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法官探讨法律论文

2022-04-23

摘要：伴随着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员额制、立案登记制、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等司改新举措纷纷出台，全国司改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作为法院的构成主体“法官队伍”却涌动着转岗离职潮，法官队伍的“逆淘汰”现象大有越发严重之势，关于法官的“逃离”与“坚守”，本文从员额制改革、法官职业现状、法官的内外部压力以及法官“逃离“的心结本质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司法改革法官探讨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司法改革法官探讨法律论文篇1：

员额制背景下法院辅助人员配备模式研究

摘要：员额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司法改革成败的关键环节，而合理的法院辅助人员配备模式与员额制改革密不可分。实行法官员额制的目的在于实现人员分类管理，让优秀审判资源集中到审判一线，建立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中心的法院人员配置模式，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目标。本文认为，目前适合建立以“一一一”为基础的法院辅助人员配备模式，即一个法官加一名助理加一名书记员，其中一名法法官和一名助理是基本配置，可以根据审判工作需要进行增加，书记员配置则较为灵活。

关键词：员额制；法院；法官；书记员

作者简介：肖珊（1986-），女，硕士研究生，石狮市人民法院湖滨人民法庭，助理审判员；梁秋芳（1986-），女，硕士研究生，石狮市人民法院湖滨人民法庭，助理审判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员额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改革成败的关键环节，而合理的法院辅助人员配备模式与员额制改革密不可分。

一、辅助人员配备是员额制改革的题中之意

审判辅助人员包括执行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司法技术人员等五类人员，本文探讨主要是指员额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的配备模式。

实行法官员额制的目的在于实现人员分类管理，让优秀审判资源集中到审判一线，建立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中心的法院人员配置模式，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目标。员额制意味着法官的精英化和人数的相对减少，而在案件数量并未减少的前提下，法官人数的减少，将会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如何保证员额制改革和整个司法改革的推进，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多方面入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解放法官的精力，让法官能够专心处理审判事务，这就需要辅助人员的协助。

现行的审判模式当中，主要是法官与书记员的配置模式，根据人员编制情况、案件数情况以及速录员招录情况等，法官与书记员的配置比例可能是一个法官搭配一个书记员（速录员），或者是两个法官配一个书记员，甚至是三个法官配一个书记员。由于辅助力量不足，审判事务与辅助事务难以有效剥离，法官承担了更多的辅助事务。一线法官除承担审判事务外，还要做送达、保全、一般事项调查、调解、接待当事人、判后答疑等非审判核心事务，而书记员一般也要跟两名法官，通知应诉、庭审记录、送达、卷宗装订等辅助事务工作量极大，加上聘任的速录人员因工资待遇、职业晋升空间小等原因而辞职，经常出现工作交接情况，更是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整体效率，法官自己甚至需要自行整理装订卷宗。这些都打乱了法官处理核心审判事务的节奏和思路，很多裁判文书的撰写和阅卷工作只能通过加班的形式来完成，导致法官加班已经日渐常态化，法官内心的疲惫不断显现。

按照现代社会分工理论，没有哪个行业是可以单凭某一主体的力量来完成的，将审判事务区分由不同的人按分工承担，是社会化大分工原理在审判领域的体现。[1]员额制改革在于“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在提升法官审判素质和审判效果的基础上精简法官，而精简法官与案件数量增长之间的矛盾就需要通过调整法官和辅助人员之间的配置来解决。

二、法官与辅助人员职责区分是配备模式的逻辑前提

实行法官员额制，归根到底是要推动建立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人员配置模式。[2]因此，需要科学划分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职责范围是人员配置模式的逻辑前提。我国现行的法院运行模式当中并没有法官助理这一角色，制度意义上的审判辅助人员只有书记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管理办法》的规定，书记员主要是进行“庭前准备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整理装订归档案卷、配合法院送达诉讼文书及完成法院交办的其它事务性工作”，实践中助理审判员和法官基本都是从书记员培养起来的，书记员更多的时候是法官的助理和学徒，审判员可以不受限制的把审判有关的事务交由书记员进行处理。

而司法改革过程中，引入了法官助理这一角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办法》中明确了法官助理的职责：“（一）审查诉讼材料，提出诉讼争执要点，归纳、摘录证据；（二）庭前组织交换证据；（三）代表法官主持庭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须经法官审核确认；（四）办理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指定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有关事宜；（五）接待案件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的来访和查阅案卷材料；（六）依法调查、收集、核对有关证据；（七）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事宜；（八）协助法官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九）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性资料；（十）办理案件管理的有关事务；（十一）根据法官的授意草拟法律文书；（十二）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性工作。”

上诉职责目前很多是由法官自行完成的，有的甚至是由书记员来完成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书记员基本职责是承担诉讼过程中的记录工作，负责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案件相关信息录入，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以及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从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职责分工上来说，是将现在法官需要承担的审判事务、辅助事务进行了细化。明确职责范围能够让辅助人员可以在自己的分工领域内娴熟的处理司法事务，协助法官尽可能快速地将各项工作整理得有条有理，便于法官随时查问和做出决定，从而可以高效地协助法官；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无权决定审判实体性内容，他们不能对审判结果起到不当影响，可以有效地保障法官裁决的公正性。

三、法官与辅助人员配备模式的合理设计

合理设计法官与辅助人员配备模式，是司法改革成效能否凸顯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合理设计法官与辅助人员配备模式的前提首先要厘清以下2个问题。

（一）审判事务与非审判事务的界分

中国的法官需要处理的审判事务、非审判事务很多，其中审判事务具体的范围是哪些，是仅仅包括审理和裁判具体案件工作呢还是包括其他的？非审判事务包括辅助审判事务和行政事务、人事监察等等，哪些应该是由法官处理的，哪些是由后勤或者其他专门部门处理的，都应该加以厘定区分，并且审判工作当中哪些工作是必须由法官承担的事务，哪些是可以由辅助人员替代的事务，也应该加以厘定区分。[3]笔者认为审判工作当中必须由法官承担的事务是开庭审理、裁判具体案件，而庭前准备、庭前证据审查、管辖权处理、诉讼保全、委托鉴定等具体的程序性审判事务可以在法官的指导下由法官助理承担，庭审记录、整理归档卷宗则由书记员负责。至于审判研究、司法统计、人事监察等工作应属于专门部门负责。

（二）明确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或速录员的职责

在厘定审判事务和非审判事务的基础上，要定位好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或速录员的职责界限。首先要明确司法改革后我国法官的种类，员额制是针对法官人数的比例，但是目前的改革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主审法官、承办法官等法官的区分，则主审方案与承办法官是否都是员额制范围内的法官，主审法官的职责和承办法官的职责界限是在哪里？二者所审理的案件是如何进行区分的？二者的权限和职业保障是否是一致的？其次，要明确法官和法官助理、书记员或速录员的职责和权限。法官助理作为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当中新增加的角色，其职责和权限是哪些？是否具有独立的审判辅助职责，是否有独立的权限，还是法官助理的所有辅助审判工作都必须由法官来承担后果？

在厘清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法官与辅助人员配备模式的设计要考量以下几个标准：一是法院审级与功能，不同的法院所审理处理的案件类别和数量是不同的，所要承担的案件审判工作具体事务也有差异，因此不同审级的法院法官与辅助人员的配置模式应有所区分；我国有专门的行政法院、铁路法院、军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这些专门法院的功能也与地区法院有区别，其法官与辅助人员配置模式也应加以区分，而不是固定的一个比例配比；二是以案件量、人口数量确定法官人数以及法官与辅助人员的配置比例，目前法院系统的编制数考虑了地区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但是并不是以法院案件数量为考虑标准，在编制安排上与实际需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应改革法院编制安排的确定标准，以地区人口、经济发展、案件数量、案件难易程度等多个标准来衡量，同时也是法官和辅助人员配置比例的标准。

在确定上述标准后，笔者认为目前基层法院的法官与辅助人员应在“一一一”的基础配置模式上结合员额法官数、案件数量均衡度进行调整，即基本的配置比例是一名法官配置一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多名法官配一名助理或者多名法官共同配多名助理的情况，容易导致多头管理或者是法官在给助理分配任务时需要考虑其他法官是否有分配任务给该名助理的情况，不利于法官与助理之间的配合，也不利于助理专心处理案件事务的情况，因此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的配置最好是以专门配置为主。在合议庭案件审理过程中，案件会有主审法官，由主审法官的助理对该合议案件负责辅助事务，其他法官的助理可以根据法官的要求对该案件的处理提供意见建议，但不具体处理如委托鉴定、文书送达等具体的程序性事务，合议庭的法官也可以对主审法官的法官助理就该案件提出指导意见，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发生。而书记员的配置则可以较为灵活，这与书记员的职责是相适应的，书记员主要负责庭审记录和整理归档卷宗，在工作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是一名法官配一名书记员或者两名法官配一名书记员，或者采取以法庭配书记员的模式，即固定法官庭审所需要的法庭，以法庭固定书记员配置。在一名法官配置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的“一一一”的配置模式基础上，各法院可以根据本院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可能是一名法官配置两名助理一名书记员，或者是一名法官配置两名助理两名书记员等，具体的配置模式应以法院审判实际工作需要为准。

[ 参考文献 ]

[1]邹碧华.审判事务的分工与法官辅助人员的配置探讨[J].法律适用，2002（12）.

[2]贺小荣，何帆.深化法院改革不应忽视几个重要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5-3-18.

[3]詹建红.法官编制的确定与司法輔助人员的设置——以基层法院的改革为中心[J].法商研究，2006（1）.

作者：肖珊梁秋芳

司法改革法官探讨法律论文篇2：

关于法官“逃离”与“坚守”的思考

关键词：法官；逃离；坚守；员额制；职业理想

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依法治国”的号角，司法改革成为党中央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依法治国的贯彻与落实，更是离不开健全完善、运行良好的司法体制。一方面，国家政法委、最高院、最高检等实务部门，纷纷出台各项司法改革的新举措，全国法检系统，司法部门“整装待发”，以饱满的热情落实新政策，贯彻新规定，改革试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另一方面，理论界法学专家学者们也在司改大局之下努力科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国家司改建言献策，奉献各自的一分力量。但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全国法院系统尤其是基层法院，却涌动着法官转岗离职潮，法官队伍的“逆淘汰”现象大有越发严重之势，法官们内心不但没有伴随着司改进展明亮起来，不少基层法院工作者反而内心逐渐“阴暗”。据网上一项对2 660名法官的调查，结果表明法官离职的意愿十分强烈，57.37%的法官认真考虑过想要离开法院，9.81%的法官表示正在着手为离职准备，只有5.53%的法官表示从未想过离开法院。这就使得以提高法官职业保障、把优秀人才吸引到体制内为目标之一的司法改革显得有些尴尬。

一、“员额制改革”将基层法院工作人员逼到了“去留抉择”的十字路口

“员额制改革”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在法院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一支精英化的法官队伍。上海作为改革试点区，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最初方案人员设定比例是法官33%，司法辅助人员52%，行政管理人员15%，同时规定法官收入暂按高于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成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并已经完成了首批法官遴选工作。深圳作为改革试点的另一个地区，其2014年初通过的《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该方案实施后，现任职司法行政岗位的法官必须做出选择：选择担任法官的，按规定将被免去司法行政职务；选择留任或按级别转为司法行政人员的，按规定免去其法官职务 [1] 。根据上海改革试点方案，法官人员比例仅为33%，但是当前全国各级法院的现状是，全国法官人数大约19.6万人，约占全国法院总人数的58%，法官构成比例已远远大于33%，有的单位甚至超过60%。以此为参照，意味着员额制改革之下，将会有很大一批人丧失法官资格，尤其年轻非实务法官将会受到很大冲击，同时也意味着新进入法院的人员，在通往法官资格的路途上，将会更加艰辛且充满荆棘。一方面，司改使得年轻法官获得法官资格困难加大，另一方面，司改措施“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在赋予法官权力的同时又在法官头顶悬立了一把审理案件责任终身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办案终身制又大大增加了已有的法官工作压力。因此，从当前形势来看，司法改革的红利还未真正落实到基层，基层法院法官尤其是青年法官确首先面临着“逃离”还是“坚守”的职业选择。

二、“待遇差、压力大、责任重、职业荣誉感低”法官职业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法官作为裁判者，应当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要有奉献精神，更要有自己的初心与坚守。不错，优秀的法官是应当具备这样的素质，但这种奉献与坚守要建立在一定的保障基础与措施之上。笔者考察了杭州地区2013年数家法院的案件审理情况：滨江区人民法院：全年受理案件7 528起，办结7 390起，同比分别上升14.4%和16.9%，办案法官人均结案389件，位列全省第四；江干区人民法院：全年受理案件12 349件，办结12 248件，一线法官人均结案278件，同比增长15.9%、18.9%、5.8%，增幅居全市法院之首；余杭区人民法院：全年受理案件18 513件，结案18 741件，同比上升3.2%和10.4%一线法官人均结案232件。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几家基层代表法院人均结案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80件左右的水平，个别法院甚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五倍，尤其“立案登记制+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立案标的大幅上调”这套司法组合拳的实行，基层法院的案件数量将会出现“井喷式”增长。“案多人少，工作压力大”现象会更加突出，同时，于此形成反差的是，微薄的薪资待遇完全与按劳分配的基本经济规律不相一致，从新华社的调查可以看出，80%以上的离职法官是44岁以下的年轻人，面对微薄的工资和家庭的负担，他们需要走过一个财富的积累阶段，然后再去追求他们所挚爱的法律理想 [2] 。此外，法官职业荣誉感得不到满足，当事人缠访、闹访公然辱骂法官、威胁法官、诽谤法官的情况时有发生，更有甚者直接伤害法官的家人亲属，自身及家人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会有多高的职业尊荣感。离职法官中不少是因为精神层面得不到满足，才会选择离开，其中当然包含着众多的失望与无奈。

三、来自“法院内部的压力”相比于“外部压力”对法官影响更大

马洛斯需要层级的高级阶段是尊重与自我实现，然而，基层法官最缺的就是尊重与自我实现，如果仅仅是将法官离职的原因归咎于物质待遇差、工作压力大以及腐败机会丧失等原因上，这是一种懒惰与逃避。法官的压力感与挫败感有时更多来自于法院内部而不是法院外部，法院内部是有着严格等级制度存在的，行政化色彩浓厚。法官审理案件本应当依据诉讼法按时审理完毕，做出公正判决即可，法院领导却在不考虑案件难易的情况下，有时要求法官必须在开庭的某日内案件审结，这就是法院中常存在的所谓审判流程管理的节点控制。法官审理案件本来只要尽到遵从法律对当事人负责就足够了，然而，法院领导却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审案法官案件执行率必须要达到规定的指标。基层法院内部，院领导规定的各项内部考核指标并没有在司法改革的潮流下消失，相反，各种内部考核并没有发生变化。工作的好坏，部门的评比都是以数据为主要参考依据，数据的达标就意味着工作的合格，就代表着法官优秀、工作能力强。法院的压力并不等同于法官的压力，法院在接受有关部门的任务时，哪怕很小一点外部压力，院领导分派落实到一线法官，就可能成几何倍数的放大与增长。更有的法院领导为了年度单位考核，在地方人大报告中获得好的声誉，平时法院工作中制定的内部考核数据指标相当严格，此种情况下，压力就直接落在一线法官身上。

四、“反腐导致法官离职潮”是对法官的人格践踏与道德讹诈

随着反腐败与司法改革的深入，党政机关，法检系统空前廉洁，以往存在的吃、拿、卡、要现象大大改善，有人认为，随着反腐败与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法官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获得腐败收益、丧失了腐败的机会因而选择离开。这种论断毫无疑问会激起法官们的强烈愤慨，对于法官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格践踏与道德讹诈。不可否认法院中也会滋生腐败，全国范围内法院领导腐败的案例也时有报道，倘若真的是中央彻底的反腐导致腐败寻租机会的丧失，那么辞职的法官更应当为法院的部门领导与管理者，但是法院辞职的法官并不是领导群体，恰恰确是中青年的法官骨干。如果真的是一个曾经腐败过的法官欲逃脱法律的制裁，辞职只会导致被举报、检举的机会增加，反而不如待在体制内更安全。观察当下，“反腐风暴”虽然猛烈，但笔者认为，反腐并未在司法领域真正拉开大幕，或许是因为中央有意为司法改革的推进创造良好稳定的环境，也可能是反腐需要在更重要的领域首先开展。总之，“反腐导致法官离职潮”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践经验依据。

五、法官“逃离”的心结本质所在

究竟法官为什么会辞职？难道真的就是因为法官职业工作压力大，物质待遇差，职业风险高以及腐败机会减少等原因吗？笔者曾走访了几家基层法院的在职法官，同他们谈话中可以明确得知，工资待遇差，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高，人身安全存在隐患等是基层法官产生离职想法的重要动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法官再苦再累，作为法律人内心仍倾向坚守自己的法律信仰，基本的薪水工资收入虽不高但还不至于饿死，其离职的深层次原因反而是法官职业尊荣感缺失，个人潜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个人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并且难以实现，职业上升期遭遇“天花板”现象等等，这才是真正碰触到法官敏感神经的问题。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才是司法改革过程中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深层次进行思考的，只有实现与自我满足也许才是激励法官们努力工作、践行法治的重要基础。此外，基层法官们还普遍缺乏应有的“尊重”，一份来自司法体制，来自法院内部管理者，来自当事人的尊重，来自自己内心深处居于法官职位，实现法律理想的自我尊重，因为尊重是一切道德感的来源，尊重也是自我实现感的基础。

“员额制、立案登记制、民事诉讼协议管辖以及立案标的上调”等等司改新内容、新举措或许在落实过程中会出现司法实践新困境，但我们应深知如此力度之大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出现的问题只是司改阵痛而已，可能会痛一阵子，但绝不会痛一辈子，改革必将开启我国政法领域新篇章。对于众多基层法官而言，“离开”当然是一种无可厚非的人生选择，但“坚守”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价值追求。习总书记在政法队伍工作会议上曾说过：“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政法队伍的政治灵魂。”在坚守与离开的问题上，笔者始终主张尽可能地选择坚守，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就要尽量维护那份初心，我们要坚信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官职业前景必会越来越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司法改革浪潮中法官不仅要成为一名坚守者，更要成为一名积极参与者，投身到司改大业中去。要以攻坚克难、披荆斩棘的大无畏精神，用手中的法槌敲出法治行进的时代强音[3]，大浪淘沙努力实现自身的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宗志强.如何构建和完善员额制改革下的法官选拔和退出机制[J].山东审判，2015（1）：21.

[2]叶泉.法官离职注视下的理想与现实[N].法制日报，2015-

04-22：（7）.

[3]严蓓佳.法官流失的动因与防范[N].人民法院报，2015-04

-13：（2）.

作者：李洋

司法改革法官探讨法律论文篇3：

政治与法律之间

摘要：通过观察分析美国大法官制度如何博弈和平衡政治因素对法律的干预和影响，得出法律可以通过充分制衡的政治体系和完善的司法制度来保持其自身相对独立性的结论。此外，美国的大法官制度作为平衡法律与政治的制度典范，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法官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治；法律；大法官制度

作者简介：孟琪（1993-），女，汉族，天津人，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自国家产生后，法律与政治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谈及二者之关系，学界一般认同“工具说”。该学说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手段，是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工具。随着讨论的深入，也衍生了比较复杂的其他观点。比如，认为“政治对法律具有主导、服务作用”的“联系说”①，认为“法律与政治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的“共生说”②，认为“法律与政治之间应该存有逻辑联结关系”的“逻辑联结说”③等。这些学说的发展虽为探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打开了新思路，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释被广泛认同的“工具说”带给我们的疑惑，即在政治的激流中，法律作为统治的工具，其“不偏不倚”和“非任意性”是否可能。

“自由”引起混乱，“人治”导致暴政，唯有“法治”能够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平衡。在法律制定、解释和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似乎不可回避。对此，美国大法官制度给了笔者启示，法律可以相对独立，与政治博弈抗衡，从而使“法治”充分实现，权威得以树立。所以，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相对性，它应该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求平衡。

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探析

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难以一言以蔽之。可以把法律与政治理解为人类以强制力为基础解决其相互关系的不同形式，它们具有相互对立的特点，例如稳定性与变易性、平等性与差异性、保守性与进取性等。④法律和政治分别反映人类处理公共生活的不同模式，共同服务于社会目标与价值。虽然形式上法律表现为政治的产物，但是法律与政治是基于社会结构内在需要的不同而存在，具有差异性和独立性。⑤由于形式上的结合，人们往往把法律理解为政治的产物，而事实上，法律是保证政治理性化、防范权利滥用等政治外在控制手段中的最重要选择，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⑥

政治对法律的干涉似乎不可避免，法律对政治也应当发挥其作用、保守其自身的理性。政治与法律，需要倚靠制度来维持微妙的平衡，才能防止权力滥用、维持正义实现。这一切都需要把握好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差异性、特殊性，在制度上实现法律与政治的“博弈”和“共生”。

二、政治对法律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政治对法律的影响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只不过程度可能随制度的完善及外部因素改变而变化。即便在号称已实现高度法治的美国，政治对于立法和司法的各个环节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比如大法官的选任，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大法官们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从未停止。但是，即便大法官们有着鲜明的政见，其仍然严格遵循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解释，“大法官们往往是在宪法失语的技术缝隙展开斗争，而不至于在宪法的腹地大打出手⑦”。所以我们既无法逃避政治对法律施加的影响，也无法全面否认政治干预法律的合理性。

法律和政治的根本冲突表现在政治对法律的消极影响上。从法律与政治的产生及基本关系角度看，法律难以脱离政治而存在，人们对于法治的不懈追求又使得法律必然会排斥政治权力。有效控制政治权力对法律的负面影响，对制度设计提出了考验。因为，法律应具有建立在公正之上的理性，而政治本身帶有利益性与倾向性，当政治对法律的干预对法律自身的公正性造成威胁，政治干预对法律权威的负面影响就会成为法治的阻碍。

三、大法官制度为法律提供了博弈空间

在当今西方世界，美国无疑是具有强大的独立司法权的国家，而独立的司法权又往往通过法官体现出来，要剖析美国独立司法权建立的过程，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构成了问题的中心。⑧因为，司法权的行使，不仅包括相对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司法独立，实际上也包括具体掌握司法权行使的法官独立。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审议和批准的方式选任且任期一般为终身制，不会因法律规定外的原因和程序而轻易被罢免。大法官长期任职使其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把处理案件作为一项专业技术工作，其审判工作不受外部因素影响。大法官之所以能有不屈从于政府、民意、媒体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底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的合理性，使法官在作出遵从自己内心和法律的判决时毫无畏惧。此外，由于制度原因，美国立宪建国至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和批准都充斥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另一方面，大法官制度又能使法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摒弃政治色彩的桎梏，使法律能平衡政治因素的枷锁。并且，经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大法官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官的人员构成上，由来源于东海岸男性新教徒这样相对单一的构成，演进到今天宗教、地域、性别和族裔背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⑨整体而言，大法官人员的构成从单一走向多元，但大法官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司法理念及其实践等要素却在逐步趋同，法官群体的整体专业素养显著提高。而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实行法官高薪制。《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法官“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⑩这种优厚的薪资制度设计也有利于实现司法相对独立和高薪养廉。

四、对中国司法制度建设的启发

法律并非自然产生，是社会共同体的权威组织根据共同体需要制定或者认可的。作为维系共同体的工具，法律必须有权威，没有权威的法律不足以把散乱的个人结合为社会共同体。○11然而，法的权威树立的核心就在于建立良好的司法制度。正如任东来教授所说：“在现代世界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不在強调法治的重要，强调政府应该是在法律之下，而不能超越法律……但是……光有一个漂亮的成文宪法并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法治国家的另一个条件是还要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它能够把宪法上对公权的限制与对私权的保护落到生活的实处。”○12然而，健全的司法制度和独立的司法机构的核心是保障法律的行使能够畅通，法官的独立审判得到保障。

法官能否做出公正判决，不仅取决其自身专业素质，更与法院内部机构设置和法官任免等司法制度有着重大关系。在美国，大法官除因贪污腐败等违法犯罪会被弹劾外，即便总统，也不能随便决定其去留。在我国，司法系统从属于政府系统的色彩浓厚，法官难免受到干预。未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制度建设，应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保证法院法官行使独立审判权，完善法官的任命、罢免制度，明晰法官办案权限，保证法官在履行职务时不受其他个人和组织的制约，对于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无合法正当事由、不经合法程序，不得免除法官职务，解除法官对抗法律之外干预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必须直面法官制度中法官等级评定的“科层行政化”导致法官等级划分的不合理、激励功能的错位和法官角色的冲突。○13在我国，司法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共同纠缠于法官身上，法官不仅承担审判工作，还要履行诸如行政管理等其他职责。然而，法官的核心特质或者职责应当是行使审判权。而且我国现行法官等级评定制度造成法官之间等级高低并非取决于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而是取决于行政职务。因此，确立以法官审判水平和专业素质为评价核心的法官评价机制，有利于法官增强职业责任感，独立行使审判权。

最后，应注重法官群体来源多元化、法官群体专业化。无论是大法官还是基层法官，法官这一位置，都担负着维护法治的重任，而“法律不同于科学，它缺乏无法辩驳的、客观的方法来确定命题的真实性”○14，这就需要更多具有不同社会经验、阅历的人进行商议。因此，很多国家例如美国法官的来源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尽管近年来我国也有引进优秀律师、学者成为大法官的制度和先例，但是并不常见，法官群体也并没有因此实现真正的多元化。这极有可能是因为，我国大法官的薪资制度需要改善，律师和学者本来就是这个社会中的高收入群体，法官这一职业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还是职业荣誉感的层面来看，吸引力极其有限。美国大法官无论是从任命还是法官职业的各种保障来看，都具有特殊的职业荣誉感，值得借鉴和参考。因此，我国法官的来源是否过于单一，法官的学历是否能胜任审判工作的需要，法官的政治立场和晋升机制是否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审判，都是丞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舒国滢.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6.

②李依林.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几种理论学说述评[J].法制与经济，2014，1（总第371期）.

③李依林.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几种理论学说述评[J].法制与经济，2014，1（总第371期）.

④唐士其.现代社会的法治：法律与政治的平衡[J].国际政治研究，2007（1）.

⑤周祖成.法律与政治：共生中的超越和博弈[J].现代法学，2012，11，34（6）.

⑥姚建宗.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J].学习与探索，2010（4）.

⑦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0：229.

⑧赵枫.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制度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⑨李丹，张庆熠，任东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J].南京大学学报，2010（2）.

⑩[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周祖成.法律与政治：共生中的超越和博弈[J].现代法学，2012，1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