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各级领导干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笼统的用辩证关系来对待改革与法治，会使各级领导干部陷入理论上的困惑，甚至沿袭过去的“改革先行，法治附随”的老路。法治改革观是推进法治中国的认识论，法治思维则是法治改革观走向实践的方法论。从法治改革观到法治思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观念前提到实践方法的完整逻辑。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治论文 篇1：
2035年远景目标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摘要】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一远景目标给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从法治国家着眼，坚持法律至上;從法治政府着眼，坚持依法行政;从法治社会着眼，坚持全民守法。我们必须将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全民守法这三大诉求（也是三大原则、三大目标）作为重要指南，进而使之彼此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建设。
【关键词】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3.001
当前，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历史时刻。“十四五”规划和2035，也成为新的期待。按照中共中央对这一规划和远景目标的总体设计及其建议稿，我们将在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同时，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属于法治的构成部分。这三者有怎样的基本诉求，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笔者看来，基本建成乃至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其基本诉求是三大法律原则：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全民守法。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法律至上
法治国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法治国家仅指所有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状态，并不包含法治社会。广义上的法治国家包含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我们这里说的法治国家是广义上的。法治国家建设所要求的是体现和实现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法律至上在中国也被理解为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乃法律至高无上。法律至上是最为重要的法治原则，是判别法治与非法治、真法治与假法治的根本标准。它意味着一切社会主体、社会规范都必须尊重法律的既有规定，至少不得违反其规定。法律至上的本意是指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体和社会规则的两个方面。
从主体意义上看，任何人包括任何权力拥有者都必须遵守法律。社会主体是极其多元而广泛的。这里的主体是指全体社会成员、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它们都必须尊崇和遵守法律。这里的社会成员包括所有本国公民，以及其他应当遵守相应法律的自然人。也就是说，除了本国公民之外，还包括一定范围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这里的一切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国家监察机关。至于各政党，显然包括执政党在内，都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得享有违反法律的特权。
从规则上看，任何规则都不能与法律相冲突。一个社会的规则很多，除了法律之外，还有习惯、纪律、政策、宗教教规、乡规民约、市民公约乃至合同等。所有的规则，不论其覆盖面多大，参与主体多少，都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必须将法律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服从法律、遵守法律。凡是与法律相冲突的规则，不管是谁制定的，都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都应根据法律作出相应的调整。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法律至上只是对法治国家的形式要求。对于法治国家除了形式要求之外，还有高于这一法律要求的政治要求，那就是必须以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为基础和前提。没有对于民主意义的深刻认识，便无法深切理解法治精髓。但是在法律自身范围内来看，法律至上是法治与法治国家最基本的、最不可缺少的原则。
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执政权是一项特殊权力。在政党政治未出现之前，是没有执政权的。封建时代君主所拥有的权力不能用执政权来描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党政治尚未建立和普及，因此当时的理论家对于执政权也是忽略或者漠视的。自政党政治问世以来，执政党如何执政，就成为重要的政治与法治问题。执政党是否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是否依法行使执政权就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法治化的门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准。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法治对于国家的意义。1997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设定了依法执政的执政基本方式，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将依法执政作为执政方式加以确认，并将其付诸新的实践。
依法执政就是指执政党依照法律规定执掌国家权力。在中国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善于集中人民的意志，将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法律;善于通过法定程序，让党组织确定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善于支持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现自己的领导和执政。这就要求我们党很好地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依法执掌国家政权，依法行使执政权力。同时，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等等。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理论历经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发展，日渐成熟，在实践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严密的法治化的执政方式。
国家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法律至上原则，在理论上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法治实践中却常常会遭遇各种挑战。最严峻的挑战往往来自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多元的，有执政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等。这些权力的每一个部分、环节、方面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首先，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必须依法行使。法律是权力的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授权即非法，这是重要的法治原则。在民主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更以人民作为所有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任何机构或者人员所拥有或者行使的国家权力都是由法律授予的，究其根源都是由人民授予的。国家权力的具体内容与实现程序都必须由人民通过法律在事前设定。法律为各种权力的行使设定了实体和程序规则。没有根据的行权行为就是权力的滥用，就是违法。同时，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来说，既要有实体的权力，又要遵守行权的程序。没有实体法作为根据的权力是“无权之权”，就不是正当的权力;不依照程序法行使的权力也是“滥用的权力”，同样也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其次，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得违反法律。所有人都不能违反法律，国家权力更不能违反法律。对不同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国家权力的违法比一般主体的违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具有其他違法所没有的特殊示范性和破坏力，必须严格禁止。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人民的神圣延伸为法律的神圣。神圣、庄严、严肃的法律是不容亵渎的。如果公权力违反法律，就必然毁坏法律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在全社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法律的权威就会受到挑衅。
最后，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得享有违法而不受追究的特权，实施违法行为必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一般公民或者法人有违法行为，必须被追责。国家权力被滥用，其实施主体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失职渎职、贪污受贿等行为都必须受严肃追责，理当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这既是维护法律权威、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保证权力合法性、正当性的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并维系法治政府是我们长期的任务。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直接动力和实现路径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对政府运行的法治要求，也是其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才能如期建成并得以长期维系。
依法行政是建成和维系法治政府的动力。在政府、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之间，政府是主体，法治政府是目标，依法行政是动力。法治政府不是空洞口号，也不是某一个时间到来就自然降临的机遇，而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只有在依法行政的不断推动下，政府才能法治化，法治政府才能基本建成、全面建成。当然，法治政府绝对不是一个标签，也不是政府发展的终点站。即使是建成了法治政府，也还要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维系法治政府的状态。建成法治政府不易，维系法治政府状态更不易。只要有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或维系的任务就一直在。建成与维系法治政府的所有动力中，一个直接动力就是依法行政。没有依法行政，既没有办法建成法治政府，也没有可能维系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是建成法治政府的路径。如果说法治政府是目标，依法行政就是路径。只有行进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才能不断靠近法治政府这一目标，直至建成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需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民主、管理体制，政府的运行机制、制衡方式，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政治觉悟、道德意识、为民情怀、奉献精神等。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多种多样的措施，它们都必不可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唯一路径只能是依法行政。从终极意义上讲，法治政府依赖的是民主政治和政治民主。民主同样需要透过依法行政才能作用于法治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之间是直接关联而无需介质的，依法行政就是政府与法治政府之间的介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需要通过依法行政才能达成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目的。
依法行政是建成法治政府的保障。行政是政府存在的方式，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表现;依法行政则是政府作用得到良好发挥的外在要求和客观表现。人类治国理政的历史表明，只有法治才是人间正道，才是政府行政的正确轨道，才是政府及其行政行为正当性的保障。依法行政是历史证明的、政府良性运行的最佳方式与最好表现。政府对人民有着种种承诺，对内对外有着种种宣示，但是政府的依法行政才是最重要的行动。只有通过依法行政才能达成施政目标和实现施政宗旨，依法行政就是法治政府的保障。政府最终必须归属于人民，法律是人民要求政府、评价政府的标准，法治也是人民主导政府的保障。唯有法治及其所依赖的民主，才能确保政府对人民的忠诚，并始终服务于人民。
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全民守法
法治社会建设有着诸多诉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民守法。法治必须借助于全民守法。没有全民守法作为基础和铺垫，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建立、存在和发展。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在全民守法的视角下，执政党带头守法是首要要求，领导干部模范守法是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普遍守法是决定力量。
执政党的带头守法。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与总纲的要求。1982年《宪法》序言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在第1条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规定。从现实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必须带头守法不仅与之并不矛盾，更是其必然要求。早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及其每个党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将其写进了十二大党章，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十九大党章之中。也是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诞生，其序言明确宣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其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是简单的是否应该守法的问题，它当以自觉守法带动全社会普遍守法为目标，成为全民守法的领导者、示范者，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守法作出表率。
领导干部的模范守法。领导干部的含义十分复杂。狭义上仅指担负一定领导责任、处于特定领导岗位的人。广义上包括在执政党机构、国家机关乃至事业单位工作的一切人员。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其中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些机构的领导干部能否模范守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领导干部称为“关键少数”。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不多，但作用和影响巨大，乃至具有关键作用。领导干部作为一般公民，理当如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自觉守法。由于其身份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因此又会有更多、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模范守法，首先是由其职务身份决定的。领导干部若不能用好手中的权力，就容易构成渎职、失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其次，领导干部要模范守法也与其政治身份相关。这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领导干部区别于一般社会成员的既有职务身份，也有政治身份。从政治上讲，领导干部更应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榜样，自觉模范守法。再次，模范守法也是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高的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等，最低的道德要求就是不违法、不犯罪。一个正当的道德要求就包括自觉守法，成为社会的守法模范。最后，领导干部模范守法也是为防止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造成严重后果。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一般会比其他社会成员的违法犯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因此，从危害性角度来看，同样应该要求领导干部在法律上严格自律，成为守法的模范，最大限度地减少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与危害。
社会成员的自觉守法。全体社会成员是社会、国家最深刻、最广泛的基础，也是法治最深刻、最广泛的基础，他们的自觉守法才是法治最大、最终的决定力量。首先，全体社会成员是守法主体。尽管从学理上讲，法也责众。但如果众多社会成员都违法犯罪，法律的废弛只是早晚的事情。任何国家或者社会都不可能同时追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法律责任，否则就是法律的闹剧。其次，全体社会成员是最大的法治力量。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守法就会成为法治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如果他们违反法律，就会成为法治的破坏力量。无论法律多么严格，只要广大人民群众不喜欢、不赞成、不拥护，都会成为一张废纸。轻则使法治不彰、法律失效;重则使社会震荡、政权更迭。最后，全体社会成员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最终的决定因素。法治最终是人民的法治，法治必须忠于人民，没有人民便无法治。若有多数社会成员不自觉守法的现象，我们所要思考的，恐怕更应当是法律本身的是与非、存与废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民的拥护、支持、赞成作为法治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判别法治好坏、得失、成败的标准。
在走向“十四五”进而走向2035年的历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全民守法三大原则，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这既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诉求，也是将三者基本建成乃至建成所必须坚持的三大原则与三大目标。
责 编/李少婷（见习）
作者：卓泽渊
法治论文 篇2：
从法治改革观到法治思维：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证成
摘要：如何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各级领导干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笼统的用辩证关系来对待改革与法治，会使各级领导干部陷入理论上的困惑，甚至沿袭过去的“改革先行，法治附随”的老路。法治改革观是推进法治中国的认识论，法治思维则是法治改革观走向实践的方法论。从法治改革观到法治思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观念前提到实践方法的完整逻辑。
关键词：法治改革观; 法治思维; 法治中国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与法治是化解这个矛盾的两个主要方式。随着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公民表现出旺盛的法治需求， 渴望通过法治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并希望权利受到伤害时，能够通过法治得到及时救济，以实现公平正义。[1]
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法治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都基本认同，但是在实践层面，关于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往往还是存在“改革先行，法治附随”的路径依赖。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闯关让路论”，认为改革就是闯关，法治就是条条框框，只有打破条条框框，才能推动改革。笔者在近年的中央党校主体班学员调研中发现：关于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认为法治优先于改革的领导干部只占很少比例，多数干部认为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当两者相冲突的时候，发展和改革优先，法治还是要让路，而且多数领导干部认为法治难于实现的问题主要是老百姓法治意识太差，不守法，讲法治无法解决信访拆迁等问题。另外一种对法治中国持有怀疑态度的则来自于学术界，尤其是法律社会学家们。由于目前学术界的法学理论多数来自于西方法治理论和书本，所以一种典型观点认为法律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法治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自然演化而内生出来的制度体系。这种观点在法律历史学家、法律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中流行甚广，影响颇深。但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观点与中国社会实践是完全不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代表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完全不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就是中国自己探索出来的，而西方世界的“休克疗法”在东欧国家和南美几乎都失败了。所以以“法律是天然保守的”等观念为代表的法律滞后论在中国并不必然证成。通过大规模立法推动改革不仅在中国是常态，而且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雾霾的治理也是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来推动的。美国的预算公开运动也是通过大规模的中央立法推动和实现的。
所以，改革与法治的冲突表面上是改革与法律的冲突，即改革与既有法律的冲突，但法治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包括法律制度的实施，但是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并不仅仅是成文的制定法的实施状态。所以改革与法治并不冲突，问题是这里的法的范围？如何在法治之下实施改革？如何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前一个问题是认识论问题，后两个则是方法论问题。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轮子的含义。”这两段话可以被提炼为两个方面：法治改革观是推进法治中国的认识论;法治思维则是法治改革观走向实践的方法论。从法治改革观到法治思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观念前提到实践方法的完整逻辑。
二、“法”和“法治”如何界定？
●“法”是什么？
虽然当前公众已表现出对权利的旺盛需求，法治已经成为当下流行的政治话语，但就整体思维趋向来看，法治思维还没有成为主导性思维，法治话语也没有演变成法治话语权。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其中对法治以及实现相关命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是原因之一。法律独立性、一般性和体系性等，对证成法治、找到法治实现的方法以及建构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都有重要的意义。[2]
目前领导干部对于“法”最普遍的认识就是制定法，尤其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法治”就是依法办事，依照制定法（尤其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来办事。这种认识给我们的法治中国建设带来了很大困扰。因为中国的“法”并不仅仅是制定法，还包括法律解释、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价值、法律思维规则、法律论证等丰富内容。
“法”有狹义广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层面，即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和省级人大及较大市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广义层面，“法”包括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三个层面，除了狭义的法律法规之外，还包括法律原则、规章、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思维规则、法律价值等等。所以从广义的“法”来讲，不存在没有“法的依据”的问题。很多干部和群众之所以脱口就是“某件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没有法的依据”，其错误在于认为只有制定法，甚至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才是“法”。比如当前基层干部普遍面临的土地拆迁问题，笔者在县委书记班进行的调研时发现，多数县委书记认为：“土地拆迁最大的问题是补偿标准不统一，缺乏全国性的立法标准，甚至各省标准也不统一。只要土地管理法将这些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范，事情就好办了。”之所以县委书记们将拆迁问题归结为立法问题，就在于其对法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其实不仅是县委书记，相当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只有法律法规，甚至认为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才是“法”，各级政府才会把它当回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法治观念问题，也是一个法律文化问题。深究下去，领导干部们为什么将“法”理解为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其实质还是将“法”与国家强制力联系起来。这实质上就是权力思维。认为“法”是国家强制力和权威的表现。国家强制力是“法”的一个形式特征，但“法”的实质绝非国家强制力。如果“法”是单向的国家强制力的表现，那么法治的成本将极度高昂。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法是一种契约，不同的法就是不同种类的契约。“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国家强制力只是最后手段，主要还是要靠公民自觉去遵守法，因为“法”本身就应该体现了人民本身的意志。
如果能够从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价值、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的视角来理解“法”，就不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超大型国家，制定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即便制定法，也不可能规定得太仔细、太全面。所以存在法律漏洞是必然的，我们必须使用法律原则、法律解释、法律理念、法律价值、法律论证等法治思维规则来解决如何将应然的法落实到实践中的法的问题。
人们常常拿酒驾入刑来表明，只有通过强烈的刑罚才能解决某些常见的违法行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人人都害怕懲罚。但是人们遵守法律规则，并非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因为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也就是法体现了正义的价值。举一个交通规则的例子：在十字路口，人们服从带着红袖标的大妈的指挥，并非因为害怕受到其惩罚，而是因为交通规则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契约，人们在长时间的经验观察中发现交通规则是最有利于大家的安全的，所以大家都共同遵守这种规则。所以交通规则也是广义的“法”。马路上那些交通标志，包括斑马线、红绿灯都是“法”。所以，“法”包含效率、公平、秩序、人的尊严等多种价值。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良法善治”，不可能完全依靠强制，必须是主要依靠人们的自觉遵守。如果说刑法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的硬法的话，那么大量类似交通规则这样的“法”则属于软法。
简而言之，“法”的范围并非小事，应该进行清楚的界定和澄清。如果坚持狭义的制定法，必然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立法固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有了260多部法律，大量的法规和规章，不能再认为法律缺失是我们法治不彰的主要原因。制定法不可能彻底完备，法律漏洞永远存在，只能依靠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思维、法律原则、法律理念、法律价值来解决法律漏洞问题。在2011年吴邦国同志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之后，除了必要的法律（比如物权法、财税法、民法典）之外，不应该将立法视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问题。能够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改革问题就不要修改法律，能够通过修改法律解决改革问题就不要重新立法。这不仅是考虑立法成本问题，也是防止法律权威被损害。因为改革与法律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法律频繁修改，其权威会受到影响。
●“法治”不等于“依法办事”
目前相当部分领导干部中对“法治”的理解，就是“依法办事”。1979年9月，彭真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说：“现在要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你是领导，不懂法怎么行？”这个观点在当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即“以法办事”已经无法适应今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依法办事”的逻辑就是将法治视为一种手段，将法视为领导干部行为的依据。习近平2012年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2013年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和强调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为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内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理论创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意识到：“法治政府不可能单独实现，必须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就是“法治中国”。如果追溯历史，就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2005年主政浙江时就提出了“法治浙江”的目标，2013年提出的“法治中国”其实就是“法治浙江”的升级版。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提出，意味着法治从手段上升为目标，法治中国成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目标。所以法治不仅是保障手段，也是未来的图景和目标。从“法治政府”升级到“法治中国”，意味着党中央对于法治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成熟。法治政府只能解决官员权力和民众权利之间的关系，而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则可以解决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法治必须是全覆盖的，党和国家的关系、民众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纳入法治的范畴予以解决。十五大以来的中国法律实践表明：如果党和民众不在法律框架之内，仅仅是政府在法律框架之内，法治不可能实现。反腐只覆盖党员不覆盖群众，不能彻底根治腐败问题，法治不覆盖党和民众，也无法彻底实现法治。所以，“法治中国”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就应运而生，统筹解决。只有实现了法治，才能彻底根治腐败;只有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法治中国。
法治是手段，也是目标。不少领导干部将“法”视为一种工具时，很容易通过找“法”的方式来对其行为正当化。如果法治仅仅是改革的工具和帮手，那么失去了目标和价值判断的改革很可能任意侵犯民众的权利，造成公权力和民众权利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推演下去，“以人民为中心”就会成为一个概念和空话。正是因为法治包含了自由、平等、秩序、人权等法的价值，所以法治才不会成为一些人所担心的既得利益的固化形式，才可能引领整个国家和社会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目标前进。
三、法治改革观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认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这就是法治改革观的完整表述。“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这两种平行的治国方案必须纳入法治改革这一统一的视角和框架之下。
要坚持立法先行，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3]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法治是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走法治之路，以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行为，以法治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以法治巩固改革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又为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推动着法治体系日臻完善。
“全部历史变革的最深刻的基础就是对理想的认识和现实的经验之间或隐或显的冲突。”[4]长期以来，法治在与改革的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十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导思维方式是改革思维。改革思维就是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即小平同志讲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改革与法制两手都要抓的工作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改革优先、法治附随”的实践模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們再也不用托古改制，改革思维收获了空前的“合法性”。[5]
十八大之前的群体性事件高发、人民群众对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对腐败的不满等等反映了以改革思维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长治久安问题。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运而生。十八大报告有两个全新提法。一个是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另一个就是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表明法治思维应该成为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表明改革思维仍然很重要，但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处理改革思维和法治思维的关系问题时，必须在法治思维之下思考如何展开改革思维。
牢固树立法治改革观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2月28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应于法有据。”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引起了整个社会广泛讨论，部分学者对此论断的解读是：“重大改革都应于法有据，而非重大改革则可以视情况对待。”这是一个典型的当然解释。应该用“举重以明轻”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论断。重大改革都应于法有据，那么其他改革更应该于法有据。
法治改革观并不意味着法治仅仅是改革的底线和框架，同时也意味着通过改革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法治之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是法治改革观的两个方面。“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的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6]
四、提高法治思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方法论
●法治思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方法论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表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方法论，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方法论。如果说对“法”和“法治”的认知偏差属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问题，那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属于方法论问题。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社会发展是政治管理手段的巨大变革。这意味着，以权力为主导的纵向管理模式将出现平面化趋势，公权力机关和社会组织将会依据法律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实施社会管理。[7]
从1997年的十五大开始，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寻找如何通向法治的路径上进行不断探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法治”的理解，即三段论的形式逻辑：法是大前提，具体事实是小前提，最后得出合法还是违法的结论。这个逻辑要求大前提是能够包含小前提的抽象和一般。但现实中往往是法有限，情无穷。现实实践千变万化，提前规定的法律规则不可能覆盖后来发生的所有情况，这就产生了很多领导干部所抱怨的“法律缺失导致法治难以施行”的问题。
法律漏洞是永远存在的。这说明“法”从纸面上到实践中必须运用一种法律方法，即法治思维。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要想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就需要把社会矛盾“转化”为具体矛盾。以简约的法律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开放的法律体系中运用体系解释、法律论证等方法解决具体矛盾。[8]法治思维具体来说包括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在法律解释中人们所熟悉的是文义解释，即从字面的解释。但仅仅文义解释无法解决法律漏洞的问题，所以还需使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即从法律的整体精神来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解释。体系有多种含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体系思维就是要寻求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融洽，消除各种规范之间的冲突而形成法律秩序。对于冲突的法律规范进行裁断是体系思维的目标。在社会中每一个法律冲突都是多种因素构成的，而每一个冲突都可能会影响秩序。解决冲突需要在体系中寻求构成体系的要素之间的逻辑一致性。[9]通过体系解释来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是法治思维的重要内容。
法律解释除了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之外，还有目的解释和当然解释方法。文义解释又称论理解释，是指按照立法精神，根据具体案件，从逻辑上进行的解释，即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合理的目的所进行的解释。任何解释方法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最终由目的解释决定取舍。不论是体系解释亦或目的解释，都是从现阶段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以合理目的对法律进行解释。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对于美国宪法的解释：沃伦法官之前的大法官们对于种族隔离基本持支持态度，而沃伦法官顺应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通过对美国宪法的目的解释，推动了布朗案对种族隔离的否定，从而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当然解释，是指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依规范目的的衡量，其事实较之法律所规定者更有适用理由，而适用该法律规定之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其法律依据即所谓“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如公园禁止攀摘花木，则摘果伐干更在禁止之列。有过失尚且应负责任，其有故意则更应负责。[10]
把文义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法律推理纳入体系思维，并不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杂糅主义。如何走出法律方法论上的杂糅主义，关键有两点：一是需要明确规范选择的法律至上原则;二是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开放法律体系。开放法律体系的出发点，不是用其他社会规范代替法律，而是要在开放体系中寻求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一致性。[11]
●内圣外王视野中的“关键少数”
法治思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方法论，但是这个方法论还必须有主体来承担。广义的法治思维是包含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维的法治文化。但是狭义的法治思维特指由各级领导干部所具有的法治思维。这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的道学传统，也符合中国共产党人本身作为“两个先锋队”角色的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除了提出法治思维这个方法论外，还提出了“关键少数”理论。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从最基层的大队支部书记开始，历经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到最高领导人，他对中国政治运行的逻辑理解的十分深刻。中国政治运行逻辑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把手政治”，主要领导的思维方式和重视程度对于某些工作的推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分别对应于“官官关系”“官民关系”民民关系。在中国，能够贯穿于这三种关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力量。
今天的法治中国建设，就是要不断进行普法，通过关键少数的法治思维，一级做给一级看，形成头雁效应。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不断推进司法改革，赋予司法机关解决诉讼纠纷的终局裁决权，将上访制度改造成化解社会矛盾的补充性方式。凡是已经有了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件，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再受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都发展极不平衡，指望通过市场经济自然发展来建设法治，是不切实际的。必须由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引领社会向法治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是痛苦的，但必须完成，否则就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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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金钊.用体系思维改造结合论、统一论——完善法治思維的战略措施[J].东方法学2018，（1）.
作者简介
张学博，中共中央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财税法和法哲学。
责任编辑 李冬梅
作者：张学博
法治论文 篇3：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新时代我国行政法治学理的更新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由“形式法治”进入“实质法治”阶段，法治精神、法律法规开始注重向“实然”“结果”为导向作出调整，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行政法治的学理研究也随之不断更新、完善，并反过来促进了“实质法治”所追求的“实然”公正，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終实现良法善治。
【关键词】实质法治 形式法治 行政法治 良法善治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2.0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由“形式法治”进入“实质法治”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传统治理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和现实必然性。行政法治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深受这一法治规则和价值精神转变的影响，其学理上的更新反过来也促进了“实质法治”的发展，丰富了“实质法治”的内涵。
“实质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法治的内涵和标准一直是法学研究的重大基础课题。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即使是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法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学界主流观点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形态。“形式法治论”主张法治即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把法治认作是一种形式性概念，认为只要符合公开、透明、不溯及既往、法的稳定性等形式要件的法律即应当被遵守，不论其良善，亦不论该法律是由暴君抑或是民主的多数所制定。“实质法治论”则主张法治乃良法之治，主张能够被普遍遵守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认为制约公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法治的道德目的和法律的实质内容有机统一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一言蔽之，“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争论的焦点即法治应否以实现“实质正义”为原则与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已成立的法律得到广泛的遵从，而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应当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根据他的观点，这种“良好的法律”指的就是能够保障正义实现的良法，这也得到了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著名作家的认同和继承。在中国，对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内涵多是从“过程论”的角度作以阐释和理解，认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并非对立，而是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是法治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种形态，“形式法治”建设发展到较高程度后定然会迈向“实质法治”建设阶段，这也是国家法治文明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1]此即“形式法治”是法治的初级形态，是“实质法治”的必经阶段和基础，而“实质法治”则是“形式法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是“形式法治”的升级和完善，是法治的更高形态。
“实质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主要因为：第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内在要求。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共产党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完善和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治，巩固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从而保护公共财产，维护人民合法权益，这就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2]这决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必然是“实质法治”。但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摒弃了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旧制度，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都是在不断创建、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阶段，即“形式法治”阶段。因此，对于新中国而言，“形式法治”构成法治建设的必经阶段，是实现“实质法治”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四宪法的制定为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宪法基础和依据。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提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末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对此予以重申，指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2011年，官方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由此，我国“形式法治”建设阶段接近完成。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自此，中国法治建设正式向“实质法治”迈进。
第二，“实质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德治和法治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因为农耕社会长期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结构，德治的观念显然要比法治更宜生存、观念更为悠久、体系更加完整。家国一体，家伦理与国家治理文化相互交融，构成了封建秩序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特点。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结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家族、宗族到国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它不断借由道德规范强化封建等级尊卑关系，从而巩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礼法德治随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经由儒家思想加持，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支配性手段。当然，中国悠久的礼法德治思想，无论是其德主刑辅、为政以德、选贤任能的原则，还是重义轻利和诚信的社会规范，再或是科举考试，中刑、慎刑、恤刑，调处息讼的具体制度，都蕴涵丰富的良法善治智慧。尤其是调处息讼，更是借由法与情的并用，公正办案，定纷止争，以达“无讼”，其通过调解等各种渠道使得违法者“知耻而退”的彻底、有效解决争议的制度，这正是“实质法治”的价值所在。
中国传统的礼法德治思想和西方舶来的近代法治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入“实质法治”的过程中，完美交融、良性互动，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向更高水平的必然结果。这同样也是江泽民同志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的历史背景。因此，“德法结合”的治国之道是我党在长期探索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道路过程中，立足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所形成的一大思想结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依据的，而非凭空设造。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认为我国法治建设要注重从传统治理文化中总结得失，用其妙善，他同时重视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和法律的德性及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德法的良好互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全民道德素质提升。[3]其治国思想饱含对“实质法治”的期待与愿景。2017年，党的十九大也再次强调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我国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一“特色”大致体现为两点：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文明。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人民的意志，而中国文明映射到国家治理上则主要是强调以礼法、道德标准要求内心，从而形成自律，最终实现国家、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强调法的伦理性是“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的重要区别之一。通常“形式法治”更多的是“规则之治”，不论规则的好坏。它甚至认为对法治的遵守而言，一个邪恶的法律制度可能比一个开明的法律制度会做得更好。而一旦被赋予了伦理和道德的要求，这种单纯的形式上的治理规则就必定会突破“形式法治”的囿限，从而形成“实质法治”的架构和雏形。可以说，道德和伦理性是“实质法治”的核心价值域，也是引起“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的质变点。经由长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较为完善，“形式规则”在各个领域被普遍确立。此时强调德法并重、德法兼治，是作为外来治理文化的“法”和植根于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德”碰撞、融合、共鸣的必然结果。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历史传承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由“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具有必然性。
学理的更新：“实质法治”对新时代行政法治的影响
行政法治的必要价值判断：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又称行政纠纷、“官民矛盾”，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且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纠纷。古今中外，行政争议的解决历来都是当政者必须面对的大事，行政争议能否被有效地、切实地解决，不仅直接决定了公民合法权益能否被及时、有效保护和救济，还直接决定社会秩序能否稳定有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多从“法解释学”的“应然”角度去构建行政争议解决的理论和制度，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党的十九大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2014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对行政诉讼目的的阐释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的表述，并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和民事争议一并解决制度。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行政争议自此成为了整个行政法领域讨论的热点。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即是以“实然”为价值导向、以“结果”为实践导向实现行政争议真正有效、终局的解决，它具有以下含义：一是主观上，纠纷双方自愿接受并践行处理结果。二是客观上，合法权益得到救济和保障，法定的义务得以履行，纠纷被消除。三是不再产生新的矛盾。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虽起源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但却反映了整个行政法治开始更加注重公正、公平的趋势，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管理向善治转变的必然要求。即使学界和实务界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路径选择存在诉外解决和诉内解决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但不可否认，其内含的主观评价标准和公正、公平的精神价值是“实质法治”精神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体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成为行政立法、执法和救济的实质标准与要求，是“实质法治”阶段行政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构成新时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行政法治的必要决策考量：主客观相结合的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原是工程建设和经济领域的一种分析方法，随着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逐渐被引入到法学领域中。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即主张分析优于定义，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要考虑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4]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法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全方位融入，行政法的成本效益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与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主要关注行政目的、手段和侵害之间的关系不同，行政法的成本效益分析主要是以行政立法成本、实施成本和实施收益为计算和分析对象。其中，行政法的立法成本主要是指行政立法过程中所付出直接的、间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成本，实施成本主要包括了执法、守法、救济成本，实施收益的考察则主要是围绕行政行为的实施效果和行政目的的实现程度展开。成本效益分析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行政立法中已多有运用。2004年，成本效益分析法在立法项目中的运用价值被国务院出台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肯定。但可惜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对此常常只作客观上的纯应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这对于“实质法治”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实质法治”要求行政法必须建立起一套主客观相结合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把对行政相对人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影响、风俗习惯和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或重塑等主观效果的考察融入到该评价体系中来，以指导行政法治的建设和完善。对主观影响上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原本客观的行政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是行政法乃至法律成本效益分析不同于单纯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的一大特点，这也调和了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法和法学价值分析法之间的冲突，实现了二者的和谐和统一。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正义，行政法学不应例外。以往单纯的行政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是经济学客观成本效益分析法的套用，不是也并不能直接、当然成为行政法的评价标准和范式，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成本效益分析，才构成独具特色的新时代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也是“实质法治”背景下，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反过来推动新时代行政法治的理论和制度完善。
当然，“实质法治”对行政法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两点，除此之外，柔性执法等软法理论在行政法领域的应用，以及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等方面也对行政法治颇有影响。
结语
何谓良法善治？不同的人理解不同，有人认为能保证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法即为良法，而有人则认为良法必须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和大多数人福祉。不同国家、民族对其理解也因各自历史、国情而不同，但都不否认良法善治即为“有德性的法”之治理。法的道德伦理性构成“实质法治”的本质与核心。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立足我国国情，且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德法结合”、相互促进的鲜明特征，与“实质法治”的精神内核不谋而合。新时代行政法治亦必须以良法善治为其核心价值，不断完善其学理、实践，无论是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抑或主客观成本效益分析法的运用，都深受“实质法治”精神影响，并反过来丰富了“实质法治”的内涵，助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向“实质法治”阶段迈进。
注释
[1]高家伟：《公正高效权威视野下的行政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董必武法學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51～352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17～118页。
[4]詹福满：《行政法的成本和效益》，《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第58页。
责 编/肖晗题
作者：杨开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