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论文

2022-04-15

摘要：《民法典》的实施标志着法治社会建设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时代的法治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公众积极参与法治建设的社会。《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耦合具体体现在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加强趋势的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致力于法治中国建设。民法典时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向主要是加强社会法治信仰培育，构建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法治社会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治社会论文篇1：

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探析

摘要：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其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上的社会自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裂痕，成为新的制衡力量。建设法治社会，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基于“制度—心理—运行—评估”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法的构建、培养法的认同、维护法的运行、评估法的效果来全面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有良法、信仰法、能守法、会用法”的法治社会新格局。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社会组织;社会治理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并于1999年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经过近四十年的法治建设和法治探索，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1]。这既是我党在总结多年法治建设工作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创新，也是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后得出的战略方针。“法治”不是空洞无物的概念，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载体和空间，而社会就是实施和推行这一制度安排的基础土壤。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法治现代化的实现。[2]

从现实环境来看，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口大量流动、迁移和重组，社会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增加[3]。加上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阶段[4]，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部分工厂的倒闭和失业人数的增加，一些人产生对社会报复的心理，社会不安全因素增加。再者，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不断创新，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电信诈骗等新的问题在虚拟社会里上演。这些现象都威胁着社会和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我国社会又面临法律规制建设滞后和个体自律不足的问题。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层面，建设法治社会都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以及现代化国家发展过程中刻不容缓的重要事项。

“法治社会”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中国特色，在西方，并不将其作为单独讨论的概念。[5]因此，目前国内诸多学者致力于首先回答“法治社会”的内涵、构成、运行体制等基础理论问题，但难免局限于理论的架构，而无法深入扩展到实践、运行的层面。欣喜的是，在对“法治社会”不同的解读中，学者们都一致肯定了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党和政府也明确提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它来源于社会，同时又反哺于社会。西方法治建设的成功也得益于社会组织的成熟。因此，在界定法治社会内涵、主体内容的基础上，明晰社会组织在其中的角色和功能，并分析如何发挥其独有的组织优势，助力法治社会的生成，成为我国法治一体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法治社会的概念框架及主要内容

“法治社会”的概念早在1959年就已经有所提及和使用[2]141，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其含义在当时被界定为“法制的社会”，以区别于法制虚无的人治社会[6]。因此，“法治社会”在过去并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所提及，往往被拆解成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一部分。直到2012年末，習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社会才第一次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所提出。[2]141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法治社会”的概念及内容进行梳理。

（一）法治社会的概念辨析

1.“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

首先，“法治社会”区别于“人治社会”。在封建专制和政治独裁体制中，一切以统治者的意志和想法为转移，社会运行的规则、权力的分配、人员的聘用等都由统治者独裁专断，国家制定的律法始终围绕统治者个人的利益来进行，权力机关和官员由统治者所指派，总之，上至国家权力的分配、下至社会运行的规则，皆由统治者所决定，即所谓的“人治社会”。“法治社会”是在对“人治社会”的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摈弃对个人主义的崇拜，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默认一致的规则，并以此作为社会运行的合法依据，即为“法治社会”。广义上，一切“规则之治”皆为“法治”，无论是立法、行政机构制定的法律、规章制度等“硬法”，还是乡规民约、宗族律法、行业公约等“软法”，只要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用于约束和规范个体及私人部门行为的规则，都可以作为治理社会的合法依据。因此，“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本质差异在于规则制定的基础是专制还是民主。

2.“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有学者认为，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一体两翼”的关系。[4]69实际上，这三个概念在规则体系、规制对象和治理理念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规则体系上，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依据的是立法机关制定的国家法律制度，即通常所称的“硬法”体系，而法治社会的规则体系还包括了软法。在规制对象上，法治国家的内涵体系里，整个国家权力都是规制的对象，包括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等。[2]143法治政府则强调政府官员和各级行政机构的行为要合法、执法要公正等。而法治社会的规制范畴仅限于社会生活中个体及私人部门的行为和关系。在治理理念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都是运用硬法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监督和限制，法治社会作为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4]68，鼓励公权力的“备位”，更多地运用软法实现自治。

（二）法治社会的内容体系

1.法治社会之“法”

“一切规则之治皆为法治”，“法治社会”中的“法”，不仅包括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和行政机构出台的规章制度，社会自治过程中形成的软法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法源[7]，如乡规民约、市民公约、网络自律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也都应该包含在内。在早期，韦伯就提出，现代国家统治的基础应是一套内部逻辑一致的法律规则以及得到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8]，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硬法体系。它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象征着公权力，由国家暴力机关保障其实施。但是制定硬法的弊端在于，国家垄断了行政资源，垄断制定法律的权力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9]国家权力一旦出现腐败，则势必导致个人权利（权力）被侵占，社会生活的空间也会随之被控制。因此，国内外学者主张要打破国家对法资源的垄断，超越“硬法”的概念，提出“软法亦法”。[10]由于软法的制定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制度安排上更具弹性，治理方式具有较高的民主协商性[11]，可以覆盖的领域也更广。鉴于上述中软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便利性，法治社会要更多依靠软法。[12]如果私法规范和手段可以解决问题，公法规范和手段就尽可能不介入。[13]软硬法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维持社会的秩序。

2.法治社会之主体

建设现代法治化国家，要转变过去“家长式”作风和观念。[14]不仅需要党政机关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也需要每个公民和组织的配合、参与。执政党是领导者，制定法律、实行法治都需要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15]。政府扮演着统筹协调的角色，但是在具体的管理中，党和政府要尽可能地退出社会自治领域，从管理性向备位性转变，让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的治理角色，回归社会本位。社会组织长期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最为了解社情民意，深知人民的需求和矛盾所在，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中坚力量。只要是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之主体。但是，必须要排除一些非法的社会组织，包括未在管理部门登记的、借助社会组织外衣开展洗钱避税、危害国家安全、敛财营利等非法活动的社会组织。

3.法治社会之规制对象

顾名思义，法治社会所指向的是“社会”，其规制的对象也必然是在社会中生活的千千万万个个体、社会组织及其行为、关系。依据国家公权力做出的行为不是法治社会规制的对象，因为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社会个体拥有自由行动、维护个人合法利益的权力。如果将组织作为人格化的个体，同样如此。但是正因为个体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和对权益保护的强调，个体和社会组织的行为才更容易触犯社会规则，必须予以规制。在社会生活、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同样是法治社会的规制对象。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内部建立的关系都要合乎法律，比如合作协议、亲情关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组织管理章程等，一旦经过法律上的确认，就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保护。

4.法治社会之目标

法治社会建设的首要目标在于以法治化方式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协调社会主体关系、调整社会群体间的利益格局。[4]70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重在规范“公权力”的使用，法治社会则是对私权利的规制，确保其不侵害社会公共秩序，同时又能切实保障个体合法权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于建设一套运行有效的社会规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要充分发挥社会自我规制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社会运行的干预，让社会的运转从“管理”回到“规则之治”。可以说，法治社会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在规则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自治。

二、社会组织参与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应然逻辑

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自愿成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自治组织，我国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三种类型。[16]与社会组织相关的概念还有“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机构”等，但是这几组概念所指向的含义难免有所偏颇，社会组织则能包含以上概念中蕴含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慈善性等特征。因此，本文选用“社会组织”这一概念。法治社会要实现广泛的社会自治，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17]这在理论上具有应然逻辑。

（一）社会组织能够广泛吸收社会自治力量

如前文所述，法治社会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规则基础之上的社会自治，而社會组织作为社会自治力量，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主体之一。从兴趣爱好小组到行业自律协会，从扎根社区的各类服务机构到全国性的公益慈善组织，从法律类社会组织到非法律类社会组织，只要是立足于服务社会、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自治的社会组织，皆可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主体。

（二）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载体

法治国家建设要发挥国家权力的作用，法治社会则需要社会权力的推动。[18]法治社会内蕴国家权力在社会领域的弱化，以及社会权力的强化。所谓社会权力，是指社会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和国家的支配力。[19]这里的社会主体包括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社会权力的参与又具体表现在立法权的社会参与、行政权部分向社会转移、司法权获得社会性。[11]6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基础薄弱，以及长期受到“全能型政府”的影响，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相对欠缺。社会组织作为致力于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的自治性组织，能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是培养公民精神的重要平台。此外，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可以阻滞国家权力的滥用[20]，同时为社会权力提供承接的平台。实际上，社会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服务建设、社会矛盾调解、行业自律、纠纷解决等公共事务，能够获得社会信任和政府的支持，从而扩大其在社会建设中的影响力，驱动社会权力发挥作用。

（三）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

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表面上看只是加了两个字，其内涵却出现根本上的变化。“全面”二字意味着要在各方面、多领域、深层次地推行法治，实现综合性治理。法治的对象要覆盖国家、政府、社会各个领域，法治建设的主体也要实现多元化。社会组织在法治建设中兼具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要同国家机构及公民一道，参与到这一场法治改革中来。实施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同样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监督。科学立法要求社会组织扎根群众，成为人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收集民意并及时向立法机关反映，并监督立法程序是否规范;严格执法要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公权力的代表去监督公权力是否依法行使;公正司法要求社会组织不仅要承担监督的角色，还可以作为诉讼人参与公益诉讼，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全民守法要求社会组织带动行业自律。

三、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国著名法学教授江必新认为，法治社会应该包括“制度面”“心理面”和“秩序面”三个方面[2]141。本文在借鉴江必新教授观点的基础上，构建“制度-心理-运行-评估”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

（一）法之建构：参与制定良善之法

法治社会归根结底是要实现良法善治。然而，既有法律体系无法有效回应社会治理需求。尤其伴随网络犯罪等新型社会问题，无法及时有效地用传统的部门法予以防范和解决。因此，法治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良善之法。所谓良法，不是制定的法律越多越好，而是要求制定法律过程中参与的民主性、过程的开放性、内容的科学性和有效的回应性。

一方面，社会组织长期扎根基层，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收集社情民意，形成调研报告、立法提案、建议方案等，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政府机构在征求立法草案意见、召开立法听证会时，社会组织也可以积极参与其中，发挥自身专业方面的优势，提出可供参考的专业意见，使国家制定的法律能够更具回应性和可接受性。此外，社会组织还应该承担起监督的责任，在立法过程中，主动利用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鼓励全民一起参与立法的监督，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确保立法机构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制定法律。另一方面，软法的制定虽然没有硬法那么严肃，但也是法治社会的制度建构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因此，客观上要求社会组织在软法制定中承担起主要起草者的角色。其一，各类社会组织要广泛行动起来，推动各领域、各行业以及各个生活共同体建立起规则体系。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要推动乡规民约、社区自治章程的建立，行业协会要推动行业自律公约的签订，各类社会组织要自觉制定内部管理的组织规章。其二，社会组织还要监督各类软法是否与硬法有冲突、矛盾之处。虽然硬法和软法不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但是，硬法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确定的法律，代表着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始终不能违抗公权力。在我国民间社会，一些宗族礼法和乡规民约受到落后的、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与我国现代法律精神和道德规范存在相悖之处，虽然过去依靠其维持了一方的稳定，但是，始终不利于我国现代法治的长远发展，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本质，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其中予以修缮或说服废止。

（二）法之认同：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

法治社会的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之上的社会自治，建构起规则体系之后，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才是法治社会的核心，让法治思维成为法治社会最基本的思维模式[21]，而实现这一点，必然要树立起强烈的规则意识，培养社会法治信仰。由于市场经济起步早、发展更为成熟，西方社会受到规则主义和契约精神的长期熏陶，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较强。而在中国，主要是政府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审批等强制性手段來树立法律的权威和震慑力，社会成员的自我规制意识不强。社会组织能以更为柔性的方式让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深入公众的日常生活。此外，法律类社会组织还可以发挥其专业优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承接法律宣传、法律援助等服务，扎根社区，搭建“法律咨询”“法律顾问”等平台，由专业的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讲解法律知识，通过具体的案例让人民意识到法律的作用和功能，并帮助其掌握必要的法律技巧，纠正人们“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等错误观念。社会组织可以延伸到政府无法或难以覆盖的法律服务边界，让“法律”“规则”文化始终围绕在人民群众中间，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化其规则意识，培养人们自觉守法、遇事找法的观念。

（三）法之运行：搭建共治秩序的桥梁

法治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要求全民守法，当社会主体发生利益冲突、纠纷和矛盾时，也要依据既定的规则体系来解决，也就是“用法”，让法律规则真正地运行、运用到解决社会纠纷中来。社会个体、社会组织和政府要通力合作，形成跨越统治和自治的共治秩序。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人，在统筹协调利益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11]8，是实现共治的枢纽和桥梁。当社会存在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时，政府会依据硬法体系，采取强制执法的措施，但有时会面临社会的不理解甚至抵抗。社会组织因长期驻扎基层，对公众的需求、想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可以根据每个个体的特点展开针对性的劝说，并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节，说服当事人配合政府执法，或者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疏解社会维稳压力，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同样，当社会主体之间遇到矛盾和纠纷时，社会组织可以以相对独立的立场，发挥其亲民的优势，促进纠纷双方在相对平等、缓和的氛围下实现利益的表达，并借助其专业优势提供可行的纠纷化解方案，同时协助公权力机关的执法行动，在自治和统治之间寻找共治的平衡点，以弥补政府作为单一的社会治理主体的缺陷。目前国内不少社区都在大力推行“五老”说和团、“群贤”议事团等，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还有些社区成立了专门促进家庭纠纷解决的社会组织，以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此外，随着国家赋予社会组织合法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司法的渠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组织参与纠纷化解的目的便在于使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在相对合法、合理的秩序下得以解决，避免社会主体通过非法手段采取报复、互相伤害等措施，出现侵占和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这样不仅无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还可能危及社会的安全，危害社会的稳定。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真正使硬法得以更为柔和的执行、使软法得以更广泛的运用。

（四）法之评价：评估法治社会建设效果

建设法治社会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一项系统的、持续的、需要不断投入努力的工程。而促进法治社会不断成熟、不断向前的依据就来自于对建设效果的评估，以评促建。近十年来，国内掀起了法治评估的热潮，多地开始探索推进法治评估。但是，国内法治评估的指标体系鲜有涉及法治社会。[22-24]因此，加强法治社会评估刻不容缓。从国际经验来看，法治评估形成了由世界正义组织、世界银行等第三方机构建构的几大体系。实际上，中国法治评估模式正在从内部考评向第三方评估转型，评估模式创新的重点也在如何实现真正的第三方评估。[25]法治社会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估的实施，可以由我国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高校院所和相关研究机构来承担。余杭法治指数测评是最早的第三方法治评估实践，但当时是政府牵头，联合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了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虽然具体的实施是由第三方机构完成，但是政府仍然占据着主要的领导和统筹的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则是从2007年开始独立开展法治评估工作，陆续编写、出版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中国地方法治发展报告等研究成果，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承担了智库的角色。但是这些对于我国法治评估来说还远远不够，应该鼓励更多的科研院所等第三方机构加入进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完全独立开展法治社会评估的研究和实施工作，深入社会法治实践，从顶层设计、落地实施到公众态度等多方面评估法治社会建设成果，并形成评估报告，提交给相关部门作为政策参考依据。

四、结语

法治社会建设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急切地需要用法治手段予以解决。法治社会形成的要义在于形成成熟完善的规则体系基础上，实现社会自治。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亲密的合作关系，为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和现实基础。从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容来看，社会组织参与的途径可以从制度面、心理面、秩序面分别展开，具体包括建构规则体系、培育规则意识、形成共治秩序、评估法治效果等，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各领域的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格局，推动我国社会领域的良法善治。

参考文献：

[1]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4-10-28）[2018-11-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8/c_1113015372.htm.

[2]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40-157+207-208.

[3]陈晓春，肖雪.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J].湖湘论坛，2018（6）：41-49.

[4] 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9（1）：65-88+205.

[5]KarenJ.Alter.Establishing the Supremacy of European Law：The Making of An InternationalRule of Law in Europe[M].Oxford：OxfordOniversity Oress，2010.

[6]張文显.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J].中国社会科学，1989（2）：181-194.

[7]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10]罗豪才，周强.软法研究的多维思考[J].中国法学，2013（5）：102-111.

[11]汪渊智.论群团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C]//山西省法学会、湖北省法学会、河南省法学会、安徽省法学会、江西省法学会、湖南省法学会. 第八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集，2015：14.

[12]姜明安.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社会建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08-116.

[13]李林.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J].法学杂志，2019（1）：9-16+63.

[14]陈晓春，肖雪.非营利组织的法治化监管[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53-59.

[15]武宇红.习近平法治思维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J].湖湘论坛，2017（5）：17-21.

[16]鲍绍坤.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J].中国法学，2017（1）：5-16.

[17]张文显.全面推进法制改革，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法学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1）：5-20.

[18]蔡宝刚.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J].求是学刊，2016（2）：114-121.

[19]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J].法学研究，2001（1）：3-17.

[20]马长山.民间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与法治秩序[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1）：3-15.

[21]刘丹.法治思维：治国理政新思维[J].湖湘论坛，2014（6）：5-8.

[22]周尚君，等.法治定量：法治指数及其中国应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23]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律发展报告2015：中国法治评估指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4]钱弘道.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5]钱弘道，王朝霞.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5（5）：84-105+205.

责任编辑：詹花秀

作者：陈晓春肖雪

法治社会论文篇2：

论民法典时代的法治社会建设

关键词：民法典;法治社会;社会治理;公众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对几十年民事法律发展及法治建设成果的确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民法典》作为一部“社会生活规范的百科全书”，涵盖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1]。2020年12月7日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民法典》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法典时代的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指引。

一、法治社会的概念及语义分析

对法治社会概念的理解不仅仅需要从文义上分析，更需要从更深层次的传统意义概念、国家治理理论等要素方面加以研究。法治社会是相对于人治社会而言的，法治的萌生与发展不仅实现了国家治理理论上的飞跃，更是社会文明模式的进步。传统家国观念的影响致使国家统治者更加注重于加强中央集权，人治的治理模式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逐渐削弱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传统法治的概念不同于现代社会法治的含义，它更多的是推崇“法律至上”，提倡法律的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这在皇权至上的传统社会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观念。对于法治最早的认识在于国家管理需要，“社会”作为统治基础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自然环境和生物体共同组成的关系总和，狭义的社会是指个体、社会组织、政党及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概念，对应着国家、政府、官方等术语[2]。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性概念，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性概念，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学者将“社会” 确定为非国家、非私人的组织化存在。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两分创造的不同整合模式，与国家相对应[3]。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社会”是一个范围性、形容性词汇，不仅指自然环境下共同生活的个体组成的联合，也泛指在政治或法律层面给予特定联合体的认定。法治社会既是在国家和法律层面对全面依法治国动态过程中法律实施等行为的认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习惯规则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良好社会秩序。

二、《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耦合

在法学领域，系统耦合可以作为研究不同部门法、不同法律系统或不同层次法律体系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关系的手段。法治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在《民法典》正式实施后，法治社会建设逐渐演变为法律观念—制度规范—实践遵守的动态发展过程。这对系统性视域下《民法典》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耦合性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系统耦合成为新发展阶段法治社会建设的方法论特质，是新发展阶段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4]。《民法典》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耦合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加强趋势的契合

《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在于对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障，明确申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获取他人个人信息必须经过同意，要求通过合理途径收集、使用、加工、传输，并确保安全。《民法典》未将公民个人信息类比隐私权予以权力化处理，但纳入了公法保护，将公民私权利的保障提升至新的高度[5]。同时，《纲要》规定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公民个人信息作为识别公民主体身份的关键数据，同时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均属于公民法定的私权利范围[6]。因此，新发展阶段《民法典》与《纲要》的实施如加强公民个人权利保障的“鸟之双翼”，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020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讲道，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通篇围绕人民主体的中心地位，以人民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纲要》明确规定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的主要原则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法治社会建设离不开公众参与，人民犹如连接《民法典》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桥梁。无论是增强法治观念、健全社会法治规范或加强权利保护，都是涵盖了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民法典》动态实施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凸显，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三）共同致力于法治中国建设

继《纲要》颁布实施之后，中共中央在2021年1月正式下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第一部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专门性文件，为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原则要求、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法治中国最初是一个学术命题，后成为政治命题[7]，其产生不仅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更意味着在顶层设计上增加了重要的思考和理论推进[8]。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是以全球性视野追求法治发展中的中国主体意识、中国问题意识[9]，也蕴含着全球视域下的中国法治问题[10]。它涵盖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简称“三个一体建设”）等法律发展关键问题的各個方面，《规划》的主要原则与总体目标中突出在新时期要着重围绕三个一体建设，明确要推进《民法典》的实施，促进法治社会建设，为法治政府筑牢社会基础，为法治国家打下良好的法治根基，共同致力于法治中国建设。

三、民法典时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向

（一）加强社会法治信仰培育

随着社会及经济转型，现代意义上的“信仰”蕴含了丰富的时代价值。全面依法治国、社会不同领域法律规范制度等工作的完善使人民心中形成了信任“法”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人们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的最深层次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11]。法治信仰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遵循普法教育—法律意识—法律素养—尊法守法的逻辑过程。在这种模式下，首先要加强对社会，尤其是基层的法律宣传教育。这里的法律不仅仅包括国家制定法，还涵盖了普遍范围内的社会自生规则。其次要突出乡村法律宣传教育这一短板区域，考虑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应当针对性地制定宣传教育规划，做到有的放矢。最后要确定法律宣传教育主体范围。《决定》中“谁执法，谁普法”的规定限制了普法主体范围，也会使国家机关对自身普法责任义务产生错误认知。因此，应当明确普法责任主体，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界限不清的问题，赋予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高等院校法学院系、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基层自治组织更加确定、丰富的普法职能。

（二）构建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体系

法治评估通过量化计算结果、数字化指标体系科学获得上一年度内法治建设实际状况，旨在通过评估发现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索法治建设有效途径，以此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效能。

当下我国法治评估研究及实践主要集中于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依法行政等领域，对于法治社会评估体系的研究较为滞后，且法治社会评估缺少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因此，构建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体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落实：一是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主体的选择。类比于法治政府评估，可以划分为社会独立第三方法治评估、政府法治建设自评、国外第三方法治评估。二是评估指标体系的设定。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不同于法治政府建设评估，对于其特定指标的设定，应当主动区别于后者，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甚至三级、四级指标界定的标准，应将《纲要》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要求作为分化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可以参照郑方辉、邱佛梅在《比较视角的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评价实证研究——以2017年广东省为例》一文中提出的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作为一级指标，再根据法律实施内容的不同划分二级、三级和四级指标[12]。三是评估量化计算模型和指标分数设置。评估结果需要通过量化计算得出的分数展现，计算模型具有固定化的特征，更多的考量必须侧重于指标分数的设置。客观指标数据来源较为稳定，专家评议和公众满意度调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广泛性。笔者认为，考虑到法治社会建设中公众的主体参与度，对于基础数据的收集应当扩大公众满意度调查所占分数比例，一定比例减少专家评议分数，这样才能实现合理化配置。

（三）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民法典时代的公众参与拥有了新的时代性内涵，公众参与不再是传统的“建言献策”，而是随着《民法典》的实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其参与范围突破了原有格局。根据法治社会建设维度，将公众参与分为国家、社会与基层三个层面：第一，在国家层面，公众参与更多体现在参与国家立法、行政管理、公共决策制定等方面。因其属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最高层面，普通民众缺少参与通道，因此要通过网络平台等渠道保障公民参与权，使之能够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第二，在社会层面。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不是政府自治，而是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既要通过建议权、监督权参与有关社会治理，也要亲身参与政府管理、行业自治。第三，在基层层面。公众参与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自治地位主要表现为通过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作为国家基层自治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主体，承借“十四五新开局—民主之治”之势，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公众参与基层治理必将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四、结语

法治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的实施为新时期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结合《民法典》实施的热潮，探讨二者之间系统耦合之处，为民法典时代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民法意义上的理论支撑。《纲要》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进步与发展。基于《规划》的规定和现有的法治评估实践，以此来明确民法典时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向，始终要坚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2020年5月9日）[M]//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79.

[2] 肖金明.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J].法学杂志，2017（8）.

[3] 杨建.法治社会的内在逻辑[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4] 周恒，庞正.法治社会的四维表征[J].河北法学，2018（1）.

[5] 赵宏.《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权的国家保护义务[J].经贸法律评论，2021（1）.

[6] 吴延溢，顾雅男.防疫常态化背景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及其缓释[J].决策与信息，2021（5）.

[7] 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5）.

[8] 刘小平.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J].社会科学战线，2020（5）.

[9] 夏锦文.“法治中国”概念的时代价值[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5）.

[10] 郑成良.法治中国的时空维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5）.

[11] 魏长领，李源.法治信仰培育的两种模式及其关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20（4）.

[12] 郑方辉，邱佛梅.比较视角的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评价实证研究——以2017年廣东省为例[J].法治社会，2018（3）.

作者简介：崔亚龙（1995—），男，汉族，河南濮阳人，单位为茅台学院，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民商法。

（责任编辑：王宝林）

作者：崔亚龙

法治社会论文篇3：

新时代检察机关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路径探析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其中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检察机关要提升政治站位、更新司法理念，坚持在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建设大局中谋划检察工作，进一步强化履职尽责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强化法律监督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化改革创新以提升司法公信力，完善阳光检察机制以增强群众法治信仰。只有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全面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生动具体的司法实践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才能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贡献检察力量。

关键词：法治社会法律监督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而实现法治中國建设的目的，已成为各级检察机关和广大检察人员亟需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及要素

关于“法治社会”的内涵，目前学界尚无公认界定。起初，“法治社会”是与“人治社会”相对而言的;现今，法治社会通常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内容被表述。[1]姜明安教授认为，“法治社会仅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2]肖金明教授则认为，法治社会是与国家制度化分离并与国家规则性互动，以及社会自身规范化治理的社会状态。制度化分离与制度性参与相结合，规则性互动与规则性合作相统一，规范化治理与规范性自治相协调，构成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3]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对“法治社会”内涵从狭义与广义层面或多个层面予以解读。如郑方辉教授等认为，狭义法治社会是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出发，主要是指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后公民有序自治的社会状态。广义的法治社会更看重建设过程的投入，从法律运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是大社会法治化、自治化和民主化的体现。[4]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对于法治社会内涵的认识和界定，应该在语义学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探索成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独特语境出发，将法治社会置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政治命题和总体框架之下，按照尊崇中国制度、践行中国之治、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脉络，从而提出法治社会的含义。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法治社会的核心内涵是，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成员自我约束的法治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法治化、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的法治化。[5]并指出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场域在于基层。基于这一立场和视角，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6]

虽然学界对于“法治社会”的涵义见仁见智，但是对于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基本达成了共识。总体来讲，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三个要素包括：一是尊法守法意识。法治首先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和服从，“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评定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将此价值观内化为心理认同并自觉践行，也即“依据法律进行独立的思考、公正的判断，使法治演进为一种常态化的思维方式、常设化的行为模式和常规化的生活态度”。二是通过法律的社会自治。鼓励社会主体，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单位依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自治规则的作用，这也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必要方式。三是促进社会冲突的法律解决。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矛盾和争议，促使社会成员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并通过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其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三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形成一个尊法、守法、信法、用法的法治社会服务。[7]

二、检察机关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一）服务法治社会建设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院本质上是政治机关，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应尽之责。张军检察长也多次强调，检察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因此，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各级检察机关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检察机关和广大检察干警应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地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融入、落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之中。

（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永恒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各级检察机关和广大检察人员应充分发挥政治智慧、法律智慧、检察智慧，忠实履行“法律守护者”的责任，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通过具体司法办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三）对法律实施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

根据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规定，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加强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加强法律实施的监督，不仅是我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也是相关法律对宪法相关规定的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不仅与宪法等法律规定一脉相承，而且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贯彻实施法律、解决矛盾纠纷、制裁违法犯罪、调节利益关系等重要职责，只有强化法律监督，才能确保其依法正确行使。[8]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必然要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以确保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四）维护公共利益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把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检察官的核心价值观念。与行政权的公益性相比，检察权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侧重于对受损的公益进行救济。其公益属性有着极具特色的实现机制。[9]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因此，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公益诉讼领域“等”外探索，不仅有利于增强公共利益保护的制度刚性，而且将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逐步建成双赢多赢共赢的工作格局。

三、新时期检察机关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路径选择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牢司法办案新理念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坚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是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张军检察长深刻指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目标是一致的，有着共同价值追求，只是法律上、工作中分工不同、职能不同，没有你赢我输、你高我低。”法律监督实践过程中，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努力做到与其他执法司法部门形成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10]

三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根据新修订的检察官法，检察官履行职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客观公正”的要求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体现了新时代对检察官职业的根本要求。检察机关严格落实新修订的检察官法，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履行检察职责，牢记检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诉者，也是无辜的保护者，更要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进步的引领者。[11]

（二）进一步强化履职尽责，切实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一是依法严肃查办各类刑事犯罪。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能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既是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也是检察机关参与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检察机关要密切围绕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出现的新情况，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严重暴力犯罪、盗抢拐骗、“黄赌毒”等犯罪。坚持扫黑除恶与社会治理一体谋划，真正实现社会治安源头治理。通过扎实办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依法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积极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工作，加强对重大有影响案件、久押不决案件、罪与非罪存在争议案件的严格审查，坚决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对存在较大争议的不批捕、刑事和解、申诉等案件，实行公开宣告，充分释明法律依据。注重发挥律师在人权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健全完善律师辩护和代理预约平台，为律师执业提供便捷服务。积极落实被害人救助措施，帮助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经济补偿和心理慰藉，使破裂的社会关系尽量得以修复。

三是认真落實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检察机关在做好“护法的卫士”的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努力当好“普法的先锋”。检察机关要在办案中实时普法、精准普法，特别是要聚焦法律监督开展普法活动，力争把每一次办案和监督活动转化为生动的普法实践，使之成为最好的普法素材。注重开展以案例释法普法、宣传检察职能工作，通过“看得见”“听得到”的法治形式，让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法律规定，自觉执行司法裁决，切实增强法治认同，促进社会公众知法懂法守法。

（三）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着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一是加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进一步履行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职能，加强对有案不立、插手经济纠纷、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工作，重点加强对利用刑事立案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报复陷害、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的监督。进一步完善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加大对定罪不当、量刑严重失衡、审判程序违法等问题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认罪认罚抗诉案件的分析研判，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规范运行。进一步完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派驻+巡回”检察模式，在做好做实监狱检察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创看守所检察工作新局面。

二是打造多元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格局。不断深化和完善多元化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格局，进一步推动生效裁判监督、审判程序监督和执行活动监督工作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宣传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提高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了解检察职能、依法申诉的法律意识，逐步引导全社会支持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良好氛围。进一步突出监督重点，加大对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力度，重点加强对虚假诉讼、违法调解、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着力推动民事检察工作转型升级。

三是积极探索公益诉讼检察案件范围。进一步践行“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要求，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牢固树立“通过诉前程序实现维护公益目的是司法最佳状态”的理念，用最小的司法资源达到维护社会公益的目的。以《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的贯彻实施为契机，在持续做好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重点领域公益诉讼工作的同时，依法在安全生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电信互联网涉及众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12]。

（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司法办案公信力

一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持续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力做好司法体制改革“精装修”，不断增强改革措施之间的整体性、系统性、配套性、协同性。在全面完成内设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员额检察官动态管理制度，形成进退畅通、灵活补充的良性局面。持续推进司法行政人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警察的职务职级平行套改工作，以检察人事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新成效助力新时代检察事业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二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不断完善检察官绩效考核评价体制，对考核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全程留痕，并在系统平台公开。健全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不断完善案件质量评査标准和程序，积极改进评查方式方法，推进案件评查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过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对办案质量进行评价。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当行使职权导致司法办案出现严重错误的，办案检察官应当承担相应司法责任。对虽有错案发生、但检察人员履职中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不承担司法责任。

（五）进一步完善阳光检察机制，增强群众法治信仰

一是着力深化检务公开机制。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不断深化检务公开，逐步构建开放动态透明的阳光检察工作机制。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加强检务公开平台建设。依法扩大公开范围，严格执行公开程序，强化生效法律文书公开。建立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等检察环节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健全有关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公开审查、公开答复制度，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全方位接受案件当事人、辩护律师和全社会的监督。

二是不断深化涉检信访工作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對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完善信访制度提出明确要求。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便民服务机制，发挥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网络平台作用，以全国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2.0版上线运行为契机，不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新媒体应对能力，在做好“群众来信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的基础上，积极推行视频接访、网上信访，积极主动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实际问题、理顺群众情绪，让信访人心悦诚服、息诉罢访，既“案结”又“事了”，实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的有机统一。

注释：

[1]参见王亚平：《法治社会的内涵、建设重点及实现路径初探》，《社会治理法治前沿年刊》2015年版。

[2]姜明安：《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法学杂志》2013年第 6期。

[3]参见肖金明：《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法学杂志》2017 年第8期。

[4]参见郑方辉、罗骁：《法治社会第三方评价：体系、实证与审视》，《理论探讨》2018年第3期。

[5]参见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1期。

[6]参见解永照、何晓斌：《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7]参见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019年第4期。

[8]参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252页。

[9]参见王守安、田凯：《论我国检察权的属性》，《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0]参加姜洪：《重塑性变革中的检察理念更新》，《检察日报》2020年5月6日。

[11]同前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