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经验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档案治理研究主要涉及档案治理的理论阐释、档案治理的模式与路径分析、档案治理法治化、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全球档案治理、治理视域下的档案工作发展、治理语境下的档案功能拓展等主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法治经验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法治经验研究论文 篇1：

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

摘 要：作为我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史研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自90年代“美国热”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不断的走向多元化和现代化，新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不断的出现。尤其是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要求下，对其研究愈发的现代化。本文在对美国史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视角及其侧重点进行了分析，以期对以后的美国史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视野；美国史；研究

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依赖逐渐加深。在这种发展背景之下，史学界涌现出了研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历史的潮流，而在这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当属对美国史的研究。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美国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其的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国别史研究，而是将美国史研究纳入进我国国家建设及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因此在这个研究要求之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美国史研究也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视野之中，并逐渐从其研究成果中借鉴发展经验，并借以丰富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所以，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要求之下，对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进行分析研究就十分有必要了。

一、美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美关系得到缓和并建交以来，了解美国并研究其发展历史，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与经济逐渐恢复正常，这也就相应的引领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加之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以更加崭新的姿态融入到国际社会的发展中，从而更加推动了中美文化的交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史的研究就顺势成为了人文研究的弄潮儿。从之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美国外交史和政治史，借以希望能够从中借鉴到美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1990年之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逐渐被瓦解，世界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即其逐渐朝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关系也一改往日的对立局面，逐渐开始多元化。世界格局发展生的变化及国际局势的变动，让美国史的研究也逐渐多元起来。其一改往日政治意识形态操控下的研究局面，将过去只局限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美国史研究向着更为广阔、深入的层次扩展。在这一时期，其研究方向有社会发展史、思想文化史、西部及南部发展史、妇女史和城市经济发展史等。这种研究方向与我国当时十分重视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及至21世纪，全球化密切了国家与民族的联系，在国家史学研究方面，呈现出“去民族化”与“跨国转向”的研究趋势。在这一时期，美国史研究中虽然仍旧侧重于外交史方面，但较之以前，其在美国史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环境的不断恶化及资源危机的加剧都使得我国的史学研究转向于美国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减缓环境恶化与治理的措施，同时在对法治完善等方面，对其借鉴也较多。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使得美国史的研究更为开放、创新。

从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其也在不断的开放与兼收并蓄中得到充实，尤其是在现代化视野的关照下，其研究内容更加广泛，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深入。

二、现代化视野关照下的美国史研究内容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随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不断向国家发达国家借鉴经验教训，而在这其中，由于美国在民族独立战争之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并逐渐成为世界发展强国，我国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曾出现，因此，在对美国史研究方面，其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多。首先，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将美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纳入其中。在美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之后，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相应的带动了其城市发展，并以此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城市化发展浪潮。同时，在华盛顿总统的领导下，年轻的美国走上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并在两者的互相推动下，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可以说，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种发展经历与我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我国面临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攻坚期，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城市人口增长、住房紧缺、交通拥堵、城市污染等成为困扰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在史学研究方面，美国史研究逐渐转向了其城市化进程方面，以此希望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其次，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开始重视美国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治理。美国从20世纪初就成为世界工业发展的引领者，而其工业化与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在美国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其环境破坏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首先是印第安人所生活的生态文明被工业文明所破坏；其次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烟雾事件、光化学事件等，导致其生态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同时，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土地污染十分严重。这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物力来进行环境污染的治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也不断地加重，因此为了对其进行更好的治理，我国政府不断的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与此同时，史学研究也逐渐转向了美国环境污染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这不仅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也为我国的环境污染也带了相关的借鉴。最后，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将其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家历史的研究逐渐的“去民族化”，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却逐渐开始突出其民族特色。美国文化作为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强势文化之一，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在我国的传播，更是拥有强大的市场。在当前国家发展中，文化逐渐城市衡量其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为了丰富我国的文化发展，在美国史研究中，逐渐开始重视其文化发展，并对其优秀资源进行借鉴，以此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总之，由于在现代化研究参照的带动下，美国史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史研究将会开掘出更多新的内容。

三、结语

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其内容庞大，涵盖了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内容。而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也带动了之前相关研究的创新，使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散发出生命力。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的社会问题，而美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经验与教训可供我们借鉴，因此，对美国史的研究还有更多可以开拓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王恩铭，美国20世纪末的一场文化战争：保守派与进步派的较量，世界历史，2011（5）.

[2] 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第43页.

[3] 王晓德，美国对西属美洲独立运动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2（3）.

[4] 邓蜀生，《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5] 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赵芳 （1988-） ，女 ，汉 ，山东省桓台县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世界史 。

作者：赵芳

我国法治经验研究论文 篇2：

我国档案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摘要：我国档案治理研究主要涉及档案治理的理论阐释、档案治理的模式与路径分析、档案治理法治化、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全球档案治理、治理视域下的档案工作发展、治理语境下的档案功能拓展等主题。从现有成果来看，档案治理研究呈现出“三多三少，两侧重”的特点，因而需要从深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内容、丰富档案治理研究的方法、拓展档案治理研究的视野、强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实践导向等方面提升档案治理研究的水平。

关键词：档案治理；档案制度；档案事业发展；档案机构改革

分类号：G279.2

Status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rchives Governance

Chang Dawei， Li Zongfu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450001）

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正处在深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推进依法治档、促进档案信息开放、改进档案服务、加强电子档案管理等多重挑战[1]。档案事业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正随着国家管理方式的调整发生新的变革，推进档案治理工作成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2]。基于此，以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档案事业转型就成为档案学界和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由此诞生了以档案治理为核心的新研究领域。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即将步入“十四五”规划时期的关键节点，有必要在全面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档案治理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探讨档案治理研究的发展趋向，为新阶段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和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1研究内容

以CNKI为检索平台，截至2020年7月25日，以主题并全文含有“档案治理”为检索式，共得到有效文献106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档案治理的理论阐释、档案治理的模式与路径分析、档案治理法治化、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全球档案治理、治理视域下的档案工作发展、治理语境下的档案功能拓展七个主题。

1.1档案治理的理论阐释

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档案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亟待从理论层面明晰档案治理的内涵、本质、特征、价值目标和功能作用，从而奠定档案治理研究的认识基础。在该议题研究过程中，相关学者认为，档案治理是多主体基于一定规则共同管理档案事务的活动[3]，其本质是明确档案事业中的利益关系，并在界定相关主体权责范围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其利益诉求[4]，核心价值目标是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5]。

1.2档案治理的模式与路径分析

有效构建档案治理模式、科学规划档案治理路径有助于深化对档案治理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实践活动的理解，促进档案治理从理论研究向实践方向转变，这使得档案治理的模式与路径问题广受档案学界关注。如相关研究认为，基于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档案治理模式是档案事务管理的潜在趋势[6]，并将实现档案治理制度化、透明化、协作化、高效化、和谐化[7]视为档案治理完善的主要路径。

1.3档案治理法治化

促进档案治理法治化，是《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規划纲要》确立的重要目标。围绕档案治理法治化问题，已有研究从规范档案的形成与管理、明确档案的权属与处置、促进档案的开放利用、强化档案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国家治理视角下档案法修改的方向和重点[8]；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相对方两个维度，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档案法治化所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9]。

1.4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

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档案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快完善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是促进新阶段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围绕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相关文献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原则、治理目标等方面构建了档案治理的体系结构[10]，并建议从创新档案治理理念、完善档案治理制度、重构档案治理结构、优化档案治理工具等方面推进档案治理能力建设[11]。

1.5全球档案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档案国际交流的发展，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探讨档案治理问题，深化我国档案领域的对外合作程度，正成为档案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推进全球档案治理方面，相关学者从决策参与、标准制定、项目合作、人員交流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策略[12]，从国际档案理事会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特色、工具与成绩的角度介绍了全球档案治理的进展和经验[13]。

1.6治理视域下的档案工作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发展为档案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关学者开始借鉴治理理论的理念、工具和方法，重新审视档案工作的发展方向、工作重心和改革路径。如相关研究提出了以治理观为导向的政务服务档案管理策略，要求立足档案化观念，建立分布式档案管理与利用模式，促进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发展[14]，并从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制度、加速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网络化与数字化方面分析了治理视域下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对策[15]。

1.7治理语境下的档案功能拓展

档案作为决策、行动和记忆的记录，是国家机构为实现其政治、法律或文化上的目的而存在的，其正在成为执政之资、治国理政之源。治理语境下的档案功能有了新的拓展，已然开始从管理工具向国家公器嬗变[16]。基于这一认识，相关学者认为，社会治理视域下的档案具有重要的公共社会价值，对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留存社会珍贵记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17]，并要求发挥档案在增进国家认同中独特的记忆属性、凭证属性、文化属性，促进国家形象的重塑和民族精神的凝练[18]。
2研究特点

结合已有成果来看，档案治理研究呈现出“三多三少，两侧重”的特点，即档案治理的理论研究多，实践研究少；国内研究多，域外研究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侧重西方治理框架下的概念移植，忽视中国治理语境下的内涵拓展；侧重对社会治理维度的路径探讨，忽视对政党治理维度的机制分析。

2.1理论研究多，实践研究少

档案治理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于档案治理的理论阐释和理论建构，如对档案治理内涵、功能、特性、价值目标等的阐释，对档案治理的模式、策略、路径、研究框架等的构建等，这对明晰档案治理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向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该看到，目前从实践层面探讨档案治理的成果相对较少，对如何理顺和衔接档案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逻辑关系，构建和落实档案治理的责任体系，完善和夯实档案治理的制度基础，设计和运行档案治理的参与机制等问题缺乏深入的调研和论证，不利于档案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工作层面转化。

2.2国内研究多，域外研究少

档案治理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间治理现代化目标和战略的极大差异，致使不同国家的档案治理实践呈现出不同面貌。简言之，目前的档案治理研究虽然涉及全球档案治理的内容，但主要对象仍然是中国的档案治理问题，缺乏对域外档案治理实践的考察和分析。考虑到档案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档案法制建设、档案公共服务、档案信息化建设等内容，而域外国家在这些方面又有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地方。这就要求在强化档案治理国内研究的同时，也要关注域外档案治理的比较研究和经验借鉴。

2.3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从档案治理研究的成果来看，当前档案学者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档案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和逻辑演绎，为从理论视角明确档案治理的基本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档案学者极少采用统计或数学建模等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档案治理问题。例如，目前尚未有文献通过搭建档案治理的成熟度模型量化分析档案数据治理的现实状况和所处阶段；也没有学者通过构建档案治理效能的评估指标体系与档案制度绩效的量化分析框架，对档案治理的效果和效能加以展示。档案治理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的状况，不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国档案治理的现实状况，也无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档案治理的推进策略。

2.4侧重西方治理框架下的概念移植，忽视中国治理语境下的内涵拓展

西方治理理论将治理视为脱胎于统治的一种趋势，强调治理过程中国家、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主张去中心化，推崇多元主体合作，要求借助社会力量协同应对现有政治社会格局中的不可治理性[19]。基于此种观点，相关学者尤为强调档案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同，并将其视为档案治理区别于档案事业管理的关键所在，从而忽视了中国治理语境下档案治理的内涵拓展。这是因为从中国治理实践来看，尽管国家治理的主体已经趋于多元化，但最重要的主体依然是政府。因此，档案治理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对档案事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的转型上，而不是简单落在主体参与多元化、治理方式协同化等西方治理概念的框架内[20]，这也契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制度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2.5侧重对社会治理视角的功能延展，忽视对政党治理维度的机制探讨

从社会治理维度分析档案治理功能延展的方向和路径，探讨社会治理格局重塑背景下档案权力的演进与分配、档案制度的变迁与改革、档案事务参与模式的解构与再造、档案社会价值的拓展与实现等问题，是当前档案治理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但也应看到，档案机构改革完成，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党的机构实现了深度融合，这就要求从政党治理的维度重新审视我国档案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档案事务管理的可能方式，以适应档案行政机构隶属关系变更以及档案主管部门职权范围变化的实际状况。为此，在侧重社会治理视角档案治理功能延展的同时，还需结合档案机构改革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政党治理的维度分析档案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

3研究展望

以档案治理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阶段档案事业转型的重要导向。为此，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目标要求，针对档案治理研究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深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内容、丰富档案治理研究的方法、拓展档案治理研究的视野、强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实践导向，从而提升档案治理研究的水平。

3.1深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内容

面向档案治理实践，促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档案治理能力建设，是档案治理研究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从加强档案责任体系建设、档案监管体系建设、档案治理评估体系建设三个方面深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内容。

第一，推进档案責任体系建设，落实档案形成部门、档案保管部门和档案监管部门的工作责任，推进责任治理，是档案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此，需在明晰档案管理权责的基础上，厘清档案治理主体的责任范围与权责关系，增强档案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同时，通过完善档案责任规制方式与审计机制，明确档案责任追究程序、内容和范围，构建责任清晰、运行有效的档案责任监管体系，实现档案治理活动的权责一致[21]。

第二，加强档案监管体系建设，促进档案行政部门的监管方式由直接指导转变为基于法律规范与制度约束的宏观管理，是新阶段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趋向。为此，档案主管部门应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档案工作责任制落实、档案实体与档案数据管理、档案人员管理、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档案工作在既定制度框架内的有序运行。

第三，强化档案治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建设，为全面把握档案治理的现实状况、科学制定档案治理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为此，有必要构建由档案治理成熟度评估、治理效能评估、治理环境评估、治理能力评估等构成的档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以便从多个维度综合考察档案治理的整体情况，为识别档案治理的制约因素、提升档案治理的成效提供支持。

3.2丰富档案治理研究的方法

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不利于多维度地揭示档案治理的规律。为此，有必要在档案治理研究的过程中综合应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

第一，在定性研究方面应该更加注重档案治理研究框架的构建。从已有成果看，档案治理研究并未构建起一个基于某种共识的具有明确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有清晰逻辑框架与研究理路的理论体系，这致使档案治理在概念界定、内涵阐释、模式构建、路径设计、体系完善、能力建设等方面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制约了档案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也是档案治理定性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二，在定量研究方面需更加注重档案治理效能的评估与分析。档案治理成效与档案制度的完善程度、执行力度以及档案治理机制的运行状况、档案政策的适应性、档案治理环境的优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如何有效度量档案治理的现实状况以及相关因素对档案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程度，从而为档案治理效能提升提供科学依据，是档案治理定量研究的重要目标。

第三，在比较研究方面要加强对域外档案治理经验和教训的考察，为我国档案治理发展提供实践参照。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档案治理因各国国情、社情和档案事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呈现出不同景观。但总体来看，如何推动档案事业发展、提升档案管理效率、提供档案利用服务、促进档案价值实现等主题仍是各国档案治理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也为在档案治理研究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提供了可能。

第四，在实证研究方面要注重对典型地区、典型事件和典型做法的分析推广。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既有东西差异又有南北不同，这为档案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如何及时有效地发现和推广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在档案治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并针对性地分析相关经验获取的背景、条件、支撑要素和需要避免的问题，从而为我国档案治理实践发展提供例证，便成为档案治理案例剖析和推广的重要内容。

3.3拓展档案治理研究的视野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档案治理，与政府治理、政党治理以及数据治理的现代化有密切关联。这就要求从社会治理维度审视档案治理的同时，还应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政党治理和数据治理等多维度拓展档案治理研究的视野。

第一，需在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厘清档案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关联，明确中国治理语境下档案治理的特性、目标和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协调档案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确保档案治理研究沿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有序展开。

第二，应结合“构建责任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要求，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审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功能定位与行为方式，并通过优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体系、组织结构、监管模式与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档案主管部门在档案治理中的作用。

第三，档案机构改革进一步密切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党政机构的关系，而从我国历史发展逻辑和现实国情来看，“执政党权力在政治权力系统中处于枢纽和核心地位，对国家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支配力、统领力和影响力”[22]。这就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档案治理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丰富了档案治理的手段和工具，为从政党治理维度探索档案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可能路径提供了实践空间。

第四，档案数据治理是档案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档案工作数字转型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从数据治理的视角审视档案治理问题，并通过数据治理工具和治理技术的应用、档案数据治理业务流程的优化以及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构建，实现对档案数据价值的激发，从而为档案管理范式转型以及档案数据治理功能强化提供理论参考[23]。

3.4强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实践导向

强化实践导向，更好地为档案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是档案治理研究的意义所在。为此，需要从深化档案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档案治理的统筹协调、优化档案治理的组织方式、创新档案治理的实施策略四个方面强化档案治理研究的实践导向，统筹协调档案治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合理利用档案治理的资源要素，科学推进档案治理的实施进程。

第一，要深化档案治理的顶层设计。档案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通过长远的规划来确保档案治理可以稳定、协调、有序地推进，从而跟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节奏，满足档案事业发展的转型需求。这就要求将顶层设计的理念引入档案治理，从认知层面、组织层面、业务层面、技术层面等多个维度，综合考虑档案治理的基本思路、发展战略、工作机制和进程安排，科学制定档案治理的战略规划和发展路径。

第二，要加强档案治理的统筹协调。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从档案治理的目标、制度、组织和资源四个方面统筹协调，综合考虑不同档案治理主体的目标要求与利益诉求，有效协调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档案治理的发展战略，推进档案治理制度规范的衔接与完善，强化档案治理的政策引领和组织保障，促进档案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流动，保障档案治理的有序推进。

第三，要优化档案治理的组织方式。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档案领域的具体实践，其组织方式必须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要将协同治理的理念引入档案治理，推进档案治理的组织方式从传统的权威型管理方式转变为民主型管理方式，从控制型组织方式变革为参与型组织方式，从而以更加科学化、制度化和长效化的方式推进档案治理实践的发展。

第四，要创新档案治理的实施策略。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争取党委和政府对档案治理的关注和支持显得尤为关键。这就要求在坚持档案治理政治领导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档案治理的环境、规范档案治理的流程、明确档案治理的责任、强化档案治理的监督等方式，完善档案治理的实施策略。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法律规制视域下中国档案工作规范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7ATQ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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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常大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档案制度改革[J].档案学通讯， 2019（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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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大伟 李宗富

我国法治经验研究论文 篇3：

关于我国大学章程主题研究的反思

摘 要： 大学章程问题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但从该主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存在若干亟须改进之处。基于此提出了大学章程研究应明确问题意识，即认清当前我国加快制定大学章程的缘起以及大学章程建设应遵循何种逻辑；进一步明晰大学章程的本质，即立足大学的本质来看待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章程的本质；加强大学章程本体即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文本化设计方案的科学性研究；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强调大学权力格局的“差序化”本质以及大学与政府新型关系的确立；研究应立足特殊的中国语境以及重视大学章程研究的文化视角。

关键词： 大学章程；现代大学制度；问题反思；文化视角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体制性问题的凸显以及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渐深入，制定科学完备的大学章程成为当前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大学章程主题研究也成为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热点。加强大学章程理论研究有利于推进章程建设实践的科学性，但从现有的相关理论研究来看，大学章程研究尚略存不足，研究的效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一、 大学章程研究应明确问题意识

大学章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大学章程的源头亦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就是说，大学章程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如今，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大学章程建设，在我国，大学章程也有一段较长的历史，清末近代新式高等学堂、民国时期的大学，一般都有自己的章程[1]。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章程建设进入了一段空白期。直到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时代，大学章程问题又被重新提起。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大学要制定章程，同年12月，教育部指定北大等26所部属院校作为试点制定大学章程；2012年，教育部《高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颁布施行。从大学章程的研究来看，较早对高校章程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殷爱荪和许庆豫，他们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上发表《试论我国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和实施》一文，探讨了高校章程的目标、内容及意义等[2]。其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关于高校章程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大学章程问题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2010年《规划纲要》颁布后，大学章程问题愈发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

然而，时过境迁，新的历史时期重建大学章程必有其内在动因，如今再建的大学章程必然承担新的历史使命，那么制定大学章程要遵循何种逻辑才能确保章程有价值、有意义，对于研究者而言，必须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因为研究的过程是一个解答问题的过程，因此明确问题所在是前提。从目前大学章程研究的现状来看，很多研究缺乏背景分析，问题意识不强。笔者认为，重提大学章程建设是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体制性问题日益凸显，高等教育质量出现下滑危机为背景的，反映了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集中要求。但大学章程仅仅是泛泛地反映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并不足以表征章程建设的具体逻辑。笔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从根本上说要维系大学本性或促使异化的大学本性的回归，而大学章程的基本价值也正在于此。笔者认为，大学的本性首先在于其学术性组织特性，大学章程研究的主导问题意识即为如何通过章程建设涵养大学的学术本性和学术功能。

二、 大学章程本质尚需明晰

大学章程研究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研究特征，很多学者尤其从法学的视角来解读大学章程[3]。客观地说，制定大学章程是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明确要求，因而反映了法治思想。同时，要充分发挥大学章程的价值，也是着眼于科学完备的大学章程与一般的学校规章制度相比所具有的法治效应。所以，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以及在章程制定过程中反映法治的思想与方案，也是大学章程研究的重要视角。然而，必须加以强调的是，大学章程首先是“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的章程，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章程，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和文化组织的章程，势必也存在着独特之处。从现实中制定大学章程的根本目的而言，制定大学章程在于促使我国异化的大学重拾其固有的逻辑，回归学术本位，维系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因此，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实施，从根本上要由大学逻辑主导。这决定了大学章程研究同样必须从大学的本质出发去认识大学章程的本质，关于大学章程的方案设计应体现并服务于大学的本性和逻辑，缺少大学本质观的规范，大学章程的实践与研究则易于陷入另一种异化。

从目前来看，大学章程研究偏重研究“章程”，而对“大学”关照不足。例如，对大学章程内涵的界定，普遍缺乏对其本质特征或根本价值的观照，而更多地从法学视角去强调大学章程所反映的法律关系，却忽视大学章程反映大学本性的价值指向，这样的内涵界定是没有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又如，关于大学章程的效用问题，很多研究同样强调法律意义上的章程效应，而忽视关于大学章程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及其在大学制度变革中的角色与使命，教育视角的淡化导致大学章程研究的价值观发生旁落。因此，基于大学章程研究法治视角的客观需要和教育视角的本质需要，大学章程研究既要研究作为一个规范性文件的章程，关照章程制定的程序及合法性等问题，又要研究大学及大学与章程的关系等问题。并且，后者是大学章程研究之本，大学章程的法律关系研究从根本上服务于大学章程价值的研究。

三、 大学章程本体研究亟待加强

从大学章程的形式价值来看，通过其法治效应促成现代大学制度由理念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化是大学章程的主要价值所在。同样，大学章程的效应能否充分发挥，是章程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也就是说，大学章程的价值要充分发挥，必然涉及执行效力问题，因为只有章程的精神和条文顺利转化为大学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大学章程的建设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关于如何促使大学章程发挥作用的研究是大学章程研究所必然要涉及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提出了增强大学章程执行可能性的各种设计和建议，例如吸引政府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章程制定；完善大学章程的制定、修改程序；建立保障大学章程落实的配套机制；将大学章程纳入地方法律法规体系以提高其效用[4]；等等。毋庸置疑，以上诸种建议对于增强大学章程的执行效力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也体现出大学章程研究的重要价值。然而，大学章程的执行效力固然离不开一系列技术性、外围性的配套机制和措施，但从根本上说，大学章程治理价值的发挥是以章程本体的科学性为根基的。所谓大学章程的本体主要是指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方案，它以文本的形式规定了理想中的大学制度的核心要素及其构成，并反映着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制度逻辑。

显然，大学章程建设首先需要确保章程文本反映科学的大学理念，只有章程本身是科学的，其正向功能的发挥才是可能的，相关的保障机制实施起来才是有效的。倘若章程作为一个文本、一个体系，在指导理念、价值目标及具体的内容和要素上都谈不上科学，那么增强执行效力就是妄谈。目前，关于对大学章程实施的外围技术性问题研究较多，而本体研究尚显不足。因此，大学章程研究应加强本体研究，主要是明确章程建设的价值指向，即以彰显学术权力，保障大学组织特性为指导思想；在此指导下，科学合理地确定章程的基本内容和要素。在此过程中，大学治理结构的合理设计是核心，主要是要以学术权力和教授权利为核心来科学划定不同主体的责任和权力范畴，通过设计合理的组织架构和运行程序、方式来建立一个基于学术本位的大学治理结构。可以说，大学章程如何勾画出一个反映大学学术共同体本质的治理结构是研究的关键。

四、 大学章程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

大学作为一个场域，有着内在的、必然的秩序，例如在大学的职能体系中，大学学术功能居于整个职能体系的基础地位，大学不同的职能之间又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大学的权力格局中，学术权力居于整个权力体系的基础地位，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市场权力、民主权力等其他权力的主体在遵循各自不同性质的权力实现方式的同时，不能超越不同权力之间的界限。我国现行大学制度运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大学秩序的失序，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大学权力格局的失调，包括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僭越，学术权力的式微，民主权力的失语和市场权力的缺位。“去行政化”作为我国大学制度改革中的流行话语，正是大学权力格局失序的集中反映。在此背景下，大学章程建设也承载了打破大学官僚化、行政化桎梏的使命。针对这一失序的权力格局，传统的研究思维是“权力制衡”理论，认为大学治理结构作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或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其理想状态是要形成不同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力制衡[5]。传统的研究范式即“权力制衡说”，权力制衡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因为权力严重失衡正是现实中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状态，这种失序的权力格局是造成我国大学组织异化的主要原因。

然而，“权力制衡”论忽略了两个问题：其一，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大学的权力秩序本就是一个差序格局，“差序”主要是指在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权力中，学术权力理所当然地位居主体和核心地位，其他权力则居于次要的、服务性的位置，若说学术权力与其他权力之间构成了矛盾关系，那么学术权力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性。所以，学术力量占据主导权的大学权力格局在形式上“失衡”，但这种失衡才是真正符合大学逻辑的“平衡”状态。制衡说实际上降低了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其二，理想的大学治理结构有赖于政府与大学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由控制与被控制的单向、等级关系转变为互动的、伙伴式的相对平等关系，这是确立学术权力主导地位的重要条件。大学章程就是要以契约的形式使大学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前提下勾勒一个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运行机制，而现有研究仍试图在传统的权力及运行框架下寻求协调，并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旧有的权力格局。

五、 大学章程研究需置于特殊的中国语境

大学章程在国外经历了持续的、漫长的进程，在各国大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康奈尔大学章程第一章“大学”开宗明义，明确了“建立一个不论男女、贫富均能在此受到教育的场所”的办学理念，从而奠定了其开放、多元的办学基调；关于董事会构成及其权责的规定，保障了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管理的机会，促成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大学的模式；详尽规定了大学的各层级行政管理者的职责，避免了不同主体间的权责冲突。再如牛津大学，其章程明确规定牛津是“自我管理的学者社团”，这一定位强化了其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和治理方式：作为一个社团，她不属于政府；作为学者的社团，她践行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权力重心归属学院是牛津的一大特色，章程中有专门的章节——“学院、社团和永久私人学院”——对学院的权责进行规定；章程中“有关大学章程的解释或适用争端的解决方法”确立了争议解决制度，减少了主体间的权益冲突[6]；等等。介绍国外大学章程建设的经验，为我国大学章程建设提供启示，是我国大学章程研究的重要范式。客观地说，借鉴大学章程建设的国际先进经验，是我国大学章程建设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借鉴应该是一个批判的吸收过程，是一个国际经验实现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而非盲目的“拿来主义”，而这就要求大学章程研究应置于中国语境之内。

具体来说，第一，大学章程处在既有的制度环境之内，章程建设既要着眼于促进制度的创新，又不可无视旧有制度体系的作用，尤其是制度传统对制度改革的拒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难点正在于在何种范围内对原有制度体系进行合理的突破，包括关于政校关系的既有制度安排等。第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质量问题、价值指向问题、公信力问题、主体性问题等，大学章程建设是在有问题的高等教育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应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第三，现代大学制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应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导向下探索大学章程建设，以增强章程建设的实效性，提高其大学治理价值的效率。从已有研究来看，我国大学章程研究往往脱离了特殊的中国语境，这样制定出来的章程必将发生价值的贬值。

六、 大学章程研究应重视文化的视角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某种困境。究其原因，其一便在于制度性问题。制度上的困境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确立的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此种制度模式下，政府的全面干涉致使大学严重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而这一体制上的沉疴成为其他问题产生的重要致因。然而，笔者认为，体制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体制本身，其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文化因素。政府对大学的权力管制既反映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君主或家长专制文化，也符合我国“家国同构”的宗法文化；大学主动依附于政府，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僭越，学术权力的主动性缄默以及学者对担任行政官职的热衷，反映的是封建等级意识、“官本位”思想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学者思想与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正确原则对主体价值取向的影响。此外，我国大学里的传统的名利文化、厚黑文化参见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权本文化、潜规则文化、熟人文化、裙带文化以及我国大学特有的“福利单位”文化[7]，深刻影响着大学的组织本性。甚至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或大学制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属于文化范畴，我国大学制度改革如何进行以及能否取得突破，应该说这更是一个文化主题。正如王洪才教授所指出的，在这个价值多元冲突的时代，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才是中国大学模式创建的突破点。因此，在我国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文化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大学制度价值的根本体现就是限制传统文化的负面功能，以及改良大学里的消极文化因素。据此，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大学章程建设，就有了内在的必然性。

基于文化视角的大学章程研究，意即正确认识大学章程本身具备的涵养大学文化的作用，即大学章程对于大学的“组织文化价值导向性”[8]。科学完备的大学章程预设了大学的教育性、学术性和文化性价值目标，隐含于制度建构过程和规则体系，规范大学和学者的价值取向，即从外在物化价值的关注转向对人、知识及使命的关注，并进一步规范大学学者的行为模式，而这又反过来强化着大学的价值目标。“价值—思想—行为”正是文化的基本逻辑。通过大学章程涵养优秀大学文化，改良大学文化的消极因素，并推进大学学术本位文化的建构，这反映了大学章程建设的根本价值。

参考文献

[1] 马陆亭.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意义、内容和原则[J].高校教育管理，2011（5）：16.

[2] 殷爱荪，许庆豫.试论我国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和实施＼[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1621.

[3] 陈学敏.关于大学章程的法律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69172.

[4] 王春业.论高校章程法律化及其实现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1（6）：3740.

[5] 章晓莉.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制衡＼[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69171.

[6] 湛中乐.大学章程精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430.

[7] 王建华.从中国式大学到大学的中国模式＼[J＼].现代大学教育，2008（1）：2127.

[8] 金家新，易连云.论组织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章程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11（2）：1214.

（责任编辑 东 彦）

作者：张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