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构造研究论文

2022-04-17

摘要: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是在法学的基础上结合产生的。国家法律体系化是国家实现法治建设的基础,一直以来,体系化法治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相关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良好的法治建设更需要稳定的法律体系去维护,要想实现法治国家需要实现的目标,最优的法律体系模式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法治构造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治构造研究论文 篇1:

高校思政课弘扬法治精神的关键问题研究

摘要:高校思政理论课中如何提升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当前高校存在的艰难问题。高校思政课弘扬法治精神必须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本身的独特性问题,即讲清楚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这个关键性问题。同时还必须明确“党与法”的关系、“德与法”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关系等关键问题。

关键词:高校思政教育; 法治精神;法治道路;中国特色

一、高校思政课讲清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的重要性

高校思政教育的目标是之一是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培育具有新时代法治理念的时代新人。弘扬法治精神的关键问题是让学生真正理解法治精神的内涵,明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同于中国传统法制以及西方法治,所以必须在思政课堂上讲清楚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摒除学生的疑虑与抵触心里。

1、使学生更加清晰法治精神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法治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法治精神这一概念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新提法,是法治建设领域一个新的里程碑,正如石家庄市社科院有人指出:“法治精神”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所普遍尊崇的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权力制约、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的总和,它的内涵十分丰富。”[1]从中国法治道路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内涵来看,我国法治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也因此决定了中国法治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展现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和公平正义,即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综上,讲清楚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有利于青年学生深入理解中国法治的精神内涵,有利于青年大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缓释其心里上的抵触情绪。

2、使学生真正明白东西法治道路的差异

法治道路在不同国家、地域、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由于各国、各区域甚至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则必然形成相异的法治发展道路。中国法治道路与西方法治道路根本区别在于: 社会性质、理论依据、国家制度、领导核心、坚持原则、权力主体不同,决定了我国的法治体系必然带有自身特色。正如孟德斯鸠曾说:“各国的政治法和公民法只不过是人类理性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实际应用而已;这些法律应该是量身定做,仅仅适用于特定的国家;倘若一个国家的法律适用于另一个国家,那是罕见的巧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法治实践不断结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最新法治理论,它有着区别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权力型法制的民主内涵,也有着区别与西方法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所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弘扬法治精神。

3、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认同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2]法治道路是一条管总的东西,法治道路的确立,代表着党和国家建设法治的决心和信心,也表明这是一条能够体现中国法治特色的道路,是一条能够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当下中国正进行一场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运用法律治理当下的社会和国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展现出中国精神中蕴含的刚毅品格和铮铮铁骨。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不是毫无自信的呐喊,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典型表现,把中国法治道路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用中国的话语自豪的讲述着中国的法治辉煌,体现中国化的法治特色。

只有把这些理论讲清楚了,相信青年大學生会明白坚守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弘扬法治精神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也由此会更加增强青年大学生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其更加认同中国进行法治建设的理论及其实践道路。

二、高校思政课讲清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之体现

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3]这三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一贯两坚持”的核心要义是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的首要基础。

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习近平关于独特性的提出对于强调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说清楚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具体所指。

“三个独特”即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道:“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也应当从这几个层面维度出发,因为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曲折的、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优秀的、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上层建筑才有优秀的文化根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本土的、独特的,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

1、独特的历史命运: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及其经历必然在其以后的成长过程中留有深刻的痕迹,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阅历能够成就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不好的经历和成长环境则可以逆向塑造一个人;总之要能正确对待过去,择其善者而改之,以史为鉴则可以成就未来。当然一个国家亦是如此,任何一段历史经历都是一笔财富,或是经验可以直接借鉴,或是教训要能引以为戒,或是优秀的思想深刻在民族文化的每一个制度或每一个行为上。因此,回顾历史可以明智更可以知兴衰,中国传统的历史命运必然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要能正视过去,吸取优秀的部分去其糟粕,以此来更好的发展壮大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

2、独特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德法融合是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所以法治的阳刚遒劲与德治的阴柔之美相得益彰,是中华法治的根本特色。另外,中国法治一个包容的、与时俱进的、本土化的法治发展模式,文化底蕴深厚,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来源,还具有本土化的独特价值引领体系以及中国话语展现的中国法治。从法治的文化基础来源的丰富性、价值引领以及国际地位等各个方面都表明中国法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3、独特的基本国情:

道路决定方向、决定命运。不管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必须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任何时候道路的发展都必然离不开本国的基本过国情和实际情况,所以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必然依据现实的国情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段的新时代中国的国情特色主要表现就是:坚持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法制建设的题中之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推进法治的强大驱动力;这些独特的国情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高校思政课弘扬法治精神还需加强的几个关键问题

1、“党”与“法”的统一性

一直以来的人们都认为西方政治关于“党”与“法”的关系处理的特别到位,完美体现了“党与法”的统一。但是作为多党制的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多个政党的存在必定依靠并代表不同的阶层或利益集团,而西方法治则在价值上强调的是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的是具有中立性、公正性以及平等性的价值,这个具有多元利益取向的政党制度必然存在对立和矛盾关系,所以也就不可能处在和谐相处的状态中,“党与法”的高度统一也不过是玩弄人民的“文字游戏”罢了。

相反,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所以共产党的存在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其核心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其核心利益执行非常的直接和专一,就是“以人为本”。在这样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的存在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他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的共同选择,社会主义的中国法治在价值上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为了更好地限制“公权力”而保障“私权利”,所以其根本利益也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可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的法治在价值追求上是具有着统一的目标的,所以中国的“党与法”才是高度统一的。

2、法治建设的驱动力量—改革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要求改革创新驱动社会发展没有完成时,一直是进行时,始终在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的路上,即意味着改革创新必然是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这也必然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同样,中国的法治道路也是一条蜿蜒曲折、渐进变革之路,法治在不断引领着社会的变革,也同时在不断变革的社会进程中成就自己,得到促进和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体现,法治作为上层建筑反过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法治的存在依托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基础,这是法律产生和运作的逻辑,所以改革创新的驱动力必须源自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政治领域的改革,经济变革催生法治建设的基石,政治变革催生法治权威。改革是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革新,是社会得到进展的不竭动力,所以在改革过程中必然有对规范的需求,也因此促成了法治的生成动力;在经济领域的变革,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的处理需要法律的规范作用;改革中也必然需要提升国人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的权威。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体现,核心价值能够统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凝结着全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是一国文化的最核心、最内在的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必须强化“价值共识”,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要求下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体现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性及其中国特色。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内在需要。”全方位、全过程以及在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需要,所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全面融入到法治国家、法治经济、法治政府、法治文化、法治社会以及法治生态等各个过程和领域。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必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面守法共同推进,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立法环节、执法环节、司法环节以及守法环节。

4、法德融合:法安天下,德润民心

习近平明确指出“法治天下,德润民心”,任何时候国家的治理都不可能离开德治与法治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

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的治国模式,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礼仪制度的发展。之所以中国古代是如此注重道德的教化作用,甚至是把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主要是因为道德注重内心的约束,更能使人民产生稳定秩序的信仰。从字的构造角度而言,“德”字是双人有一颗正直的心(因为繁体字的“德”的“心”字头上是个正直的“直”),同时又有“十”这代表一种信仰,全心全意的信仰才叫“德”,所以道德强调的是对人的心理的约束。所以,孔子等一些传统文化的奠基者都注重内心的教化,也希望通过道德教化达到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现代的法治建设中虽然没有强调道德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但在法治建设中道德始终是寓于其中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将道德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守法价值标准,所以法治应当体现道德精髓。

结语:

法治教育的关键是培育学生的法治自觉和道路自信,使学生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人才需要,具有自觉地法治意识和自如的法治思维以及自洽的法治逻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依法治国是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所以作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政教育,必须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原则,培育新时代法治型人才,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守社会主义法治信仰。

培育新時代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讲清楚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明确法治建设的目标方向及重要地位,真正让学生区分好中国共产党与宪法法律、道德与法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法治的驱动力等重大关键性问题,从而增强法治自信和法治理论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刘微鹏.正确理解法治精神的内涵.https://www.360kuai.com/pc/98516e748c0bb7b8c?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2019-12-13.

[2]王增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另样视角解读[J].湖北社会科学,2017(4).

[3]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1).

[4]张文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制建设(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2讲讲稿).2019-7-27.

[5]黄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3(3).

基金项目: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思政专项资助项目(YJ-SZ2005)“高校思政课传播法治理念和培育法治精神的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红(1987--),女,法学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现代化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作者:黄红

法治构造研究论文 篇2:

浅谈适于法治的法律体系模式

摘 要: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是在法学的基础上结合产生的。国家法律体系化是国家实现法治建设的基础,一直以来,体系化法治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相关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良好的法治建设更需要稳定的法律体系去维护,要想实现法治国家需要实现的目标,最优的法律体系模式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目前,双重构造模式能够较好的实现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对于完成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字:法律体系 模式 法治模型

不同法律体系模式的法治效果不同,法律体系与法治之间紧密联系,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就相关法治理论,分析法治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法治体系模式类型,证立并论述最为合理的法律体系模式。

一、法律体系模式类型

1.阶层构造模式。众所周知,默克尔是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论的实际创始人。阶层构造理论对后世法学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同时构成了法学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阶层构造模式意义为各个法律体系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不同规则的阶层且指向不同对象。同时法律规则构成了阶层构造的出发点,规则的内容及形式的区别也成为了阶层构造论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具体的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具体分为两个结构,即理想结构与现实结构。

(1)理想结构。总的来说,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具体由三个阶层构成,分别为初始规则、具体行为规则以及法律实施的行为。在具体的法治实施中,这三个结构互为补充,互相协作,共同实现法治的最理想效果。

(2)现实结构。法律体系的现实结构包含了条件关系以及毁损关系。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法治国的法律体系结构在实际中体现出一种条件关系的阶层构造。在该阶层构造中,法律在创建过程中实现了法律的适用,充分实现了在适用者进行裁量过程中既能收到法律规则的束缚使得法律的具有严格的执行度,同时适用者能够拥有自由裁量法律的余地,使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相反,与条件关系相对立的自然是毁损关系。同时,默克尔认为,要想实现毁损关系,只有当实际的法律体系中存在能自由变更法律规则的内容的条件下,才能有变更法律的权利。然而这并不能体现法律的本质意义。实际上,毁损关系是不可取的,因为毁损关系主要取决于现实法律中的内容与法学理论宗旨并不符合,同时默克尔认为,毁损关系与阶层构造模式没有必要的联系,因此在实际阶层构造模式中可以不考虑毁损关系。

(3)区别。法律体系的现实结构与理想结构区别在于现实结构的包含更多的规则阶层,在法律实行的必要阶层外还可存在其他可能存在的阶层,不同阶层与规则之间存在不同的空间关系。

综上所述,等级式的分层使法律规则之间实现了授权及各法律规则之间的效力关系,并且成为了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核心。

2.规则—原则模式。随着法律体系的建设,法学学界开始试图通过区分法律规则以及法律原则来证明阶层构造模式并不能合理适用于整个法律体系。并且有关学界通过对规则—原则模式的深入研究,德国当代学者阿列克西对规则—原则模式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学术论述。

要想证明法律体系规则—原则模式的优越性就必须首要解决现实存在两个问题,即原则与规则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以及原则与规则在本质上存在差别,但原则不属于任何法律体系内容。

然而,从相关学术报告中可以看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语义上的区别、性质意义不同、结构存在差别。

1.语义上的区别。从字面意思上看,原则主要是指在法律要求与现实中去做的某件事,必须尽可能的实现,并且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程度的被完成而不受任何限制。而规则要求事物必须按照指定的要求进行相关活动,一旦规则被应用到某个具体案件上来,就意味着该案件必然有相关的法律后果发生,而没有任何斟酌讨论的余地,因此,法律规则是一种要么确定被实行,要么不被实行的准则。

2.性质意义不同。从性质的角度上看,规则是指在具有相关规定要求下必须按照其所规定的准则去做,无论是否存在对立性,没有斟酌的继续执行。而原则主要是指再考虑事件成立条件以及其他相关原则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规则处理,对于案件具有可操控性,存在着一种互相包容的关系。总的来说,原则是一种期望规范而不是特定规范,需要符合各个原则才能执行。

3.结构存在差别。原则与规则在结构上存在差别,由于原则只需要可观道德及理论即可具有一定的单一性,而规则不仅要体现符合可观伦理道德,同时需要法律体系的支撑,更加具有复杂性,具有复杂结构。

(1)双重构造模式。双重构造模式是一种内外叠加的新型法律体系模式,阶层构造模式是由法律规则之间依据效力关系形成的特定法律体系模式。在规则基础上,法律原则根据规则内容形成规则—原则统一体,形成规则—原则法律体系模式。然而不论是阶层构造模式还是规则—原则模式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法律体系的高度以及宽度,并未展现法律体系的深度问题,因此双重构造模式在法律体系高度以及宽度的基础上,结合原则体系建设,将法律体系建设成一个有高度,有宽度,更有深度的完整法律体系模式。

二、结语

良好的法治建设需要完整的法律体系模式的维护,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良好的法治建設更需要稳定的法律体系去维护,实现法治国家需要实现的目标,最优的法律体系模式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冯 威.法律体系如何可能?——从公理学、价值秩序到原则模式[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

[2]玛蒂尔德·柯恩,杨 贝.作为理由之治的法治[J].中外法学,2010

[3]以法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完善[J].江必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

[4]雷 磊.原则理论与法概念争议[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

作者:钟雨辰

法治构造研究论文 篇3:

谈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对此我们必须要形成客观的认识,并提高关注与重视力度。近些年,我国的整体法治建设进步显著,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程度也越来越高,这是我国群众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所有目共睹的,不过在我国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当中,也依然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样才能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推动和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本文基于作者自身的实际工作经验与学习认识,首先简单分析了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不足,然后主要就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出了部分探讨性建议,以期能为相关工作的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与不足;策略

作者简介:赵喜平(1966-),男,汉族,青海西宁人,本科,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从事教学工作,研究方向:宪法学,法理学,行政法。

以法治化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思想、精神、文明进步的一个关键体现,我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完善自身的法治体系,尤其是为了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民生的发展,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中,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同时也收获了理想的成效,得到了群众的认可[1]。不过,就当前的现状来讲,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方面,还有着深入完善与推进的空间,值得我们加强研究、探讨与实践。

一、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不足

从建国开始,越到后期我国就越是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探索、学习、调整,当前已经取得了令人肯定和满意的成绩,初步构建起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体系,社会治理成效越来越好,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及民生的发展,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过,相比于所取得的成绩而言,我们其实更应当关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找准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这样才能使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更加的完善。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

如上所述,现目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实质性变化过程,这些法律规章制度的出现,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要求和指导[2]。明确的法律法规是实现法治化的前提,法律法规制度越是健全,法治化水平也就更高,但我国现目前虽然已经具备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框架,但是其内容还不是非常的完善、全面、细致,尚待健全,这就给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推进,造成了限制。(二)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有待提升

基层政府,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他们的依法行政水平有多高,自然而言也就决定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水平有多高。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基层政府在行政工作和为民服务这一块,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群众能够切身体验到的,但是说到其依法行政的水平,却还不是非常高,例如责任体系、决策过程以及行政落实等,都还缺少法治化的思维与模式,这同样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深入推进[3]。(三)基层执法、司法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基层执法、司法队伍,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力量,他们的素质、能力、工作思想、工作行为等,就直接反映和代表着基层社会治理法的水平。但我国当前在基层执法、司法队伍的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还不是非常理想,相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还较为欠缺,同时法治方面的素质、能力等,也还不是很高,这也就降低了基层社会执法和司法的法治化水平。(四)群众的整体法治意识不强

当前,遵法、守法、用法的思想,基本上已经渗透进了所有的群众思维当中,但是绝大多数群众对法治的认识还非常的抽象,并没有真正深入的去学习、了解过法治,整体法治意识不强,所以在其實际的生活当中,也就不能正确、合理的遵守与应用法律,这既可能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可能损害到他人的利益。

二、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策略建议(一)健全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法治化是以规律法规制度为前提的,法律法规制度越是健全,法治化水平也就更高,基于这一点我们要想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就必须要首先健全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4]。例如,可以制定、实施《基层自治法》,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引导基层社会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就现目前的情况来讲,我国基层社会自治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不过从目前来讲,这两部法律都已经较为陈旧、过时,而且内容较为粗、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需求,为此我们应当以这两部法律为基础,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社会情况,根据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际需求,建立、健全《基层自治法》,实现城乡统一[5]。当然,对于其他一些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我们也应当按照上面的原则和方法,对其进行健全、完善,从而使其可以全面、细致的规范与指导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二)提升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水平

首先,我们应当对基层政府的责、权进行全面、详细的划分,列出基层政府的责任清单、权力清单,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明确下来,同时对于其责任、权力的履行或执行,也要通过法律提出相应的规范、标准与要求,最终要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从而构造出覆盖全面、运转协调、行为规范、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基层政府行政体系。

再者,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推进基层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这更有利于提高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效能和工作水平,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例如,一方面应当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完善的行政决策程序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保障,基层政府对于事关全局、事关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严格遵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大法定程序,注重提高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实现机制,这是实现重大决策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中,要注重健全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制度,实现决策过程全留痕,为终身追责和责任倒查提供科学依据。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绩效评估机制,科学判断决策失误,完善重大决策过错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启动机制,及时科学追责[6]。(三)强化基层执法、司法队伍建设

第一,必须对基层执法、司法队伍人员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建设,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使其可以真正严肃、认真的对待自身工作,认清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第二是要对他们加强克服特权的思想教育,让他们认识到特权是产生腐败的主要条件和原因,必须要在自身的实际工作当中,严格约束自身的思想、行为,和特权划清界限,不擅权、不谋私;三是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形式,多借助新媒体,提高基层执法、司法队伍人员参与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要畅通法治专门工作者思想动态的收集渠道,建立起长效的思想状况收集研判机制,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其次,是要重点加强法治思维与能力建设,要对基层执法、司法队伍做好严格的培训、教育工作,增进他们对法治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法治重要性的深入认识,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找准自身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当中的位置,让他们能够认清自身肩负的责任,提高他们依法执法、依法司法的工作能力,使其可以切实的、有效的做好自身工作,让群众信服、让群众满意。(四)全面提升社会群众的法治意识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关键还是要群众的法治意识如何,因为毕竟他们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为此,必须要面向整个社会,开展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强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基层领导干部是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各项事业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他们的法治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着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因此,要严格落实《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健全基层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完善日常学法制度、积极建立干部法治培训制度,不断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和法治能力。

二是要加强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贯彻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要求,根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遵循教学规律,有的放矢地施加法治影响,全面提高青少年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青少年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三是要对所有的社会大众,进行法治宣教,开展法治进社区、法治下乡等活动,针对不同的人群,针对性的宣传某些方面的法治知识,从而在整体上全面提升社会群众的法治意识。最后,為了确保社会法治宣传能够起到切实的成效,还应当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健全法治宣传教育成效考核评估机制,这样才能更加规范、有效的开展好社会法治宣传工作。三、结语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几点之外,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我们还应当要着重、充分发挥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充分认识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地位,并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依法办事能力,这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成效和水平来说,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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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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