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生态文明论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一重要论断，突出了党员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法治思维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治思维生态文明论文 篇1：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就是运用法治思维，统筹法治力量，综合运用法治方式，探索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路。近年来，镇江市始终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镇江先后被授予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国家生态市”和国家低碳试点城市称号，成为江苏唯一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一、镇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镇江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试点为立足点，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筑牢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屏障。2014年5月，镇江市法制办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及时出台了《关于深化法治镇江建设，促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镇江市检察院下发《全市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镇江生态文明建设“四五行动”计划》，推出20条具体服务举措。镇江市法院制定出台了《保障服务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十二条意见》。镇江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环保局等部门联合制定《镇江市环境保护执法联动机制实施办法》，搭建起政法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联动执法的新模式。二是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依法治理。镇江市政府优先审核《镇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在全省首家建立了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制度体系。大力实施谏壁片区和西南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积极开展“一湖九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实行生态环保重大事故一票否决制。三是依法打击破坏生态文明的违法犯罪。镇江市公安局集中开展了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镇江市法院系统在全省率先建立生态环境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环保公益基金和典型环保案例指导制度、资源环境类案件异地集中办理等制度，设立了“环境保护巡回法庭”。镇江市检察院对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案件依法快捕、快诉8件11人。四是大力培育全民生态文明理念。镇江市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宣传由单纯法律条文灌输向更加注重生态文明价值观培育的转变，使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在全省率先成立“镇江市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和“镇江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有效营造了“保护生态，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二、当前影响镇江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因素

当前镇江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依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和影响因素：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思维和意识较薄弱。少数党政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法治意识依然较薄弱，对于生态文明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不够了解，还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和行政方式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漠，面对周围生态污染的现实，缺少主人翁的思想，不了解自己所拥有的生态权的内容，不能积极、主动和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不健全。目前镇江没有地方立法权。镇江探索制定了一些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但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缺乏系统性、完善性和权威性，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三是生态文明执法公信力有待提高。极少数行政、司法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着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以罚代法、执法不够规范、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程序和实体上的问题，影响了执法公信力，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四是生态文明纠纷处理不够及时。公民在受到生态文明环境侵害时，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和救助;部分执法司法人员对新型生态文明犯罪的认识不足和处理水平不高，生态文明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导致由于生态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4年9月份，镇江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建立健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依法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新路子：一是进一步增强依法执政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主题，建立健全各级党委中心组学法制度;推行领导干部任职法律考试、述职述廉述法等制度;规范政府公务人员生态文明道德;对涉及影响群众环境权益的重大事项，严格执行集体决策、社情民意反映、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环境评价、责任追究等制度;建立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法律顾问制度，成立政府法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造成严重后果决策者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二是进一步科学制定相关制度，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加强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规范性文件制定向“生态环境保护优先”、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转变，提高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优先和重点审核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同时，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建立完善镇江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制度体系，确保有章可循;建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绩效考评、责任追究机制，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三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落实重大生态文明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制度，探索建立公众参与执法监督机制;健全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机制，实施化解产能过剩行动计划，完善配套政策，减少污染排放，提升产业层次;全面深化国家低碳示范城市创建，努力构建覆盖全市的智能化碳排放等约束性指标的数据收集、核算分析、发布、监管体系，建立“碳补偿”、重点碳排放企业直报制度，对不同区域排污权交易实行梯度价格控制;完善环境问责及纠错、生态环境矛盾定期排查、重点环境问题督察等制度;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执法检查力度，对严重违反节能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四是进一步强化公正司法，提升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司法公信力。对全市资源环境类案件实行集中审理、交叉管辖，设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探索资源环境行政处罚、行政命令先予执行和公益诉讼案件“一案一分析”、“一案一报告”制度;向相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有关部门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促进加强和改善对资源环境保护的综合治理制度。检察机关重点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贪污贿赂、监管环节渎职犯罪;深化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机制、生态环境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环保公益基金和典型环保案例指导制度;进一步推行资源环境类案件异地集中办理制度。公安机关加大老旧车、黄标车等高污染车辆淘汰力度，加大对冒黑烟车辆的整治力度;进一步完善汽车尾气治理，建立健全环保部门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汽车尾气监控和联动处置机制，完善机动车排气监管信息网络，实现环保检测全覆盖;加快推进油气回收工作，开展加油站、储油罐和运油车的油气回收设施建设。五是进一步促进全民守法，积极培育养成全民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规范和完善生态污染听证制度;综合运用法治理念传播、法律知识普及、法律制度引导、法治实践体验、法治文化熏陶等途径，使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大力建设以生态文明为内容的法治文化阵地，确保市、辖市（区）、镇（街道）三级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0%以上，村（社区）法治文化公共设施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充分运用法治电视栏目《法治进行时》、电台栏目《法制时空》、“双微”法治传播等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依法维护生态权利，自觉履行生态保护义务的现代公民意识。

责任编辑：黄 杰

作者：中共镇江市委政法委

法治思维生态文明论文 篇2：

法治思维及其能力提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一重要论断，突出了党员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是十八大后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对法治思维问题的又一次重申，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法治的认识和法治自觉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一、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永恒追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要求。这一系列重要观点和目标要求，虽然产生在我们党积极推动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但对执政者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是一致的。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的实践，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及其能力提升问题越来越紧迫地摆在全党的面前。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干部是依法治国的决定性因素。法治，追根溯源是追求公平、公正、公开。“法治思维”首先是一种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的，一个平时没有法治理念的公职人员、领导干部，遇到问题不可能突然形成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而法治思维又是自觉、主动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的前提。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善于运用法治方式保护和实现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领导干部作为推动依法治国的主体，离开了法治思维或缺乏法治思维能力，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二、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方略理念的具体体现

法治思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它以严守规则为基本要求，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凡事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法治思维的核心是权利义务观念，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就是党员干部在法律意识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思考问题的模式。它应包括以下基本要求：一是合法性的思维。这是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工作中，必须首先考虑行为的目的、权限、内容、手段、程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在对各种行为、利益诉求、期待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的分析中，把合法性评价放在首要位置考虑；二是宪法法律权威的思维。这是法治思维的根本要求。法律一经公布便在全国范围内一体遵行，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当前影响宪法权威的是宪法实施的监督问题。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违宪的现象，而是缺少违宪审查的作为、决心和机制；三是人民主权的思维。这是法治思维的本质要求。正因为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而人民主权是民主的本质体现。因此，法治思维也成为人民主权思维的本质要求。人民主权思维，就是做决策、定措施要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吸收人民的参与；四是权利义务责任的思维。这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法律问题说到底就是权利义务问题，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的价值在于保证公民的权利，进而需要规定其义务，义务是为了保护权利而存在的，责任因义务而设定，是权利义务衍生出来的；五是程序优先的思维。这是法治思维最重要的要求。法治思维要求，以程序公正优先为常规，以实体公正优先为例外。实体公正优先是人治的特征，法治强调程序公正优先。党员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带头遵守法律，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从而推动依法治国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因此，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方略理念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与依法治国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推进法治青海建设

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强化对贯彻实施意见的组织领导。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使之体现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牢固树立依照法律和党规决策、行事的意识，确立法律和党规的底线不能逾越的理念，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要健全工作保障机制，聚焦薄弱环节，紧盯重点领域，加强法治专门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建设。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以及省有关部门和各地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协同推进，不断开创法治青海建设的新局面。为此，积极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是有效推进法治青海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是要增强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培育法治思维的基础和前提。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在法治国家里，法治思维的主要特征就是要用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去思考和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争议问题。法律至上体现了对法律的信仰。没有对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任何社会都不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建设法治青海必须要增强法治理念，使法律成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信仰。首先要心中有法，就是要有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始终把“法”字放在心上，真诚地尊重法律、信仰法律、敬畏法律，自觉地把法律作为处理各种问题的准则；其次要遇事找法，就是凡做决策、处理问题，都要先找法律依据，问问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看看提出的处理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其三要决断依法，就是凡是做决策、处理问题，都要依法决断，都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不能搞下不为例，更不能搞你有显规则、我有潜规则；其四要权不离法，要始终把权力的运行置于法律的制约、监督之下，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权力游离于法律之外；同时遇到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或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在采取权宜处理时，要符合法律精神、合乎法理，做到以理服人，让人心服口服，不留后患。只有这样，我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就一定会有很大的增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水平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就可以极大地带动全社会守法意识、守法观念、守法水平的提高，使整个社会和各个领域的法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二是要加强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必须要抓紧党员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加强法治培训教育。继续将宪法、法律列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教学计划中，增加法律法规、法治理念教学课时，并纳入各级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将其贯穿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全过程，从而促进全民守法；其次要推广正反典型经验。不断引导和激励公权力执掌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青理政。要按照《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推动组织路线上对法治建设的保障，形成培育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的动力。同时，对于那些坚持人治思维，在决策、执法和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有法不依，滥用职权，知法犯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损失的，一定要依法处置。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不断自觉培养和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青理政的能力。

三是强化法治实践，促进法治思维常态化。法治思维的目的是为了以法治的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法治实践是法治思维的归宿，只有强化法治实践，才能检验、巩固法治思维。首先要付诸于实践。对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问题，在众多的解决方式中，要首选法治方式或者以法治为主要方式去解决；其次要发挥智库作用。领导干部不可能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在解决问题时也会遇到法律难题，应当就行为的性质、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律后果、风险预测与防范等问题，积极借助相关智库，认真听取法律专家的意见建议；再次要多借鉴反思。一方面以正面典型激励自己，学习那些主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以反面典型警示自己，对那些坚持人治思维，在决策、执法和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有法不依、滥用职权，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损失而受到追究的反面典型，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四是要下大力气改善法治环境。通过外部制度环境影响和促进公权力执掌者的法治思维。法治环境与法治思维以及法律手段的运用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法治思维增强了，会自然促进法律手段的运用；法律手段运用多了和运用有效了，自然会改善法治环境。法治环境改善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公权力执掌者的法治思维。首先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推进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各项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立法，也包括健全保障法律执行、运作、实施的各种具体制度，如保障行政公开、公正、公平的各种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按制度办事，按程序、规则办事，不给人为因素制造空间。当前，要加快建立我省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为核心的区域生态保护法规体系，依法建立长期稳定的生态补偿基金，注重彰显民族特色立法，促进我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其次要积极推进行政执法和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职责，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最大限度消除和防范权力涉足寻租空间；再次要加大行政监督和问责。监督和问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权利的落实。要对那些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以致造成后果和消极社会影响的领导干部，必须实行问责，促进领导干部形成培育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的压力。当前，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法司法力度。严格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法工作，统合行政执法力量，适时开展集中专项打击行动，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做到“零容忍”。另外，要严格生态文明建设的司法工作，形成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三者互补的惩戒防线，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最后要注重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既是依法行政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保障。为此，应建立多元化的解决社会矛盾、争议、纠纷机制，包括健全和完善调解、信访、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机制，注重提高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方面工作的法制化水平，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形成培育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的活力。要依法改善民生，对生态保护区禁牧搬迁牧民的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和社保需求等要优先补偿，对寺院进行依法管理等等。

党员领导干部是法治青海建设的关键。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是法治青海建设的重中之重。作为社科联，要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上积极作为。一是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加快我省科普立法工作进程；二是依托社科基金项目加大对法治青海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力度，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三是组织省垣社科界开展理论研讨和调研活动，为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决策咨询，发挥好“智库”作用；四是围绕法治青海建设的重点工作，深入推进科普“五进”工作，为积极营造人人树立法治理念，人人追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条的社会环境而不懈努力。

作者：王霞

法治思维生态文明论文 篇3：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际视野

摘要：文献综述及现状梳理表明现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论及实践尚未具备国际视野。一方面基于国际法治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无法在国际层面自动适用；另一方面出于在国际层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现实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具有拓展其国际视野的必要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国际视野的前提是完善反映国际国内法治连结事项的国内法治；方法是针对国际法治的特殊性作出强调主动参与、形式法治及道德责任的调整；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标识中国立场。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国际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川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在这一阐述中，法治作为治国理念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基础，法治思维于思想层面支配法治方式，法治方式于操作层面践行法治思维，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依法治国的路径。十八大之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随之展开。但是通过文献综述，以及中国气候变化治理现状来看，现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论及实践尚未具备国际视野。

一方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共得出17篇论文。文章数量较少，且发表时间集中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显示该表述确为十八大报告的创新。这17篇论文从研究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立足于十八大报告的政策解读类，例如王紫零《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培养和应用——十八大报告的法治解读》（载于《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陈银利《浅谈对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理解》（载于《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4期）。第二类是重点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本身的涵义、基础理论加以诠释和论证，例如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张渝田《试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载于《天府新论》2013年第3期）。第三类是对如何实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以研究和探寻，例如王天云《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实现》（载于《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徐光超《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倒逼机制建设》（载于《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四类是尝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结合特定领域的具体问题加以分析，例如马长山《我国维稳策略的反思与重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载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孙佑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载于《中国环境法治》2012年第2期）。以上四类论文在研究内容的广度上不断扩展，但是完全没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国际视野的相关论述。

另一方面，从中国气候变化治理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在国际问题应对上仍以政策为主导，并未充分有效地树立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一项包括近200个国家和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并且关联政治、经济等多维向度的大多边进程，中国作为众多参与国中的“利益攸关方”必然视其为当前所面临的核心国际问题，因此相关处理及应对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我国在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之外，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法律应对气候变化，诸如2006年《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8、2009、2010、2011、2012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2010年《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新近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但其中大多为政策而非法律，仅仅《决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性质，北大法宝法律信息数据库在效力级别上将其含糊标明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律和行政法规在中国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上尚付阙如。这表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践行目前主要局限于国内问题应对层面，没有扩展至国际问题应对层面，尚未具备国际视野。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

国际视野的必要性

（一）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存在差异

国际法治是国内法治在全球范围的延伸，但是在原有基本要素及内涵保持不变的大框架下又具备了以涉及主权的契约为基础、主体的多元分散型及实施的弱强制性等特殊性。

首先，国际法治主要以涉及主权的契约为基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有所区别，国际法是國家间的法律，其主要渊源是国际法主体本身以协议方式订立的契约，涉及国家的权力与利益，既不同于国内立法机关依据程序制定的国内法，也不同于国内平等主体之间于私法领域依据意思自治原则确立的契约。

其次，国际法治的主体呈多元分散型结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主体有所区别，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是代表不同主权的国家，至于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法人和自然人则是不同程度上的有限的主体；不同于国内法主体是同一主权管辖之内的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国际社会是一个横向的社会结构，国际法主体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独立的地位，既无相互隶属，也无共同的上下隶属关系，从而呈现无中心、多元且分散的构型。

最后，国际法治在实施方面表现为弱强制性。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实施执行方面有所区别，国际法的实施一般主要依靠国家自觉履行或强制性较弱的国际司法、国际仲裁和国际监督制度，至于自卫、反措施、集体制裁甚至诉诸战争等特殊方式仅具有间接强制性。不同于国内法具有一套行政执法、司法强制执行的具有直接针对性的完整而权威的实施机制。

正是因为以上国际法治不同于国内法治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无法在国际层面完全照搬而自动适用，必须在国际视野下作出符合自身特殊性的调适，从而成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必须拓展国际视野的必要性之一。

（二）国际层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现实需要

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在《各国如何行动》一书中指出：在各国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被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因此，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国际层面的运用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目前的同情而言，也是出于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复杂问题，处理国际关系树立国际形象，以及形成国际国内法治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

首先，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复杂问题的需要。全球化趋势下，由于资源配置差异以及地域、历史等原因，每个国家无论强弱都无法孤立于相互交织的国际关系之外，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问题必须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达成双边、多边等多层次的国际合作。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程序合理合法表达国内需要并承担国际义务，即通过公平谈判签订契约正是国际合作的基本方式。

其次，是处理国际关系树立国际形象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中，内容日益复杂、形式更加多元的国际关系已经成为每个国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国家形象定位则属于国际关系处理的基础范畴。在国际层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签订、履行或参与磋商国际条约积极展现我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可以有效丰满国家形象。即通过法治手段塑造的国家形象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所信服，而国家形象中的法治形象也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纳。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国家学说史中，国家形象与国家法治形象两者相伴而行”。

最后，是形成国际国内法治良性互动的需要。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最早提出“连结政治”（linkage politics）理论，在“国内一国际事务”连结的框架下阐述了要关注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互动关系的观点。国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生态等因素综合影响其国际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是否发起或参与某项国际公约；而依托国际公约建构而成的国际制度又会反作用于国内治理，对国内政策与法律发生影响。例如，中国基于自身生态环境的脆弱现状，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而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为实现承诺而不断提高气候变化政策协调方面的能力以符合国际规范。从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于国际层面的恰当运用将同国内层面的法治完善形成良性互动。

一言以蔽之，国际国内社会的现实需要成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国际视野的必要性之二。

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

国际视野的进路

（一）拓展前提：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内构建

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欠缺国际视野的现状下，基于上文提及的国际国内法治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必须首先完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内构建作为拓展其国际视野的前提和基础。以中国气候变化治理为例，根据《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碳汇可以作为商品用于交易，国际社会随之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和碳金融体系并且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尤其是澳大利亚、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尚处于区域试验阶段而无法与国际接轨，其中最突出的瓶颈问题之一即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目前国内碳交易市场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各地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指导下运行的。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制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例如2013年7月《上海市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草案）》开始征询公众意见，8月《广东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办法》（送审稿）刚刚完成，遑论中央层面的立法。然而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法制建构可以规避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降低无法获得核准减排认证的风险，以及控制因操作程序不规范和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不合理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各方参与碳市场的预期以及从事碳交易的积极性，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与国际碳交易市场顺利接轨。因此，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国内碳交易市场将是其未来迈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然而，作为拓展国际视野前提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内构建并不同于一般的结构体系较为封闭，考虑因素相对单一的国内法治建设，而是必須充分反映国际国内法治的连结事项。首先，顺应国际法治导向有针对性的补足国内法治空缺，使二者之间形成内容对应作为拓展国际视野的前提，因为法治是文明社会所共同接纳和认可的，是国内国际沟通的桥梁，唯有如此方能与国际社会拥有共通的话语体系。其次，在国内法治构建中增加国际合作的法律引导作为拓展国际视野的保障。因为仅仅是国内国际法治具有相对应的内容并不必然形成积极顺畅的国际合作，还必须通过促进型立法确定国际合作的领域、规则、程序、方式、方法，以及国际合作的直接或间接奖励性措施对其加以规范和鼓励。再次，找准本国国情与国际发展的平衡点作为拓展国际视野的根基。因为法治既是全球治理的共通话语体系，也是具备国家立场的上层建筑，如何兼顾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是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只有在国内法治建构中找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具备稳定的政策选择及价值取向。最后，在宪法性法律的高位阶立法中明确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作为拓展国际视野的依据。目前国际条约于我国的适用在《宪法》、《立法法》等中尚无统一规定，散见于不同领域的法律规定中，不利于国际国内法治的稳定融通。

（二）拓展方法：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际调整

要拓展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际视野，必须在其现有的国内法治模式基础上针对国际法治的特殊性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中国气候变化治理为例。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正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必须依赖国际协议，然而涵盖大多数国家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由于涉及过于复杂的国家利益，只具有象征意义，仅是进一步谈判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其实质减排效果差强人意。二是有关实质法治的争论正在延缓气候协议的达成。依据不同的法治与正义理论可能得出不同的减排思路，在分配正义的观点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当前总排放量并不比发达国家少，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应当按排放现状平均分配减排额度；在矫正正义的观点看来，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使其应当对发展中国家作出补偿，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三是气候协议的减排要求必将在短期内实实在在地限制一国的经济发展，而其他诸如低碳经济发展、国家形象提升等都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远期收益，因此气候协议不仅不容易达成，且更不容易实现。中国要克服以上阻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有所作为就必须针对国际法治的特殊性适当调整。

首先，针对国际法治以契约为基础的特征，以“去正式化”的思路积极参与国际造法过程，“所谓‘国际造法’（international law-making），是指国家通过条约或习惯等方式，制定、承认、修改和废止国际法规范的活动。”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及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在气候协议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能动推进国际法发展，争取国际规则制订话语权。尤其在运用普遍同质规则处理复杂问题较为困难，即多边条约遭遇瓶颈的现状下，不必过于受制于“正式化”的约束，重视双边或地方条约的突破，在某些方面一致性的基础上通过个案谈判解决具体的利益和权利冲突。

其次，针对国际法治多元分散型的特征，认识到各国际法主体的利益多元性及独立性，应当在一定程度实质法治的基础上强调形式法治，即注重法治的形式标准而不过多纠结于法治的实体标准或价值标准。因为如果在实质法治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延迟行动，将有损全人类尤其是气候变化中较为脆弱群体的福祉，反而有违追求法治与正义的初衷。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国际社会层面，形式法治概念优于实质法治概念，理由是“实质法治概念所包含的那些实体价值目标（如公正），往往是难于给予精确解释而又容易引发激烈争议的宏大而抽象的理想，这容易使法治变成一个没有实际内涵的空洞口号”。

最后，针对国际法治弱强制性的特征，应当增强道德责任感作为法治的补充，以促进国际协议的达成并实现自觉履行，即不能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狭隘地理解为远离道德的思维方式，“如果道德关切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各个国家在道义上可能会同意加入一个对它们不利的但非常正确的协议”。需要全人类共同达成协议的事项往往具有公益性质，例如气候协议即是这类无法通过国内短期成本——效益校验达成一致，更无法依赖传统法治执行机制加以实施，但却无疑拥有道德合理性的正确协议，此时必须加强道德对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引导。

（三）拓展目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标识中国立场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国际视野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国际社会，而是主动地参与国际社会并标识中国立场。

一方面，国际法治发源于欧洲，由于历史原因较少关注亚洲法治文化，以马尔科姆·肖（Mal-colm Shaw）为代表的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都承认当今世界所理解的国际法是以西方文化和政治组织为基础的，从而运用具有地方元素的中国立场来平衡、丰富国际法治极为必要。

另一方面，中国于相关领域尚未作出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样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为例，有学者评价目前中国参与国际环境法治的現状：“法律手段运用不足，很少通过现有国际环境法律机制解决问题.在参与的国际条约、协定中，直接体现中国重大利益的不多”，这使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标识中国立场成为其拓展国际视野的迫切目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标识中国立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立场的形成必须基于准确的自我认以和形势把握。例如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态度，既是基于气候变化面前生态脆弱性的自我认识，也是基于气候变化已经紧密结合政治、经济、环境议题成为核心利益的形势把握。

其次，标以中国立场并不表示以本国利益为绝对中心，而是在国际合作及谈判中让国际社会更为理解中国的现状与问题，合理考量中国利益，形成具有特别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例如承认中国虽然是大国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接受气候协议中“共同但有区别”的法律原则。

最后，标识中国立场是一个表明中国观点和念度的由内而外的辐射过程。既要注重中国立场的内部营建过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整体、稳定且一致的策略和议案是对外标识立场的前提。例如，出台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措施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在相关方面的积极行动及成效。也要注重中国立场的向外传达方式，必须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同的途径，具体表现为善意履行义务、认真对待权利以及和平解决争端。

作者：程雨燕　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