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明研究论文

[摘要]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和生态沟通理论适宜作为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耦合研究的理论资源。从卢曼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文明建设，应以“系统/环境”问题为中心，从自创生理论的全新视角来解说生态子系统和法律子系统的耦合现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治文明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法治文明研究论文 篇1：

水生态文明法治发展研究

【摘要】水生态城市本质上是一种在城市生态环境平衡制约下的城市发展模式。本文以法治思维来定位水生态文明城市的内涵，以济南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例，审视和分析济南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需求和当前的制度缺失障碍，进而提出城市应如何走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之路，以期为中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与科学发展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水生态文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和基础保障。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的水资源、水环境代价过大，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退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吹响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的进军号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为城市的水生态文明的建设指明了发展路径，明确了法治在水生态文明发展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作为水利部确定的首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济南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法治建设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有效契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有效地加快推进济南水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与保障济南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而在全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已经历史性地成为济南城市发展的重要使命。一、水生态文明城市的基本内涵（一）水生态文明的内涵

水作为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是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是各类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控制因子，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合理的用水、排水、占用及过度消费河湖引发了生态系统特别是水生态系统的退化，这种退化不但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甚至形成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反噬。因此，实现水生态文明是生态保护的基础和前提，水生态文明就是生态文明的基础与灵魂。

水生态文明就是指人类在保护水生态系统、遵循人与水和谐的发展理念，以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实质上，水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求人类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要具有科学公正的水生态发展的意识，健康有序的水生态运行机制，规范严格的水生态保护制度，和谐美丽的水生态发展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发展以及由此保障的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二）水生态文明城市的基本内涵

水生态文明城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生态学原理，遵循人、水、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按照生态平衡的法则和要求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而建立的，满足城市良性循环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体系完整、水生态环境优美、水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实质上，水生态文明城市就是打造一个“城在水中、水在城中、人在绿中”，人、水、城相依相伴、和谐共生的独特城市风貌和聚居环境。水生态文明城市实质上是现代城市向自然城市的华丽回归。因为它不仅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应有适宜的人工环境和丰富的人文内涵。水生态文明城市是现代城市水利发展的必然目标，是未来城市和谐发展的生态基础，必将对城市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二、水生态文明城市发展的法治选择

水生态城市本质上是一种在城市生态环境平衡制约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仅包含了塑造城市外在形象的内容，还包含了水生态文化在公众中的普及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水生态城市应是以城市的特色“水”为核心，实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有机融合。水生态文明建设方式的选择中，法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实现水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就是要以法治的理念、价值、原则以及科学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来规范水生态文明建设，使水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并引导其沿着这样的科学路径持续发展。（一）法制保障了水生态城市建设战略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城市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依法治理，才能避免政策的多变、政府权力对战略的侵犯以及政府权力行为的执行异化。同理，在水生态城市建设中，灵活的策略加上明确的法律标准，整体规划了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护，不仅使政府行为及其权力运行具有法律的依据和保障，清晰了权力行使的责任，而且也规范了社会各个主体的行为，保障了人们的生态权利，制裁和警示了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最终实现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二）“法”治理了水生态城市发展的各种利益关系

水生态城市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仅依赖政府单方的政策引导和强制介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平衡各种权利之间的冲突，对不顾生态后果的短期行为进行硬性约束，以保证生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使城市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时，在水生态城市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法律来平衡与治理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权力与责任主体，强化不同职能部门的水生态发展责任。只有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都发挥水生态发展中的正能量作用，才能真正的发挥政府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三）法治遏止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

水生态文明城市不仅要靠建设，还有赖于生态环境的零破坏。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各个城市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局部生态环境破坏加剧、资源严重短缺、工业结构性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则极难恢复。因此，对当前水生态城市建设而言，仅靠政府单方大投入的大规模建设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还必须遏止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抓住法制建设这个根本环节，尽快健全和完善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配套法律法规，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强化社会各个主体的生态发展责任，遏止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对城市环境的破坏。（四）法治规范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

水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必须统筹协调水利建设与生态建设，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使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平衡。它涉及到一个城市水资源配置与节水用水、水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整治、防洪排涝供水工程建设、河湖岸线绿化美化亮化与水景观营造以及水管理体制等，它关系到城市功能的发挥、生态环境安全的保障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联到一个城市的规划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市政交通建设、土地开发利用、环境改善保护和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也就决定了水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有科学的规划和城市治理行为的连续性。这就要求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运用法治方式长远规划水生态工程，规范城市建设，保证城市治理的科学连续，使水生态城市建设制度化、法律化。三、济南市水生态文明法治发展的现状调研

作为水利部确定的首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济南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寻找科学的水生态城市的法治发展路径，以期为全国各个地方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发展经验。从当前济南的发展来看，前期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济南市水生态文明发展的成绩

1.规范的制度建设保障着水生态城市的发展

济南自古以来就是与水共生的城市，这是济南独特的自然优势，而“泉水”更是济南的灵魂。一直以来，济南市积极建立健全涉及生态水利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工作标准.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和山东省出台的地方法规的基础上，积极出台了《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例》、《济南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济南市水污染防治及水环境保护办法》、《济南市名泉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济南市邢家渡引黄灌区管理办法》、《济南市小清河管理办法》等政府规章，《济南市市级水利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济南市用水问题控制管理办法（暂行）》、《济南市农村公共供水管理暂行规定》、《济南市水利局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这些法律规范对指导济南开展水生态城市创建活动、发挥全国性的示范带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和保障意义。

2.有效的规划保障了水生态制度的落实

为推动济南市的水生态建设，济南市水利局于2011年8月和2012年年初先后编制出台《济南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济南水网规划》，规划确立了济南市生态水系建设架构及生态水利工程的主要内容，为济南的生态水利建设确定了目标和行动指南。十八大后，水利部明确提出各地要把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核心。济南市作为首个国家级水生态试点城市，积极制定了《济南市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全面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此为核心，济南市水利部门积极通过细化制度，出台操作流程，切合济南市实际抓紧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的“三条红线”，落实用水问题控制制度、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制度、地下水动态预警管理制度和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等“五项制度”，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的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在调研中还了解到，为适应济南市水生态发展的需要，济南市水利部门还深入积极探索如何将水生态指标考核纳入各区县及相关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中，积极推动将生态指标考核与奖惩制度相结合的相关制度的制定。

3.严格的执法保护了城市的水生态环境

通过调研以及实地考察发现，济南的水利执法在维护与保障济南的水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成效。济南市水政执法部门通过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规范，细化执法操作流程，并将相关执法规定明示于公开的办公场所，有效地规范了水政执法行为。为有效的维护济南市的水生态环境，及时杜绝违法行为，通过日常监管与专项联合执法相结合，有效的发挥水利综合执法的良好作用。（二）济南市水生态文明法治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1.对于法制对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的保障作用认识不足

实践中，对于水生态文明的发展必须以法治来保障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上，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水环境的开发和建设上，而相应的对水环境的法治保护规划却并未跟上，一旦出现水环境的新破坏，因为没有制度的授权，相关职能部门无法进行管理处置。对于法治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足，使得济南的水生态城市建设中缺少了法治的整体规划，法律难以有效地发挥事前审核、事中规范、事后监督的作用，致使生态脆弱区的有效治理和生态良好区的有效保护都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的需要。

2.环境法治体系不能适应水生态法治的需要

目前的水环境保护的立法虽多，但是有很多实际效果甚微。一些法律条文还停留在理想层面，加上当今环境的快速发展变化，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这影响了法律的保障作用发挥。除了国家法律层面，地方立法也存在很大不足。济南的相关地方立法并不多，更多的是以政府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来规范水行政行为。缺少地方立法对水生态文明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与保障，确立水生态管理的目标、原则、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对“水”管理机构进行授权。

3.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需要

在调查中发现，虽然《环保法》、《国务院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都明确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实行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但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对地方政府环境失职的责任追究办法。对地方领导和企业法人的环境责任追究存在着经济化和抽象化现象的问题。而且在现有的地方领导以及地方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环境指标根本无足轻重。这必然导致了济南市水生态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

4.水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监督执法力度不够

从当前济南水行政执法现状来看，执法能力和水平不能适应济南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需要，有待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泉城济南的水保护涉及多个行政部门，但水环境保护齐抓共管的局面尚未真正形成，往往是各个水执法部门各唱各的“独角戏”，使得各执法部门执法力量不足，如执法人员少、执法经费少、执法手段相对薄弱等等，难以保证从源头上遏制水环境污染和其他水违法行为。此外，从整体来看，相关行政执法队伍仍然存在执法人员素质参次不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力等现象，这些都影响着执法的质量。

5.水生态文明法治保障宣传不足

从实际调研的情况来看，公众对济南水生态城市的定位存在片面的理解，对济南现有的水生态保护的法律知之甚少，在泉水的保护上更多选择的是惩处，在水源的保护以及污水的治理中也更多依赖于相关部门的惩罚。这实际上也暴露出济南对水生态城市的宣传以及水生态法治保障宣传明显不足的问题。没有切实有效的宣传，就无法营造良好的水生态城市发展的社会环境，无法发挥群众的力量，就无法实现城市的共建。四、济南市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基本对策

从全国来看，济南市是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城市之一，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1/7，地表水严重不足，地下水限量开采，用水矛盾长期存在。因此，希望济南能以这一次国家级水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为契机，突破“瓶颈”，完善保障机制，加快推进“泉城”济南的水生态建设。（一）明确法治发展目标规划水生态城市发展的整体框架

济南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手段，而法律调整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手段。健全的水生态法律制度，既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也是生态保护的屏障，用刚性的制度约束人类的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文明的行为。它不仅为水环境管理和监督提供法律依据，也为人民享受环境权利、履行环境义务提供法律准则。济南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应把生态文明法制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是要积极通过制定地方法规立法明确水生态城市建设的公益定位，从整体上规划城市发展的路径，确立水生态管理的目标、原则，以正确处理长远利益于短期利益的关系；二是要理顺现有管理体制，明确水生态建设的主管部门，以及责任部门，避免权力过度交叉；三是要调整水管理权的运行机制，以制度规范和保障相关部门的行政行为，依法适当赋予相关职责部门一定的权力，减少管理层级，缩短权力运行时间，从根本上克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社会现象；四是要进一步处理好保护、建设与利用的关系，规范水生态项目建设，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建设；五是要明确济南生态产业定位，规划生态产业布局，避免盲目性和不适应性，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二）运用法治思维加快完善地方水保护法规和规章

加快济南市水生态保护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立法和健全各项配套制度的制定步伐，是环境法治的迫切要求。一是要按照构建水生态文明城市的要求，完善对综合决策方面的立法，使相关决策更科学、民主、合法。以落实最严格水管理制度为核心，将水生态的保护优先贯穿于决策的各个方面，落实到济南发展的全过程。二是要完善济南“水”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对于原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生态水利方面未明确规定的需重新立法或做出新的有利于实践操作的界定。及时修改《名泉保护条例》和《济南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等。三是要进一步规范城市建设、区域开发、工程建设、园区建设等重大计划和引进建设项目时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强制实施土地开发项目中的水环境评价制度。对于已建的园区要依法开展回顾性环评，以确保济南的水域安全。四是要规范“水”管理机构，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对“水管理权”进行调整，同时结合新形式的发展以及济南水管理的特点进行适度授权，以避免水管理的缺位。五是建立水管理的特点，加强对重点水域的保护制度。六是要完善对水环境破坏的惩戒制度，密织法网，保护好水生态环境。（三）善用法治方式加快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泉城”是济南人的泉城，城市的发展关乎每一个市民的生存、发展。要明确每一位市民的环境法律属性，公众参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政府与相关部门应积极探索公众对环境保护法律实施监督的新途径，有效的保障公民的环境监督管理权和环境监督管理参与权。同时，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建立健全济南市的水环境信息报告制度，对关乎公众权益的水发展规划、建设项目和重大决策，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网上征集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依法保障群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四）完善执法机制提高水行政执法能力

要依法保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以及提供必要的行使权力的保障条件。加强水行政和环境执法队伍的环境法治教育，加深他们对环境法治深刻内涵的全面理解，使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开展执法活动，提高环境执法队伍的法治理解能力，以及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的熟练程度。加快推进水执法的现代化，运用现代化的监控手段，对水域、污染源实施全方位的监控，提高水执法的执行力；建立快速高效的应急指挥系统，对“突发”水事件或水状况及时反应，提高相关执法的反应力。进一步健全水行政与环境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按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严格执法。（五）强化水生态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打造法治社会

建设和谐的水生态文明城市需要每一个市民身体力行。只有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人人自觉遵守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人人为之尽责尽力，环境保护才能取得实效。加强环境法治宣传教育，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环境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决策能力；二是要加强企业负责人的培训，提高他们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意识；三是要完善环境教育立法，大力开展人口、资源、环境形势教育和生态环境警示教育，增强全社会的忧患意识；四是要将环境保护列入素质教育的内容，强化各类学校环境基础教育；五是要在全社会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培养全民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念。引导市民形成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培养环境资源保护民族责任感。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不能视自然万物为可以予取予求和恣意役使的工具，而应给予道德关怀。

参考文献：

[1]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何士青.生态文明的法理构建[J].湖北大学学报，2008（3）.

[3]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

[4]李璟.生态文明视域下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探究[J].当代经济，2008（6）.

作者：郝颖钰

法治文明研究论文 篇2：

新时期生态文明与法治文明的耦合研究

[摘 要]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和生态沟通理论适宜作为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耦合研究的理论资源。从卢曼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文明建设，应以“系统/环境”问题为中心，从自创生理论的全新视角来解说生态子系统和法律子系统的耦合现象。

[关键词]生态文明；法治文明；卢曼；生态沟通理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样，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种崭新的治国理念，对生态文明进行理论阐释也随之成为我国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大生态制度创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在《决定》中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有学者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的契合性，指出生态文明与已确立的政治文明在基本价值上有机融合，连接两个文明的重要内容就是以正义自由秩序为基本价值的法治。[1]

这样，丰富和发展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党的法治建设理论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有价值。而卢曼的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对于认识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把握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党的法治建设的价值和方向，以更深入地认识和控制生态风险和脱离群众的风险。

一、卢曼的眼光：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

卢曼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视角，其理论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良性互动可能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呢？先简要介绍卢曼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卢曼的生态沟通理论

1.功能分化：整体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结构上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系统，生态风险的难以解决与无法解决就是忽略了现代社会的这一结构性特征。卢曼认为，生态风险的根源不仅在于社会系统内部，更在于社会系统的环境，所有系统内部的问题最后都要追溯到系统与环境的区分。[2]P214卢曼的生态提问关注同一个生态问题（如森林死亡）是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系统如经济系统、法律系统、教育系统等等所感知和对待的[3]只有当社会的不同功能系统的自主权和自身动力越来越大时，解决生态问题的能量和可能性才会更多更大。

2.系统/环境：风险/危险的区分代替风险/安全的区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系统内部的问题放置到了系统与环境的关联之中加以考虑，破除了以往以系统为中心的观念。世界是系统与环境的统一，以系统/环境的区分代替整体/部分的区分。甚至可以说，系统就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差异。[4]卢曼的生态沟通理论建议用风险/危险的区分形式替代传统的风险/安全的区分。在这一形式下，系统/环境可以借由风险概念而获得一个形式上的区分——所谓风险可将潜在的损失归因于系统；当潜在的损失归因于环境，就是一种危险。[5]

3.生态沟通：作为自创生系统的生态系统之基本构成要素。自创生理论将生命系统比喻成一台自创生机器，这个机器通过对自身构成要素的生产而生产了机器自身，这个生产过程是一个封闭、递归的过程，它们的产品永远都是不同的自己。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引入，卢曼相信社会系统中的生态系统（指贯穿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生态环境系统，而不仅仅是指生物系统）就是一个自创生系统，并认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沟通而不是行动，但沟通的过程又必须化约为行动以对生态系统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而由设定区分和标识区分所构成的一个连续统的“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建构理论的基础。

（二）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

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提供了一种认识法律和社会的理论框架，并且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其他理论的重要特点。

1.突破了内部视角的限制，在法律系统内部运作的基础上探讨法律与社会的动态关系。卢曼的理论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并把法律视为一套包含规则和运作的动态系统，认为对法律的认识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卢曼眼中的法律系统具有其自身运作的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只是卢曼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分析的前提，因此卢曼的理论消解了法律与非法律之间所划定的界限，将法律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

2.破除外部视角的局限，在强调法律系统开放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法律系统的封闭性。法律系统与系统外部环境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与作用的关系，传统的法社会学理论虽然正确强调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但都忽视了法律系统的自主性，忽视了开放性背后的封闭性，单方面强调社会或社会的某些领域，比如经济、文化对法律所具有的决定性。[6]卢曼强调法律系统具有认知上的开放性（即依据法律规范对事实进行合法/不合法的判断过程中，会有认知的因素加入），但同时也强调其在运作上所具有的封闭性或自主性（即合法/不合法二值符码的运用，其合法/不合法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法律系统内部的规范）。

3.融合超越内部、外部视角，看到法律是“社会的法”这一根本点。卢曼通过二阶观察的形式，即“对观察者的观察”这一形式，在将法律系统看做一个观察对象的同时，也将法律系统视为一个观察主体，从而将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融合起来，并通过建构法律系统运作封闭和系统间结构耦合的概念，深刻地阐明了“法律是自主的而不是自足的，同时通过一定的机制与其他系统进行互动”这一深刻见解，赋予了法律系统更加完整的自治性，即在强调自治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法律是对基本社会秩序的回答。

学者金自宁深入分析了卢曼意义上的法律系统和生态系统（尤其是生态风险）的关系，概括提炼出两个重要看法。首先，法律系统与其他功能系统（如政治系统）一样，只能有限认知生态风险，只能在自己的限度内为生态风险的解决做出贡献。法律系统在认知上对作为其环境的生态系统虽然是开放的，但却并不是全知的，它“看不见”一些生态风险（比如合法/不合法的二值符码无法应用的生态风险），它也能“看见”一些生态风险（比如能够应用合法/不合法符码的生态风险），但有其自身观察事实、理解信息意涵的独特条件程式。其次，法律系统对当代生态风险唯一可能的反应方式就是过多或过少的共振。即：给定现代社会系统功能分化以及相应的各子系统自成一体的运作机理，基于有限的认知能力过滤某些与生态风险相关的声音，而与另外一些“声音”共振。[2]P219-226

二、适应性演化：两种理论的融合对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耦合的昭示

卢曼的上述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多大的适用性？他的生态沟通理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规范性论断，只是“描述现状、把握实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指出应然”，强调的也只是系统不能做什么；他的法律自创生理论所关注的是现代西方社会，而不同国家的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等子系统的分化程度不同，因此无法简单的运用其理论分析那些还没有真正实现运作封闭的其他国家。但即使是处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卢曼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的法律自创生理论和生态沟通理论仍然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卢曼所称的法律系统是一个在规范上封闭的系统，具有抵抗外在的生态风险压力的能力

在卢曼看来，政治系统并不能直接干预法律系统自成一体的运作，除非牺牲它的封闭性或自主性。他认为，有且只有法律系统能够授予其自身组成要素以法律上的规范性并能把它们组合起来，法律系统在规范上的这种封闭性，意味着系统总是能提供给它的新要素以规范效力。

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功能的特定化和运作的符码化。其功能的“特定化”，是指法律系统以“维持规范性预期稳定性为导向”的功能，其运作的符码化，是指合法/不合法的二值符码，这种符码提供了法律系统运作的自我观察，使人们可以知道且可以预期某种事物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

法律系统规范的封闭性，并不能排除某种具体的生态破坏行为的法律责任在法律系统内得到应有的追究，甚至也不能排除某些法官在环境污染的法律纠纷中作出非法判决，因为现实中一些实质性目标的达成还依赖于许多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生态文明领域层出不穷的意外后果，使法律系统内部复杂性急剧增加。但被法律认定为合法或不合法的情况在实际情况中出现还是不出现，都不会动摇法律所提供的规范性预期。

（二）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生态系统和法律系统是在认知上开放的系统，这使得它们在应付外界生态风险和法律风险等环境压力时，能够通过生态沟通和法律沟通化约复杂性

卢曼所谓系统规范的封闭性，实际上代表了系统运作上的自我指涉，它服务于系统的自我塑成和自我存续；卢曼所谓系统认知的开放性，实际上代表了系统运作上的外部指涉，它服务于这一过程与系统环境的调和。也就是说，系统必须始终对环境保持开放，接受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并通过自身运作化约环境带来的各种复杂性。

“复杂性”是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有些学者把这些“复杂性”概括为三个层面：由行动者主观旨意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社会复杂性；社会结构层面的复杂性；由功能分化导致的复杂性。法律系统为了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存在，必须不断产生新的法律沟通来化约环境复杂性；生态系统为了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存在，必须不断产生新的生态沟通来化约环境复杂性。

在卢曼那里，系统的形成是其他系统发展的条件，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又依赖于其他系统的存在和运作。比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但需要同时推进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涉及法律系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政治系统），环境违法的判决执行需要政治系统的强制力作保障等。法律系统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建构一种沟通机制，这种沟通机制是法律沟通，而不是政治沟通或经济沟通；生态系统通过建构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沟通机制——限定期限内全国的生态可损耗配额，这种沟通机制就是生态沟通，从而获得很大限度的沟通量，进而大大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

（三）卢曼意义上的法律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同演化的关系，二者互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社会内部的环境看待

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具备复杂性的自创生系统，兼具封闭性和开放性二重特征。它在运作上是封闭的，能够通过运行顺畅的信息反馈机制，来对生态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以保持其整个体系的稳定；同时，在认知上它又是开放的，生态系统与包括法律系统在内的其他功能子系统保持着能量的流动，维系着整个系统的有序性和动态平衡。

这就是说，生态系统由于人类行为的侵扰而产生无序性，而这种无序性逐渐超出生态系统的封闭性运行所能调整的范畴，这又使生态系统对环境进行开放，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诸如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情形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从而与法律系统构成联系。但是，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法律系统，由于缺乏对自创生系统的认识，无法面对作为复杂性体系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从而使法律系统难以准确预测人类行为施加在生态系统上的后果和发展方向，从而采用简单主义的环境法律规制方式，使现行环境法律系统产生出诸如不能反映生态系统变化的内生风险。

三、永不完结的结论：卢曼视野下对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耦合的二阶观察

在卢曼看来，“在每一个系统中，每一个操作都只是许多操作中的一部分。这样，每一个操作都可以被系统中的其他操作所观察”。社会对生态系统的反应总是社会中的部分系统对它的反应，因此必须检查社会中的部分系统在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反应时的可能性及其局限。

（一）构建生态文明的环境及其风险永远比系统本身复杂，生态系统仅能与之共存而能做的极少

在卢曼看来，生态问题是社会整体作为一个系统忽略了某些子系统，使某些观察和交往失灵、告急，或社会无力去吸收某些自然方面到自己的系统时的产物。生态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还能够透过环境进一步对世界有所了解，以求扩大自身的活动场域和运作的可能性参照。但从卢曼的视角看来，生态系统的环境永远比生态系统本身更复杂，生态系统只能以运作封闭的方式有限认知其环境，并毫无疑问地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卢曼把现代性所出现的各种不可预测性事件或危害性事件，看作是现代性分化所必然带来的风险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无论系统如何加强学习功能，不确定性和未知部分总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要在确立“分化必然导致风险”的现代性信念的基础上，以与现代性演进同步的正常心态面对种种生态风险。

（二）生态文明所要建构的生态意识，通过“共振”转化，在诸如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这样的社会子系统中成为沟通主题，从而产生社会效果

根据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生态系统、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等诸多功能系统一样，只能在各自限度内为生态风险的解决做出贡献，它可以在不改变其系统结构的情况下，对生态系统出现的问题做出自己独特的处理。比如，生态系统内部一般通过改善生态技术来推进生态优化；改善生态的技术虽然在生态系统内发生，却要在经济系统中执行让其实现盈利，与法律系统不冲突不抵触，与政治系统中现存的政治借口相契合，和各种政治机会相适应。

而生态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则只有通过共振转化才能产生社会效果。法律系统只有通过提高对环境破坏的惩罚力度，使经济系统的责任企业能够识别法律系统转译过来的生态破坏的信息，从而使经济系统将环境保护引入其自主运作之中；政治系统通过不断变化主题来解决当前最迫切和最关系民生的生态问题，虽然问题最终只是局部得到解决，但其宣传力度和监督意愿的大小决定了社会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

（三）退出盲点的观察：卢曼视角下对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耦合的“二阶观察”

社会是一个对环境开放而运作封闭的系统，它唯一的观察模式就是沟通，有意义地沟通，并用沟通来调控沟通。由于风险的实质是“观察者的观察面向的复杂性”，观察的复杂性使观察者沉陷其中却仍然自诩为最准确和最合理，这就导致各种观察者很少对自己的观察角度、立场、方法和结果进行认真的反思。

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生态文明的风险大大增加，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生态系统不断优化自身，环保部门和林业部门等会依据他们的能力观察到生态系统自身的封闭性运行以及作为其环境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的运行所带来的生态风险，从而采取强化环保的积极有效措施和程序，探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生态补偿制度等。这种在技术上的优化原则实质上就是卢曼意义上将系统及其环境的复杂性尽可能简化的程序和方法。另一方面，作为生态环境的其他功能子系统亦可能以其能力观察到生态系统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法律子系统通过其“观察”，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但每个子系统的观察都是从其自身的权力和立场做出的操作程序，所以与其他操作一样难免是盲目的。

生态问题是对社会系统的一次终极考验，社会系统因此必须学习调整和控制自己。这种学习是自我学习，它始于一种连续的自我观察，对自己的观察进行再观察。卢曼认为，观察者永远看不到他所看不到的事物，所以他们再多的反思也无济于事，从而需要在当代社会中进行各种“二阶观察”，实际上就是强调观察的反思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排除的表述方式，把涉及生态安全的企业投资项目纳入政府审批项目内，强调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并提出要加大生态效益指标在政绩评定中的权重。

因此，观察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自身观察的“盲点”上退出来，对“自身对生态系统的观察”进行观察，从而更深刻的认识到：只有通过进行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进行功能分化的制度变革，始终坚持法治原则，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和制度建设，才能真正发挥好执政党系统的功能，才能更好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党执政的合法化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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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自宁.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风险——进入卢曼的生态沟通理论[J].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2013，（8）.

[3]秦明瑞.社会系统理论与环境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7，（1）：64-69.

[4]管志利.封闭与开放：新时期新型党群关系的建构——以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为视角[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版（社会科学版），2013，（11）：50.

[5]张戌凡.观察“风险”何以可能？——关于卢曼《风险？押一种社会学理论》的评述[J].社会，2006，（4）：173-178.

[6]杜健荣.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研究：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57.

责任编辑 宋桂祝

作者：管志利

法治文明研究论文 篇3：

青海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党中央第十九次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和“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和对策长江生态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青海省通过了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要把优先保护环境，促进优质发展，创造优质生活”，体现了国家对环境安全负有责任，明确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绿藻为“金山”，三江源生态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反映生态文明的内需，彰显其属性的价值，明确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这些目标的位置，我们必须加强、加强和规范这一制度，法治是制度建设的有效工具，它体现了机构建设和机构建设目标的实现，可以起到威慑、规范和引导作用。

关键词：青海;三江源;生态文明

1、建立法治的必要性

1.1法治体系推动生态文化建设

三江源位于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3500-4800米，国土面积39.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河流。它覆盖了玉树、果洛、黄南、海南等21个县，以及唐古拉市的格尔木市，是一个高原大陆性气候，太阳辐射强，寒冷有氧，江河、湖泊、沼泽、雪山、冰川分布广泛，立方米的水占长江径流的2%，黄河径流的49%，它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冰川之一，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冰川最集中的地区，从哲学的角度看，生态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存在[①]。必须明确，在改造客观世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对待自然、评价生态文化建设的同时，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既是一个生态问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文明党的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要求仍然明确“牢固树立社会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促进成人与青少年和谐关系”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生态文化建设的要求不断明确，其建设理念日益明确。对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青海、建设美丽中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2法治制度促进生态文化发展

三江源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湿地，具有独特的地质和气候条件。高山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生态地位。人与自然和谐的延续和实现，必须符合文明的生态发展观和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坚持集约发展的重点，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坚持自然恢复与工程管理相结合，以山区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依托，在青海省依托地方资源，三江源生态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有利于生态发展和集约发展，同时需要科学布局，综合规划，科学确定保护区和建设区，形成合理、明确、协调有序的保护发展格局。规划和联系[②]。因此，将这些制度转化为法治规范，可以使法治的各个方面标准化，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环境友好的文明，有一个明确的制度。

1.3法治体系推动生态文化建设

建设生态文化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在积极维护客观世界的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取得人类精神和制度上的成就，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考虑生态价值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作用，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三江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生态省大企业的实现，具有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三江源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要适当改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一片清水。青海省生态文化体系兴起第一个示范区达到国家战略水平，开创了生态文化建设的新局面[③]。法治、监管和提供社会事务管理的政策框架，强调法制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至高无上地位，法治体系可以从多方面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法治和无法无天、奖惩、自律和其他法律的角度出发，以综合的法律方法创造生态文化[④]。

2、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法治短板

2.1环境基本法作用不够突出

基本法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着主导和引领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侧重于防治污染，但没有规定：《基本法》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领域，没有区分环境保护措施和自然保护，对环境和自然资源没有统一协调的保护，第一条规定：“本法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为了控制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人类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管理法》，但是，立法不能保证内部的完整性，重点应放在控制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上;此外，刑事力量的缺失，导致国务院各行政部门制定的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不协调，行政权力的重叠和冲突，环境资源管理的特点是“矩阵”，行政权力中出现了“部门”，在环境问题上缺乏指导导致规划、建设缺乏统一性，环境保护等，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不协调，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矛盾，地方政府和公司实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模糊承诺，以及执行环境规范的模糊实体，行政机关的职责不全面、不准确，影响了环境保护的效益[⑤]。

2.2生态单行条例出台滞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自治区管理和保护地方自然资源，保护和建设绿地、森林，组织和促进植树造林，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方式破坏草原和森林，人民共和国各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应当依法立法，有权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然而，从调查中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三江源民族聚居区具体的环境规定很少，特别是三江源地区没有具体的环境保护规定，内容、范围和类型都没有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对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有影响，一些数据表明，认为一些生态工程方案缺乏科学依据，效率不高，如在玉树地区修建草场营房和棚架，由于工程造价较低，全省引进单刀，偏远地区建材收费较高，与工程预算存在差距，导致在建造过程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由于个别项目的投资不足，在项目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促进生态移民的项目由于缺水、缺电等等，而这些计划的实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映出需要特別关注环境计划。民族自治地方对环境、资源、环境保护等缺乏具体规定，主要是规定，与许多其他省份一样，城市一级的环境卫生没有反映当地的具体情况，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法律保护，造成国家领土的，不受特别规定需要的法律的管制和管制，落后于生态文明建设[⑥]。

2.3生态行政执法体制不畅

行政执法体制是宏观动态的，作为三江源生态文明执法，确定了地方性法规，如：作为青海省野生动植物资源合理利用的规则，青海省伐木限制制度等在实践中，行政权受到制度、制度和部门权力的制约，环境部门的职能不够明确，主要的环境行动者都在不同的资源开发部门，保护主义、利益集团、无效的监管措施和地方统一的执法措施也是如此。但根据研究，不履行这些义务不承担法律责任，州和地区的执法机构负责保护环境，具体的自然资源服务在某些方面影响环境保护的效率。政府的成立似乎主要是为了发展和扶贫，不符合环保的要求，例如环境管理局基本上是一个临时机构，并没有正式成立，房屋短缺的情况普遍存在，大部分员工临时接管有关机构，缺乏系统和整体性[⑦]。

2.4生态补偿机制不够完善

调查发现现行的环境损害赔偿条例并无具体规定，不规范、不符合实际，三江源是大部分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源头，牧民世代相传当地牧民失去了发展生产的机会和经济利益，减少了生态安全，减少了牲畜数量，禁止放牧、砍伐，降低收入，提供生态保护，损害集体和个人利益，但由于政策不足，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注意：《环境保护基本法》对环境损失的赔偿没有明确规定，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不存在横向补偿机制生态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没有真正的趋同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和生态补偿保障措施，依法办事不明显而原则不明确，其显著特点是行政色彩高，武断性明显，甚至是补偿和利益破裂，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新疆边境，青海三江源环境保护工程按总体规划启动以来，青海省开展了牧草保护、生态迁移等工作，同时周边省（区）没有开展相关项目，导致整体缺乏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不是补偿的，而是环境的侵蚀，比如在西藏昌都县、蔡丹木云县的边境线上，蔡道县，当地牧民为应对环境保护和草场建设实施生态移民，于是，昌都的牧民们就俘虏了当地的牧民，连根拔起冬夏的青草，放羊，修建象征性的设施，这导致了草原所有权的分割，此外，环境损害赔偿政策的影响还不够，由于损失，国家对牧民遭受的损失给予一定赔偿，但是，这种补偿是将森林归还非洲大陆共同农业地区的标准，与实际情况不符，它太低，造成严重的不平衡[⑧]。三江源处于脆弱的自然状态，最低标准将直接影响牧民保护环境的动机和主动性。

3、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3.1加强生态立法工作

物质生产和人类活动受哪些法律法规的制约？具体的立法规定了生产组织的具体形式，并产生了具体的环境后果：在有机种植过程中，规范人类行为非常重要，建立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推进青海省生态文化建设的规定基础上，形成不同类型、内容上，对建立法律基础的不同要求，使之成为整体性、刚性、非凡性的特征，改变过去的单位性，缺失的不是完整的问题，立法是制度的典型体现，具有制度的特点和要求，社会价值观文化、行为规范的规范化、政治机构的制度化以及权力的分配，指出了立法的制度功能.关于青海生态文化建设的立法要求，一是按照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制定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奖惩机制;第二个目标是强调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发展，三是以生态负荷、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为基础的总体经济布局，对环境损害有严格的报告制度，对环境污染有严格的处罚;四是建立保护公民环境保护权的制度，并明确环境保护权的内容和种类五是建立生态文明法律评价体系，制定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各种立法评估，向有效的环境立法过渡。制定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则，培养公民的生态责任感，它们共同体现了生态文明框架下建立的多层次、复杂的体系结构，丰富了它的内容和深刻的意义，构成了一个开放和动态的综合体[⑨]。

有关三江源生态文化的立法，必须从点到边反映自然因素所固有的要求;同时，必须表现文明，实现这两种现象的有机结合。具有文明性质的生态文化立法，必须体现发展、可持续性和社会秩序的原则[⑩]。

它特别强调建立一种法律机制。建立了一种能够调节利益相关者生态和经济利益的人权关系，政府应当对这些措施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对地区和个人进行补偿，根据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第六条规定：“立法必须以实践为基础，科学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法人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和国家机构，三江流域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应强调立法的适用性，不能完全照搬国家的环境与资源法规，视乎时间、地点和人，防止内容“空、大、全、以规范环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重点。青海省三江源生态补偿条例可引入“有效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综合考虑、明确生态平衡的基本形式和措施，建立健全国家生态补偿资金体系，扶持生态补偿产业，建立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逐步形成统一的责任落实能力，实行环境补偿管理责任制，研究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引进三江源环境补偿法律机制，建立源头三江源地区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

3.2规范生态执法行为

加强对环境建设优先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学者们认为，“在生态文明的條件下，法律必须受环境法的约束，只能在以下条件下编纂：立法者必须学会将自己的意志服从自然法，自觉把环境法作为法治建设的规范，跟进自然法被用来检验规范和制度的正确性和错误，在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下，规范三江源执法行动，制定法律法规，采取治理污染的环境保护措施，制定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促进环境保护的措施和办法，控制污染物排放。利用教育和其他手段限制人类活动和损害环境质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作为经济发展，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满足基本人类需求[11]。

3.3实行生态司法活动

环境正义正在从恢复性正义向维护性正义转变。人民代表应当全面履行社会重要的司法程序，尊重公共利益，建立省级生产结构，制定公益案件的检察权，按照公益案件处理程序，检察官在这类领域提起民事诉讼，如何保护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国有土地所有权流转等重点是三江原产区、祁连山水利保护区的公共工程，青海湖区、黄淮区、蔡丹区“五大生态板块”，拓展公益诉讼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认为青海“目前在党和国家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保护三江源和‘中国水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青海。生态正义必须为绿色发展创造社会氛围，因为这是最大的发展。司法工作必须与青海省实践活动的发展紧密结合，重视三江源生态文化建设，通过司法行动，促进生态效益，经济和社会融合，社会正义。

3.4树立生态法治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个技术、资金问题，而是一个根本价值和人类灵魂的问题”，生态文明意识十分重要，三江源是亚洲的主要水资源。人们充分认识到，三江源的破坏将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影响，并将在中东广大地区乃至全世界造成粉尘和碳源。日本学者认为，“公民社会的法治与作为法律主体的个体守法精神是分不开的”，守法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表现，也是一种规范，认为长江地区生态文化建设要按照青海省生态文化发展条例进行，广泛传播信息，营造氛围，积极弘扬生态文化哲学，增强生态意识，加强公众参与和问责性。

结论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作出了“一优两高”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富民、文明，为了评估和检验人们的行为是否正确，我们需要从行为标准的角度来审视生态文化建设中的法治问题。人民群众应当依法办事，形成立法、执法、司法和忠于法律的制度基础，建立密切联系和协调的法律和环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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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韩萍，麻明.青海：公益诉讼着眼“五大生态板块”[N].法制日报，2017—09—09.

[11]王建军.奋力书写新时代绿色发展新篇章[N].学习时报，2018—07—23.

作者：刘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