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视角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摘要：构建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借鉴相关经验、遵循构建原则，形成一套包含档案馆布局体系、档案馆藏合理体系、档案工作者推动体系、档案公民体系和档案第三方协作体系在内的网络化系统，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强国目标的实现。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共管理视角中的档案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公共管理视角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1：

公共管理视角下档案管理问题探讨

档案管理工作与档案信息资源息息相关，有效的档案管理工作能够为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随着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现行的档案管理工作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针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相关的专业人士需要改变档案管理的理念，从而更大程度的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我国的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起步较晚，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应该不断的研究开发出合理的档案管理方法，构建高速、及时、准确、系统的档案网络，促进我国档案管理的质的发展。

一、公共管理下的档案管理及基本理念

（一）公共管理下的档案管理

公共管理是指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并围绕着服务对象开展管理工作的公共服务管理，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数字化是指将档案管理工作清晰化，使之能够更广泛的表现给大众。在进行公共管理下的档案管理数字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档案利用者的要求，通过对档案利用者的重视，使得公众观念在档案管理中突出显现。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有着相同之处，在服务的理念上来说，都是从广大受众利益出发，为社会公众档案用户服务。在服务的对象上来说，都是社会公众、社会组织、机关团体等。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将用户放在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上，通过用户对公共档案管理的感受进行的反馈，对档案管理的模式和方法进行改进。

（二）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

公共责任是档案管理存在的一个基础，在内在上推动着档案管理的发展，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档案管理的合法性。在社会责任的范围和程度上，现代档案管理的社会责任明显的与传统的档案管理有着明显的差别，传统的档案管理的责任主要是政治责任，而现代的档案管理的责任在原有的责任基础上增加了全新的社会责任，全新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文化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在内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责任和为公众提供档案信息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责任。

在全面发展理念上，表现为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和档案信息的服务能够给社会各项活动提供全面的发展支持，传统的档案管理只是针对政治与行政管理、历史研究等领域展开服务，是远远少于现代档案管理的理念的。在工作的对象上，摒弃了传统的只面向政府人员、科研人员等人员的服务，转向了广大人民群众。档案管理服务的范围在朝着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上发展，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在公平服务理念上，体现在档案管理服务在本质上消除了对部分对象的歧视现象上，在进行档案管理的执行过程中需要秉承开放性的特点，在控制好开放的基础上能够满足于社会上各类的人员进行自由的使用。通过原则、政策和标准的同化，保持档案信息的核心利用群体能够和公众一样共同的享受同等的权利。通过统一的服务标准，对各类的利用者的利用权限进行控制。

二、公共管理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

（一）文档集成式

通过集成化的技术能够形成较为系统的管理规范，然后运用这种系统的管理规范对公共管理下的档案进行管理的方法就是文档集成式档案管理方法。协调各文档管理的过程是文档集成式管理方法的核心所在。在文档管理中，一般的将文书部门和档案部门进行分离，使其单独的进行工作。文书部门着重于文件的管理部分，而档案部门是对档案管理进行负责，这两个部门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不能充分的保证文件档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使得档案管理的质量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在文档集成式管理方法下，将文件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这两个部门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使之在管理系统中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保证文件档案的完整性的基础上还能体现文件档案的开放性。

（二）资源管理式

电子档案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得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伴随着众多的电子档案，档案的管理也需要向着信息档案管理的方向发展。在未来档案管理的工作中，应该大力发展信息资源，这对档案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信息资源方向加大檔案管理的发展力度，使得信息资源体系能够作为一种基础影响着档案管理工作。

（三）公众参与式

公众参与模式是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的最为基本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公平、公正和大众化是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的主要的发展方向，为了更好的使得档案管理服务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让公众参与到档案管理工作中来，提高档案管理的公共管理。首先应该加强公众文档管理的培训，通过培训提高群众的文档管理能力，使得群众能够更好的参与到文档管理中来，而且尽量减少文档管理的质量问题。群众在档案管理工作的评价过程中，需要及时向档案管理的相关人员反映在档案管理中的问题，使得档案管理的相关人员能够及时的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改正处理，提高档案管理质量。公众参与能够显著的提高档案管理的公开度，在保证档案管理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

（作者单位：沧州市档案局、河北省委党校2013级公共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

作者：徐敏

公共管理视角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2：

社会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原则、组成要素和实现路径

摘要：构建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借鉴相关经验、遵循构建原则，形成一套包含档案馆布局体系、档案馆藏合理体系、档案工作者推动体系、档案公民体系和档案第三方协作体系在内的网络化系统，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强国目标的实现。档案馆的优化将有力支持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实现，同时，利用者和第三方力量的融入将形成多元合力，真正推动档案馆的公共性建设，构建社会治理现代化情境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

关键词：档案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治理；多中心治理

分类号：G273.5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Principles of Building， Components and Routine of Realization

Chen Yongxin1， Nie Erhui2（1.SchoolofPoliticsandLaw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 Guangzhou，Guangdong，510520；

2.Suofeiya Home Collocetion CO.Ltd， Guangzhou，Guangdong， 510630）

隨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实际发展需要，需要赋予其更为准确的内涵。构建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借鉴相关经验并遵循构建原则，[1]形成一套包含档案馆布局体系、档案馆藏合理体系、档案工作者推动体系、档案公民体系和档案第三方协作体系在内的网络化系统，并构建实现路径，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强国目标的实现。[2]
1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经验借鉴

围绕档案进行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不再局限于档案馆的完全核心，而是过渡到涵盖档案馆的档案供给侧的宽泛内涵。某种程度上，档案供给侧的优化和提升将会成为重点，以档案为核心的工作导向将会取代以档案馆为主导的行动指引，这是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新时代要求。我国档案学专家刘国能曾说：“人们利用档案，主要是利用档案的内容，而不是整个档案”。[3]

1.1从档案馆到档案供给侧的提升

“供给侧改革”这一新名词在我国经济领域成为一个火热的关键词，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思维，也引起其他行业的反思。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解决供求错配问题，即供应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是需求端眼下需要的。[4]从目前我国经济结构来看，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公共服务部门，特别是政务服务，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公共服务，自然属于这个范畴。

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借鉴两方面的经验：一是档案馆到档案供给侧的范围扩大；二是档案供给侧的内容优化。对档案馆而言，首先要明确其作为供给侧的主要力量但并非唯一力量，既承担着构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责任，也拥有调动其他供给侧力量积极性的义务。现阶段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即尝试从供给端——以档案馆为中心的多种力量切入，放缓或放弃从需求端——利用者方面着力。供给侧改革是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通过调整经济要素比例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5]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若能实现从档案馆到档案供给侧的提升，推动供给端的结构优化，围绕着档案构建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将会取得巨大发展和进步，这将有利于档案强国目标的实现。

1.2从档案管理到档案内容管理的优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档案管理的重点都是对其载体的管理，即档案管理就是档案载体管理，来源原则、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这一要点。把档案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为社会各方面服务，这是档案工作的目的、宗旨所规定的。[6]从这个角度来看，档案并不能单纯地等同于档案内容，它只有在被抓取和利用的时候才能成为档案内容。

从“档案管理”到“档案内容管理”，不仅跨越了不同的管理阶段，更增添了独特而丰富的内涵。[7]这在很多国家都有了实质性进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档案内容管理方面的成果。美国档案利用数据库（ADD）在2009年已有8500万份的电子文件全天候在网上提供利用；由英国国家档案馆和若干个图书馆共同完成的档案利用数据库（A2A），2011年每天的用户检索大约是9000人次，信息被下载约2700次，这是档案内容管理在国外的实践。在国内，杭州市采用IBM内容管理方案实现了在线档案资源共享，可全文检索需要的档案。将传统的档案管理优化为档案内容管理，不仅要从需求端提出应对方法，提升用户的参与主动性，而且要在供给端运用新的档案管理模式，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
2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原则

在构建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文章提出以档案本身为核心、以发挥档案价值为主导、以多中心协作为基础和以发挥整体效应为目标的系列构建原则，全方位部署以促进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

2.1以档案本身为核心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与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有所区别，最主要的不同在于以档案为核心取代了以档案馆为核心，将重心放在了档案本身，而档案馆只是多元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诸多职责，但并非全部职责。将这一理念作为构建原则，一方面可以明确档案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地位，是整个服务体系的最关键一环，也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它体现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并非只是档案馆的优化和提升，而是需要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等力量共同参与，合力打造系统性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

2.2以发挥档案价值为主导

原则上讲，任何档案都有特定的用户，不提供任何人利用的檔案是无存在意义的。[9]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融入这一思想，在服务过程发挥档案的价值，进而也为优化档案公共服务奠定基础。图书馆学界从“为人找书”过渡到“为书找人”，目的也是发挥图书的价值，档案亦如此，为档案寻找用户成为一个值得被重视的命题。档案只有发挥价值才能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即便诸多档案在现阶段没有被利用，但不能否认它未来的作用和价值。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遵循以发挥档案价值为主导的原则，以此保证档案能够实现它的作用，体现档案长期保存的意义。

2.3以多中心协作为基础

档案馆掌握着馆藏资源，是最有能力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主体，在整个公共服务发展阶段，它都体现了自身的优势和能力，短短数十年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以档案馆为核心的档案公共服务发展阶段，档案馆拥有较大主导权，承担较多的责任，未调动其他主体的积极性，或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成效，将使得档案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差异大、参与力量不足、发展后劲缺乏等问题突出，不利于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涉及档案馆、社会组织、公众等利益主体，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需要多主体间的相互配合，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定位，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共同推进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完善。

2.4以发挥整体效应为目标

社会治理视角下建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档案馆布局体系、馆藏体系、公民体系等，与档案工作者、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等密切相关，明确他们各自的地位和角色分工，能够最大化地发挥整体效应，取得档案公共服务发展的成就。以发挥整体效应为目标为构建原则，一方面避免了档案馆独自作战力量不足的问题出现，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其他主体的地位。在整个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没有旁观者，所有人都需要贡献自身所长，发挥自身的能量，共同推动向档案强国目标前进的步伐。
3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要素和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由档案馆布局体系、档案馆藏合理体系、档案工作者推动体系、档案公民体系和档案第三方协作体系五个部分组成，并从档案馆的优化、利用者的共推和第三方的融入三方面打造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实现路径，为促进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强国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3.1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要素

（1）档案馆布局体系

国际档案理事会城市档案馆委员会主席阿尔贝勒奇说，按照国际标准，一个优秀的城市档案馆应当必备三个条件：一是位于市中心，方便市民查档；二是现代化程度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先进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三是同市民生活紧密相关，能帮助他们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10]在档案馆发展史中，其如何布局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考量因素众多，涉及范围广。在社会治理现代化阶段，档案馆布局体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多类型档案馆布局和云端档案馆布局。

我国档案馆主要包括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为政府所设，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是面向公众提供档案信息资源服务的集中点。社区档案馆、自助档案馆等作为档案公共服务深入公众的一种形式，与公众形成卓有成效的互动。随着档案馆类型的多样化，档案馆设计也不再拘泥于档案的保存，如何吸引公众进馆、发挥档案价值，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辽宁省档案馆位于市民广场西南角，在与博物馆、科技馆等共同组成文化建筑群的同时，以玻璃墙的形式对公众进行内部文化暗示，有效引导公众进入和利用档案馆，这极大符合当下档案馆公共服务价值观需求。[11]此外，档案馆结构的变化也是多类型的形式表现之一，能更为贴近公众生活，利于发挥馆藏档案的价值和作用。

云端档案馆是指以“云”为平台，存储档案信息资源供社会公众利用的虚拟场所。类似我们借助网盘、云盘进行数据备份，云端档案馆也可以实现这一功能，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一种新视角。现阶段我国档案馆一般都设有在线窗口，如官网、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使网上档案馆成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数字档案馆建设进程的加快，为云端档案馆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阶段，公众对于档案信息的需求会更加迫切和准确，需要在线获取，同时也需要对自身档案备份，云端档案馆能够提供这方面服务的支持，推动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2）档案馆藏合理体系

档案馆藏资源是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完善的基础，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在社会治理视角下，作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基础组成部分的档案馆藏合理体系有两层含义：一是馆藏结构的合理，即档案种类齐全、数量均衡，主要通过收集进行优化以达到合理目标；二是馆藏内容的合理，即对馆内档案进行整理以达到优化的目的。

档案公共服务要以服务群众、服务民生为重点，馆藏资源作为档案公共服务的基础，其数量和质量决定档案公共服务的水平，新形势下的馆藏资源应由馆藏档案、馆藏资料和政府公开信息三部分组成。[12]档案馆藏结构的合理依赖于馆藏资源各组成部分的有机协调，在社会治理现代的进程中，通过收集环节来优化结构，扩大民生档案的收集数量和质量，可使得档案馆更为亲民，方便公众入馆查询利用。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中，各种形式的便民服务中心也可作为档案馆的补充，成为发挥档案作用的前沿阵地，进而方便各类型档案的接收与征集，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

我国档案馆都具有极为丰富的馆藏，尽管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占据一大部分，但其巨大的馆藏量依然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馆藏内容的合理在于合理开发馆藏资源，有效整合共享，发挥档案的价值。档案馆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档案服务时，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理念可以借鉴，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满足公众的档案需求。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方针应用到档案公共服务领域，要求档案馆根据自身馆藏内容进行改善，以达到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目的，档案馆已根据自身馆藏，设计出合适的整理方案，并结合编研成果，为公众提供了一套利用率高的档案体系。

（3）档案工作者推动体系

档案学界对档案工作者的探讨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其角色转变、人才建设、工作职责等，较为典型的属新时期档案工作者的核心职责由档案史料保存者、原始记忆坚守者、档案实体整理者、档案资源“守摊者”向历史记录传播人、历史文化研究人、档案信息提供人和档案工作“把关人”等方向拓展。[13]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多元主体之一，直接与社会公众接触，是档案馆面向公众的“代言人”，影响着档案馆的公共形象建设。

角色转变。在以往，档案工作者经常被作为档案保存者、实体管理者等被动化的角色，没有体现自身的主动意识和档案工作者的本色，这既是对自身和档案馆的不负责，也对利用者（社会公众）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因而档案工作者需要适应新形势，积极转变角色，将自身打造为带有明显主动色彩的历史文化研究人、档案信息提供人和档案工作“把关人”，真正融入档案馆工作中，以推动整个档案事业的发展。

意识樹立。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档案工作者理应摒弃在保密与公开之间的二元选择，树立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即档案利用意识。它主要指围绕着档案本身，以发挥档案价值和作用为目标，让档案在利用中强化这一意图。档案利用意识对档案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发挥档案作用和价值，而不是过分强调保密和公开，这就意味着内部共享和社会共享都属于档案利用意识影响的范畴。如果在具体的实践中档案利用意识更多地推动了内部共享，短期内对档案公共服务就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随着内部共享对社会共享的积极作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也将得以完善和发展。

（4）档案公民体系

自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以来，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在宏观上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14]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中，社会公众是至关重要的主体之一，其作为档案公共服务的对象和档案价值发挥的关键因素承担了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责任。档案公民源于国外对非专业档案工作者的称呼，在我国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中，档案公民体系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公民档案工作者和半专业档案工作者。

公民档案工作者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在美国，公民档案工作者主要在各实体档案馆和网站从事志愿服务。[15]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公民档案工作者的服务大致可分为三类：（1）档案馆内服务，即在档案馆从事档案服务，诸如担任讲解员，提供向导和讲解服务，帮助参观者熟悉馆藏，协助馆内工作人员开展项目等。（2）社区档案服务，即将档案馆的服务内容延伸至社区、学校、文化广场等公共场所，让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深入社会公众，号召有热情的居民加入到公民档案工作者的行列中。（3）在线档案服务，即公民档案工作者不受地域限制，依靠独立自主性，在网上普及档案知识，介绍档案馆馆藏；建立在线档案馆社区，分享、讨论与馆藏内容有关的话题，并与档案馆形成互动，及时收集和反馈网民对档案馆的建议和意见，逐步提升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能力。

半专业档案工作者与公民档案工作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具有一定的档案专业知识，但还未从事实际的档案工作，处于一种“将工作”的状态。半专业档案工作者主要指高校档案学生，他们借助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开展档案服务。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构建网上平台，将用户在微博、微信、博客等社交媒体上的精华评论、观点展示给公众，增强公众的档案意识；在平台上链接档案专家、公共主页、学术论坛等网址，扩充公众获取专业知识的渠道。此外，家庭档案与个人记录（档案）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部分，它们构成了家庭和个人的记忆，可以通过数字形式进行整理和储存，档案学生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专业优势。

（5）档案第三方协作体系

公众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的所有者理应成为档案事业的参与者，志愿服务则是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16]与志愿服务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公益组织，这是档案第三方的主要组成力量，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英美都有专门的公益组织对志愿服务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如英国“国家档案馆之友”作为支持国家档案事业的慈善组织，在英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美国国家档案馆基金会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教育和鼓励社会公众对国家历史文献遗产进行深入理解，是促进档案事业发展的有效形式。

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中，作为由公益组织、社会团体等组成的第三方参与到档案馆的具体工作环节中，既可以发挥自身所长，又能弥补档案馆某些工作内容的缺失，利于档案事业的发展。如图1所示，档案第三方的构成包括公益组织、社会团体、档案企业、教育机构和学生社团等，具体到参与档案工作的人，可以由档案学生、退休的档案工作者及热心档案工作的人士组成，覆盖档案馆的各个工作环节，他们可作为一种补充力量，协助档案工作者构建和完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档案第三方协作体系对参与的各个组织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在参与过程中发挥自身所长；二是组织与档案馆的相互协作，共同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强国目标的实现。

3.2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实现路径

（1）档案馆的优化

在学界，对档案馆优化的探讨是较多的，也都较为成熟。在文中，笔者尝试对旧提法增加新内涵，使其有别于以往，又试图新增视角，以契合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档案馆的优化包括其布局、馆藏和档案工作者三部分，其中着重突出“人”的作用。

档案馆布局本身会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建设档案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全方位考虑和部署。这一层面的布局无法更改，但却可以在布局之后做出改善，结合地理位置的特色逐步发展成为新时代意义上的“市中心”和“居民中心”，这与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水平密切相关。此外，布局还有另一层内涵，类似图书馆，诸如自助图书馆、24小时图书馆等形式的出现，对整个图书馆布局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观档案馆，做类似的尝试可能还为时尚早，但可以作为一种设想，对档案馆的布局有一个全新的阐释，以更好推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我国档案馆采取的是“供给导向”的发展模式，往往从自身业务供给的角度出发，以所有内容为定位提供服务，因而用户常面临“提供的服务不需要，需要的服务找不到”的尴尬。[17]因此档案馆藏资源建设被提上核心议程，围绕这一中心开始形成档案馆的转型。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充分挖掘和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满足用户需求。[18]档案馆藏的优化需要着力于结构的调整和内容的管理，既要收集利用人群较多的民生档案，也要对馆藏档案进行整合共享。档案馆应注重馆藏编研，借助其他力量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让工作理念和思想更加开放。对于档案的内容管理前文已有阐述，这个可成为档案馆的一个重点，也是推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完善的有效方式。

在整個档案公共服务过程中，档案馆提供档案给利用者使用，明确了主体——档案馆、客体——档案和受众——利用者三个主要角色，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最基本的东西保持完整。档案工作者作为与利用者、第三方组织直接接触的群体，是档案公共服务的直接发起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话事权。档案工作者在推动档案馆优化方面需要承担三方面的责任：一是做好本职工作，既加大民生档案的收集力度以优化馆藏，也要对现有档案进行有效编研，尽可能产出一些利用人群广泛、价值较高的成果；二是服务好社会公众，针对不同的群体衍生出多样服务，这方面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做得较好，他们针对周边高校设有电影放映、阅览室、休闲室等，对游客提供导游服务，不断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三是架构档案馆和利用者之间的桥梁，根据利用者的反馈改善档案公共服务，共同推动档案馆的优化。

（2）利用者的共推

从利用者的角度来实现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实际上是从需求端寻找策略，但简单理解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过于宽泛，未围绕利用者的能动性出发，忽视了利用者作为始发行动者的角色。

正向档案意识。该意识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所表现出的参与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完善的主动意识。虽然在现今的诸多调查研究中，社会档案意识不强是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普遍因素，但相较以前已有很大进步，特别是广州、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更是走在前列。利用者的正向档案意识既是参与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结果，也是完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当需求得到满足的利用者对档案馆满意度提高时，他们就能采取行动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出谋划策，如建立利用者圈子定时交流，为新利用者提供帮助，并与档案馆建立对话机制。此外，社会公众在进馆利用档案或被其他利用者影响时，还能逐步形成正向档案意识，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陆续提供支持。

融入替代倒逼。随着信息社会下我国公民的信息素养不断提升，“政府公开什么民众就看什么”的时代正逐渐远去，“民众想看什么就找政府获取什么”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一外部式的“倒逼”能对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发挥重要作用。利用者通过正视自身需求、审视利益诉求来正确表达对档案公共服务的意见，并作为多元主体的一员主动参与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利用者可采取两种方式发挥自身作用，一是在社会公众里建立档案队伍，既宣传档案，又增强公众的档案意识；二是建立与档案馆的沟通机制，将在社会公众里获得的一手信息反馈到档案馆，共同采取行动完善档案公共服务。融入给了利用者更为适合的表达方式，也能让利用者更多地发挥自身作用，相比倒逼更具优势。

自我营造氛围。档案利用者群体对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是有一定诉求的，在当下的表现主要是进馆参观、休闲娱乐、查询利用等，多围绕档案馆本身进行表达，暂时缺乏面向档案的有效需求。一方面需要档案馆自身的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者给予一定的包容，参与到档案馆优化的过程中。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完善的利用者氛围需要利用者本身围绕档案进行营造，也需要档案馆和第三方机构的引导与配合，找到合适的方式与档案工作者、社会组织等形成合力共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3）第三方的融入

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第三方力量的融入，包括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队伍等，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完善的不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公益组织和中介机构，它们能在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前释放巨大的能量，以此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强国目标的实现。

多样化存在。社会组织是第三方的主要组成力量，在倡导志愿服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可围绕档案打造专业的志愿者队伍。档案公共服务体系的实现需要第三方力量的多样化存在和贡献力量，包括社會组织利用自身的号召力、组织力、影响力等动员利用者和档案行政机构参与进来，为社会公众提供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企事业单位也能够形成一股强力，针对档案的整合开发，可以提供智力支持，促进档案价值的最大化发挥。随着档案的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档案咨询、档案外包等中介机构越来越多，向各类机关、企业等提供专业化的档案服务，能够推动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档案事业的进步。

桥梁也是平台。作为第三方力量，需要成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完善的有力推动者，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和职责，成为档案馆和利用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和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的平台。政府与利用者的联结需要媒介的支撑，构建一种完备的整合共享平台，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和满足利用者的信息需求。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离不开媒介，即平台的构建，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技术攻关经常涉及的方面。平台是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最大化整合共享，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状实属必要。

利益导向更专业。在市场经济的范畴中，逐利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即便是公共服务领域，也依然适用。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中，利益可以起到方向引领、激励前行等作用，可以有效推动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第三方的组成力量尽管复杂，但依然能够借助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加以引导，而第三方也可以根据利益分布的不同进行选择，将主动权的一部分放到自身之上，以此加强与档案馆的合作，形成共同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力量。在利益导向一环，档案咨询机构和档案外包机构是较为常见的参与主体，它们追随档案服务分配自身的工作重心，围绕着档案馆和企事业单位做出决策，直接或间接推动着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

*本文系2020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共建课题“互联网平台低层次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0GZGJ108）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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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泳欣 聂二辉

公共管理视角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3：

高校相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优化探究

摘 要：在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实践中，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为相邻专业，三个专业同质化较强，课程设置相似，人才培养趋同，专业特色接近。缘此，需厘清三个专业间的相互关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明确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将三个专业的课程适度整合与分化，优化相邻专业的课程设置。

关键词：相邻专业；能力要求；课程设置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2.14

近年以来，部分高校本科专业因招生就业情况较差而遭教育部或者一些地方教委点名，专业预警倒逼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和专业课程优化。2012年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促进高校办学特色，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克服同质化倾向。克服高校同质化倾向，最根本的就是要克服高校专业的同质化倾向。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为相邻的三个本科专业（以下分别简称为行管、公管、政行），三者在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职业定位方面都十分相似。在学科归属上，行管和公管属于管理学，政行为法学，此外三者专业内核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B大学、X大学两所全国著名的综合大学和Z大学、H大学两所著名的政法专业类院校全日制本科的三个专业现行培养方案进行文本分析，结合2015年国家公务员招录简章中对于三个专业的人才需求状况的统计分析，并借鉴国外名校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方案，分析了行管、公管、政行专业课程设置的不足，提出调整专业课程设置的若干建议，以期实现各专业独立性和专业共性的平衡，促进三个本科专业建设，培养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公共管理人才。

一、专业关联分析与专业能力要求

优化相邻本科专业的课程配置，在教育部课程基准上，不同层次、区域、类型的培养院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增量性调整。但首先需要厘清行管、公管和政行这三个相邻专业的关联，明确各专业对学生能力的具体要求。

（一）专业关联分析

从学科角度分类，行管和公管两个专业是隶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两个二级学科，但是行管与公管区别何在，历来众说纷纭。公管主要关注的是政府以外的公共部门的管理问题，而行管涉及的范围一般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一是管理主体不同，行管的主体是政府机关，而公管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关，还包括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国有企业、社区等；二是研究对象不同，行管偏向于国家事务、公共政策及政府内部事务，而公管则更重视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三是侧重点不同，行管侧重于行政管理中的权力、规则、执行和责任，而公管则把重点放在非政府的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战略、技术、操作和绩效上。政行专业是以两个一级学科即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为背景建立起来的，在教学过程中与政治学或者公共管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高校在设置该专业时往往依托本校已有的政治学或者公共管理学科，政行仍然讲授公共管理知识，但是其“政治学”色彩浓重。由于政行专业最早起步于研究型大学，故课程设置偏重于理论知识[1]。

（二）专业能力要求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主张以活动为取向的课程，注意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通过识别各种社会需要，把它们转化成课程目标，再进一步把这些目标转化成学生的学习活动。这种取向将重点放在学生做些什么上，而不是放在教材体现的学科体系上[2]。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的过程中，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社会需求则体现为用人单位对于招聘人才能力的要求。笔者通过对2015年相关单位招录职位表以及《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进行分析，来了解用人单位对于行管、公管、政行三个专业人才差异性的能力要求。

1.招录职位能力需求

为了进一步了解公共部门对于三个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笔者选取2015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职位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如下表：

由表1数据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向三个专业开放的招聘岗位极少。2015年国家公务员招录总数为22248人，其中对这三个专业的需求分别为381人、49人、39人，总共469人，占年度招聘岗位总人数的2.1%（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岗位同时招收这三个专业或者其中两个专业，并且岗位要求中也包含其他专业）。

第二，用人单位对三个专业毕业生的能力要求存在共性。在2015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行管、公管和政行三个专业毕业生的岗位中，均以执法类岗位所占比重最大，分别为54.3%、67.3%、84.6%。执法类岗位是指行政机关中直接履行监管、处罚、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职位。此类岗位主要面对行政管理对象的现场执法和公共服务，因此应聘毕业生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熟悉相关政策，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应变处置能力。

第三，用人单位对三个专业毕业生的能力要求各有侧重。除执法类岗位外，国家公务员招录行管专业和公管专业毕业生最多的为综合管理岗位，分别占16.2%和20.4%。所谓综合管理就是对机关单位的规划、咨询、决策、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及内部管理工作的统筹管理。除执法类岗位外，招收政行专业毕业生的仅有文秘岗位，占15.4%。文秘类岗位职责包括文字综合、调查研究、会务管理及档案管理等。以上分析可以反映出用人单位对于三个专业毕业生的能力要求：行管专业和公管专业为组织、协调、决策等能适应机关综合事务管理的能力；对于政行专业则在此基础上还要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书面表达能力。可见，在专业教学中，除了相关知识，还注重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方法及分析技术的学习与应用，强调实际政策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因此，行政法学、政策科学、逻辑学、机关事务管理、社会调查方法、公文写作、电子政务等课程设置对于各专业都尤为重要。

2.公务员法定能力要求

2003 年《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国人部发[2003]48 号）将公务员的通用能力分为9 种：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不可否认，行管、公管、政行的毕业生担任公务员的相对较多，从专业设置的初衷、专业培养目标来看，党政机关仍然是三个专业毕业生最对口的去向，所以党政部门对招录人才的偏好和能力要求对于高校这三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具有指导性意义。因此，有必要结合社会外部需求与各专业的内涵和特征，凸显各个专业所应重点培养的相关能力，避免陷入人才培养“广而不专”和“同质化”的困境。

第一，行管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能力。行管不仅涉及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而且包含政府内部自身的管理，行管专业人才要具备一定的宏观视角，尤其要注重培养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要有较强的行政成本意识，善于运用现代公共行政方法和技能，注重提高工作绩效；要熟悉机关日常事务管理，保证机关工作正常运行；要掌握良好的工作方法和沟通技巧，通过周密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指挥来达成目标。

第二，公管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能力。公管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关，还包括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等较为广泛的公共部门，更加强调管理的针对性、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要注重培养过硬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熟练掌握公共管理中的法律知识，严格依法办事[3]。另外，在事业单位改革的背景下，事业单位在向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分化，所以，相关具体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文化、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社区等方面的管理知识。

第三，政行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能力。为了适应政治发展，一些大学将政治学、行政学专业融合为政行这一复式专业，该专业更加偏向于研究政治学相关知识。政行专业学生要具备依法行政能力，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良好的政策分析能力与政治鉴别能力，拥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与调研能力。

二、专业培养方案审思

高校制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本质上是以专业目标为基础的教育教学行动计划，其内容集中体现了一所学校的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的整体思路。高校制定本科培养方案时要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围绕本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核心能力，突出专业特色。就行管、公管、政行三个专业而言，我们所调查的高校都设置了其中的两个或三个，就每所高校相应的培养方案来看，在培养目标、就业定位以及课程设置上，特色并不太明显。

（一）培养目标与就业定位趋同

教育部对本科各专业培养目标的描述一般只是大方向的规划，高校应当结合自己的办学特色、学科优势等情况予以明确细化，而非照抄照搬。所调查的几所高校在专业培养目标方面通常沿用教育部关于本专业的表述，用了“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以及 “熟悉政府运行体制，了解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知识”等比较宽泛的语句。在就业去向方面，所调查的高校差别无几，多为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当今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下，培养目标与就业去向趋同导致求职竞争愈演愈烈，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面临“什么都可以干”却“什么都干不好”以及“什么都懂”却又“什么都不精”的尴尬。所以应该限制行政管理、政治学、行政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各个高校可根据社会的需求和自身的优势，自主设置一些公共事务管理的新专业，如城市管理、危机管理、政府采购等，以便在人才培养上差异化发展，在就业上错位竞争[4]。

（二）相邻专业的课程设置缺乏特色

高校的课程体系一般包含全校范围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则是专业取向“显示度”的标尺。多数高校的专业必修课在课时和学分安排上都占有很大比重，即使有些学校的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比重相当，但专业选修课中本专业的相关课程比重很小，如Z大学公管专业的公共管理类专业选修课共10门，占全部专业选修课的16.9%，

要求的学分为4分，占专业选修课所要求全部学分的12.5%，可见它对专业取向影响甚微。所以，对于专业必修课的安排最能体现学校对人才培养的态度与取向。

为了了解各高校专业必修课的相似度，在此以重复率对其进行衡量，重复率计算方法为本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与所对比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相同的课程数量占自身专业必修课总数的百分比。对四所高校三个相邻专业专业必修课程重复率分析的结果如下：

由表2可以看出，没有专业定向的行管专业必修课与没有定向的公管专业必修课重复率很高，如Z大学，两个专业课程重复率达到了83.3%，然而对于某个专业方向加以限定，此数值明显降低，如H大学的52.4%，也有二者交集很小的情况，如X大学的8%。政行专业与行管、公管专业比较则体现出或者过高或者过低的特点，高者如H大学的75%，低者如Z大学只有20%，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某些高校为了节省资源，将三个专业的课程进行了高度整合，将专业人才培养过度纳入了公共管理的范畴，而忽略了政治学知识的培养；第二，一些高校大部分沿袭了政治学类课程，仅加入极少的公共管理类课程安排。总之，关于三个相邻专业课程的整合与分化，对于“度”的掌握欠佳，或整合过度或分化过度，出现上述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专业课程设置的国外经验

美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都十分发达，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是课程设置方面，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课程设置更加贴近实际且操作性强

在专业课程设置中，美国的大学多注重结合美国实践或者区域实践[5]，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促进知识的消化吸收。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专业为例，它设置了美国总统制度、美国政治、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国会研究、国际事务中的道德与司法等。再如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它的公共管理本科专业必修课程十分贴近实际，包括数据收集、环境与人口、美国重大问题研究与解决实例、法律与公共政策、社会工作、行政分析与管理、定量技术等。

（二）课程设置不断更新

美国的高校几乎每年都要制定新的课程安排，有相当一部分高校甚至一年中要改变2至3次课程安排。它们的公共管理专业以及政治学专业每年都要淘汰掉5%左右的旧课程，增加约9%左右的新课程，新课程根据世界局势变化、美国国家战略调整以及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如印第安纳大学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环境问题，就增设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与保护、温室效应和臭氧层损耗等方面的课程，教授经济增长与资源损耗、发展战略与资源保护等政策方面的知识。

（三） “分流培养“模式

美国高校大多采用“分流培养”模式，即拓宽专业，按系招生，强化基础，分流培养。低年级不分专业，采用大班教学模式，授予通识类基础课程和按学科或学科群设计的共同的基础课程体系，既节省师资又加强了基础教育。在高年级再根据专业内核及就业方向的区别，借助区位环境、学校资源优势，进行不同的专业分流，制定灵活的教学计划，细化目标，加强针对性，保证一定“深度”地培养学生。

四、专业课程设置的建议

在各专业课程设置上，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仅仅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高校应当充分利用课程设置自主权，挖掘专业本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借鉴国外经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把握相邻专业整合分化程度，科学设置课程体系[6]。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要探索一条特色化教学新路子，围绕市场办学科、依托优势开专业、根据岗位定课程、强化技能求发展。

（一） 贯彻“通才”教育理念

高校在培养适应社会各行各业的专门化人才时，必须充分考虑人的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培养综合素质全面的人才。要使学生具备广博的基础和宽广的学科视野，以及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通识教育的相关课程安排尤为重要。通识教育对于行管、公管、政行专业更为重要，因为三者面对的客体是处于动态变化中极为复杂的人和事，它具有鲜明的个体特点。这就决定了专业课程设置不能过窄，不能仅限于专业基本原理类知识的传授，还要在通识类课程设置上下功夫，构筑起适应社会需求的课程体系[7]。

（二）注意课程的交叉渗透

行管、公管、政行三个专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要积极提倡“文理兼容”、“学科杂交”，在专业课设置上有必要予以一定程度整合。教育部《关于设置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基础课的意见》确定了公共管理类专业均须设置的公共基础课（即大平台）和专业基础课（即小平台），以此作为规范学科发展的起点。政行虽然不属于公共管理学科，但它与行管、公管关系密切，所以三者可以共同设置一定课程作为大平台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行政法学、行政公文写作、机关事务管理等。在体现专业特色的课程方面，行管专业可以开设行政管理学、政府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课程；公管专业可开设公共事业管理学、非政府组织研究、社会保障学等课程；政行专业可开设法理学、国际政治概论、比较政治学等。此外，各个学科的交叉渗透本来就是一个动态过程，且各个学科会随着社会变化而经历飞速发展，所以在各专业课程设置的整合上也应不断更新，时刻把握学科前沿，不断更新课程体系，始终保持专业生命力[8]。

（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了我国高校实践性教学薄弱的问题，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建设力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实践性课程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知识运用能力的重要平台，大学课程要确保实践教学比例，珍视个体经验价值。

1.提高实践课比例，构建优质课程体系

从所调查的高校的三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来看，实践类课程不到25%（见图1）。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理论功底比较扎实，但动手能力较弱，将极大地限制知识的发挥与运用。必须强化实践教学课程，要注重思维方法、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训练的课程开发与设置，加强课堂实践教学课程的建设力度[9]。

2. 做好“三实“教学

罗伯特·M·戴尔蒙德认为优质课程体系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综合经历。只有要求学生综合运用从不同地方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或特殊的情况，学生的学习才能取得最大程度的成功。第二，所学技能的及时实践。未经实践的技能最容易退化，尤其是计算机和写作之类的技能。第三， 教育与体验相结合。对于行管、公管、政行专业而言，做到理论课与技能课的有机结合，构建优质课程体系的重点就在于做好“三实”教学——实践、实训、实习，三者应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做好“三实”教学，一要通过竞赛促实践，学生可以在国家、地方、学校各个层级的实践类竞赛中将知识学以致用；二要吸纳相关教学人员促实训，可以聘请曾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任职的高级人才为兼职教师或者举办讲座，采用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形式，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三要完善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机制促实习，构建学生实习平台、基地，通过实战来获取一手的经验。

（四）依托学校特色和优势，在专业教学中发展自身特色

高校专业的发展要与本校的传统优势学科相结合，在课程设置上体现特色。要尽可能地根据本校学科资源、师资资源的优势和特点开设具有本校特色的课程，使专业课程满足特色化的现实需求，同时更是拓展学生知识、增强其就业竞争力的迫切需要[10]。比如农业类院校可将专业定向为土地管理方向，经济类院校定位在财政管理方向，并且仅仅围绕所确定的方向设置课程。事实证明，专业方向特色化之后，专业课程设置也更具针对性、实用性，有助于学生掌握就业所需的操作技能。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人口与社会管理方向），设置了社区管理、老龄工作管理、社会政策评估等课程；厦门大学公管专业（卫生管理方向）设置了卫生事业管理、卫生经济、卫生政策、医疗保险、卫生法与卫生监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针对性课程。这些特色性课程的设置对于就业相当实用。

（五）优化必修课与选修课配置

首先要压缩三个相邻专业必修课，做到少而精。所谓少，即压缩专业必修课比例，所谓精，即设置的专业必修课程要体现专业特点，具有一定的职业倾向性。因此，要重视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学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但是，过去专业必修课的比重偏大，不利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们可以对专业必修课进行筛选，使之系统化、精确化。许多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增加专业选修课的数量以及扩大选修课的方式加以解决，并且要把选修课的课程考核放到同必修课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这样，便于突出重点和难点，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六）重视学生个性培养，创新“模块化”课程

课程模块化是以课程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功能分析为基础，充分考虑课程编制和课程实施的要求，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将课程内容按知识和能力要求，编排为合理的课程模块。一个课程模块，可以是针对一个专业的需要而开发的（如专门化模块），也可以是针对若干专业的共同需要而开发的（如公共课模块和专业基础课模块）。模块化课程的特点是：第一，模块之间相对独立，每个模块可以确保某种知识或能力的获得；第二，模块的内容贴近实际，强调能力培养，围绕能力组织教学内容，实用性、应用性强；第三，模块之间可以灵活组合，每种组合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要求。国内高校对于“模块化”课程的应用一般在选修课和实践课方面，罕见必修课的“模块化”。实际上，构建“模块化”课程并不意味着对必修课的摒弃，它是在选择基础上的必修，选择的是一个课程的集合，不同于选修课，后者选择的仅是一门课程。应大胆尝试在必修课中实行“模块化”教学，通过“活模块”与若干专业方向链接，学生可以根据本人的兴趣爱好及就业倾向进行多模块组合，力求达到“一专多能”。 同时，把学分制中以课程为基本单位的学分计算方法改为以课程教学模块为学分基本计算单位，可以使学生学习的选择度更大，使学校教学更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更能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要求。行管、公管、政行专业可以整合资源，将部分相同的课程加入到各个模块当中，同时，各专业设置不同的“模块”，以“模块”对不同的专业取向予以微调，达到分化的目的，体现各自的特色。

专业课程设置不佳会制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相邻专业课程设置界限不清已导致人才培养面临困境，应调整行管、公管、政行专业课程设置，实现各专业独立性和专业间共性的平衡，培养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毕业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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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伯特·M·戴尔蒙德.课程与课程体系的设计和评价实用指南[M].黄小苹，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59-160.

[3]娄成武，郑文范，隋永强，等.关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问题探讨[J].中国高教研究，2002（2）：61-63.

[4]刘波，孟霞光.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课程体系对比分析——基于对国内20所高校的调研[J].黑龙江教育，2012（4）：33-34.

[5]刘小康.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课程设计——美国模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17-18.

[6]周志忍.论公共管理的学科整合：问题、挑战与思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30-36.

[7]纪宝成.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9-86.

[8]陈兴明.中国大学“苏联模式”课程体系的形成与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84-418.

[9]陈振明.行政管理专业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 2001（10）：23-24.

[10]欧阳文.大学课程的建构性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7-159.

ba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respecting for social needs， making each majors’ training objective explicit， and making inte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majors’ courses and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l.

本文责任编辑：邵 海

作者：邹东升　赵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