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司法体制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改革在人员分类管理、司法权力运行、司法责任制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得到上海市委及相关领导的重视支持,改革保障措施到位,改革方案科学,稳步推进使得改革取得成功,对兵团司法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第一篇:司法体制论文范文
宪法与司法体制改革
摘 要:近年来,宪法与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受到了很多广泛的关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我们要“依法治国”这个无疑是将法律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我国一直在极力改革,但是结果依旧不如人意,甚至出现了步履维艰的情况,根据党的四中全会报告指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思路进行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同样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更好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关键词:司法独立;宪法推动;司法实施;监督保障;公平公正
司法体制改革从观念到行为,从制度到机制都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些都需要国家注入创新、注入活力来推动发展。该论文以社会热点为切入点,通过对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缺失现象的调查分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提出具体建议。有利于保护司法权威,维护社会秩序;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形成全社会尊重司法,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
中共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报告又将宪法和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着重的阐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制度,进步以及安全权责明确、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机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司法界,对于宪法和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都十分关注。
一、宪法与司法体制在运行中的问题
(一)司法权力的地方化
司法机关的工作本性就是应该独立的行使检察权、审判权,而司法活动行政化却让不管是当地党委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自觉得将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下。司法机关行政化的外部和内部管理机制,加剧直接影响了司法效率的提高,并不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更不利于司法队伍的整体建设。
要是想改变这一现象,我们就需要选拔一批素质高,受过整过教育的司法人员,保障司法官职务的稳定性和精英性。这样的司法队伍的建设才会有勇气有魄力,抵御地方和部门的保护,公平审判和法制统一才能实现。
(二)宪法权威受到挑战
如今有一个现象,法检两院在宪法中与政府平起平坐,互相不附属于谁,相互是独立的关系,在日常的工作中变成了法检两院越来越像政府手下的部门。虽然宪法规定了政府根本无权命令很多事情,但是由于人权、财权被掌控在政府手中,明知是违宪的,却又一次一次听命与人。
(三)法院经费不足
法院办案经费不足,难以独立司法。目前地方财政普遍吃紧,尤其是中、基层法院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物质装备十分落后,加上指导思想和利益驱动,有些法院不能直接正确对待这种困难,就到社会上拉赞助,于是就有了“同流合污”,搞利益驱动,严重损害了法院的执法形象。
(四)百姓无门状告
在中国百姓的观念里,有冤屈了第一时间性的不是找法院而是自己另寻出路。他们认为找法院解决的效率太慢、花钱太多、没有人脉、办事繁琐等等,这就反映了很多问题,并且老百姓有了问题不知道去哪里求得帮助。政府“伸手”太长,导致百姓们告了状也没有用,层层包庇,事情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长此以往,百姓内心信任值下降。
二、宪法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策略
(一)司法体制改革做好充分科学的理论准备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而理论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亦然。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 1997 年以来的司法改革进行全面评估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客观分析,找出差距,调整思路,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历史经验和实践依据。同时要立足国情,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有益的司法经验,深入研究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理论,科学回答宪法和人民代表制度下的司法、司法体制、司法职能、司法关系、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基本问题。
(二)据宪法的政治架构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上处理好一切关系
人大与司法、“一府”与 “两院”的宪法关系,政法委与司法的政治和法律关系,公众、媒体与司法的民主和法律关系,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保证各类主体回复其宪法和法律、政党政治和社会监督的角色,使它们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从政治上、体制上和机制上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三)充分发挥司法作为解决矛盾纠纷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
重建司法终结涉诉涉法矛盾纠纷的良性循环机制,不断强化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当代任何社会要保持稳定和秩序,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都必须设置终结机制,而不可能任由当事人无休无止地 “诉求”或 “纠缠”下去。宪法和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明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好机制和方式。
(四)注重公开性透明性
在我国宪法框架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强化司法的民主性和专业化,祛除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和官僚化色彩,更加注重发挥司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权利救济和定分止争作用。
三、宪法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
1.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
2.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可使人们树立起通过司法实现权利的信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3.有利于规范司法程序,提高司法效率。
4.有利于司法机关廉政建设,树立司法机关的威信,维护社会秩序。
5.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
总而言之,中国的宪法和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发展,借鉴外国并且综合我国本土的特色才可以制定出最好的适用于我国的一套制度,在发展中求得法律的未来。(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选择[J].法学研究,2008.
[2] 周敦知.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谈法官教育培训问题[N].人民法院报,1994.
[3] 武阳、汪沛:《司法公信力影响因子分析其化解路径研究》,载《求索》,2013年第08期.
[4] 王明达、吴在存、刘井玉、伍涛:《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05期.
作者:张誉戈 高洁
第二篇: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调查及对兵团司法体制改革的启示
摘 要:改革在人员分类管理、司法权力运行、司法责任制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得到上海市委及相关领导的重视支持,改革保障措施到位,改革方案科学,稳步推进使得改革取得成功,对兵团司法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兵团
作者简介:卢大林(1978-),男,汉族,新疆五家渠人,法学硕士,兵团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由于司法改革涉及党、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必须稳步推进,因此,中央经研究第一批在全国批准了7个省(市)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上海名列其中,由于上海地处国家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带,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因此,上海的经济建设在全国居于前列,而且,上海的经济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上海法治建设的发展。因此,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具有较好的基础,因此,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备受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及学者们关注,上海司法体制改革也取得较好的效果,所以,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所积累的经验值得去调研和学习借鉴。
一、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况
上海市根据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改革方向和任务的要求,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改革试点主要包括的五项内容确定八家单位先行试点,积累经验,而后在全市全面推开。上海司法体制改革以去行化、职业化、去地方化、司法责任化为主要内容,具体的改革内容为:司法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司法责任制、市以下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人财物的市级统一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等。
2014年7月,按照市委政法委统一部署,市高院、市检察院分别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根据试点工作方案认真制定本系统的实施方案,确定4家法院和4家检察院开展先行试点。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遵循严谨、科学和审慎的态度,上海市法院和检察院的试点工作方案都是在充分调研、召开座谈会、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等基础上形成的。2015年4月,在总结先行试点经验基础上,全市法院、检察院全面铺开改革试点。
经过一年多的司法体制改革,上述五项改革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形成一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体制改革经验。
二、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
(一)人员分类管理基本完成,一线办案力量得到加强,上海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员额制”管理,完善司法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类: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上述三类人员占司法工作队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3%、52%和15%,按照上述比例计算,则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工作,保障了司法工作人员主要力量集中在办案一线,可以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和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二)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得到提升。上海市法院以审判权为核心,建立完善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实现让审理案件的法官裁判案件,并由案件裁判者对案件负责。为了保障司法权的合法合规运行,上海市法院专门制定了审判人员工作规则,即审判人员能够为的权力范围和边界。并规范案件分配制度、独任制审判制度、合议庭运行制度、裁判文书签发等审判制度,而且明确规定院长和庭长如果未参加审理案件,则不得对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签发。根据试点情况,在法院专门设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用法律,合议庭评议时有重大分歧的案件进行研究讨论,为解决合议庭分歧和法律适用等难题提供参考意见;进一步明确三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职能定位,依法规范、缩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审判委员会主要工作转向总结案件审判经验、实施案件审判指导、统一案件裁判的法律适用等宏观指导性职能。据有关统计:仅2015年上半年,全市三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9.93万件,审限内审结28.01萬件,与2014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5.8%和11.3%,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9.13%,而且,92.1%的案件经一审即案结事了,部分案件上诉后,经过二审审理后的服判息诉率为99%。
(三)严格司法责任,司法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心得到加强。上海市法院根据司法改革文件精神,以权定责,将权力和责任对等起来,并建立和完善了司法责任制相关制度,如《关于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规定》。
(四)上海一边进行司法改革试点,一边将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和成果予以固化,形成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制度,可供其它省市司法改革借鉴和参考,为全国司法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上海法院通过大量调研、问卷调查和召开座谈会等措施而制定出台的《上海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经过一年的司法改革试点,在试点法院经验基础上,上海高院先后制定出台了《上海法院人员分类定岗实施方案》、《关于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等改革配套制度30余项,从而为在全市法院全面推开的司法改革奠定了相关制度基础。综上所述,上海司法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三、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对兵团司法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党委的重视和有关领导的重视支持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上海司法改革取得成功,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央及上海市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对上海市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为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上海市委对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给予足够重视,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为了保证上海市司法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强调指出:上海市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要解决上海的问题,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试点取得的成果能不能可复制、可推广,供其它省市司法改革借鉴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强调指出:上海进行司法改革试点要为全国司法改革积累经验,为全国司法改革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参考。
兵团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兵团现有的司法资源与其它兄弟省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兵团司法改革如果没有中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以及相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要在司法改革方面取得成功是很难的。
(二)全面强化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保障措施是上海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為了加强对司法职业的保障性,对按照司法工作人员分类管理而进入员额内的法官、检察官,增加其工资收入,增加工资的比例暂按高于上海市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并向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和检察官适度倾斜,有了优厚的物质保障,上海司法改革才能稳步推进。
兵团一些司法机关地处新疆两大沙漠周边,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如果没有推进改革的相关保障措施,司法改革难以推进。尤其是兵团南疆地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大,没有保障机制,拴心留人都难,如果通过司法改革,强化司法责任,又没有待遇的保障,客观上会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的流失。
(三)科学的司法改革试点方案和审慎的司法改革态度是上海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方案是在充分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以问题为导向,既接地气又有针对性,凸显了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科学性,而且,上海司法体制改革非常审慎,在全市范围内先选择八家试点单位,先行试点,取得较好效果后,再在全市推开。改革方案科学,试点工作推进审慎,是上海司法改革成功的关键。
兵团承担党和国家赋予的维稳戍边的重任,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兵团的首要工作,兵团如果自身都不稳定,如何有能力去维护新疆稳定,因此,兵团司法改革必须慎重,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改革,如果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个人利益,必须慎重和稳妥。
总之,兵团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借鉴上海司法改革的一些经验和做法,稳步推进,以促进兵团事业的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姜平.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做法和体会[J].求是,2015(16).
[2]吕忠梅.司法体制改革没有试错机会[J].法人,2016(02).
[3]洪碧华.新时期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4(33).
[4]曹建明.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扎实深入推进各项司法体制改革任务落实[J].人民检察,2014(15).
[5]汪习根.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全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高端论坛综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2).
作者:卢大林
第三篇:上访对司法公信力的预警及司法体制创新初探
【摘要】通过研究发现,司法公信力的高低与群众上访的规模应成反比:即上访的人(次)数越多,司法公信力越低。我国特有的群众上访现象,已经早早地为过低的司法公信力拉响了警报。群众持续不断地上访,其根源是司法公信力过低,而解决司法公信力过低的问题,不能单凭宣传和教育,应该从司法体制管理创新上入手。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 上访 预警 司法体制 科学管理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天津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危机处理运行机制研究》(编号TJGL10-960)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我国社会管理体系中建立前馈控制系统的研究》(编号BSH031)成果之一。
笔者在天津工人报社群众工作部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十多年,负责接待信访工作。在所接待的数千件投诉中,发现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等方面,群众意见最大的就是司法不公的问题。而群众表达不满的形式之一就是上访。通过研究这些投诉上访案例后笔者认为,司法公信力的高低与群众赴京上访(包括信访)的规模应成反比:即上访的人(次)数越多,司法公信力越低。我国特有的群众上访现象,已经早早地为过低的司法公信力拉响了警报。在如何减少上访问题上,尽管国家颁布了《信访条例》,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难有实效,因为根源还是在司法公信力过低上,应该从解决司法公信力上下工夫;而解决司法公信力问题不能单凭宣传和教育,应该在司法体制管理上创新,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从基础上夯实科学管理的根基。
一、上访过多警示司法公信力过低
信访不仅是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而且是反映司法公信力的一个晴雨表。长期以来,对于持续、大量的上访现象,人们都简单地认为这是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反映,很少有人将其与司法公信力相联系。其实,上访现象不但是社会矛盾较突出的反映,更是从深层次反映出司法公信力过低的问题。可以说,我国特有的上访现象,已经早早地为过低的司法公信力拉响了警报。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听到。
我国的信访现状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
“信访成了块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现在羞到了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1]一经披露,闻者哗然。于建嵘及其课题组曾对632位进京上访者进行问卷调查,有90.5%上访人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让中央知道情况”;88.5%的人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81.2%的人“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很多上访都是当事人认为司法不公而导致的。
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接待群众上访的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20.6%、29.9%;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2],而国家信访局则称:“来京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是有道理的。”[3]尽管国家颁布的《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1日开始施行,但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上访现象仍然成患。笔者于2009年至2010年数次跟随上访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现这里成了“最高人民上访院”,虽然不至于每天都是如笔者所见的人山人海,但法警的数量如此之多,“如临大敌”,不远处还有防暴队整装待命,其情景不言而喻。据说,“两院”信访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说,在一个国家公民的心目中,司法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法律的尊严是最至高无上的,因此所有人都应对司法深信不疑,而且都应绝对服从司法。由此,不管出现了怎样的社会矛盾,争议双方通过司法途径完全可以较彻底地予以解决,这恰恰是法治的威力所在。如果司法有效,群众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上访了。但是在现实中,上访现象的不断发生,说明很多的社会矛盾非但没能通过司法途径而得到解决,甚至还深化了矛盾。上访现象直接反映出群众对司法的疑惑、不满甚至痛恨,它从一个侧面已经早早地为司法公信力下降到危机点拉响了无声的警报。
于建嵘研究员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寄希望于人治,寄希望于某个青天、好人帮他们伸冤,而是让他们寄希望于法律体制。加强信访,不如加强司法。让老百姓相信法律,说服民众对司法的信心,靠司法公正解决问题,由对公民的行政救济改为司法救济,这才是惟一的正道。”“假如我们不能在民众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1]
二、司法纠结由来已久
为什么在民众的心目中,法律的尊严难以树立?笔者在跟踪、暗访信访投诉案例的过程中,获知了司法部门内部的一些“潜规则”和司法人员内心的苦楚,从中发现,司法人员并非都像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院长余万庆所说的是“法官的司法能力”[2]有问题,而是从司法体制上存在着缺陷,往往在是与非的评判面前让司法人员备受干扰、难以抵御、随波逐流、身不由己——一是权力干预,既有上级下级之间的纵向干预,又有关系单位之间的横向干预;二是人情妨碍,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家里家外、上下左右、情色等关系网交叉贯通;三是金钱交易,无形的金钱网无处不在,深深地潜伏在各种权力的身旁,防不胜防,拒之不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也可以干扰司法公正。
行政管理是由人来实施的,谁也不敢保证不出错。但作为“最后一道公平的防线”,地方的一些司法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往往会与行政权力暗做交易,将公权变为私利,把国家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一现象,让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恨之入骨,同时使得一些行政权力更加肆无忌惮、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其结果是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管理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成为影响社会管理的最大制约因素,致使党和国家的权威性和司法公信力急剧弱化,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正如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所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管理体制机制老化,机构运作迟钝和麻木,职能转变和职责内容更新迟缓,社会管理方法手段陈旧,负有执行法律和政令责任的机关单位治理能力退化。不仅对于社会矛盾和冲突不能有效疏导,甚至连正常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协调职能都难以发挥。一些部门对社会违法现象不闻不问或出于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动机,对违法现象保驾护航或助纣为虐,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甚至黑恶势力的保护伞。”[3]其根本原因是:地方的一些司法部门已经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监督、制约的有效作用。
纵观各种各样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各种行政腐败灭而不绝的根本原因是司法腐败。司法腐败造成司法公信力大幅度下降,其更严重的后果除了导致上访现象加剧之外,还造成民众守法意识“报复性”淡薄,社会道德风气“恶导性”败坏,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治理,则社会管理科学化就无法从法治上得到根本性、有效的保障。
三、司法体制亟待重建
纵观很多问题的根源,笔者发现我们的司法体制有欠缺,亟待进行改革和创新,以克服弊端。以法院为例,过去所建立并延用至今的法院体制为“四级二审制”。其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开地方的直接影响和干扰(有时也无法完全摆脱),而地方法院则势力过强。因为区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都设置于地方,几乎可以完全被笼罩于地方势力范围内,备受地方的干扰,造成“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局面。
中央为了防患“地方保护主义”,采取的措施多是更换地方的领导人,但地方势力网非常牢固,不会因为更换了几个领导人而有彻底的改观。因为具体办案的仍然是“地方网”,地方新领导人不可能去插手处理这些具体的事物。
由于地方司法部门的各级领导和法官们,在人事任免、福利待遇等很多利益方面都离不开地方各种各样的影响,甚至个别人搞拉帮结派、官官相护、上下串通,使老百姓告状无门,才导致赴中央上访告状的人特别的多。
倒过来看,司法人员个个也是有苦难言。他们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为了求得自保和生存,只能“顺其自然”、“迎合国情”。这种使司法部门基本上被地方的司法体制的弊端所控制,何止出在法院系统,其他一些部门、机构如检察院等也是如此。这绝对不符合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法理原则和逻辑构成。这种状况不改,司法腐败就无法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如果无法根治,则其他的腐败也就无所顾忌了,社会管理科学化也就会失去保障。
笔者针对我国的国情和现状,提出我国未来司法部门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建议,供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司法体制改革与创新主要针对两个方面:“程序体系”和“人事制度”。
“程序体系”的重新设置极为重要。以法院体制为例,应打破过去的“四级二审制”,实行“二类四级制”,以加大中央权重,减少地方权重。
二类是指:一类是国家法院,或称高级法院;也可称终审法院;另一类是地方法院,或称初级法院,也可称初审法院。
“四级”是指:国家法院在内部管理上分为二级,一级是国家高级法院(相当于现今的最高人民法院),另一级是国家高级法院在各个地方所设的分院,譬如:国家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分院。地方法院也在内部管理上分为二级,一级是地方初级法院,譬如:天津市第一地方法院,天津市第二地方法院;另一级是地方初级法院在某些区所设的分院,譬如:天津市第二地方法院河西区分院。
地方法院,不管是初级法院,还是初级法院的分院,它们都是初审法院(负责一审)。而设置于各地方的国家高级法院地方分院是终审法院(负责二审)。就是说,凡是不服地方法院而上诉的案件,都要上诉到本地方的国家高级法院地方分院,国家高级法院地方分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地方初级法院、初级法院分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的上诉案件,国家法院地方分院不可驳回重审,直接进行终审判决,以避免浪费社会人力、物力,减少诉讼成本。不仅如此,设置于地方的国家法院分院实际上是作出两份“判决”,一份是针对当事人所作出的判决,另一份是针对地方法院的错判所作出的评判或评议,这是交给地方法院和负责考核监督部门的。这样一来,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用担心上诉案件会受到地方势力的干扰,也不用担心赴异地打官司会再吃“地方保护主义”的亏了。
由国家高级法院地方分院直接受理的二审案件,势必会使地方法院的法官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变得小心谨慎,再错判了案件想遮掩就不那么容易了。国家高级法院在全国的各个地方所设置的分院,可以有效地形成了司法体制上的“第二道防线”,在严格把关的同时,又对地方法院实行了切实有效的监督,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公正性、公平性和严肃性。
“人事制度”的改革也非常重要,是对“二类四级制”的必要补充,否则“二类四级制”将无功而返。如何改革?简单说,就是要强化对司法人员“人性”的管理。譬如,在国家法院中实行“法官半服役制”。
国家高级法院及设置于各地方的国家高级法院分院的所有法官(包括院长等领导在内),都必须遵守一项明文规定:全部异地任职,不得在其居住地、学习之地任职(必须远离户籍地和毕业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即“法官半服役制”。在某一地方高级法院任法官的时限也应有明确的规定,譬如,最长不得超过5年,实行“定期轮换”。任期届满将重新分配至新的地方接任法官之职(中间有3个月至6个月的带薪长假期)。法官任职期间,除法官享有出差补贴外,其配偶还可享受国家规定的探亲待遇:每年前往配偶任职地探亲、旅游,国家提供住所等相关福利待遇。除此之外,分配制度也要科学化,完全实行电脑随机自动抽取,只要不是居住地或学习之地等禁忌之地,法官就要绝对服从,不得“挑肥拣搜”,无权自己选择;审案法官也应采取“编号”制,即参与诉讼的当事人都不知审理法官的真实姓名,只知道“编号”(法官“编号”在法院系统内具有唯一性),让法官审案无后顾之忧。
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当成熟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还可以逐步进行第二步,就是把“法官半服役制”的规定逐步地落实到地方法院。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重要部署。但长期以来司法体制弊端所积累的“恶性肿瘤”仅靠打针吃药已经无济于事,应该痛下决心做手术,才能彻底根除病患。此外,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不但需要从“系统硬件”上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还需要从“人性软件”上对原有体制进行变革。总之,社会管理的“硬件”与“软件”应相辅相成、紧密配套,符合逻辑建构,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笔者所提出的司法部门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建议,正是基于上述理念而进行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创意符合国情,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发挥功效,而且还希望这一改革和创新之举,使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是跟在别国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能不断完善,逐渐超越,率先踏上科学管理的征程,最终走向世界的前列,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的典范。
作者:张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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