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电影艺术论文

【摘要】八十年代的不少影片，在艺术视野、题材把握及主题传达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民族化趋向，电影艺术家对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存在方式、历史命运与现实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由此构成了八十年代电影中独具特色与时代感的民族内容。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民族电影艺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族电影艺术论文 篇1：

文艺如何引领时代风气

【摘要】只承认文艺的商品属性、娱乐功能，抹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教育功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关键词】文艺 意识形态 文艺评论

习近平总书记的“8·19”讲话，开篇就讲，“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放弃了，经济搞不上去，要亡党亡国；意识形态工作疏忽了，丧失了阵地，最后也要亡党亡国。

文艺事业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所以文艺工作理应被纳入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范畴，予以高度重视。只承认文艺的商品属性、娱乐功能，抹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教育功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只讲一面，就是看群众喜不喜欢、高不高兴、欢不欢迎，好像群众喜欢、高兴、欢迎就行了。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习总书记明确地指出，“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非常重要。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习总书记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迷失了方向，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这非常深刻，是对过去出现过的一种偏颇的匡正。2013年我们在苏州评金鸡奖，十来个放映厅全是在放《小时代》。而我们的一些优秀影片，金鸡奖遴选出来的、代表着民族电影艺术较高水平的作品，院线基本不放映。像吴天明的《百鸟朝凤》上不了院线，陈力的《爱在廊桥》上不去，娜仁花主演的讲民族传统文化的《额吉》上不去，翟俊杰导演的塑造周总理形象的《一号目标》也上不去。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叫好不叫座”，而一些低俗的作品却大行其道。许多电影，人们一边看一边骂，评价很差却很赚钱。这些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那样的文艺作品能赚钱，但能代表我们时代的风貌、引领我们时代的风气吗？

马克思说，人类不仅应该以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还应该以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而且每种方式是平行的，不是从属关系。马克思还指出，艺术地把握世界，最佳境界只有一个，就是超功利。西方从毕达哥拉斯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中国从老子、庄子、孔子开始，一直到朱光潜、宗白华，概不例外，都认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最佳境界只有三个字——“超功利”。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这个道理。然而资本运作，市场运作，它的最大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艺术要超功利，资本要利润最大化，于是，马克思指出：“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是死敌。”

无论怎么改，导向不能改

习总书记讲到文化体制改革有一句话：“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导向是魂，导向改了，麻烦就大了；阵地不能丢，丢了麻烦也大了。

前段时间，我去看一个戏，一场描写吴越之战的戏。吴越之战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里蕴含的文化基因，就是从来都反对以强凌弱——吴王夫差强盛，欺负弱小的勾践，是不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勾践视为卧薪尝胆的民族形象确立在那里。西施不仅貌美，而且心灵、精神很美。她热爱自己的故土，坚定地站在勾践正义的一方，牺牲自己同范蠡的爱情，深入虎穴，麻痹夫差，报国报民，最后帮助勾践完成兴国大业。而范蠡是个优秀的主持正义的知识分子形象，支持西施深入虎穴，自己则去辅佐勾践，最后用十年完成了复国大业。至于夫差形象，就是一个以强凌弱的侵略者典型。这在中国的艺术史上是有定论的，他们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深入民心、代代相传，培育了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

现在我看到这个戏，却改成勾践打败了夫差，西施回来了，勾践到十里长亭去迎接西施，第一次看到西施，见她如此貌美，岂容范蠡享用，马上命令人把西施抢回宫去了。就这一笔，把一个深入民心的卧薪尝胆的民族形象，立马改写成一匹色狼。进宫之后，发现西施怀着夫差的敌种，于是大怒，马上把西施发配到荒郊。又是一笔，把一个牺牲自我、报国为民的优秀女性形象，改写成了一个荡妇。范蠡闻听此言，怒发冲冠，赶到荒郊责问西施为何背叛爱情。这一笔，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形象，改写成一个戴了绿帽子的小肚鸡肠的人。整个一部戏，把自己民族好的东西全颠覆光了、戏说光了。照这个方式去戏说历史，我们民族艺术大厦会坍塌的。因为艺术的大厦就是靠一部一部经典作品及其经典形象支撑起来的，现在却被一个一个地拆卸、解构。

文艺评论最需要判断力和定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时，四川文坛的泰斗马识途老先生送了幅字给我，上联是“隔靴搔痒赞何益”，下联是“入木三分骂亦精”。这是马老在向我传授他一生从艺的经验和对文艺评论真谛的认识。第一，在复杂的形势中坚持可贵的判断力。这一条是搞评论的人最重要的。他当四川作协主席时，遇到有人当市场的奴隶，作家协会也要搞市场化。他就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灵魂工程师一味地赚钱是要出事的。第二，他准确判断力的前提，是靠他的理想信仰，靠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力。他给《光明日报》题过八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定力非常要紧。人要有一定之力，不能像墙上的小草东吹西倒、忽左忽右。搞评论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忽左忽右赶时髦，今日说东、明日说西。有了科学的判断力，有了理论的定力，才带来马老在文艺评论领域的战斗力、公信力，赢得大家的尊重。

我们搞文艺评论的人，第一，要防止判断力的钝化。一个作品出来了，分不清楚好坏；一种思潮出来了，不知道它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判断力钝化。第二，要防止政治敏感性的削弱。党领导文艺批评战线，是有政治敏感性的，要把握好导向。第三，要坚信判断力和定力的可贵。一个评论家，他的水准就表现在他的判断力上。判断力来自一个人的定力，而定力靠的就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作者简介】

仲呈祥，1946年生于上海，长于成都。现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理论学科组召集人；曾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

作者：仲呈祥

民族电影艺术论文 篇2：

八十年代电影创作的民族化趋向

【摘要】八十年代的不少影片，在艺术视野、题材把握及主题传达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民族化趋向，电影艺术家对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存在方式、历史命运与现实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由此构成了八十年代电影中独具特色与时代感的民族内容。八十年代电影创作中的民族化趋向，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民族生活的描绘，二是对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刻画，三是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

【关键词】八十年代电影电影创作民族化

八十年代的不少影片，在艺术视野、题材把握及主题传达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民族化趋向，电影艺术家对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存在方式、历史命运与现实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由此构成了八十年代电影中独具特色与时代感的民族内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其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能够在同时代的电影作品中得到反映和表现，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这种反映和表现能够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促使人们思考，那是民族的大幸，更是电影的荣幸。

八十年代电影创作中的民族化趋向，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民族生活的描绘，二是对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刻画，三是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

一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历史记忆与现实问题，只要电影能够对本民族的生活内容给予客观的呈现与表达，那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电影的民族化。八十年代的电影创作正是如此，一方面回顾历史，对政治化的民族当代历史进行了伤感的回忆，对更为久远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反思与追问；一方面正视现实，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困难给予了关注，从而比较全面深入地表现了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内容，成为八十年代电影创作民族化趋向的一个重要表征。

首先是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从伤痕到反思，符合生活和情感的逻辑，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明显。电影作品中更是如此。伤痕电影中多少都包含从政治政策乃至更多角度的反思意味，而反思电影里也少不了对精神伤痛的悲剧性呈现。对精神伤痕的反复舔舐以及对造成这场政治灾难的原因的追问，恰是一个民族记取自身历史的一种方式，也是重新获取前行力量的前提。

从电影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伤痕电影是八十年代电影的滥觞。长达十年的“文革”结束后，人们仿佛从噩梦中醒来一般，开始痛定思痛，抚摸精神的创伤。因此，“伤痕”可以说是当时国人心中最深切的记忆与感受，同时也是整个民族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伤痕电影的代表作有《泪痕》、《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苦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这些影片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勇气，控诉“文革”期间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冤假错案，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这一切究竟是谁的错？

例如影片《巴山夜雨》，就有意识地去表现了“文革”结束之初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些微妙情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现那段惨痛的历史。“它只写了一群普通的人，一群好人，一群善良的、有人性和正义感的好人，没有一个坏蛋。它甚至避开了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血淋淋的残酷表象，而是深入到人的心灵里面去，着力挖掘出那个时代人们精神世界里所深藏不露的真实感情来。”①

伤痕电影从政治、道德、伦理、文化等角度分析历史，总结教训，引起国人的强烈共鸣。自57年反右开始至“文革”结束，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将一个民族的生活历史逐步地政治化，彻底改变和重塑了每一个社会主体的观念与情感，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伤痕电影/反思电影的出现，是一个民族在经历了政治的迷狂与理性的失落之后，重新回归自我，回归理性的必然，也是对民族记忆中一段重要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伤痕电影、反思电影对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历史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创作中极具民族化意味的一个分支。

其次是改革电影。改革开放，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审度国际大势之后，为解决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八十年代的时代主题。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整个八十年代最大的社会现实，也是民族生活的主要内容。电影艺术家们对此有着高度的艺术敏感性，保持着与改革进程的同步关系，不少影片为改革摇旗呐喊，同时也试图引导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人们对改革引发的种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八十年代初期，《钟声》、《当代人》、《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影片怀着对改革的高度热情与赞美姿态，着力展现改革者斗志昂扬、大刀阔斧搞改革的精神风貌以及改革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可惜的变化，流露出一种带有某种盲目性的乐观主义情绪。如1984年的《雅马哈鱼档》，就较早地将改革初期中国都市中出现的显著变化进行了呈现。影片以真实质朴的纪实风格展现了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都市广州的繁华街景，大量出现如“成珠茶楼”、“音乐茶座”、“艇仔粥”、“塘鱼水上交易所”、“新火车站”、“东方大宾馆”、“中国大酒家”等场景，一派浓浓的商业气息。正如导演所说，影片试图“通过‘雅马哈鱼档’的兴衰变化，展现广州个体经营的繁荣发展，展现高速度建设中的城市风貌，展现一代新人的崛起，展现他们的理想和情操”②。

随着改革实践的逐步深入及现实矛盾的渐次暴露，《血，总是热的》、《代理市长》、《T省的84、85年》、《在被告后面》、《最后的选择》等一批影片开始将表现的重点转向改革的艰难与改革者的痛苦和无奈。在影片《血，总是热的》中，杨在葆饰演的江南丝织厂厂长在落后的旧体制旧意识面前，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改革者的无奈。任凭他卯足干劲，左冲右突，却仍然无法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最后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呼号： “我国的经济体制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死了，咬住了，必须用改革者的热血去润滑。”闻之令人动容。在《在被告后面》中，中华机械厂厂长李江川希望在改革事业中有所作为，为了让企业能够进行正常的生产，他不得不向各路神仙送礼，与不正之风达成无奈的妥协，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他成了一名被告，而那个真正应该成为被告的人却安然无恙。这种对改革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复杂性的表现，不仅符合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也揭示了一个民族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时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与曲折。

此后，随着现实生活中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并开始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改革电影的艺术视野也得以拓展，显得更加多元化。比如颜学恕的《野山》，以一个所谓“换老婆”的离奇故事，来书写改革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观念与生活上的影响。影片以一种温和的善解人意的姿态，讲述了秦岭深处的两户农家、四个农民之间的分分合合与情感变迁，而将时代的改革潮流推至后景，若隐若现地呼应着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微妙变化。而另外两部影片《迷人的乐队》、《咱们的退伍兵》则充满乐观主义情绪地从一个改革受益者的角度，提出了富裕起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同样关注改革的现实境遇：一位普普通通、不为人注意的知识分子，在出差途中丢失了一颗象棋子——黑炮，打了一个电报去寻找，却由此无端地引起领导、群众甚至公安局的严密注意。后来黑炮被找回，大家虚惊一场，生活依旧，国家的WD工程却损失了上百万。影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指出了阻碍改革事业顺利进行的深层原因，长期的反复的政治运动，给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难以去除的阴影，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思想上的过分紧张和保守。而忠厚老实的知识分子赵书信在性格上的懦弱与谨小慎微，则充分揭露了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扭曲和深远影响，这也必将成为影响改革事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电影对八十年代改革进程的持续关注以及多角度的思考，既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的表现，也是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关切。

再次，是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会问题的表现。在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指导下，八十年代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阴暗面并不回避，而是不留情面地揭露黑暗，针砭时弊，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社会生活的独特风貌。比如影片《法庭内外》，大胆地抨击了官僚主义和特权意识，曾经引起强烈的社会心理冲击。影片的核心事件是对一桩车祸肇事案件的审理。女法官尚勤秉公执法，却遇到了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原因是车祸的肇事者是自己的老领导老首长的儿子。影片一方面着力表现女法官在法庭上铁面无私，义正辞严地审判罪犯，维护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还重点表现了她在法庭外与各种势力斗智斗勇，最终为死者伸张了正义。作为一名正直的法官，她不仅是在审判罪犯，更是在审判支持和维护犯罪的种种丑恶现象。

再如郑洞天导演的《邻居》，围绕现实生活中非常敏感而棘手的住房问题，无情地揭露了领导干部特殊化、官僚作风、走后门等一系社会弊端，真切地表达了普通民众的情绪和愿望。《人到中年》则真实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中年医生陆文婷承受着工作、生活、孩子教育的多重压力，心力交瘁。她拿着冰冷的烧饼发呆流泪的场景，以及孩子由于家境的窘迫而用粉笔将一双黑球鞋涂白以应付学校检查的细节，让所有的观众为之动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贯以歌功颂德为主要任务的军事题材影片，也试图对现实发言。在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中那张带血的“欠账单”以及雷震将军当众痛斥“曲线调动”行径的情节，都将批判的矛盾直指现实中的歪风邪气。

无论是伤痕电影对民族历史的记取，改革电影对民族改革现实的关注，还是对一些社会性问题的表现，都忠实客观地描绘了八十年代的生活历史，细致考察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情绪，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思考着本民族的生存方式与情感记忆，表现出一种明确的民族化趋向。

二

八十年代电影创作中民族化趋向的第二个表征，是对民族性格及民族精神的刻画。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会通过生活中人们的处事原则、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从而在这个民族的个体身上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坚韧顽强、隐忍内向、忍辱负重等民族性格。八十年代电影在描绘本民族的生活内容和生活风貌时，也注重对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刻画与思考，体现出电影艺术家对本民族的精神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审视姿态。

对民族性格与精神的关注与思考，在八十年代导演的艺术视野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谢晋曾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今天，广大人们群众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关心些什么，思考什么？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运用电影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揭露、鞭挞那些阴暗、丑恶的社会现象，呼唤、呐喊那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以振奋我们民族的精神？这个问题，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③他在拍《高山下的花环》时，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展现民族精神的角度考虑的，他说： “《花环》引起我最大共鸣的是梁三喜这一家。我和李凖的设想，就以梁大娘、梁三喜、玉秀这一家为主，这一家的命运最拨动我的心弦。为什么不从赵蒙生家庭开始呢？我以为从高干子弟家庭这个角度开掘，范围较窄，也比较单一，容易搞成一个赵蒙生转变记。从梁三喜这一家的角度去开掘，它的深度、广度、艺术感染力会大得多。我在日记中写道：‘梁三喜这一家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民族的伦理’。第一遍看小说，为这一家的命运和精神哭了；第二遍看时还哭；第三遍看时还有泪。”④

陈凯歌则对自己的民族感做过更为细致的剖析，“我们这一代人多是少年坎坷，在祖国的苦难动荡的岁月中成长起来，我们见过太多的痛苦，也因此而有机会沉人中国的底层，从承受着苦难的人民中吸取着真知的营养，体味着他们的希望和向往。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们反而感到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其实是一个无泪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是不抱怨的”。 “所以，当我们不再把中国人的愚昧、落后、无知抽出来单独议论、感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民族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到来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⑤

中华民族的集体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顽强坚忍，忍辱负重，八十年代主要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来完成对这一民族性格与精神的确认，比较突出的代表是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所塑造的冯晴岚、李秀芝、梁大娘、胡玉音等女性形象。在这些东方女性身上，都具有善良坚忍、勤劳顺从等性格特点。当政治风暴来临时，她们以极强的忍耐力和勇气面对生活的巨变与情感的煎熬，表现出颇为感人的人性光辉。从这些女性角色的人格力量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原因。再如张暖忻的《沙鸥》，通过沙鸥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热情地歌颂了一种积极拼搏的人生态度，对生活、对事业自觉地严格要求，以坚忍不拔的意志顽强奋斗。“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带着累累伤痕，从困难中重新崛起时发出的时代呼声，《沙鸥》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实现民族自强而奋斗的时代精神唱出了一首豪迈的赞歌。还有《老井》中的孙旺泉，他秉承先辈传统，带领村人锲而不合地打井找水。当然，打井的行为，其实象征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行为方式和准则。孙旺泉所追随的老井村的祖祖辈辈们为了打井取水，近百年来死伤无数，但仍然坚持不懈，堪称现代版的愚公移山，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形象：艰苦奋斗，坚忍不拔，有蓬勃的生命力量。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主人公孙旺泉的性格中又有优柔寡断和妥协的一面，比如他未能勇敢地从没有爱情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影片用三次倒马桶的情节暗示了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真正的爱情。因此，孙旺泉总体上是一个传承了中华民族优良品格的人物形象，其所具有无私的牺牲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

对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中的正面价值的歌颂与肯定，是八十年代社会大步前进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股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电影作为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艺术载体，其对民族化追求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三

八十年代电影创作的民族化趋向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对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之根的找寻。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寻根小说的提倡与创作的繁荣，“寻根文化”越来越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文化思潮，文学界、文化界乃至电影界都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这股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下，电影界也开始了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找寻。张卫在一篇名为《传统文化制约着中国电影》的文章中大声疾呼：“在开掘文化储藏之际，我们应自觉超越文化锁链的制约。”“如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反思，我们再一次意识到，要想把中国电影搞上去，还必须遵循‘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朴素真理，把超越糟粕制约看成与继承传统精华同样重要甚至更为迫切的历史任务，才能使电影走出平庸的泥淖，摆脱尴尬的局面，无愧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奔跃的中华民族。”⑥

应当说，这种观念八十年代具有其普遍性，并为不少导演所认同与接受。在电影创作中，不少导演就有意识地借助作品来进行文化寻根，探讨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劣与取合等问题。

《乡音》的导演胡炳榴就曾表示要用这部影片来“表现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家庭……通过那些习以为常的最一般的现象，去认识、发现千百年所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意识，仍然是很根深蒂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里。”⑦颜学恕也曾谈到拍摄《野山》的创作动机。他说：“‘该变一变了！’这可以说是驱使我拍《野山》的精神动力。文学界不是曾提到‘寻根’吗？活动在‘野山’里的这群人，桂兰、禾禾、灰灰、秋绒、二水——从宏观上，我把他们看作中国人的缩影，倾注热情歌颂他们的可贵可爱，同时也保持冷峻的批判意识，人情人理地写出他们身上该抛弃的一面，我希望的是，觋众从他们身上能看到许许多多中国人，也包括自己的影子，从而引起反思。”⑥从微观的视角去表现一个家庭及其成员的变化，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文化的信息，这是不少导演文化寻根的常见方式。

陈凯歌是八十年代电影中文化反思力度最大的导演，他找寻民族文化之根的角度不同于他的前辈们。他认为“而我们却希望从最贫困、最落后的苍凉莽原处罚，去寻找我们民族力量的源头和新的希望。像《猎场札撒》、《黄土地》这类似乎远离现代生活的作品，却实在是时代精神折射的产物。”⑨阿城是八十年代寻根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芙蓉镇》是“希望能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去观照人物，以便找到那个时代的‘根’”…⑩。谢晋则在谈到《芙蓉镇》的创作动机时说，“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宏观的、反思的高度来认识这段历史，总结产生这段历史的根源、土壤，它的近因和远因以及中国长期封建思想、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等等”。[11]

从电影作品的角度来看，在这场“文化寻根”的电影艺术思潮中，有不少作品是以反思和批判民族文化的姿态出现的，并且成为这股思潮中最具有思想意义的内容之一。

陈凯歌的《黄土地》被认为是电影创作中“文化寻根”意识最为强烈的一部。例如陈旭光在分析黄土地的意象时说：“导演在黄土地这一艺术意象上寄寓了非常丰厚而复杂矛盾的象征意蕴，既表现黄土地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如母亲般的宽厚仁慈，又对黄土地的冥顽、封闭、自足僵化等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样的文化寻根和反思的意向是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和反思的思潮相一致的。”[12]杨远婴则表述得更加直截了当，“在80年代中期席卷整个知识界的文化/历史反思运动中，他们既是发起者，又是参与者，而他们发掘‘劣根性’，描绘‘沉默的国民灵魂’的思想探索的现实化行为，就是《黄土地》的拍摄。”[13]陈凯歌在影片《黄土地》中塑造的翠巧爹形象是中国旧式农民的典型，即所谓“沉默的国民灵魂”，他老实、本分、吃苦耐劳而又墨守陈规不思变革。在窑洞里如泥塑般默然地静坐，言语不多，但每句话都带有宗法社会里家长式的权威，让人难以反抗，有一种别样的威严和压力。翠巧爹的形象在文化上是麻木而愚昧的，这也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所共有的一种精神状态。

因此，有论者如此评价《黄土地》：“影片不是单纯地展示落后和愚昧，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还存在着这种应该铲除的东西。在我国电影史上，我还没有看到过一部影片像《黄土地》这样，对于两千年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桎梏下的人民落后和愚昧如此痛心，如此愤慨，如此不能忍受，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内的生命力和觉醒注入了如此浓烈的感情和希望。这些青年人敢于触及几代的电影艺术家没有触及到的我们祖国封建主义的根，并思考着如何通过科学变异，使我们的民族以新的崛起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14]

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塑造了赵书信这个银幕典型，他被滑稽地冤枉为间谍工程师，然而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抗争意图和举动。他的全部反抗，就是满心愤懑地把惹事的棋子抛向天空，身心疲惫地在教堂门口注视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苦笑着看小孩用砖头玩多米诺骨牌。这固然与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知识分子心灵上烙下的精神印记有关，但又何尝不是如孙旺泉、翠巧爹那般的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在其心理意识上的投射？中国自古有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处事原则，这种出于现实利弊考虑的世俗心态，早已深深地嵌在了每一个个体的心里。所谓“赵书信性格”，恰是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负面因素的当代显现。导演黄建新曾详细地阐述过《黑炮事件》的创作意图：“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改革的浪潮扑面而来，势不可挡，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这一点大家都深信不疑。但是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不能决定一切，人才是最重要的。为中国的未来准备具有现代人格的人是历史的要求。通过《黑炮》这部影片，我们在表层写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命运，写了对知识的态度问题，深层则想表明，我们现在有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束缚我们自身，这种心态与政治的关联并不密切，它是传统文化精神造成的。于是，影片想提出，‘黑炮事件’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起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种传统心理，一种形成了定势的心理制约着每一个人？譬如，周玉珍追问赵工为什么要花一块多钱的电报费去寻找一颗不值钱的棋子，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武克功一味搞平衡，名日维护党委班子的团结，又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李任重心如明镜却不再抗争，又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赵书信一忍再忍还回答说以后再也不下棋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几个人的心理是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搞四个现代化不抛弃这些东西行不行？”[15]

吴天明对传统文化也保持着一种审视姿态，他说，“《老井》中的赵巧英是受现代文明熏陶成长起来的，她对自己所爱的人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但恰恰是她所追求的的爱情失败了，这说明什么？难道我们对她的行为只能从道德角度予以评价吗？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赵巧英的所作所为呢？如果我们站得高一点，就能看出旧的伦理中很多保守、落后甚至野蛮的地方，是应该变一变的。”[16]

再如《乡音》中的陶春，无论丈夫跟他商量什么事情，她永远都是温和地一句“我随你”。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礼教伦理将陶春塑造成了一个传统美德体现者的典型形象，她善良贤淑，敬夫教子，自愿听从丈夫的一切安排。这种随和到了没有任何自主意识的表现，与民族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有莫大的关联。更令人动容的是，陶春病倒后，女儿龙妹顺其自然地继续母亲的角色，给父亲端来了洗脸水，这一行为的重复，暗示出中华民族女性的集体性格中固化了的那种从属意识和依附惰性。

黄蜀芹的《人·鬼·情》经常被视为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但影片也触及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某些问题。“如果能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挖掘出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将是很有意思的。其中有极灿烂的部分：艺术精萃、浓郁人情；也有极糟糕的部分：妒嫉、窥私癖、扼杀人的创造力等等。也许这就是那看不见，捉不着的‘鬼’”。[17]再如滕文骥的《海滩》，虽然其象征手法的运用多少显得有些生硬，但影片试图展示传统的农业文明与新兴的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比如石油工厂代表工业文明，古老渔村代表农业文明，并且通过小妹的受辱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和愚昧给予了揭示。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电影人并不满足于一味地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反思，而尝试做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文化重建工作。

导演谢飞就曾表达过重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愿望，他说：“几年来，我目睹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进步，同时，对我们这个民族从政治、经济到国民精神的传统包袱之重，劣根性之深，前进之艰难，也有了真切的体会。”影片《本命年》的创作，正是要表达“对重建理想、重建全新的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的呼唤”[18]。田壮壮则是在《猎场札撒》、《盗马贼》等影片中试图找寻到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价值，他曾这样阐述《猎场札撒》的主观命意：“就《猎场札撒》的内涵来说，核心是应该整体表现蒙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自身锻炼凝聚成的气质性格，那种真诚坦荡的情感方式，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毫无矫揉造作的民族特征。注意，这里并非宣扬狭隘的民粹主义和返归自然以抵制现代文明，而是意在着重强调一种主题的开掘和多义性……这样把握，就使影片的表现内容具有古老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鲜的时代感，并作为一个艺术整体从客观上同观众建立了一种审美关系，使人获得哲学意义上的启迪和美感享受。至此，我明确了拍什么，并意识到必须忠实地按照我们在草原上，在牧民中所获得的直观感觉来拍摄。如果能够准确地表明蒙族人民生活的节奏、情绪、气氛和韵律的变化，细致地揭示成吉思汗后代的情感并使人获得整体印象，就能抓住影片的灵魂和核心，也便是影片艺术追求的成功。”[19]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其对蒙族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高度重视，最根本的目的是试图从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角度切入，去找寻重建华夏民族的文化价值的方式与途径。《盗马贼》则更进一步，在主题上触及了社会、自然、宗教的多个方面的内容，试图表现人类的生与死、灵与肉以及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于人在自然、宗教面前的庄严和肃穆来表现人在社会历史的重压之下勃发的精神力量。

诚然，这些试图重建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努力，显然无法在一两部艺术探索意味极强的影片中产生多少现实影响，但是，这种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的努力本身，是值得珍视的。

八十年代电影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找寻，固然是受到文学界“寻根”思潮的影响，但从电影艺术家的角度来说，他们非常自然地便将“寻根”内化为创作的原动力，并在其作品中展开对民族文化的追寻、批判乃至重建，成为八十年代电影民族化趋向的一个有力证明。

【注释】

①吴永刚、吴贻弓，回顾与思考——代《巴山夜雨》艺术总结[c]，电影导演的探索，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1 2

②张良 《雅马哈鱼档》导演阐述[J]，电影新作，1985（1）

③④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27.154.

⑤陈凯歌.关于《黄土地》[N]，电影晚报，1985.10.5.

⑥张卫传统文化制约着中国电影[J]，电影艺术，1987（1）.

⑦胡炳榴乡音——从剧本到影片[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184.

⑧颜学恕，我拍《野山》[M]，中国电影年鉴，1986.4

⑨陈凯歌我们最重视的是什么[J]，电影评介，1988（3）。

⑩谢晋邀请中外名家座谈改编《芙蓉镇》[a]，文艺报，1985.11.2，中国电影年鉴，1986.

[11]谢晋，拍摄《芙蓉镇》的设想[c]，中国电影年鉴，1987

[12]陈旭光 电影文化之维[M]，上海三联书店，2007.1 10.

[13]杨远婴.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历史叙事[c]，新中国电影50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31.

[14]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话说《黄土地》[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8.

[15]柴效锋、纪珉、吕晓明编著，黄建新年轻的眼睛[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408 409

[16]吴天明.源于生活的创作冲动[J]，电影艺术，1987（12）.

[17]黄蜀芹，《人·鬼·情》的思考与探索[c]，中国电影年鉴，1988.

[18]罗雪莹重建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呼唤——访《本命年》导演谢飞[J]，当代电影，1989（1）

[19]上海文艺出版社编探索电影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212-213.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201 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现实主义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项目编号：2012SJD760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剑，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副教授。

作者：李剑

民族电影艺术论文 篇3：

文化播报

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华语电影空手而归

第6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9月11日晚在意大利威尼斯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昆汀对亚洲电影一贯偏爱，因此曾有人预测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亚洲电影必会大放异彩。然而，中国影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和日本影片《十三刺客》最后一奖未得，欧美影片再次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的大赢家。

众人瞩目的金狮大奖，由现年39岁的好莱坞女导演索菲娅·科波拉凭借《在某处》一片摘得。索菲娅·科波拉是美国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女儿，也曾是昆汀的女友。《在某处》被认为是缺乏突破的作品，却爆冷夺得了金狮奖，昆汀事后表示，整个评委会一致同意将金狮奖颁给《在某处》。除了关照“旧爱”，昆汀还把“特别金狮奖”颁给了“恩师”、《无果之路》的导演蒙特·赫尔曼。赫尔曼曾经担任昆汀作品《落水狗》的执行制片人，算是带领昆汀正式踏入电影大门的引路人。而此前在影评人中呼声最高的俄罗斯影片《沉默的灵魂》仅获得最佳摄影奖。

此外，西班牙影片《伤心小号曲》的导演伊格来希亚获得最佳导演银狮奖，这部片子也同时摘得最佳编剧奖。波兰电影《必要的杀戮》获得评委会大奖，这部聚焦阿富汗的影片以对人性冷静而锋利的刻画，赢得了评委们的青睐。该片男主演文森特一加洛也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大奖，而此次电影节的影后桂冠则由主演《爱丁堡》的马里亚纳一拉贝德摘得。

《时间简史》20年后出续集

1988年，史蒂芬·霍金出版了著名的科普图书《时间简史》，解释了相对论等经典物理学概念。相隔20年之后，霍金终于写出了《时间简史》的“续集”——《伟大设计》。该书一上市便成为亚马逊网络书店的畅销书，超过拉森的“千禧年系列”，排名第一。

《伟大设计》重点解释量子物理。在另一作者、加州理工大学物理学教授莱昂纳多摩尔迪纳的合作下，霍金对量子物理学的一些最新理论作出了解释，这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有人认为霍金能够解释如此复杂的理论是这本书的成就之一，但也有人认为，和《时间简史》一样，霍金的新书虽然畅销，但依然让普通读者看不懂。

也有科学界人士批评这本书不够客观，比如霍金提到的相关理论目前在科学界并非主流，尚存在很大的争议，而且霍金也没有在书中写出量子物理学目前发展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此外，在《伟大设计》的第一章，霍金语出惊人：“哲学已死——哲学已跟不上现代科学的步伐，只有科学家才能成为人类求知的火炬手。”一些媒体指出，这一论断过于鲁莽，并没有认真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

第12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开幕

9月17日，第12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开幕。朝鲜内阁副总理康能洙以及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

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式选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这里通常被用来举行国际会议。由于难得看到如此多的外国电影，当天虽没有红毯仪式和明星，但仍然吸引了很多当地观众。在电影节上，有来自多个国家的近百部影片参展，这些电影分为参赛影片、特别放映影片、巡回放映影片等几大类型，影片的风格也不尽相同，包括动画片、动作片、纪录片等。其中由苏菲·玛索主演的法国电影《枕边的男人》颇为引人注目。中国代表团携20余部影片参加本届电影节。其中故事片《走路上学》、纪录短片《手》将参加电影节“火炬奖”的角逐，《第一书记》、《暖秋》等其余影片将参加展映。

平壤国际电影节原名“不结盟运动及发展中国家平壤国际电影节”，从1987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电影节的宗旨是“自主、和平、友谊”，目的是加强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电影工作者在发展民族电影艺术方面的交流合作。