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价格法律教育探讨论文

2022-04-23

[摘要]“法律市场”概念的提出，大大拓宽了法律制度建构的研究视域。已有研究认为我国法律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并把我国法律市场结构划分为全国性法律市场、准全国性法律市场和地方性法律市场几种类型。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市场价格法律教育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市场价格法律教育探讨论文篇1：

从教育的产品属性看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选择

摘要：教育的产品属性问题是现代教育研究与实践十分关注的课题，对教育产品属性的判断，决定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选择。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最佳资源配置机制是将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同时，在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实践过程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产品科学地、动态地选择具体的资源配置机制。

关键词：教育；产品属性；资源配置

关于教育的产品属性以及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学界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成果为教育经济与管理领域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但目前在此问题上仍存在爭论，随着我国教育与经济的不断发展，理应对已有的观点和认识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教育的产品属性

目前，关于教育产品属性的讨论，大多是基于公共产品理论之上的。公共产品理论最先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此后在经济分析中被广泛运用。

按公共产品理论，全部社会产品可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三类。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他人对该种产品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三个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如国防、路灯等。与公共产品相反，私人产品是同时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效用的可分割性，如食品、衣服等。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或兼具二者特征的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

目前，不同学者对教育的产品属性这一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从公共产品的定义、特征以及教育的外部效应来看，笔者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首先，教育具有部分竞争性和排他性。一方面，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如绝大多数类型的教育在技术上（如收费）可以实现排他；另一方面，教育又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教育传递的普适性知识、技术等产品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其次，教育的部分效益是可分割的，例如，教育使受教育者自身人力资本得到提升的效益不可分割，但与此同时教育还能促使受教育者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更快增长，此时教育所带来的效益分割给了受教育者的家庭及所处的社会。最后，教育具有正外部性，即教育使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地位，进而从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外溢给其他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谐，但由上可知教育并非具有绝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二、教育的产品属性决定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选择

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如何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各地区之间和各学校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投入的教育资源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力求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提供者不仅仅是政府，还可以包括市场。具体地说，教育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其不能完全以市场定价出售，须经过公共选择过程由政府来提供；而教育所具有的部分竞争性和排他性又决定了教育产品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供求的平衡。正是因为教育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某些属性，所以教育资源的配置机制既可以是政府的公共配置机制，也可以是市场的私人配置机制，亦或二者的有机结合。

1.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共机制——政府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了“生产”和提供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政府提供或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生产、购买和补贴。此外，政府还需对市场经济生活进行外在的引导和调控，制定必要的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对市场本身难以企及的领域进行有效干预等等。

具体到教育领域，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消费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有承担教育发展和进行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义务和责任。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合理规划教育资源和宏观调控教育活动两个方面。在教育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可以通过生产、购买和补贴教育产品，进而科学合理地划归教育资源。如政府生产，即使用财政资金开办公立学校，对学生免费或只收取低于成本的学费；政府购买，即政府出资委托非公立学校和机构进行培训和教育；政府补贴，即对贫困学生或者非公立学校提供财政资助。在教育活动的宏观调控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民教育做出科学的规划、制定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创设良好的教育发展环境、提供必要的监督和评估等方面。

2.教育资源配置的私人机制——市场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手段，能够通过价格体系使每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的信息，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具体到教育领域，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部分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决定了市场参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市场的作用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市场经济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居民收入的增长，选择性教育需求的扩展，形成了发展民办学校的客观要求。在政府参与提供的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民办学校的发展不会带来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第二，建立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应该由市场或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提供教育，具体表现为受教育者和政府共同负担教育成本。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是增加教育供给的需要，也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途径。第三，学校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学校消耗的人力、物力等教育生产要素都受市场供求的调节，学校要在生产素市场上通过价格竞争获取。因此，在教育活动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了教育结构的多元化，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

3.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

单方面运用政府机制或者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会出现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此外，过于强调某一方的主导作用，将会导致缺效率的公平或却公平的效率。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必须充分考虑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公平与效率是衡量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尺度和价值目标。教育产品若单纯由政府提供，会导致效率的损失；若单纯由市场提供，政府不参与提供，则由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教育价格必然会造成教育的排他性，从而影响教育公平。只有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才能尽可能以最小的公平损失换取最高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来换取最大的公平。

因此，在教育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是有机统一的，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同时又要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教育供给，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

三、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机制

虽然教育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但实际上各级各类教育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我国教育大体上可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大块。从义务教育到非义务教育，它们在受益的外在性方面逐渐减小，在消费的排他性方面则逐渐增大，即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逐渐减少、私人产品属性逐渐加强，这也决定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性。

义务教育是通过立法约束受教育者的家庭和政府的行为。义务教育消費上的非排他性、供给上的不易排除以及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表明，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接近于纯公共产品。因此，就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说，应由政府用计划方式予以提供为主，坚持以平等为基本原则，实行全面免费的义务教育。

非义务教育，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包括初中后教育和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在技术上容易实现排他，具有私人产品属性。非义务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人才，因此，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应侧重效率，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政府主要从宏观上监管和调控。

四、结论

教育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基于教育的产品属性，其最佳的资源配置机制应当是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机制。但是各级各类教育的性质有所差异，其具体的配置机制应当根据具体的教育产品属性，科学地、动态地进行选择，如义务教育应当以政府配置资源为主，注重教育公平；非义务教育则着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的提升。总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最根本的是通过对资源配置方式科学、有效的选择，促进教育均衡、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194.

[2]袁连生.论教育的产品属性、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及教育市场化[J].教育与经济，2003，（1）：11-15.

[3]哈维·S·罗森.财政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8-59

[4]杜育红.论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J].教育与经济，1998，（1）：39-42.

[5]张力.与现代学校制度相关联的若干政策思考[J].人民教育，2004，（1）：12.

[6]成云.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10，（10）：18-19.

作者简介：

江露薇（1991～），女，湖北鄂州人，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14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作者：江露薇

市场价格法律教育探讨论文篇2：

法律的市场结构类型与中国统一法律市场的构建

[摘要]“法律市场”概念的提出，大大拓宽了法律制度建构的研究视域。已有研究认为我国法律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并把我国法律市场结构划分为全国性法律市场、准全国性法律市场和地方性法律市场几种类型。这种划分过多强调了法律市场的层级性结构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法律市场竞争，在理论上可能引发人们对于法制统一的模糊认识，在实践中可能会加剧法律资源权的竞争态势，不利于解决当前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存在的两个“不完全适应”问题，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文章认为，比照市场结构类型理论，法律市场更符合完全垄断市场类型的条件。因此，必须准确界定法律市场的概念，厘清市场结构类型，并基于中国法制实景，建立统一法律市场。

[关键词]法律市场类型；中国统一法律市场；建构

[作者简介]陈宗波，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　桂林　541004

[文献标识码]A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主要存在着两个“不完全适应”问题。因此“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在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关键历史时期，如何应用科学的、最新的理论成果，探讨完善我国依法治国的法律体系，是当下法学界神圣的学术使命。20世纪80年代，法律经济学这一国际性法学思潮登陆中国后，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得到了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特别是近年来，“法律市场”概念引入了法律体系构建研究，大大拓宽了这一研究主题的视域。本文主要运用市场结构类型原理，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法律市场构建这一法治国家的基本问题。

一、法律市场的概念

市场(markets)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但是人们对于市场概念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观念，即认为市场就是买卖物品的地方。其实，“更通俗地说，市场应被理解成买者和卖者决定价格并交换物品或劳务的机制。从艺术到污染，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存在相应的市场”。简单地说，“市场就是一种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相互影响以决定其价格和数量所利用的一种机制”。

把法律纳入“市场”分析，实际上就是用概念移植法，把经济学的市场概念移植到对合法权利、权力、义务、责任、法律程序等法律资源要素的研究，从分析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人手，来确定这些权利分配的最适度边界。法律“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法律程序的安排，可以给人们带来实际上的利益”，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因而，是一种资源。简言之，法律是一种资源，资源需要配置，法律资源的配置符合了市场运行的机理，从而形成了法律市场机制。

因此，所谓法律市场(Legal Market)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活动中各个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资源配置机制。

法律市场命题的提出，其合理性集中表现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法律资源具备了所有资源最本质的共性，即稀缺性。从供求关系看，由于法律创制受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制约，所以法律生产往往不能满足法律消费的需要。“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的民主需求不断扩大，参政议政的意识和愿望不断提升，改善民生的要求不断广泛，而立法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在我国，人权、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收入、居住、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立法不够完备，有的立法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执行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完全适应，表现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够先进，例如物权的私法(物权法)已经制定出来，而涉及物权的公法(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公共资产保护法)尚未出台。”稀缺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资源需要法律市场机制进行配置。

在法律市场里，法律生产者是通过立法、司法、执法活动从而供给各种法律产品的国家机构，法律消费者是对一定数量、质量和体系化的法律产品及其相应秩序产生有效需求的个人、组织(有时也包括国家机构自身)。法律供求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都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法律关系。以此为纽带，法律市场上形成了以政治国家为一方、市民社会为另一方的权利(权力)义务主体，进而，调节权利一权利关系的私法，以及调整权力一责任关系的公法就成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

二、市场结构类型及法律市场结构类型分析

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市场结构对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是不同的。市场运作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结构类型。根据买卖双方的数量和成交价格的决定机制的不同，可以把市场区别为四种结构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那么，法律市场属于哪一类市场结构类型?

应该说，完全竞争市场是较为理想的市场模型，它指的是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但是不管在一般的资源领域还是社会资源领域，在真实交易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完全竞争市场需要具备以下一些苛刻的条件：一是买卖双方数量很多。但是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作用极小，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微不足道。二是产品无差别。生产者的产品与其他生产者的产品都是同质的，个别售卖者的产品和他的竞争者完全一样，使他不能以任何方法控制产品价格。三是市场中的资源均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各种资源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不受任何限制。四是市场信息极为畅通。各个市场参与者都可以获得完全对称的信息，不存在相互的欺骗，都能恰当地作出理性的最佳判断。一般认为，法律市场也不具备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主要原因：一是法律市场的法律供应者(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的数量不符合完全竞争模型所描述“买卖双方数量很多”的条件。二是不符合“产品同质”的特点。如当代中国法律存在的各种层级的立法机构提供了多种法律的渊源，而且同一个法律供给者也常常提供内容和效力有很大差别的法律规范。又如全国人大既有修改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利，又有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的权利。三是各种法律资源不能完全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从法律规范角度看，既有强行性规范，又有任意性规范；既有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又有禁止性规范。四是市场信息并不畅通，在大多数法律关系中，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法律市场参与者不可能获取完全的信息，甚至立法执法者也不比守法者知道的信息多。

同时，法律市场不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是介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垄断的市场。它要求的条件：一是厂商数量很多，厂商对市场可以施加有限的影响，是市场价格的影响者；二是产品之间存在差别，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三是厂商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比较容易；四是

买卖双方都能够得到比较安全的信息。虽然当代中国立法机构提供的法律产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法律产品归根结底仍是国家机构凭借其统治地位，通过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来提供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且各种层级的法律产品自上而下有着严格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归并关系；虽然法律市场上有各种层级的法律供给者和许许多多法律消费者，但由于法律供给者处于国家统治机构的权力优势地位，与法律消费者相比在市场上起着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法律的供给价格；虽然现实社会中有法律产品供给条块分割或“诸侯割据”的现象存在，但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各层级法律供给者真正独立的竞争，因此，法律市场不符合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不是垄断竞争市场。

有学者认为，法律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是指少数几家厂商供给某种产品并控制该产品的产量、销售量和价格的市场。它介于垄断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既比有很多厂商竞争的垄断竞争的垄断程度高，又达不到独占市场的完全垄断程度。其条件是：第一，厂商数量极少，且每个厂商都实力相当，并相互制约；第二，任何一个厂商在进行决策时，必须把竞争者的反应考虑在内，形成竞争态势，他们各自在价格或产量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着整个市场和其他竞争者的行为；第三，价格的确定往往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直接决定，而是由少数寡头垄断者通过协议或默契作为行政措施来制定的，他们都对价格施以有力的影响；第四，产品或有差别或无差别。该观点分析认为，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市场”的结构来看，其宪法定位是议行合一体制，即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最高法律中枢，由人大产生其他相互配合、相互分工、对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的法律供给系统，如以国务院为代表的行政立法系统、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代表的司法执法系统、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代表的特别行政区法律系统、各级地方法律系统等等。由此，在我国法律体系的第二层级中，似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垄断性法律供给。与此同时，鉴于社会习惯、伦理道德等一般调整手段在国家认可之前，和学理解释一样，并不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而立法、司法机关等法律供给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和退出法律市场。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制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寡头垄断”型法律市场。

笔者认为，学者上述的判断从表征上看是合乎我国法律资源分布状况的，但从市场结构本质来看，我国法律市场似乎不符合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构特征和条件。因为寡头垄断市场突出的特点是市场结构中每个厂商都实力相当，并完全可以相互制约，每个厂商之间呈现竞争态势和能力，他们各自在价格或产量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着整个市场和其他竞争者的行为。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分为国家立法体系和地方立法体系两套机构。但法律产品归根结底仍是国家机构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各种层级的法律产品自上而下有着严格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归并关系，体现出法律的高度统一。这种法律的统一性，要求供应者必须独家经营，做到“厂商即产业”。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最高法律中枢，实行议行合一体制，体现了这种统一性。当中央与地方立法部门之间发生冲突时，后者只能服从前者；同样，当法律生产者与法律消费者发生冲突时，如作为法律生产者的立法部门与作为法律消费者的行政、司法部门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往往是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服从立法部门，并以其行为“反哺”于立法部门的立法活动，即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对于立法部门生产的法律产品的消费信息进行反馈，使立法部门以更优的法律产品替代不适合市场需求的法律产品。这实际上体现了完全垄断市场上产品由厂商控制，价格由厂商决定，但消费者可以通过货币投票来影响供给的特征。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从执法的角度来说，这“工具”的运用者也是由国家司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完全垄断的，垄断者不能分权，其他的社会主体也不能争权。而且从司法的角度说，这种垄断的完全性程度就是司法独立性程度的反映，垄断得越完全，说明司法独立性越强。所以，笔者认为，法律市场不符合寡头垄断市场的特征，而是基本符合了完全垄断市场的特征。完全垄断市场是指整个行业市场完全由一个生产者所控制，即独家经营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结构。其要求的基本条件是：其一，厂商完全控制了该产业的生产，厂商即产业，消费者众多；其二，厂商独家定价，消费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其三，生产者凭借垄断地位，实行垄断高价或垄断低价，以获取最大的超额利润，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法律市场结构类型恰好符合这些基本条件。

三、中国法律市场类型的规范分析

对于中国法律市场结构类型的基本判断，不能只根据中国法制的表面特征进行，而应该基于中国法制的本质要求和目标追求作规范分析。应该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制是“寡头垄断”型法律市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根据我国法律资源要素的竞争性表现和法律体制初期阶段的运作状况得出的，还不能算是对我国法律市场结构的本质类型作出的准确判断。根据现实中国的法制现状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目标，基于规范的研究范式，我们认为，中国法律市场类型是完全垄断市场，其突出的特征应该是高度的统—性和明显的非竞争性。

(一)中国法律市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有学者根据中国立法分为国家立法体系和地方立法体系两套机构，按法律制度消费的公开性程度与适用范围的不同，将法律市场分为全国性、准全国性和地方性三类法律市场，然后分析了它们的竞争关系。全国性法律市场是指那些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在一国地域范围内对所有人和所有组织都有同等强制效力，不可分割的，能被同等消费、共同享受的法律制度供求市场。准全国性法律市场是指那些在消费上介于排他性和非排他性之间并兼具二者特点的法律制度供求市场。地方性法律市场是指在特定地区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等区域内，满足法律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各类地方性法规的供求市场。已有研究在法律市场的层级性结构描述中强调法律市场构成的品位性和法律竞争性，认为法律供应者从来都不是“独此一家，别无他店”。

笔者认为，全国性法律市场、准全国性法律市场和地方性法律市场的划分只能对我国法律制度结构多样性的实然状态进行描述，如果把这种分类作为构建中国法律市场的应然目标，过多强调法律市场的层级性结构，以及过于突出由于法律市场的层级性结构引发的法律市场竞争，则可能会在理论上引发人们对于法制统一的模糊认识，在实践中加剧立法权的竞争态势，无利于解决十七大报告指出的两个“不完全适应”问题，无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从现实上看，强调法律市场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可能导致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和行为在法律资

源配置中的膨胀，最终可能导致“法律失灵”的局面。这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法律市场环节中已有所体现。

在立法方面，尤其是在地方行政立法中不适当地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法规项目的选择上，考虑较多的是如何强化部门管理权限，感兴趣的是确定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对于那些涉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加强部门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法规的制定，积极性不高。二是在法规内容设定上，规定部门权利具体详尽，应尽的义务则轻描淡写；注重管理对象的义务，淡化管理对象的权利。

在执法方面，一是在管理方式上，仍习惯于事前管理模式，规定审批、办证的程序多，对事后的管理、监督手段规定太少；二是在处罚手段上，片面强调本部门执法主体地位，忽略相关部门的职权，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幅度规定过大，甚至不适当地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

在司法方面，司法机关还未能真正独立行使职权，司法权地方化严重。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即各级司法机关受地方政府领导，它们的人、财、物均由地方政府管理，这实际上使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了。由于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各方面都受制于地方，许多公益事业还主要靠地方政府解决，这样就给地方权力渗透到司法领域创造了条件。因而每当处理跨地区的纠纷时，这些司法机关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本地区的利益，这必然导致司法权严重的地方化。另外，在地方上，社会结构区域性和浓厚的人情关系对司法独立和公正也现实地造成了严重影响。这样一来，司法权不再具备其独立性和民主性，而是具有了依附性和工具性。司法权地方化可以视为中国司法制度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是造成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建立统一的法律市场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法律市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性质使然，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路。从经济学上说，统一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在一般资源的配置中，就是要求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消除各部门、地区的人为的市场封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使商品、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配置，这有利于政府协调各个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调节国民经济的宏观与微观的正常运行。法律市场基本体现这样市场的规律性要求，这也是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认为，从法律市场的应然状态来看，在讨论市场原素的构成时，最迫切的方面是应该强调法律市场的统一性。即要强调法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独家经营”，法律的供应就是要做到“厂商即产业”，法律市场就是完全垄断市场。这是法律市场的特殊性要求，也是解决目前在中国法律市场既存问题的迫切要求，是现代法制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法律市场具有明显的不可选择性。有观点认为，由于社会关系调整工具的可选择性，会使法律的供给产生不确定性，体现了“寡头垄断”型法律市场的特征。比如，政策、道德、习惯、宗教法等就是常常对法律秩序展开竞争。正因为存在着广泛的替代和竞争因素，使得法律供应者根本无法独自决定价格，也不能实行差别价格”]。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实际上法律产品具有不可选择性。虽然政策、道德、习惯、宗教法等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使得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实务中，有时会与法律秩序展开“竞争”，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竞争”只是在法律完全垄断市场的一种补充。而且从调整社会关系的力度和效果来看，法律毫无疑问要比政策、道德、习惯、宗教法等规范强得多。所以法律资源的可选择性是内部性的。相反，法律有不可选择性。首先，法律具有普适性，任何具体的社会主体均不能选择。法律是国家供给，任何社会成员都是守法主体。其次，法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体现的是公共选择的过程，法律从主观意识上的需要一生产一供给的过程，不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能够及时反映市场需求的全部过程。最后，从具体的法律适用上看，当一个人的某一种行为触犯了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法律规范，而且这些不同的法律规范对这一行为的判罚标准、轻重不同，当事人不能随自己意愿只接受某一法律(惩罚相对轻一些的)作为惩罚自己的标准。

因此，在一元化的政体条件下，不宜建立多元的法律市场体系，即不宜建立“全国性法律市场、准全国性法律市场和地方性法律市场”的分散型市场结构，而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统一型法律市场。

四、中国国内统一法律市场的建构

(一)建立统一法律市场的经济机理。完全垄断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中，该商品的销售者仅仅只有一个(它往往有庞大的分销网络)，这个单一的销售者又是该行业内唯一的生产者(它往往有庞大的生产子系统)，而且厂商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不存在相近的替代品，这个单一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垄断者)完全有能力控制整个市场，从而能够避免供给竞争，最能实现生产者所追求的效益目标。法律供给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公共物品，从供给者与需求者效用函数关系上来看，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与普通市场中私人物品有很大的区别，需要完全垄断市场来控制，从而避免供给的竞争和消费的低迷现象。

(二)明确法律生产的统一主体。从根本上说，法律生产的主体只有国家。完全垄断市场的销售主体单一性特点，决定了只有国家才能成为法律生产的适格主体。首先，国家具有法律供给的天然垄断性。国家能够对法律的供给以及对法律的实施过程花费大量的成本提供保障，并把成本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使成本最小化。同时，作为法律制度供给的垄断者，国家可以运用国家机器资源来推动法律品的消费，取得法律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用，实现利益最大化。其次，在普通市场中，私人物品供给者与需求者的效用函数并不一致。即市场中物品买卖双方在利益区间之内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双方获得的效用通常是此消彼长的，即呈负相关关系。在法律的供给市场中，法律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效用函数基本一致。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法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但它的供给成本与享用效果并不随享用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因受公共物品不可分割性质的制约，在法律不可分割计价出售的情况下，对需求者的消费价格无法确定。二是供给的主体是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即广义上的国家，国家机关在从事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时，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即非盈利性)。因为按照我国民主政治理念，国家政府服务于全社会利益，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福利。所以，国家在生产法律时，不同于一般市场上供给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法律的供给费用不能直接从需求者的购买中得到补偿，而只能由政府的预算通过税收、规费等非价格性方式来筹集。强化法律市场中法律生产的主体表现

在立法活动中，就是在立法中要遵守宪法，维护法制统一，这是维护和保障立法合法性的重要原则。一个国家的立法只有建立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在立法活动中还要特别注意上下级层级的法律效力问题，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以及下级组织立法时对上位法律的遵从，力克竞争立法。

(三)统一法律生产规格。所谓统一法律生产规格就是统一的法律生产者统一生产出逻辑严密、体系和谐的同质优质的法律产品的行为。也就是说，国家在生产法律时必须按照市场交易的一般要求来安排权利资源，力求法律内在关系不矛盾，利益的分配不因人因时而异。法律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一样，相对于法律社会主体的需求来说，现有的资源总量是既定的，它在不同使用方向的分配状况，必然影响到每一个具体单位的资源利用的效率。宏观上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比如，较大地忽略社会个体的个别性差异，不能做到高效、及时、超前地反映社会要求方面、利益集团倾向明显等)，势必会破坏法律市场的统一性，延缓社会调控的效率，妨碍社会的发展。

(四)建立科学、高效的法律供给机制。法律供给，就是指国家机关强制或愿意进行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活动的总称。法律供给机制指国家机关进行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活动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应该说，至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规制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但是还没有形成科学、高效的法律供给机制，因而出现法律供给权的恶性竞争、法律价格扭曲、法律产品“适销对路”性差、法律产量规模可控制性弱等现象。

建立科学、高效的法律供给机制首先要求建立法律制度资源供给协调机制，即由经济法、民法、商法和行政法等构成的各种法律、法规必须以宪法为核心，以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要求为基础，实现各法律部门供给的有机统一。统一的法律制度资源还包括统一的法律解释。由国家专门设立的机构，依据法律授予的统一解释法律的职权，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形式进行统一的解释，以阐明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含义，消除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保证宪法、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保证法律的有效贯彻实施。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供给规范体系。要完善立法机制，加强立法调研，防止立法供给中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两种倾向，积极探索建立立法可行性论证、立法听证、专家咨询等制度。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收费和行政处罚的“阳光工程”机制。严格司法程序，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权人物置身于法律调整之外，逐步建立司法独立和责任负责机制。最后，要建立法律供给监督机制。法律供给监督是现代法制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和重要保障。在法制系统运动的过程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组成一个完整的集合体。法治的实践表明，如何依法创制法律，如何有效保证法律的实施和实现，有无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是一个关键。随着法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法律监督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地位。

(五)培育成熟的法律市场主体。成熟的市场主体是市场完善的重要标志。法律市场主体即法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熟的市场主体必须是市场意识很强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立法机关作为法律的生产者，应该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主动生产出“消费者偏好”的法律产品，同时接受市场的挑选，淘汰过时的、产品附加值低的法律产品。各级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寻求法律救济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作为市场交易的另一端，由于具体利益不同又呈现出消费的差异性。各级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既是为寻求法律救济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法律产品消费的中介组织，又是实实在在的法律消费者。如果说立法机关生产“公正”，那么各级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消费法律则是宣扬“公正”的最大化，寻求法律救济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这类消费者消费法律则是享受“公正”的最大化。当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冲突时，各级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法律消费者对于供给的法律产品的消费信息进行反馈、质询，甚至提出反对意见，使立法部门以更优的法律产品替代不适合市场需求的法律产品，这是法律市场主体成熟的重要表现。这就能体现完全垄断市场上产品由厂商控制，价格由厂商决定，但消费者可以通过货币投票来影响供给的特征。可见，无论是法律的生产者还是法律的消费者，他们是否成熟制约着法律市场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责任编辑：戴庆瑄]

作者：陈宗波

市场价格法律教育探讨论文篇3：

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县域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摘要】在文献综述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县级职教中心的培训网络结构及其承载的职能。基于调研资料的分析，在县—镇—村的架构下深入探讨了需求导向下的培训内容、以农为本的培训目标以及开放式的培训体系。立足农业農村发展前景，进一步展开了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培育职业农民的政策导向研究，分析得出“人力”培训转向“人”的培育、“供给型”职业教育转向“需求型”、农民为服务对象的“县域”职业教育转向“区域化”教育的结论。

【关键词】县级职教中心；培训网络；职业农民；政策导向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村落向美丽乡村、传统小农向职业农民的巨变，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发生相应的战略转向以适应并引领“新三农”发展。2013年，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级农村职成教育示范县创建工作，对于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在国外，关于小农的研究有四大经典理论：恰亚诺夫的生存小农、马克思的剥削小农、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和黄宗智的商品小农。随着欧美现代化国家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及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农民逐步实现了职业化。在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引起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可概括为三方面：关于县域职业教育概念、属性、特点的探讨；[1—2]县域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研究；[3—5]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6]对于职业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作用、培育困境等方面。[7—9]检视国内外有关文献，存在两种局限：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学术界关于县级职教中心与职业农民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少，现有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素材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县域特色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导向研究。二是自上而下的惯性研究视角，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仅是政府与学者供给的“教育”，而不是农民需求的“教育”，极易出现“被培训”的现象。本研究的问题是：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培训网络与职业农民培育之间的关联机制是什么？如何在县—镇—村的架构下实现职业农民培育的优化与转型？县域职业教育在面临战略转向时的机遇与担当。

2017年5—8月，项目组在陕西L县开展了县、镇、村三个层次的实地调查，考察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育之间的供需机制以及彼此间如何相互联系与建构。选择L县的缘由是其2015年获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X镇是L县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B村同时建有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调查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精英、地方官员、职校负责人、科技工作者等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从“本地人”的视角理解其行为意义及其对职业农民培育的态度。

二、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网络结构及职能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小农，现实呼唤能够补充各种职业的适合位置和分层体系的职业教育有所作为。[10]L县地处关中平原腹地，人口50万，农业人口37万；耕地面积85万亩，果品面积76万亩，其中，苹果占地50万亩，是全国最大的优质苹果基地县，2015年的苹果产量达到1 179 254吨，位居全省第一。苹果收入在全县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中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85%。上述两组数据说明：①L县苹果种植占耕地总面积的59%，反映出该县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②农民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74%，意味着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教育网络肩负着传统小农的现代转型、特色农业生产经营及乡村社会协调发展的“为农”使命。

2014年，X市宏观布局了一盘“大职教”棋子，在服务业、农业、能源化工、制造业四大领域，分别选取具有发展优势的四个区县组建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其中，L县是唯一入围的涉农职教中心，职责是立足本县，辐射带动自然环境、产业结构趋同的周边县域发展现代农业。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L县探索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县域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第一，将县教师进修学校、就业培训中心、农广校等部门机构整合进县职教中心，将农林水果、科教文卫、党群政法、人社工商等部门的培训项目统合到县职教中心，打破了原有的碎片化管理格局，建立了整体性的投入与管理机制。具体实施流程：各部门拟定年度培训项目→上报县职业教育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审定→县职教中心组织实施→县职业教育联席会议领导小组考核测评。第二，围绕地方主导产业，构建以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为龙头，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目前，已建成镇级文化技术学校15个，村级文化技术学校213个，初步形成了“小县城、大职教”格局。

早在20世纪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梁漱溟就指出：乡农学校有两层用意，一是促进乡下人的团体生活；二是引进外面的新技术。[11]时至今日，L县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县—镇—村三级培训网络，同时兼具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中，县级职教中心的职能是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兼顾不同类型的培训，定向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突出综合素质和实用技术的培训职能，通过合作经营、承揽项目等方式带动农民致富，县职教中心给予业务指导；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功能体现在生产生活、社区教育方面。三级网络从不同层次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人才支撑基础，为县域职业农民培育提供纵向一体化的专业服务。

三、“县—镇—村”结构下的职业农民培育

1.需求导向下的培训内容

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训网络是一个“技术下乡”过程。但是，县级职教中心从事的虽是“农事”，却办在县城远离培训对象不接地气。如何实现农业技术与田间地头的无缝对接，需要建立需求导向的职业培训供给机制，实现农民需求自下而上的反馈，农业技术和致富信息自上而下的推广与传播，进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生产技术水平，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技术下乡”难题。实地调查发现，农民的培训需求随着种植时间的推移发生更迭。

第一，农业生产技术更新的需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倒逼农业生产由重产量向重质量转变，而高品质的产品源自不断更新的技术。B村的调查显示：率先使用新技术的领先者占调查总数的28.7%，延迟1—2年使用的跟随者占30.9%，从众者在3—4年后选用，占比23.2%，5年后选用的落后者占比17.1%。由此可见，高达59.6%的六成村民能够在新技术出现的前2年及时采用，从众者在示范效应的引领下紧随，落后者5年后“被动”选用的原因是老品种的市场淘汰（表1）。进一步地深究“采用新技术的原因”？78.8%的被访者回答是利益驱动使然。

鉴于此，L县逐渐探索形成了新技术、新品种获得与推广的“点—线—面”模式：在技术进入阶段，县职教中心作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输出端口，在每村选择2—4 户具有发展潜力与胆识的领先者重点培训，根据其意愿也可转入学历教育。他们是乡村社会中的火“点”，具有科技务农的权威示范效应；在技术传播阶段，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主要培训跟随者，在亲眼看到果实色泽生长情况，品尝体味口感好坏之后，新技术开始以“线”状扩展，呈现量的增加；在技术推广阶段，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搭建平台，农民技术员深入田野现场指导和答疑，将“深奥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地方性知识，实现技术的全“面”普及。

第二，农业经营管理知识的渴求。L县在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初期，农民由传统的粮食种植改为苹果栽培，对于施肥、嫁接、疏果、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需求旺盛。进入新世纪，关注点转移到苹果新品种的更新换代。迄今为止，农民对于常规农业技术的掌握日臻成熟，生产环节的问题逐渐式微，但销售、储运等经营管理环节的局限性突显。调查中问及“最想获得哪方面的培训”？排序依次为：病虫害防治（49.3%）、农产品市场信息（44.3%）、农业实用技术（40.9%）、农产品销售（21.1%）、农业经营管理（14.3%）、农业政策法规（11.3%）和农用生产资料购置（10.3%）。数据显示，农业经营管理及其相关知识在现代农业培训中的需求显著上扬（表2）。

法国学者涂尔干认为“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现代农业的深入发展，农业功能拓展及岗位细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12]“互联网+”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生事物应运而生，迫切需要农民适应农业发展，实现生产主导向经营主导的转型。因此，强化经营技能培训、掌握电子商务知识、了解农业保险金融、提升农业管理水平成为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开展培训的重点内容。如果说针对第一项需求的培训使得农民变为果农，那么第二项需求的满足则使果农变成果商。最终，传统小农蜕变为具有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的农业生产者。

2.以農为本的培训目标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训，其目标即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经营和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L县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苹果成为其特色农业产业。早在1995年，L县苹果种植面积就达到了50万亩，此后，再没有扩大规模，而是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果品深加工、物流配送、市场营销等上游与下游建设，形成了一产联二产、二产带三产的产业融合发展格局，而且以果业为“基”，大力发展劳务、餐饮、住宿和城市建设等相关产业，使产业链成长壮大为“产业树”。同时，致力于将特色产业凝练为具有生产区域性、传统继承性、产品优质性、经济合理性的内在产业精神，[13]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得以形成。L县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与相互影响，导致双赢效应的显现：一方面，县域职业教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柱石，明确的培养目标、合理的专业设置、有效的科技服务与当地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构态势；另一方面，地方经济的繁荣，使其有力量在投资、规模、结构等方面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县域社会发展。在乡村，长达30年的人口外流，致使农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治理以及农村社会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农村空心化、村民原子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涌现。如何重构与复兴乡村，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良策之一。在L县，美丽乡村建设以村级文化技术学校为载体，通过培育职业农民而达成。具体措施围绕“三生培训”展开：一是生产。2011年，B村入围首批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孵化器”。大力推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运用以及采取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举措，苹果品牌不断做大做强。同时，通过组建机耕服务队、化防服务队、果业合作社等专业化服务组织，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对农业生产起到科技化支撑和社会化服务的作用。二是生态。通过大力实施果—畜—沼生态养殖、病虫生物防治、农业土壤改造、有机肥源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初步实现了让农业绿起来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依托特色产业、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深度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打造出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农业新业态，促进了农业多渠道增值和农民多途径增收。三是生活。2014年，B村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村级文化技术学校作为社区公共空间，设有职业农民培训室、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电算化教室等，开展面向村民的社区教育。农民居住在乡村，同等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进城的城市化使得农民过上花样生活。

3.开放式的培训体系

职业农民不仅是生产经营的管理者，亦是农业多功能的行动者、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参与者。因此，三级培训网应对其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教育培训。①在培训类型上，随着现代农业的迅猛推进，同质性极强的农民渐次分化为三类从业者：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据此，职业技术教育进行分“类”培养、因“类”施教。②在培训机制上，形成县（县级职教中心）—镇（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村（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运作机制，实现“两后生”的职前培训、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教育、有志务农大学生的岗位培训、留守农民的继续教育、职业农民的学历教育等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网，打通职业农民终身教育的“立交桥”。③在培训内容上，县级按照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两条主线实现职业培训“上挂”，体现教育培训的系统性；镇级重点按照产业培训和综合素质两方面展开，体现职业教育的广泛性；村级主要围绕技术指导和社区教育两项内容实施，突显“下辐射”的功能，体现教育培训的基础性。④在培训方法上，职业农民教育紧扣县域农业特色产业，运用项目化方式，运用技能实训、岗位实践、案例教学等方法开展全生产经营周期的职业培训。开放式的培训体系使得培训效果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渗透与蔓延（表3）。

四、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培育职业农民的政策导向

在中国，县域是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交界地带，尤其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县级政府被赋予极大权能和运作空间进行改革探索。在L县，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训的地方实践，可以给未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带来政策启示：

1.顶层设计指向未来的发展型农村职业教育政策

在政策思路上，明确政策对象——政府与农民，明晰政策功能——导向功能和扶持功能，找准政策着力点——教育与生产的平衡；在发展定位上，职业农民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的力量源泉，教育培训应定位于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定性为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事业；[14]在发展目标上，农民的现代性养成是协调今后城乡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而农民的职业化与公民化则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而孕育实现；在资源整合上，形成政府统筹、多方协作下的“上挂、横联、下辐射”衔接机制，促进技术、市场、教育等因素间的互构，使面向职业农民的生产技能培训和生活服务教育下沉至村。

2.树立素质导向的培育理念

当农业发展转换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升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时，职业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改造传统小农，而改造传统小农的第一要务即是厘清理念问题：职业农民的教育理念应实现“人力”培训向“人”的培育转变。该理念涵盖两点内容：①伴随工业社会的来临，效率、标准、集中等原则亦渗入农业生产，过多地关注劳动者的工具价值，片面追逐产量与产值的“人力”贡献，一定程度上催生人的异化。而完整的“人”的概念则表明从事农业的行为者同时兼具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意义，即敬畏自然、生命韵律、美感体验、乡土情怀的综合人性。由此看来，职业农民教育不仅传授实用技术，还应全面提升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②实现从“培训”到“培育”的革新。培训和培育从理念到内容有本质区别。培训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短期过程，而培育则包括职业农民成长的全过程，即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职业农民的培育应贯穿农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15]

3.贯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由追求产量向提高供给质量的转变。社会变迁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也应当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即传统的“供给型”职业教育转向“需求型”。[16]调查中设计了“職业农民的现实需求”问题，31.1%的被访者选择“农产品销售服务”，21.2%的回答是“政府项目扶持”，及时提供市场价格等“农业信息”的占比为18.9%，“制定法律法规，使农业合作社实质运转”的占13.3%，选择“农业金融信贷和农业保险”占8.3%。基于农民的需求现状，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市场信息、合作组织、农村金融方面应进一步加大配套性政策保障的改进力度。而职业教育，应在教育思想、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方面，构建职业农民教育的长效发展机制和动态发展模式，适应并引领社会发展。

4.传统的以农民为服务对象的“县域”职业教育向“区域化”转型

县域与区域的发展模式不仅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在产业发展与运行机制方面亦有差异。县域发展一般是生产导向的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区域发展则是市场配置资源，以特色优势产业为支柱，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就是推进县域发展向区域化发展转型。因此，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育需进一步回应：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区域发展农民培育之间的供需机制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再审思谁来培育、怎样培育？传统—现代裂变中职业农民培育的内在张力与外在环境等命题。政策指导行动，行动导致结果，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政策变革伴随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节奏，在发展方向上愈来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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