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治研究论文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广大农村地区也积极开展法治教育。近年来农村地区人们的法律知识明显增长，法律意识也随之提高，但是在农村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对农村地区法治情况进行调研，归纳总结出农村地区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希望有助于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村法治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村法治研究论文 篇1：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研究范式比较

摘 要：论证农村法治的重要性也即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逻辑起点，从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为起点，研究农村法治的方法论--法律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并在考察法律社会学方法范式的基础上，比较指出传统范式的问题以及缺陷。

关键词：农村法治；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

当法治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方略①之后，我们自然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法治”话语，这包含法治的理念、制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尽管我们会怀疑法治的移植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大的方向已定，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克服传统治理方式的阻力而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担忧传统会吞噬法治进而彻底否定其存在。其二，我们如何使制度设计在表层面上发挥规范社会的功能,达到法治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培植法治的理念，使其发挥潜在的功能。第一个方面是价值判断问题而第二个方面则是实证分析的问题。前者的解决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根本不接受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后者。而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过程，但后者的解决更具有实践性，另一方面也会对前者给予一种事实的支持。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后者，所以有关前者的相干问题并不是本文的范围，因此也不构成对于本文结论的威胁。②另外，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所以“城市法治”只是以比较的客体而存在的，结论的得出具有严格的空间效力，这是第二层限定。

一

中国革命的生长点在中国农村，中国改革开放的导火线也在中国农村，农村是中国发展前进的重要一环，法治的进程也不例外，法治国家的实现，没有农村的法治化是不可能的，至少中国农村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关注中国法治问题研究者自然无法跳过农村法治问题。那么农村法治化的重要性究竟如何？或者农村法治化的必要性如何呢？

农村法治化程度直接影响着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我国是一个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国家，转型过程中由于存在先天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便是最明显的问题，这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等诸多横截面。可以说农村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其中农村法治化便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基本保障。依法治国应该是一个大的系统目标，而农村法治化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恰恰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法律主体意识、法律制度完备程度以及法律的运作模式都与法治的目标需求相距甚远。①“谈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农村，离不开人数最多的农民。”如果农村法治化进程受阻，那么依法治国的目标便会受到挑战。农村制度的缺失或者农村制度与国家正式制度的抵触严重会造成法治国家的制度的断裂，使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失去制度的保障。同样农村法律主体法治理念的薄弱也会使法治国家的法律信仰难于形成，进而不会为法治化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反而会同法治国背道而驰。不可否认农村社会中特有的规则和价值体系，也不可否认其同国家主导推进的法治知识体系的冲突，但我们要做的是在尊重、正视基础之上的改造，不是漠视其存在，更不是任其发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推行“法治”话语为主导的知识体系，而这在传统农村中都是从来不存在的。而且在农村的空间内传统的力量又是最为强大的，其抵触的力量便十分明显，这同农村的自然环境、人文特征等都紧密相关，所以“国家法律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容忍这种改变，因为毕竟农村这个特定的区域法律问题的解决，不是国家强力推进法治知识就可以完成的，它有一系列的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我们必须让法治的话语在农村“软着陆”，否则会牵动农村社会的千丝万缕的神经，过犹不及。但是承认现实与现状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不改变现状。在法治国家目标明确的前提之下，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减少国家正式法律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是有一个刚性的底线的，否则法治国家的目标便会被彻底地颠覆。（这不是本文的范围）基于这种思路，中国农村社会的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情形是令人担忧的和难以接受的。所以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是中国法治国家目标实现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同时农村法治化的进程对于农村体系内部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制（治）的兴起意味着国家治理技术的转型。治理本身既是国家统治的过程也是统治客体规范化的过程，而这种规范化本身对于统治客体而言是会带来巨大的收益的，其或者表现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或者表现为民众生活方式的文明化，治理代理人行为方式的合理性和可预期性。同样治理方式本身的应然性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因为我们是假定了法治这种治理方式的价值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这部分论证的。我们把农村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整体审视的话，系统内部的农村自然环境，经济水平、政治环境、文化环境都是逐个子系统；而系统内生存的主要主体是农民，从农民的主体性角度而言，便是“如何致富、不受政府欺负、有好的生存环境”等十分具体的问题。由于农村大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状况紧密相关，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无非在经济上吃饱饭、有钱花这种追求的现实保障便是制度，试想政府的行为不受一定的规则约束，农民的经济投入的可预期性便会丧失，进而丧失可能还有发展的信心。因此农村法治化的进程与其说是一种治理技术的转型，还不如说是为农民的生活营造良好的秩序，这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增强，是主动的需求制度，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被供给的制度。这是同一行为的角色换位问题，国家强力推行法治的行为是固定的，而接收的主体是被动、消极的接收还是积极主动的参与是一种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的区分。我认为以农民主体理解法治，理解法治的运做将法治作为一种主体的需求，更有利于农村的法治化进程。

因此，无论从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角度还是农民主体对于法治的需求的角度，农村法治化进程都对于农村自身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承认代表国家权力的正式法治话语，并不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进步就必然在农村这个特定的空间就必然合理；反之，农民所拥有的规范性知识也并不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就一定落后和不合理。但我们也应该同时承认今天的农村与20年、30年前有了显著的变化，我们说国家权力的渗透和延伸也好，国家治理技术转型也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民间的知识和秩序正在发生着变更，而且向着与传统背离的方向变更。不管是正面的普法和法律的实施还是经由规避甚至有意违反一类的反面的途径①，法律知识毕竟得到了传播，因此假设退回20年、30年，如果没有当时的国家治理或推行的话，恐怕就连今天的状况我们都不敢奢望；同时我们相信今天的行为也会是明天结果的原因。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多元的知识和秩序的存在，而恰恰是认知到其存在的基础上的一种法治化的进程。我想除了那些好吃懒做的农民之外，稍微有进取心的人都会欣然接受这种变革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和自由的空间和发展机遇，这应当归功于国家的治理和权力的渗透，法治化就是这样一种过程，那么法治化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便是不可抹杀的。而我们的法治化应该说刚刚起步，如果农村要沿着这个变化的模式发展，农村法治化便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需求了。

二

农村法治的现状如何？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虽然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了。②从文章的基调以及反映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村法治的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农村的法治与城市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们似乎仍然无法准确地把握农村法治的现状，因为大部分资料都停留在一种抽象的说理层面上，比如说农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具体的情况如何？权利如何被侵犯？农民的认识程度如何？有哪些救济措施？这些问题都缺乏一种实证的分析和研究，给人一种感觉是，每篇文章都说出了问题而每篇文章又都似乎没有问题，因为这种问题是千篇一律的，缺乏深层的论说，十分表面化。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分析研究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对于研究客体的类型化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微观分析，其根本在于研究的方法论的问题。

关于农村法治化的研究方法，学界大都定义为法社会学方法，但笔者认为是在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尝试。因此社会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法社会的基础性知识，我们可以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对于法学研究有贡献的合理成分。因此有必要对于社会学范式作一下简单的梳理。

其实从范式的维度对于社会学进行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先例③，典型的有澳大利亚人沃特斯的客观—主观、个体—整体为维度而构建的四种范式④，即建构主义、功能主义、功利主义、批判结构主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不同范式的理论内涵以及主要的脉络。

（一）建构主义

该范式的理论核心在于严格区分人的行为和自然客体，社会现实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人建构的，因此如何理解人的行为方式便是该范式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社会学的观察者必须对参与者确立的意义作出解释、赋予其意义。这是沃特斯的所总结的建构主义的第一层主张。第二层主张便是寻求从人的动机和原因中解脱出来，考察大的结构。

同时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也有提及，最后总结一下该范式的理论特征：（1）该范式主要从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出发来理解社会，这种主观的理解不是心理主义的简单还原，是对于个体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参与的人类的互动的观察和理解。对行动或互动的主观解释直接影响着人在现实中的进一步行动。社会现实是由人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构建的。社会现实的意义存在于行动者的主观解释中，因为正是通过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通过与他人的有目的的交往，才会不断发生、形成和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2）就该范式的方法论而言更注重观察法的运用，在韦伯那里理解分为观察性的和解释性的，而观察甚至是解释的前提。但并不排除使用访谈、问卷等实证的方法。

（一）功利主义

该范式的核心问题理解社会行为以及影响人类社会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前者如本能、需求，后者如刺激、环境），满足需求应该是该范式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为达到此目的，该范式理论试图从个人层面出发，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层面，寻求社会行为甚或社会结构的解释，可以说个人主义的倾向是功利主义范式的基本立场。

功利主义范式的特征在于：通过对于个人理性的分析来理解社会，这种理性需求要么来自于遗传或天生，要么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刺激，还有一种观点将非理性主义也纳入这个范式，其试图从反面来理解理性主义，也未尝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理性主义的很大问题在于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性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改变这一困境，但理性主义导致的社会生活的模糊不定、理性化的搭便车、公共物品的供给，为仁慈的专制（阿罗语）提供了温床。功利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具有实验主义的倾向。这在非理性的研究中如精神分析、心理分析自不待言，在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中以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中都有痕迹。

（三）功能主义

该范式应该属于西方社会学中最为核心的传统，或者说属于主流观点的位置，这里的功能主义范式被瑞泽尔和周晓虹定义为社会事实范式。笔者认为功能主义范式主要在于突出社会的整体性和客观性,把社会的运行比作一个活的有机体的运转。他们争辩像人体的各个部分一样,总的来说,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协同工作的，同样分析一种社会事物的作用意味着它在延续社会的存在和健康中所起的作用。

（四）批判结构主义

这个理论范式主要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理论的批判和革命的行动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鲜明特征。在马克思时代之后是曼海姆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卢卡奇对于虚假意识的揭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其主要的理论假设在于认定事物的本质在于存在与对于现实的否定中。方法论主要是历史－社会分析方法等。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学的不同流派的理论视角是多元的，理论路径是不同的，正如瑞泽尔所说：“实际上，如果不从所有的范式吸取有益的见解，社会事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恰当地得到解释。”这种不同路径下的分析思路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农村法治化的进程是有启发意义的。像苏力先生在检讨中国法理学研究时指出的一样“尽管研究了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批判主义以及其他诸多学术流派等等，但往往停留在复述一些命题，介绍一些人物，与中国的经验完全或基本无关，无法让读者看到两者有什么关系。”我们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的同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介绍更主要的是拿来应用，作为一种方法来应用、作为一种路径来解读中国农村法治的实际。

三

农村法治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对农村深入了解调查的基础之上，这便需要一种实证的分析模式，这种尝试不是未曾出现②，但没有保持良好的连续，以致十年之后放眼中国农村法治研究的学术界，并没有达到其实证程度的著作，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一种法学的悲哀。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这种分析的不足，“最主要的是过于专注于农民对法律（而且主要是制定法）的看法，而且未深究这些看法与农民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分析有过多的重复之处，缺乏更多的、有说服力的、层层剥笋的新意”。笔者认为苏力先生的批评是站在一个视角去审视另一个视角的问题，就如同分析实证法学批评自然法学一样，永远没有答案。原因在于大家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主体性的研究，从心理、意识、认知等角度实证的分析农村法治主体的主观方面，很类似与社会学的社会阐释学派。在这之后研究中国农村法治的专门性著作不多，大部分都是讨论中国整体的法治进程，同时谈及农村法治，但是笔者认为其形成了一种研究倾向。农村的“环境—制度”的研究，这正好是苏力先生批评郑永流教授时所提及的，其又有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学派的特征，其考察农村的制度变迁以及环境的特殊性，检讨制度的不足，构建制度、完善制度。还有一种倾向是十分流行的，笔者认为包括苏力、强世功等一批学者的微观分析法律的运作，这种分析是融主观与客观为一体，重点在于解构具体的案件的操作的实践过程。

综合以上三种分析的模式，笔者认为都存在合理的内核，但也存在着无法摆脱的不足，姑且将三种模型作一下命名，第一种为农村法治主体研究模式，第二种为农村法治制度研究模式，第三种为农村法治运行技术研究模式（以下简称主体模式、制度模式、技术模式）。

主体模式从农村法治主体的行为中理解、阐释其心理、意识等主观的、隐层面的法治资源和状况，这种研究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出许多深刻的结论。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不能系统地将环境和制度对主体的影响体现出来，不能求证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同时也不能将主体纳入到一个动态的法治实践中去分析。

制度模式的优点在于从微观到宏观的横向分析结合制度变迁的纵向分析，客观地解决农村法治的制度供给问题，同时关注农村特有的环境下，制度的形成以及运作的问题，不足在于会产生就制度论制度的问题，而且只谈论制度会忽视制度背后的隐层面的问题，对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另外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应然的问题，无法解决实际的操作性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主体参与和环境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的产物。

技术模式主要从个案的分析入手，有人类学的烙印，试图在精细的分析个案的基础上发展出一般的理论。该模式是主体和客体充分融为一体的过程，具有动态的、鲜明的实践性。面向实际问题的解决，但技术模式的一个问题在于其从个案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存在争议的，另外个案的分析多少带有分析者的“前见”，个案分析不利于宏观的理论框架的建立。

正如西方三大法学流派走向统一、出现综合法理学一样，笔者认为中国农村法治研究模式也应该从分立走向统一，因为每种模式都不能克服归类分析所带来的视角的限制,农村法治研究模式的构建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因为从法律社会学的进路而言,构建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过程,至多是描述的一个副产品而已。但是在缺乏一个实证的研究基础的情况下这也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策略了。

参考文献：

［1］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秩序［M］//王铭铭.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强世功.法制与治理［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5.

［3］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与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译. 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

［5］ 苏力.当代中国法理的知识谱系及其缺陷——从“黄碟案”透视［J］.中外法学，2003（3）：287-306.

［6］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11.

（责任编辑 朱凯）

A Study of Research Models of Nomocracy in Present Chinese Rural Areas

in Ligh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Models

YU Haitao

(Law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Key words: nomocracy in rural area; research model; sociological research model

作者：于海涛

农村法治研究论文 篇2：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法治建设研究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广大农村地区也积极开展法治教育。近年来农村地区人们的法律知识明显增长，法律意识也随之提高，但是在农村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对农村地区法治情况进行调研，归纳总结出农村地区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希望有助于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关键词】乡村振兴 农村法治 现状问题 解决策略

1农民工法律知识获取及法律援助基本情况

1.1途径

1.2信任度

1.3法律援助情况

此外，在需求是否得到解决方面，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已有了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

2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2.1用法难、执法难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法律知识缺乏，法律素质偏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依法搞经济建设、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从普通群众来看，法律意识淡薄、用法意愿低，往往信官不信法、信权不信法。另一方面，用法程序多、耗时长、费用高，群众无法及时获取有效地法律帮助，形成“有法难用”的困局。“执法难”，主要反映在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法不责众”思想的影响，在极少数地方抗法现象时有发生，行政执法、司法执行难以顺利落实，良好的法律没有完全通过公平有效地执法行为得到体现，降低了法律权威。

2.2农民的法律意识受到传统观念束缚

由于长期受以“和”为贵的思想和小农意识影响，在广大农村群众中还存在着“耻讼”的思想，每当遇到麻烦或者纠纷，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认为打官司可耻。这种思想不仅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阻碍农村法治化进程，而且还助长了歪风邪气和农村犯罪现象的发生。另外，在一些偏远偏僻村庄，有些农民虽然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意识，但是不能采取一定的行动

2.3“三农”立法滞后。

现有三农相关法侧重于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对农业农村基本关系的规定则涉及不多，目前主要依靠政策指导和管理“三农”工作，尚缺乏制定一部轴心的乡村振兴基本法。与此同时，我国涉农立法总量不足，有的领域还是空白，一些急需的法律尚未制定出来，导致许多领域无法可依。另外，我國涉及农业农村的立法修法质量不高，过于笼统、原则，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3农村法治建设问题原因

3.1法治观念上重视不够，认识不清

一是村民法纪观念淡薄，工作难以开展，上面只停留在口头上，行动上不重视，村里干部不会主动搞，个别村干部认为村民越懂法，工作越被动，因此对依法治理工作应付了事。

3.2对法治工作责任不明确

区、乡的依法治理工作机构健全，但到村一级就无人，农村依法治理工作就成了无人管事的工作，责任不明确的现象较为突出。

3.3开展法治工作力度不大，措施不硬

村委对法律和上级决策的宣传力度不够。根据走访调查不少村委除了在墙上张贴了一幅漫画式的防火防盗瓷砖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关于法律知识和上级决策及精神的宣传。而且上级缺乏对农村依法治理工作的分析研究，形式过多，活动开展较少，未达到应有的效果。

3.4农村社会结构不合理

从农村人口结构来看，“未富先老”相当突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面临许多生产、生活甚至生存的难题。特别是进城的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承认，但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完全承认，选举权、被选举权无形之中被剥夺。

3.5顽固的家族势力

有的农民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不是求助于法律，而是依赖家族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尤其在一些偏远地方，有的以家族势力对抗基层政权、干涉执法司法，个别还出现了家族式、集团化犯罪。

4农村法治建设问题解决途径

4.1加快农村立法

关于农村立法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地方性法规建设力度，通过经济立法或行政立法来反映农民的一些切实要求，可以考虑吸收一些当地有益习惯，使之更切合当地实际和农民生活，而且利于执行。另一方面，也要克服立法超前的问题，相应地修改一些与农村实际不符的法律规定，同时，也要注意不同部门法与不同类别法之间的关系，真正建构起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村法律秩序。

4.2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

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机制，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有效实施法律援助、司法救助，降低群众用法成本，让法律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最大限度满足农村法律服务的基本需求。

4.3充分运用远程教育平台资源，开展教育学习

远程教育系统内的资源涵盖了农村生活的多方面，其中也有许多贴合农村实际的法律法规，其采用专家讲解的方式，直观的将法律法规展示出来。现在远程教育点已经基本覆盖各个行政村，只需我们合理利用，也能为法律普及做出重要贡献。

4.4加大农村执法监督力度

对现有农业法律法规要加大执行和实施力度，促进农村发展，保护农民权益，推动农村依法治理。建立和完善权责明确、运行规范、保障有力的农村行政执法体制，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保证各项涉农法律严格执行和涉农法律问题的迅速合理解决。建立健全农村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强化对执法者的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4.5加强对村社干部的法律培训

对农村专职法治宣传员要分级负责，层层抓好培训，充分发挥法律培训在依法治理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乡要负责抓好村社干部的法律培训，村负责抓好对户主的法律培训，通过培训，真正实现村、社、户都有法律明白人。一方面配备农村依法治理工作骨干，做到有人管事，确立专职的法治宣传员，并与人民调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真正把法治工作纳入村级事务管理中；另一方面落实工作责任，把农村法治工作纳入综合治理并与工作绩效挂钩，纳入乡对村的目标管理之中。

参考文献

[1]李玮玉浅议新形势下农村法治建设——从一个乡村工作者角度.法制博览[J]2018，（36），115-114

[2]卢昌彩.推动乡村振兴法治保障研究.决策咨询[J].2018，（04），54-57+63

[3]赵柏冰.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农民致富之友[J].2018，（21），182

作者简介：汪翠（1997—11月）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法学专业。

作者：汪翠

农村法治研究论文 篇3：

法律实效性视角下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现状研究

摘 要：“法治中国”建设的必备要件是农村法治化，这是当前“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法治中国”总目标完成的首要要件就是必须实现农村法治化。以法律实效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探析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现状。

关键词：法治中国;农村法治化;法律实效

作者简介：赵文博（1989-），男，汉族，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校），研究方向：法律史。

调整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社会规范之一就是法律，被遵守是法律的最终目的，其在现实生活中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和实施的情况如何是衡量法律自身运行情况和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1]伴随着“法治中国”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法律实效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关于农村的法律实效问题。着手解决农村法律实效问题的前提就是必须要全面认识何谓法律实效。谢晖教授认为，法律实效是“指国家实在法效力的实现状态和样式，是应然的法律效力实然化的情形，是法律主体对实在法权利义务的享有和履行的实际状况”。[2]“法治中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与结果，“法治中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实现离不开农村的法治化。“法治中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与结果，“法治中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实现离不开农村的法治化。“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农村的法治化，然而农村法律实效的现实问题不解决，法治中国必然无法全面实现。

一、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现状原因分析

为推进农村法治化，必须在初始阶段加以重视，分析农村法律实效出现所带来的问题及原因，以便解决法律时效问题。

（一）经济发展落后，缺乏物质基础

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换言之，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法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动力。[3]缺乏市场经济的活力，相对于大城市的居民来说，农村依然是相对封闭的“现代版“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单一稳定的生活决定了这部分群体在实际生活中对法律需求的不足。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下，相比城市而言，农民很难参与其中并且表达出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法治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驱动，这是农村法治化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二）简单的政府推进型法治化模式，忽略法治主体的作用

政府推进型法治化模式，是指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启动和进行的，政府是法治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法治目标主要是在政府目标的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人为建构的。[4]由于我国城乡的二元分化，农村自发推进法治化的基础较为薄弱，农村法治化进程一直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推进型法治化模式，缺少外界的力量，这在较短的时间内和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农民被动接受法律，让“纸上的法律”走入农村。但是和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相比，政府推进型模式太过于缓慢，城乡法治建设二元格局差距明显，要在整体上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其已经不合适。以往的法治建设，把农民作为法治的客体对待，忽略了其法治主体的地位，农村法治化进程的群众基础、根本力量是广大的农民，农村的法治化必须让农民参与其中。农村法治化过程中，逐步实现政府治理到法律治理的转变，减少其行政权力的干预，让法律发挥比人治更大的作用，构建法律秩序的社会。这时国家和政府应该改变以往农村法治建设中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应以辅助者的身份，继续支持农民推进农村法治社会建设，让法律融入其生活，才能形成农村生活的法治化，法治农村才能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才能实现。

二、我国农村法治化现状的解决路径

农村法治化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法律实效问题，以上对法律实效在农村法治建设的具体表现和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来解决农村法律实效问题，以求推进农村的法治化，进而推进“法治中国”的整体构建，早日完成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

（一）完善农村相关立法和法律制度建设

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有其具体的特殊情况，由于农村法治发展长期忽视，有关农村立法较少，要求我们对农村相关立法进行梳理，对已经过时的法律进行清理，在法律真空区域，进行立法，取代相关政策，改变以往政策压制法律的局面，乡村的治理和发展要依靠法律来带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法治化要依靠法律来促进。不断充实基层法律服务队伍，改变以往由行政推进法治建设下，农民被动参与的局面，积极调动广大农民参加法治建设，发挥其农村法治建设主体的作用。减弱公权力在村镇治理的影响，强化法律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保障农民公民权利行使，让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司法在每一个案件中真实的感受到公平、正义，实现并相信法律，从而让法律成为农民的信仰。

（二）破解城乡二元格局，实现统筹发展

就“法治中国”的建设来说，必须要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加速农村法治化进程，以期全面实现“法治中国”的最终目标。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农民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是在法治建设上极为滞后，从根本上阻碍了“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在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国家需要加大投入力度是必须的，但是同農村法治化的进程相同的是，农村的发展要想获得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就要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下，发挥农民发展农村这一推进主体的力量，调动起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以经济的一体化促进法治一体化，实现城乡结构的互补和良性互动，以完成“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

（三）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正视其法治主体地位

农民既是农村法治建设的主体，又是农村法治建设主体，充分发挥其基础动力作用，解决农村法律实效问题，促进农村的法治化。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司法公正的源头，司法机关务必要真正做到“司法为民”、“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的公正性是通过立法和实施法律等诸多方面来加以体现的，法律实施公正性将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起到决定性作用。要求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法治建设的投入，通过现代新媒体手段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普法，并且经常性的推进法律服务下乡活动，让法律走入农民的视野，成为农民解决纠纷的武器，让法律走进农民的生活，积极促进农村的法治化建设。

农村法治建设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农村法律实效问题，推进农村社会法治化，是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找到农村法治化进程所面对主要问题后，需要我们总结以往的经验，结合目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具体状况，加强对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视，加强农村立法，增加基层司法资源投入，打破城乡法治二元格局，同时改变以往单一政府推进型法治化模式，促进农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充分发挥其法治主体的积极作用，农村法律实效问题必能解决，农村社会的法治化肯定能实现，以促进“法治中国”总目标的完成。

[ 参 考 文 献 ]

[1]杜敏.论法律实效[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05）：44-48.

[2]谢晖.论法律实效[J].学习与探索，2005（01）：95-102.

[3]李长健.我国农村法治的困境与解决方略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05（05）：262-266.

[4]杨红朝.我国农村法治化的历程与路径选择模式[J].农村经济，2013（07）：28-31.

作者：赵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