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改革探讨论文

摘要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二者的结合,是法律援助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必然走向。绝大部分高校都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具体工作的开展上也各有千秋,但整体效果尚未尽如人意。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品,其在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上的双赢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法律教育改革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法律教育改革探讨论文 篇1：

改革法律硕士（法学）教育培养制度的思考

摘 要 2009年增设的法律硕士（法学）类型，是我国法学教育的重要创新。它符合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利于我国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当前该项制度存在培养方案设计与培养目标出现偏差、培养单位培养观念和培养措施不到位、外部政策不配套等问题，需要加以改进。文中针对上述存在的三方面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 法律硕士 法本法硕 专门化 实务化

法律硕士（法学），以下简称法本法硕，是自2009年开始由教育部新增设的一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①其与此前已经开展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非法学）最主要的区别，是该类型的法律硕士招生对象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招生对象则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本科生。法本法硕的设立，使我国法科研究生学历和学位教育类型更加丰富和完整，到目前为止，我国法科研究生可以分为两大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法律硕士又细分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以及在职法律硕士三种类型。

1 法本法硕设立的积极意义

法本法硕的设立，是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中新创设的一种类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于与我国已有的法科研究生体系及培养制度、培养模式等存在很多不协调和模糊之处，因此，其在设立之初，即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有认为是教育部为解决法学本科就业难而进行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缺少科学论证的制度设计，有认为该制度属于“非驴非马”的怪物，搞乱了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更多的人则是对该类型的硕士培养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对该种类型的硕士进行培养。我们认为，法本法硕的创立，从本质上讲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应当成为长期坚持和适用的一项制度。同时，该项制度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实行的时间不长，存在很多问题也是正常的，应当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使该制度能充分发挥其推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律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法本法硕设立的意义主要是：

1.1 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我国法学教育经过，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我国已往高等法学教育所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偏重于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法科学生偏重于理论而缺少实践经验和能力，这与国家法治建设更多需要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实践需要相矛盾，也因此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的脱节。②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改变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矛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法本法硕的设立，完全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这一方向。在此之前，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如果继续深造，只有法学硕士研究生一条出路。而我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目标，都是以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目标，并非以应用型法律实务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由于社会对于学术型研究生需求有限，而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对高层次法律人才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导致法学硕士的就业主要转向法律实务部门，但是其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决定了却很难适应司法实务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根据社会实际对应用型法律人才需要，决定增设法本法硕这一类型，并有意识地压缩学术型法学硕士招生规模，扩大法本法硕等应用型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因此，法本法硕的设立，可以说完全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根据法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种重要制度创新。

1.2 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学位体系的完善

法本法硕的设立，不仅符合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法学本科为主，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较完整的法学学历和学位体系。但是，硕士研究生层次上，过去只有单一的法学硕士这一学术型硕士学位，而这种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所培养法律人才，无法适应司法实务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建立一种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新的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制度成为法学教育的客观需要，也成为完善法学教育学历和学位层次的客观需要。③同时，由于法学本科专业的过度发展，导致法学本科学生就业难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对法学本科生的需求已呈饱和状态，而社会对于高层次、职业化的法律人才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法本法硕的设立，既满足了法学本科毕业生提升层次的需要，也满足了社会对法学教育提供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因此，它的设立完全符合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渴求，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创新措施。

2 法本法硕教育存在的问题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一项创新制度，开展的时间不长，制度设计缺少充分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因此，制度存在问题并不奇怪。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熟与完善的过程。目前法本法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2.1 培养方案与法本法硕培养目标存在偏差

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在指导培养方案中的定位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目标的定位是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应当说，对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准确的，这种定位，使得法本法硕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有了明确的区别。

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定位，依据现在所形成的共识是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律人才培养教育。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与法学本科的教育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的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层次上的差别。一个属于本科教育；一个属于研究生教育；第二，专业化程度上的差别。法学本科教育，是不分专业的法学基础综合教育，法本法硕是法学本科基础之上的专业化教育，其专业化程度应当高于法学本科生；第三，实务化程度差别。法学本科虽然也强调一定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能的培养，但重点仍在法学基础理论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则比法学本科要高得多，法本法硕應属于典型的职业化教育，要求其毕业的学生直接能够满足法律职业的要求。

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人才，其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为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输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有明确的区分，特别是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是其与法学硕士的最本质的区分。

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虽然都是属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但由于其招生对象不同于法本法硕，因此，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复合型法律人才，其法硕阶段的培养任务比较明确，主要是法律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的培养。法本法硕则主要应当是培养法律专门化和实务化应用型法律人才。

虽然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和准确，但是，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设计却与其目标出现了偏差，导致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与法学本科、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重复和雷同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课程设计上没有突出法本法硕的专门化特点和要求。

法本法硕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为主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共12门，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外语二门公共理论课外，其他9门课分别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和国际法。选修课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从上述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法本法硕的课程与法学本科的核心课程、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指导思想都是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这种设置显然没有体现出法本法硕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对于已经过四年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硕士阶段仍然是本科已有核心课程的学习，不仅无法体现出其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而且也使教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难怪教师不知道该如何教，学生不知该如何学。④如果说对于法学本科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体现的是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对于法本法硕显然应当是法学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有这种课程设置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明显偏离了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

2.2 教育培养单位的培养观念和模式等有待于转变

法学院系是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的主体，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各法学院系是否能够胜任这种类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从目前看，各法学院在法本法硕培养教育上虽然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但是总体上对于这一类型培养教育准备不足，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研究重视不够。法本法硕作为一种新事物，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急需加强对于法本法硕培养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一素列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目前各单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法本法硕多数还在沿用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

第二，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还不成型。各学校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总体上都还不够成熟。多数培养单位都是按《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模式进行，但由于培养方案本身不成熟，而且各培养单位已习惯于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培养研究生，因此，真正能够体现法本法硕特点和要求的培养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第三，师资力量不适应法本法硕的培养要求。法本法硕培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其实务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但是，各培养单位的教师，多数都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也影响对法本法硕的实务能力的培养。

2.3 影响法本法硕教育的外在政策措施还有待于完善

第一，就业政策。目前，我国对于法学专业的就业政策导向缺少层次性，专业性的法律机构（法院、检察院、律师等）职业准入的门槛过低，一般法学本科毕业都可以报考。这种就业政策导致法科研究生在招生和就业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劣势。一方面，很多优秀的本科生，基于就业优先考虑和学习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报考研究生，而报考研究生的往往并不是本科生中的优秀学生，导致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从而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研究生就业成本远大于本科生的就业成本（无论是对学生本人还是对就业单位都是如此），也使研究生在就业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这更减少了学生报考研究生的动力。对于法本法硕，目前的就业政策导向尤其不利。一方面，在就业方面与本科生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生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法学硕士一方面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具有被社会了解时间长、认可度高的优势，因此，用人单位偏好选择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则具有知识复合型的优势，在就业方面也较法本法硕具有优势。⑤

第二，司法考试政策。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对于推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考试政策也给法学教育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法学教育无法分阶段分层次培养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人才。现行司法考试的入门条件是本科毕业，而且一次考试确定职业资格。对于要从事法律实务职业的人而言，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取得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这种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否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无论是否经过职业化的法律训练，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于多数法科学生而言，本科未毕业就可以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什么还要读研？这直接影响学生接受更高级法律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法律硕士这种应用型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

第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政策。教育部推出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对于推动我国法学教育职业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该项政策设计也存在影响法学教育分层次培养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该政策的定位是法学本科教育，学界称其为“以本为本”，缺少对于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如果仅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对于法本法硕教育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将使法本法硕处于一种更加尴尬的位置。因为法本法硕本身的定位是培养高于法学本科层次的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如果单纯法学本科教育已經可以完成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任务，法本法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3 法本法硕的改进对策

3.1 修正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之间的偏差，尽快确立以专业化和实务化为特色的基本培养模式

如前所述，基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依法治国对于职业化法律人才的需要及法学教育的规律，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定位和目标是适当的，即培养区别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依据这一定位和培养目标，法本法硕的基本培养模式应当主要体现两个特色：专门化和实务化。

所谓专门化，我们理解就是指专业化，是相对于法学本科不分专业方向特点的一种法学专业方向化要求，即从法学一级学科向法学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等的专业细化划分。这种专业化划分，既可以按现行的法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划分，也可以不依现行的学科划分而按大的专业方向划分，例如法学专业之下，可以设刑事法方向（含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方向（民法、商法）等，也可以按更细的方向划分，例如，金融法方向、税法方向等。具体设哪些方向，可以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各自的特点自行决定，但是，对于法本法硕而言，专业化是必须的，这是由法本法硕生源特点、培养目标和职业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没有专业化，法本法硕就无法与法学本科相区分，也无法与法律硕士（非法学）相区分。

基于法本法硕专业化的要求，现行指导性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改为按专业方向设置为主。必修课主要应当考虑是专业必修课而不是法学专业的共同核心课。例如，对于刑事法方向的学生，仅刑法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成为必修课，民法、经济法等专题不再成为该方向的必修课程。

所谓实务化，我们理解就是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所应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对于法学本科偏重于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相对于法学硕士偏重于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而言，法本法硕应在掌握法学理论和一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重点在于将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结合，学习和掌握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践中法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实务化，是法本法硕作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区分于法学硕士作为学术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区别所在。

法本法硕现行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对于法本法硕的实务化特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培养方式中将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列为基本的培养方式，并在培养工作中专列了实践教学的要求等，虽然在如何改进实践教学和加强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重视法本法硕的实务化培养方向则是应当肯定的。

3.2 培养单位应积极探索和完善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和措施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的一种创新制度，在很多方面不成熟和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其中培养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⑥作为培养单位，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认识法本法硕的积极意义，积极研究探索培养模式和培养措施。培养单位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充分认识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意义，把法本法硕的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加以研究和积极开展相应的教育培养工作。第二，积极开展法本法硕培养模式的探讨。根据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结合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探讨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应当按专业化和实务化的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改革目前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的做法。在教学方法上，强化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第三，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师资队伍偏重于理论研究，缺少实务经验的现实，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师的法律实务经验的培训。可以让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请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实务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为法本法硕学生配备双导师等措施，改进现有的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

3.3 完善与法本法硕相关的配套政策

第一，就业政策方面，应当提高职业法律部门用人的学历要求，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典型的法律职业，应要求具有法律硕士学历。这种要求，既符合职业法律人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法律职业部门法律人的素质，也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向职业化和精英化方向发展。

第二，改革司法考試。司法考试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分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本科毕业生为对象，注重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考查。第二阶段，以法科研究生为对象，注重法学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查。通过两阶段的司法考试，才能进入法律职业部门，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⑦这种改革，既可以满足不同行业对于不同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又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对人才的分类和分层次培养。

第三，调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将目前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单纯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调整成为包括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教育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使法律硕士教育成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调整既符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设置的目的和要求，也符合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法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有效衔接。

4 结束语

法本法硕，作为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其创设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合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方向和社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有利于我国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制度设计和实施存在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应积极使之加以完善，使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注：本文系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重点项目《法律硕士（法学）培养方案的创新设计》（课题编号：SDYY12148）的中期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金福海，男，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课题组主要成员：范李瑛、于永芹、刘经靖、郭静均为烟台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和教师

注释

① 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09]23号）.

② 吴英姿.“法本法硕”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与现代化，2010.9（3）.

③ 冀祥德，王崇华.规范与特色：中国法本法硕培养反思.西部法学评论，2010（4）.

④ 包万平，李金波.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6）.

⑤ 王键.招生政策调整与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⑥ 王满生，谷声燕.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教育同质化问题及其改革思路.高教论坛，2011（9）.

⑦ 林泰，黎学基.中国法律硕士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8）.

作者：金福海　范李瑛　于永芹　刘经靖　郭静

法律教育改革探讨论文 篇2：

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的关系

摘要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二者的结合,是法律援助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必然走向。绝大部分高校都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具体工作的开展上也各有千秋,但整体效果尚未尽如人意。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品,其在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上的双赢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对经济困难和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是国家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国法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国家于1994年开始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从司法部到省、地、县均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专职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已达6000多人,法律援助初具规模。但随着社会发展,矛盾增多,对法律援助需求的日益扩大,现有专职援助律师队伍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迫切需要社会力量作为补充。司发【2003】18号“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第(十一)条“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社会资源……鼓励和支持法律院校高年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与其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这为高校法律援助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的法学教育目前普遍存在理论有余实践不足的问题,学生毕业后发现所学很难致用,司法职业能力低下,往往需要再耗费一两年时间跟从专职律师才能直接从事法律工作。为弥补政府法律援助资源的不足,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免费的实践教学基地,许多高校建立了自己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可以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

1 法律援助对于法学教育

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相结合是必然的。法律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实践中得以运用才能发挥其应有价值。有学者认为,法学教育包括理论修养和专业技能,应培养学生法律概括、法律分析、语言文字表达等专业能力,以及法律注释、法律渊源识别、法律解释、利益衡量、法律推理、法律漏洞补救、法律说理等法律技术。但传统的法学教育将教学重点放在学生理论修养的培养上,而忽视了专业技能的培训。学生熟知法学概念内涵,对于实际操作流程、办法往往一知半解。即便有模拟法庭、案例教学、实习等环节加以弥补,也收效甚微,从历届毕业生的工作情形也可窥得一二。法律援助进入高校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问题。

1.1法律援助可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首先,法律专业技能是一种综合性的应用技能。法律援助将生活中具体案例搬到学生学习中来,这一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法律学科和社会科学,从接待到取证、开庭、案卷整理归档,通过办案,学生的各种法律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乃至社交能力可以得到综合培养并融会贯通。办案不仅需要满腔热情,而且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其次,法律援助以真实案例给学生以具体操作的机会,这种亲身体验下培养实践能力的效果是传统教学手段中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所不能比拟的。毕竟,案例教学中,老师所选取的案例往往具有片面性,甚至可以忽视与该学科关联不大的方面,但生活中的问题不可能都是简单纯粹的,同时还会涉及许多实际问题,包括当事人的情绪变化、行政干扰等等,这就导致学生在实践中会无所适从。模拟法庭可能会选择真实案例,也包含了整个案件运作流程,但终究是模拟,学生是很难体会到那种真实解决问题的质感的。

1.2法律援助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职业素养是法律人必备的,也是法学教育的目的之一。大学生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援助力量的组成部分,是法学院学生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弱势群体的接触,也可以让天之骄子们走出象牙塔,更多地看到这个社会阴暗面,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无奈,以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帮助弱势群体,实现社会正义。同时,法律援助是无偿的,无偿的援助摆脱了经济因素的干扰,学生的满腔热情仅仅是出于正义之心。

1.3法律援助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的法学教育并没有摆脱一贯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模式,学生的接受是被动的,尤其是在大班教育的情况下。而法律援助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出手解决问题,在整个环节中充当一个领路人和开拓者的角色,有不懂的地方便会主动去寻找解决方案,并在最后体验到问题解决的成就感,学习积极性大大激发。

1.4法律援助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思维

从事法律工作不仅要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而且要求法律人以缜密的思维进行法律推理、司法认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帮助学生增强这一意识。譬如时效问题,课堂教学无论如何强调时效的重要性,也未必能引起学生重视。但在实际办案中,时效问题关系诉讼胜败。通过办案,学生能现实感受时效之重要,使其对时效的重要性刻骨铭心,形成习惯性思维而非轻易抛到脑后,真正确立时效意识。

2 法学教育对于法律援助的作用

2.1法学教育可以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

一方面,扎实的理论基础是提供法律援助的必备功底。传统法学教育中基础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建立起基本的知识框架并不断丰富充实,是法学院学生相对于其他学院或普通大众的专业优势之所在,也是其成为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之一的重要原因。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可以更加沉着自信地应对各类问题,解决的效果也会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职业道德是法律援助人员提供合格法律服务的重要保障。法学教育中对于法律人职业素养的殷殷教导对于伴随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实际案例的操作中会接触到社会中很多让人无奈的一面,在“势”与“利”的面前,如何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坚守住法律人的原则,这样的教育可以让人终身受益,也让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开展下去。

2.2法学教育是法律援助工作的“本营”

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主体,无论是在司法部到省、地、县的法律援助中心,还是在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建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中,都必须是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高校的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最主要的途径,是向国家法律援助制度“大厦”输送“原材料”的重要源泉。只有法学教育不断发展进行下去,法律援助工作才能高效地运转下去。

3 各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绝大部分法学院校均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在具体运作上又各有千秋,收效也是各不相同。在我们的调研中,曾走进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四所院校。下面将重点以华政、南大及笔者所在苏大的法律援助中心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3.1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2006年三月,华政法援开始投入社会工作。地理位置上,有一个单独改建的办公室在校门之外,临近路边,方便咨询。人员配置上,其队伍包括硕博研究生及高年级法学专业本科生,人员选拔时要经过层层笔试、面试,成员的资质、素质得到保障。华政法援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不同于其他院校的机构设置。该中心以解决问题为主导,分为“劳动者权益保障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部、房地产纠纷咨询部和财产纠纷咨询部”四个部门,服务特征明显,方向明确。

两年间,华政法援除常规的定点值班外,还有不少特色活动。对外,送法入校,送法入狱,建立共建单位,开展大型的法律咨询活动等等。对内,主要是专业培训和模拟法庭,另外,还有课题研究活动。各类活动均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墙上挂满的锦旗即可彰显。

3.2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南大法援成立于1998年,成立伊始就成为国内第一家高校范围内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常设性法律援助社会公益机构。该中心由22名指导老师、11名律师和80名法学院学生组成,包括高年级本科生、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若干名。主要日常工作是接待来访咨询者、电话咨询、信函回复等,成员还担任居委会法律顾问、义务咨询员,定期组织出外法律咨询活动。至今为止,南大法援成绩斐然,接待来访人员5000余人次,电话咨询近3000人次,解答社会来信200余封,受理各类案件近百件,其中正式代理近50件。其社会影响力令人瞩目。

3.3苏州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苏大法援经由苏州市司法局审批于2004年初成立。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1000多人,其中当面咨询600多人,电话咨询300多例,回复信件近百封,在多个社区和学校设立咨询点,近年又与各社区成立共建单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高校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总结:各高校的法律援助开展状况不一而足,可以共享的是开展得比较成功的几所院校,如华政和南大的经验及部分院校所共同存在的弊病。

3.4高校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3.4.1成员应对问题能力不足。观察工作开展存在问题的各中心可以发现,其主要成员往往是低年级本科生,对于法学,他们自己尚未入门,很难解答来访者的困惑,大部分问题被滞留下来,待请教过相关教师再做回答,大大降低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尤其是在对外开展咨询活动时,初衷难以实现。

3.4.2工作中心不明。法律援助中心作为一个团体必然会设置各个部门以方便工作开展,如为了对外宣传而成立宣传部或美工部,但部分法援在此过程中丧失了中心成立的初衷,其法律服务特征不再明显 。

3.4.3部分法援存在经费不足、报销困难,以致大型活动难以开展的问题。另外,没有专门的指导教师或律师也是其活动开展不畅的原因之一。

3.5 经验

3.5.1高素质的人员配置

通过介绍可以发现,华政与南大在中心成员的配置上都有较高的要求,低年级本科生往往由于专业知识不足而不被纳入,也排除了新生入学后仅出于好奇或一时热情而选择法援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心的服务质量和日常工作开展的稳定性。

3.5.2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高校法援一般都设于学校内部,由学校或所在院系进行管理。领导层对法援工作的重视使得其活动更为顺利有效地开展。如充足的经费支持,律师和指导老师的配置帮助,校外活动资源的获得等。

3.5.3中心成员自身的努力

任何成功的获得都不能忽视最为根本的内动力。实践中的法律工作是繁复的,无论是接待、回访还是宣传咨询,成员工作时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态度是中心工作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的重要原因。

4 诊所式法律教育——实现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的双赢

4.1诊所式法律教育概念及在中国的发展

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新模式,主要是对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的一种反映,现已成为世界法学教育改革的趋势。它汲取了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教育模式的经验,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的过程,学生通过实践操作,以律师身份办案,从而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执业技能和职业道德。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华政、武大、中南政法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教学课程,尝试运用此种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至2002年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四所高校法学院∕系设立该课程。同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上述11所高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

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

4.2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的区别

法律诊所代理的主要是法律援助的案件,由学生代理案件,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缓解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社会责任感有重要的意义。它与高校法律援助的区别主要在于:

4.2.1性质不同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种教学方法,通过诊所式的教育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等,而高校的法律援助是属于社会法律援助的组成之一。

4.2.2开展形式不同

诊所式法律教育下,教师结合教学目的,选择性地接待案例,并且全程参与。高校法律援助活动开展的形式多样,但以提供咨询意见、代写文书、宣传法律常识为主。

4.2.3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不同

诊所式法律教育于2000年引入中国,发展至今也是方兴未艾。而高校法律援助的开始远早于此,绝大部分高校的法学院系也与司法行政部门联合,依托法学院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

4.3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引入

4.3.1中国的法学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批判。现有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以自己的方式向学生单向性地灌输知识,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学生的感受和理解程度,学生被动地接受,听课,笔记和考试。考试成绩是评价课程学习得如何最主要的标准,学生以考试成绩和排名为主要追求目标,很难掌握法律知识的精髓,难以体会法律的真谛。

(2)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不适应。司法考试是一种执业资格的考核,注重对考生理论分析、综合运用等能力的检测,而目前高等院校的学生很难通过该考试,说明四年的学习后学生依旧没有掌握法律的基本执业技能。

(3)学生难以适应社会工作。基于传统的教育模式,学生虽然拥有了从事法律工作的通行证,但缺乏从事法律职业的综合能力。一旦置身于具体法律社会中,面对形形色色的现实问题,空有理论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进而陷入迷惘状态,产生挫败失落感,社会也会对大学法律教育产生怀疑。

4.3.2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价值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价值与高校法律援助的开展价值在很多方面是有共通之处的,又由于其相较后者,主要是对案例的全面参与,因而还可以促使实践法学的形成。传统法学将部门法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它们各自在法典结构上并不相同。从根本上说,实体法与程序法密不可分,但在法学院教学上很难实现二者的统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实案中探讨具体法律问题,将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4.3.3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1)经费问题。目前我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但这种资助是短期的、不稳定的,不能支持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长期开展。诊所运作时涉及到机构建设、专员管理、案例调查取证等一系列问题,成本较高,但又属于法律援助的形式之一,难以从当事人处得到经济支持。而国家的法律援助经费本来就杯水车薪,又绝大部分用于司法行政部门,没有专资拨给高校法律援助,同时诊所所属院校是非营利性机构,也不可能长期予以经济支持。

(2)学生代理的身份问题。学生在法律诊所代理案件时,一般都是公民身份,所享有的权利远不及律师。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以外的辩护人,非经司法部门批准,不能查阅案件材料,不能会面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无法调查取证,直接影响到了刑事案件的代理。

(3)师资问题。目前法律诊所的老师一般均从原有的法学院教师队伍中产生,他们一方面要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另一方面要兼顾传统法学教育,难免存在精力不足的状况。另外,我国也缺少对诊所教师的评价机制,很多老师都要面临晋升或评选高一级职称的现实,因而不得不受到传统评价机制的牵制,在对诊所教育的精力分配上有所顾虑。

针对以上问题,法律援助本来就是政府责任之所在,法律诊所作为法律援助的形式之一,应当得到政府长期充足的经费资助,同时,应当确立法律诊所的特殊地位,承认学生的准律师身份。另外,各高校应当聘任专职教师进行诊所式法律教育,尽快建立起诊所教师评价机制,独立于传统的教师评价机制,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4.3.4管中窥豹——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劳动法律诊所

王健法学院劳动法律诊所启动于2008年10月,是由美国的国际劳工权利基金组织资助,依托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所建立集劳动法教学和劳动争议案件咨询代理为一体的法律服务机构。它基于“劳动法律诊所教育和培训计划”而建立,旨在让劳动法专业的研究生在劳动法教师、专职律师的指导下,通过处理社会中一件件真实的劳动纠纷案件来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同时向弱势劳动者提供维权的法律武器。

诊所由法学教授、专职律师以及多名法学硕士研究生组成。其指导老师沈同仙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经济法教研室主任、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理事、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和苏州市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员,同时为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从事劳动法的教学和研究,并参与我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的认证和讨论。指导老师主要负责每周诊所运转的总结、决定案件的代理并为学生平时在诊所的工作提供意见。专职律师刘永胜 2001年起进入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擅长处理劳动纠纷案件,平时与学生一起进行值班工作。

该机构只为存在劳动问题或劳动争议的劳动者一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向劳动者提供法律问题咨询、诉讼文书代写及案件代理等服务(但由于学生尚未取得律师资格,代理仅为公民代理)。属于机构受案范围的案件,机构决定受理并与当事人签订代理协议后,将为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不仅接受法律咨询和代理出庭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可在受案期间为当事人提供适当的生活补助,包括为当事人承担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交通费和餐饮费。

关于诊所的具体运转,学生平时两人一组在诊所值班,如遇咨询类案件也可直接单独回复。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在案件的承办方面分工协作,全体同学被分成五个业务小组。每组设组长一名,主要负责召集、资料收集的分配等。劳动者将遇到的劳动法律问题诉诸劳动法诊所,经过一系列程序的审查,认为案情有教学价值,诊所将接收的案件指派到各个业务小组,由各组在导师和律师的指导下独立兼有配合地处理案件。诊所仅作为学院的教学项目,并不独立,因而不设学分。另外,为维护诊所的硬件和软件,全体同学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组成了四个职能组:电脑、网络小组,宣传、视听资料组,后勤组及资料搜集整理组。

法律诊所的教学虽然以实际案例为主,但离不开基本的理论学习和职业道德素养。探讨中国环境下的高校法学教育方法也正是劳动法诊所项目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对同学们进行更深层的劳动法理论和诊所式法学方法论的传授是劳动法诊所项目的法学教育探讨方向和教学内容。

5 结语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是实现二者对接的有效途径,虽然它被引入中国才不久,具体操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因其优势所产生的强大生命力是不可抗拒的,它是未来中国法学教育的必然选择。相信法律诊所教育一定会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王美霞

法律教育改革探讨论文 篇3：

简析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建构

内容摘要：我国教育改革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教育公平，青少年减负等问题依旧需要深入的改进，由此，需要建立较为完备的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本文深入的探讨了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构件，并指出了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三个维度。

关键词：教育改革 合理性 合理性逻辑构件

吴康宁教授认为，教育改革需要在以下三个要素的共同构建中，才能走向成功：首先，教育改革需要符合道德，能够促学生的整體发展，这是教育改革的初衷，是教育改革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体现了教育改革的价值倾向，也影响了在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的价值标准，对教育事业的长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为了保证教育改革推进的合法性，需要给教育改革者一定的利益回报，这可以使更多人走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为教育改革贡献力量，从而推动教育改革的发展，这可以促使教育改革获得更大的深灰认同，从而减轻教育改革的阻力。第三，为了保证改革的过程更加真实有效，要在改革的过程中贯彻好民主原则，以民主为原则推动教育改革，可以优选教育改革的参与主体，优化教育改革的推行方式。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与教育改革的合法性理论有着重要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教育改革合法性建设。

一.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理论构建

（一）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基本内涵

关于“合法性”这一概念，古往今来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方式，最早对“合法性”依次进行解释的是卢梭，卢梭认为，认为合法应建立在美德和正义的基础上，强调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种观点广泛的受到认可，罗尔斯、诺齐克等人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作规范主义解释，另外对于“合法性”还存在着经验主义和“重建的合法性”等解释观点。经验主义解释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经验主义强调形式性，认为合法性的统治应是大众长久支持和相信的统治，在经验主义解释之下，“合法性”的定义与价值取向并无关系。“重建的合法性”指的是符合合法性的统治应是值得大众认可的，符合广大群众价值观念的统治，这种“重建的合法性”将经验主义解释与规范主义解释辩证的结合了起来，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合法性的问题不仅有关于政治统治，还有关于社会各个学科，合法性理论往往在各种社会学科的探索中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对于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政策推出的论证，以及各种改革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二）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构建的可行性

目前，我国的教育正处于改革的关键点，对我国的教育进行深度的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目前的教育局面下，对于教育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促使我国的教育改革能达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远效果，还有着较长的路要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育的“合法性”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一度陷入合理性的危机，教育的权威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使得教育改革推行起来举步维艰，改革的公信力受到很大的质疑。完成教育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工程，不仅要对于教育本身进行良好的研究与规划，往往还需要处理许多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科技等综合性问题，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划分问题。教育改革的推动往往是战战兢兢，一旦一个点出现问题，就会对于改革的全局造成影响，我国的教育改革往往都局限于依赖政策实施推进，而没有与法律紧密的结合起来，这使得我国的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依旧受到较大的局限性限制，许多推出的，具有明确优越性的政策都落实不到实处，教育领域的管理依赖行政而轻视规则，政策推行欠缺可行性，而当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原则，对于各行各业的违法行为都采取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处理方针，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建设有了较好的土壤，能够推动教育改革向着更加稳定、法制的方向发展。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能够发展的具体因素如下：

第一，教育改革的合法性有着强烈的社会需求，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革，我国的教育局面虽有好转，然而依旧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基础教育需要进行改革，高考的内容和政策尚不完善，高等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广大中小学的素质教育改革尚未全面落实，学生课业压力依旧居高不下，各地的教育资源十分不均衡，择校的现象屡禁不止，这些不足都呼唤了教育改革的推进，要求了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建设，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需要能够对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给予原则性的指导，回答好“谁的教育改革”的发问。

第二，依法治国的要求。自十八大四中全会后，依法治国的指导方针全面落实到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强调社会公平，要求了社会各业做到机会均等，制度透明，规则公平，教育领域也需要进行公平性的建设，对于教育领域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势在必行，而想要完善教育改革，促使教育改革在大方向上不迷失，走平坦稳定大道，需要对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进行建设，以促进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能始终在依法治国的引导下，走公平法治之路。

第三，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建设响应与时俱进的时代乐章的号召。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要求社会各界进行深度的改革，尤其是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进行有深度的，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改革，教育关乎的国家明天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机制关乎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就是国家复兴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教育领域推行更为公平的改革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需要建立的更加完备，能够有效的指导教育改革的公平促进问题，减小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真正全面提高我国的教学质量，同时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压力。优化评价机制，平衡管理权力，完善学校的管理模式，形成一种系统化的逻辑结构，并且要让这种逻辑结构得到广泛的认同，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促进教育领域进行综合性的改革，协调好各方力量，让教育改革焕发出最大的光芒，体现出最优越的价值所在。

二.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三个维度

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想要发挥出良好的指导性意义，需要符合时代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深度的融合，笔者经过深度的调研，提出了有关建设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三个维度。

（一）规则维度：合乎法律

合乎法律是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建设必须要遵循的首要性原则，想要教育改革真正的具备可实施性，并且能够长足的发展下去，就需要将教育改革与法制建设深度的融合到一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先后颁布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这些法律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些法律也有着一定的不完善之处，法律中规定的违法行为大多都只有定性的规定，而没有具体的明确“量”的规定，这使得法律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许多的漏洞，给予了管理者较大的处置空间，许多教育改革的具体事项得过且过，部分学校对于教育改革十分敷衍，作的都是表面文章，实际的教育教学依旧是老办法，旧习惯，无制度，管理乱。建立更为优越的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首要的就是要完善立法，优化执法，在教育领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促进整个教育体制内的法制建设，在制度维度上做到：合乎法律，从而全面的优化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建设。

（二）价值维度：合目的性

教育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社会活动，它相较于其他直接创造财富的事业有着一定的区别，它有着非功利性的特点，在构件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过程中，不能让教育背离了“非功利性”的特点，以及教育传统的教书育人的目的，当教育单纯的成为谋生的途径，成为人才选拔的渠道，大量的功利因素充斥在教育中，教育本身的价值就丧失了，教育不再是培养人，发展人的工具，而成了扭曲人的桎梏，进行教育改革，首要的就是要让教育的目的真正的得以实现，去除掉教育领域中诸多“非教育的逻辑”，真正做得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从价值取向上，追寻合目的的方向。从个体方面，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应利于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从教育的全局来讲，应该着眼与教育的发展与公平，既要促进教育领域的探索与发展，又要促进区域教育资源的平衡，促进教育公平。对于偏远地区，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应予以扶持，而对于残障人士等接受教育较为困难的学生来说，应做到一视同仁，不得予以歧视。

（三）实践维度：合时效性

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建设的第三个维度是实践维度，实践维度强调的是合时效性。教育改革是复杂的事业，对教育领域进行改革，影响着多方利益，着些利益主体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好，会造成教育改革的整体崩盘，这就需要足够的审时度势，考虑既定时间段内的环境因素。然而，教育改革又是文化领域的改革，不能粗暴的进行，是关乎于国家前途的改革，不能盲目进行，进行教育领域的改革，需要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在建设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先进理念的指导和实践情况的结合，一方面要规避空谈误国，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改革，致使改革出现大的纰漏。

三.结束语

我国地域广袤，不同的地域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我国教育改革进行的较为艰难的原因，很难制定出一套适宜各地发展的教育改革方案，建立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的目的在意辅助和指导教育改革，然而，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依旧面临众口难调的问题，建立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需要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力求制定出的教育改革合法性逻辑能够适应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指导我国教育改革，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勇.梁启超的教育改革行动及演变——以“侨易”经历为中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1）：117-124.

[2]魏治勋.论法律解释的合法性逻辑结构[C].//全国非形式逻辑与法律逻辑学术研讨会.2004.

[3]朱成科.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性反思[J].长春大学学报，2006，16（11）：126-130.

[4]叶澜.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跨世纪思考[J].教育研究，1994（10）：3-8.

[5]石中英.教育改革還是要多一点辩证法[J].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5）.

[6]薛传会.论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逻辑建构及其理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33（3）：14-22.

（作者介绍：尤海佩，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作者：尤海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