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哲学论文

韦伯哲学论文 篇1：

贝尔纳·韦伯：我写的是“哲学幻想小说”

5月，幻想文学的出版重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隆重推出法国当代作家贝尔纳·韦伯（Bernard Werber）代表作《蚂蚁帝国》三部曲中文版。《蚂蚁帝国》三部曲自1991年问世以来，吸引了全世界数亿读者对于地球上的蚂蚁文明，以及它们与人类文明和其他物种文明之间关系的热切关注，被国际书评界奉为“幻想文学巅峰之作”“伟大的史诗小说”“改变读者世界观的天才作品”。该系列作品全球销量千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此次中文版的推出被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暨“2014中法文化之春”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一件盛事。

应出版方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的联合邀请，贝尔纳·韦伯于5月21日至28日访问中国，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

《出版人》：12年来，你一直在观察蚂蚁，蚂蚁的世界为什么如此吸引你？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开始关心蚂蚁文明了。小时候在祖父母家院子里玩耍时，我发现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城邦，城邦里面居住着人类完全不了解的居民。蚂蚁虽然很小，但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就是这样一种在人类看来卑微到直接无视的小生灵，竟然在漫长残酷的物竞天择中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衍得越来越庞大，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们能够建立起有500万居民的城邦。城邦里面非常和谐，它们也有农业、畜牧业、教育业，有严密科学的社会组织分工，有精密威猛的武器，当然也有战争。它们有着完善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很强的感应能力，能够感知到其他蚂蚁所做的事情。一个城邦即使非常大，城邦一端蚂蚁所感受到的东西和感觉，也能够让很遥远的另一端的蚂蚁感知到。城邦里的蚂蚁非常团结。蚂蚁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别人的关爱，它们之所以去关心自己旁边的蚂蚁朋友，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很神奇的生态制度，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喂”，就是给其他正在挨饿的蚂蚁喂食。蚂蚁社会是非常民主的社会。在蚂蚁社会里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元首，每只蚂蚁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和地球和平相处。因为如果它们要搬家的话，它们会把整个城邦全搬走，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染物。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斑斓多彩、厚重深邃的蚂蚁文明。蚂蚁的智慧与力量被人类正视并认可，并和人类文明相提并论。你在作品中是如何连接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呢？

贝尔纳·韦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都做过用手指去压死那些小生命，或者揭开蚂蚁窝等类似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开始。

小时候，我把蚂蚁放进罐子里，想观察它们，甚至培养它们。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把人类关进罐子里面，就像我们对待蚂蚁那样对待我们，那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从8岁开始写作关于蚂蚁和其他昆虫的故事。其实不管是蚂蚁或者是其他族群的生物都一样，当我们碰到自己不了解的另外一个族群时，第一步是观察它、了解它，第二步开始互相攻击和厮杀，到最后走向联盟。所以我的三部曲也是以人类的故事和蚂蚁的故事作为两条平行线同时发展，第一部是两种文明的相遇，第二部是两种居民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第三部是他们进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我想探讨和思考的是地球上各种文明，例如人类文明和蚂蚁文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又互相合作，最后寻求平衡的。地球生态的最高境界是平衡。

悬疑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出版人》：你的作品融合了科幻、探险、战争、科学、心理学、生物学、未来学、悬疑等多种元素，你觉得令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贝尔纳·韦伯：我没有发言权，主要还是取决于读者有没有受到吸引。而吸引读者的关键最终还是看能不能够建立起一种悬疑。悬疑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我也是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学到的。进入悬疑艺术的关键，就是不要一下子给读者他想要的东西。要让读者被吸引，并且一直想读下去，作品需要有足够的张力，并且要在每一次合适的时刻重新掀起一段小高潮，这样可以让人继续读下去，并且充滿激情。

写作就好比恋爱，都需要有刺激，充满惊喜和惊奇，否则彼此就没有吸引力了。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一样，如果读者知道在某个时刻作家会出什么招数，就不会被吸引了。在一个小高潮所经历的惊喜以后还要继续有这样不断的惊喜，这就是悬疑的艺术，作为一个悬疑小说的作家，我们面对读者应该有的礼貌就是不停地让他感觉到心被悬着，让他不停地有惊喜。这就是悬疑小说的秘密所在。我在每次创作过程中，都告诉自己要不断地提高我的技术，不断地让读者还想回到我的书中来。现在小说的特点是不再有人物介绍那样的场景，而是直接进入到关键的场景中去。我认为读者与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最本质的最有机的关系，它应该是一种直接的、良好的、愉悦的感性体验，而不需要读者有任何的控制和把握。

《出版人》：如果说读者不需要控制，而是直接去体验，那么作为创作者，你如何把握作品的节奏和风格呢？

贝尔纳·韦伯：我尝试过许多种写作的风格。写作的风格和节奏跟音乐很像。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戴着耳机听电影音乐。我作品的风格节奏和我创作时所听的音乐是同步的，我在书的最后一节也揭示了这一点。我列出了一系列我所喜爱听的音乐。我觉得我的句子风格，整个段落的风格，不是说它漂亮不漂亮，而是它应该像我所听的音乐那样有起伏，像音乐一样有美好的韵感。我想最好的风格可能是一种隐去的风格，当我们写得好的时候读者受到强烈的吸引，以至于他眼前所呈现的不再是句子，而是画面。其实我想最理想的一种状态是把我的大脑与读者的大脑连接起来，把我大脑里面所出现的画面和整部电影直接传输到读者的大脑里面去。

要说有一个风格的话，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简单明了，我尽量用最易懂的词句写作。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孩子们读懂，我也希望我的读者当中也有那种不是所谓的大读者，但是知识非常渊博的读者。所以我使用的是一种普世的语言，使得所有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够读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都取得了成功，今天又来到中国。因为我的语言简洁、通俗易懂，比较好翻译。

偏爱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中你设置了很多中国元素，女主角——女记者蕾蒂西亚·威尔斯小姐是中法混血，舅舅埃德蒙娶了一位中国女人凌弥，还引用了出自孔子《论语·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中国谚语，你还多次提到了“平衡”哲学。你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吧？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灿烂多元的文化。小时候我就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作品，像包青天系列小说我都看过。多年来，我坚持每天早晨打太极，从太极中我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呼吸，是一种很好的身体体验和灵修。我最初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阅读《道德经》开始的，我发现它蕴含了非常多的生活哲学，并且是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哲学。《道德经》现在还是我放在床头柜、会经常阅读的书。

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问哲学老师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老师觉得很奇怪，告诉我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哲学，有西方哲学就足够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遗憾是过于严肃，而东方哲学里有很多谦卑的精神并且有幽默感。西方哲学教人如何思考人生，更多的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中国哲学讲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身体的体验。中国哲学让我最为欣赏的是“阴阳之说”，阳性的能量和阴性的能量是互补的，要达到这种完美状态就得让这两种能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

我觉得这种“阴阳之说”是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的办法。《蚂蚁帝国》里我所描述的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也在寻求平衡，蚂蚁的文明是阴，人类的文明是阳；蚂蚁很小，人类很大；蚂蚁是一种冷的能量，人类是一种热的能量。这两种文明的对话就是要让阴和阳达到最佳平衡，最终达到和谐状态。所以大家与其把我的作品称为科幻小说，还不如叫哲学幻想小说，我认为更合适。

作者：雷茜

韦伯哲学论文 篇2：

社会科学方法论演进小议

摘 要：与“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是一种现代的产物，从纯理论上说，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最终确立主要得益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和韦伯等哲学家以及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莱布尼茨和休谟对不同真理和知识所作的区分，休谟和康德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所作的著名的勘定，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康德之后，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从不同的哲学观念和研究进路进一步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奠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此后，德国哲学家韦伯在前贤的基础上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使得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得以最终确立。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性行为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⑨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⑩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69.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张岸

韦伯哲学论文 篇3：

韦伯眼中官僚制的弊端与其政治无力感

【摘要】在韦伯的学术研究中，对官僚制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对韦伯官僚制问题的论述必须放在其政治思想的总体视角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韦伯不仅指出了现代官僚制产生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并且在承认官僚制技术优势的同时指出了其政治弊端。随后意识到这种手段在德国缺失所导致的政治低效，也构成了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焦虑。

【关键词】韦伯 官僚制 领袖 议会 政治低效

一般意义上，对官僚制的研究是韦伯以理性为主轴的毕生学术探索的一个重要侧面，官僚制本身就是现代理性的产物，而且其自身的局限性生动体现着现代理性发展中的背反；特殊意义上，官僚制在德国发育得最为充分，支配着韦伯所处时代的德国政治生活，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正是借对德国官僚制的研究，韦伯提出了他的政治理念，阐发了他的政治思想。而对德国欠缺有效制约官僚的手段这一问题的意识，则构成了韦伯政治无力感的主要来源。对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加以研究，是理解韦伯政治思想的重要进路。

研究韦伯官僚制的语境

官僚制研究在韦伯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成为韦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研究韦伯的官僚制，对韦伯政治思想背景和语境的考察就必不可免。

政治语境：对后发德国未来的忧虑。对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所处落后地位的担忧以及对德国未来生存状况的关注，构成了韦伯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早年对德国东部农业状况的调查，使韦伯关注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的命运。而精神恢复后，尤其是战争期间，韦伯更是多次在公共场合表达他对德国政治的看法。韦伯毫不讳言他的民族主义信仰①，他毕生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强大奔走鼓呼。在韦伯看来，德国在从农业国家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特殊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困境。这种困境的政治表现，就是德意志民族在俾斯麦之后政治意识的缺失，这种缺失导致德国没有符合他理想标准的政治领导阶层和政治领袖，进而导致德国在国际竞争中前景堪忧②。现今韦伯研究界普遍认为，这种对德国落后的焦虑意识，是韦伯问题意识的重要方面。而韦伯官僚制研究的展开，也必然以此为前提。

哲学语境：对工业时代自由的关注。韦伯政治思想的另一条主线，是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自由问题的强烈关注。比瑟姆认为，对大规模组织时代如何保持个人自由和阶级自由问题的解答，占据着韦伯政治思想的中心位置③。如果说托克维尔看到的是大众民主对个人自由的威胁，韦伯所洞察的则是理性时代官僚组织对个人自由的压迫④：“面对官僚体制化倾向的这种压倒优势，如何还有可能去拯救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的’活动自由的任何残余呢？倘若认为，没有‘人权’时代的这些成就，我们今天……从根本上还能活下去，那就是太自欺欺人了”⑤。对自由问题的热情关切是决定韦伯对他所处时代重大政治问题立场的一个根本因素。例如，在探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时，韦伯就从自由的建立和维护角度出发，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将经济和政治官僚体制合二为一的计划经济，将最大限度的摧残自由，社会主义社会将成为完全的官僚制社会，工人没有自由可言⑥。实际上韦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功利性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个人自由带来的个人责任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强大政治领袖的必要条件；反之，官僚制导致的个人僵化，将造成一个社会政治的没落和经济的衰落。

学术语境：社会政策学的争论。要对韦伯官僚制加以理解，还必须结合当时德国学术界的具体语境，即发生在社会政策学会（韦伯曾长期参与的一个学术组织）内部的两次争论。根据韦伯研究专家林顿劳布的研究，在当时的社会政策学会中，曾发生过两次争论。第一次发生于老一辈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两派学者都承认必须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但保守派倾向于保护农业的政策，并认为阶级平衡依赖于独立的官僚控制。而以历史主义经济学者布伦塔诺为代表的自由派则主张工业摆脱政府调节，工人应通过自由的工会和选举制度改善自身处境。而第二次争论则以桑巴特和韦伯领军的新一代自由派的崛起为主线，他们反对老一辈保守派对德国官僚制的“浪漫化”，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觀点⑦ 。

现代社会官僚制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官僚时代来临的必然性。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中官僚制的普及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具有内在的逻辑，本质上来看，这是官僚制内在的技术优势和现代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

一是官僚制的技术优势。官僚制具有其他社会管理形式难以比拟的技术优势，这就是官僚制的准确性：“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机制与其他形式的关系，恰恰如同一台机器与货物生产的非机械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能达到最佳的效果”⑧。此外，官僚制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官僚决策的非人格化特征即理性决策。这一特征迎合了现代文化对“可预见性”的追求。在官僚制中，受过训练的技术专家根据理性而非感觉做出决策，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理性发展所必需的。正是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决定了官僚制在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机关中都得到广泛采用，以至于“正如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自中世纪以来经济现代化明确的标准一样，同样明确的国家现代化标准是向官僚制的进步”⑨。

二是官僚制的社会根源。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制的普及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是经济货币化的发展。官僚制需要必要的经济支持，经济货币化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根据韦伯的相关理论，官僚制是建立在下级对于上级服从的基础之上，而这一服从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对官员提供固定的实物津贴，而对官员的其他支付形式，诸如授予官员税收，地租抑或政治特权，都将削弱官僚机器等级服从的倾向，进而构成了对官僚制的偏离。其次，是现代行政管理任务数量上的扩大和强度上的增强。现代社会可支配财产的产生以及相应的消费增长，只有官僚制才能满足种种社会管理的需要。同时，诸如法律仲裁等权利从宗族向国家的移交，也使得官僚体制得以扩展。最后，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企业化”，即劳动者同实物的经营手段分开。按照韦伯所说，根据官僚制建立的政府机构就是实物的经营手段集中的形式。这种集中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行政集中的官僚制，最为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对工具理性的追求。

官僚制的局限。韦伯承认官僚制普及的必然性，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官僚制的内在弊端加以无视。韦伯反对社会政策学会内的保守派将官僚制“浪漫化”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施穆勒。施穆勒认为，官僚制凌驾于阶级和党派斗争之上，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按照社会公益行事，是防止民主制下公共政策为特殊利益集团和阶级斗争所控制所扭曲的关键力量⑩。而韦伯则明确反对这一观点，韦伯正是借批判施穆勒的观点，明确指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内在弊端，揭示了其对现代政治生活的戕害。

首先，韦伯指出了在官僚制中，官员与政治家相比的局限性。韦伯认为，官僚制中的官员，其受到的是行政训练，与政治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二者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一个典型的官员，其官职责任感高于自身意愿的重要性。他习惯于接受妥协，其责任就是忘我执行，对纪律和自我克制的尊重是官僚机构得以维持稳定的核心所在。同时，在官僚制中，文职官员是在秘密的氛围中工作，其任务就是发布命令，循规蹈矩，刻板的按既定规则处理，难以灵活应对现实问题。而真正应该主导政治的政治领袖，必须具有激情，立场鲜明，将勇于承担个人责任视作自身最大的荣誉。官僚可以藏在幕后秘密决策，而政治家则必须走上前台，运用辩论等手段公开争取利益。事实上，对能够带领德国走上强国道路的伟大政治家的呼唤是韦伯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他对官僚制批判的重要根源。

其次，韦伯批判了官僚组织超越自身工具价值的自主化倾向。充分发展的官僚体制的权力地位是一种强大的权力地位，掌握专业知识的官僚们，其“最重要的权力工具是将官方信息转化为秘密信息，以防止行政管理机构被人控制”。在官僚制中，这种对秘密的强调与议会制对公开辩论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官僚制下的官员正是凭借这种对专业知识和秘密的垄断以对抗统治者的外部控制，而使得官僚组织产生了一种超越自身工具价值的自主化倾向。

再次，韦伯揭示了官僚自主化倾向所导致的私利扭曲公益，以此反驳施穆勒等人将官僚制“浪漫化”的观点。韦伯认为，未经控制的官僚制已经发展成为利益集团，同时，这个利益集团并未摆脱阶级的观点，事实上是一种阶级的统治，国家公器成为了个别阶级自肥的工具，官僚制并未如施穆勒等人所言防止现代民主带来的私利扭曲公益，官僚制自身的发展恰恰会导致这种扭曲。他还列举了普鲁士和俄国的实例佐证自己的论断。普鲁士统计局就曾利用其对统计技术的垄断，防止中间路线者和社会民主党人进入普鲁士议会 。而俄国官僚也曾利用其对农业政策的精通，对1868年沙皇农奴解放政策加以化解，使其服务于自身利益。

最后，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倾向不加遏制，将使本身作为行政手段的官僚制支配政治生活，导致具有以上弱点的官僚负担起本应由政治家负担的责任，降低政治生活的素质。在“官僚统治下的外交政策”一文中，韦伯分析了威廉二世时期愚蠢低劣的外交政策，指出在重大的外交决策中，竟然没有一位政治家敢于承担责任，去制止威廉二世不合常理的冒险行为。“这些皆是保守的官僚统治所为。在关键时刻，这种统治将那些带有官僚心态的人放到了本应由政治家所占据的领导职务上……他们认为这一职责依赖于服从，而非个人负责。这种态度在别处也许合适，但在这里则是毁灭性的。”由此，官僚支配下的社会，其政治生活的素质堕落可见一斑。

控制官僚与韦伯的政治无力感

韦伯对官僚制双重属性即技术合理和自主倾向的揭示，使他将控制官僚视为现代政治中的首要问题。在韦伯那里，政治领袖和官僚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人格，要对官僚加以控制，并要提升政治的品质，就必须培育伟大的政治领袖，而这种领袖的培育又需要强有力的议会制度。对韦伯而言，最为可悲之处在于俾斯麦之后的威廉德国欠缺这种强大的议会制度，政治日甚一日的陷入官僚统治的境地，政治生活素质低劣堕落，成熟的政治领袖难以预见，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未来堪忧。

首先，韦伯区分了积极的议会制度和消极的议会制度。所谓积极的议会，就是指议会信任是行政领导产生的必要条件，行政领袖必须对议会负责，并接受议会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如同君主，积极地介入政治。而消极的议会制，则是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帝国议会，在其中，“一群与议会无关的官僚们领导议会，使得议会无力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并让官僚们保持自由”。可见，消极的议会仅只是一种摆设，是一个同意政府决策的橡皮图章。

其次，韦伯认为，积极的议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对官僚制形成有力控制，在于积极的议会制度为潜在的政治领袖提供了训练基地。这是韦伯基于其对英国议会的现实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在韦伯看来，英国议会中的小组委员会具有调查权，其成员可以在其中监督一系列的行政主管部门日常工作，从而积累行政知识，抗衡官僚对知识的垄断。议会中激烈的政治辩论，打造了现代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武器：语言和文字。正如韦伯所说，“政治家……必须在这所学校里经受考验，只有这所学校能使这样一种大会成为不仅是选择地道的蛊惑煽动家，而且选择实事求是工作的政治家的场所……只有专业官员和职业政治家的这种合作，才保障着对行政经常不断的监督，并保障着通过它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进行政治教育和培训” 。

最后，韦伯认为，德国目前所欠缺的，就是这种强大的议会制度及其产生的伟大政治领袖。铁血宰相的专断作风，固然使普鲁士赢得了几次王朝战争，最终统一了德国，但也使在议会中足以与之抗衡的政治領袖销声匿迹，议会沦为官僚控制之工具。韦伯对这种情景做过生动的描述，“帝国议会和各党的议事规程和惯例，直至细微末节，都说明是针对纯粹消极的政策而定的……具有领袖素质的年轻天才，干脆受到老的，有功的地方和党的大人物的压制，就像在任何行会都发生的那样”。俾斯麦下台后，容克地主阶级无法提供如俾斯麦般的政治领袖，同时也因经济环境的变迁而逐渐没落，日益从之前经济冷漠的政治动物变为顽固保守的自肥阶级。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者都欠缺成熟稳健的政治意识，整个德国政局自然完全操在官僚机构和昏君之手。

上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韦伯政治无力感的直接来源，这种政治无力感又造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焦虑。他日甚一日地看到德国政治的堕落，开出的药方却无法适用。韦伯深感这种政治堕落对德国文化和德意志民族的未来生存所构成的威胁，他也曾参与德国政治，希望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用自己的行动化解焦虑，却不幸遭到失败。

结论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研究，在现今政治学研究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传统韦伯官僚制理论与现代政治学中对官僚制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韦伯对于官僚制所做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韦伯学术着眼甚大，超越单纯的行政管理，从整个西方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入手对官僚制加以研究，富有宏大的眼界和启迪。韦伯提出的官僚自主性以及官僚制的背反等思想，其深度远非现代社会科学可及。

（作者均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⑥⑦⑩[英]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徐鸿宾、徐京辉、康立伟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第4～6页，第88～89页，第9～10页，第60～61页，第75页。

②[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98～106页。

④[美]莱茵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6页。

⑤⑧[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55～756页，第296页，第791页，第785～786页。

⑨[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第179页，第204页，第188页。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6页。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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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冬冬　郭晓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