协作精神的高层次法律人才队伍。首先，要以高等院校合作培养为主体，培养一批面向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高层次法律人才;结合深化区域合作法律服务高层次人才需求情况，明确培养类型和培养方向，调整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积极开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实务、涉外法律实务、贸易法律实务、外国语言等专业课程;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高水平、高标准的法律培训基地、法律研究所等交流平台。其次，通过高层代表团互访、教师访学交流、互派青年教师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加强高校间学术交流、科研联合攻关等合作形式。再次，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多方面引进人才。例如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调解机构应制定章程、程序规则，明确调解员资质要求和行为规范，提供调解员名录，在政府主管机构或法院备案。世界各地的调解机构可以共享调解员资源并采用共同的调解规则和监管机制。

作  者：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政治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宋英俊

作者：王钤

自由贸易体制研究论文 篇3：

2018年稳增长需稳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一、2017：我國经济运行态势

明显好于年初预期

我们在2016年底研究制定201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对2017年的前景是充满担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2017年我们获得了6.9%的增长，比上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年初我们确定的是6.5%左右的预期目标，当时为什么要定6.5%左右而不是6.5%以上？实际上就是感觉6.5%都有很大难度，当时很多金融机构的宏观经济分析师也都是持这类观点。现在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不仅超过了年初预定目标，而且从就业、CPI、国际收支的组合来看也是不错的，就业新增了1350万人，CPI温和上升1.6%，国际收支也取得了一定规模的盈余。

取得这么好的增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17年中国的出口明显好于预期。中国2016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0.4个百分点，2017年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是正的0.6个百分点，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增长好于预期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了积极变化，从大的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比重在进一步上升，增速也是明显快于其他两个产业。为什么我说是一种好的结构优化呢？从国内的消费需求来看，服务业领域消费需求的收入增长弹性是明显高于1，有的甚至是2以上，相对于制成品需求而言有更旺盛的消费需求。产业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吻合，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构性变化。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比上一年有所加快，而且这种加快是建立在效益相对较好有实质性改善的基础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比上一年回升了4.2个百分点，达到了78%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增长了20%以上。当然利润的提高也有一些结构性问题，就是上游原材料领域的利润比较高，有的行业利润增长了好几倍，但是中下游工业企业的利润还并不是很高，带来了上下游之间利益结构分配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近反映出来的煤电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因为煤炭价格涨了很多，但是电价没有涨那么多，原因主要是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还不够完整。这种利润在不同行业之间分配的不平衡，会对未来的投资结构产生一些影响。

消费是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过去几年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是在逐步加大的，最终消费在2017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8%，虽然比上年下降了7.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出口贡献率上升导致的，是比例结构中的此起彼伏现象，但实际的消费增速并不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代表的消费增速一直比较高，而且在年度间也比较稳定。过去我国消费贡献比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增速过高和出口比重较高，这在特定时期的模式下未必是坏事。中国今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出口和投资高速增长的状态难以再现了。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上一年贡献有所提高，房地产投资的作用是下降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在20%左右，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高增长态势，所以政府投资对支撑整个投资还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民间投资的回升有微弱的积极变化，但它的占比并没有提升，还进一步下降了，民间投资偏冷的状况并未改变。

从供给侧改革看，去产能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些重点行业供需关系在发生改变，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政府确定的去产能任务也得以完成。从去杠杆看，整体的杠杆率虽然还在上升，但企业的杠杆率有一点点下降，不过整体杠杆率上升的幅度比过去有所下降，这说明这两年政府在控制杠杆率上升过快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降成本方面，企业运营成本也有所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84元，下降了0.25元；减税也有进展，尽管媒体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减税效应，但税收的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就是一种减税效应。

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方面也取得新进展。过去五年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年均增长超过了11%，比GDP的增速要快，2017年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1.7万亿元，我国已经多年名列世界专利授权量第一大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在提高，达到58%左右。“互联网+”或互联网融合等新经济形态也在快速发展，一些领域还走在世界前列。在先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领域也保持着非常高的增速，分别增长了11%和13%，快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创业来看，2017年全国日均登记的企业数量是1.6万户，活跃度还有70%以上，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新旧动能转换。

2017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从增长速度来说明显好于年初预期，从结构转换来说，也取得了新的积极变化，为2018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我们对2017年的基本评价。

二、2018：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稳妥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2018年全球经济有可能延续稳定向好的态势，2017年国内供需两端的积极变化为下一步增长奠定了向好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推进市场化改革来保障，国内需要高度关注如何稳妥防范并处置面临的几大风险，对外要用大智慧来处理好中美贸易投资领域的可能争端。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向好的态势似乎是可以延续的，IMF最新的预测结果把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3%提高到了2.7%，并对2019年延续了相对积极乐观的预测。从欧盟来看，欧盟最新公布的结果，2017年增长速度达到了2.5%，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增长速度，好于IMF对欧元区的预测。从德国、法国，甚至西班牙来看，都表现出积极复苏迹象，2018年欧盟的表现会比IMF目前2.2%的预测要更好些。所以外部经济环境2018年对中国而言是比较乐观和有利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在不断加剧，这个问题是没法回避的。第二是我们还要继续去杠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去杠杆是2018年防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这里面有两大重点，一是居民的杠杆率快速上升，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第三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怎么稳妥有效地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中美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明确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一点都不含糊。他指责中国采取一系列掠夺性经济政策，来谋求对美国的竞争优势。特朗普总统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他说中国通过贸易从美国得了那么多好处，主要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占了美国的便宜，但是中国老是在一些问题上和美国作对，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中国不帮美国，所以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措施。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是实用主义者，他就是这么算账的，带有重商主义的倾向。这就麻烦了，因为中国的一些政策也被认为带有重商主义倾向，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如果都采取有重商主义倾向的政策，就会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带来损害，所以贸易摩擦可能是中美之间在新的一年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过去五年一直都在2000亿美元之上，这是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的主要原因。

当然对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来说，贸易逆差是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平衡的，使贸易逆差成为美国的对外负债，美国人印钞票，中国人不得不持有，美元不管怎么贬值，中国人都得吃下来，美国实际上并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人不会因为贸易逆差而出现支付性危机，所以贸易逆差似乎不应该成为美国的实质性负担。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标普把美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给下调了，当时引起各方面很多议论，格林斯潘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美国是不可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因为美国只要印美元就可以了，这是美国最大的优势。特朗普总统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呢，可能是需要对美国工人阶级有一个交待，因为进口多出口少意味着就业机会的流失，这也算是重商主义的观点，由于工人阶级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力量，特朗普竞选时对他们是有承诺的，所以他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兑现。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启动了大幅度的降税计划，目的是要营造一个更好、更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吸引实体经济回流美国，这种降税会产生外溢影响，全球不少国家也都在掂量这种降税的后果和应对举措。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宏观税负虽然并不高，但我們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是25%，美国降到了21%，我们比美国高4个点，但我们的企业还要交增值税，美国企业是不用交增值税的，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企业亏损时也要交。虽然增值税具有抵扣链条，似乎可以通过抵扣等方式转嫁出去，但实际上企业未必都能都实现全链条抵扣，因此也是企业实实在在的一个负担。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作为一个智库型事业单位，一年所交的增值税就达到了800多万，如果和我们的年产值比，比营改增之前5%的营业税还要高。企业所得税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有盈利的时候交，亏损的时候是不用交的。这是我国税制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不能很好地实现税收调节功能，还导致企业税负偏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竞争力。如果说我们不对这样一个税制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革，那么我们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比美国就要差很多。目前不少中国企业通过在美国投资，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的这一成本差异。

第二从债务杠杆来看，我们的企业杠杆率已经稳定并有所下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迅速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非常快，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20%到50%，美国是花了40年的时间，我们只用10年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居民负债水平就大幅度上升，而且居民的消费信贷负债，往往还缺乏必要的资产抵押，这一块债务一旦出问题，风险可能就会比较大。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不到35%提升到2017年年中的约90%，未来继续加杠杆空间有限，所以居民如果想通过提高债务、杠杆率扩大消费，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了。

从地方政府债务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是一笔糊涂账，不能准确地判断地方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有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存在差异；第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错配，存在短债长用现象，政府偿债的流动性风险较大；第三是最近开始经济数据挤水分，一些地区GDP和财政收入都有水分，不得不挤，不挤的话新接手的书记市长们就滚动不下去了，可能会敞开新的风险。这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复杂的一面。

第三从金融风险来看，所有的金融风险根源都来自于高杠杆，目前我们整体杠杆率应该在250%左右，但也有不同的评估结果，有高也有低，尽管近两年我国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总体上还在持续上升。另外，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好转如果继续巩固，货币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会更加坚定持续，这会对本国金融市场会产生影响并外溢到全球市场，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再就是我国信用风险开始逐步显现，特别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影子银行的业务监管难度非常大，而且影子银行的资产配置风险可能比银行信贷风险更大。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开始不断显现，非法集资、庞氏骗局、内部治理结构暴露出来的问题，都开始逐步显现，原来在金融创新名义下开展的互联网金融等问题，在有些地区也形成了局部性金融风险，当所有这些风险开始累积并链条式爆发时，处理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三、应对经济走势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

第一，从财政货币政策的来看，总体上要保持政策取向的基本稳定。财政政策应该坚持积极取向、适度宽松。因为中国总体来看，即便是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政府债务依然是可控的。我们不同于欧洲那些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的债大多是用来搞福利吃掉了，我们的债基本上是用来搞建设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本质上是一种资产，这些资产有些可能有直接的现金收入，有些虽然没有直接的现金流，但也有间接的收益。比如一条城市地铁修通后，地铁两边的物业价格会上升，这样的话也会带来对政府收益的正效应。所以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主要是防范出现流动性风险，在控制总量前提下把握好借新还旧的力度，特别是保持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债券是用来做债务置换的，发行利率总体上比较低，比原来许多旧债的利率还要低，在财务上是合算的，规模和节奏如果处理得好，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在货币政策方面，可能要中性适度趋紧。为什么？一是要去杠杆，如果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是去不了杠杆的，一定要有所收缩；二是2018年全球和我国可能都会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过去一段时期上游产业价格的持续上涨终归要传导出来；三是我们可能还面临人民币汇率预期从过去贬值预期向升值预期的实质性转变，这有可能导致结汇的增加。过去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企业都不结汇，我们过去几年虽然贸易顺差也不少，但结汇并不多，一旦预期改变的时候，企业有可能增加结汇，特别是收紧的资本管制逐渐放松后，更会引导企业结汇，这相应会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因为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会增加，这时候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趋紧，收紧的力度甚至还要更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第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核心还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质量效益优先，经济学家们的实证表明，依靠过多的政府配置资源，质量效益是不会提高的，只有让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引导资产配置，这样的资产配置效率才是高的，市场竞争后的质量也是更高的，所以说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中国未尽的市场化改革内容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各类要素，包括人、资本、土地、技术等，能够在统一市场范围里面更自由高效地流动，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这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基本前提。政府还要全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增强对企业家们的产权激励，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企业家的长期发展预期，消除后顾之忧。要积极考虑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税负，考虑到系统性税制改革涉及面广，复杂性和难度都不小，税改方案的设计和批准需要时日，至少可以先考虑适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实质性减轻企业的税负，因为这是相对简单的事情。

第三，在降低高杠杆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需要注意避免急躁情绪。主要是方法和手段问题。高杠杆和金融风险的积累非一日之功，降低杠杆率和化解金融风险，包括强化金融监管应对当前的各种金融乱象，也要有病去如抽丝的耐心和专业精细的制度设计，要防止把专业问题政治化。防止忽视自己的专业性，各自为政、一哄而上，形成监管的齐头并进和共振效应。这种情况过去我們遇到过，对金融市场稳定具有不利影响，有必要避免这一情况再次发生。要做一些更有耐性、更专业化的监管应对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和节奏安排，防止不同市场风险在短期内的相互传递。对政府债务违约和偿债流动性风险的防范要未雨绸缪，防止地方政府债务的局部违约演变成区域性风险。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大要求，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应该遵循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规则，不能无原则地给实体经济贷款融资，这样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并降低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益，有损储户和出资人的利益。金融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但还要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功能，因为金融机构的很多资产并不是自己的资产，是储蓄者和出资人的资产。金融资产配置有风险防范的独特要求，这是金融不同于实体部门的很重要的特点。金融要弱化带有价值观要求的政治化前提，让金融回归到它的本性，回归它基于市场配置金融资产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上去。

第四，从中美战略性竞合博弈关系看，我不主张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作为斗争来对待，中美之间是一种大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博弈，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然经历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伟大博弈。一个崛起中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的时期，其显著变化我们这代人能看得到，而且还涉及到两种发展道路及其成效的对比和竞争，所以对学者们来说也特别值得关注和考察。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我们要知己知彼，要用大智慧和战略耐心来开展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防止这种博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或斗争，用博弈思维化解矛盾就是要寻找共赢格局的纳什均衡。中国作为对美贸易顺差持有国，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特别是美方具有优势的服务业。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的大国，在战略利益博弈过程中，一定要为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投资体制做出自己的表率，防止成为破坏性的力量，这也是全球性大国的责任。因为一旦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被分割或破坏，对我们国家是不利的，对美国也是不利的。很遗憾的是，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现在有这样一种分化的趋势，就是用区域性的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来替代WTO这种多边体制，这对我们非常不利。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和世界贸易大国，我们在加入世贸后享受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红利，但我们也要梳理检讨我们自己的所做作为，看看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的做法，不完全符合我们加入世贸所做的承诺，我们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标准到底有哪些差异。在今后多哈回合的谈判中，我个人也不主张我们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我们虽然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真正把我们当发展中国家来对待。我过去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的谈判，记得当时跟美国人谈判时，美国人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你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他们不同意我们完全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优待，当然我们现在和那个时候比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我们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身份来秉持谈判立场，似乎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但那些发展中国家未必领你的情，而发达国家可能还觉得你不想承担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义务和责任，这对我们的国际形象可能并不是有利的。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收稿日期：2018-03-05 责任编辑：垠 喜）

作者：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