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形象试析论文

2022-07-03

目前，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着严重的话语障碍。从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实则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其主要特点是“在我方文化中编码，在他方文化中解码”。我国国家形象遇到的话语障碍是由于双方在文化编码/解码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和误解所致。外界社会对我国的误读多是由于彼此长期存在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巨大鸿沟。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国际形象试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国际形象试析论文篇1：

流行文化元素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价值初探

【摘要】本文以“《最炫民族风》走红国际”事件为切入点，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分析其走红的原因及它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析流行文化元素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价值。

【关键词】流行文化文化传播国家形象《最炫民族风》

一、相关研究与本文主题

在传播学领域，学者大都从大众媒介的视角探讨国家形象的塑造。王朋进提出国家媒介形象的概念，认为国家媒介形象是别国民众认识、评价一个国家的主要信息来源和参考依据，因此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媒介形象居于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①刘小燕认为传播的过程就是在公众心目中“投影”国家形象的过程，借助大众传媒构建与国家本体相互支撑的国家形象，已成为当今国际事务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各国外交制胜的有效策略。②这些研究看到了传播媒介和传播策略等外在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真正起内因作用的是传播内容本身。

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国家形象在文化层面的建构。孙英春认为国家形象也应当是多层次的展现，而文化建构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同步进行的战略平衡行为。应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的主动建构入手。③

传统文化固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文化层面而言，国家形象包含了一个国家丰富的文明成果，因此，国家形象应当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体。当前，中国也在努力建构中国文化形象，“中国年”和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两大品牌，但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形象的定位和传播方面，我们始终将对外宣传的重点放在历史文化传统的介绍与展示上，力求将中华文明中人无我有的部分呈现给世人。④孰不知，电影、电视、动漫的影像传播以其直观与想象的双重优势参与了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建构。⑤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从文化传播的视角，以“《最炫民族风》走红国际”为例，探析流行文化元素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价值。

二、《最炫民族风》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1、国家形象的内涵辨析

多元文化的交流是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国家间增进友好交流的流行趋势。“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是构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⑥因此，文化形象不仅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国家间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外在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国家形象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要想塑造一个清晰、明确的国家形象，传播内容的定位必须放在第一位。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中国文化的金字招牌，但是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能够向世人展示的不仅仅只有古人的遗产，还有无数现代文明的精品，只有包括了传统与现代，国家形象才是完整的。

以日本为例，日本与中国共处东亚文化圈，二战失败后，百废待兴的日本不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迫切希望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同和好感，为此，日本采取的策略是打文化牌——对外推销、灌输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日本有着丰富的传统和现代文化资源，并且始终注意在塑造国家形象时对这一软实力的运用。日本动漫中对人物外表、服饰以及房屋布置、餐具和食物等生活细节描述得事无巨细，将插花、茶道、歌伎等社会流行和文化生活展现得优雅迷人。对于处于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民众，日本文化中内敛而雅致的特性通过这些细节化的渠道进入他们的文化认知心理，并从而逐渐积累成为对日本这个陌生国度的文化理解的全部。在这部分受众心目中，日本文化迷人、精致，由于与本国文化迥然不同而充满神秘和魅力。更有甚者，有部分不明所以的西方受众认为日本文化是东方文明的最初起源和集大成者，却不了解日本的许多文化资源来自于中国。⑦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经验：第一，国家形象的塑造，打好文化牌是关键，而文化的传播不能一味循蹈弘扬古老传统的“历史惯性”，而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将含有现代元素的流行文化融入其中；第二，国家形象的塑造，既需要组织的推动，但也受到市场环境变迁的影响，传播的内容符合受众的口味是传播成功的关键。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必须重视流行文化元素，将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放在平等地位。

2、《最炫民族风》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价值分析

（1）民族与流行相结合的开放姿态。从音乐特点来说，首先，《最炫民族风》是一首典型的民族唱法与流行唱法相结合的具有民族风情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中配有部分说唱，且结合了民族旋律音调，把许多浪漫、大气、欢快的元素都恰到好处地融入作品，传递给听众一种积极、阳光的力量。《最炫民族风》将民族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它既能为国内的老中青认可，还能远播海外，为外国朋友所接受。2012年4月10日，在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NBA）休斯敦火箭队的赛场上，在中场休息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伴随着《最炫民族风》的歌声，一队由社区中年妇女组成的啦啦队在场地中间热情地舞蹈。其次，《最炫民族风》是一首极具开放性的歌曲，2012年网络上围绕《最炫民族风》而改编的各种翻唱、搞笑视频掀起一阵狂潮，从“印度三哥版”到“碧昂斯版”，从“迈克尔.杰克逊版”到“日韩偶像版”等有数十个版本。事实上，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凤凰传奇的作品因偶像歌手的翻唱而名噪一时；《最炫民族风》还被美国Zumba健身舞大会用作国际健身舞课程主题伴奏音乐，受到无数国际健身舞爱好者的追捧；在东南亚国家和美国更有不少地方各种肤色的人把《最炫民族风》作为手机铃声。《最炫民族风》的流行已经跨越了文化和语言。

（2）旋律与身体相通的放松姿态。从节奏来看，《最炫民族风》是2/4拍，2/4拍只有一个强弱规律，节奏重音基本在第一拍上，容易掌握。同时，将这样有规律的节奏作为一个音乐主题，加入旋律与歌词后，不断重复，能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刺激，会很快调动起大家的身心律动的积极性。⑧从社会生活来看，现代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人正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为了释放压力，人们想出了各种方式。早在18世纪，国外就开始了对“音乐理疗”的研究。针对音乐治疗这样一种新型的减压方式，它的减压原理也正是在于音乐旋律声波与人的身体与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共鸣，再将自己完全融入音乐，仿佛与音乐结为一体。研究表明，配合音乐产生身体的一些举动及动作的模仿，能够提高身体的平衡功能和改善身体的控制能力和认知力，促进综合活动能力，改善身体与心理的调整能力。2010年，《最炫民族风》作为伴奏出现在美国群体拉丁舞组织Zumba大会上并不是偶然。即使老外听不懂歌词，但是在它节奏感十足、鼓点平稳的旋律感染下，身体尽情地舞动，既健身又放松。

三、流行文化元素是国家形象的中坚而非附庸

我国政府正在为塑造中国形象而努力，一系列高端制作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循环播放，效果却事与愿违。据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BBC-

GlobeScan）的调查显示，广告播出后，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人从29%上升至36%，上升7个百分点；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者，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51%。⑨

根据文化阐释的“冰山模式”，文化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内在关系的总和，分为表层、中层和底层。人们从外部所能观察到的只是它的显性部分，由服饰、语言行为及建筑等等构成，犹如冰山露出水面的表层。中层是需要通过阐释方能理解的文化视点和价值体系，如信仰、民族传统、社会规范等，这些视点和价值并不那么明显，犹如藏在水下。最底层的是深层结构，包括人们从小习得的有关人的本性、人与人的关系、时间、空间等世界的基本假设，这些都是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指导人的表层言行和对世界的态度。”⑩像《最炫民族风》这样的流行音乐属于文化的显性部分，传统文化则属于中层和底层，是需要阐释才能理解的，是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的，所以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并不矛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共同建构中国国家形象。

流行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剧、体育明星、影视明星、综艺节目等等。情感上的直接、通俗和贴近是流行文化的可贵之处，也是流行文化相比传统文化的优越性。陈晓伟有文章提出明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它的符号意义大于实体意义，因为“明星所代表的权威品位时尚身份等这是明星符号的价值所在，正契合了受众群体的消费心理需求……明星作为一种社会风尚，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就变成受众主动的无意识的选择。”⑾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并非无本之木，同样也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土壤之中，汲取西方现代流行元素浇灌而成，既反映了大气、豪迈的民族性格，又展现了现代中国的浪漫情怀和幸福生活。一改从前以书法、中医、曲艺、国画、武术等为代表的一成不变的古典、庄重的形象，通过浪漫、活泼还带点喜剧式的直抒胸臆，展现出当代中国充满正能量的形象，有利于削弱中西文化的差异，易产生文化共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流行文化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价值，巧妙地运用“中西合璧”的特殊性，削弱东西方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阻碍，彼此理性对待，从而追求不同程度价值观的协调与共同利益的商议。

参考文献

①王朋进，《媒介形象：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关键环节——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视角》，《国际新闻界》，2009.11

②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02

③孙英春，《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构建》，《教学与研究》，2010.11

④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新闻界》，2007.3

⑤刘云，《数字狂欢中的国家形象传达——〈EVA〉与〈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文化比较》，《当代电影》，2012（8）

⑥温朝霞，《跨文化传播视阈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探索》，2009.03

⑦⑩胡倩，《动漫与国家形象——日本动漫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⑧蔡青青，《试析〈最炫民族风〉为何如此之“火”》，《大舞台》，2012.07

⑨金恒宇，《论我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传播策略误区——以系列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东南传播》，2012.09

⑾陈晓伟，《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东岳论丛》，2012.01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作者：周馨骥

我国国际形象试析论文篇2：

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目前，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着严重的话语障碍。从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实则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其主要特点是“在我方文化中编码，在他方文化中解码”。我国国家形象遇到的话语障碍是由于双方在文化编码/解码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和误解所致。外界社会对我国的误读多是由于彼此长期存在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巨大鸿沟。实际上，已有不少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对我国存在固有的“刻板印象”和“解码定势”，即从消极的角度看待中国问题，更多关注新闻事件中的冲突与摩擦。因此，如何改善海外传媒对我国的客观描述与认知，消除他们的疑虑和误解是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问题。

一、海外华文传媒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意义

目前许多学者提出通过关注和影响海外华文媒体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观点（参见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在危机中发展的契机与生机》，《对外传播》2009年第11期；郭镇之：《对外传播与中国电视》，《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理由有三：一是海外华人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二是海外华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三是中国快速发展备受关注。“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大量的海外华文媒体与华人是中国软力量优势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在国际上颇受欢迎的华文媒体产品都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他们如何描述中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研究同样表明，海外华文媒体与我国文化一脉相承，拥有浓烈的中华情结，其报道中国主题突出，不失为增加中国海外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参见赵靳秋、郝晓鸣：《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影响下的〈联合早报〉与华人身份认同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2期；金勇、王礼陈：《联合早报网的中华情结及原因初探》，《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董天策：《联合早报网〈中国早点〉的言论特色》，《新闻记者》2011年第8期。）。如金勇、王礼陈指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首页新闻中，中国新闻的数量最多，占新闻总数43.4%。在网站设置的栏目种类中，“中国”一词出现频率占据50%以上的篇幅。在新闻选择上，“联合早报网”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中国新闻。

因此，学者对海外华文媒体给予青睐，并对其在国际舆论中能提升中国话语权寄予厚望。然而，仅凭浓烈的中华情结和对中国新闻的高度关注就能说明海外华文媒体能产生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吗？海外华文媒体所呈现的形象就一定与“我方”期望产生的国家形象一致吗？事实上，中国主题或中国元素在新闻总量中的高比例只能表明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现状的高度关注，并不能说明其持有的立场与态度。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主题的相关报道同样大幅提升，但其舆论主流仍以批评与指责为主。因此笔者尝试通过对海外华文媒体具体内容的深入分析来客观公允地论述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

二、海外华文传媒的报道框架特点

《联合早报》是海外权威性的华文媒体，以“第三只眼看大中华”著称，该报在东南亚堪居华文媒体之首。“联合早报网”日均页浏览量达到800—1000万次，月平均读者超过400万人，规模大，影响广泛，是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代表性案例。笔者选取新加坡《联合早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2012伦敦奥运”这一重大新闻事件的相关评论，分析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方法与特征。

1.“双重身份”报道框架——文化上的归属感与政治上的距离感并存

从整体上看，《联合早报》对伦敦奥运的评论文章大比例关注中国议题，议题内容涉及较为广泛，从政治到文化、从体育到各种社会现象。根据对评论文章的文本细读，发现涉华立场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态势，即集中在“中立”、“较负面”和“负面”三个维度，“正面”与“较正面”立场则较少。若深入分析评论立场与涉华议题，结果显示文化议题评论立场偏向正面立场，相反政治、经济与教育议题偏向负面立场。

“文化议题偏正面而政治议题偏负面”的报道立场是《联合早报》新闻评论的显著特色之一。笔者认为这种特色形成的原因主要源于海外华人对中国长期存有的一种双重身份认同所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层面的强烈归属感”与“对中国当前政治层面的利益距离感”两种情感交织下的结果。

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认为，一个文明内部交流的前提是同一个文明的共享性和亲近性。为了获得众多国际华人社会的注意力，《联合早报》十分注重传承中华文明这种共享性和亲近性。事实上，为了满足华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需求，新加坡华文媒体都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性和自主意识来维护这种同源文化的亲近感。但是，由于长期受到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的浸润，海外华人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存在一定的利益距离感。他们的身份认同逐渐蜕变成一种“系华人但非中国人”的认知，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海外华人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已经出现明显裂痕，这导致他们一方面仍有强烈的中华情结来承载华人的族群诉求和文化寄托，另一方面在代代相传过程中发生异域变异，在政治利益层面与中国持有距离感。

2.两极化报道框架——政府与公民形象的二分法

在有关西方媒体如何建构我国国家形象的诸多研究中，都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即西方媒体刻意“妖魔化”中国国家形象（参见刘小燕：《从西方三大通讯社对北京奥运开幕式报道框架看舆论同化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黄卫星、丁宁：《试析中美主流媒体的国家利益观差异》，《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王秀丽、韩纲：《中国制造与国家形象传播——美国主流媒体报道30年内容分析》，《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根据笔者的分析，《联合早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问题框架”的报道模式，如借社会民主问题、新闻自由问题、政治体制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来批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问题框架”报道模式中，呈现两极化报道特色：即对政府形象指责性批评，对公民形象建设性批评，有着明显的两极化分布趋势。

对政府形象的指责性批评有两大特征：一是将奥运议题“政治化”，倾向于把奥运赛事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政府所为；二是将政府行为“标签化”，倾向于把政府所为归类于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些固定认知。在这些批评中，普遍将奥运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管理和体制弊端，其中频繁出现国际上对中国形象固有的标签式用语，包括“举国体制”、“动用公共资源”、“权力高度集中”、“唯金牌论”和“国家形象至上”等。相比之下，对公民形象的评论则多见善意，且掺杂同情、欣赏、不满等复杂情绪。

对两极化报道框架的原因探讨，笔者认为主要源于海外华人长期受到西方价值观和东方儒家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海外华人长期在跨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既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妖魔化”塑造的浸润，同时又出于对中华情结的强烈认同而做出利益捍卫。在“文化认同感”和“政治距离感”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联合早报》能发出代表相当一部分华人利益的声音，与西方媒体抗衡；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民本位”或“一切从个人主义出发”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偏向于将矛盾焦点指向执政当局，而不是普通民众。目前国际上仍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而中国尊崇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或“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儒家精神仍然与国际舆论显得格格不入。在这样语境下，海外华文媒体也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多少难免打上西方媒体“思维定势”的烙印。这意味着国际舆论，事实上也包括海外华文媒体，倾向于将中国议题政治化，对政府行为的报道构建“问题框架”，集中性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贴以标签式用语。

三、提升国家形象的建议与策略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形象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相应采取如下策略。

一是建构可输出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国家形象存在于一个“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交错的情景中”（参见冯惠玲、胡百精：《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方面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判断，另一方面人们还对事物背后的价值进行判断，两种判断相互作用，影响着人们对一国国家形象的判断。而目前我国对外传播过于注重“在事实层面输出议题，而没有在价值层面建构意义”。当西方公众看到北京奥运开幕式展现的大气磅礴却解读成“给领导看的奥运”，当他们看到中国运动员丢失金牌时的懊恼却解读成“这是举国体制的牺牲品”，不难看出，这正是我国新闻事实对外输出过程中缺乏配套的价值体系的原因。我们最缺乏的是一个让新闻事实可以依附的、同时可以让国外民众可以接纳的价值体系。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文化变得清晰起来，塑造一个以国民形象为出发点的鲜明价值观，寻找一个与国际社会相遇最恰当的交汇点。因此，尽早建构一套可与输出新闻事实相应的价值体系是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战略目标。

二是要有借势意识，积极与海外华文媒体进行文化对接。在一些全球性媒介事件的报道中，我国本土媒体需要善于利用全球性事件制造并引导恰当的国际舆论。在笔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几乎鲜有引证我国媒体相关报道的海外评论文章。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我国媒体在报道全球性事件时缺乏相应的跨文化国际视野，往往将目光集中于本土市场，导致海外华文媒体难以找到与内地媒体的文化对接点，我们自身的舆论立场无法被海外华文媒体所认知和接纳，则更加难以通过他们作为桥梁传播到国际舆论场中。因此笔者认为应积极与海外华文传媒开展合作，协助他们全方位且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媒体，从而引导他们全面客观地描述中国国家形象。

三是提升新媒体的舆论传播技巧。我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主要以政府和官方媒体为主，但是新媒体的发展在快速改变着这一传统现实。目前外界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已由微博、论坛等社会化媒体占据主导，这种“全媒、全民、全球”的发展趋势意味着提升国家形象必须改善传统的舆论传播技巧，将关注重点转移至新媒体的使用人群，提高全民媒介素养，这样才能全方位地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作者：徐明华

我国国际形象试析论文篇3：

融合中国西藏意象的当代流行音乐的海外传播

[摘要]融合中国西藏意象的当代流行音乐在国际传播中备受瞩目，西藏形象的国际构建由“自身文化魅力和神秘色彩”的内因，以及“西方历经神秘化、蒙昧化、理想化、政治化、客观化五个阶段的认识过程”这一外因共同作用而成。当代融合西藏意象的流行音乐《阿姐鼓》和《万物生》在国际传播中秉“因人而异，各有所长”的传播方式，融入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善用神秘神圣的宗教资源，探索新颖多元的传播方式，借鉴由外向内的运作模式，以此促进中国音乐作品更好地在国际范围内传播。

[关键词]西藏意象；中国流行音乐；阿姐鼓；万物生；海外传播

富有东方神秘色彩和异域民族风情的中国流行音乐，通常能在国际上受到更多的瞩目和青睐，尤其诸如朱哲琴《阿姐鼓》和萨顶顶《万物生》等一系列融合了西藏意象和宗教灵性之光的概念性唱片大碟。通过梳理上述两张专辑的传播方式及两位歌者的宣传活动，总结两者的传播特点，为今后中国流行音乐的音乐创作和国际传播提供可借鉴之处。

一、前提基础：西藏形象的国际构建

以《阿姐鼓》为代表的一系列融合了西藏元素的中国唱片，之所以能享誉国际，除了高水准的专辑制作之外，贯穿整张专辑的西藏文化亦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因素。此外，西方国家对西藏抱有持久的热情和极高的关注度，为此类专辑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内因：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及神秘色彩

在西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受复杂地形以及高原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孕育了独特藏族文化。又因地形阻碍、交通不便等客观因素，使得西藏形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西藏文化得以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而完好保存、延续至今，使其保持着独特性和神秘感。

藏袍、青稞酒、酥油茶等一系列具有藏族特色的标志性事物，使外界对西藏的认知具象化。由于高原上严峻的自然条件、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脆弱的生态系统，使得藏民们对天地抱有一份敬畏之心和崇拜之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尊重自然、众生平等”的宗教理念。藏传佛教“永世轮回”的核心教义又发展出行善积德的行为准则和处世观念。藏族的信仰文化，赋予了西藏更多的神秘感和吸引力。

（二）外因：西方“西藏形象”的认识过程及传播载体

西方民众对于西藏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小说、游记等文学作品和电影、纪录片等影像资料，由此获得了相对模糊的认识。关于西藏或神秘美好或愚昧野蛮的印象，主要可划分为神秘化、蒙昧化、理想化、政治化和客观化五个认识过程[1]。

1神秘化

17世纪之前，西方人主要通过一些传说来了解西藏，例如中世纪时期的“约翰长老”“约翰长老”传说指的是约翰长老之国，是东方存在着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强大国家，并认为西藏人是约翰长老的后裔。和“淘金蚂蚁”希罗多德《历史》、科学家托勒密《地理》以及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等书均有记载，西藏生长着一种擅淘金沙的巨型蚂蚁，反映西藏富藏黄金。传说，这些传说激发了眾多西方作者的想象力，从而开启了西藏形象的神秘化描写，由此西藏被构筑为一个充满智慧灵性的神奇之地。[2]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威廉·费尔希纳拍摄了第一部藏地纪录片《西藏东部探寻》，这种探险风格为西藏增添了神秘色彩。此外，1994年拍摄的纪录片《西藏度亡经》，介绍了人死后的中阴境界以及解脱和投胎的过程，该片传递出较强的唯心主义观念，超自然描述使得西藏更富神秘色彩。[3]

2蒙昧化

西方人对于西藏的蒙昧化形象塑造最初来源于“食人生番”的传说，后来主要以侵略者的回忆录形式呈现，例如英国侵略者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这些著作都反映出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轻视甚至蔑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现实的西藏与文本中的西藏想象谬以千里，难掩失望之情。其次，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社会基于世界中心论以及强烈的优越感，使得其对非西方世界做出主观偏颇的价值判断，由此表现出对西藏的不屑乃至厌恶之情，甚至贬低西藏的宗教文化。

3理想化

西藏形象的理想化书写更富有乌托邦色彩，营造世界和平的祥和景象，以期满足西方社会的普遍心理诉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众多西方国家开启了对外殖民侵略进程。社会心态的转变以及战争带来的恐慌和不安粉碎了西方民众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愿景。因此，美好的异国之地“西藏”便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净土。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了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4]。

4政治化

西藏形象的政治化构筑从18世纪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以期建立西藏与中国的对立形象达到分裂中国和西藏的目的。这一带有政治立场的“西藏观”潜移默化地影射到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当中。例如奥地利作家海因里希·哈勒《西藏七年》，并于1997年改编成同名电影《西藏七年》，将“藏独”形象和反华意识深入刻画在西方观众心中。另外，在旅英华人纪录片制作人书云的纪录片《西藏一年》国际版中，具有鲜明的西方政治立场的解说词并不少见[5]。

5客观化

20世纪80年代起，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对亚洲和中东的印象是带有误读和偏见的，并以伊斯兰为例加以解读，揭示了西方社会背后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心理。《东方主义》成为了后殖民研究的经典。的影响下，西方一部分西藏研究者开始了批判反思和客观化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艺术和展览馆于1996年组织了一次以“西藏神话：知觉、投影和幻想”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这是西方学者集体反思西方西藏研究的里程碑。[6]在此影响下，西方社会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西藏客观性描述的纪录片。上述提及的《西藏一年》，虽难以避免政治性色彩的解说词，但其避免了将西藏神秘化，真实记录了西藏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反映了西藏普通人民平凡而真实的生活[7]。

二、代表作品：《阿姐鼓》与《万物生》

通过音频载体来传播西藏音乐成为了西藏概念国际传播的新渠道。正基于此，音乐界开始了西藏音乐现代化、流行化的尝试和探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当属朱哲琴《阿姐鼓》和萨顶顶《万物生》。

（一）专辑《阿姐鼓》

专辑《阿姐鼓》由朱哲琴演唱、何训田作曲，于1995年在全球56个国家同步发行，正版销量达300万张[8]，成为了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是中国乐坛的里程碑式作品。同年，该专辑获得了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和台湾金鼎奖“最佳专辑奖”，主打曲《阿姐鼓》MTV入围了全美MTV大赛的最佳音乐录影带提名[9]。该专辑共收录了7首曲子，整张专辑充满着丰富的藏族音乐元素，无论是伴奏乐器和还是演唱方法，都弥漫着浓郁的西藏风格。

同名歌曲《阿姐鼓》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和点题之作。歌曲《阿姐鼓》运用了中国传统五声调式。主歌和副歌之间的过渡句，使用了清角为宫的转调手法。副歌尾句的旋律以原位大三和弦的排列顺序向下行进，富有开阔平和的大调色彩，与曲首压抑忧郁的气氛形成了强烈对比。基于整首歌曲的五声调式色彩，配以朱哲琴的空灵嗓音，以及富有西藏风格的自然高亢的背景人声，让整首歌曲充满了中国西藏民族风格的神秘色彩。歌中所唱的“阿姐鼓”是西藏的传统文化，即用纯洁少女的皮制成人皮鼓，用于藏传佛教的祭神仪式。《阿姐鼓》通过描述了一对姐妹超越生死的情感交流，折射出藏族人民的生死平等、生命轮回的豁达生命观。

专辑中的其他歌曲，通过借助不同的西藏意象，例如转经筒、藏羚羊、天葬仪式等，从多种角度阐释了藏传佛教的神性光辉以及对宇宙万物的哲学思考。有些歌曲描写了雪域高原的自然意境，表达了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情，例如《没有阴影的家园》和《羚羊过上岗》。在《没有阴影的家园》中，婉转飘逸的歌声伴以笛、萧等乐器营造出和谐氛围，表达了创作者对纯净理想西藏的向往和推崇。《羚羊过山岗》则刻画了一幅天高地阔、生灵和谐的祥和景象，反思人应常怀感恩和敬畏之心。另外一部分歌曲则侧重表达藏民豁达的生命观。例如《阿姐鼓》《天唱》《卓玛的卓玛》。《天唱》歌唱的是藏人传统的“天葬”习礼，展示了其无惧死亡的豁达心态和信奉轮回的宗教思想。《卓玛的卓玛》全曲仅由“卓玛”二字及其他衬词衬腔组成，再次传递出藏传佛教的轮回思想。此外，有些歌曲则传递出更深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例如《笛威辛亢纽威辛亢》和《转经》。《笛威辛亢纽威辛亢》意为“天堂地狱”，是藏语的表达，该曲通过反问式演唱，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盲目追求和选择提出了质疑。《转经》则集中体现了创作人员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宗教信仰等诸多关系的哲学思考。[10]

专辑《阿姐鼓》传递了创作者自身对生命及宇宙的哲学思考和灵性感悟，这是一次精神探索和文化反思的尝试，赋予了专辑《阿姐鼓》强有力的生命力。

（二）专辑《万物生》

专辑《万物生》于2007年发行，由萨顶顶、何训田、张宏光共同制作。该专辑于2007年6月25日在日本首发，获得日本媒体的一致好评；同年7月，在整个东南亚发行，专辑销量冲上HMV排行榜第10，并稳居前三名数周之久；同年10月登陆英国，英国《卫报》给出四颗星评价；[11] 2008年，萨顶顶凭借专辑《万物生》获得英国BBC世界音乐大奖“亚太地区最佳音乐人奖”，并凭此成为中国首位受格莱美邀请的歌手。专辑《万物生》是她对自身音乐生涯的阶段性反思之作，也是她对生命感悟和生活真谛的体会之思。

专辑《万物生》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运用了汉语、藏语、梵语、自语四种语言演唱。其中《万物生》和《神香》均有两个版本，《锡林河边的老人》和《拉古拉古》使用了萨顶顶自创的自语演唱。

专辑同名主打歌《万物生》，由高晓松填写中文歌词，梵文歌词则来源于佛经《金刚萨埵百字明咒》[12]。中文版《万物生》的歌词总共八句，前四句描述了四季的更迭交替，后四句则体现了世间万物的相互关联性，描绘出一幅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画面[13]。歌曲《万物生》以藏族民歌《我们在此相聚》作为引子，通过原生态歌声展现出一幅雪域高原的画面，给予听者无限想象。整首歌曲使用爵士鼓来把握节奏，弥漫着强烈的电声音乐色彩。多段间奏均使用古筝演奏来串联起不同乐段，透露出一股优雅的中国古典音乐风格。另外，萨顶顶加入了大量藏族原生态演唱方法，例如“缜固”唱法，并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发音吐字，使得歌曲更富有藏族特色和神秘意味[14]。

值得一提的是，“自语”演唱形式是该专辑的一大特点。“自语”就是用非语义性的字符进行演唱，不借助任何现成的歌词，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进行哼唱，以此来表达情感抒发情绪。这种演唱方式突破了语言的束缚和局限，展现出音乐的即兴性和偶然性，更助于实现心与心的纯粹交流和互动。[15]

借助中国传统器乐的表现手法和听觉审美，融合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音乐的演唱风格，并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电子舞曲化编译，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萨顶顶音乐风格”，成功引起了西方市场及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顺利打入国际音乐市场，为中国音乐的国际推广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传播方式：因人而异、各有所长

探究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两者的国际传播方式和策略，发现各有特色，因人而异。朱哲琴通过一系列国际活动和跨界尝试，成功打造了个人品牌，延续了《阿姐鼓》的热度。萨顶顶及其幕后团队则深谙媒体平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利用权威媒体将《万物生》宣传辐射范围最大化。

（一）朱哲琴与专輯《阿姐鼓》

专辑《阿姐鼓》的惊人销量开启了中国唱片走向国际的新纪元。朱哲琴对专辑《阿姐鼓》及其音乐哲思的传播和延续，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

1专注音乐活动推进专辑国际宣传

首先，专辑《阿姐鼓》的国际传播主要是通过举办演唱会而获得各界关注。例如：1995 年，朱哲琴分别在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加拿大温哥华、日本东京等地举办个人演唱会。2000年，朱哲琴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了三场基于东方“和而不同”和平理念的《天唱人间》演唱会，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为“为期十年的国际和平文化年开幕盛典音乐会”。2005年，朱哲琴借新专辑《新乐府》宣传之势，再次携《阿姐鼓》系列踏上了国际征程，出访欧、美、亚、非等40多个国家并举行个人演唱会[16]。

另外，朱哲琴还参加了诸多国际知名的音乐活动，担任嘉宾、主持人和评委。例如：1995年10月出席了第一届亚洲音乐大展并举办“Dadawa之夜”，1996年出席在法国戛纳举办的国际唱片大展并登台献唱；担任2011年第九届古尔德国际音乐大奖评委；与谭盾共同担任2012年第54届格莱美音乐盛典嘉宾主持等等。[17]

除此之外，朱哲琴仍潜心于音乐创作。2004年4月，朱哲琴与中央歌剧院管弦乐团合作，发行了现场录音专辑《新乐府——朱哲琴》，歌曲《阿姐鼓》收录其中。同年，朱哲琴又发行了精选辑《最动听的朱哲琴》，收录了专辑《阿姐鼓》的全部歌曲。

2尝试跨界合作促进个人品牌树立

朱哲琴还尝试跨界合作，这些实践丰富了她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生涯，也从中反映了她的艺术理念和人生追求。

朱哲琴与影视行业的跨界合作较多，诸如：1996年主唱电影《中国盒子》的配乐并获该年度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配乐獎；2003年应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之邀，参与制作大型纪录片《走进非洲》，担任南线主持人，并为该片制作并演唱了主题曲《自由之歌》；2006年，与美国导演合作录制纪录片《声音的漫游》。

此外，朱哲琴还涉足了音乐剧的制作和演出，于2002年应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之邀，在香港葵青剧院演出三场由其担任主演、编剧及制作人的多媒体音乐剧场《迷哥》。[18]

3参与公益活动助推优秀音乐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朱哲琴热衷于公益活动并身体力行参与其中。2009年，其接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任命，担任中国亲善大使并发起“世界看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朱哲琴带着团队多次赴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对传统音乐和手工艺进行素材收集和整理。[19]历时两年的民间艺术探寻之旅，不仅让朱哲琴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民间艺术，也丰富了朱哲琴的创作素材和音乐思维，直接促成了新专辑《月出》的诞生，总共收录了34首歌曲，其中包含了24首民歌采样。该专辑体现出音乐的民族性、多样性和亲民性，反映了朱哲琴新的音乐感悟和精神境界。

综上，可见朱哲琴对专辑《阿姐鼓》的国际传播有其特殊性。尝试跨界合作、参与公益活动构成了朱哲琴进行国际传播的独特所在，专辑《阿姐鼓》在无形中取得了历时长、传播广、印象深的国际传播效果，使得其不具有复制性。

（二）萨顶顶与专辑《万物生》

朱哲琴与专辑《阿姐鼓》的一炮而红，为《万物生》的海外传播奠定了一个广泛的听众基础、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接纳环境。通过梳理萨顶顶及其专辑《万物生》的宣传活动，发现其国际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专辑《万物生》的发行轨迹是先亚洲后中国内陆，而后再进军欧美。2007年6月25日，专辑首发于日本；7月，在整个东南亚发行；同年8月在中国大陆发行，转战大陆市场；10月，专辑登陆英国；2008年7月，赴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首轮巡演宣传。[20]之所以采取这种发行策略，一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有针对性地去各个国家进行宣传造势；二是为了全面了解市场反应，以便根据临场经验和市场反馈为日后的发行宣传做出更加全面的计划。

第二，善于与中国权威性官方电视媒体进行合作，尤以中央电视台为主。2006年9月，在专辑《万物生》的后期制作阶段，萨顶顶已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远赴西藏阿里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区的古格王朝遗址，耗资120万联合拍摄歌曲《万物生》MV；同年10月，担任第八届CCTV音乐盛典表演嘉宾；2010年12月，参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文艺》节目的录制。萨顶顶曾于2012年和2016年两度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让《万物生》再次家喻户晓，更基于春晚全球直播的优势，再一次实现了《万物生》的国际传播和推广。

专辑《万物生》的国际传播渠道与策略，仍局限于传统常见的传播方式，传播思维过于传统。相对于朱哲琴的个人品牌树立，萨顶顶在这方面做得稍有欠缺。

四、借鉴：音乐创作与传播方式并重

从朱哲琴和萨顶顶音乐作品的国际传播来看，民族风格和宗教元素对西方听众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其音乐作品的创作特点及成功传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之处。

（一）融入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

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在国际上掀起的一股追捧热潮，说明国际乐坛更钟情于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流行音乐民族化创作成为中国流行音乐打入国际音乐市场的重要途径。

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等特点使得我国享有一座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风格迥异的传统音乐资源宝库。《阿姐鼓》和《万物生》两张专辑都立足于风格显著和高辨识度的藏族音乐，歌曲《万物生》还将藏族民歌《我们在此相聚》作为引子。在音乐创作中融入富有特色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使音乐作品不流于千篇一律，这一创作方式已逐渐被流行音乐创作者所重视。

除了朱哲琴《阿姐鼓》、萨顶顶《万物生》之外，还有诸如HAYA乐团、安达组合等等，均在国际上都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美誉度。因此，流行音乐创作需要注重音乐的差异化，而传统音乐的加入能够促进差异化的实现。

（二）善用神秘神圣的宗教资源

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除了浓郁的西藏异域风情之外，浓厚的宗教意涵也进一步加深了音乐的神圣感和威严感。同时，东西各异的宗教信仰为音乐作品增添了一抹朦胧感和神秘感。

在华语乐坛上，除了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之外，融入宗教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还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宗教的神秘感。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人们对超自然超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无法触摸也无法物化，使得宗教始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令人肃穆而敬畏。其次是宗教的哲思性。宗教理念都凝聚着深度的哲学思考，总结归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种关系的处世之道，具有深层次的哲学意涵和哲学思想。最后是宗教信仰所具有的难以言传的特点。人们通过宗教信仰来感悟人生、升华理念。而这些体悟较难通过音乐、语言等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将宗教元素融入流行音乐的创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此領域付出诸多尝试的音乐人当属作曲家何训田，其均参与了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的音乐制作。除了涉足藏传佛教领域，何训田还推出了汉传佛教专辑《云钟》（海外发行名为《波罗密多》），歌曲《春歌》后来成为一首传播甚广的佛乐流行歌曲[21]。何训田的宗教音乐创作，较好诠释了音乐作品的宗教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其善于利用恰当的音乐语言来营造宗教氛围、传递宗教哲思。

不难发现，融入了宗教元素的中国流行音乐作品，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打入国际音乐市场，这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融入宗教元素的流行音乐创作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和开发潜力。

（三）探索新颖多元的传播方式

随着传播媒介的高科技化发展，落地发片宣传、举办巡回演唱会等方式已经成为最普通最传统的宣传方式，而依托电视媒体、电影媒介的合作模式越来越成熟，这些新兴的宣传方式均能很好地提高歌者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概念的提出，网络成为了非常重要且有效的传播渠道。例如专辑《恍如来者》的发行，萨顶顶放弃了在实体店销售，只在“顶顶音乐艺术俱乐部”官方网站独家正版发行销售，唱片行业的电商销售模式悄然兴起。

除此之外，跨界合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通过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来建立个人品牌和口碑，引导媒体和舆论的评价，最后反哺到歌者本身的音乐领域。朱哲琴通过众多跨界合作和公益活动，完美地诠释了身为歌者的社会责任，为朱哲琴赢得了广大赞誉。这种宣传方式让歌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经久不息。

解放并拓展传播思维，不拘泥于传统方法，勇于创新传播方式，才能够实现影响力的跨越和提升。

（四）借鉴由外向内的运作模式

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在国内走红，主要得益于其受到国外音乐界的高度肯定和认可。这种由外向内的商业运作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借助国际上的褒奖来树立自身的品牌，打造良好的口碑，进而快速推动国内知名度的提升。

这种商业运作模式尤其适合具有中国音乐特色的受众范围较小的音乐类型，例如宣扬中国民乐的女子十二乐坊和宣传南音艺术的汉唐乐府，这两者均是依循这一模式进行商业宣传和国际推广。无论是《阿姐鼓》还是《万物生》，抑或是女子十二乐坊还是汉唐乐府，其音乐共同点都是富含浓郁的中国风。尤其是民乐、南音这种中国传统音乐，前期在国外市场上树立良好的音乐品牌、获得积极的市场反馈，能够对后续的国内宣传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乐种的成功经验，也给其他类似音乐品种的国内外传播以借鉴意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这一运作模式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即我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缺失。西方音乐的强势侵入和渗透，导致了众多国人对本国传统音乐缺乏热忱和重视。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重塑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这将是国人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结语

在鼓励文化输出、建立文化自信的社会背景下，通过音乐作品进行中华文化的国际宣传，是一条不错的途径。反观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的海外热度和国际反响，预示着富有民族气息的音乐作品才能更好地打入国际市场。与此同时，音乐作品的质量也是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上述作品具有深层次的灵性觉醒和情感交流，能够引发深层思考。

此外，传播方式也决定着音乐作品在国际上的流传广度和深度。在对外传播方面做出更全面更长远的计划，通过建立个人品牌来提高受众粘度，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受众群体和更广泛的影响范围，从而促进音乐作品更好地在国际范围内传播。

综上，高质优秀的音乐创作，配以高效多元的传播方式，有利于音乐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忠实受众，建立起音乐作品广泛且长久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韩小梅.20世纪西方文学中西藏形象的政治化书写[J].中国文化研究，2012（03）：199.

[2]韩小梅.20世纪西方文学中西藏形象的政治化书写[J].中国文化研究，2012（03）：200—201.

[3]李鲛.比较视野下的西藏形象：基于中西方藏地纪录片的观察[D].安徽大学，2016：25—31.

[4]韩小梅.20世纪西方文学中西藏形象的政治化书写[J].中国文化研究，2012（03）：201.

[5]刘忠波.多版本《西藏一年》与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利秩序[J].对外传播，2015（10）：39—40.

[6]赵光锐.西方学人反思西藏认知的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1（06）93—97.

[7]刘忠波.多版本《西藏一年》与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利秩序[J].对外传播，2015（10）：39.

[8]戴岭.地狱天堂朱哲琴——布达拉宫之雪[J].英才，1998（03）：17.

[9] http：//ent.sina.com.cn/2004-05-20/15253951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