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视角下产业经济论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在自然垄断产业领域的放松管制改革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产业绩效低下、消费者福利损失等问题仍然存在。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对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结合国外相关经验，提出对于我国推进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改革的相关思考。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产学视角下产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产学视角下产业经济论文 篇1：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出版产业经济、 技术和社会的三维协同发展研究

摘要：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出版业经济、技术和社会的三维子系统进行动态分析，构建三维演化模型，讨论三维演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理，这是出版业研究中的一个崭新视角。研究发现，我国出版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是“共生演化”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出版产业系统的创新、进化和变异的演化发展。根据三维演化的渐进性和突变性特点，可以将我国出版业演化分为单轮牵引、双核推动、三维协同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存在前后衔接的演进关系。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出版产业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演进过程中，需要在体制优化的基础上促进经济、技术、社会三大系统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出版产业;三维协同发展

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看，出版业经济、技术和社会三个子系统处于“共生演化”的关系中，一系列外部刺激和关键因子构成了我国出版业系统涨落与变迁的核心机理和主要路径。通过研究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典型的演进阶段和演进模式。在不同阶段中，三大子系统各自的作用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等核心问题，从而对我国出版产业整体演化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一、出版产业的“三维演化”菱形模型

借鉴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Diamond Model）的基本思想，构建我国出版产业三维演化的动态模型，能更为直观地理解出版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三维子系统在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不同的是，波特的菱形理论是用于分析国家竞争力，是静态的;这里的三维模型是分析出版业的演进机制，是动态的。结合我国出版业的实际，将出版业系统的经济子系统、技术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演化路径假设为代表三个阶段的三个棱柱体共同拼接而成的“三菱”模型。模型中经济子系统、技术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力量之间的涨落构成了出版业系统非均衡演化的内在动力。

模型中（见图1），线条BA代表出版经济子系统的演化方向，DA代表技术子系统的演化方向，CA代表社会子系统的演化方向。BA、DA和CA协同推动了出版业系统向A点方向的演化发展。

（一）出版产业“三维演化”菱形模型的内涵

“三维演化”动态模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含义。

第一、出版业系统演化发展方向的“A点”本身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向上进化发展。

第二、出版业经济子系统、技术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各自的演化呈 “不均衡”状态。

第三、由于“三维”子系统的非均衡演化，整个模型的演化也呈现出“非均衡”的涨落状态。

第四，由于演化一般分為渐进演化（进化）和突变演化（变异）两种形态，根据出版业系统的演化突变点，可以将我国出版业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因此，图1中每两个斜截棱柱体之间的分界面B’D’E、HGF和IJK分别将整个菱形演化划分为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斜截棱柱体BDC-B’D’E代表的第一阶段，斜截棱柱体FGH-BDE代表的第二阶段和斜截棱柱体IJK-FGH代表的第三阶段。三菱柱IKJA代表的是新一轮的系统演化，将与本轮三阶段的演化路径基本类似，并向A点呈“正无穷”延伸态势。

第五、构成菱形模型的每一个立方体的顶平面和底平面都不是平行的，因为经济子系统、技术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演化力量不是均衡的。

（二）出版产业“三维演化”菱形模型的演化机理

图1中，斜截棱柱体BDC-B’D’E、斜截棱柱体FGH-BDE和斜截棱柱体IJK-FGH代表的三阶段演化机理。

第一、“单轮牵引”演化阶段，即社会力量拉动阶段。斜截棱柱体BDC-B’D’E代表从BDC平面到B’D’E平面的演化，社会（EC）是拉动力量，经济和技术子系统根据社会系统的突变而演化。

本阶段出版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关键性因子包括出版体制改革、出版基础设施、出版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社会创新机会、大众行为模式等，这些因子的变迁推动着出版经济行为和技术行为的演进和变革。

第二、“双核推动”演化阶段，即由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拉动的阶段。斜截棱柱体FGH-BDE代表从BDE平面到FGH平面的演化，经济（BF）和技术（DG）是拉动力量。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根据自身基因惯性和选择自由而变迁，社会子系统的也在进一步演化，并影响另两种主导力量的演变。

本阶段出版经济子系统内部的关键因子包括出版市场开放、出版国际合作、出版企业管理能力、出版企业创新能力、出版经济集群等，这些因子依照本身的经济路径惯性自由演化;出版技术子系统内部的关键因子包括采集技术、复制技术、印刷技术、发行技术、传播技术、多媒体融合技术、支撑和基础设施技术等，它们也依照本身的技术路径惯性自由演化，实现技术子系统的变异、模块化、进化、结构化的动态循环演化。同时，出版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作为开放性的子系统，它们之间也不断相互作用，刺激着各子系统内部和出版业大系统内部的“熵”增流涨落，共同推动出版业系统的演化发展。

第三、“三维协同”演化阶段，即经济、技术和社会三个子系统均衡共同推动，社会子系统力量稍强势阶段。斜截棱柱体IJK-FGH代表从FGH平面到IJK平面的演化，拉动力同时来自于经济（FI）、技术（GK）和社会（HK）三个方面。在这一阶段，经过上一阶段经济和技术子系统的充分发展，诱导社会子系统进行新一轮的演变，由此重新回到与第一阶段类似而高于第一阶段的状态。

本阶段出版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经历了一段时间充分竞争和充分开放之后，各子系统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产生出越来越强大的“熵”增流，子系统内部各因子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走向极端，而且只依靠子系统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调节，急需社会子系统的介入，以重新实现出版业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由于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已经较完善和强大，在市场可以调控的领域都可以实现其自身子系统的正常演进和相对均衡，因而，在本阶段，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对出版业系统的演化推动力依然强大。

二、我国出版产业的动态演化过程

依据以上模型提供的基本分析框架，以下将重点分析“三维演化”三阶段中每一阶段演化的核心因子和演化路径。

（一）我国出版业三维演化的“单轮牵引”演化阶段

斜截棱柱体BDC-B’D’E代表的“单轮牵引”是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从1979年开始延续至90年代中后期。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是国家通过改革出版管理体制促进出版业发展，出版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获得活力，呈现出“激进式”演化特征。“单轮牵引”阶段演化系统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本阶段出版社会子系统核心因子的突变出版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带来了刺激，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的“熵”增流增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版经济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失去了稳定态，迫使这两个子系统要么调试，要么崩溃。不过，出版社会子系统的因子通常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些因子一般不会发生内生性的变迁，通常都要依靠外力的推动。因而，本阶段的演化动力应该主要来自于政府推动。

本阶段“社会”子系统演化的核心因子，一是政府政策范畴的出版税收政策、出版事业单位改革、出版公平竞争市场规则建立、出版知识产权保护、出版基础设施建设、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等;二是社会体制范畴的社会人才评价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学术体制改革、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公平机制建构等。这些核心因子在外力推动下持续渐变，并不断作用于经济和技术子系统，最终出版业系统发生由出版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质变性变迁。

（二）我国出版业三维演化的“双核推动”演化阶段

斜截棱柱体FGH-BDE代表的“双核推动”是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后，并建立有效的出版市场时开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出版产业的经济和技术子系统的潜在力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以推动出版业系统演化发展。“双核推动”阶段演化系统如图3所示。

由圖3可知，“双核推动”演化阶段的主要突变发生在经济和技术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历了“单轮牵引”阶段的“突变”演化之后，子系统核心因子总体科学合理，子系统内部较为和谐，熵增流较低。相反，由于上一个阶段社会子系统的变迁，本阶段的经济和技术子系统获得空前的自由和活力。经济子系统的市场竞争激烈、版权交易活跃、企业管理能力进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利润驱动力强，技术子系统的技术开发频繁、技术选择公平、技术传播活跃、技术机会多样等，这些核心因子带来的演化动力强大，经济和技术子系统处于激烈的变迁状态。

由此可见，图3所示的阶段应当是我国完成出版体制改革之后的阶段。此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以下方面。

第一、现代出版市场基本建立。通过上一阶段的改革，这一阶段的出版业基本实现了出版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建立，出版市场准入规范，出版行业标准统一，出版物定价与销售制度合理，出版市场竞争有序化，出版版权保护得到全面覆盖和有效执行等。

第二、数字出版技术全面渗入出版产业链。在这一阶段，出版企业基本实现了全面的信息化管理。电子信息技术在出版产业链的整个流程，特别是数字出版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第三、互联网开始全面与出版产业结合。产生了新的出版业态和组织方式。

（三）我国出版业三维演化的“三维协同”演化阶段

斜截棱柱体IJK-FGH代表的“三维协同”阶段是经过出版经济和技术子系统的演化发展，出版社会子系统稍显滞后，需要社会系统重新积极有为，调控出版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时，在互联网技术与文化产业结合、文化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市场与技术已成为当前推动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三维协同”阶段演化系统如图4所示。

由图4可知，“三维协同”演化阶段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子系统都发生着激烈的演化变迁，其中社会子系统的变迁更为激烈，回归到了与第一阶段类似的状态，但又高于第一阶段。由于经济和技术子系统在上一阶段的激烈演化，社会子系统诸多因子开始与其他子系统产生互斥，社会子系统受到外力冲击，内部熵增流增加，社会子系统为适应经济、技术子系统的迅速变化，开始进入新的演化阶段。同时，由于市场深度开放，经济竞争激烈，推动经济子系统的演化激烈;由于社会知识流动速度提升，技术流动频繁，技术子系统的演化也依然激烈，形成“三维协同”的演化态势。

在经济、技术和社会的“三维协同”阶段，经济力量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出版企业可以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按照出版业自身的经济规律高效运行，经济因素是出版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技术维度的技术创新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企业盈利的需要，因而技术发展与在出版业的运用可以实现无缝对接。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整个出版产业普及应用，并反过来重塑产业形态。社会维度的社会大环境里，政策合理，法律健全并执行有力，民众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原创出版资源源源不断。最后，经济、技术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力量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为出版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形成一个健康、稳定的出版业自组织系统。

三、结论

我国出版业系统演化整体呈现出波浪形的“涨落”和阶段性的“正反馈”，符合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实际演化轨迹，也符合“否定之否定”的基本哲学规律。当前，我国出版业演化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壁垒。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上推进出版单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技术上推动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在出版行业的运用，并规范新的信息传输体系，社会领域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总体而言，就是要通过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顺应文化创意产业高速发展和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结合的趋势，释放出版产业本身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潜力，充分发挥经济、技术、社会三个方面的合力，推动我国出版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Towse R. 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M].Second Edition. Edward Elgar，2011.

[2]刘伟见.文化体制改革下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探究——以出版企业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2（03）.

[3]Shen C， Peng P，Lin H.Information Processing Needs and Capabilities of B2B Systems in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J].Journal of Computers，2012（03）.

[4]柳庆勇，柳作林.信息化推动出版产业升级作用研究[J].中国出版，2017（21）.

[5]王冠一.以“工匠精神”推动新闻出版产业价值重塑[J].中国出版，2017（15）.

[6]黄先蓉，刘玲武.我国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策略研究[J].出版科学，2017（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创意产品多业态联动开发机理及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71874142，项目主持人：陈睿）。

（作者单位：陈利，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陈睿，西华大学）

作者：陈利 陈睿

产学视角下产业经济论文 篇2：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研究

摘 要：近年来，我国在自然垄断产业领域的放松管制改革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产业绩效低下、消费者福利损失等问题仍然存在。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对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结合国外相关经验，提出对于我国推进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改革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自然垄断产业  放松管制

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结合放松管制分析

1.1 产权结构的改革

本质上，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产权，一个社会中的稀缺资源分配指将权利在资源的使用中进行分配。经济学问题，其实也就是产权该如何界定和交换的问题（Alchian，1967）。

产权结构对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行为人的有限理性，社会运行会产生大量交易费用，因此产权的不同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也会导致不同效率的结果。对于“产权”与“有效激励”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便进行了讨论，并对所有权与企业绩效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

产权对企业主体的效率具有激励优势，但这并非是采取企业私有制的充分条件。在市场制度等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中，单纯依靠产权制度改革来提高企业效率，并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此时需要引入竞争来提高企业效率。总体而言，产权与竞争的相互配合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

1.2 交易费用与放松管制

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由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行为人决策时的有限理性，交易费用无处不在，社会的运转形成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在决策过程中，交易费用便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研究交易费用理论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交易费用的形成有三个原因：行为人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企业机会主义倾向以及企业资产的专用性。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交易费用类型主要包括：使用市场时形成的市场型交易费用;企业内部运行产生的管理型交易费用以及政治体制中制度运行和调整所涉及的政治型交易费用。

结合交易费用的成因及类型，我们来分析自然垄断产业在传统管制方式下的高额交易费用。

（1）高额的管理型交易费用。在传统管制方式下，自然垄断产业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产权制度缺乏激励，企业内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会使其趋于显露惰性，表现为草率、缺少对市场的反映等，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型交易费用增加。因此，在自然垄断产业企业内部，会出现由于缺乏激励，“偷懒”造成的生产低效率问题，并且产生大量的管理型交易费用。

（2）高额的政治型交易费用。在管制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分析，也需要经费维持管制机构的日常运作。由于傳统管制方式对企业缺乏激励，自然垄断产业企业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管制过程中便会产生大量的监督成本、谈判成本、信息成本等交易费用。管制机构运行大多不计成本，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

公共利益理论认为，政府实施管制是为了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提升，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管制方式下，大量交易费用的产生实质上是非效率的，是社会福利的损失。

2 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的国际经验以及我国管制现状

2.1 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的国际经验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和准入管制。此后，自然垄断产业面临的环境有所改变，政府的管制制度也随之改变，向放松管制的趋势发展。

2.2 放松管制沿着所有权私有化方向进行

日本国铁是自然垄断产业中由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转变的典型。日本国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官厅垄断企业，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附属运行。1949年后，日本国铁在放松管制改革的过程中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企业;1986年日本进一步放松管制，对国铁进行民营化改革，将国铁分割成若干个铁道股份公司。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结束了官僚统一的经营体制，给予了企业充分的自主性。

英国和美国则分别通过出售国有股权、增强产业内企业产权的分散性以及流动性的方式，实现产权改革。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产权改革使得企业运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3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

自然垄断产业中既包含垄断性业务，也包含竞争性业务，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竞争性业务领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对于竞争性业务，政府应放松管制，使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提高自然垄断产业的效率。

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对自然垄断性产业原有的垄断性市场结构进行了重组。20世纪90年代，英国电信产业允许自由进入，打破了寡头垄断的局面，电信产业逐渐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企业效率得到提高。西方国家改革经验表明，在自然垄断产业中引入竞争性业务，对其进行市场结构重组，能够形成有效竞争、提高企业经济效率，增加消费者福利。

2.4 引入激励性管制

激励性管制指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来克服传统管制模式下企业缺乏激励、存在大量交易费用等问题，给予被管制企业提高效率的激励，进而减少管制成本、提高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激励性管制政策采用的主要方法有特许投标制度、区域竞争制度、价格上限管制。

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然垄断产业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推进，英国开始采取激励性管制政策。美国在21世纪初，对40个州采用价格上限管制，通过激励性管制政策调动了电信业的自主性，增加社会福利。

2.5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及放松管制的实践

中国已迈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未来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新的动力之一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够激发企业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供给侧要素生产力，塑造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路径。

实际上，我国自然垄断产业集中于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过去，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是从政企分开开始的，但是政企分开无法解决我国自然垄断产业高度垄断问题。形成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后，我国自通过引入竞争、民营化等方式，渐进式地改革了自然垄断产业，通过放松管制提高了产业的绩效。

在推进放松管制的过程中，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产业内有效竞争还未形成;企业产品质量与价格仍旧有待改善;存在行政垄断现象;市场制度仍待完善等。从整体上看，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结构仍旧是以国家所有为主，现存问题要求我国进一步探索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改革路径。

3 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放松管制改革的思考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为提高自然垄断产业的效率，进一步推进放松管制改革势在必行。而要实现进一步推进放松管制改革，需统筹产权改革、引入竞争、有效管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实现“协调式渐进改革路径”。

3.1 降低管理型交易费用

实现有效竞争、推进产权改革。现阶段我国可结合引入竞争、产权改革两大措施，增加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激励，提升产业效率。

随着技术的变革和发展，自然垄断产业内的一些业务逐渐失去原有的垄断性质，竞争性业务领域不断扩大。针对这些竞争性业务，政府可放松管制，以市场结构重组为先导，适时、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

在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内，不同产业开放程度不同，铁路、邮政等行业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应当加快这些产业的结构重组和竞争性业务的分离。但在具体拆分业务的过程中，要考虑到行业技术特征和市场等因素。

并且，有效竞争能够推进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产权改革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倚靠着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

在产权改革方面，自然垄断产业由国家所有向民营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对于垄断性业务，政府可放松管制，在多数企业受到国家控股的情况下，可吸收非国有资本参加。让国有经济通过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既放大了国有经济吸收社会资本的功能，又发挥了非国有资本的作用。对于竞争性业务，政府可放松进入管制，吸引民营化企业进入，以提高效率。

3.2 降低政治型交易费用

3.2.1 推进激励性管制

相对于传统规制改革而言，激励性规制改革只关注企业的产出绩效和外部效应，较少控制企业的具体行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降低内部交易费用。

在当下，由于过度管制，我国自然垄断企业缺乏激励，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产品价格与质量令消费者不满、消费者福利损失等，而激励性管制可以缓解这类问题。在自然垄断产业推进激励性管制，如实施价格上限管制，可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以提高产品及服务质量，扩大产品的需求及投资。同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改革内部管理体制。激励性管制模仿市场机制，能够增加企业自身激励以提高社会福利。

3.2.2 优化管制机构

要保证放松管制改革的有效性，完善、独立的管制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会导致政企不分、过度干预，带来寻租和管制俘获等问题，产生大量的政治型交易费用。

因此，需完善管制机构组织制度，建立独立性管制机构，使管制机构与企业相独立，预防管制俘获问题。同时也要使管制机构与其他行政部门相独立，保证管制机构公正地对企业进行管制行为，保障投资者“最优投资”的实现，实现市场的高效运作，从而使自然垄断产业得到发展。

在建立独立性管制机构的同时，也要完善管制监督制度，可通过司法审查和公众参与制度对管制机构进行监督，从而保证政府管制行为的可信度、减少管制俘获。

參考文献

和军.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理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视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刘戒骄.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和管制改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0（11）.

李晓慧.中国垄断产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竞争、产权与激励的融合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08）.

郑世林，何维达.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改革研究综述与展望[J].管理学报，2009，6（08）.

张帆，罗雪凡.垄断行业激励性规制改革研究新进展[J].江汉论坛，2017（10）.

作者：封蔼然 李婵娟

产学视角下产业经济论文 篇3：

产学合作障碍：全景式解释模型

摘要： 现如今，产学合作已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学合作实为一种组织间关系的范例，涉及到产学之间“信息流”和“知识流”的流通。但产学合作关系又表现为一种“公私”伙伴关系，由于指导大学和产业的制度逻辑的差异，这就使得产学之间在合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以“信息流”沟通不畅的道德危机和“知识流”流通失效的认知障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交易成本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点为理论支撑的产学合作障碍全景式解释模型。若要解决产学之间的这两种类型障碍，需要丰富高校评价机制，落实国家政策需求以及增加产学之间知识转移渠道的宽度。

关键词：产学合作；信息流；知识流；道德危机；认知障碍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1-18

基金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研究”（TJGL15-004）；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探析与对策研究”（11ZLZLZF05700）。

作者简介：张慧颖（1967-），女，山东寿光人，管理学博士，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学合作、技术创新研究；连晓庆，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方世杰，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文艳，台湾成功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合作（产学合作）逐渐被视为一个通过知识交换加强创新的重要工具[1]，成功的产学合作关系已成为各国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通常情况下，产学合作关系表征为一种公私伙伴关系。这其中，大学是“公部门”代理人，业界为“私部门”代理人，双方具有各自迥然不同的使命、目标和价值观[2]；但同时，从组织理论视角看，产学合作关系实为一种组织间关系范例[3]，具备组织间关系主体应有普遍属性的同时又具有特殊差异性[4]，这就使得产学合作关系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障碍。

根据现有研究显示，产学合作之间的障碍包括制度、文化的差异[5]-[8]，产学之间关于能力和资源、合同机制、管理和组织问题、技术问题、经验因素等障碍[1][8]，以及与交易相关的障碍和与导向相关的障碍[9]。然而，现有研究对这些障碍的解释则较为孤立，多是侧重对某一类型障碍的探讨，并没有从全局视角去把握这些不同类型的障碍，更缺乏一个能够支撑的系统的理论基础。本文将产学合作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间关系，以组织间关系的本质为基础来解释产学合作关系的本质，进而在此基础上，从产学合作全景式视角来深入剖析产学合作中存在的障碍，以期能够为我国的产学合作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一、产学合作关系的本质

从组织间关系的视角看，产学合作关系即为一种组织间关系，但这种组织间关系多表现为一种“公部门”和“私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这种组织间关系的本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异质性[2]。

（一）组织间关系的本质

组织间关系的形成是指两个或多个独立的组织，由于各自或共同的需要，在彼此分工或角色定位下，进行资源交换或联合行动，以完成个别（或共同）的价值创造而形成的不同类型及程度有别的依赖关系[10][11]。通过相关文献论点，组织间关系的本质主要表现为组织关系形成的动机、组织间关系的内涵和组织间关系的治理三个方面[12]。

首先，组织间关系的形成动机主要体现在组织的战略上，对于任何一个焦点组织而言，其之所以与其他组织进行资源交换或共同生产，主要的动机在于建构自身或组织间共同的竞争优势。

其次，一旦组织关系形成之后，组织间资源交换与共同生产活动必然存在依赖关系[13]，组织间及时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是保持这种依赖关系永续发展的关键，此时，将组织间涉及到的信息的沟通和交流称之为组织间的“信息流”；此外，由于知识也是组织间资源交换的一种体现，这就使得知识在交换的过程中会从知识生产方流向知识应用方，产生了组织间的“知识流”；组织间的“信息流”和“知识流”共同构成了组织间关系的内涵。

最后，组织间关系发展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流”和“知识流”都能够有效流动和转移，此时便产生了相应的障碍类型。而组织间关系的治理正是对产生于组织间“信息流”障碍和“知识流”障碍的一种解决机制，通常以组织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点为理论基础[14][15]，指组织间因“信息流”和“知识流”流通中产生的障碍所进行的“交易治理”与“知识治理”的设计。“交易治理”的观点将组织视为信息处理的个体，是一种可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投机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与控制的治理机制，以降低其可能衍生的交易成本[16]；“知识治理”主轴逻辑主要体现为，组织之间交换的只是具有不同的特性，比如隐性知识，这就提高了知识在组织间有效流通的障碍[17][18]，相应地需要通过结构性的安排，设计一种能够畅通“知识流”的治理机制，促进组织间学习、知识取得与知识创造的目的[18]，实表征为一种提升协作能力的校准。

（二）产业合作关系的本质

首先，产学合作关系形成的动机是基于产学双方彼此资源的互补性[19]，旨在满足产学双方各自对自身缺乏资源的获取[20]。在产学合作背景下，对大学或大学学术人员而言，通过与产业合作可以获得产业的研究经费[21]、更好地开展基础研究和提供一个开展创新研究的新观点[22]、使用业界的研究资源（如设备、原材料）和获得知识产权[23]以及提升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声誉[24]等。对产业公司来讲，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互补性是他们参与产学合作的关键因素[25]，提升其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26]、产生商业化应用和为新技术发展获取新的工具和方法[27]、获得基础知识[28]、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29]、提升公司在劳动力市场和潜在伙伴之间的声誉[29]等都是产业公司与大学合作的动机。

其次，从产学合作关系内涵的视角，产学合作关系是一种组织间关系范例[3]，因此，必然也会涉及到产学之间“信息流”和“知识流”的流通。产学之间的“信息流”源于产学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即产学双方彼此之间因各自资源需求而形成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需要产学双方之间及时的沟通、协调和交流相关信息或资讯；同时，产学合作也会涉及到知识的转移和交换[19]，通常情况下，大学是作为知识的生产方存在，企业是作为知识的接收方存在，在二者的合作过程中，知识从学界向业界转移和流动，这一渠道表现为一种“知识流”过程。

最后，从产学合作关系治理的视角，因为产学合作关系表现为一种“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而由于指导“公私”部门的制度逻辑的差异，致使大学和产业公司在合作过程中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会产生合作过程中的冲突[5]。要解决这种冲突，就需要学界和业界相互沟通和交流，增加产学双方彼此对信息的获取度。同时，产学合作又体现为学界和业界的一种知识和技术交换过程，知识的属性会使得知识接收方（产业公司）在知识的获取和应用上产生一定的认知障碍，也需要设计相应地能够有效促进知识流动的机制。

二、产学合作障碍——全景式模型构建

由产学合作关系的本质可知，资源互补性是产学合作关系形成的基础。产学合作关系形成后欲保证其成功，这其中离不开学界和业界就合作项目进行的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知识从生产方向接收方的转移。而由于指导学界和业界制度逻辑上的差异，就使得双方在信息沟通和知识流动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障碍。

（一）产学信息流动失效形成的道德危机

产学合作实质上是一种交易关系[30]，这种交易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学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然而，在合作中，产学伙伴任何一方均有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管“绅士协议”或道德责任而采取欺诈行为[14]，隐藏信息，从而产生道德危机。产学合作道德危机形成的理论基础是交易成本理论，产生的根源在于联盟伙伴之间利益的冲突，并且，这种利益上的冲突致使产学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减少[19]，更甚者，导致投机主义。产学合作中的道德危机源于产学双方目标利益的冲突和信息的隐藏。

第一，产学双方目标利益冲突导致的道德危机。产学合作中利益冲突的核心为产学双方制度逻辑上的冲突[5]。对学界而言，其制度逻辑扎根于“科学的莫顿规范”，如社群主义、普遍性、公正性和怀疑性。公共知识的创造是学界生长的核心，其关注能够增加公共知识存量的基础研究，强调学术研究自由和研究结果的公开出版[5]；这种制度规范包括强有力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得学术人员必须要优先出版论文或获得大量的研究经费以提高其在同行中的竞争优势[9]。对业界而言，其遵循的是“商业逻辑”的制度规范，关注能够解决具体市场问题的应用研究，为了保守其商业利益，会限制公开研究结果和私人独享经济收益[5]。学界和业界这种不同制度的逻辑使得二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 [14]，导致二者行为上的差异性[31]。由于学术科学家的行为受到学术声誉和同行认可的驱动[32]，因此，在产学合作中，学术科研人员通常为了得到同行的认可而急于公开发表一些“不完整”的学术成果；而产业部门的知识创造受到经济价值主导，更希望获得一种“完整”的、“私人”的知识，并且不愿意对外公开呈现[9]。此外，对于在产学合作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学界会选择保护该知识产权防止资产的流失或希望通过该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利用获得经济收益，同时产业界也希望控制或独占该知识产权来获得垄断性经济收益[22]。如此，产学双方之间的制度冲突致使产学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本文将这种产学任何一方一心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对方利益的行为称之为道德危机。比如，学界可能会不顾业界的利益优先出版某一类研究成果，致使业界的技术秘密遭到曝光，从而导致合作过程破坏，学界此时的行为便是一种道德危机行为。

第二，产学合作中信息隐藏产生的道德危机。产学合作中的信息隐藏主要指产学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故意隐瞒信息而产生的一种道德危机，是一种内在的、不易察觉的因素。由交易成本理论可知，为完成交易必须要搜集信息、谈判交易条件及监督对方执行契约等成本[33]，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内在的投机行为缺乏信息了解以及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就会对其自身利益造成损失。产学合作中，对学界而言，大学科研人员可能会为了继续和该产业公司合作获得研究经费，在合作过程中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技术信息，致使该技术不能很好地运用于企业的生产，潜在地对企业造成了利益上的损失。在对台湾某高校产学合作的一项调研中发现，导致某个产学合作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该产业公司没有按照产学合作规定提供符合规格的仪器设备，最重要的是，其事先并没有对高校进行明确说明，导致高校在获得仪器设备后不能很好地开展项目研究。此项产学合作项目最终因产业公司对仪器设备信息的隐藏而以失败告终。

（二）产学知识流动失效形成的认知障碍

产学合作关系认知障碍形成的理论基础是知识基础观点，其强调知识是组织最具战略性的资源[15]，是提升组织能力的一种重要资源。知识基础观点认为，阻碍组织间知识交换与生产活动的因素中，投机主义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知识属性和任务的复杂性程度致使投机者在有限的理性下变得投机无门，即缺乏投机行为的能力[34]。因此，在产学合作背景下，当知识和技术是产学交换的主要标的物时[13]，知识的特性也赋予了产学合作特定的障碍类型。

第一，产学合作中被交换的内隐性知识会产生认知障碍。在产学合作所涉及的知识流交换活动中，知识并不是全部都能够用语言和图画来传输，因为知识具有显性和隐性之分[35]，也可分为“信息”和“技术”两种类型[15]。“信息”指那些能够编码的、语法规则已知、在不丧失完整性的情况下能够被转移的知识（包括事实、命题和符号），可用正式化、公式化和实体三个维度表征[36]。该类知识转移成本较低，个体容易吸收，也可称为显性知识。“技术”涉及到的是隐性的、复杂的、不容易编码的知识，可用非正式化、语言和人脑三个维度表述[36]，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个体很难吸收该类知识，也可称为隐性知识。在产学合作中，通常情况下，大学产生的知识体现在“部分形成”上，并且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和隐性成分[35]，这部分隐性知识都是和创新思维密切相关的[37]，其中约有70.0%的隐性知识转移对业界非常重要[38]。但现实情况是，这类知识很难被转移到业界，因为业界发现他们很难完全理解和精确应用该类知识。同时，产学合作关系中知识的交换根据传输的容易性呈现出不同的复杂程度，即是从一个完全显性到完全隐性的连续[39]。比如，一些成熟的专利技术在转让过程中转让的只是一些已编码成功的显性知识，而其背后所涉及到的隐性知识（如该项专利发明者的经验、技巧）并不能被有效转移到专利接受者手中。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个体吸收知识的有限性加上隐性知识不容易被转移的特征使得产学合作中知识的接收方（如业界）没有能力完全获得和运用该类知识[37]，导致了认知障碍的发生。

第二，产学合作任务的复杂性也会产生认知障碍。产学合作任务的复杂性主要指产学合作中涉及到的大学和产业公司之间不同的知识背景相容的程度。产学合作之间所交换资源的互补性是产学合作关系形成的关键[10]，资源的互补性越高意味着一种更复杂的劳动分工[39]，也意味着产学合作不同知识背景之间的一个高水平互动[36]。在产学合作背景下，大学通常是知识的生产者，关注新知识或技术的产生，较少关注知识或技术能否成功应用；而业界则是新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者，较少关注知识的产生过程，更多关注新的知识和技术能否顺利应用并且给其带来收益。有研究表明，许多科学创新有较少的商业化应用，原因就在于学界所生产的知识并不符合业界商业化应用的条件[40]。以产学合作新产品开发为例，如果A是一所大学，B是一个产业公司，二者合作生产一种新产品，A的任务是新产品的开发，B的任务是新产品的生产，在大学知识背景下，A完成新产品开发的输出主要体现在与新产品开发相关的技术知识上，即关于新产品知识的生产；而B作为产业公司，当其获得A生产的该产品的技术知识时，其更关注这些知识能否实际应用到产品的生产上。但由于A和B知识背景的差异，当B对该产品生产时，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技术性的难题，而这些技术性的难题主要体现在A对该产品开发的知识上，最终有可能导致该产品在应用中的失败。产学双方间这种知识背景差异，使得知识的生产方和应用方之间在被转移的知识上存在一定的认知距离，进而导致知识应用方的认知障碍[22]。

综上所述，我们构建了产学合作障碍全景式模型（见图1）。根据图1，大学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需要进行信息的交换和知识的流通，这其中，由于指导学界和业界外在制度逻辑的差异，致使产学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因利益冲突和资讯隐藏产生道德危机，此时产学不同制度逻辑是作用于产学合作外部的一种负面影响力；同时，在产学合作内部还伴随着知识的交换和转移，即知识流，知识的内隐性以及产学合作任务的复杂性也使得知识在转移过程中会遇到一定的障碍，即认知障碍。由此可知，在产学合作过程中，由产学双方制度逻辑差异导致的利益冲突和资讯隐藏行为产生的道德危机实为产学双方之间“信息流”的隐藏所致；由知识内隐性和任务复杂性所产生的认知障碍实为产学双方之间“知识流”的流通障碍所致。这两种障碍同时存在于产学合作过程中，是产学合作障碍的“一体两面”，共同对产学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三、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认知障碍和道德危机是分别作用于产学合作内、外部的两种障碍，并且导致其产生的理论基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就使得高校管理者在产学合作的管理过程中必须明辨导致产学合作失败的障碍类型，设计相应的治理机制。对能够导致产学合作失败的外部障碍——道德危机而言，就需要把双方对信息的隐瞒程度降到最低，使大学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乐于沟通和交流，让双方有意愿坦诚交换彼此的信息，从而减少产学任何一方对信息的隐瞒量。对能够导致产学合作失败的内部障碍——认知障碍而言，需要设计能够促进内隐性知识流动和能够融合产学合作知识背景差异的机制，提升产学双方之间知识转移的功效，进而提升知识接收方（业界）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一）丰富高校评价机制，落实国家政策需求

由于高校历来遵从的是科学的“莫顿规范”，即关注科学声誉的获取和知识的传播，这就使得高校的评价机制也主要体现在这些维度上。具体到高校科研人员身上，他们作为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在高校评价机制的引导下，其学术生涯道路的发展自然而然会关注科学声誉的获取和知识的传播，从而使得其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出现诸如提前出版研究成果而导致的道德危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高校管理者而言，落实国家政策需求可以有效解决产学合作中的外部道德危机。比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案》中明确规定，“高等院校应当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国家鼓励高等院校与企业及其他组织开展科技人员交流，支持本单位科研人员到企业及其他组织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对高校管理者而言，可以将科研人员参与产学合作活动的功效纳入对其日常的职称晋升和绩效考核中，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参与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营造一种避免其产生道德危机的外部制度。

（二）增加产学之间知识转移渠道的宽度

增加知识转移渠道的宽度有利于增加知识的透明度，对于隐性知识的获取非常重要[36]，同时也有利于融合产学合作知识背景的差异。首先，增加产学之间人员互动的频率。原因在于，人员之间频繁的互动对于产业伙伴获得“技术”知识非常重要[41]，比如，当产学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完成后，企业可以通过聘用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作为学术顾问，方便解决项目后续应用中因内隐性知识而产生的认知障碍；对产业公司而言，可以和大学合作建立研究室，通过大学研究生在实验室的学习增加双方之间面对面互动的频率，以增加隐性知识转移的几率。其次，提高产学合作活动的相容性。合作伙伴之间活动的相容性对于减少伙伴之间因互补性而产生的协调成本具有重要作用[19]。有研究表明，对产业公司来讲，雇佣大学研究人员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促进知识转移的方式[42]；同样，学界可以通过雇佣具有产业背景的管理知识转移的人员来提升对知识的认知能力[22]。此外，在产学合作中，出版物被视为是产业创新中最重要的输出[29]，由此，可以通过在产学联盟内部定期出版阶段性研究成果，使其作为产学之间的一种交流代码，让产学双方认识到彼此的知识需求，从而减少因认知距离而导致的认知障碍。

参考文献

[1] Ankrah，S.，AL-Tabbaa，O.Universities-industry collaboration：A systematic review[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5.

[2] Brinkeroff，D.W.，Brinkeroff，J.M.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erspective on purposes，publicness，and good governance[J].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31：2-14

[3] Perkmann，M.et al.Academic engage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J].Research Policy，2013，42（2）：423-442.

[4] Ponds，R.，van Oort，F.F.，Frenken，K.The geographical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 [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7，86：423-443.

[5] Sauermann，H.，Stephan，P.Conflicting Logics？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Science[J].Organization Science，2013，24（3）：889-909.

[6] 刘力.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冲突——产学研合作的理念探析[J].教育研究，2002（4）：25-57.

[7] 许晓东，吴昌林.产学关系的形成、障碍与合作模式[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3）：15-19.

[8] 周凤华，朱雪忠.我国大学发明不同归属专利权维持特征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29-36.

[9] Bruneel，J.，D`Este，P.，Salter，A.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that diminish the barriers to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Research Policy，2010，39：858-868.

[10] Gulati，R.，Singh，H.The Architecture of Cooperation：Managing Coordination Uncertainly and Interdependent in Strategy Alliance[J].Administration Science Quarterly，1998，43：781-814.

[11] Moller，K.，Svahn，S.Role of Knowledge in Value Creation in Business Net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6，43（5）：985-1007.

[12] 方世杰，方世荣.组织间统治——回归组织间关系研究之本质，兼论台湾期刊相关之研究[J].管理评论，2008，27（1）：27-56.

[13] Das，T.K.，Teng，B.S.A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Strategic Alli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26（1）：31-61.

[14] Williamson，O.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 [M].New York and London：Free Press and Collier Macmillan，1985.

[15] Grant，R.M.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781-814.

[16] Amin，A.，Cohendet，P.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governance through embedded practi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2000，4（1/2）：93-116.

[17] Grandori，A.，Kogut，B.Dialogue on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3（3）：224-231

[18] Foss，N.J.The Emerging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Challe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J].Organization，2007，14（1）：29-52.

[19] Gulati，R.，Wohlgezogen，F.，Zhelyazkov，P.The Two Facets of Collaboration：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Strategic Alliances [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2，6（1）：531-583.

[20] Koka，B.R.，Prescott，J.E.Strategic alliances as social capital：A multidimensional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795-816.

[21] Baldini，N.，Grimaldi，R.，Sobrero，M.To patent or not to patent？ A survey of Italian inventors on motivations，incentives，and obstacles to university patenting [J].Scientometrics，2007，70（2）：333–354.

[22] Siegel，D.S.，Waldman，D.，Link，A.N.Assessing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on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an exploratory study [J].Research policy，2003，32：27-48.

[23] D’Este，P.，Perkmann，M.Why do academics engage with industry？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nd individual motivation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1，36：316-339.

[24] van Rijnsoever，F.J.，Hessels，L.K.，Vandeberg，R.L.J.A resource-based view on the interactions of university researchers[J].Research Policy，2008，37：1255-1266.

[25] Aldo Geuna·Alessandro Muscio.The governance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transfer：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Minerva，2009，47：93-114.

[26] Cockburn，I.M.，Henderson，R.M.Absorptive capacity，coauthoring behavior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in drug discovery[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98，46（2）：157-181.

[27] Rosenberg，N.Why do firms do basic research （with their own money）？[J].Research Policy，1990，19（2）：165-174.

[28] Feller，I.“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university partnerships to enh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Shane，S（Ed.），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Government，University and Business Linkages，Edward Elgar，Cheltenham，2005.

[29] Cohen，W.M.，Nelson，R.R.，Walsh，J.P.Links and impacts：the influence of Public research on industrial R&D[J].Management Science，2002，48（1）：1-23.

[30] 赵兰香.产学研合作与制度创新[J].科研管理，1996，17（6）：13-16.

[31] Stephan，P.E.The economics of scienc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6，34（3）：1199-1235.

[32] Stern，S.Do scientists pay to be scientists？[J].Management Science，2004，50（6）：835-853.

[33] Arrow Kenneth.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M].NewYork.Nort on，1974，26.

[34] Conner，K.M，Prahalad，C.K.A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Knowledge versus Opportunism[J].Organization Science，1996，7（5）：477-501

[35] Polanyi，M.The Tacit dimension，Doubleday&Co.，New York，NY，1966.

[36] Heiman，B.A.，Nickerson，J.A.Towards Reconciling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the Knowledge-based View of the Firm：The Context of Inter-firm Collabor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2002，9（1）：97-116.

[37] Poyago-Theotoky，J.Beath，D.S.Siegel.Universities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reflections on the growth of university-industry partnerships[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2，18 （1）：10-21.

[38] Siegel，D.S.，Waldman，D.A et al.Toward a model of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academicians to practitioners：qualitative evidence fr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ies[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4，21：109 -142.

[39] Becher，G.S.，Murphy，K.M.The division of labor，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4）：1137-1160.

[40] Salter，A.J.Martin，B.R.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ublicly funded basic research：a critical review [J].Research Policy，2001，30：509-532.

[41] Morandi，V.The management of industry-university joint research projects：how do partners coordinate and control R&D activities[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3，38：69-92.

[42] Gübeli，M.H.，Doloreux，D.An empirical study of university spin-off development[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5，8（3）：269-282.

Key word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flow； knowledge flow； moral crisis； cognitive barrier

（责任编辑 李震声）

作者：张慧颖 连晓庆 方世杰 许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