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论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纵观人类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以自然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两个发展阶段，正在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第三个阶段。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生态哲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生态哲学论文 篇1：

再谈中国生态哲学的几个问题

[摘 要]中华民族从古代开始就认识和体验到生态问题的重要，虽然没有生态哲学的名字，却有实质上的解决，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出发点，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中国的生态哲学是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就是生态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生态哲学；天人合一

中国的生态哲学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但是在讨论中不断会遇到一些问题，现在我提出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

首先，正如有些人所说，并且现在还在重复着，生态学包括生态哲学是一个现代名词，它是从西方传来的，如同“哲学”一词是从西方传来的一样，他们断然认为中国并没有生态哲学。但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学科名称，有些是中国古已有之，有些则是中国没有的，这是一个事实。比如哲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生态哲学也不例外。只是哲学一词在西方古代就出现了，而生态哲学则是自西方现代才出现的。西方的生态哲学同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有很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生态哲学是在经过自我反思之后，对西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中产生的；而中国的生态哲学则是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哲学题中应有之义。西方有哲学，中国也有哲学，这是从共性上说的；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是从特殊性上说的。研究一种哲学，特别是从比较的意义上研究某种哲学，只有掌握其特殊性，才能深入。生态哲学也应当如此。中国的生态哲学同西方的生态哲学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

我们说，中国的生态哲学是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是因为中国生态哲学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生态哲学与中国哲学是一致的，都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包括丰富的内容，暂时不谈。应当指出，西方生态哲学也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思维方式上说，它与中国生态哲学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太一致，因为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人与自然是分离的、对立的，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天人相分”的。当然，西方的生态哲学，其内部也有分歧，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分。这种分歧反映了西方传统哲学对西方生态哲学影响之不同：前者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印记，有工具主义的特征；后者与中国生态哲学更接近。

那么，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对现代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有极丰富的生态文化，其中包括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但生态哲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指导作用（有人只主张生态科学的作用而反对生态哲学或形而上学，这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任何哲学都有时代性，生态哲学也不例外。但是，一种哲学如果是对深层的普遍问题有所解决，则具有永久性价值，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如此。它不是已经过时了的或者死亡了的某种遗产或陈列馆里的陈列物，它是活的源远流长的文化生命。直到今天，它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全人类都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尽管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生态哲学和整个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冲击，但这并不说明它已经过时。它不仅对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及所谓“现代性”也有非常积极的批判功能，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亦即天人关系问题，关系到人类如何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这是人类面对的永恒的问题，而中国生态哲学对此有独特的解决，正是这种解决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毕竟有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也就是前现代和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关系问题。任何哲学包括生态哲学都要落在现实社会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作用。那么，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呢？我认为需要分析批判和反思精神，这包括两个方面：对古代生态哲学的批判反思和对现代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思。前者涉及古代生态哲学如何同现代社会结合的问题；后者涉及人类应不应该转变生存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交流的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如果不是固守现代理性的计算能力和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不放的话，人类就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我们经常听到和看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包括生态哲学，如果要进入现代社会，就必须经过“现代转化”。这个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何谓“现代”？这里有一个理解问题，在理解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分析和批判意识，即“现代”意味着什么。又何谓“转化”？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同样是分析批判意识的缺乏。如果是抱着完全迎接现代化的态度而不加分析，毫无批判地看待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那么这所谓“现代转化”就是接受“现代性”，包括接受其负面影响；如果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那么这所谓“现代转化”是否意味着转化其形式，从而陷入形式主义？这样说绝不是反对现代化，也不是主张回到过去。这样说的意思是，要用理性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全面总结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走弯路，特别是在生态的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已经作了反思和批判，在国内的生态问题上已经作了很大努力，收到了一定效果；而我们有着丰富生态资源的国家，反而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最近，中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极端重视，作出了极大努力，特别是在减排的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承诺，受到世界的赞扬，这说明中国是有能力解决生态问题的，并对世界做出贡献。

毫无疑问，古代的生态文化包括生态哲学，要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必须与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结合，也就是找到现代的形式。但是，从根本上说，古代生态哲学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因为古今的问题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因此，必须对中国的生态哲学有充分的自信和极端的尊重，认识到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包括对现代社会的“治疗”作用，并与西方生态哲学、生态文化展开积极的对话和交流，在继承和发扬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生态哲学的成果，从而做出新的贡献。

二

我们说，中国生态哲学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人与自然构成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或缺，既不能离开人而谈论自然，也不能离开自然而谈论人。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单纯的自然哲学，也不是单纯的人的哲学，而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和谐发展的哲学。中国的这种生态哲学有哪些特点呢？

中国生态哲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或主要不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主客关系，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而且是创造生命的，自然是一切生命创造之源，因此自然是有价值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是真正的创造主体。但是中国的生态哲学也承认人是主体，不过是实现自然价值的现实主体；也可以说，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它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是，从人的方面说，这样的主体就不单纯是认识论的主体，而是生命创造及其存在意义上的价值主体，即实现生命创造的主体，人与自然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

人作为自然界的创造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又是自然界的特殊部分，在自然界具有特殊地位，发挥独特的作用。人是有理性的，除了组成社会、构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外，与自然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完成自然界生命创造的任务正是人的价值所在。我曾经说过，中国哲学是“生”的哲学，正如《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这是说，天地自然界以生命创造为德，而且是永不停息的不断的生命创造。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也是说，天即自然界以生成万物为职责。那么，人在自然界起什么作用呢？起“裁成辅相”的作用，起“参赞化育”的作用，起“为天地立心”的作用；一句话，完成天地自然界的“生生之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可与天、地自然界并立而为三，《周易》所谓“三才”之道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生态哲学并不否认人是认识主体，但是在它看来，在认识主体之上还有德性主体，德性主体比认识主体更重要更本质。所谓德性主体，是说人以天地之德为德，天地之德（又称天德）是人的德性的来源，这是一个价值范畴。这是儒家的说法。按照道家的说法，德来源于道，“得道者谓之德”。两种说法有一致之处，其最高诉求是“上达天德”或“上同天道”。以天地之德为德的人，对自然界的万物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和关怀，保护万物的生命成为人的神圣使命。儒家有“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思想，后来发展出“无物不爱”（朱熹）的思想；道家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思想和顺应自然、自然无为的思想；佛教则有“万物有性”“众生平等”以及对生命尊重和慈悲的思想。这些都是发自内在的德性，而不是出于外在的某种力量。这说明人与自然有一种内在联系，而不是外部联系。自然界万物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并没有特殊的优越性，“仁民爱物”就包含这层意思。重要思想家张载又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所以人爱护和保护万物是出于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出于工具性的目的。这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是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由于中国的生态哲学提高了人的德性主体而压抑了认识主体，所以在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认识论学说，以及由此而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更没有所谓认识论的转向），这就限制了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它的缺点在此，优点也在此，对此需要作出具体的分析。我们应该把科学发展和生态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生态哲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的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重要内容，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觉性，以便尽到人对自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实现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只有实现了“天人合一”境界，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发展，才能出现“鸢飞鱼跃”、活泼泼的气象。自然界因人而充满生机，人则在自然界如鱼得水般地自由发展。那么，什么是“天人合一”境界？天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看法，我也表达一点自己的理解。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教构成人生的主要内容和活动，这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内容。性由天命而来，亦即由天德而来，德性的展开即“人伦物理”，不仅有人间性的关系，而且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这就是道。道是性的实现，即人道与天道的合一。教则是为了完成道而实行的教化。这一套方法和过程都是为了完成人性而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里所说的“天人合一”是境界形态的存在，即性与天道、天德的合一，也可以说是“天德流行”。“天人合一”是人生修养的结果，也是社会教化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居于基础地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因为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就不能单独成立。这是中国生态哲学的独特之处。

“天人合一”境界既是人的精神存在状态，又是一种客观存在，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天人合一”境界也就是仁的境界，因为仁来源于天地生生之德，由于受私欲蒙蔽不能实现，克服私欲便能实现仁的境界。大儒朱熹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所生之物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所以“人心有仁”（《仁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天地有没有心，是中国哲学也是中国生态哲学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结论是：天地并无像人心一样的心，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天地又有心，“生物”就是天地之心，也是天地之德。仁是人所具有的，而仁不是来自别处，就来自天地生物之心，所以，仁归根结底是从“天人合一”出发的，仁的实现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从“天人合一”开始，最后达到“天人合一”，实现了新的飞跃，达到了新的统一，完成了真正的最高存在。这中间之所以要经过实践努力，是因为这种实践努力就是克服人自身不断膨胀的私欲，以保证这种境界的实现。另一方面，人的生存需要向自然界索取，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唯一来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来源，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是无限的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在向自然索取的时候应该“取之有道，用之有节”，限制物质欲望，享受人与自然和谐之乐，这也是一种仁者之乐。

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天究竟是什么？天有没有超越性？如果有超越性，它是不是绝对实体，即人格化的上帝或绝对精神？我认为，自孔子、老子之后，在中国哲学包括生态哲学中，天主要是指自然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意思，自然界只是天之一义，此外还有主宰之义、义理之义等。现在看来，其他各义都与自然界有关。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时，如果解释成“天能言而不言”（冯先生语），那么再进一步，就是“天本无言”了。联系到孔子的“知天命”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等说法，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天生成万物而无言，只能是自然界，“天命”“天道”则是从价值本源上说的。天不仅是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而且是价值之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有超越性，但不是超越的绝对实体，即上帝或绝对精神。天是整体，也是过程，天是在生生不息的不断创造生命的过程中存在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实体。天作为最高存在，表明这是一种过程哲学不是实体论哲学。这同时说明，自然界是有内在价值的，它不仅是生命创造之源，而且是一切生命的价值之源，这就是天的超越性。我们可以说天即自然界有二重性，但不是二元论，它是自然界作为整体存在所固有的不同层面。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有这样的意思。自然界的神圣性即在此。

有人把这种哲学与西方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相比较，将其说成是泛神论。两者在某些方面是有相似之处，但是斯宾诺莎的哲学是实体论，中国哲学包括生态哲学是过程哲学，这一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了中西哲学在总体上的不同。对中国生态哲学而言，天的神圣性或神性表现在它的价值创造上，这种价值创造与人的生命直接有关，所以人对天有一种亲近感、敬畏感。孔子说：“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当自然界出现异常现象时，人的精神和行为立刻发生改变，战战兢兢，以反省自身是否做错了什么，这种时时警惕的行为正是生态哲学宗教性的表现。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界的尊重、敬畏以及对自然界的惩罚的警惕，是生态哲学宗教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天的超越性的集中体现。

三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只有道家提出了真正的生态哲学，儒家只重视社会和人生问题，在生态问题上没有多少贡献。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说道家对生态哲学做出了贡献是对的，说儒家对生态哲学没有贡献则是错的。如前所举孔子的例证说明，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很重视生态问题，提出了许多生态哲学的重要思想，只是我们过去的研究很不够。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等儒家重要人物都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比如孟子提出的“仁民爱物”的思想，将孔子的仁扩展到自然界的物，主张对万物实行仁爱。荀子提出的“开源节流”（《荀子·礼论篇》）的思想，主张开发自然界，但索取要有限度。汉朝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其所说的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界，包含有生态哲学的内容，他还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儒学发展到唐宋出现了新儒学运动，产生了新儒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丰富的生态学说。如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锄”“与自家意思一般”；张载的“乾坤父母”与“民胞物与”（《正蒙·西铭篇》），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程颢的“天人一本”“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十七）；朱熹的“生生之理”（《语类》卷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仁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格物致知”以“爱物”（《语类》卷十五），“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语类》卷六）；王阳明的“草木瓦石皆有良知”，“致良知”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学问》），这些思想都是对生态哲学的重要发展。

新儒学即宋明理学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吸收佛、道思想以形成“三教合一”的新理论。我们不能说新儒学已经完成了“三教合一”，但是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事实上，新儒学之后，佛、道已经式微，其很多理论已被新儒学吸收，成为新儒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比如，道家关于“自然”的思想和“道”的思想，佛教关于“万物有性”和“自性”以及“尊生”的思想，在新儒学特别是在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思想中有明显的体现。

但是，进入近现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生态哲学和整个古代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传入直接有关。由于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很多学者“以西解中”，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生态哲学特别是儒家的生态哲学受到批判，很多丰富而有价值的内容消失了，这是一个可悲的结局。尽管如此，在某些哲学家尤其是新儒家那里，中国生态哲学的内容以新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了。比如马一浮对理学家思想的解释和发挥，熊十力从“天人不二”“体用不二”到“万物一体”的生命关怀，冯友兰的“接着讲”所包含的生态意识和对仁学的发展，就是如此。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国生态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前面谈到中国的生态哲学与中国哲学是一脉相承的，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很不够的。进一步的理解是，它关系到在新时代条件下，如何理解古代生态哲学的重要性和意义这样一个问题，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传统哲学及其与生态哲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具有更新的意义，即生态哲学出现以前所没有的新意义，这也是哲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这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它的内容，而是通过重新解释真正“回到原点”，即回到它的最原初也是最本质的出发点，显现它的意义。

首先，生态哲学不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如同美学、伦理学一类的问题；也不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如同本体论、方法论之类的问题。它是整体性的，是同中国哲学同行的、相伴随的。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解决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即主张“天人合一”。如前所说，“究天人之际”和主张“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最基础性的问题，是最普遍性的问题，其他各种问题都要依靠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解决。总结中西哲学的历史也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共同的基本问题。

其次，它要解决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所谓生态哲学，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的活动对生态起决定性作用，人在自然界居于何种地位，就会起何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生态哲学主张，人不仅是认识主体，更是德性主体即价值主体，所谓价值主体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自然界是创造生命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人只是实现价值的现实主体。因此，人对自然界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即伦理和道德责任，这是中国生态哲学最主要的内容，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儒家仁学的发展绝不限于人间性；道家关于“道”的学说更是如此；佛教关于“性”的学说也是如此。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生态哲学和中国哲学一样，都主张人对自然的责任，出于人的德性，其之所以需要人性修养，是为了克服私欲，实现人性的自觉，对自然界的万物尽到责任，实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目的。其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再次，“天人合一”境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它进一步体现了有机整体论的哲学。庄子早就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并有“天在内，人在外”的“天人合一”思想。庄子的思想被宋明理学家程颢吸收，进而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浑然与物同体”的学说，这是儒、道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的生态哲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仁是儒家哲学的核心，仁的实现是由“爱人”而推及“爱物”，这是从孔孟以来就有的生态思想。至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是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生命整体，人是生命整体的一部分，与万物处于亲密无间的平等地位，而且视万物为“本吾一体”，即将万物看作我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有一物受到伤害，就如同自家生命受到伤害一样，爱护和保护万物，就如同爱护和保护自家生命一样。这种将人自身与自然界的万物融为一体的生态哲学，并不是降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而是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从而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可见，中国的生态哲学处于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地位，达到了中国哲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当然，中国哲学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还有人生问题，而且在这些方面多有贡献。但是，这些问题都与生态哲学有关，都是建立在生态哲学之上的，因此这些问题现在又被称为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等，这显然是生态哲学的进一步运用，说明生态哲学的普遍意义及其在一切问题中的重要地位。

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的其他问题有突出地位，生态问题没有凸显出来，那是因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尚未出现严重的问题，因而未受到重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致出现严重危机，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原来生态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也是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可以预料，在未来世界，生态问题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将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命运。

可幸的是，中华民族从古代开始就认识和体验到生态问题的重要，虽然没有生态哲学的名字，却有实质上的解决，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出发点，即“原点”，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回到原点”就是走向未来，这就是结论。

（编者附记：蒙培元先生因不慎摔伤，右手不能握笔，此稿用左手写成，谨在此深致敬意！）

作者：蒙培元

生态哲学论文 篇2：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纵观人类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以自然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两个发展阶段，正在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第三个阶段。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把世界视为自然—人—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蕴含万物相联、包容共生，平衡相安、和谐共融，平等相宜、价值共享，永续相生、真善美圣的生态文化思想，揭示生态系统的有机创造性和内在联系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理论基础。

成绩与进展

我国生态哲学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推进于21世纪，已经初步形成较为系统的生态哲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取得显著成绩与进展。

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体系。我国学者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建设，不仅系统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哲学思想，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发展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等进行研究，翻译出版了一大批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生态哲学研究者还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阐述其对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跟踪国外生态哲学研究。近些年，翻译出版了一批生态哲学著作，典型的有《绿色经典文库》《环境哲学译丛》等。注重引进和评介西方生态哲学思想思潮。反思和批判某些西方哲学家以及西方哲学传统中不利于生态保护的现代性思想，如笛卡尔的机械论、主体性哲学等。在译介西方环境伦理学著作的基础上，组织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等的大讨论，学界反响强烈。

挖掘我国古代哲学中的生态思想。我国学者系统梳理和解读传统儒家、道家哲学思想，提炼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并对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淮南子、嵇康、张载等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梳理和提炼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阐明其对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当今价值，努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问题与不足

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当前，我国生态哲学研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还不多，尤其是在形成跨学科研究共同体、夯实学科理论基础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和不足。

跨学科研究共同体尚未形成。对于什么是生态哲学，能被大家公认的定义还没有确立。这就导致生态哲学难以找到准确的学科定位，也难以清晰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进而以系统、统一的视角展开研究，形成跨学科研究共同体。事实上，生态哲学研究需要对原有哲学进行反思、批判乃至顛覆，树立新的有利于生态保护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这是哲学史上的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转变甚至会造成原有哲学二级学科与相应生态哲学之间的断裂，造成资深哲学研究者与生态哲学研究者之间的隔阂。

学科理论基础还不够扎实。生态哲学是一种新范式哲学，需要进行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要求生态哲学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能够根据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对生态哲学进行反思、批判和扬弃，对新提出的生态哲学研究范式、概念和理论进行辨析和论证。这既需要实证主义的科学思维，也需要思辨论证的分析哲学思维。而我国生态哲学研究者在这两方面大都存在短板，导致对许多重要概念如自然、生态、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生态价值等缺少深入细致的辨析，对一些重要研究范式基础如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坚持主客二分还是主客同理、坚持自然高于人工还是人工高于自然等缺少深刻全面的论证。

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还不够有力。生态哲学既是思想哲学也是行动哲学，既是理论生态哲学也是应用生态哲学，应当走向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走向环境保护实践。但从我国生态哲学的现状看，理论生态哲学研究较强，实用生态哲学研究较弱。生态哲学教育在我国还没有广泛开展，生态社会意识还没有在全社会普遍形成，生态哲学的时代精神还没有得到很好体现。这直接影响公众对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的认识和认同，影响生态哲学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发挥指导作用。还应看到，保护生态需要科技创新驱动，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知识理应成为生态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方向与路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研究方向，明确具体推进路径。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强调，“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其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各种现象，以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揭示蕴含其中的规律，结合具体实践不断创新理论。美丽中国是人民群众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摆在首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

不断完善研究范式。不同研究范式影响着研究取向和研究问题的选择。当前，生态哲学研究需要厘清自然是什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自然的经验性或者内在价值是什么、自然有无权利等概念和问题。因为这不仅影响生态哲学的规范化、学科建制以及公众信任，而且影响生态哲学理论的建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需要明确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生态学以及生态学哲学的关系，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明确生态哲学是传统哲学的生态应用还是基于生态的哲学反思，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点、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点还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点等问题。

加快学科建制化步伐。目前，很多学科都有学者探讨生态哲学和生态问题，但研究对象、问题界定、理论工具和学术脉络存在诸多差异，因而不免自说自话。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应突破学科界限，打造多学科交流平台，凝聚共识、融汇思想、整合队伍、集中资源，实现生态哲学相关理论知识精练化、系统化；加强生态哲学与生态学以及各分支生态哲学学科之间的交流、沟通和比较，形成综合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以适应分析和解决复杂性、系统性问题的需要。有条件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应集中力量建设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整合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哲学等领域的学术力量，开展系统化教学和研究，逐步打造教学研究一体化的跨学科平台，大力培养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学科后备人才和学术梯队。

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东西方文化差异为生态哲学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充分挖掘跨文化生态思想资源，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系，是我国学者的优势所在、责任所系。这就需要勇于打破学科壁垒，将中华文化资源有机融入生态哲学研究。可以预期，如果能将生态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转化为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哲学问题，就很有可能推出原创性成果，为世界生态哲学研究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还应充分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语境，积极参与学术争鸣。应鼓励青年学者勇于探索、敢于发声，不断提升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影响力，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学术声誉。与此同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期刊和出版园地，有组织地推介中国学者的优秀成果，力争在一些特色领域掌握学术话语权。

大力普及生态哲学知识。整合优质资源，打造共享平台，对青年学生从国情世情、科技知识、生命价值、自然情感、经济模式以及消费观念、行为方式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教育，努力让他们知晓今昔变化、明了中外差异，理性认识环境、自觉担当责任。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还应着力培育学生知行合一精神，引导他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美丽校园建设，充分发挥绿岛效应；支持学生开展生态文明专题调研和社会服务实践，培育“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要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贯彻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涵养其精神、培养其素质、引导其行动，使之成长为具有生态文明精神品格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作者：肖显静

生态哲学论文 篇3：

西方环境哲学背景下的佛教生态哲学研究

摘 要：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是伴随西方环境哲学产生、发展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比附，到批判反思，再到理性建构的历程。佛教生态哲学与西方环境哲学从不同的思想基础出发，其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有着不同的认识思维路径。西方环境哲学是对现代哲学的反思和超越，走的是“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佛教生态哲学要超越传统佛教的局限，则要求走一条“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西方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要求立足自身，从回应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视角，认识各自的优势与局限，通过交流与对话，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与思想融合；确立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一方面应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如佛教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另一方面应考察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主题，如价值观、德性论、存在论，从两方面的对应点和结合点确立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环境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近年来，环境哲学研究逐渐出现了超越、整合的趋势，如从不同流派的环境哲学中寻求重叠共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要适合这种超越、整合趋势，也要求从自身基本理念出发，吸收融合环境哲学不同流派的思想成果，建构具有自身内在一体性、具有更大诠释力和包容力的生态哲学体系。

关键词：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生态神学；超越与整合

环境哲学的产生源于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在批判反思现代哲学的过程中，注重从东方传统中寻求思想文化资源。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即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佛教生态哲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比附，到批判反思，再到理性建构的历程。比较佛教生态哲学与西方环境哲学的异同是适应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佛教自身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出发，吸收西方环境哲学的合理要素，对于建构具有佛教自身特质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发挥佛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同的认识思维路径及其融合

西方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的成立，建立在不同的思想基础上。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建立在对现代哲学观念的批判反思基础上。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在其产生之初，受环境哲学思潮影响，加之许多环境哲学家倾向于从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往往不自觉地比附环境哲学的思想观念，从佛教思想中寻找相应的思想资源。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生态哲学理性的研究方式。同西方环境哲学研究一样，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必须立足自身，建立在自我反省、回应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基础上。西方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所要面对、回应的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一样的，但是两者的思想立足点不同，所要批判反思的思想观念不同，因而两者走向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认识思维路径必然迥异。而两者认识思维路径的不同，也决定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不是单纯从自身思想文化资源论证西方环境哲学现成的观念，而是立足自身价值追求、思想理念，回应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

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建立在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反思基础上，其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反思、超越，大体走的是“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所谓“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是说西方现代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事物的局部或事物的构成要素，而西方环境哲学则在现代哲学关注事物内在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事物之间复杂性关联构成的整体。西方环境哲学思潮（以环境伦理学为主体）发展的大体过程，也体现了西方环境哲学“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是在批判反思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观念中展开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论争贯穿始终，而道德关怀对象由关注当代人，向关注未来后代 动物

生命共同体 大地共同体（生态系统整体），乃至地球、太阳系1的拓展，清楚地展现出西方环境哲学思潮拓展、超越现代哲学观念的思维路径。而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由生物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也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体现出走近东方传统哲学的趋势，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等生态中心主义则更趋向于认同道家及佛教生态思想。西方环境哲学对东方哲学传统的认同，也体现了对关系、整体的关注。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则应建立在对佛教哲学自身的批判反思基础上，佛教要关注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式，本身要求将传统佛教直观、整体的认识思维方式，落实为现实的、理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走一条“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所谓“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是说传统佛教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首先关注的是整体的存在和价值，在对自然万物的认识上，注重的是对其整体特性、过程和规律的直观认识；而对具体事物存在状态及性质的认识，则倾向于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及其所处环境系统整体的存在状态、整体演化过程进行观照。1如中国佛教华严宗“六相圆融”观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明显偏重于从整体中把握局部的性质，在局部构成整体上，注重关系（缘起）的作用，而不是局部的性质与功能。2从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而言，佛教的整体性认识思维方式具有自身的优势，如重视人与环境万物的一体性，主张节制人自身的欲望，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践行生态生活方式等具有启迪意义。但从另一方面说，佛教偏重整体、偏重出世的思想倾向，也会给佛教关注现实生态环境建设带来思想上的障碍。因此，需要我们立足佛教自身，反思、超越佛教自身的局限，拓展佛教思想领域，关注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注重吸收融合现代科学的思想观念及认识思维方式。

西方环境哲学“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和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或者说，西方环境哲学思潮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佛教哲学面向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建构，决定了它们的相遇是两者面向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对接。因此，我们不能片面理解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东方传统的转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将环境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理解为对东方传统的回归，理解为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必然。而应当立足不同思想文化主体，从回应现实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认识西方现代哲学与传统佛教哲学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并通过交流与对话，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与思想融合。大体而言，西方现代哲学能够为佛教提供人本主义的立场、视角、思想资源，而佛教则能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整体主义的立场、视角和思想资源。笔者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流行不过是当下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现实需要的“矫枉过正”。从长远讲，西方环境哲学的发展应该是在拓展自身道德关怀范围的同时，肯定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认识思维成果，在一定范围内肯定现代人本主义的价值。

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也可以看作是在回应现实生态环境问题上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和传统佛教哲学观念的论争。因此，环境哲学思潮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自的思想成果及其论争，对于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借鉴西方环境哲学思潮的相关成果，拓宽自身的研究视野，肯定西方现代哲学人本主义的价值，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人自身现实利益，谋求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解决途径，在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二、在视域融合中确立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

笔者认为，要确立生态哲学研究主题，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二是回应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三是吸收融合西方环境哲学思潮的相关内容。

首先，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要体现自身思想特质，应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从佛教自身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观念出发。佛教以解脱人生烦恼痛苦、普度众生、庄严佛土为根本目的，其思想体系是围绕修行解脱的根据、现象世界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性（包括人与环境万物的关系）、修行方式等展开的。与此相关，其理论主题主要包括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等方面。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要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就应当围绕佛教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等进行诠释与建构。

在这方面，西方生态神学的诠释与建构对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最具启迪意义。生态神学是基督教神学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及环境哲学思潮的产物。生态神学与佛教生态哲学同属于宗教生态思想，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理论主题对于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根据赖品超教授概括，生态神学的诠释与建构大体上有以管家职事为核心观念的进路、东正教神学家对东方神父智能的生态阐发、过程神学的进路、生态灵修观念、生态女性主义的神学建构、以上帝为中心的进路、宗教对话的进路等七个方面。1在众多的生态神学理论中，以莫尔特曼（J. Moltmann）的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建构和科布（John B. Cobb）的过程神学的建构最为深刻和最有代表性。2

生态神学对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没有停留于对环境哲学思潮的流行观念的比附，也没有停留在环境哲学的一般层面，而是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终极关怀出发，诠释和建构自身的生态思想。如莫尔特曼、科布的生态神学以上帝为依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上帝对万物的创造或回应联系起来，从终极关怀层面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源与未来，这种研究方式能够真正体现宗教生态思想的独特性。这也启发我们进行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不能撇开佛教对人生烦恼痛苦解脱的终极追求，而应从终极关怀层面探讨佛教解脱论的生态哲学意义。在佛教中，“解脱”“涅槃”等具有终极层面意义。不过，传统佛教一般关注的是人自身烦恼痛苦的解脱，较少关注解脱的生态意蕴。但从大乘佛教“依正不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一”等观念出发，我们不难推知佛教解脱论中蕴含的“境解脱”内涵，也就是说圆满的解脱应是人自身和环境万物的共同解脱。而所谓“境解脱”是指环境万物从人类的贪欲、掠夺中解脱出来，恢复其自然本性或本然的存在状态，发挥其本有的功能作用。

生态神学对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的启迪主要体现在莫尔特曼的生态神学中。传统基督教神学的理论主题包括上帝观、三位一体、天国、赎罪、复活、弥赛亚信仰等。莫尔特曼的生态神学的建构没有撇开基督教神学的这些主题，简单迎合环境哲学的流行观念，而是就这些神学主题，从生态角度进行重新诠释和改造。如莫尔特曼没有将上帝理解为独立于世界之外绝对的、超验的存在，而是主张上帝存在于世界万物当中，与世界万物一体相关，如将“复活”理解为天地人万物在“新天新地”中达到永久和谐平安的状态，等等。这也启发我们对于佛教生态哲学的研究应当从佛教自身的根本追求、理论主题出发，对佛教自身理论主题进行生态诠释与建构。

其次，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本身是佛教哲学回应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因此，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关注现实生态环境建设提出的理论主题。现实生态环境危机要求人们批判反思现代哲学观念，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重新认识自然万物的价值，而这也是西方环境哲学关注的理论主题。关于这方面内容，笔者将在下文论述，在这里，笔者主要结合佛教来探讨如何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佛教应当如何将自身对解脱的追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等。关于佛教如何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一是要研究传统佛教修行实践、佛教民俗对于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价值。佛教修行实践主要围绕修行主体自身功德修养进行，这也是传统佛教生态环保实践的特质。二是传统佛教生态环保实践围绕主体修行实践的特质，存在社会性不足的局限，这就要求我们探讨佛教如何适应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积极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这对于如何将佛教解脱追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相关探讨具有借鉴意义。如禅宗提出的“即世间求解脱”、太虚法师人间佛教倡导的人间净土建设等，有助于佛教将解脱追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有助于佛教将环境的净化与人自身的净化相结合。台湾大学杨惠南教授“心境并建”“境解脱”的主张正是人间佛教观念的生态阐发。

再次，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还应关注西方环境哲学思潮提出的相关理论主题。西方环境哲学思潮提出的理论主题，既是对现代哲学观念的批判反思，又是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因此，其关注的许多论题也是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不能回避的研究主题。大体而言，西方环境哲学关注的最突出的论题，一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二是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现代哲学将人与自然万物分离开来，认为人具有超越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价值，将自然万物视为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环境哲学认为这一观念是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要求重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生态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理论基础上阐释不同于现代哲学的生态世界观；现代哲学片面强调人自身的价值，否定自然万物具有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环境哲学则认为要形成尊重自然万物的观念，就必须论证自然万物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价值论因而成为环境哲学的主要论题。传统佛教关于人与自然万物关系、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有自身的思想观念及认识思维视角。如中国佛教肯定“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同时，佛教否定万物具有自性的实体性观念，因而不会认同西方环境哲学意义上的内在价值观念。不过，中国佛教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性，本身就肯定了天地万物的存在价值，能够导向对自然万物存在的尊重。因此，考察西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探讨佛教对相关论题的认识非常必要。

笔者以上从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如何确立生态哲学研究的主题。笔者认为，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的确立，应主要考察佛教自身的理论主题，从佛教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等方面阐释与建构佛教生态哲学框架，如此方能体现佛教生态哲学自身的思想特质；同时指出佛教理论主题的生态诠释与建构，也离不开对西方环境哲学的考察和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如比较佛教缘起论与环境哲学世界观的异同，探讨佛教哲学德性伦理特征对佛教生态哲学性质的决定意义，这些都离不开对西方环境哲学的考察；探讨佛教修行参与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方式及局限等则离不开对当下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考量。

三、适应生态哲学思潮超越、整合的趋势

环境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流派。不同流派从自身的视野出发，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不同的层面，形成自身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中间既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非人类中心主义中也存在着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不同。同时，生态中心主义本身也包含有不同的理论流派如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等。随着生态哲学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对生态哲学理论进行超越和整合的必要。对于这种超越和整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肯定生态哲学研究多元性的必要。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形态，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从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吸收营养。人们认识视野的不同，立足的文化根源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生态哲学观念。只有肯定生态哲学研究的多元性，才能促进生态哲学研究的充分发展。生态哲学研究的多元性是我们进一步超越、整合的前提。二是生态哲学不同流派之间虽然存在着观念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必然是相互对立和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比如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之间存在逻辑的次第展开的层次性，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研究视野、研究对象的不同。我们完全可以从更高的视角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思想整体；三是生态哲学不同流派之间虽然观念各异，但是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思想上的共同点，如均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有其深刻的价值观根源，主张转变文化价值观；均主张拓展道德关怀的范围，认为人类具有维护其他生命、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等方面的道德义务等。同时，围绕现实的生态环保实践，不同思想主张的人们完全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已逐渐认识到超越与整合的必要，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如西方许多学者或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试图从不同流派的环境伦理思想中寻求重叠共识，如奈斯深层生态学所作的努力；或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或实用主义哲学那里，寻求建构环境伦理学体系的灵感和哲学基础。而在国内，杨通进教授很早就提出了用儒家境界说超越和整合环境哲学不同流派思想的观念。1台湾学者庄庆信经过近十年的环境哲学研究，在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教、宋明理学与国外四种生态哲学流派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也认同整合和超越的观念，在整合中西环境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环境哲学思想。2

应该指出的是，整合与超越并不是消解生态哲学研究的多元性，建构一种整齐划一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而是肯定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合理性，从不同的文化根源出发，以开放的胸怀吸收融合不同的生态文化思想，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就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而言，也要求佛教关注生态环保主题，从自身的精神追求和基本理念出发，吸收融合中外不同流派生态文化思想成果，建构具有自身内在一体性的、具有更大诠释力和包容性的生态哲学体系。

[作者简介：陈红兵，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古 东）

Buddh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Research in Context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hen Hongbing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Buddh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ecological theology； transcendence and integration

作者：陈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