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与人性试析论文

2022-04-16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虽然人从崇拜自然到征服自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是自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一步步的走向恶化和衰退的地步。面对环境污染、酸雨、臭氧破坏、水土流失等严峻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理性地分析人与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找出解决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出路，使得人和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恶与人性试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恶与人性试析论文篇1：

浅析《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人物形象

摘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一直是虚伪、阴险的代表，但实际上他的人物形象具有“善”与“恶”的双重性，幼年苦读、青年时期父母双亡、长期禁欲的人生是无比悲惨的，但克罗德却依旧保持着怜悯、谦逊的“善”的一面，然而在宗教的压迫与毒害下，克羅德逐渐走向阴沉卑劣的“恶”的一面。随着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的出现，点燃了他内心对于幸福的渴望，但他对于爱丝梅拉达的追求却是灵魂堕入地狱的源头，本篇文章意欲探寻克洛德“善”“恶”并存的人物形象以及“善”向“恶”转变的原因与必然性，同时探讨带给大众的启示与思考。

关键词：《巴黎圣母院》;克洛德;爱丝梅拉达;加西莫多

《巴黎圣母院》以15世纪动荡的法国巴黎为背景，刻画了一出发生在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恨情仇，当时法国人信奉的宗教神学走向极端，其中积极的一面逐渐被消极的一面取代，书中的副主教克洛德的人物形象一直饱受争议，在读者眼中克洛德集虚伪、卑鄙与龌龊于一身，最后他被养子加西莫多从钟楼上推下去的结局也能纾解人们心中的憎恶之情。若仔细品味整部作品不难发现，克洛德的形象有善恶并存的双重性特点，其性格也经历了一场由“善”到“恶”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存在着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克洛德形象分析

1、家境优渥、品学兼优

15世纪的法国教皇权高于王权，教士属于贵族阶层，社会等级划分明显，克洛德出生于一个“高等资产阶级”家庭，家境优渥，但社会地位却相较低下。克洛德的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成为一名教士，让他寄宿神学院，希望他能走出中等阶层，跻身上流社会。年幼的克罗德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与巨大的压力，当然他也没有辜负这种期望，学习狂热，领悟力极强，才十六岁就可以和教堂神父辩论玄奥神学，十八岁时读完四大学科，二十岁时便获得特批成为了巴黎圣母院最年轻道德神甫，赢得了修道院上下的尊重和称赞。

2、情感细腻、深沉热烈

一九四四年夏天巴黎的鼠疫夺走了克洛德父母的生命，只留下克罗德唯一的亲人——一个尚在襁褓的小婴儿，他的小弟弟，只有十九岁的克罗德决定独自抚养弟弟成长，他在弟弟身上投入了深沉、激情、专注的爱，将他当作一个宝物，虽然长大后的弟弟不成器，但他仍然对弟弟百依百顺。面对众人恶心嫌弃的畸形儿加西莫多，克罗德涌上心头的是怜悯、爱惜与同情，他不仅收养了这个弃婴，还教这个畸形丑陋的孩子说话、写字、念书，并让他成为了圣母院的敲钟人。

在克洛德35岁的时候，爱丝梅拉达出现在他的视野中时，他一直压抑的男女情感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这种磅礴的爱意不断蔓延，克罗德长期信奉的“禁欲主义”被爱情的火焰燃烧殆尽，他在监狱里对爱丝梅拉达喊“我爱你”，倾诉自己对她的满腔爱意，剖析自己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灵魂，展示自己因为忍受不了看着爱丝梅拉达受刑而自虐的伤口，他不止一次地哭泣哀求爱丝梅拉达的垂怜，在爱丝梅拉达一次次地拒绝他之后，他痛苦地又哭又笑，在田野里狂奔，备受煎熬的他甚至揪下自己的一把头发，看看是不是已经变白了。

3、卑劣龌龊、阴险狡诈

克洛德身居副主教，深受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爱情力量很伟大，可惜没有能够帮助他冲破宗教的束缚，进入爱情的天堂，反而让他下了地狱。这份爱，让克洛德从一个学者变成了魔鬼，他指使加西莫多强掳爱丝梅拉达，事情暴露后却让加西莫多一人担责，刺伤弗比斯却让爱丝梅拉达蒙冤入狱受刑，在钟楼上妄图强暴爱丝梅拉达，被爱丝梅拉达拒绝了求爱之后眼睁睁看着她走向毁灭。宗教囚禁下扭曲的人性和畸变的爱情使他的行为变得疯狂，他宁可将爱丝梅拉达推向刽子手，也不愿她倒向情敌弗比斯的怀抱，曾经谦卑儒雅的神父变得阴险狡诈，卑劣龌龊。

4、小结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当中，克洛德的形象一直被人们所分析、评论。在很多的评析当中，只将其丑陋的一面进行了剖析，并没有看克洛德的性格中“善”的一面，克罗德的形象是善恶并存，具有双重性的。没有天生的善人或者恶人，克罗德曾经审视自己的灵魂，一个逐渐完美，妙不可言，而另外一个阴森可怖，惊悚隐秘，这正是“善”与“恶”的交战，在宗教的迫害下一步步扭曲灵魂，最终“恶”的一面战胜了“善”的一面，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才变成人们眼里的阴险可怖的魔鬼，他深沉热烈激昂的爱情变成令人恶心厌恶的毒药，最终自食其果悲惨地离开人世。

二、克洛德形象转变的原因

1、童年束缚、宗教压迫

弗洛伊德曾指出：“因超我而产生的压抑都是父母规定的种种约束在儿童心中的翻版”。[1]孩童时期，父母就让克洛德献生神学，将年幼的克罗德寄放在神学学校，年纪轻轻的克洛德就学会了垂着眼睛，低声说话，课间从不吵闹，几乎不参加福阿尔街的酒徒狂欢，他很少说笑，从不嘲弄别人，身边没有任何玩伴，陪伴他长大的只有冰冷的书籍和知识，孩童的天性在父母的期盼与神学的压抑下消磨无几。

对于一个从小信奉“禁欲主义”的教士来说，情欲必然是在克罗德的道德压抑之下的，禁欲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他，让他本能地厌恶人各种间的欲望。但随着克洛德年龄的增长，性欲逐渐萌发，禁欲与情欲的碰撞愈加激烈，克制情欲的过程十分痛苦，他害怕听到女人衣角摩擦发出的声音，连公主他也拒绝接待。克罗德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密室，房间里常常闪着奇异的红光，大家都以为他在研究妖法邪术，甚至私下讨论他是巫师，克罗德的脾气也越来越古怪生硬，长期隐藏在兜帽下的刻板面孔好似一个恶魔，连唱诗班的童子撞见，都吓得狂奔。

2、爱而不得、强制毁灭

丰富的知识使得克罗德如愿成了主教，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并在教会中拥有较高的威望的他也陷入一种迷茫和寂寞中，这种寂寞无法排遣，他尝试着把自己寄托在知识中，每学完一门知识都会转向一门新的知识，但当克罗德几乎学遍了各个门类的知识的时候，他的寂寞与迷茫却越来越明显，长期压抑的情感无处安放，在遇到爱丝梅拉达的一瞬间如星火燎原般的爆发。克罗德指使加西莫多强掳爱丝梅拉达失败后，发现爱丝梅拉达爱上了弗比斯，妒火中烧的他跟踪爱丝梅拉达来到二人的幽会地点，伺机刺伤弗比斯，趁乱逃离，却让爱丝梅拉达斯含冤入狱，他在监狱求爱不成，看着爱丝梅拉达斯走向绞刑架，当爱丝梅拉达的生命完结时，他冰冷的脸上露出魔鬼般的微笑，这是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的时候才能发出的这种笑。

3、小结

孩童时期的郁郁寡欢、青少年期间的独来独往，长期伴随的“禁欲主义”让这个博学多智的人才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成长的道路上他只有冰冷的书籍和知識相伴，过早的承担家庭重负磨灭了天真的特性，弟弟的疏远与爱丝梅拉达的“背叛”让他感受不到人性的温暖，克罗德逐渐走向“恶”的一面。可怕的强占欲是造成他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得不到的就要毁灭这种偏执的情感使他的灵魂处于痛苦的状态，这也许就是克罗德堕入地狱的原因。

三、克洛德形象转变的启示与思考

“在伊甸园，与地狱之间有着世界在开始与结束之间有着生命在超人与最卑劣者之间有着凡人。”[2]同为凡人，同样是需要怜爱的血肉之躯，克洛德承认了自己的人性，他渴望着陪伴与爱情，渴望着温暖的拥抱和幸福的家庭，即便是与神无缘也要轰轰烈烈的去爱，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女神，哪怕堕入地狱，他在野外大声地向爱丝梅拉达剖析自己的心与情，跪在地上亲吻她的脚，这一刻世界上只有克罗德，并无副主教。但同时他又是个懦夫，一个卑劣龌龊的男人，面对情欲，追求不成便想强占，不止一次地试图对爱丝梅拉达施加暴力;嫉恨情敌弗比斯，心爱的女人因他蒙冤入狱，却不敢挺身而出，反而要挟爱丝梅拉达委身于他，龌龊低劣的行为令人不齿。

“毁灭人类的将是人类自己”这是克洛德给我们的警告，也正是通过他，雨果试图唤醒人们对“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敏感，并暗示我们，那仍在不断行生的占有欲将如何一步步吞食我们生存的地盘。[3]要知道心与心的碰撞是爱情的产生，奉献与守护是爱情该有的模样，而占有与私欲是毁灭的开头。

四、总结

克洛克德是一个拥有复杂性格而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我们需要看到其性格上的双重性，了解其性格转变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认识到促使他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源——毁灭人性的宗教，最终从中得到启示与思考。在神学走向极端的时代背景下，克洛德身为副主教有着常人不能享受的权力与地位，而他利用这种权力去满足自己的私欲，人性的泯灭与对权力至上的错误认知造成了他的爱情与人生悲剧。克罗德表面上严格恪守教义规定的“禁欲主义”，而内心对于情欲的渴望日益磅礴，就是在这样的对抗下，他的心理走向病态扭曲，克罗德的悲剧不仅是自身的悲剧，更是被宗教神学压迫的法国社会的悲剧，对于权力、私欲的渴望与追求让无数个克罗德堕入深渊。

注释：

[1]王景明：《<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人物形象的双重性分析》，《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03期。

[2]崔冉：《隐藏的珍宝——<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给现代人的启示》，《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报》，2006年02期

[3]崔冉：《隐藏的珍宝——<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给现代人的启示》，《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报》，2006年02期

参考文献：

[1]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央编译出版社，李玉民译，2011年3月。

[2]王枫：《善与恶相共美向丑转化——试析<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性格的二重性》，《福州师专学报》，1997.05期，第27页。

[3]郭焱：《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的人性挣扎，《文学教育》，2008年02期，第38页。

[4]崔冉：《隐藏的珍宝——<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给现代人的启示》，《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报》，2006年02期，第56页。

[5]王景明：《<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人物形象的双重性分析》，《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03期，第43页。

[6]李若琳：《压抑下的人性畸变——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角度解析<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形象》，《名作欣赏》，2016年27期，第27页。

[7]石秋卉：《谈<巴黎圣母院>中的克罗德形象》，《艺术文化交流》，2013年08月下半月刊，第253页。

作者：姚敏

恶与人性试析论文篇2：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出路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虽然人从崇拜自然到征服自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是自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一步步的走向恶化和衰退的地步。面对环境污染、酸雨、臭氧破坏、水土流失等严峻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理性地分析人与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找出解决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出路，使得人和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本文就从演进中观察人与自然恶化的原因，从中探讨出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观；发展观；消费观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不同發展时期会发生性质上的巨大变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矛盾不断展开和不断解决的循环过程。

最初，人类刚刚从动物中分化出来,还没有把自己与外在事物以及意识中的产物区分开。人与自然是合而为一的,人类“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与自然保持一定的距离”①。由于这一时期地球上人口稀少,尽管人类群体采集或狩猎给生物资源造成破坏,但环境问题还不足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而此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并且发展缓慢,人类改造环境的作用十分微弱,因而人类只是消极适应自然，听天由命,处于“崇拜自然”的无能为力状态②。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既恐惧又依赖的关系。在恐惧和依赖的生存状态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宗教神学自然观,“敬畏自然”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畜力的使用和金属犁的发明，使得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人类开始从事规模越来越大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开发利用土地、水、气候等资源。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耕作和灌溉技术得到发展,人们获得了稳定可靠的食物供应,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这时,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性大大减弱,与自然的对抗性增强,环境趋于恶化。例如,人口的增长,使耕地面积扩大,这会导致大面积森林和草原遭到砍伐和焚毁,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变得日益简单和脆弱③。可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由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转向积极主动地向自然界索取,人从受动性④转向主观能动性。但是从总体上讲，农业文明就是创造适当的条件增强动植物的生长环境，自然受到深度的破坏不大，人与自然总体处在低水平的平衡关系之中。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把人类带入了工业社会，18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先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人类利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改造自然的能力,试图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在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口猛增,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向自然界过度索取,积累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不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迅速激化。这些不协调或矛盾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日益脆弱,资源消耗加剧,能源面临危机,等等。可以说,人类在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自身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状态,直接威胁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

（一）错误的自然观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文化倡导的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并且错误地认为“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此时新发明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也在增加。加上在这种以“征服自然”为主导的自然观的引导下，人类借助新科学技术的力量，为了获得更大的财富，为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不断发展，开始不断地掠夺和索取大自然的资源，根本不会去花多余的心思考虑保护自然、回报自然的事情。只是一味地开发自然资源，掠夺自然财富，这样的结果直接造成资源渐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从而生态失衡。

（二）不平衡的发展观

在工业革命以后的时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全都集中在使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目标上，从本质上说，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标准应是多种因素，它包括经济发展快慢，自然资源稀缺，生活环境是否美好，公民的心身健康状况，社会的安全系数以及公民的受教育程度等等。因此，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的发展观是失衡的、不科学的。在这种失衡发展观的误导下，各个国家或地区拼命地追求经济的增长，人人热衷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从而使社会变成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状态，根本考虑不到环境是否美好，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必然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只重视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资源的保护，由此终将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三）病态的消费观

近代以来的文化倡导的是一种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许多人的吃、穿、住、行、用的消费都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富人会吃一顿饭就花掉上万元，住别墅。而穷人却温饱难以维持甚至露宿街头。粗茶淡饭可以温饱，人们却因为面子和排场而花高价钱吃饭；小房子可以睡得香，却花大价钱开发土地，盖置别墅豪宅。人类的文明、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让绝大多数的人都过上好日子。因此，那种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是病态的、不可取的。从某个角度上说，正是由于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消费观，造成了当今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生态系统的高破坏。因为生产销售消费是一个不可中断的产业链。至此人类社会陷入了高消费→高生产→高索取→高消耗→高污染→高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我们要深刻反思工业文明时代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要从这种畸形消费文化中走出来，要树立健康适度的消费观念，选择绿色生活方式。

（四）人口增长过快和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

1950年世界人口才25亿，现在已经超过60亿。再这样发展下去，地球终将会人满为患，自然界将会不堪负重。因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要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对消费的需求，就必然会加大对资源的开发。

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与人关系紧张的思想来源。每个人一生下来首先要求得生存，要生存就要有物质保障。单单个人的生存需要、健康需要、安全需要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可怕的是人的贪欲，如果个人的贪欲得不到控制，就会造成极大地浪费。富人占了社会80%的财富，而富人之占了社会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这种不均衡让我们看到，如果整个人类对金钱财富的贪婪得不到控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势必造成人们为了追求更奢华的生活而对自然进行更高强度的掠夺，同时对自然环境造成更高强度地破坏。可以说，正是人性的贪婪，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贪婪，导致了经济发展中的恶性经营，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恶化。因此，要改造人性，要控制人的贪欲，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缓解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路径选择

（一）树立正确的自然观

人类要认识到，“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离不开自然界”⑤。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万物之一。人类要认识到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家园，保护自然，就是保护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与自然界应该看成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能以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用身心、用真善美的价值去认识自然的价值⑥，汤因比说：“爱和良心只要不以全人类、地球以及其他天体上的全部生物，甚至全宇宙本身为对象，是不会产生完全的好结果的。”⑦这就是我们应该对自然的态度。人类改造自然应有的限度。这“度”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改造，必须以保护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为前提。第二，人类干预、改造自然及其活动的过程，必须以不破坏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有序活动为限度。第三，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自然、索取自然、掠夺自然，还要保护自然、补偿自然，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只有建立这种同存共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持续发展。

（二）树立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一词，在国际上最早出现于1980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联合发表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该大纲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人类要彻底改变“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与废物”的旧观念；抛弃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增長不计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做法，采用经济、文化、资源、环境和人的素质等综合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从而把资源节约、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公民素质的提高都包括在发展概念中，以引导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和谐发展，并且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调整与变革，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良性循环机制。在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

（三）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盲目地高消费实际上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与全面发展，同时还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因此，人类要改变过去那种追求高消费，高享受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选择健康适度的消费行为，提倡绿色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前景完全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人类只有终止盲目的高消费，选择健康适度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才是唯一的既利己又利自然的出路。正如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按需消费，把剩余的财富捐给穷人，把多余的资源留给后代。如果人人都能做到按需消费，人与社会就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就会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控制人口增长，发展绿色科技

多一个人就得多消耗一份自然资源，多排放一份废弃物。因此，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矛盾，就要有效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环境资源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绿色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可以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

（五）改造和引导人性

我们每个人，不论高低贵贱，对物质需要的满足实际上是有限的。人吃饱了，即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难以下咽；房子装修得豪华无比，人也只能睡在床上。因此，我们的文化要引导人类选择健康适度的物质消费，追求健康高雅的精神生活。要把人的思想从过分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物质财富的占有的贪婪中拉出来，引向更多地追求人的精神生活，满足人健康、理性、高雅的精神需要。这既是人性改造的出发点，也是人性改造的归宿。只有守望好精神生态，才能保护好自然生态，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小结

当前，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正从冲突走向和谐，环境保护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对此应报以谨慎的乐观态度，相信人类自身的智慧。在未来社会里，我们应选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持续发展。人生天地间，和谐相处是终极目的。在未来社会里，人类应该主动地、自觉地、积极地保护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因为人也只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终究不是“人定胜天”的。人类可以充分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努力按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但永远不能征服自然。

注释：

①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28-129页。

②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59页。

③查国华,杨美兰.茅盾鲁迅[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30页。

④受动性：马克思在解释“受动性”这个术语时，认为是周围环境、外部世界对人发生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方式。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06页。

⑥杨水旸，《自然辩证法概论》.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第1页。

⑦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415页。

参考文献：

[1]李倩.论生态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1）.

[2]蔡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D]新疆大学，2004.

[3]谢周庆.试析科技、人与自然[J].宜宾学院学报，2004（6）.

[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余谋昌.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林德宏.科学思想史[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7] 郭玲玲.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伦理基础与环境问题的解决[J].辽宁大学学报，2008（4）.

（责任编校：韩慧玲）

作者：蔡晶晶

恶与人性试析论文篇3：

论《国家客人》极权主义下的伦理困境

内容摘要：《国家客人》是弗兰克·奥康纳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战争时期英国战俘与爱尔兰士兵如何成为朋友，却又不得不被枪决的故事。小说中的英国战俘看透了战争非正义的本质，于是决定逃离战场，与爱尔兰士兵成为朋友，实现了单独媾和。而爱尔兰士兵虽经历过动摇，却还是湮没于无思想、无动机的平庸之恶中，双方的不同选择体现了军队极权主义之下的伦理困境。最终被集体主义的谎言包裹着的平庸之恶战胜了彰显自由与正义的单独媾和，伦理困境最终以单独媾和的英雄之死而收场。奥康纳在《国家客人》中展现的伦理困境，揭示了战争的虚无主题，以及战争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摧残。

关键词：《国家客人》单独媾和平庸之恶伦理困境

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被叶芝誉为“爱尔兰的契诃夫”，其作品生动再现了20世纪爱尔兰社会的众生相。主题涉及英爱战争、爱尔兰内战、宗教、婚姻、政府等话题，展现出对小人物以及游荡在社会边缘的流亡者和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1]。奥康纳早年参与战争以及作为战俘的经历使得他对战争的本质有更为深刻的洞悉，这在小说《国家客人》中得以鲜明体现，呈现出命运之不可抗争的声音。通过文本细读可见，俘虏与看押人员间的“哥们”关系充满着矛盾。在国家间的战争中，陌生的世界公民之间的友谊与国家仇恨之间的该如何调和？

战争与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文学作品中的战争的书写旨在表达战争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并多方位展现出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及思考。《国家客人》通过对英国战俘、爱尔兰看押人员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描写，表现了战争中士兵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困境与两难境地。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困境即“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具体表现为伦理两难等多种形式”;伦理两难 “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然而选择者一但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如若不做出选择，也同样会导致悲剧”[2]。正如小说中的爱尔兰看守面临所的两种选择：作为朋友，他们理应帮助另外两个英国朋友逃生;但作为士兵，他们又不得不遵守命令枪决战俘，维护国家尊严。小说的叙述者波拿巴既是事件的见证者又是旁观者。其身份的杂糅性构建起具有普遍性的多重二元对立冲突的叙事，如人类始终面临着的存在与死亡的冲突，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冲突，以及权威与人性的冲突等[3]。本文以奥康纳的短篇战争小说《国家客人》为研究对象，从“平庸之恶”和“单独媾和”两个角度分析小说中的士兵的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的结果，并进一步探讨其中蕴含的对于战争、人性的思考。

一.“单独媾和”的困境

胡亚敏在《战争文学》一书中将单独媾和定义为“士兵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逃离军队和战场。在决定是否达成单独媾和时，士兵会对战争的实质进行思考，面临是留在战场还是逃离战争的艰难抉择”[4]。这一抉择在伦理上的困境通常与士兵的战争观紧密相关，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公共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双重强调，因而常常会引发读者的伦理思考。

不管是战俘还是看守，小说中的士兵都面临着是否达成单独媾和的困境，其中英国战俘贝尔彻和霍金斯已然做出自己的选择。作为他们的看守，波拿巴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发现，“不管你把贝尔彻和霍金斯两个人搁到哪个旮旯，他们都会像土生土长的杂草一样，就地生根开花的”，并且“这两个人对爱尔兰的喜爱是其他外国人无法企及的”[5]。作为英国人的他们对爱尔兰文化、地理等各个方面的了解甚至胜于爱尔兰人，即使被俘也完全没有一点逃跑的念头，甚至跟爱尔兰人做起了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在公共生活与自由意志之间，他们已然选择远离战场，拒绝参战，达成了单独媾和。与其说爱尔兰是他们的俘虏之地，不如说是逃离之地。霍金斯曾当着房东太太的面咒骂资本主义者发动了日耳曼战争，他们看透了战争的本质和非正义性，于是决定远离战场，不愿做邪恶的代理人。

相比之下，作为看守者的爱尔兰士兵做出的选择却格外艰难。在听到两名俘虏有可能被枪决时，波拿巴说不清自己当时是多么的伤心，甚至想象自己和年轻的诺布尔如何阻止他们的朋友被枪决。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在战争这一自然状态下，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强烈本能，又有保存他人的天然渴望。这两种天然渴望在战场上具有不可调和性，士兵们在战场上常常会质疑自己。在执行枪决之前，波拿巴在心中不停地质疑自己：“可是诺布尔为什么要枪决他呢？我们为什么要枪决他呢？他跟我们有什么怨仇啊？难道他不是我们的好哥们吗？难道我们不理解他，他不理解我们吗？我们双方当时都在想，如果换了他，为例执行英国某支军队某位旅长的命令，他会不会枪决我们呢？”[6]

国家利益与个人良知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爱尔兰士兵的伦理困境。在困境中，爱尔兰士兵仍然枪决了两名俘虏。尽管他们对自身的道德性仍有质疑，但社会对公共意志的强调阻碍了他们与之反抗。他们的单独媾和行为并没有达成，而是湮没于“平庸之恶”的浪潮之中。

二.“平庸之恶”的困境

“平庸之恶”这一概念由美国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倫特在对犹太大屠杀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研究过程中提出。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很多人丧失了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表现出平庸之恶，即“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照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7]。总体来说，“平庸之恶”体现了极权主义对战争中的恶起到了维护甚至肯定的作用。小说中被草草处死的战俘，深刻体现了战争中的权力专制对人性之恶的助长。

杰里迈亚·多诺万是一名爱尔兰军官，对上级命令表现出绝对的服从。他那“农民似的大脚”和“浓重的土腔”都透露出他的乡下人身份。多诺万并未受过高等教育，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服从命令，这样的人无疑是“平庸之恶”的最好实践者。他早就知道两名俘虏又可能被枪决，因此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为了在身体和精神上自保，他试图以冷漠对待他人的伤痛和死亡。当霍金斯质问多诺万为何要枪他们时，多诺万并未直接回答霍金斯问的问题，而是用愤怒的语气回问霍金斯所在的英国阵营为什么要枪决爱尔兰俘虏。多诺万深知英国俘虏的无辜，于是下意识地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掩盖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之下。像很多人一样，他拒绝思考，拒绝正视自己的道德责任。以多诺万为代表的爱尔兰军官既是极权主义的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在体制的逼迫下极速堕落，毫无意志抵抗力的走向了恶。

除了直接造成俘虏死亡的多诺万，看守者波拿巴和诺布尔虽有动摇，但还是不免湮没于平庸之恶的命运。小说以波拿巴的视角书写，叙述者在其中坦诚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质疑。显然他是想通过小说进行反思，对过去令自己感到内疚的行为进行忏悔。他想于此告诉读者，他也曾为枪杀朋友的事感到难过，但却毫无办法。但是，纵然他坦然承认了当初的错误，也无法掩盖他们杀害朋友的事实。波拿巴把自己最后补的那一枪归结为“永远结束了朋友的痛苦”。尽管他强调自己当时“脑子一片麻木”，但仍然“跪下来熟练地给霍金斯补了一枪”。尽管波拿巴和诺布尔也在内心质疑过战争的性质，但在现实中却难以摆脱公意对个人的制约。在犹豫和痛苦中，爱尔兰士兵最终放弃了道德抉择，服从于罪恶统治，表现出平庸的恶，同时也丧失了追求自由的权利。

三.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伦理冲突与选择

西方文化既重视公共意志，也强调自由意志，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往往使战场上的士兵陷入困境。有的士兵出于对公共意志的尊重和自我保存，只是一味遵守命令上阵杀敌，并未思考过战争的正义性。但是，也有很多士兵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以及所谓的公意与个人意志的关系。当他们发现国家所宣称的公意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众意志，也不能代表公平正义时，就会听从自己的判断，有的则会选择达成单独媾和。经典的战争小说通常会用同情和赞许的笔触描写达成单独媾和的士兵，将他们描述为敢于反抗邪恶体制的英雄[8]。执行枪决前，霍金斯极力劝说波拿巴和诺布尔，称自己愿意扔掉过去的一切，以逃兵的身份加入爱尔兰朋友的阵营。他放弃了自己的国家身份与政治责任，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们同情我，我同情他们。我们不是你想象的资本主义者的工具”[9]。霍金斯和贝尔彻认为爱尔兰士兵在本质上是与他们一样在战争面前无力抗争的人，因此他们的行为并非背叛一个阵营而投入另一个阵营，而是企图消除政治身份的界限，从个人情感的层面加入爱尔兰朋友的共同体之中。当士兵选择背离国家和民族的公意时，实则冒着沦为赤裸生命的危险。显然，在霍金斯和贝尔彻心中，他们宁愿背弃公意，也不愿背叛自己的朋友，认为即使他的上司把它枪决二十次，他也绝不会枪决自己等好哥们。他们愿意为了朋友放弃一切，包括站到敌方与朋友并肩作战。他不认为这是背叛，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爱国其实是资本家要老百姓充当炮灰的漂亮口实[10]。贝尔彻和霍金斯抵挡住了极权主义的谎言，选择了遵从自己所认为的正义和真理，达成单独媾和。

相比之下，波拿巴和诺布尔却更多地思考自身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的痛苦源于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冲突。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通过伦理禁忌等形式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强制性约束[11]。在战争伦理语境下，杀死敌人是士兵必须遵守的伦理职责，但是，士兵和俘虏在长期相处过程中建立了超越血缘关系的兄弟之情。如果杀死俘虏，士兵就犯了杀害兄弟的伦理禁忌[12]。波拿巴面对一连串复杂的伦理问题却无从做出回应，或者说不敢做出回应。于是他只好将原应付诸于现实的行动转移到精神层面，幻想两个英国人能主动逃跑，或是自己如何帮助他们免于枪决，以减轻自己枪杀朋友的罪恶感。从伦理选择的角度看，波拿巴内心活动时则是从伦理上对自己的行为反复进行价值判断。然而，英爱士兵的悲剧性结局是必然的，因为陷入伦理两难的人物不论做何选择，最后都会导致悲剧 [13]，而战争的残酷与虚无也借此得以体现。

最后，被集体主义的谎言所裹挟的平庸之恶战胜了彰显自由与正义的单独媾和，士兵的伦理困境最终以单独媾和的英雄之死收场。战俘失去了生命，看守人失去了朋友，国家利益并没有因战俘的枪决有任何增加或是减损，留下的只有虚无，作为参与者之一的波拿巴只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非常孤独”。爱尔兰士兵把英国俘虏的尸体沉入沼泽是一种将尸体永久保存的方法。既是双方友谊的证明，也是战争罪恶的证明。有学者指出，即使有士兵选择了单独媾和，他们也不能真正影响战争的进程。正如被处决的霍金斯和贝尔彻“无论逃到哪里，最终都只会体会失望”[14]。但是，单独媾和这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反叛，充满着道德意义。霍金斯和贝尔彻的单独媾和行为虽未完全扭转爱尔兰士兵的观念，但也促使他们思考战争的本质。奥康纳以平庸之恶和单独媾和的伦理困境，揭示了战争虚妄的意义。单独媾和的选择与挣扎最终化作虚无，湮没于平庸之恶之中。也许在国家面前，个人的牺牲渺小到不足为计。但是，在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小说中每个小人物的牺牲加起来构成了小团体的悲剧;而在真正的战争中所有人的牺牲加起来，则构成了集体和国家的悲剧。

参考文献

[1]王腊宝.短篇小说与意识形态——重读弗兰克·奥康纳的《孤独之声》[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4）： 49-56.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58， 262-263.

[3]汪艳.超越二元对立的人性关怀之声[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100-102.

[4]胡亚敏. 《战争文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 60.

[5]O’Connor， Frank. 《奥康纳短篇小说选》，路旦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

[6]O’Connor， Frank. 《奥康纳短篇小说选》，路旦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8.

[7]徐賁.平庸的邪恶[J].读书， 2002（08）：89-96.

[8]胡亚敏. 美国战争小说中的单独媾和主题[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5（02）：109-117.

[9]O’Connor， Frank. 《奥康纳短篇小说选》，路旦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0.

[10]闫建华，贾爱兵.无家可归的人——试析《异乡客》的“失乐园”主题[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31（12）： 47-51+7.

[1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