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机制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摘要】加强对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研究，既契合新形势下加强县域政治发展与体制变革研究的理论要求，又符合破解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新问题的现实需要，有助于解释和厘清学理研究与权力实践中的矛盾观点。从分权化改革这一时间维度来看，县级政府决策具有自主性凸显，政府体系“同构”、“一体”等共性特征，但同时它又具有县域决策实践的个性特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动力机制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动力机制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篇1：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战略协整

〔摘要〕 为探讨我国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所在相对微观区域城乡经济的深化互动发展，本文从系统共生视角出发，构建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点域系统”战略协整的框架理论和水平测度模型，并运用典型实例做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论证，结果表明：因地制宜采取“目标因素”与“资源因素” 不同层次系统进行双向战略协整和协整创新演进，能够创造点域系统共生的异质性价值品牌，借助该品牌的价值动力可以推动该区域城乡经济整体联动、协同发展和竞争力的持续。此外，战略协整的协同性、适应性与竞争一致性，也决定了这不仅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所属县级城镇、近距离都市圈及远距离小城镇与新农村进行辐射的承接和传导，也会促动反向产业链的专业分工合作及市场梯度培育，成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根植性途径选择。

〔关键词〕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县域经济；战略协整；共生品牌；协同发展；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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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中许，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河南郑州 450002。

一、引言

在我国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无疑离不开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发挥。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具有强大辐射影响力的一级中心城市，以及对所在行政省区领域内有经济带动作用的二级中心城市。就我国整体经济而言，中心城市对应其宏观与中观领域发挥对经济的核心引领作用；省辖的地级城市中，去除二级中心城市外，其余地级城市则不妨称之为“地方中心城市”。但直至现在，对于一市之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方中心城市”如何在相对微观区域中体现其经济地位和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还比较缺乏。不可否认，地方中心城市中确有占比很小的一部分，像四川的攀枝花、河南的漯河等，凭借一方突出优势，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成为“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同时，也有另外一小部分，像安徽的阜阳和湖北的恩施等，在资源或地理位置等方面有明显劣势，若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和外来机遇推动，恐难呈现区域经济影响力，这一部分可归为“弱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于大多数地方中心城市而言，从其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点看，既谈不上具有多方或某一方可以依凭的特别的内外力量或者可以轻松转化为经济效应的突出优势，又不同于劣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故属于“均势类型”范畴。相比于一级中心城市、二级中心城市和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这些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应有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发挥。谢小平和王贤彬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推进中，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过少，而大城市的出现及大城市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县域经济效率。〔1〕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大部分属于中等城市，有必要壮大规模使其进入大城市行列。赵玉芝和董平在分析江西的县域经济特征时认为，由于马太效应县域经济差距在加大，并强调政府的策略与地方中心城市的重要性。〔2〕另外，通过经济绩效、生态环境及城乡统筹等七方面的实证，郝华勇得出山西地方中心城市的市域城镇化普遍存在质量指标不协调的问题，并且发现省会中心城市由于竞争力和结构功能局限，其核心辐射带动作用并非十分明显。〔3〕说明我国城市化、城乡统筹及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推进和发展已经迫切呼唤“地方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不仅涉及我国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还包括东部发达地区。截止目前，对地方中心城市的研究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张海丰和黄河东从工业化绝对向心期理论出发，认为广西经济发展需要全省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为此必须提升各地方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争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通过集聚与扩散功能，发挥地方中心城市在县域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引擎和重要支撑作用。〔4〕戴宴清提出我国城市化在达到30%水平后，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起飞点，中心城市理应承担城市化的历史重任。针对县域经济大而全、小而全带来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问题，应做大做强地方中心城市，完善功能，提高县域经济协调能力，使地方中心城市成为当地一方发展的增长极。〔5〕胡碧玉等从城市经营视角出发，以南充、广安、眉山和巴中为例，认为实现四川地方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培育城市主导产业，以此提高城市竞争力。〔6〕田学思和赵崇生认为地方市级政府既是“政治人”，又是“经济人”，应当从行政区整体利益考虑，实现辖区共同发展。 〔7〕这些研究指明地方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发挥引擎作用，应因地制宜朝着扩大规模，优化功能，提高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由于政治、地理、经济、文化与历史渊源而存在的共生关系所决定，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县域经济”必然与之紧密相连。这里“县域经济”是指除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市区经济之外，仍属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市级行政职权所辖的所有县域经济。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强调自身中心作用却忽略自身有限的条件，以致所属县域经济无法感受向心引力和辐射，表现为孤立和分散；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往往忽视对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的能动作用，使得整体互补和积聚效应乏力。其实，在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二者之间整体上潜存着一个动力系统有待发掘利用，通过系统的有机衔接，可以解决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断裂问题，从而有效地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和促进城乡持续发展。〔8〕任迎伟和胡国平提出，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客观地要求加深城乡产业互动和发挥区域政府的促进作用，通过区域政府的合理干涉避免不利于城乡产业互动的城市偏向发生。〔9〕

本文立足于城乡区域系统共生视角，从增强和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主导作用，有效推动相对微观区域城乡经济互动、共同发展与动力发展出发，探讨和研究我国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战略协整的方法路径。

二、构筑一个统建实体——“点域共生系统”

地方中心城市负载着所属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特有功能，在服务自身的同时，不断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所属地域的联系。城要管理，市要繁荣，故而城市需要发展。地方中心城市所属区域，除市区外还有所属县域（主要包含三农区域），都需要发展。毋庸置疑，两者如同一个共生体。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这种联系客观上会越来越紧密。县域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地方中心城市带动，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县域经济支撑。事实证明，二者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是高度关联的。〔10〕这必然要求地方中心城市所在区域主体顺应客观现实和利用客观条件，实现双赢。

作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一方面仍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信息集散与服务中心、技术支持基地、商贸窗口、物流交通中枢和人才聚集地，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突出优势，使得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经济环境的生态链难以形成。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常态要素，可市区经济实力有限，由此制约了地方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引领和扩散作用的发挥。再者，县域经济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在自然地理上一脉相承，在政治文化上上下相齐，一般而言，不会单独存在突出表现。县域经济纵然有较为独特的一面，仍难越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扩展其外部效应。因此，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及其县域经济要在经济日益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中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必须创造属于共有的竞争优势。那么，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其所属县域经济之间的最优选择便是“合谋而动”，通过自主和内在的资源要素与利益行为联合，改变所属区域经济的平庸处境，发掘潜力培育优势，创造条件进一步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力。

实现二者的真正联合，首先必须造就开放的心态和思维。县域经济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收入持续增加，农副业繁荣，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有效推进，急切需要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同时，地方中心城市要扩大规模，承载生产、生活与服务体系功能，提升城市文明和现代化水平，真正发挥对县域经济的带动、辐射、调节和服务功能，同样需要县域经济支撑。其次，将开放性融入其中，促进历史和地理彼此相依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之间物质关联系统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和运用城乡“共生”关系，确立二者稳定合作、共同进化、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和对称性互惠的共生系统性质。〔11〕由此打破城市和镇乡彼此分割的局面，使“三农”支持地方中心城市发展，地方中心城市则依托“三农”，进而形成城乡互动，互助互推，紧密依靠，有机统一的发展整体。

可见，这里所探讨的是以无强势支撑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为中心点，以“县域经济”为域，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的既相对微观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统一建设实体，故称之为“点域共生系统”。

三、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及共生价值品牌

点域共生系统的构筑只是满足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前提，但真正实现其发展战略，还需要所在主体的能动协整开拓。

1.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

不谋全局者，难求其一隅。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的发展，应放在国家经济整体格局中考虑，这就要求点域共生系统通过协整方法实现自身协调、持续和富有竞争力地发展。

依据战略理论和协整理论，为了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必须首先做好三方面事项。一是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由所属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和组织资源发挥的有效性决定，主导不仅事关发展方向，而且紧密相连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战略利用。二是中心城市由于具有中心地位和身负主导作用，为了引导点域系统发展战略的实现，必须以制度确立中心城市的长期发展目标。正如企业一样，要经营好城市必须选择好自身的发展目标，着眼全局，立足长远，运用目标带动资源、优势和潜力，实现整体优化，造就特色。〔12〕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在县域经济发展支持下的目标，而县域经济是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带动下的经济。三是围绕点域系统发展战略与中心城市长期发展目标，对区域资源做到有效整合，中心城市抓着能够体现和支撑点域系统共生协同发展的产业经济，不仅应选择好主导产业，还要考虑协调和优化三次产业结构。重视发挥主导产业的主导和扩散效应，发挥好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功能，坚持用产业集群模式培植产业经济特色优势，并利用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协调布局规划，从而推动区域经济良性发展。〔13〕在此基础上，推进协整和战略，创建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以品牌价值影响力推进点域系统的发展。

2.点域系统的共生价值品牌及其对协整战略的助推

品牌是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是实体、社会心理特征及产品相关利益整体的象征。构建品牌利于提升企业、城市与区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由于品牌的建立具有广泛、深刻、持久的社会基础，其影响力所带来的“溢价优势”无疑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标志。〔14〕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产品经营时代，90年代是资产经营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品牌经营时代。品牌分布彰显区域经济集群优势，通过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和产品品牌。品牌的价值则在于为地方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带来持久的动力源泉和深刻长远的发展。〔15〕

品牌对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犹如血液之于生命。有了品牌，特别是创立了价值品牌，就等于有了消费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吸引力，就会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人才的集聚，从而加速和促动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富有活力地发展。故，在原有县域和市区产业经济品牌及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品牌基础上，通过点域共生系统目标战略的协整，坚持培优和挖潜，并在注重产业与文化的核心、内含创新建设上实施有效的、有机的整合，创建属于点域系统共生的价值品牌，从而依托该品牌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竞争力，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有效联动、持续发展提供价值动力和源泉。

四、双向战略协整概念及双向战略协整水平测度

1.双向战略协整

双向战略协整是将辖区内重要的和具有一定特色、优势、潜力的资源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进行有机渗透和结合，也即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充分考虑了县域和市区在内的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则自觉融入跟进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使之发挥整体联合互动效应和要素集聚的系统优化效果，从而形成点域共生系统鲜明的优势与特色，以此创建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推动点域系统经济整体动力发展。

五、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协整实例

在前述理论与方法分析基础上，本文借助“许昌实例”进一步探究由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共同构筑的点域共生系统及其战略协整，并以此检验其可行性和最终效果。

许昌市作为我国中部后发地方中心城市，就其地位、资源条件和经济特征而言，属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尽管相距省级首位中心城市郑州不足100公里，能够分享来自郑州的经济辐射带动效应却十分有限。在我国所有地方中心城市中，许昌市本身并不具有特殊和突出的经济优势及经济环境优势，自然资源与地理条件的潜在可能性优势有待挖掘，社会文化资源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但比较分散，也比较荒疏，整体上缺乏重视、创新和提升，称不上特别丰富与奇特，影响力自然是有限的。此外，该区域内既没有国家重大投资项目，也没有称得上“浩大的建设基地”。在国内较知名的企业仅两家，产业集群数量很少且规模分布不均衡。作为一个内陆地方中心城市，难以享受国家各项投资或税收等优惠政策。因此许昌市作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

1.确立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协整的层次因素

（1）目标因素。许昌市所辖周边五县二区，分别是许昌县、鄢陵县、长葛、禹州、襄城县与市区魏都区及正在建设的东城新区， 其中长葛和禹州均为县级市。从2003年开始，顺应国家城镇化发展形势，许昌市致力创建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将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进行有效协整，发挥区域系统内现有的资源、特色和优势，挖掘潜力，树立特色许昌，创建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组织推出并正式实施了许昌城市七个发展目标，分别为创建优秀旅游城、国家卫生城、国家园林与森林城、打造文化生态城、轻工商贸城、以农业科技为依托的科技城及宜居与中原创业示范城。这七个目标依次记为b1、b2、b3、b4、b5、b6和b7，作为协整目标因素其权重相应设为a1 、a2、a3、a4、a5、a6和a7。

（2）资源因素。许昌市区及所辖周边五县的经济资源及可转化为经济效应的地理、政治和文化资源。就鄢陵县而言，有“腊梅之乡”之称，建有中原花博园和花卉基地，以花卉、花木产业为主导，以棉花生产为支柱。而禹州以钧瓷为特色，禹州钧瓷享有一定范围的知名度，且有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以中药材种植为支柱。许昌县以发制品产业为主导，以河南瑞贝卡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产品主要对外出口①，其次是以粮食产业为支柱，以腐竹产业为特色。长葛以黄河模具金刚石制造业为主导，以农业机械为支柱，以众品实业及养殖业为特色。①襄城县山水资源较为丰富，紫云山风景有别致的一面，该县域以烟草、蔬菜种植为支柱。毫无疑问，许昌市区，是许昌市这一地方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位交通地位比较重要，也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的通过地。工业上具有一定行业实力的许继继电装备集团和许昌烟草公司，有日益兴旺的商贸业，前景向好的房地产业，还有分散但可以适度挖潜并具备历史依托的三国文化资源。许昌市作为地方区域，地处中原，地理位置较好，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人才资源的潜在聚集。

①众品实业重在运用标准化、专业化和产业化模式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制造。

针对以上情况分析，我们归纳了10个协整资源因素，其中，县域烟草、粮棉、药材、蔬菜种植及养殖等农业资源记为c1，特色山水资源、钧瓷及花卉资源记为c2，县域外贸加工制造及机械产业记为c3，市区城内的继电装备业记为c4，烟草业记为c5，商贸房地产业记为c6，文化资源记为c7，整体人力与人才资源记为c8，地理生态资源记为c9，许昌作为西气东输及南水北调的经过地，交通区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中原城市群的重要一员等潜在因素记为c10。

2.点域共生系统协整层次因素的权重分析

一个系统通常由若干层次结构构成，对于系统的总体评价通常运用层次分析法，即对层次之间及层次内部聚类均采用加权量度法。无论采用客观赋权，还是主观赋权，运用得当都能获得较为可靠的评价效果，如同Marinoni（2006）的研究所呈现的。〔16〕现在，设定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战略协整中，其点域共生系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首要的层次，即目标因素层，第二个是资源因素层，主要为经济因素，以及蕴涵经济效应的文化、政治和地理因素。各个层次又有若干分类，由于对层次类别难以做到客观赋权，故根据调查、考察，及其他可获得性信息与数据的纵横对比，结合有关专家建议，经综合分析给予主观赋权。

3.点域共生系统的层次因素赋权与其共生协整的阶段成果

由于许昌点域共生系统中有着一定的中原文化积淀及三国文化资源，农业资源也比较丰富，旅游资源蕴涵潜力，城市及周边环境日趋生态化，与创业相匹配的人文与政治环境日益突显，所以，出于战略考虑，将目标因素权重依次定为020，010，015，025，010，005，和015，其中发展目标b1，b4与b7为重心，b2，b3，b5，b6则是重心目标实现的必要和可利用条件。同时，依据创建国家卫生城、优秀旅游城等的努力程度，以及自身和外部综合评价，2010年目标成绩分别赋为75，90，70，80，55，40，和65，每个资源因素对发展目标的权重总和为1，对不同发展目标的实际影响作用给予相对赋权，然后乘以070，即对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与系统资源因素项数之比，进行量纲化处理，再将相关数据代入（1）式可得该年度共生战略协整水平的阶段性成果值约为092。

4.点域共生系统的协整创新演进与共生协整战略推进

由战略协整水平数值与表1对比可知，许昌市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其主导发展目标与包含市区经济、县域经济在内的所属区域进行双向战略协整，经过2003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协整创新推进，至2010年已实现较为占优水平。协整水平测度值作为双向协整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是对该点域共生系统的整体评价，此量度方法兼具静态与动态指标的量化功能。〔17〕事实上，协整就是一种生产力的创新创造和资源效益的优化，借此可以提高城乡凝聚力和系统整体经济素质，使区域特色和优势得以呈现和提高，逐步树立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期间，一方面，许昌市政府坚持和加强自身对区域引领的主导地位，将以往对区域的行政管理理念逐步转变为对区域发展战略的协整服务理念。另一方面，重视运用产业集群模式推动目标发展下的特色和富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在链条上对接和扩展，并且专门成立支持战略协整的科技人才服务总部和管理协调服务总部，经过8年的战略实施和创新努力，许昌点域系统协整水平得到不断优化提升。由表2知，与之对应，该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在这8年内提升了近85位。促成了“文化、旅游、生态和创业”为核心的“特色许昌”这一点域系统共生、具有不可完全替代性的价值品牌的确立。同时，内外创新演进的战略协整带动点域共生系统综合竞争力在全省不断提高并较为稳固地向前跨越了六位，由平庸者变成了领跑者，使运用共生品牌价值动力推动点域系统经济实现持续与跨越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目前许昌点域共生系统整体实力居省会郑州和工业基础雄厚的副省级中心城市洛阳之后，这说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进行战略协整，可以有效地实现该区域城乡经济的联动、持续与动力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战略协整过程中，许昌市区人口规模扩大迅速，从2003年的51万增加到2010年的81万，7年间增幅达60%，实现了城乡区域人口总量和中心城市经济容量、经济层次相称的城市规模优化，也验证了刘妮娜和刘诚所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人口层次有序流动一致的观点。〔18〕同时，伴随协整水平的推进，协整目标成绩也在不断提高，证明点域系统战略协整同样利于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水平。当然，根据优化协整的动态性，还应通过对其他项目标的权重及资源因素系数的调整，提高宜居和示范创业城发展目标的权重，加强农业科技城与创业示范城目标的合作。同时，如果引入能够发挥区位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的科技环保制造业，引领和强化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其协整水平将会进入新的提升阶段。

六、结论与启示

在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新时期，除了发挥一级和二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外，还应当重视和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在相对微观区域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引领功能。对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而言，受自身力量和条件局限，以及与县域经济的相依性，二者应选择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为中心点，以“县域经济”为域的城乡一体点域系统共生战略联动发展道路。战略协整理论及许昌市的实例分析表明：因地制宜采取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区经济在“目标因素”和“资源因素”上进行双向战略协整，不但可行而且富有成效。通过战略协整，能够创造点域系统特有的共生价值品牌，从而借助该品牌的价值动力推动区域城乡经济整体发展，这种战略协整还有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同时，战略协整保障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功能与县域经济支撑凝聚作用的同步互动与双向增强。在战略协整下，由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目标带动和区域资源因素的向心互动，使发展具有了内在性和源泉性，相对于被动给予，战略协整无疑会增添城乡统筹中区域经济主体的内驱动力。〔19〕此外，战略协整的协同性、适应性与竞争一致性，也决定了这不仅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于所属县级城镇、近距离都市圈及远距离小城镇与新农村辐射的承接和传导，〔20〕也会促动反向产业链的专业分工合作及市场梯度培育，故可以成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根植性途径选择。

不难发现，战略协整过程就是对内帕累托改进和对外竞争占优的过程，也是一个“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塑造和价值提升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一个创新演进过程。创新协整意味着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的稳步推进，及点域共生系统原有经济活力的相互影响和增强。这一过程自然蕴涵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管理水平、服务功能和产业集群效应的相互反馈、支撑、促进，以及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形象的树立与不断提升。再通过进一步的协整创新，可以不断呈现和发挥点域共生系统的整体优势和潜力，使属于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的价值力量逐步得以形成和提高，并以品牌吸引人气和人才集聚，化现实和潜在资源为经济优势，积极汲取外部信息，形成点域系统内在的特色属性，从而通过核心产业和核心技术的内在创新持续增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主导下的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的价值竞争能力。事实上，这种战略协整的创新演进，不仅体现在相对既定的时期和条件下，即使在发生目标改进或调整、资源要素出现新的组合或形态变化，抑或环境、政策变迁等条件下仍然具有创新演进的功能。正是战略协整的这种创新演进特性，可以保证在双向战略协整中能够不断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功能，并逐渐摆脱区域经济的分散和平庸，最终使 “点域共生系统”竞争力优势得以逐步形成和增强。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推进中，为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增强所属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活力，本文从研究结论中得出几点实践启示。

首先，应树立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点域系统”的共生共演意识。对于数量众多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而言，没有极为突出的地理区位、政策支撑和经济资源优势，所以不能沿袭一级和二级中心城市及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但又不必像劣势型中心城市那样被动地等待外来支持力量和机遇。由于地理空间上的经济血脉相连、文化近同和政治相依特性，决定了在内外开放环境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系统的共生关系及战略协整演进发展的必然性。

其次，应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战略主导能力和引领区域经济紧密互动、共同发展的协同服务水平。从战略引导出发，坚持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和作用，提高承载相对微观区域以经济联动发展为核心的目标综合治理能力，并在战略协整中， 提升以技术支撑与效率关联为中心的协同服务水平。

再者，应坚持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点域共生系统的协整创新演进，促进新型城镇化下的城乡区域经济协同与动力发展战略。借助企业家精神培养、服务业专业化扶持及“回波效应”的新增力量，致力于点域系统集群企业的核心技术与核心产业创新，促进目标和环境动态跟进的战略协整，内在地推动点域系统共生异质性价值品牌的核心技术链和产业链培育，从而保证其独特价值品牌的内涵不断积淀和价值竞争力的增强与提升，推动产城互动和城乡区域经济协同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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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琦）

作者：袁中许

动力机制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篇2：

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研究意义与视角

【摘要】加强对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研究，既契合新形势下加强县域政治发展与体制变革研究的理论要求，又符合破解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新问题的现实需要，有助于解释和厘清学理研究与权力实践中的矛盾观点。从分权化改革这一时间维度来看，县级政府决策具有自主性凸显，政府体系“同构”、“一体”等共性特征，但同时它又具有县域决策实践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体制改革政府行为模式

如何确立有效而规范的政府行为模式，历来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面临的一项根本性课题。其中，县级政府的自主性决策又是我国地方政府行为链条上亟待改革与探究的关键一环。所谓自主性决策，即在上级政府和地方各种具有行政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之外，具有相对独立的决策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政策问题、设定政策议程、规划政策目标与方案并将之付诸实施的行为过程。

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研究的意义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结构最完备的基层政府，县级政府可以说是我国地方政府的缩影。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条件下，仍有必要着力加强对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剖析和挖掘出制度约束下县域政治的不同层面和结构。

一是契合新形势下促进县域政治发展与体制变革的现实要求。自2009年以来，中央政府针对县级政权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大规模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县委书记由省直接任命或就地提高级别，如提为正（副）厅级；中组部、中央党校集中培训全国县级“一把手”等，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将渐趋扁平化，县域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在新形势下，县级政府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决策与选择空间。然而，县域治理多重任务错综交织的复杂态势，使得其自主性决策越来越呈现出多面和多变的景象。探究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是促进县域政治发展与体制变革的题中之义。

二是破解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新问题的理论需要。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公信力，也是区域政治生态的直接反映。然而，目前县级政府恰恰成为决策失误或者政策变形的“重灾区”，决策体制与机制问题频发，县域政治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愈演愈烈。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省管县体制改革，既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县级政府的自主决策权，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如何有效规避县级政府决策权扩大可能引发的决策失误风险；如何科学衔接县级政府决策与省级政府的政策规定和要求；县级政府在自主决策过程中如何应对与地级市的潜在矛盾等。剖析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产生、运行与扩张的行为机理，必然有助于提前预判和妥善解决“省管县”体制下可能衍生的县域决策失误、权力滥用、矛盾激化、区域摩擦、盲目逐利求绩等问题，①并且更为系统地认识县政改革的现实问题。

三是有助于解释和厘清学理研究与权力实践中的矛盾观点。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空间究竟有多大？理论界和当政者的声音相悖离，可谓“无能论”与“全能论”并存。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县级政府的权力非常大。对此，有的学者甚至用“地方国家”（local state）来形容。②尽管根据《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转让、授予或委托，然而事实上，除了外交、军事、国防，在其他领域他们几乎都拥有相当的自主决策权。县级政府的职能几乎无所不包，差不多每个县都是一个“小中央”，要管理“所有的事情”，其职能涉及经济、科教文卫、交通、民政等各个领域。③而县级政治系统中掌握决策权的精英们仍普遍抱怨没有实权、上级干预过多等。一项针对近800位县委书记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1.7%的县委书记赞同“县乡政府承担了无限责任，但只拥有有限权力”，而有78.5%的县委书记认为“县乡政府是一个功能不完全的残缺政府……县里没多少实权，管理手段软”④。

一方面是对县级政府自主决策空间过大的不断质疑，另一方面则是县域决策者们的满腹牢骚。那么，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真实图景究竟如何呢？

后分权化时代的地方自主性决策

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问题的凸显，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决策行为生态群落的微观缩影，最直接地体现了地方政府自主性决策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独特的政治生态而颇具个性特征。因此对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探讨，必然涵盖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以及共性与个性两个层面。

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时间镜头应首先定格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直接根源于1978年以来经济性与行政性的分权化改革。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前，包括县级政府在内的各级地方政府并不具有其应有的独立地位，他们只是从中央或上级政府获得预算并用于本地区公共物品生产的角色，充当了上级政府计划的执行者和代理人。1978年以来的经济性和行政性分权化改革，不但重构了政府间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地方政府行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充满弹性的自主性空间”。⑤在这其中，“‘县’日益从一个固化的行政层级、一个被动的执行者，发展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利益主体。” ⑥

同时，中国政府体系的“职责同构”特征和一体化行政体制决定了各层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共通之处，县级政府也不例外。所谓“职责同构”，即不同层级政府在纵向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主要表现在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的“上下对口、左右对齐”。⑦地方政府权力各要素及其关系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投影”和“复制”，政府体系整体呈现出“同构”和“一体”的特色。⑧所谓一体化行政体制，是指在一体化组织结构的前提下，中央拥有决策的制定权并通过全国统一的政策指导地方事务，协调地方关系。各地方作出的决策均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背景下，这又使得各地的决策过程难免具有某些同一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研究县级政府的自主决策行为，必须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共性特征。

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个性特征

从县域层次来透视和研究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决策问题，还必须立足于县级政府的特殊性，充分考虑到“县”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尽管决策过程的同一性使得单个地方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系统的变化和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忽略各级地方政府自身的特点，县域政治与治理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个性。

首先，就宏观政治体制而言，县级政府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是从中央到地方公共决策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和治理单元。作为国家管理体制中承上启下的基层政权，县不仅是我国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级行政区划，而且也是自秦朝设郡县以来历史进程中最稳定、变动最小的次省级行政单位。以县为分析单位考察地方决策运作过程更有可能厘清中央、省、市与地方，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等多重权力关系。

其次，就中观行为过程而言，县级政府既是国家政策最重要的执行者，也是地方政府中最小的决策者。一方面，县作为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作为上级与基层的连接纽带，承担着执行上级的政策法令并将其传到基层的任务。各项方针政策只有通过县政过程，才能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指南。陈云曾指出：“我们常说，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谁来化，主要是县委”。⑨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也是地方政府中最小的决策者。相较于县级政府，乡镇政府的决策功能不断弱化，而更多负载的是执行功能。

再次，就微观决策生态而言，县域政治生态比其他地方政府更为特殊。近年来县域腐败频发，各类社会矛盾也激增，整体生态环境不容乐观甚至有逐步恶化的趋势。

综上所述，着眼于时空与个性的双重维度，有必要立足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挖掘和凝炼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行为逻辑及其生成和强化机制。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兼职副研究员；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制度约束下中国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实践逻辑与扩张路径探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C810021）

注释

①罗依平，贺译葶：“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研究——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视角”，《理论探讨》，2010年第1期，第56页。

②⑦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建构》，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③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④肖立辉：“县委书记眼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第88页。

⑤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28页。

⑥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62页。

⑧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⑨《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作者：孙广厦

动力机制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篇3：

整体政府视域下的县域城镇化绩效评价研究

县域是中国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主阵地。县级政府处于中国行政管理层级的较低层次，在行政管理和日常工作中具有自身的特点，尤其需要一套相对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来引导、督促城镇化的进程。本文从整体政府视角来探讨县域城镇化的绩效评价。

一、整体政府理论

整体政府是当前国内外的前沿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工具。整体政府主要包括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上下”协同，同级政府不同部门的“左右”协同，和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内外”协同。通过整体政府理念的实施，能够实现政府的有机统一管理，克服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全方位管理，让公众享受到整体的“无缝隙”服务。整体政府理论包括相互协同的动力机制、过程机制、组织结构机制等主要内容。整体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更加有效地发挥政府的能动性，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二、整体政府视域下县域城镇化绩效评价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中央—省—市—县是目前基本的行政管理层级设定，县级处于最基础层级。县级政府在决策的参与、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受到较多的行政制约，多是执行上级命令，贯彻上级政策，具有较少的行政决策权。整体政府理论的实践对县域城镇化的实现具有多方面意义。一是有利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协商。上下级政府之间不是单向的命令传达，而应该建立起双向的相互沟通的协调机制。二是有利于避免县级政府同一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同一层级的不同部门之间存在争抢利益、推脱责任的不良状况，整体政府能够促进不同部门之间利益分享、责任共担机制的形成。三是有利于促进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沟通协商。通过整体政府理念的指导和实践能够达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县域城镇化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县域城镇化中的主要问题

县域城镇化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析县域城镇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提高政府管理的针对性，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做好政府绩效评价。

（一）产业支撑不足

县域城镇化过程必然让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逐渐由农业生产为主转向非农业生产。县域长期以来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产业支撑不足，没有足够的产业能够让农村居民在城里拥有较为稳定的就业机会。因此，合理发展非农产业以及现代农业成为县域城镇化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发展战略不清

县域城镇化如果没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很容易导致盲目、跃进式的发展模式。有些县级政府没有真正认清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内涵，只是盲从地盖新楼、建新路、搞拆迁。对于城市的发展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城市建筑风格、市民化过程中的政策保障等问题没有认真地分析研究，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战略不清对于城市的发展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摧毁。

（三）发展特色不鲜明

县级政府没有制定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战略，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发展举措来保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造成城市建设千篇一律、产业结构雷同相似、城市文化湮灭、同质化竞争严重。县域是最为稳定的行政单位，在历史的不断变革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县域的文化资源受到的破坏程度也较小。县域城镇化可以结合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进行城市建设、产业布局的规划设计，凸显自身特色，提高县域城镇化的质量。

（四）制度性障碍难以破除

县域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就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农民和市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不同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容易做到的是硬件设施的建设，不容易做到的是政策制度的设定。相关政策制度主要由上级政府制定，县级只能贯彻实施，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在县域城镇化中难以破除，有赖于国家的顶层设计。

四、协同政府视域下县域城镇化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

在整体政府理论的支撑下，依据县域城镇化的特点和县域城镇化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合理确定绩效评估体系是提高县域城镇化效率，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一环。

（一）评价原则

在整体政府视域下考核县域城镇化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全面性原则。县域城镇化是一场广泛的革命，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因此，对其的评价也应该尽可能做到全面。

2.目标性原则。全面就容易忽视重点，在对县域城镇化的绩效评价过程中，要突出在整体政府理念下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做的效果如何，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

3.可操作性原则。可操作性是指评估主体的鲜明性，评估客体的针对性，评估指标的可获得性或可衡量性，评估方法的科学性。

（二）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指由谁来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原则上讲，县域城镇化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作为评价主体，包括上级政府、本级政府的不同部门、非政府组织、相关企业、农民等。但目前广泛的政府绩效评价主体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上级政府，二是专家学者，评价主体明显狭隘。整体政府视域下，上级政府也是县域城镇化的参与者和被评价者。因此，整体政府视域下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主体是不同层级政府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且他们之间的权利是均等的。

（三）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应该涉及经济指标、社会指标、文化指标、生态文明指标、政府效能指标等，在每一个大的指标下进一步细化。例如，经济指标可以包括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成长、就业机会的创造、人均收入的提升等；社会指标可以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治理的效果等；文化指标可以包括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城市文化内涵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等。整体政府视域下的县域城镇化评价指标更应该注重政府效能指标，包括行政文化、跨部门协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的精细化管理、法治思维的运用、问责机制的完善、多方参与的信息平台的建设、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考核指标等。

（四）评价方法

常用的定性分析方法主要是专家会议评价法，定量分析法有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等。根据整体政府理论的内涵和县域城镇化特点选取不同的方法。

1.定性评价方法——专家会议评价法，一般是由有关专家在审阅出台的相关材料后，以会议的形式就县域城镇化的绩效做出主观评判，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

2.定量综合评价方法——专家打分评价方法，专家（评委）对政策评估指标打分进行评价。

此外，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逐渐应用于定量评价中，层次分析法是比较理想的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模糊评价法可以使评委的打分及分值的计算更加准确、客观，但是此类方法的缺点是统计抽样复杂，运算繁杂。

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县域城镇化绩效评价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对政府工作绩效进行评估，以达到科学评价、正确查找得失、更好地规划未来工作的目的。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2014年河北行政学院院级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是2014XYKT006。

（作者单位：1.河北行政学院；2.国家行政学院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康伟

作者：纪芬叶 刘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