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区域差距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统筹区域发展和协调区域经济关系将成为事关中国区域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这种区域差距，不仅存在于快速增长的中心区域与缓慢增长的边缘区域之间，同时还存在于各个边缘区域内部。尽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明显差异性，但同时也具有相关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研究论文 篇1：
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对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涉及到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应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构建产业集群影响因素模型；二是分析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中的影响要素。
关键词：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综述
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美国加州硅谷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群、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产业群，到德国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产业群、英国奥克斯弗夏尔的赛车设计制造产业群、意大利伦巴第的纺织业集群、法国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产业群，再到日本大田的机械与金属加工业、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业集群、台湾新竹的半导体硬件业集群，乃至中国东莞的小家电制造业集群、吴江的羊毛衫产业集群。国内国外的研究与实践均证明，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以及地方政府重视培育产业集群，并将之作为提升自身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研究产业集群及其影响因素的意义，既是出于在国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出于区域经济竞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杂格局下增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力的需要。
1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回顾
1.1产业集群的研究溯源和概念界定
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826）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第一次从区位研究的角度提出农业生产的布局是由级差地租来决定，之后韦伯（Alfred Weber，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以运输成本）为核心的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第一次将集聚理论体系化。但是最早对产业集群问题进行直接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他提出了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理论，并指出产业集聚的关键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包括协同创新的环境、辅助性工业的服务和专业化劳动市场、平衡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等。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的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产业集群和国家（地区）的竞争优势联系起来之后，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更是风靡全球。
在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同时，由于产业集群本身结构的复杂性、产业集群在各国各地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差异性、学者们所专攻的学科不同和研究角度的多样性等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都没有形成一个对产业集群概念的统一定义。然而实际上，种种对产业集群的不同界定所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现象，只是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中，受到较多认可的是波特教授以及世界经合组织（OECD）给出的定义。虽然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定义了集群（cluster）这一概念，在《竞争论》一书中对产业集群概念也作了较详细的表述，然而他最具代表性的对于产业集群的定义存在于其1998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集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即“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一群在地理上集中并同处于某一特定产业领域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集合。产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其他实体。”OECD（2001）则提出，产业集群可以描述为有众多相互依赖的企业（包括专业化的供应商）、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院所及技术支撑机构）和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经济上、智囊团）以及客户组成的生产网络。综合波特教授和OECD两者的观点，可以得到对产业集群的一个简明定义，即众多集中在同一地理位置并在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这个定义也是对其它如“产业集聚”、“企业簇群”、“企业集群”、“聚集经济”等现象的一个客观的描述，因此可以基本上涵盖相关概念。
1.2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产业集群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纷纷指出存在着某些因素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最早研究产业集群问题的马歇尔认为除了交通运输对产业集聚有十分直接的影响之外，还有三个更为一般的原因即：信息交流最大化、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工人的集中供给。韦伯（1909）把产业集群归结为4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克鲁格曼（1991）则认为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他创立的“中心—外围”模型则阐明了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聚集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Kaldor（1989）在论及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时，认为要素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特点在规模报酬递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地区要素禀赋的特点是集聚经济的基础。Doeringer和Terkla（1995）则认为，“每个集群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或是吸引企业加入集群的一些稳定的、不可移动的要素产生的成本优势所决定的。”波特（1990）认为产业的地理集中是竞争导致，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项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和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这四个决定因素形成一个菱形结构即钻石模型。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以说明相互强化国家竞争力的产业都会出现集聚，其原因通常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钻石体系中，每个决定因素都具有地理集中的含义。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付正平（2002）认为，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朱华晟（2003）在对浙江省的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后强调指出，“企业家既是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同时他也认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当起到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和创新环境，提供企业和公共机构间的联系机制的作用。徐强（2004）通过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得出了技术、市场、自然禀赋、政府政策和行为、人文以及（产业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所指的技术包括流通技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所指的市场包含了市场容量、市场分工、市场需求结构和市场结构；所指的自然禀赋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王志敏（2007）认为企业在园区内的集群并非偶然，它由一系列的因素起作用，主要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或支撑产业、企业战略、政府及基础设施环境。他同时强调，这些要素主要具有地域特有性质或不可转移性，同时具有稀缺性、不易替代等特征。刘乃全则（2009）指出，一个产业要成功实现聚集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素条件，要求产业内的资本较快地流向某一区域内，以及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有机结合；第二个是市场的充分供给，即需要条件，要有市场能充分接纳在产业聚集区生产的大量产品；第三个是环境条件，即当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业习惯和竞争文化）允许并鼓励这种集聚现象。
国内也有学者按照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雷鹏（2009）在研究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发展的关系时，将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轨迹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集中—集聚—集群。他认为，在集群发展的初始阶段——集中的过程中，工业园区的政策环境和设施配套这两个因素是吸引园外企业入驻的最大原因；在第二阶段——集聚的过程中，园区企业之所以向某一产业集聚依托的主要是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范和服务配套这四个基本条件；在第三阶段——最后形成集群的阶段，除了上述两阶段的因素外，还必须具备人文环境、集群特色、产业配套及创新企业家群体四大要素。
1.3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埃利森和格莱泽（Glenn Ellison and Edward L.Glaeser，1997）对美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及顾客与企业区位的相邻所导致的运输及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于解释企业为何选择聚集在一起的重要性不大，而企业相互邻近所导致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于产业聚集则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集中的劳动力市场。当企业与其他产业使用相同类型的劳动力时，不同的产业也会在同一区域聚集。刘莹（2004）以波特的钻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爱尔兰软件业集群进行分析，总结出大量低成本而技能熟练的劳动力、国外资本的进入和跨国公司地方化、良好的基础设施、充足的市场需求、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以及“产、学、研”合作机制是爱尔兰形成集群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对国内产业集群进行了许多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涉及到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徐康宁、冯春虎（2003）对中国28个制造业地区性集中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范围基本涵盖了全部制造业类别。他们研究发现，制造业在地区内的高度集中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进程的结果，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专业性产业组织、中间产品供应、服务业等附属行业的发展都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市场因素。市场交易化程度，尤其是各种资源（知识、技术、经营渠道、计划指标及至特殊机会）商品化率的程度，也是一些地方形成产业中心的重要条件。他们认为，从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不一定比市场化条件下的产业集中选择更为有效，原因是在于地方政府选择当地产业方向时的激励主要来自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意愿和对上级政府产业政策的理解，而企业的产业方向选择则出自对利润的追逐。骆文达、曾路（2003）以福建晋江运动鞋产业集群为实例，分析指出产业内资本、劳动力及技术等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存在充分的市场需求、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区域融合以及当地的制度支持是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形成的条件。他们同时强调，在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条件支持。例如在集群发展的初期，资本、技术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的市场需求是重要条件；而在集群的成熟阶段，价值链、技术链的整合和区域的制度支持则是重要条件。金祥荣、叶建亮（2001）则强调是产业的特定要素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聚引发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兴起和演化，这些特定要素包括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产业氛围等。金祥荣等（2006）对浙江永康地区五金机械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和产品的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2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对形成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交相辉映，使产业集群的研究逐渐细化和深入，并对各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然而遗憾之处在于，由于学者们所基于的角度、所根据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对象即产业集群地区的自然条件、产业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归入五大类别，即自然禀赋、生产要素、市场、投资环境和特殊事件。不可否认，这些学者们的成果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也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学术应当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角度来看，纷繁复杂的学说容易造成人们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出现认识上的混乱。展望未来，对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该关注下面两个方向：
2.1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
随着产业集群的研究日渐广泛，产业集群研究已经步入学科交叉、知识渗透的发展阶段，是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一个交叉点，研究的方法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分析，同时研究的内容则包含了集群的形成与演化、集群与技术创新、集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集群的组织结构、集群的竞争优势、集群与工业园区的关系等等。即使如此，由于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证的紧密结合，也缺乏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仍未形成，而这个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即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更是亟待成熟。毫无疑问，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是这些因素与产业集群本身必然会组成一个系统的结构，也就是说，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作用的。如果能够
把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紧密结合，将这一系统的机理清晰地描述出来，构建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的产业集群影响因素模型，可以为后续的产业集群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2分析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中的影响要素
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强调时间的推移与制度变迁对经济领域的各种现象所起到的改变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创新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知识外溢以及世界经济贸易的不平衡，给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目前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偏重于集群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和集群与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静态研究，对于产业集群如何适应急速变化的全球大环境，以及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机制和演化的影响因素则涉及得甚少。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将是未来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在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调整的进程中，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生命周期和特征将如何演变，以及促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原理都值得加以深入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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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凌 王亚新
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研究论文 篇2：
边缘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聚类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区域差距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统筹区域发展和协调区域经济关系将成为事关中国区域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这种区域差距，不仅存在于快速增长的中心区域与缓慢增长的边缘区域之间，同时还存在于各个边缘区域内部。尽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明显差异性，但同时也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边缘区域；系统聚类分析；对策建议；赣州市；赣粤闽湘四省边际区域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区域差距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种区域差距，不仅存在于快速增长的中心区域与缓慢增长的边缘区域之间，同时还存在于各个边缘区域内部。所谓边缘区域，是指在一个广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远离经济增长中心并且缺乏采用典型发展模式转入快速增长轨道的条件的区域。作为中国典型的边缘区域，赣粤闽湘四省边际区域包括江西赣州和吉安及抚州、广东韶关和河源及梅州、福建龙岩和三明、湖南郴州等九个城市，面积19万多平方公里，2004年末总人口为3 800多万人、区域内国内生产总值为2 600多亿，具有土地面积大、人口多、矿产资源和生态资源丰富的特点，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交通要冲，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最直接的前沿腹地。历史上多为客家先民南迁躲避战乱的主要入住地，在革命战争年代多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自然、历史、文化及政治等原因造成了今天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已远落后于发达的珠三角与闽三角。赣州市是江西省最大的行政区，位于珠三角、闽三角、长（沙）株（洲）（湘）潭和（南）昌九（江）景（德镇）四大经济区的几何中心，以赣州为中心，400公里为半径划圆，在这么一块广阔腹地，赣州居中。无论从区域土地人口资源状态，还是从区域产业空间布局情况，赣州市既是江西省域层面的南部重要城市，也是赣粤闽湘四省边际区域层面的中心城市，以赣州市作为边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系统聚类分析的研究基点，将具有代表性。
为此，根据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明显差异性，同时也具有相关性的经济区划原理，笔者特选取赣州市18个县（市、区）为样本，以2006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作为比较基础和研究实例，对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系统聚类划分研究，并结合赣州市“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发展战略和“打造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目标定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赣州市及其它边缘区域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二、赣州市经济发展状况的系统聚类划分研究
（一）聚类模型
根据系统聚类法的基本原理，先将n个地点看成自成一类的样本，并定义样品间、类与类间的距离，进而选择距离最小的一对合成一新类，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再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这样，每合并一次都缩小一类，直至所有的样品都成为一类为止，最后根据各类之间的亲疏关系，画出一张完整的分类谱系图。
欧氏距离（dij）是一种常用的分类统计量，其距离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为消除量纲的影响，需要将空间序列的原始数据做极差标准化处理，以增强各因素之间的可比性。
聚类分析实际上就是根据地理变量的属性或特征的相似性、亲疏程度，用数学的方法把他们逐步地分型划类，最后得到一个能反映个体或站点之间、群体之间亲疏关系的分类系统。
（二）指标体系
选择反映赣州市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的10项主要经济指标，作为对经济发展类型系统聚类分区的聚类要素。X1为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x2为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x3为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x4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x5为人均农业总产值（元）；x6为人均工业总产值（元）；x7为人均乡镇企业总收入（元）；x8为人均粮食产量（公斤）；x9为人均财政总收入（元）；x10为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人）。具体指标数据见表1。
（三）结果分析
本研究利用世界上著名的统计分析软件SPSS 的Windows版本，用组间连接法（Between－growpsLinkage）进行分析，并用二值欧氏距离平方（Squared Euchidean distance）计算两个样品之间的距离，并选择Range ０ to 1方法，对反映聚类要素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最后根据聚类谱系图和欧氏距离的大小，对赣州市各县（市、区）分为不同类别区域，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和图1。
以上结果表明，赣州市各县（市、区）的聚类划区特征比较明显。若划分为四类,（1）第一类：以章贡区为代表。它属于城市经济型区域，此类市辖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综合经济实力强，第二、三产业比重大，经济基础较好，重要经济指标基本处于全市前列。（2）第二类：以信丰县、南康市、于都县、上犹县、宁都县、赣县、全南县、瑞金市、崇义县为代表。此类属于资源基础条件较好，经济增长较快的一类。（3）第三类：以大余县、龙南县、定南县为代表。此类县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固定资产比重大，后劲较明显的区域。(4)第四类:以安远县、石城县、会昌县、兴国县、寻乌县为代表。其经济发展速度一般，以农业产业为主体，属总体经济实力较弱的类区。若聚类划分为五类，其结果基本一致，只是崇义县被单独划为一类，属资源类型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总收入等经济实力较强。若聚类划分为六类，其结果基本一致，只是信丰县、南康市、于都县从第二类中被划出成为新的一类，属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的类区。若继续聚类划分为七类，其结果基本一致，只是兴国县、寻乌县从第四类中被划出成为新的一类，属第一产业比重较大、固定资产投入大，发展相对较快的类区。上述聚类结果与赣州市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吻合较好。这种区域发展上的差异性，必然带来更多的非均衡性影响，由此形成决策上的分异特征。因此，赣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系统聚类划分结果可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三、赣州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探讨
“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发展战略和“打造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目标定位，是赣州市“十一五”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在当前城乡差别比较大的背景下，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程度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赣州紧靠“珠三角”的区位优势，不断增强城市实力，加强区域合作与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这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结合赣州市经济发展系统聚类结果，赣州市应当坚持“生态经济协调、中心城市带动、突出区域主导功能、创新发展”等原则，从科学布局、城市带动、产业集群、投资环境优化等方面加强对策研究，在大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同时，着眼于从农村入手、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域入手，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以整体提升赣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一）制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科学布局赣州市的经济建设
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生态文明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更高层次的追求目标。先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无一不是以好的环境基础作支撑的。谁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抓的早、做的好，谁就会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任何区域的开发强度必须严格控制在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不能盲目开发，过分索取，以保证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赣州市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通过制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把生态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战略，努力提升经济质量和区域竞争力，实现赣州经济建设的科学布局，确保其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地发展。
（二）发展以市中心城区为核心的“瑞金－于都－中心城区－南康－信丰－龙南”城市经济带，形成赣州经济腾飞的增长极
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是一定地域内的经济聚集体。城市和区域相互依存，彼此推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一般城市而言，中心城市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心城市是指一个区域内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城市。中心城市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若干“中心”，如商品流通中心、交通运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信息交流中心、科教文化中心，等等。中心城市通过这样的“中心”对区域发展起带动作用。从区域经济看，中心城市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集聚地。广东、浙江及江苏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中心城市是培育财源的关键所在，是增强发展后劲的最主要源泉。因此，赣州市要打造成为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首先应加快发展以市中心城区为核心的“瑞金－于都－中心城区－南康－信丰－龙南”城市经济带，形成赣州经济腾飞的增长极，才有可能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
（三）按照功能分区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具有赣州特色的产业集群
在全球化背景下，赣州与周边发达地区已不是简单的支配与依附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平等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分工关系。由于周边地区资源重新配置的客观存在，赣州必须加快产业对接的步伐，引导和鼓励区域间产业分工和转移，形成优势互补、协作配套、共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提高区域间整体产业水平。赣州市要按照主体功能区和经济功能区明确功能分区，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在区域经济联系，本着优势互补、各展所长、资源环境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城市格局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理、科学的产业功能定位，加快工业园区载体建设；要依托赣州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通过与周边发达地区的对接和互动，发展壮大包括机电制造业、新型建材业、生物制药业、现代轻纺业、食品业和有色金属及新材料工业在内的六大主导产业；要实行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集约发展模式，重点形成钨、稀土、氟盐化工和脐橙等四大具有赣州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以实现赣州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
（四）不断完善“十大体系”建设，动态打造赣州投资环境新优势
从广义上来讲，区域投资环境是指一个地区或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对投资活动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综合系统。区域投资环境内容复杂，构成要素众多，几乎包括一个地区的所有情况。当前国内外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其中，投资环境的竞争已成为引资竞争的关键。赣州市以“十大体系”建设为突破口，由此打造出来的赣州市区域投资环境优势也越来越突出。所谓“十大体系”，就是指在“政策法规、信息网络、人力资源、物流服务、贸易服务、产权交易、口岸服务、技术标准和社会保障”等10个方面分别出台主题文件和配套文件，共同构成与“长珠闽”全方位对接的系统性政策文本框架。从赣州市两年多的实践来看，证明“十大体系”建设找准和抓住了赣州发展的关键和要害，为赣州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强大动力，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十大体系”建设需要结合赣州发展变化的实际得到不断修正与完善，只有这样，所打造的赣州投资环境新优势，才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才更加体现出赣州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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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桂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罗贞礼
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研究论文 篇3：
国内外城市开发区转型升级研究进展与展望
摘 要：从各国城市发展历程可看出，开发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实现对外改革开放的窗口。与开发区的实际发展相对应，国内外学者们对开发区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特别是近十年来，围绕开发区转型升级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论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开发区转型升级战略；开发区转型升级评价；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开发区转型升级模式；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组织关系和开发区功能转型。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发现，开发区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而且呈现出高质量化，但就学科发展而言在转型升级模式、转型升级路径、转型升级潜力等方面尚需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
关键词：城市开发区；转型升级；研究进展；研究展望
开发区是指为促进经济发展，由政府划定实行优先鼓励工业建设的特殊政策地区，常见的形式主要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开发区两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是我国价值链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开发区发展至今，在取得许多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发展瓶颈，转型升级成为其必然选择。经济学和地理学对开发区的研究逐渐从理论和效率评价方面转向功能的拓展方面。功能拓展必然要求开发区进行转型升级，开发区转型升级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前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开发区转型升级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在国家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政策调整下，开发区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转型升级也面临巨大的瓶颈。探求开发区在政策、体制、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等瓶颈制约下转型升级的路径以及路径的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开发区转型升级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一般集中于其评价方法、发展模式与战略、开发区转型与母城区关系、影响因素及发展方式与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
1 开发区转型发展评价方法研究
开发区转型发展建立在对开发区的区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开发区的发展状况进行合理的评价一直是学者们致力研究的重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大多学者对开发区进行评价时采用定性的方法，为当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且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面临诸多新因素的影响，过去定性的评价方法不再适用。近年来，学者们多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开发区进行评价，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展开了综合发展评价、投资环境评价、运行效率的评价（特别是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的评价）、生态环境以及功能的评价。美国的埃井雷特·M·罗杰和朱迪恩·K·拉森较早地从事了开发区评价方法的研究，他们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硅谷的起步和成长过程进行了考察，并揭示了硅谷形成“凝聚经济效应”的条件[1]，之后，在Malecki对开发区评价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Yeung等深入分析开发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探讨开发区绩效的评价模型该如何建立[2-3]。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研究较为丰富，但也有很多学者主要是针对我国开发区的问题展开研究，比如Sean等就以我国上海浦东新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为研究对象，围绕创新型城市的建立进行深入的研究[4]；另外，Macdonald等则第一次将较为成熟的硅谷创新评价模型引入对我国高科技园区的评价[5]；关于开发区的评价指标选择对开发区的影响，Luger和Goldstein在科技园区评价过程中，发现技术创新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6]；Li Lingji等则通过建立角色模型的方法评价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状况[7]，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评价方法的基础工作就是指标体系的确立和定量分析方法的选择。朱立龙等建立了评价开发区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含8个综合指标78个二级指标，并利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了8个综合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8]；而俞勇军等采用加权综合指数法建立评价模型，对全国45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全国经济开发区已经分化出几个不同的类别[9]。在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方面的评价方法多样，学者们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DEA）[10]、加权平均法和层次分析法[11]、主成分分析法[12]、GIS空间模型和TOPSIS法[13]、TEDA模型[14]等。
由于开发区的功能不断完善，已由过去单一的工业生产功能向工业生产、居住、商业等综合功能转型，所以近年来关于开发区功能和生态环境①评价的研究也日趋增多，如唐燚从增长极功能、示范区功能和扩散源功能三个方面，建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了功能评价[15]；聂仲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人居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16]；赵愈则运用共生能值效益率（SEBR）对生态园区的共生系统的效益率进行了有效分析[17]。
2 开发区转型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
开发区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国外的开发区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开发区的功能模式、开发区的类型、合理的支撑发展战略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
开发区兴建起来以后，其发展模式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也是各国政府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早在1980年，Dixit和Norman围绕免税区的发展模式选择提出了对偶法[18]，但他们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之后，随着世界很多国家免税区的建立，一系列问题开始频繁出现。1999年，Facchini和Willmann通过运用Dixit和Norman提出的对偶法，对免税区建立前后的福利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免税区的建立使得整个区域基本实现帕累托最优，远远超过了自给自足时的福利效应[18]；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被公认的世界上较为典型的开发区发展模式主要包括美国硅谷、德国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以及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19]，这三类模式也为世界其他各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他们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建设开发区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典型的有“苏南模式”、“广东模式”和“温州模式[20]。从发展模式来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增加区域经济总量为目标，以外资拉动为主导方式，以制造加工业为主导产业[21]；曾刚以上海崇明岛为例，指出基于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和途径[22]。郑国、张小勇等基于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分别以北京、芜湖为例，构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效应的理论模型，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过程分为增长极开发、点轴渐进扩散和产业集群三个阶段[23-24]。王瑶将产业集群模式细分为中小企业群生型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型产业集群、中卫网状型产业集群，并对开发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25]。Ali Pak和Farhad Majd以波斯湾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基什岛为例，认为在波斯湾自由贸易区内应采用空间计划为导向的方法进行管理，否则就难以实现和实施自由贸易区的整合发展[26]；实际上，为了增加国际贸易和投资系统的财富创造效应，发展中国家早已开始普遍使用出口加工区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举措[27]。
开发区向新城转型中普遍存在经济结构单一、功能单一、空间内涵与质量不高以及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沈宏婷提出平衡经济结构、开发和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空间内涵与质量以及创新管理体制等四大策略来应对开发区转型发展中的问题[28]；戴桂林等构建了“转型升级”战略模型（图1），即“三动三合一催生”，并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二五”期间发展思路为例，提出以“机制体制创新”为主线的青岛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的行动策略与政策取向[29]。
3 开发区转型与母城区关系研究
国外关于开发区与城市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的，即开发区的发展与所在区域的利益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多。
Miyagiwa指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条件就是撤销保税区商品生产中进口的中间产品的税收[31]，但在一个新创建的区域内，税收刺激和低工资对投资的吸引并不能维持较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内的企业将朝着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的生产模式发展[32]；另外，Ean-pierre Cling等根据第一手资料，解释了弗朗什区对出口和就业的宏观经济影响[33]。近年来，城市经济增长较多地是由第三产业拉动，而在第三产业中，旅游业的发展势头较猛，旅游度假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旅游度假区与所在的城市之间利益关系的研究并不多，Palmer与Mathel通过对法国一个滑雪场度假区的别墅业主们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肯定了旅游度假区会为它们所在的城市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利益[30]。
我国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孤岛”和“飞地”阶段、开发区对城市空间影响效应增强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到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的融合阶段[34]，在开发区成长的过程中，开发区与母城的关系演进一般可分为起步、成长和成熟三个阶段，也称为母城依赖阶段、新城母城互动阶段、功能与空间整合阶段[35]。在张晓平等[36]研究的基础上，赖江浩与杨志以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认为开发区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与母城的关系，从空间结构上也提出双核式（图2a）、多极触角式（图2b）以及连片带状式（图2c）三种演化方式来应对开发区的转型发展[42]。
4 开发区转型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开发区发展至今，学者们一致认为影响开发区的关键因素包括体制、环境和产业[37]，开发区发展成功的要素一般包括具备相对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法制、优惠的政策及较少的政府干预等[38]。开发区发展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外的研究重点主要分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环境因素三个方面。
关于社会因素方面的研究，Liberato等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自由贸易区就业和女性健康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39]；还有学者对自由贸易区的区位进行了研究[31，40]。关于经济因素方面的研究，Chaudhuri等认为创建一个自由贸易区可能导致国民福利的减少，进而可能会引起创造就业与创造国民福利之间的冲突[41]；Schrank等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出口加工区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影响出口加工区发展的因素有离岸生产、自身的催化剂作用以及区内企业和特定行业的特点[42-45]。关于环境因素方面的研究，Dennis等认为地理与环境因素对开发区的建立有着重大影响[46]；Ramessur通过确定1996年～1997年期间毛里求斯出口加工区六个微量金属（铬、镍、铜、锌、镉、铅）在淡水系统中的浓度，评估了开发区对西北大河的上游和下游的酒店和工业活动的影响[47]。
阮平南等将企业引入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看作是影响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及其生成机理分析，并将产业集群生成机理分为经济因素和可持续性因素的结果[48]。王兴平等认为我国城市开发区空间规模比国外偏大，而地均效益则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并指出削减开发区土地利用中存在的“光圈”效应和“蜂窝”效应，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关键[49]；班茂盛等指出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背景下，开发区空间扩展与土地稀缺性矛盾日益突出，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提高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程度[50]。1990年以来，我国沿海几个地区开展的工业新城建设，虽然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和空间不断向外扩展，但也造成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空间发展协调度差等一系列问题[51]。
5 开发区转型发展方式与路径研究
近年来，开发区土地空间和环境容量逐渐缩减，政策优势不断淡化，再加上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52]，开发区转型发展迫在眉睫。2012年10月，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扈秋宁在第14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指出，产学研合作是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关键[53]，与此同时，吕钟从高端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自主创新科技研发核心能力的培育、科技人才的培养与集聚、城市建设品质的塑造、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六个方面探讨了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发展方式的对策[54]；张艳把政策的变迁作为我国开发区转型发展方式的最优选择，并认为政策变迁可分为政策继续、政策调整以及政策终结，各类开发区可根据具体的区情，合理选择政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55]。
汪淳等基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转型发展特征，认为产业功能升级与生活功能升级的耦合、企业创新体系与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以及本地文化特色的挖掘是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合理路径[56]，并对其做了详尽的分析（图3、图4）。
在开发区功能转变趋势研究方面，大多学者认为开发区向功能区演变，要经历功能开发、功能生成和功能成熟这三个主要阶段[57]；也有的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开发区的发展趋势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变为一般性的工业区；回归正统的行政区；加入新兴工业化地区行列[58]。
在开发区实证研究方面，李存芳等基于系统工程的思想，对江苏123个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的实地调查与归纳分析，指出其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包括：产业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型升级、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型升级、产业园区向新型城区转型升级[59]。
6 研究述评与展望
6.1 研究述评
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特别是近年来，各类开发区的转型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追求的目标，学者们围绕开发区的转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发展方式、路径、模式、空间组织以及对策等方面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自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开发区②建立以来，世界开发区发展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开发区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伴随开发区的发展，学者们开始从理论上对开发区展开研究；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早期研究重点集中于理论和分析框架的界定，当时针对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以开发区为对象，主要是产业区或贸易区等，如对美国硅谷、一些科技园区的现状进行评价，并从大量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一般性的发展规律；后来，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政府或个体等微观行为主体进行研究，这一时期，学者们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开发区（保税区或者出口加工区等）与城市的关系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研究主流，且从创新视角对开发区进行研究，如开发区内部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网络以及对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影响等研究；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取的是质性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早期的研究由于信息技术落后，对数据分析受到限制，以定性的研究方法为主，主要对科技园区进行了现状描述和发展趋势的预测。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得到了提高，有些学者对世界上发展较好的开发区，如我国上海张江科技园区、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等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逐步建立了开发区评价模型；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地理学等领域，从城市经济增长、区域发展格局以及开发区内部产业空间组织视角对开发区进行了研究，且进一步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趋势。
国内开发区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基础相对较薄弱。国内对开发区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学者有关开发区理论进行的质性和实证研究，是对西方开发区理论的验证和重构，并没有形成本土的、原创的理论研究体系；随着国内开发区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开发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当时主要是对理论的探讨，实证研究偏向于开发区的发展评价，大多学者对开发区进行评价时多采用定性方法，为当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且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面临诸多新因素的影响，定性方法不再适用。近年来，学者们多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开发区进行评价，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展开了综合发展评价、投资环境评价、运行效率的评价（特别是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的评价）、生态环境以及功能的评价；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两类开发区，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方法也由纯质性方法向定量模型方法为主的研究形式转变；近年来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一大批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以及高科技园区等建立起来，同时学者们也对这些开发区的转型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开发区发展评价、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开发区转型的模式及路径的研究；但总体来说，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未有一致的结论，同时，在资源、土地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各类开发区都面临转型的局面，转型目的以及如何转型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也即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模式是什么尚不清楚。
6.2 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开发区转型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针对上述已有研究成果及其薄弱环节，以后国内开发区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第一，影响开发区转型发展的新因素及其面临的发展瓶颈。在新的环境下，开发区的发展也受到不同以往的新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结合传统因素对影响开发区的新因素进行研究，保留有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从而可以有效解决开发区的发展瓶颈，所以这一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第二，开发区转型升级模式研究。按照生命周期规律，多数开发区面临转型升级的命运，特别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于国家和所在区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在新时期不同新因素的影响下，必须要转变以往的发展模式，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才能使开发区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开发区的转型升级研究包括各个方面，如转型升级的必要性、转型升级的合理化路径研究以及转型升级的战略模型构建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第三，开发区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通过已有研究发现，国内开发区发展评价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是在国家商务部评价我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指标体系多是投资环境指标为主，不能全面地评价开发区的发展，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当注重开发区，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区的全面发展评价，包括土地、经济增长贡献度各个方面，进而建立评价模型，能够有效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进行评价。
第四，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潜力和升级方向研究。国内外有关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潜力研究的成果较少，而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潜力大小，对于开发区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应当加强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潜力研究，建立相应的潜力评价模型。
第五，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一直以来，开发区的发展与相关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着差距，理论研究滞后于开发区的发展，这也导致了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方向不明确。因此，应加强开发区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为开发区转型升级提供完善的理论基础，并对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对策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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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Zone
CAO Xian-zhong， ZENG Gang
（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College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Key words： city development zon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search progress； research prospect
作者：曹贤忠 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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